赵学敏

赵学敏(约1719～1805年)，清末医家。字恕轩，号依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父亲曾任福建永春、龙溪等地盐吏等职。幼读经书，尤嗜好医学，常夜读家藏医籍，除在自家药圃观察药物外，并曾到各地求访民间医药。撰有《医林集腋》、《养素园传便方》、《祝由录验》、《囊露集》、《本草话》、《串雅》(内、外篇)、《花药小名录》、《升降秘要》、《摄生闲览》、《药性元解》、《奇药备考》、《本草纲目拾遗》，合称《利济十二种》，其中除《串雅》和《本草纲目拾遗》外，均佚。《串雅》(1759年)分内、外两篇，为根据走方医赵柏云的医疗经验。结合个人多年搜集的民间医药资料所成，意在使民间医药步入“大雅之堂”把走方医(铃医)的经验概括为贱、验、便等特点，并包括多种民间药物和疗法，《内篇》中辑方427种，筛选认真，注重疗效，为我国少有的反映民间医药的专书。《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主在补《本草纲目》之遗阙，参考有关文献280余，经书340余，采访多人，结合实地采访观察所成，其中收《本草纲目》所未载或载而有阙误药物921种，包括外国传入的药物如金鸡纳、胖大海、各种药露“刀创水”(碘酒)、鼻冲水(氨水)等等，以及民间药物。对《本草纲目》的记述有不少纠正，为我国继《本草纲目》之后的一部有价值的本草著述。博览群书，广采众长，深入实践，注重观察，尤重民间经验，是赵学敏治学成功的重要因素。

梅特林克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年8月29日—1949年5月5日），比利时剧作家、诗人。生于比利时西北部根特市一个公证人家庭,中学毕业后赴巴黎学法律,毕业后返根特当律师。1886年再往巴黎,参加象征派文学活动,1889年发表剧本《玛兰纳公主》,受到法国评论界重视。作者第一次把象征主义手法运用到戏剧创作中,剧本取材于格林童话,全剧充满恶梦气氛,人物互相残杀,都成为命运的牺牲品。之后写了一些带有颓废色彩、充满宿命论思想和神秘气氛的剧本。使他名声大震的是《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1892),写森林中迷路的少女梅丽桑德被国王娶为后,但她却爱上了国玉的弟弟,酿成一场悲剧。1896年,他移居巴黎,创作中表现出唯灵论和泛神论思想。二十世纪初成为最重要的象征主义剧作家,《莫娜·瓦娜》(1902)、《青鸟》 (1908)是其优秀代表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美国,1947年返回欧洲,两年后病逝于法国尼斯。他前期剧作追求平凡化、静止化、内心化、神秘化,剧中人物处在对灵魂的沉思和探索中,语言含混沉闷,缺乏情节,充满神秘色彩。后期创作有所改变,用丰富的想象、象征性的折光,赋予抽象无形的事物以生命和个性,描绘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哲理性启发。其艺术手法对后来表现主义戏剧有极大影响。在戏剧理论上,他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悲剧因素,追溯生活的神秘性和美,认为在平静的生活中存在着不安,人的心灵中无以名状的神秘性应是戏剧要表现的内容,戏剧要依靠不可捉摸的语言和梦幻的艺术形式来展现生活的神秘,提倡一种“静态戏剧”。主要剧作还有《贝阿特里斯妹妹》 (1900)、《圣安东尼的显灵》 (1919)、《冉·达克》 (1945)等及散文集《卑微者的财富》 (1896)等。由于“他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等特色。这些作品有时以童话的形式显示出一种深邃的灵感,同时又以一种神妙的手法打动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想象”,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1812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县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是晚清地主阶级中比较爱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左宗棠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全家虽有四十亩地，由于人口较多，生活并不宽裕。十六岁那年，其母去世，十九岁时，又死了父亲。二十一岁时虽然考中举人，但随后三次入京会试都名落孙山。此后，他放弃科举，一心钻研历史、地理、军事等经世致用的学问。因为生计所迫，还从事私塾教学，有时也参加一点田间劳动，曾自号 “湘上农人”。在陶澍、贺长龄等师友的熏陶下，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影响下，他崇尚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思想，赞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逐步形成了爱国主义思想。左宗棠的一生是功罪兼有的： 从1852年开始，他相继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他靠这一血腥事业起家，成了声势显赫的所谓 “中兴名臣”，成了和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封疆大吏。这方面，无疑是应当批判和否定的。但是，他在新疆沦陷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毅然挥师出关，收复了新疆，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这场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中，他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精湛的用兵艺术。

海防塞防 力主并重

1874年冬到1875年春，受到英、俄两国支持和控制的浩罕侵略者阿古柏，侵占我国新疆的天山南北已达十年之久，沙皇俄国直接出兵强占我国新疆的伊犁地区也已四年，饱受殖民统治的新疆各族人民，迫切要求清军早日出关，驱逐外国强盗，使新疆归回祖国。这时，左宗棠所部清军已经基本结束了在甘肃的战事，出兵收复新疆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正当清政府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出兵收复新疆之际，发生了日本侵犯我国台湾的事件，东南海防因此紧张起来。于是，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

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 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收复，对国家元气无伤; 有了新疆，对国家只有损失而无收益; 阿古柏已与英、俄两国勾结一气，即使收复了也守不住; 目前财政困难，无力顾及新疆。因此，应该放弃塞防，专顾海防，准备出关的部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这就是所谓的 “海防沦”，实质上是放弃新疆的卖国谬论。

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派认为： 西洋各国，以俄为大，离中国最近，又最狡猾; 目前已经侵占了我伊犁地区，势必长期不还; 如不迅速出兵收复，沙俄必将得寸进尺，继续入侵。因此，“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①这就是所谓的 “塞防论”，实质上是主张暂弃海防，专注塞防。

这时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从自己王朝的利益出发，还不甘心放弃新疆，但在海防论者的喧嚣声中，又感到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于是，密谕陕甘总督兼督办新疆粮饷事宜的左宗崇，不指名地转述了海防、塞防两种意见，让左宗棠帮助拿主意。无论资历、声望，还是地位、才干，左宗棠都是当时唯一可以同李鸿章相抗衡的人物，他的意见，无疑将对清政府的最后决策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左宗棠原来打算在陕甘战事结束之后告病回乡。但是，当他得知沙俄强占伊犁的消息后，便决心在垂暮之年 “与此虏周旋”。从此，他以收复新疆为己任，密切注视着新疆局势的发展。1874年10月，他受命督办新疆粮饷之后，已经从后勤的角度，开始了进军新疆的实际准备工作。

1875年3月19日，左宗棠在兰州军营接到密谕之后，周密筹画了二十多天，于4月12日上了一道长达五千多字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坚决反对放弃塞防、专顾海防的主张。他认为： 自从福州船政局开设以来，海防的创办已有头绪，不需别筹经费，经常性的练军之费不多，也不用别筹; 如果西北塞防费用充裕，自然可以匀给海防一些，可是，历年来，各省、关欠解塞防之饷已达两千多万两，没有余钱可匀; 乌鲁木齐没有收复，无总要之地可以扼守，断无撤兵之理; 即使收复了乌鲁木齐，停兵不进，防军之数不可能减少，也不会节省军饷; 只有尽快收复新疆，以伊犁和南疆等富裕地区的财富来负担新疆的防务，才有可能节省军饷; “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①因此，左宗棠主张： “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②这就是所谓的 “并重论”。

同一天，左宗棠还上了一道《遵旨密陈片》，毫不客气地弹劾了原任新疆统帅景廉的无能和死板，弹劾了原任粮饷转运帮办袁葆恒的主观武断，对用兵新疆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

5月3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认为左宗棠 “所见甚是”，决定采纳海防、塞防并重的主张，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出兵收复新疆; 决定将景廉和袁葆恒调回北京任职; 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并且表示“不为遥制”。这样，清政府就打破了边疆不用汉人的传统，将收复新疆的大权全部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主张海防和塞防并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知道，中国近代以前的国防重点是塞防，是在西、北两方。从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各国相继从东、南沿海入侵，海防变得严重起来。从此，清王朝几乎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了海防方面，忽视了塞防。林则徐最早看到了这个危险，他指出： 沙俄最终将成为中国的主要祸患。然而，他的话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时过不久，沙俄就割占了我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于这样重大的国防失误，恭亲王奕诉却轻描淡写地说成没有仔细考察疆域舆图。可见清政府在塞防上糊涂到了何等地步。李鸿章发展这一错误，竟然主张放弃新疆、专顾海防，如果得逞，其后果之严重，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左宗棠的“并重”主张，不但避免了专注塞防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克服了放弃新疆的危险性，实际上是一条从当时全国大局出发的唯一正确的国防方针。

注重后勤 粮运兼筹

用兵新疆，有兵、饷、粮、运四大困难。左宗棠认为： 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粮、运两事，是用兵新疆的关键，“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①。因此，“非粮运兼筹不可”①。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运对作战的重要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象左宗棠这样，把粮运提到战略首位，在其之前的中外战争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历代战争，大都在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进行，既可以取粮于敌，又可以随地征粮，粮运问题并不突出。然而，用兵新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荒漠贫瘠，水草缺乏。特别是兵锋首达的东疆、北疆地区，戈壁纵横，产粮极少。就是邻近新疆的河西走廊，因为多年战乱，粮食也很短缺。从甘肃到新疆，远隔数千里，沿途尽是戈壁、沙漠、高山、深谷，即使买到了粮食，要想运到新疆前线，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条件下，不首先抓粮运，就谈不到打仗。清政府调兵遣将多年，全无成效，成禄一军赖在高台七、八年，就是不出玉门关，景廉、金顺虽然出了关，却打不了仗，基本原因都在粮食。因此，左宗棠断然把粮运摆到战略首位，是十分必要的。

左宗棠受命之后，以相当长的时间和极大的精力，着重抓了以粮运为中心的各项进军准备工作。

首先是军队的整顿。进军新疆的数量问题，清政府缺乏深虑，总以为多多益善，在调遣景廉、金顺两军进疆之后，又催令左宗棠分兵出关，还调遣穆图善、宋庆、刘铭传三军出关。李鸿章从阻挠西征的目的出发，企图釜底抽薪，奏请将刘铭传部二十二营铭军调往山东、江苏驻防。有趣的是，当清政府征求左宗棠意见时，左宗棠不但完全同意，而且还要求把穆图善、宋庆两军调走或裁遣。他依据粮运的战略地位，坚决主张“精兵”。为此，他对已在新疆和准备出关的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陕甘战争结束时，左宗棠辖有一百八十多营，他汰弱留强，一下裁掉了四十营，以后又作了进一步的裁减。金顺部原有三十营，进疆之前接统成禄部十七营，进疆后接统景廉部三十四营，共计八十一营，金顺以拥多兵为荣，不愿裁减，左宗棠便奏请清政府，命令他裁掉了四十二营。景廉在新疆时，曾教条地搬用古代 “寓兵于农”的政策，搞且耕且战，结果不伦不类，粮食没有生产出来，仗也打不了。左宗棠一接任，立即划分兵农为二，择其精壮者为兵，散其老弱者为农。对于原来驻守新疆各城的清军残部，则令保守现驻城隘，不担负作战任务。另从五十五营老湘军中精选二十五营作为主力，在粮运完成以前，暂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整训，待命出关。已经出关的张曜部十四营嵩武军，令其在哈密举办屯田。经过这番整顿，不但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为军饷和粮食的筹备数量提供了依据。

其次是军饷的筹集。用兵新疆，每年需饷约一千万两。当时的饷源仍靠各省、关供应陕甘的协饷、厘金和海关税，总计每年应到八百多万两。可是，拥护 “海防论”的督、抚们，一味拖欠，有的甚至停解。就连主张全力西征的王文韶，解饷也很不积极。当时，李鸿章系统的淮军，每年可发九个月实饷，而进军新疆的部队，每年只能发一个月实饷，这对于实行雇拥兵制、靠薪饷养家的勇营军队来说，是难以维持的。由于左宗棠与士卒同甘共苦，将每年官俸的大部分捐作军需; 加上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军心还未动摇，薪饷还可继续积欠下去。但是，全军的粮草、盐菜、武器、被服的采买费和数额巨大的运输费，是绝对不能积欠的。

1875年，左宗棠筹办粮运，需饷急如星火，当年却只收到了二百六十多万两协饷。1876年初，左宗棠在要饷、催饷无效的情况下，申请借外债一千万两，又受到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反对。不得已，左宗棠再次恳请清政府准借四百万两外债以解燃眉之急。清政府体谅左宗棠的难处，决定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一次拨给左宗棠二百万两，令各省、关三个月内合解三百万两，逾期不到，准左宗棠指名弹劾，从重治罪。另外，让左宗棠自己设法借外债五百万两。左宗棠接到上谕，高兴万分。开战前的军饷筹集终于有了着落。

此后，左宗棠通过上海采运局，几次向外国银行借债，至1881年，总计借了一千三百多万两。同时还向本地、外地富商挪借了一些。加上各省、关每年解到一些，总算勉强解决了筹饷的难题。

与此同时，左宗棠组织了一套庞大的机构进行军粮的采运。他改变了过去成禄之流采取的摊派强征和拉差逼运的办法，实行采买和雇运的方针。他强调 “民为军食之本”，规定以合理价格收购粮食、支付运费，一地采粮不准过多，要保证农民留足口粮和种子，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日后准备粮源。

按左宗棠在西北修订的《楚军营制》，步兵每营五百人，长夫二百人，骑兵每营二百五十人，长夫一百人，战马二百五十匹。兵、夫月需口粮四十五斤，战马月需粮料一百五十斤，草三百六十斤，草不够以粮料补充。总计入疆部队最多时达到百营左右，其中骑兵约占四分之一。每年约需粮食五千万斤，准备三个月作战口粮和三个月储备口粮，需要两千多万斤。军粮的采运，基本上按照这个标准进行。

在采买方面，左宗棠开辟了五个粮源： 一是河西地区。1875年采购到三千六百多万斤粮食。二是口北地区。由于河西地区粮少价贵、运费高昂，左宗棠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宁夏、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以西盛产粮食，经外蒙边有一条近路直达巴里坤，用骆驼运送，每百斤粮只要八两银子，比从河西采运便宜一半左右。左宗棠就在归化设了采运总局，在包头和宁夏设了分局。从1875年夏到1876年夏，共从此区采购到七百多万斤粮食。三是北疆地区。从古城(今新疆奇台)到济木萨，产粮虽然不多，还可以买到一点。为了防止采粮过多，左宗棠采取事先调查、确定购量的方法，共买到三百多万斤粮食。四是俄商之粮。1875年夏天，俄国商人索斯诺夫斯基到兰州拜访左宗棠时，主动提出从俄边斋桑湖一带为清军采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古城，每百斤收费七两五钱，条件是允许俄商来西北做生意。左宗棠一合计，觉得很划算，答应新疆收复后再行通商。双方当即签订了合同。其实，这个所谓的商人原是沙俄军官所扮，卖粮的目的是为了左右清军行动，左宗棠虽未识破其阴谋，但也没有依赖俄粮。由于战争迅速胜利，索斯诺夫斯基的罪恶目的没有得逞。五是屯垦之粮。张曜所部于1875年开荒近两万亩，1876年收获了一百五十多万斤粮食，也解决了一点问题。

在运输方面，左宗棠采取了多种办法。俄粮包给俄商运送，口北粮食包给骆驼商队用直达方式运送，这两路的运输，费力不大。最困难、最复杂的是河西一线，不仅要运输几千万斤粮食，还要运输大批的武器、弹药、军装、被服等军用物质。从凉州经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安西、哈密、巴里坤到古城，全长三千五百四十里。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年久失修。尤其是从安西到哈密的一千多里，茫茫戈壁，砂砾纵横，除马莲井有点水外，没有台站，没有水草。从哈密到巴里坤，中隔天山，山高路险，大车难以翻越。由于多年战乱，牲口、民夫和车辆严重缺乏，购雇两穷。左宗棠从实际出发，规定玉门关内主要采用车运，玉门关外主要采用驼运; 在发挥官运(辎重部队)作用的同时，主要雇清民夫运输，关内百斤百里给银四钱，关外加价一钱; 具体方式是 “节节短运”，分程包干，各运一段，层递衔接，流水而进; 此外，还让军队裹粮出关。凡出关部队，除随身背带和车、驼装运一批粮食之外，走一大站后，再腾出车、驼回头再运一批，如此往复而前。

在左宗棠的调度下，从1874年10月到1876年5月，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才将大批作战物质运达新疆前敌，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库存了两千多万斤粮食。至此，以粮运为中心的各项后勤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先北后南 缓进急战

1876年春，左宗棠奏调擅长办理后勤的刘典抵达兰州，负责陕、甘和新疆的后路事宜; 同时，委托 “英锐果敏、才气无双”、是年只有三十三岁的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负责指挥前敌诸军作战。4月7日，他自己从兰州移大营于肃州，居中坐镇，统筹调度。

依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条件，左宗棠计划以歼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第一期作战任务，战略部署是“先北路而后南路”①。4月26日，刘锦棠在肃州正式受命出关时，左宗棠又授以 “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告诫他务必做到 “前途有粮可因，后路有粮为继，乃为稳着”②。

按照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清军出关后，第一个战役是攻占北疆，收复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带，扼全疆总要之处，为南进准备后方基地。

这时，阿古柏的主力都在吐鲁番地区，北疆是由投降阿古柏的白彦虎、马人得、马明各部防守的，总兵力约有两万人，主力六千余人部署在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今米泉)。

左宗棠确定： 由刘锦棠和金顺两部六十四营、三万多人马担负作战任务; 刘锦棠到济木萨与金顺会师后，首先攻占古牧地，撤乌鲁木齐屏障，“成捣穴犁巢之举”; 再攻占乌鲁木齐满、汉各城，如果阿古柏从南路率军来援，“当有数大恶战”，刘、金两部应合力猛打数仗，歼灭阿军援兵，为下兵南路大张声威; 此后分兵两路： 金顺率部西攻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南北二城，刘锦棠率部在乌鲁木齐地区清剿残匪，准备对付阿军可能的反扑。战役发起的时机，左宗棠和刘锦棠反复商酌，最后定在秋初，因为届时 “新谷遍野，有粮可因”。

1876年8月上旬，北疆战役打响。在刘锦棠的机动指挥下，迅速攻取了古牧地和乌鲁木齐，金顺部西攻时，不战而下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历时仅十多天。白彦虎、马人得率残部南逃。阿军五千骑兵来援，刚到达坂城，闻败而止。这些进展，比左宗棠预计的顺利得多。

左宗棠闻讯，高兴异常，立即着手部署天山战役，准备分兵攻取天山地区的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打开进军南疆的门户。计划一上奏，清政府也很满意，谕令他赶紧和刘锦棠 “约定师期”。不料，金顺 “攻坚无善策”，玛纳斯南城久攻不克，直到刘锦棠派去十一营老湘军增援，到11月6日才攻克。这时大雪已经封山，无法南进了。

清军攻占乌鲁木齐后，阿古柏非常恐慌，一面请英国主子出面调解，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制止清军南进; 一面赶赴托克逊部署防御，企图以吐鲁番、达坂城、托克逊三城互为犄角，坚固设防，阻止清军南进。后见清军没有动静，又重新部署： 以南逃的白彦虎、马人得残部配合艾克木汗步骑八千五百、民团一万防守吐鲁番; 以其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率步骑四千四百防守达坂城，并于东西天山隘口之间筑成一座新城; 令其次子海古拉率步骑六千防守托克逊，总兵力约有三万多人，其中作战主力两万余人，并配备了大量的后膛枪、炮。阿古柏自己则退居喀喇沙尔(今焉耆)，作遥控指挥。

为了保护阿古柏这条走狗，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代表阿古柏“乞降”为词，发动外交攻势，要求清政府停止进军，准许阿古柏为 “属国”，“免去朝贡”。清政府转询左宗棠，左宗棠断然拒绝，指出英国的阴谋是让阿古柏长期侵占我南疆地区。同时，左宗棠函告刘锦棠，大军南进时，如果阿古柏派代表真意求降，可押解肃州大营，如果意图缓兵，即将来使遣回。

左宗棠认为，天山战役不同于北疆战役，清军将同阿古柏的主力交战，需要认真对付。为此，他计划： 集中刘锦棠、张曜、徐占彪三支部队作战。同时给刘锦棠增调了骑兵、炮队各三营，给张曜增调了骑兵、炮队各一营(共计十六营)，给徐占彪增调了骑兵一营(共计六营)，合计三部兵力为五十三营、两万多人。依据敌情和刘、张、徐三军的分布，兵分三路，同时进击： 以刘锦棠为北路，从乌鲁木齐出发，由北而南，攻打达坂城，如果得手快，则分兵配合张、徐两军夹攻吐鲁番; 以张曜为东路，从哈密出发，由东而西，以徐占彪为东北路，从巴里坤出发，由东北而西南，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与张曜在盐池会师后，合兵西攻吐鲁番，如果进展快，则西进配合刘锦棠夹攻达坂城;两城攻克后，三军合攻托克逊。战役发起的时机定于来年春融，具体师期，由刘锦棠与张曜、徐占彪约定，分期出发，定期攻敌。

玛纳斯一战，再次证明金顺 “粥粥无能”，难以独挡一面，恰逢清政府任命金顺为伊犁将军，左宗棠便将金部三十九营裁并为二十营，担负玛纳斯以西到精河一带的防务; 奏调驻包头的金运昌部十营皖军西行，接刘锦棠之防，驻守乌鲁木齐地区; 调徐万福三营、范铭一营接徐占彪之防，驻守巴里坤、古城地区，哈密防务则由刘风清部两营豫军和原哈密四营防军负责。

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左宗棠令古城粮局采运九百万斤粮食到乌鲁木齐，加上清军在乌鲁木齐地区收割和采购的秋粮，为刘锦棠一军备足了四个月口粮。并令巴里坤粮局就地采购两百万斤粮食，加上从口北运来之粮，合成六百万斤，供徐军与接防之军食用; 又令肃州粮局、采运六百万斤新粮到哈密，满足张军之需。同时还赶运了一批军装、被服和新买的后膛枪、炮到达前敌。

南进之前，左宗棠向各部反复叮嘱： “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①，必须严禁杀掠奸淫，严禁骚扰百姓，要宽待阿军俘虏，争取南疆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按照左宗棠的部署，天山战役从1877年4月中旬开始，前后不到半个月就胜利地结束了。刘锦棠一路攻打达坂城，仅用了四天就全歼守敌，无一漏网，还生擒了爱伊德尔呼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接着，刘锦棠分兵一部，与张、徐两军同日抵达吐鲁番城下。这时，艾克木汗、白彦虎已经南逃，马人得稍作抵抗后，率部投降。刘锦棠自率一部直捣托克逊，海古拉接战不利，慌忙烧毁存粮和火药，仓皇逃往喀喇沙尔。总计这一战役歼敌两万余人，救出百姓两万余人。刘锦棠对俘虏全部宽大释放，对百姓作了妥当的安置。爱伊德尔呼里主动写了劝降信给阿古柏。左宗棠的战役计划顺利地实现了。至此，南疆八城，门户洞开。

天山战役结束后，被左宗棠誉为 “深明缓进急战之义”的刘锦棠，建议 “暂作小停顿”。左宗棠认为，只作小停顿，粮运准备还来不及。从吐鲁番到库尔勒一千多里，沿途产粮极少，必须采运足够的粮食才能进军。吐鲁番本是产粮区，可是，存粮已被敌毁，当时青黄不接，新粮还要三个月才能收获。哈密、巴里坤、古城和乌鲁木齐各粮局所储存粮，短时间内运不出来。需要派人到吐鲁番和托克逊设粮局，采运粮草，还需要调运足够的银两随军前进，以备在库车以南随地买粮之用。因此，左宗棠决定，部队暂缓进军，待暑天过去和 “秋粮采运足供”之时，再举进兵。

清军的缓进，客观上促进了阿古柏营垒的分化瓦解。当天山战役打响之际，阿古柏从喀喇沙尔退到了库尔勒。库尔勒是维语“观望”的意思。阿古柏在 “观望”城中，观望到他的主力溃不成军，观望到被释放的俘虏为清军义务宣传，观望到他的部下纷纷投奔清军，观望到他的大总管给他的劝降信。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再也观望不下去了，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在残酷殴打他的部属时，突然中风，不治而死。树倒猢狲散，阿古柏的死亡，引起了一场内乱的爆发。海古拉携其父尸逃向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途中，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艾克木汗在库尔勒自称为汗，进据阿克苏后被伯克胡里打败，逃奔沙俄。原来投降阿古柏的尼牙斯在和阗起兵，进围叶尔羌以策应清军，原叛国投敌的喀什噶尔汉城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军占据喀什噶尔汉城。这时，白彦虎独成一股，偷息于开都河西岸，随时准备逃窜。敌方的分崩离析，给清军继续进兵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左宗棠预计，阿古柏死后，当面之敌，以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两股为大，伯克胡里长于坚守，白彦虎长于流窜。一旦清军进攻，白彦虎必然迅速逃窜，其窜路有三： 一是西窜库车、阿克苏，正为清军追剿之途，不必别为布置; 二是经罗布泊、吐鲁番边界，东窜敦煌，逃入青海。这一路山泽盘旋，荒僻少粮，可能性不大，三是由西转北，经伊犁边界，回窜昌吉、玛纳斯一带，这一路地势平衍，道路纷歧，威胁最大，必须预先设防。为此，左宗棠令金顺和金运昌两军，“远发侦探，加意预防”，随时准备截击白彦虎的回窜。

南疆八城，以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为东四城，夹在天山山脉和塔里木盆地之间，东西一线，延绵三千余里。以喀什噶尔、英吉莎尔(今新疆英吉莎)、叶尔羌、和阗为西四城。由阿克苏向南，经一千五百多里驿路到达叶尔羌，叶尔羌以东七百多里是和阗，往西约三百里是英吉莎尔，再往西二百多里是喀什噶尔。八城中，以阿克苏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

根据这种敌情和地势，左宗棠安排南疆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攻占东四城，控制阿克苏; 第二个阶段攻取西四城，收复整个南疆。为了使战役顺利进展，左宗棠组成了三个梯队： 以刘锦棠部三十一营为 “主战”之军，组成一线兵团，首先出发攻敌; 以张曜部十六营为 “且战且防”之军，组成二线兵团，稍后出发，接防已克之城，清剿残敌，防敌回窜; 徐占彪一军在天山战役中曾勒索敌财，破坏军纪，左宗棠觉得徐占彪“不明事理，不受教益”，便将其撤回巴里坤、古城一带驻防。另调易开俊部七营安运军为 “防军”，组成三线兵团，在张曜之后出发，填防阿克苏以东各城。战役发起的具体时间，授权刘锦棠决定。

1877年9月下旬，清军粮运准备完毕，先遣部队控制了托克逊至曲惠一线。刘锦棠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南疆战役。由于白彦虎一触即逃，刘锦棠机动灵活，断然率精锐步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月驰驱三千里，在维族人民的支持和协助下，一举收复了东四城。

在此之际，英国又向清政府交涉，要求清政府准许伯克胡里在西四城 “立国”，作为属国，每年入贡。驻英公使郭嵩焘和李鸿章一唱一和，鼓动清政府批准这一侵略要求。清政府将情况通报左宗棠，左宗棠怒不可遏，立即上奏痛斥了李鸿章之流的卖国主张和英国的无理要求，同时命令刘锦棠一意进军，如遇外国人交涉，请其到肃州大营说话。

1877年12月初，刘锦棠得知尼牙斯和何步云反正的消息之后，不待张曜一军到达阿克苏接防，便分兵三路，于年底收复了西四城。除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各率一部、分道投奔沙俄而漏网之外，余敌全部被歼。阿古柏侵略势力终于被消灭了，沦陷十多年的天山南北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胜利捷报传到肃州大营时，左宗棠高兴万分，情不自禁地赞扬说： “大军西征，如飞如翰”，“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之事”。①

所以功成迅速，当然和左宗崇的正确指导分不开。尤其是他制定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收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

先北后南，正确地选择了战略打击方向。从敌情看，阿古柏比沙俄弱，北路白彦虎、马人得等部又比南路阿古柏嫡系弱，先打北路，做到了先拣弱的打。从地理看，清军控制着哈密和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一带，具备先打北路的后方基地，乌鲁木齐是全疆的总要之地，可以制约南路。先打北路，既可以使清军依托后方，稳步进展，又可以割断阿古柏与沙俄的联系，制止沙俄东侵，形成对南路阿军的东、北两面逼攻之势。

缓进急战，正确地解决了新疆特殊条件下作战的基本问题。缓进的实质是粮运问题，新疆缺粮，军粮靠从外地采运。依靠当时的运输条件，要把几千万斤粮食和其它作战物质从几千里、上万里之外运到新疆前线，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行。部队进军快了，粮运跟不上，仗打久了，粮运更困难，这就是用兵新疆的特殊所在。“缓进急战”四字，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矛盾，真正把粮运放到了战略首位。左宗棠本人对此也极为看重，他曾指出： 收复新疆之战，“决机致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①这个看法，颇有道理。

此外，左宗棠对历次战役的部署也是正确的。战争期间，他一直坐镇于肃州大营，离作战前线远达数千里之遥。但是，由于他对敌情、我情和新疆的地理都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因而，能够通过当时军台、营塘传递文报的通信联络，实施了符合实际的战役指挥。真可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表现了算胜先于战胜的指挥特点。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复伊犁问题。次年8月，崇厚同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仅收回了伊犁一座孤城。左宗棠坚决反对这一卖国条约，坚决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在一场著名的 “和、战之争”中，他成为主战派的旗帜。1880年4月，左宗棠作出了三路出兵、收复伊犁的战役部署。5月底，他以六十九岁高龄，出玉门关，移大营于哈密，决心与沙俄决一死战。在左宗棠的积极奋战之下，色厉内荏的沙俄被迫将已吞并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归还我国。

此后，左宗棠为国计民生，特别是为抗击法国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885年8月，他病逝于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住所。

丁文江

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887年4月13日(清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生在一个富绅的家庭里。五岁入塾读书。十五岁时，得到泰兴知县龙璋的赏识，拜龙为师，在龙的鼓励下，去日本留学。但他在日本一年多，没进什么正式学校，曾一度参与《江苏》杂志的编辑工作。由于受到同乡，当时在欧洲游学的吴稚晖等人的劝促，于1904年3月，离开日本到英国去留学。他先在英国东部一个名叫司保尔丁的村镇读中学；两年后，考入剑桥大学，但只住半年就因故辍学了。他趁此机会到欧洲大陆游历了一番。1908年，他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动物学和地质学。

1911年4月，丁文江毕业回国。他为了游历和考察内地情形，从越南海防上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经黔、湘、鄂等省，7月才回到家乡。这次穿越西南的旅行，为他后来做西南地质考察工作积累了经验。他在家没有待多久，就赶往北京去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清廷赏给他“格致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的家乡颇有震动，他“倡编地方保卫团”以维持地方秩序。

1912年，丁文江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写了一本作为“民国新教科书”《动物学》，于1914年出版。

1913年2月，他到北京就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当时地质工作还不被人们重视，地质科几乎无事可办。北京大学原有地质门，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了。丁文江便把北大地质门的图书标本等借过来，为工商部办了个地质研究班，次年，改称地质研究所，由地质学家章鸿钊任所长。丁文江和稍后回国的翁文灏都在该所讲课，丁担任讲授古生物学。1913年至1914年，丁奉派先后到山西和云南作地质调查。他在云南除调查锡、铜等矿产外，还调查了金沙江水道，并注意搜集人类学的材料。1916年，北京大学从地质研究所收回自己的图书标本，续办地质系。这时，丁文江又为农商部(原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创办了个地质调查所，他自任所长。

1918年底，他随梁启超、蒋百里等，以半官方的身份，到欧洲考察战后形势，兼充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1920年初，他经由美国回国。在美国时，他为北京大学聘请了葛利普(A.W.Grabau)作地质系教授。此人来华后，除任北大教授外，长期兼为地质调查所主持古生物的研究工作，一直到他病逝为止，为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1922年，丁文江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是年，他与翁文灏合著的《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一书出版。不久，因家累太重，丁文江不得已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就任官商合办的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但他作为地质调查所的顾问，仍参与该所的工作，他一直是该所创办的《中国古生物志》的主编。

丁文江自欧游归国后，与胡适等英美派知识分子，紧密地联在一起。由于他们都在海外留学多年，都深受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思想的熏染，所以同气相求。1921年5月，胡适、丁文江等集议成立性质秘密的“努力会”。1922年5月，他们在北京办起《努力周报》，以“学者”的身份发表政治言论，大力鼓吹“好人政府”等和平改革的政治主张。丁用“宗淹”的笔名，发表了许多篇政治论文。1923年8月，他在《少数人的责任》这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宣称:“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这里充分表现了这些英美派知识分子的改革思想以及他们自我夸张的高傲态度和强烈的干预政治的欲望。

1923年2月，丁文江与张君劢掀起了一场颇为轰动的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在这场持续半年多的论战中，丁文江以马赫主义的经验论来反对张的直觉主义的唯心论，并斥张为“玄学鬼”。虽未能彻底“克敌制胜”，但在世界性的保守主义回潮的情势下，在中国维护了科学的地位。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丁文江与梁启超等发表了一个宣言，反对持续罢工、罢课、罢市，主张与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由他主稿的一篇英文文件，专门向英国人介绍“五卅”的经过和中国人的基本要求，在英国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势力伸张到苏、皖和上海，引起江苏大资产阶级的反感。丁文江参与他们“驱奉救苏”的秘密运动。1925年7月，他到上海与刘厚生等细谈奉军入苏后的情形，然后到岳州去见吴佩孚。回到上海后，又应邀到杭州去见孙传芳，商量驱奉问题。10月，孙在杭州组织五省联军，分五路出兵讨奉，一个月就把奉军赶走，从而据有了东南五省的地盘。丁认为孙的军事实力可为他施展政治抱负的凭借，于是决定靠近孙。1926年初，他辞去了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的职务。2月，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丁文江是中国委员之一)的事南下。当时，孙传芳为了一面讨好帝国主义，一面笼络江浙资产阶级，设立了淞沪商埠督办公署，自任督办，要搞什么“大上海”的计划，便请很受外国人欣赏的丁文江出来干这件事。是年5月，孙正式委任他为淞沪督办公署的总办。在他任总办的半年多时间内，孙传芳数次封闭上海总工会、学生总会及其他许多进步机关，禁止群众爱国运动，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残酷镇压了上海第一次工人起义。丁文江就任总办一个月，国民革命军就从广东开始北伐了。当北伐军席卷长江一带时，丁见势不妙，赶紧于1926年年底辞职，次年避居到大连。丁文江在总办任内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收回“会审公廨”。

丁文江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与胡适一起，陪同来华的英国委员卫灵顿(V.Willingdon)等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进行调查，为时两个多月。他出任孙传芳的总办，曾与卫灵顿详细商量过。由于就任总办，他没有参加全部调查活动，也没有赴英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但由于他与胡适等长期担任此职，并且还在管理美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任过董事和秘书等职务，所以能在文化教育界发挥重大的影响。

丁文江在匿居大连期间，编写了《徐霞客年谱》，整理了《徐霞客游记》，于1928年合在一起出版。是年夏，丁到广西去作地质考察。当时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托他踏勘计划中的川广铁路线，广西地方政府也请他帮助探察矿产。11月他到上海，不久，回到北平。1929年，由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质调查，丁任总指挥，他接受铁道部资助，一面探察矿产，一面继续调查川广铁道的路线，至1930年夏，才结束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他为地质系研究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与胡适、蒋廷黻等一起专事研究对日妥协的问题，准备向蒋介石统治集团献策。1932年，丁与胡适邀集蒋廷黻、傅斯年等，决定创办政治刊物《独立评论》。该杂志于1932年5月在北平出版。丁先后发表政论文章二十多篇。他主张“遇有机会”就赶紧“与日本妥协”；他认为中国没有抗日的可能，“对日宣战，完全是等于自杀”。他歪曲列宁对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所采取的保护革命的策略，提出“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大家准备退到堪察加去!”他在《独立评论》上曾极力宣扬所谓“新式的独裁”政治。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反共文章。在《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这篇文章中，他攻击马克思主义，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暴力革命。

丁文江的拥蒋反共立场和对日妥协的主张，很投合蒋介石的胃口。1933年3月，长城抗战紧急，蒋亲自跑到保定布置退却。3月13日，蒋特邀胡适、丁文江等会见。之后，胡、丁等回北平又与何应钦会见，密商对日妥协问题，5月，便出现了“塘沽协定”。

是年8月，丁文江和葛利普(A.W.Grabau)、德日进(T.De Chardin，法籍学者)去美国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会。回国时，途经苏联，作了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回国后，曾在《独立评论》上陆续发表了十多篇《苏俄旅行记》。其中除了记述他参观经历和一般印象外，也表明了他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1933年，丁文江与翁文灏、曾世英主编的《中国分省新图》由申报馆出版，次年他们又合编了《中华民国新地图》，也由申报馆出版。

1934年6月，丁文江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接任中研院总干事。1935年12月初，他受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委托，前往湖南为粤汉铁路调查煤矿，并为准备内迁的北方学校寻觅校址。当时国民党政府曾酝酿请丁文江出任铁道部长，丁尚在犹豫未决时，于12月8日夜在衡阳煤气中毒，并发生脑中枢血管破坏，遂移往长沙救治。1936年1月5日于湘雅医院逝世。

张宇初

张宇初(1361—1410)是明初著名道士，正一道第四十三代天师，著作有《道门十规》一卷，《岘泉集》十二卷，《度人经通义》四卷。张宇初针对明初道团生活世俗化，戒律松弛，修行废坠，道教理论混杂于巫术神异等现象，提出清整道教，重新确立教制教仪。张宇初为了抬高道教的地位，把道教的创始人追溯到黄帝曾向之问道的广成子，殷末周初则有老子，老子在文王时为柱下史，武王时为藏室史。老子所著书为《道德经》，其徒则有文子、庄子、列子、亢仓子等。这里关于道教源流的叙述都是些不确实的说法，张宇初的目的亦不在历述道家传承谱系。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老子》的性质的看法，在他眼里，道教最重要的经典《老子》中修齐治平、富国强兵，经世出世之术互有之，所以道教一开始就不专以修身养性为事，它也讲经国治民之术，它与儒家并非绝对排斥，与后世混入道教的巫祝祷祠绝不同。张宇初说：

自秦汉以来，方士竞出。若文、成、武利之以金石草木，徒杀身取祸，遂世称方术矣。外而施之，则有祷祠祝之事。自寇、杜、葛、陆之徒，其说方盛，由后之师匠增损夸诞，奔竞声利，而世曰异端矣。然二者太上之初所未彰显，后之不究其本、不探其源者，流而忘返，眩异失同，则去太上立教之本，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日远矣。凡习吾道者，必根据经书探索源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汩。(《道门十规》)

虚无清静无为不言是道教之本，内外丹道、长生之术、巫祝祷祠皆是方术之士为猎取声利而缘饰增益的东西。在《道门十规》中他首先叙“道教源流”，就是要使入道者明白哪些是道教本来有的，哪些是后来增饰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革除的。这是清整道教的首务。

关于道教经典，张宇初也提出了他的简择标准，他认为，道教经典应能够消除魔障，增广道源，具体说，“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太上道德天尊金口所宣，历劫相传诸师阐化”的“三洞诸品经典”才是应该修习的，且修习时应当斋戒，洗心涤虑，存神默诵，反对非毁经典和念诵时不存诚敬。

关于持身炼气，张宇初提倡以坐圜守静为要旨，在他看来，道教以超脱虚幻生命，了悟生死正理为本务，道教的修炼目标是所谓“真人”，“真人”应该“积心善行，绝世所欲，不兴妄想，无有染着，不滞有无，永绝生灭”(《道门十规》)。张宇初吸收了元代全真道的修行方法，主张性命双修，他说：

近世以禅为性宗，道为命宗，全真为性命双修，正一则惟习科教。孰知学道之本非性命二事而何?虽科教之设，亦惟性命之学而已。(《道门十规》)

所谓禅为性宗，指禅宗以开显心性使人觉悟为根本目的，参禅虽多方，根本目的皆在悟道。道为命宗，命指肉体，道教以炼气养形，延年长生为根本目的，其法虽亦多门，但总不出内外丹。全真道的性命双修，能够使心涤除思虑，无有染着;使身体筋骨坚固，祛病益寿。且修命以修性为前提，他最重视的是静定之功，认为道教的精髓即在定静，他说：

自上古以来，太上历劫化现诸师之修炼成道，皆自定静之功，庶得道功克就，神通自在。迨宋金之初，重阳王祖师遇钟吕之传，始立全真之教，盖本经曰：养其无体，体故全真。是教则犹以坐圜守静为要。(《道门十规》)

坐圜守静类似佛教所谓坐禅，但不讲禅定时的观想，要求涤除杂念，心无所滞，回到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的状态。提倡修道者在研习经典的基础上，选择山明水秀，形全气圆之地创立庵舍，隐居静修。

张宇初还对斋醮符箓的仪节，道派传人应具备的品德，道士参访云游应遵守的规范作了说明，建立宫观、修葺庵堂、庙产的管理等皆遗有定制。他的《道门十规》对后来道教特别是天师道的修行方向及各种具体仪规起了范导作用，对纠正由道教过分世俗化所引出的种种弊病也起了一定作用。

张宇初是正一道天师中为数不多的有自己哲学思想的人，他清整道教的做法，可以看做他的哲学思想的具体实施。他的哲学思想以道、本、玄三个概念为基础，围绕这三个基本概念进行阐述。

1.道——虚实统一　道这个概念到了明代道教哲学中，已经没有了万物之前的绝对者、万物的产生者这样的意思，而更多的是作为万有及万有存在和运动的总过程。道是即本体即流行的。明代的儒家学者特别是王门后学由于理论重心已转到心性方面，又由于道的含蕴差不多发挥已尽，对它已失去了申论的兴趣。而作为道教学者兼道门领袖的张宇初，却不能回避这个对道教说来属于纲领性的问题。张宇初说：

至虚之中，坱圠无垠，而万有实之。实居于虚之中，寥漠无际，而一气虚之。非虚则物不能变化周流，若无所容以神其机，而实者有屈伸聚散存焉。非实则气之絪缊阖闢，若无所凭以藏其用，而虚者有升降消长系焉。夫天地之大，以太虚为体，而万物生生化化于两间而不息者，一阴一阳，动静往来而已矣。凡寒暑之变，昼夜之殊，天之运而不息者，昭而日星，威而雷霆，瑞而风雨霜露;地之运而不息者，峙而山岳，流而江海，蕃而草木鸟兽，若洪纤高下之众，肖翘蠕动之微，一皆囿于至虚之中，而不可测其幽微神妙者，所谓道也，理也。(《冲道》，《岘泉集》卷一)

这里所说的虚，非绝对的虚无寥廓，而是太虚之气的本始状态。实，即形形色色的具体存在。所谓道即万物生生化化，永无止息的过程。“虚”是具体物变化运动的场所，“实”是一气屈伸往来。太虚之气有升降消长，两间之物有阴阳动静，万有在太虚中的运动变化就是道。说道重在其存在义，运动变化义;说理重在其顺而不妄，实有根据义。

但张宇初也以心为太极，他在盛赞道的广大精微之后，转而论心，他说：

故知道者，不观于物而观乎心也。盖心统性情，而理具于心，气囿于形，皆天命流行而赋焉，曰虚灵，曰太极，曰中，曰一，皆心之本然也。是曰心为太极也。(《冲道》，《岘泉集》卷一)

心为太极，明显是受了邵雍的影响。所谓不观于物而观于心，指把对外物的研究转到反观内心上来。张宇初对道的描述最后归结为“太极”、“中”、“一”等一系列价值概念，而这些概念同时也为心所具有，道与心是对应的，道的存在状态就是心的存在状态。道之虚实合一即心统性情，道即理也就是理具于心。

张宇初对道的阐述是为他的宗教修持作理论根据的，所以在对万有的存在状态进行描述后，紧接着的就是心如何应对太虚中的万物，张宇初说：

凡物之形色纷错，音声铿戛，皆有无混融之不齐，而品物流行者，特气之糟粕煨烬也。人与万物同居于虚者也，然以方寸之微，而能充乎宇宙之大，万物之众，与天地并行而不违者，心虚则万有皆备于是矣，何喜怒欣戚哀乐得丧足以窒吾之虚、塞吾之通哉!庶乎虚则用其不勤矣。(《冲道》，《岘泉集》卷一)

宇宙的本然状态即太虚与具体事物纷纭交错自然顺通而不为具体事物所窒塞。心之本然状态是虚灵不昧而不能不对万有之貌色形象发生反应。万有之貌色形象出入流转于心中而主体不对其起喜怒哀乐之念，则万物形象无窒碍充塞，心保持其虚灵的本然状态。心之用可以周给而用之不尽，这就是所谓道冲。在道冲状态下，心守静一，中虚而渊深，若镜之明，此时即老子所谓致虚守静，归根复命，抱一守中。

张宇初所谓道冲是他所描述的宇宙本体，心之本体。本体是本然的、自然的，也是最符合价值理想的。这个理想实际上融合了儒家的修养方法：万物的运行出于其本性的必然性，自然而然，无窒无塞，在宇宙总图景中各安其位，各极其至。这就是儒家所谓“於穆不已”，“物各付物”，“鸢飞鱼跃”。这是实而虚的。这种实而虚的性质表现为心，就是方寸之微而能容纳天地之大，万物之众;物过而不执，无有喜怒得丧等，这种状态就是实现了心中固有之性。张宇初对道的描述既是道家的也是儒家的。

2.本——儒释统一　张宇初的重要概念“本”，更是儒道调和的产物，他所谓本，即安身立命的方向。张宇初以儒家的经世、道家的出世相结合为本，他说：

学必有本焉，经世出世之谓也。故学非所当务，则不足志矣。其所当务者，经世之学，则圣贤之道焉。……必求夫出世之道焉，则吾老庄之谓是也。(《慎本》，《岘泉集》卷一)

张宇初眼中的儒家经世之学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道德性命仁义，一是指儒家之道的载体——六经。对这两个方面他都有论述。

张宇初非常推崇儒家学者所宣扬的上古时期道德纯备、政治清明的状况，他说：

三代之始，道在唐虞，后之言道者，必曰是焉。盖道明者三皇，德著者五帝，法备者三王。以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尽君道也;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尽臣道也;孔子颜曾思孟之为师，尽师道也。千万世之所法者，未之有改也。(《慎本》，《岘泉集》卷一)

三代之治是儒家所树立的理想，后世儒者提起它，不过是以一种理想反衬当时政治的黑暗和道德的陋劣。在张宇初这里，三代是道的体现。他相信道统说，并且相信理学家周程张朱接续上了这个道统，他认为道“蕴之为德行，发而为文章”，大可据以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小可据以治其身，炼身养气。

张宇初还认为，儒家之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隐逸之高士即道家。也可以说，道家中人大部分是先入世而后出世的。如果要追溯道家的起始，它与儒家同出一源，他说：

道不行则退而独善，以全其进退于用舍之间而已矣。故高举远引之士，将欲超脱幻化，凌厉氛垢，必求夫出世之道焉，则吾老庄之谓是也。(《慎本》，《岘山集》卷一)

如老子曾为周王朝史官，他著《道德经》是为了阐明内圣外王之道。鬻子、关尹、庄子、列子都曾为小吏，不得志而归隐为道家。故儒道同源，内圣外王为儒道共同的理想。

张宇初熟悉儒家经典，认为儒家学说集中表现在六经中，他承袭先前儒家的说法，对六经的作用作了阐述：

圣贤远矣，而其道具在者，六经焉。夫《易》以著阴阳，推造化之变通也。《诗》以道性情，别风雅之正变也。《书》以纪政事，序号令之因革也。《春秋》以示赏罚，明尊王抑霸之统也。《礼》以谨节文，明上下等役之分也。《乐》以致气运，达天地之和也。凡圣贤传心授道之要于是乎具，蔑有加矣!(《慎本》，《岘山集》卷一)

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六经是载道之书，而道非儒家所专有，儒家和道家是道的不同表现，儒家六经明经世之道，道家经典三洞四辅明出世之道。作为明道之书，作为善世淑人的教化工具，六经和道书本质上是一样的。并且道家在历史上以清静之道治国，曾取得了好的效果。如曹参用盖公之术，成汉初无为之治。儒家之学流为辞章记诵，道家之学流为纵横权谋，皆道之不幸。张宇初认为，道家死生不足介其怀，万物不能挠其性，通达与时穷皆不改其特立独行之操，到其极致，“三才以之一也，万物以之齐也，物理以之制也，形器以之寓也。治天下犹土苴也”(《慎本》，《岘山集》卷一)。比起儒家来，道家有顺乎自然，不强造作，与道玄同的优点。

张宇初论本，以儒道合一为特征。他不反对道门内人读儒书，他自己就曾大量阅读儒家典籍，对河图洛书，孟荀韩愈所谓性，邵雍所谓观物，张载二程所谓鬼神，都有讨论。这些讨论表现出明显的关切世务的精神。

3.玄——修炼原则　如果说张宇初所谓道侧重于万物运化的总过程，则他所谓玄更多的是表述道家虚无自然的原则。《岘泉集·玄问》载：

或问曰：“道家者流，其谓玄者，何也?”曰：“玄，天也。即‘道之大原出于天’也。”曰：“其始乎老子‘玄之又玄’之谓乎?”曰：“然。”

“道之大原出于天”语本董仲舒之天人三策。在张宇初这里，天指宇宙原则。“道之大原出于天”是说，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及其规律，皆为宇宙原则所规定。玄也就是宇宙原则。张宇初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他心目中的宇宙原则作了说明：

吾闻诸史氏曰：道家者流，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小而功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则无所取焉。(《玄问》，《岘泉集》卷一)

在张宇初看来，道家精神就是宇宙原则，宇宙原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虚无为本，因循为用”。道家道教的修养方法，就是求与此原则合一。具体说，就是“内而修之，抱一守中，所以全生也。外而施之，不争无为，所以利物也”(《玄问》，《岘泉集》卷一)。所谓抱一守中，就是牢牢地持守宇宙原则而不失。抱一守中的运用就是“不争无为”。对“因循为用”，张宇初发挥道：

惟处乎大顺，动合自然，慎内间外，而纯粹不杂，静一不变，澹然无极，动以天行，乃合乎天德者也。虽用于世，以慈俭谦约为用，不过固守退藏，不为物忤，一返乎虚无平易，清静无为，柔弱素朴。(《玄问》，《岘泉集》卷一)

张宇初认为，道家的主旨就是为了使万物回复到它的本来面目。老子提出慈俭谦约的主张，是鉴于当时政治纷乱，民生困苦的实际而纠偏救弊。这一主张是对宇宙根本原则的总结，它“见于六合之外，天地之先”，可以通三才之理，序万物之性。所谓玄，从表现形式上说，非声臭之可测，非象数之可求，窈冥茫昧，超乎物表。而后世杜撰玄理，则失去对宇宙精神的把握。如扬雄《太玄》，摹拟《周易》，设方州部家，终究不过数字的盈缩消长;只可列入历数，不可作为宇宙原则。

张宇初并以玄为炼丹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所谓炼丹，取五行之精华，按《周易》卦气说之时数，以易卦阴阳坎离之周流升降为火候之进退。“穷阴阳之至理，夺造化之至神”，丹道之理尽于此。他反对术士各种神化怪诞之说，更反对以邪术为侥幸进身之阶，他说：

有曰婴儿姹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之类，老子之时无之。或谓为书者，此也。苟执象泥文，舍源求流，姑好为神怪谲诞，以夸世眩俗，皆方技怪迂之言。……若《抱朴子》黄白变化之事类之，务以左道惑众，侥幸一时。其肆妄稔恶，乌有不败亡者哉!(《玄问》，《岘泉集》卷一)

他认为正确的修炼之术应该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是以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而已”(《玄问》，《岘泉集》卷一)。这仍然是以玄为指导原则，将形气神层层忘却，以抱神守一始，最终回归虚无。

以上是张宇初哲学思想的要点，可以看出，他的修行实践，是在他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以继承传统道家理论为己任，以先秦道家的基本精神作为制定道教科仪斋醮等的根据，以道家的虚无自然作为内外丹道的理论原则，表现出较强的理性精神。

杉山和一

杉山和一，1610年（庆长15年）-1694年6月10日（元禄7年5月18日），是伊势国安浓津（现在的三重县津市）出身的针灸师，因其为检校，也被称为“杉山检校”。

他作为津藩家臣杉山重政的长子诞生，幼名养庆。小时候因传染病失明，便把家让给了妹夫杉山重之。

据说杉山和一创立了将针灸穿过管的手术法——管针灸法，还开设了以针灸、按摩技术的取得教育为主要目的的世界第一个盲人教育设施[1]“杉山流针灸治疗指导练习所”，这得到了作为针灸医生侍奉的江户幕府第5代将军德川纲吉的支援。其伯父是杉山四郎右卫门、杉山左门，弟子有三岛安一。大正13年（1924年），他被追赠了正五位。

杉山和一在江户成为检校的山濑琢一的弟子，或许是由于天生的迟钝、健忘较为严重，导致其因笨拙而进步不佳，最终被破门。

关于管针法的产生，有一种说法是，他回老家时被石头绊倒，发现有刺到身体的东西，一看是竹筒和松叶，由此产生了灵感。在以讲谈、落语《苦心的管针》为题材的别传中，则记载为他为了想办法提高针灸术，在江之岛弁才天（弁财天、江岛神社）举行了21天的绝食祈愿，在满愿之日，被树叶包围的松叶接触到了身体，从而想到了管针法。被认为绊倒的石头在江岛神社参道的途中，被命名为“福石”，成为了名胜。东洋针灸专门学校校长、研究杉山一生和针灸历史的大浦慈观评价说，管针灸术当时可能已经有了，但体系化推广的功绩可以归杉山。

当杉山和一询问山濑琢一的老师京都的入江良明时，得知其已经去世，于是他成为了入江良明儿子入江丰明的弟子。极为入江流的和一在江户开业后，盛况空前。

杉山和一在61岁时成为检校，72岁时接受德川纲吉的针灸振兴令，为了针灸术复兴开设针灸讲习所“杉山流针灸治疗指导练习所”，从那里诞生了很多优秀的针灸师。他和纲吉的第一个故事颇为有名（参照“第一个本所”）。

在江户，杉山和一除了开展针灸、按摩的教育之外，还致力于本道座（盲人自治的相互扶助组织之一）的重组。在此之前，本道座的本部位于京都的职宅，由总检校统率全国，盲人若要取得官位，必须前往京都。杉山和一在元禄2年（1689年）成为了统括关八州当道盲人的“惣禄检校”。纲吉赐予的本所第一个宅邸被称为“惣禄屋”，之后关八州的盲人在江户便可获得盲人官位。

杉山和一于1694年（元禄7年）去世，享年85岁。有逝世日是5月18日的说法和6月26日的说法。他被埋葬在江岛神社和弥勒寺。

黄濬

黄濬（1891—1937），字秋岳，福建福州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汉奸。自幼随外祖父读书，有“神童”之誉，与同乡陈宝琛、严复等人贵识，受知于梁启超。1902年，至北京，就读京师译学馆。

民国初年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素有来往。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中任职，梁启超任财长时聘为秘书。北洋政府垮台后，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

1937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将实施在长江江阴段沉船以封锁航道的计划，黄濬当时担任行政院会议记录，当晚即将此事透露给日方，蒋介石严令彻查。国民党宪兵队总司令谷正伦调查发现黄濬嫌疑重大，后来谷正伦策反黄濬府上的女仆莲花将此案破获。

1937年8月26日，黄濬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公开处决。

京剧名家梅兰芳的成功与黄秋岳密不可分，黄秋岳的学问特别好，经常为梅兰芳参谋戏和办理文案，《霸王别姬》就是他把那段历叱讲透了，梅兰芳虞姬一角才演绎得出神入化。 黄秋岳死后，齐如山荣升为梅兰芳的主要编剧。

黄濬生平著有《壶舟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陈寅恪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曾为其提诗：“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陈寅恪曾盛赞黄濬《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之句。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称 “黄濬如凝妆中妇，仪态万方”。

孙传庭

孙传庭（1593~1643年），明末大臣，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字伯雅,号白谷。明神宗万历末年进士。历官永城知县、吏部主事、顺天府丞等。崇祯九年(1636年)，出任陕西巡抚。率军败高迎祥部农民军于盩厔黑水峪，俘高迎祥等起义军领袖，献于京师。屡次击败陕西农民军，招降农民军将领一条龙、镇天王等。又整顿西安四卫屯军，获士兵万余，岁收屯课银十四万多两。农民军主力会集河南、湖广等地，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的合围计划，他提出非议，忤杨嗣昌意。后领兵主剿陕西起义军，在澄城、延安、淳化、宝鸡等地连败农民军。崇祯十一年，设伏兵于潼关原，大败李自成部义军，李自成仅以十八骑突围出走。又率军出关，败罗汝才等部农民军于阌乡、灵宝。旋以杨嗣昌下令招抚，领兵返关中。同年十月，京师受清军威胁，他受命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诸镇援军赴北京。入京郊后，因与杨嗣昌、宦官高起潜不和，遭到排挤，“不胜郁郁，耳遂聋”。次年，再遭倾陷，下狱，入囹圄三年之久。崇祯十五年，起兵部右侍郎，率军援开封。旋接任三边总督一职。抵陕后，诛遇敌先逃总兵贺人龙，又日夜治军。开封再次受围，他在庄烈帝的逼迫下，率新募之军赴援。在郏县一战，所部溃散，退回关中。次年，进兵部尚书衔，兼任河南、四川、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督师，持尚方剑。再次统军出关，先获宝丰、唐县等战胜利，于唐县大肆杀戮李自成老营家属。后在进攻襄城时，因天久雨，士卒饥饿，后军哗变于汝州，全军遂溃退，死伤损失惨重。他单骑由阌乡渡黄河，再败于潼关，战死。庄烈帝疑其未死，不予赠荫。著作有《孙白谷集》六卷传世。

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郡望陇西(今属甘肃)，福昌(今河南宜阳)人。唐宗室郑孝王亮后裔，但已没落。父晋肃，边上从事，曾官陕县令，早卒。贺家福昌之昌谷，故世称李昌谷。元和二年移居洛阳，曾以歌诗谒韩愈，深受韩愈器重。五年应河南府试，获解。入京应进士试。毁之者谓父名晋肃，晋、进同音，子当避讳，不得举进士。韩愈为作《讳辩》以解之，然终未登一第。六年仕为奉礼郎。或言贺于元和三年至河南府取解，明年应省试不第，五年为奉礼郎(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位卑职冷，病贫交迫。八年春，辞官归昌谷闲居。九年秋，赴潞州依张彻。元和十一年病归，卒于家。李贺才名早著。贞元末即蜚声诗坛，与李益齐名，称“二李”。常骑驴，背古锦囊外出，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其母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可见其冥搜之苦。长于乐府诗。史称“其乐府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猛虎行》、《上之回》、《雁门太守行》表现对藩镇割据之痛恨和对朝廷平叛之歌颂;《公无出门》、《艾如张》、《古邺城童子谣》、《老夫采玉歌》反映社会之黑暗险恶和对人民所遭苦难之同情;《李凭箜篌引》、《听颖师弹琴歌》等描写动人音乐，都为传诵之作。尤可注意者，李贺一生仕途偃蹇，多病早衰，深感世变无涯，人生有尽，于死生问题常纠结于心，所作如《天上谣》、《浩歌》、《古悠悠行》、《日出行》、《梦天》等，“皆深有感于日月逾迈，沧桑改换，而人事之代谢不与焉”(钱锺书《谈艺录》)。虽情绪低沉，而想象新奇，境界寥廓，冶瑰奇秾丽与幽峭凄清于一炉，于中国诗歌史上可称独树一帜。杜牧《李长吉歌诗叙》以“风樯阵马”、“时花美女”、“牛鬼蛇神”喻其诗境，钱锺书以为“皆贴切无溢美之词”(《谈艺录》补订本)。严羽《沧浪诗话》称“李长吉体”，当指此类乐府诗而言。后人虽有诋之为“诗之妖”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然仿效之者亦复不少。其五七言绝句，明白晓畅，风格与乐府歌行迥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贺集》五卷。《郡斋读书志》著录《李贺集》四卷、外集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李长吉集》一卷。后世刻本较多，清王琦、姚文燮、方扶南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较通行。陈本礼注本称《协律钩元》，时以政治事件比附，穿凿过甚。《全唐诗》编其诗为五卷，见卷三九○至三九四。《全唐诗补编·续补遗》卷五补其诗一首。生平事迹见李商隐《李贺小传》、《旧唐书》卷一三七和《新唐书》卷二○三本传、《唐诗纪事》卷四三、《唐才子传笺正》卷五等，年谱以朱自清《李贺年谱》及钱仲联《李长吉年谱会笺》较为通行。

阎若璩

阎若璩(1636-1704年)清学者、语文考据学家。字百诗，又字玚次，号潜邱。山西太原人。寓居陕西山阳。年幼时反应迟钝，“读书千遍不能熟”。但为学刻苦，日夜攻读，学业大进。后补学官。曾协助编《大清一统志》。

阎若璩善于发现问题，长于考证。遇有疑问，必求根底。欲有发明，必求依据。二十岁时，怀疑古文《尚书》是伪作，潜心研究三十年，著《古文尚书疏证》八卷，辨正古文《尚书》共一百二十八条，确证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是伪作，在经学、小学上是一大发现，也开了后世学者敢于怀疑经典的端绪。

阎若璩精通地理学，山川形势，州郡沿革都十分清楚。著《四书释地》一卷，又作续编，共六卷。对经文、人名、物类、典章制度进行解释，尤其是校订前人关于古代地名的错误，多有发现。

阎若璩另著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潜丘札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困学纪闻注》二十卷，《释地余论》一卷。著作另有《日知录补正》 、《博湖掌录》等

丰子恺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原名丰润，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1898年11月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生。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人。他的父亲丰?是清代末科举人，后因废科举在家设塾授徒。丰子恺六岁跟父亲诵读《千家诗》、《三字经》。九岁时，他父亲病故，由他母亲钟氏抚育成人。

丰子恺自幼对绘画有兴趣，十岁影描芥子园画谱人像。1914年十六岁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丰子恺在校图画成绩优异，受到美术教师李叔同的赞赏。李叔同是著名的艺术家，丰子恺决心追随李叔同学艺，终生从事艺术事业。他又在业余时间向李叔同学习日文。

第一师范的语文教师是著名文学家夏丏尊。由于夏丏尊的指导和鼓励，丰子恺开始学习写作，培养了日后写作散文的兴趣。

1919年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因家境贫困，未能继续升学。同年秋，他和同学刘质子、吴梦非一起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该校美术教师。

1921年春，丰子恺得到亲友的资助去日本游学。起初他在东京学习西洋画和提琴，同时补习英文和日文。后来曾到横滨等地去参观画展。他在日本只学习了十个月即因经济困难不得已回国，复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师。

1922年夏，丰子恺应夏丏尊邀请去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同时在宁波第四中学兼课。丰子恺在春晖中学执教两年多期间内，开始尝试用毛笔和宣纸作画;所作画或借用古诗词的意境，或反映儿童生活。他的画风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也受中国画家陈师曾的启发。丰子恺在《太平洋画报》上看到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作品，感到寥寥数笔，余趣无穷，为之心折。

丰子恺的画稿，融会各家之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同在春晖中学任教的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等对他的画都非常赞赏。1924年丰在朱自清和俞平伯合办的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1924年春晖中学同人与校长经亨颐意见不合，集体辞职。丰子恺和其他教师一起带了一部分学生到上海创办立达中学(后称立达学园)，主张用“爱的教育”教育学生。1925年秋，他的《子恺漫画》在郑振铎编辑的《文学周报》上发表。1926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子恺漫画》。朱自清曾为它作序。序中写道：丰的一幅幅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1]。

丰子恺观察儿童生活细致入微，如他画的《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瞻瞻的脚踏车》等，使观众久久难忘。丰子恺作的某些社会现象漫画，寓意也很深刻。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由于无力喂养自己初生的婴儿，不得不把他舍送到育婴堂去，路旁的母狗反而能哺育自己的小狗，于是画出《最后的吻》。

丰子恺说他自己的漫画创作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词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2]

丰子恺既作漫画，又写随笔。他写的若干篇短小的散文，集结为《缘缘堂随笔》印行。

丰子恺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他的画和散文有不少是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说明他有“为人生而艺术”的一面;但也有一部分反映了他出世的佛家思想。他所尊重的老师李叔同于1918年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出家，法名弘一。这件事对年青的丰子恺思想影响极深。十年以后，丰子恺三十岁生日那天，他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宿舍竟然出人意料地举行仪式，宣称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并取法名婴行。1928年为祝弘一法师五十寿，丰子恺绘成“护生画”五十幅出版，由弘一法师题字。以后每隔几年出版一集《护生画集》，直至第六集。1931年他又由弘一法师介绍，为厦门南普陀寺广洽法师绘释迦牟尼佛像。

自1925年至1929年，丰子恺在立达学园负责美术教学。这期间，还先后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上海艺术大学、澄衷中学及淞江女子中学兼课。

1929年丰子恺担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1930年他和夏丏尊、章锡琛等合作编辑《中学生》杂志。自1933年开始，他长住故乡石门湾“缘缘堂”，专门从事绘画和译著。他时常往来于上海、杭州、石门湾之间，直到抗战初期。在这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他出版了许多漫画集和译著，如《子恺漫画选》、《儿童生活漫画》以及散文集《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等。另外，他还写作和翻译了一些美术理论和音乐方面的书籍。他的艺术理论著作深入浅出，很受读者欢迎。

1936年10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丰子恺也参加了文艺界团结御侮的活动，在鲁迅、巴金等拟定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了名。

1937年11月6日，丰子恺正在“缘缘堂”作画，石门湾突遭日机空袭，当晚他携全家老小十人在潇潇暮雨中与“缘缘堂”匆匆告别，走上流亡的旅途。途中几经波折，全家于1938年到达桂林，他遂在桂林师范任教。1938年底，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约，往广西宜山浙大讲学。1940年南宁失守，他又随浙大迁往贵州遵义。1941年秋，在浙大升任副教授。丰在遵义时应开明书店要求，重绘在抗战期间散失的漫画，共四百二十四幅，分编成：一、 古诗新画;二、儿童相;三、学生相;四、民间相;五、都市相;六、战时相。总名《子恺漫画全集》，于1945年出版。1940年，他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译成日文，在日本创元社出版。

1941年11月，丰子恺带领全家去重庆，就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任教务主任。1942年暑假后，他辞去艺专职，在重庆沙坪坝自建“沙坪小屋”，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抗战后期，他曾到泸县、自流井、乐山、长寿、涪陵、南充、内江等地旅行，并开画展。1946年7月3日他率全家离开重庆，取道成都越秦岭，于9月25日抵达上海。由于他的“缘缘堂”旧居早已在沦陷期间被毁，全家迁居杭州西子湖畔。1948年9月，他和开明书店的章锡琛结伴同游台湾阿里山、日月潭，11月回到厦门短住。1949年3月，丰子恺闻解放大军即将南下，于4月令家属先回上海，他自己则因事绕道香港，再由香港飞回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丰子恺作了《百年难逢开口笑》的画幅，以志庆祝。1950年出版了他所作的《绘画鲁迅小说》4册。他从事翻译，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

1952年，丰子恺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54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就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1962年被选为上海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

晚年丰子恺仍坚持作画和翻译工作，1975年9月15日患肺癌去世。

张锡纯

张锡纯（1860年－1933年）,字寿甫,先世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家道小康,自曾祖始累代业儒,父彤元(字丹亭)为庠生,以训蒙终其生。其家训教子孙宜训蒙兼习医而益世润身。锡纯天资颖悟,遵家训,诵读之暇,游艺方书,后两赴秋闱不第,竟以医名于时。

张锡纯青壮年时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殖民地化迅速加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他虽伏处草莽,亦渐知仅习旧学考科举,难以经世济民。1881年,补博士弟子员,首次赴北闱乡试落第,为慰藉祖、父愿望,径赴天津正式进学。后即长期在乡间教私塾,至1893年方再次参加乡试。这期间其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疏方看病,教学时文医兼授,弟子中日后有多人以医为业。1885年,他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束手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然而,1911年前,仍以训蒙、教书为职业。第二次乡试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接触西学之后,张锡纯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主要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开始在《绍兴医药学报》发表文章,医名渐著于国内。

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聘张锡纯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任军医正期间,曾随军至武汉,后辗转于大名、广平、邯郸、邢台、德州等地,医术颇受一些军政要人重视。其著作渐为人知,传抄者日多,奉天(今沈阳)袁澍滋(字霖普)阅后劝其呈内政部申请著作权。1918年,奉天天地新学社苏明阳等代为注册,奉天医学研究会高振铎予以校正,由该社资助首次印行第一期。同年,奉天设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锡纯为院长。

《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后迅速脱销,次年春再版,同时印行第二期。张锡纯方展其抱负,适值直奉战争爆发,不得已于1923年回关内于沧县开业。

1924年,张锡纯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四期,医界竟购,先后共印四版,作者声望雀起。1926年,前清道尹胡珍簠邀他赴天津为专馆教员(家庭教师)。张锡纯携眷至天津,于授徒的同时开业行医。1927年春,正式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1928至1933最后5年中,张锡纯之学术和事业达到高峰。他先是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应诊的同时传播学术。次年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再版,共5次印刷方满足需求。1931年又出版该书第六期,计两次印刷。为迅速培养较多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人才,他不顾73岁高龄,于1933年春创办四年制函授学院,亲订讲义,兼及教务,遂因劳瘁过度至秋天一病不起。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医著之外,张锡纯尚撰有《代数鉴源》、《易经图说》(未刊行),另有诗作《种菊轩诗草》曾附编于《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张锡纯有三子一女。长子荫潮继父业,曾任京畿卫戍司令部军医官,1939年卒。次孙铭勋承祖业,行医于原籍,1954年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版权及遗稿献给国家,实现了祖先的宏愿。

1957至1985年,河北省4次整理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总发行量近50万套,为近代任何一家之言的医著所不及。

倡导中西汇通衷中参西思想

19世纪60年代,近代科学开始缓慢地、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张锡纯生长于穷乡僻壤,青年时代很难接触西学。他说自己“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仅又10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洋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含浑,有赖后人阐发耳”(此语出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一篇医论“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至于汇通中西医何以要衷中参西,1909年他在其书自序中说:“今百事皆尚西法……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斯编于西法非仅采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参西显然是时势的需要,然张锡纯的学问和经历均告诉他中医尚多优势,沟通当以中医为主,即吸取西说发扬中医,使之放光明于全球。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国人上下震动。为求富强免危亡,知识界多认为必须向日本学习,积极引进西学。1893年后,张锡纯绝意于功名,益加留心西学。1897年,他年近40,竟开始刻苦自学代数和几何,后又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全面参考西医学术建立了较厚实的基础。

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张锡纯说:“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类似观点在其书中随处可见。如他主张:“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对《伤寒杂病论》中的错误,他也主张伪托或错简说,认为“古经之中,犹不免伪作,至方术之书,其有伪作也原无足深讶”。张锡纯原最推崇《神农本草经》,因其中载石膏性微寒,是其特别推崇石膏治寒温的文献依据。然而他说:“诸家本草皆不足信,可信者惟《本经》,然亦难尽信”。怎样发古人所未发,与古为新呢?当时在基本理论方面,中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阴阳五行说与自然科学基本原理难通;藏象说与解剖生理难通;六气六淫说与微生物病因说难通;气化说与细胞说难通。张锡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的汇通探讨,其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者为他对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脑充血与薄厥相通的看法。至于具体问题的中西互参则几乎见于其书的每一篇章。

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

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癥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

《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200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

实验派医学大师

张锡纯精通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其中有创造性的成就主要有六方面。

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热病的功效本世纪40年代前,热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当时西医疗效不满意,中医证治虽早有伤寒温病两说,但一般医家难以熟练运用。传统学说对石膏及有关方剂阐发不够,张锡纯则发挥了石膏的功用,简化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提高了可重复性。他认为,生石膏性微寒,凉而能散,透表解肌,善清上焦及中焦实热。外感病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然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是变金丹为鸩毒。古方用生石膏者以大青龙汤、白虎汤为代表。此虽为重证而设,但禁忌颇多。若适当变通,则生石膏治热病有实热者无往不适。白虎汤变通适当尤能广泛应用,挽救危重症。其原则为热盛脉实即原方加重石膏,以胜病为准;热实正虚宜原方加人参,间需以山药代粳米或元参代知母;病危急,患者又不耐服药,竟可单煎石膏或用鲜梨片和石膏末嚼服。

张锡纯阐发此说不厌其繁,仅“石膏解”后所附医案即达38例。其中多系危重证,按西医诊断可知的病种有痢疾、疟疾、重症颌下脓肿、肺炎、产褥热、产后大出血、风湿热、猩红热等,同时伴昏迷、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时过近一世纪,今日单用西法处理上述一些病例仍感棘手。但张锡纯当年常常得心应手,曾说“愚临证40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张锡纯的这一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证胸中大气下陷证的提出,是张锡纯诊断上的发明。其理论略谓:“人之一身,自飞门至魄门一气主之”。“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宅窟也”。此气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大气下陷最典型的症状即患者自觉气短不足以息,似乎喘而非喘,诊关脉不实。其他见证变化多端。以今日西医诊断为勘,此证多属官能证,无可靠疗法。而升陷汤对大多数病例却效如桴鼓。后人多以为此方可重复性很强。

防治霍乱的贡献张锡纯行医时常有霍乱流行。当时西医对该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为此,他创用了治疗霍乱的急救回生丹及防治兼用的卫生防疫宝丹。查其药味及制法则系衷中参西的成果,而经济简便,效果又在中西医之上。1919—1920年,此两方曾在东北、河北、山东、河南大面积试用,据较可靠的报告分析,治愈数万人。

中医为主治肠结张锡纯所治者多属于机械性或动力性肠梗阻。古人有大承气等方法,但多禁忌,疗效亦不甚满意。张锡纯所创之法一为赭遂攻结汤,一为葱白熨法。前者集古方之长又有新意,后者为外治法,适于动力性肠梗阻。考其医案确系典型梗阻,而疗效甚好。近年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的原则,仍不出张锡纯所用之法。

抢救急证的发明张锡纯长于救治危急大证,除前文已述外,尚有重用萸肉救脱。脱证在西医称为休克,至今常见且难治。中医古方救脱以人参为主,但有禁忌,张锡纯以萸肉为主基本无禁忌。其理论略谓,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且敛正气不敛邪气。张锡纯所附医案中几乎包括各种休克,尤以大汗致脱为最效。其法为,当紧急时急煎萸肉一味60克(2两)左右急服,病稍缓或以下脱为主则配以人参、山药等。又生山药一味救脱之轻者亦效。再有小青尤汤加减治外感痰喘。小青龙汤系经方,原适应证不以痰喘为主,后人有所发明用以治痰喘,但不如张锡纯精到。外感痰喘即西医之哮喘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或心力衰竭。张锡纯以为治此病重症惟小青龙汤加减最效,并屡试不爽。加减中主要是热重加生石膏。为巩固疗效,张锡纯又拟从龙汤等以求根治,其法至今仍值得研究。此外,张锡纯对各种大出血及先兆中风等急证的抢救亦多有阐发。

张锡纯敢于救患者于殓服在身,足示其学识与责任心均非寻常,亦可知其何以能享盛誉而历久不衰。

关于慢性顽症的主要阐发张锡纯之书治虚劳的内容甚多,其中出现最多的药物为生山药。张锡纯对此药的研究仅次于生石膏。其余最有价值的阐发即重用三七、鸡内金、水蛭等治癥瘕积聚等慢性病。结核病在中医亦归入虚劳,张锡纯治结核病除继承前人活血化瘀法外,又多伍以生山药、黄芪、人参等补气药,至于滋阴、宁嗽等法反居其次。

济世活人不计私利

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1924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

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1913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

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故书屋名“志诚堂”。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简历

1860年3月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盐山县。

1874年开始学医。

1879年开始行医。

1909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前3期。

1912年应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之邀,任军医正。

1918年应聘任沈阳立达医院院长。

1924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期

1927年在天津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1928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

1931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1933年创办中医函授学院。

1933年9月卒于天津。

孟森

孟森（1869-1938年1月14日），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字心史，号莼荪，江苏武进人，1868年 (清同治七年) 生。清光绪廪生。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习法律。1905年返国，随郑孝胥至广西龙州边防军参与戎机。1908年任《东方杂志》编辑。1909年当选爲江苏省谘议局议员。1913年当选爲国会衆议院议员。国会解散后南下，开始著述。1915年著《董小宛考》、《孔世贞事考》、《横波夫人》等，并考订清初掌故传说。嗣任江苏省民政厅秘书主任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193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课馀著述。七年之间，成书数百万言。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困居北平。日军因其曾撰有“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綫图考证”，胁其交出界綫图，深感屈辱愤恨，致撄胃疾，迨至1938年1月14日逝世于北平。终年70岁。

毕生致力于明清史研究。成就卓著，超越前人，受到国内外史学界推崇。治史首重官书、正史，认为真正的史料，必推某一朝本纪、列传及有关志书等，而謏闻野记，不足“专据”。研究中“自以正史为骨干”，对朱元璋的开国规模，作出详尽考订、评述。主张实事求是，从实从史而论，特别对清初女真人脱离明朝后，在建国，发展和壮大过程中，极力回避，隐没努尔哈赤及其祖先臣属于明朝的史实。在认真考订的基础上，有力地揭露了清代首次文字狱，庄氏“明史案”的实质和官修明史“不足传信”的原因。考订精当，评议公允，被史家赞为“用力最勤，著作最富”，体现了史学家的求实精神，作了前人和同代人不敢或不曾作过的正史工作，指出读《明史》者负有“纠正之责”。尤其对崇祯皇帝，评其“独具卓识”，有念民之心，而无益民实政的评议，史家称其持论“极为精粹深刻”，公允确当。余如《八旗制度考实》、《建州卫考辨》等文，亦体现史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考订功夫。曾深入研究清代边疆问题，精辟地剖析乾隆朝以前“日有进取”，乾隆朝以后“日有放弃”的态势，指明清王朝盛衰的历史大势。主张治史既不“厌薄”前朝，亦要“尊重现代”，提倡古今并重。著有《八旗制度考实》、《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心史丛刊》、《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明元清系通纪》、《满洲开国史讲义》和《清朝前纪》等书。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多有创建，贡献突出，为后世史家治学树立了良好榜样。

勒庞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5.7－1931.12.13），男，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有“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之称。勒庞还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出生于法国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le-Rotrou），逝于法国马恩-拉-科盖特（Marnes-la-Coquette）。出版有《乌合之众》、《力的演化》、《历史哲学的科学基础》等。

勒庞生于1841年，1860年进入巴黎大学学医。大学时，勒庞就展现出极强的思考能力与写作能力。186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假死与早葬》，讨论了死亡的定义，成为在法律意义上讨论相关话题的先驱。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勒庞成为一名军医。战后，他写下了关于军队纪律与指挥问题以及人在压力、苦痛下产生的行为的反思文章，这后来成为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教材。

此后，勒庞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他在欧洲、亚洲、非洲游历考察，并撰写出关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东方主要文明的一系列专著。这些考察也让勒庞产生了文化主要受遗传因素影响的观点。他于1879年发表的《关于脑容量变化及其与智商的关系之解剖学与数学的研究》一文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大奖。

1920年，勒庞作为生理学与相关科学教授从巴黎大学退休。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出版了《历史哲学的科学基础》一书。

在勒庞诸多学术论文中，有一些物理学论文，比如《不可见发光》《电射线与物体对赫兹波的透明性》《作为太阳热与电之起源的物质去实体化》《速度在现象中的角色》，等等。其论文中探讨的很多话题都成为后来近代物理的主题。他的《力的演化》中一些章节堪称经典。而在《物质的演化》一书中，勒庞将原子内能、物质—能量转化、放射性物质等原子物理和狭义相对论的时髦主题从容驾驭、娓娓道来。”“这些著作恰好出现在原子物理和相对论发展的关键时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被广泛引用。”

葛玄

葛玄(164—244),三国著名高道，道教灵宝派祖师。字孝先,人称太极葛仙翁。本琅琊人,后迁丹阳句容(今属江苏)。出身宦族名门。他的高祖庐为汉骠骑大将军,封下邳侯,祖上矩仕汉为黄门侍郎,父德儒历大鸿胪登尚书,素奉道法。葛玄生而秀颖、自幼好学、性识英明,于经传子史之中尤喜老庄之说。后发心学道而遁迹名山,参访异人而服饵芝草,精勤苦修遂得成仙,世称葛仙翁,又称太极左仙公。曾从仙人左慈学道,受《太清九鼎金液丹经》《三元真一妙经》《九鼎丹经》《金液仙丹经》等道法。传说葛玄勤奉斋戒感动了老君与太极真人下降天台山,传授给葛玄《灵宝等经》36卷,《出洞元大洞等经》36卷,及“上清斋二法”“灵宝斋六法”。葛玄的足迹历遍灵岳、赤城、罗浮等名山大川,擅长符咒诸法,奇术甚多,传说能遨游山海分形变化,尤其擅长治病收劾鬼魅之术。传说吴嘉禾二年(233)葛玄径往阁皂东峰建庵,筑坛立炉,修炼九转金丹。《三国志·吴书》记载:孙权好道术,葛玄尝与之游,得权器重,特于方山立洞玄观。后于北宋崇宁三年(1104)封“冲应真人”,南宋淳祐六年(1246)封“冲应孚佑真君”。曾删集过《灵宝经诰》,精心研诵了“上清”“灵宝”等多部真经,嘱咐弟子郑思远在他死后将“上清”“三洞”“灵宝”中的各品经箓付于阁皂宗坛及家门弟子,世世箓传。所以,道教称《灵宝经箓》传自葛玄,后世灵宝道士也因此奉他为阁皂宗祖师。

顾恺之

顾恺之（348年～409年），东晋画家、文学家。字长康,小字虎头。生于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卓越理论家。也为中国最早遗留有画迹的大画家。顾氏,原为江南显族。《无锡顾氏宗谱》有:恺之父亲名悦之,字君叔,曾为扬州别驾,历尚书右丞;祖父名毗,字子治,在康帝时为散骑常侍,迁光禄卿;曾祖父等也都在吴晋做大官。其小时,聪颖有才气,博览群书,擅长文学,工诗赋,多艺能,美书法,尤妙绘画。《晋史中兴书》说:“恺之博学有才气。”《历代名画记》也说:“恺之多才多艺,尤工丹青。”然其素性率真、通脱、好矜夸、工谐谑,并带有痴呆的意趣。因此人称其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亦擅长文辞。所著《恺之文集》虽已失传,但其中精彩篇章,仍多为后人所传诵。遗留至今尚有《虎丘山序》、《冰赋》、《观涛赋》、《筝赋》、《四时诗》、《水赞》等。其远师曹不兴,近师卫协,成为一种江南风格。《晋书本传》说:“恺之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自苍生以来未之有也。”《画断》说:“顾公远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奇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历代名画记》说:“自古论画者,以顾生之迹,天然绝伦,评者不敢一二。”张彦远论顾、陆、张、吴用笔中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传神气也。”其早熟,20余岁作江宁瓦棺寺壁画,居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从此画名大震。所画维摩诘像,据张彦远说:“有清羸示病之容,隐而忘言之状。”与南朝的陆探微、张僧繇被推为“六朝三杰”。不仅精于画事,在理论上也有贡献。其著作保留下来的有《画论》、《魏晋胜流画赞》及《画云台山记》,均为现存较早成篇的画论著作。其中“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画迹见于唐、宋记载中有《谢安像》、《桓温像》、《列女仙》、《维摩诘像》、《雪霁望五老峰图》、《荡舟图》、《笋图》、《庐山会图》、《水府图》、《水雁图》、《中朝名士图》等。至今流传有绪的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刘琴图》和《列女仁智图》。这些作品虽系唐、宋后人摹本,但也成为研究我国早期绘画的重要资料。

孟超

孟超(1902.3.1—1976.5.12)，现代著名作家。曾用笔名东郭迪吉、林麦、林默、迦陵。山东省诸城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幼年时读过私塾。辛亥革命后,入县城高小,毕业后升入济南中学,后因参加学潮被开除。“五四”运动时期受《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影响。1924年到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受当时瞿秋白、张太雷、任弼时影响,进一步接触马列主义,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并开始了文艺生活,在写作方面曾得到茅盾、陈望道的指导。开始在郁达夫主办的《洪水》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一些散文和短诗,出版了一部诗集《候》。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赴武汉,参加当时全国总工会工作,与蒋光慈、阿英等人开始商量组织太阳社,但因武汉的政治变化,未成。1928年和蒋光慈先后回到上海,同阿英重新组织了太阳社,创办了春野书店、《太阳月刊》,同时还出版了小说集《冲突》(1929年,上海春野书店)、诗集《残梦》(1929年,上海春野书店)。太阳社遭到反动派的查封后,曾在《大众文艺》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和诗歌,参加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和冯乃超、夏衍等人办艺术剧社。抗日战争时期,在五战区领导过抗日宣传队,并负责过广西国防艺术社等抗战戏剧工作。抗日战争后期,反动派对进步艺术团体进行压迫,便以杂文的形式揭露、抨击其反动统治。1941年在桂林出版了《野草》半月刊,出版杂文集《长夜集》(1941年,桂林文献书店)和《赤偃草》(1942年,桂林集美书店),历史小说《骷髅集》(1942年,桂林集美书店),同时还主编《艺丛》月刊。1943年从桂林撤退到贵阳、昆明、重庆各地,除参加文协外,大部分时间从事教书和编辑工作。在昆明曾编《妇女旬刊》,在重庆编过《西南日报》副刊、《大众报》的《漫画漫话》旬刊、《新民报》的《艺术周刊》等。1947年在重庆西南学院任教。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去香港,与秦似等人恢复《野草》半月刊,并为《商报》、《大公报》、《文汇报》副刊写稿。同时又与楼适夷、以群等人创办《小说》月刊。此期间还写出杂文集《水泊梁山英雄谱》(1950年,上海学习出版社),以杂文形式,借古喻今,讽论时事和人物。1949年初由香港经朝鲜到北京,参加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工作。后在出版总署先后任总署图书馆副馆长和书刊编审。1954年调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编写了历史剧《李慧娘》(北京人民出版社),成功地塑造了李慧娘这个申张正义的复仇的形象。该剧在当时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意义,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致死。1978年12月平反。

胡兰成

胡兰成（1906年2月28日－1981年7月25日），中国现代作家，嵊县人。1906年2月28日生。早年先后就读于嵊县芝山小学、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绍兴第五中学、杭州蕙兰中学。1923年在蕙兰中学读四年级时,因编辑校刊得罪校务主任方同源,被学校开除,回到老家胡村任小学教师。1926年春到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三个月后被开除。9月进燕京大学任抄写文书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1930年进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1931年初转到萧山湘湖师范任教。1932年秋由旧识崔真吾介绍,到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教书一年。1933年至百色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两年。1935年转至柳州省立第四中学。1936年应第七军军长廖磊之邀请,创办《柳州日报》。两广事变爆发后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33天。1937年初经白崇禧批准释放回原籍。4月被上海《中华日报》聘为主笔。1938年初调到香港任《南华日报》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12月19日汪精卫脱离重庆到河内,响应日本军阀近卫声明,于12月30日发表艳电。1939年5月初离开香港,追随汪精卫到上海。8月底汪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随后成立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中华日报》总主笔。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任宣传部政务次长,仍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同年夏辞去《中华日报》总主笔兼职。1941年2月28日脱离《中华日报》,任《国民新闻》总主笔。1942年春任汪伪行政院法制局长。1943年春法制局撤销,改任伪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于9月初从武汉逃往南京,稍后离开南京到上海。后在浙江杭州、诸暨、金华、丽水、温州等地隐匿。1950年潜逃香港,逃脱了惩处。1951年春迁居日本。1974年5月赴台湾,在“中国文化学院”任教。1975年9月胡秋原在《中华杂志》发表《汉奸胡兰成速回日本去!》。在舆论压力下,同年10月起停止在“中国文化学院”上课。1976年1月底回到日本。1981年7月25日在日本去世。1991年台湾出版《胡兰成全集》(9册)。胡兰成自与佘爱珍结合后的三四年间，胡兰成写下了他自己所有著述中最为看重的两部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主要作品：《西江上》、《今生今世》、《山河岁月》、《战难，和亦不易》、《禅是一枝花》、《中国的礼乐与风景》、《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 、《革命要诗与学问》、《闲愁万种》、《建国新书》、《经书新语》、《寄日本人》、《心经随喜》、《自然学》、《天人之际》等。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和早期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头子。蒲鲁东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他于1840年最先使用了“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

1809年1月,蒲鲁东诞生在法国贝桑松城郊一个破产的小资产者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祖辈以农为生;据蒲鲁东自己说,他的14代祖先“都是庄稼汉”。他的父亲原是一个农民兼小手工业者,曾开设一家制桶小店铺,并经营过小啤酒店。因生意清淡,店铺倒闭,家中仅有的少量土地也被卖光还债。破产之后,12岁的蒲鲁东便在贝桑松一家旅店当伙计,后来又在一家印刷厂当过排字工人。

蒲鲁东未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少年时代,他虽然在亲友的接济下得以在一所学校里读了几年书,但很快就失学了。他主要靠自学掌握文化知识;据蒲鲁东看来,“知识意味着统治”,“科学就是财富和资本”。他努力发展自己的智慧,为的是登上幸福者的行列。

1831年,蒲鲁东离开贝桑松,外出谋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曾辗转于巴黎、里昂、马赛、土伦等地,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因未找到适当工作,只得又回到贝桑松。1836年,他设法同别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小印刷所,来维持生计。但由于资金不足,经营无方,这个小印刷所在几年后就倒闭了。后来,蒲鲁东在回忆以往的遭遇时,说自己“象一只可怜的小鸟,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找不到一丛绿枝掩庇我的巢窝”。

蒲鲁东在经营印刷所的同时,涉猎了语言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著作,并开始著书立说。他想扬名于世,充当未来的“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1837年,他写出一本“幼稚著作”——《论通用文法》,获得贝桑松大学的奖金。商场失利,文坛得意。他拿了这笔奖金之后,一时踌躇满志,于1840年来到巴黎。

蒲鲁东于1843年暂时离开巴黎,到里昂一家船舶航运公司任办事员,但经常为公司办理业务而来往于里昂与巴黎这两大城市之间。从1847年初起,蒲鲁东就在巴黎定居。1849年12月,已经上了40岁的蒲鲁东同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平民女儿结婚。他之所以愿意同这个女子结婚,因为在他看来,女人的真正使命不是到社会上去谋求工作,而是在家当厨娘,操劳家务。

1840年他写出了《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在当时的法国思想界获得一点声誉。在这一著作中,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了大私有制;认为“财产就是盗窃”。他说:“财产就是盗窃”这一论点,是他在历史上的伟大发现。“这样的话一千年来谁都没有听到过。我在这世界上除了对财产的这个定义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在我看来它比百万钱财还宝贵,我敢断定,这是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最重大的事件。”

尽管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对大私有制进行了抨击,把这本书看成是一鸣惊人之作,但马克思却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蒲鲁东在写这本书时,暴露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知识的贫乏。他不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生产关系来探讨财产关系,而只是从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马克思对蒲鲁东早年的这本著作,还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继《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之后,蒲鲁东还写了许多论著:《贫困的哲学》(1846)、《社会问题的解决》(1848)、《一个革命家的自白》(1849)、《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1858)、《战争与和平》(1861)、《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4),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宣扬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他怀着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试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基础的条件下,来消除资本主义的“丑恶的方面”。他主张阶级调和,不赞成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蒲鲁东来到巴黎之后,结识了荟萃在巴黎的一些著名人物。但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以前,他对于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并不感兴趣。1844年冬,蒲鲁东同寓居巴黎的马克思相识。1846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曾写信给蒲鲁东,要他参加该通讯委员会的活动。蒲鲁东对此加以拒绝,并声称不赞成共产主义运动。

在欧洲近代史上,蒲鲁东首先是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而著称的;他和施蒂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1844年,蒲鲁东在巴黎同巴枯宁结识,对巴枯宁的思想直接产生了影响。蒲鲁东不仅公开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特别强调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者”。

蒲鲁东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宣扬反对任何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互助主义”。他写道:互助制是“各个自由力量之间取得均势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只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就享有同样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力量都能用劳务来换取相应的劳务”。“互相效劳,互换产品,彼此贷款,互守信用,互相保证,彼此担保,等等——这就是(互助制的)法则。”

他认为根据互助主义原则,就可以建立一个“美妙”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小业主——独立的小生产者所组成,社会各成员之间自愿而又公平合理地实行产品等价交换;这种通过等价交换而在小业主——独立的小生产者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契约”、自愿协商的关系,就使得强制性的政权不必存在,从而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消亡。

普鲁东还认为,人们维持平等的自由联合,是唯一可能的、唯一合乎正义的和唯一真实的社会形式。在他看来,这种社会形式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说:“具有最高度完善性的社会存在于秩序和无政府状态的结合中”。“无政府状态就是没有主人,没有元首,这就是我们一天天在接近着的政治形式”。他把无政府状态看成是自由、平等的体现,能尊重所有人的意志,能使所有的人“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友谊中团结起来”。

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要求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主张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都能绝对自由。他反对任何国家,说国家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所以,他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政党,打倒政府”。他认为只有无政府状态才是唯一的切实可行的“共和国”,在这里“人的自由是无限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反动幻想。尤其是在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的历史条件下,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显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给工人革命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它不仅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甚至反对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

蒲鲁东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848年革命前夕,他赞同法国基佐政府的一些施政方针。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蒲鲁东担任过《人民代表报》、《人民之声报》的主编。同年6月,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增选议员代表,他当选为议员,一时跻身于资产阶级政客之列。1849年,他因反对当时窃踞法国总统职位的路易·波拿巴而被捕下狱(1852年出狱),但他在狱中却上书路易·波拿巴,向波拿巴献策,幻想依靠波拿巴来实施自己的改良主义计划。他在出狱前后所写的一些论著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宣扬阶级调和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否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说:“不应该把革命的行动看成是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

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是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蒲鲁东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本人就曾遭受过破产和失业之苦,因而对陷于破产或濒于破产的小资产者表示同情,幻想恢复和维持小生产者的原有经济地位。但是,蒲鲁东试图用和平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和弊端,然后将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地改造成所谓“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所渴求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义语。

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是蒲鲁东改良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在蒲鲁东看来,一方面,“私有制是强者剥削弱者”,即富者剥削穷者,使小生产者可能遭到破产;另一方面,私有制给予个人以独立和自由,能使小生产者发财致富。他把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说小私有制是“自由和平等的最初前提”和“进步的泉源”。所以,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因此,只有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他还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看成是互相依赖的关系和平等的关系,认为“一个是共同财富的主动力,一个是共同财富的促进者和保管者”,彼此不应该有矛盾和斗争,而应当互相调和,“携手合作”。蒲鲁东的这种观点,充分暴露了他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蒲鲁东还制订出具体的社会改良方案,亲身从事改良主义的实践活动。1848年,他试图用建立“交换银行”的办法,来改组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他规定这种交换银行的任务,是直接接受生产劳动者的一切产品,公平地确定这些产品的价值,并向生产者发给标明这种产品的一种证券书,作为劳动货币。持有这种证券书的生产者,可以向同一银行购买他所需要的任何商品。通过这种办法,蒲鲁东认为可以使小生产者免受剥削,不致遭到破产、贫困的厄运;使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永世长存,使“公平合理”的交换制度也永世存在。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给社会带来“平等”和“幸福”,就会出现小生产者所渴望的“理想社会”。

1849年1月,蒲鲁东在报上发表了建立所谓“人民银行”(交换银行)的声明,并公布了“人民银行”的章程。他说:“我创办这个企业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我要改变社会的基础,转动文明的轴心”。他在筹建这个交换银行的同时,提出了信用改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交换银行不仅是劳动产品交换场所,而且是信贷机构,对小生产者和工人实行长期“无息贷款”。蒲鲁东认为,这将使一切小生产者和工人群众免遭货币的奴役,使他们能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从而导致生产和分配的平衡;这样一来,就可避免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就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矛盾和弊端。

蒲鲁东的这套改良主义方案,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试图筹建的交换银行和交换市场,是建立在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基础上的,是同社会生产脱节的。马克思对他的这套改良主义计划给予无情的讽刺,指出“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是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功绩’”。蒲鲁东“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

事实上,蒲鲁东所筹建的“人民银行”一方面因资金不足,同时也遭到法国国民议会的反对,所以并未正式营业,就中途夭折。蒲鲁东并不因此就放弃他的改良主义计划。1855年,在巴黎举行了万国博览会。蒲鲁东又试图在这博览会附近建立起他所念念不忘的“交换市场”,来试验他的改良主义方案。但这一次,又以失败告终。

1858年,蒲鲁东写了《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一书,提出了所谓真正的平民人道主义,即工人人道主义的主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这本书中抨击了天主教会,揭露了教会的愚昧、专横;否认上帝,批评了“上帝感召”的思想,因而被判三年徒刑。于是,他立即逃出法国,流亡到比利时,直到1861年返回法国。

在西欧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六十年代,蒲鲁东站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面。1864年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英国伦敦成立。蒲鲁东进行政治投机,混入第一国际。他力图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传播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和改良主义思想,宣扬他的机会主义理论。

在第一国际早期,蒲鲁东主义不是颇有影响的。蒲鲁东主义不但在法国,而且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度里广为流传;在这些国家里,蒲鲁东有很多信徒。在第一国际初期,蒲鲁东主义者曾把持了国际巴黎支部,反对第一国际的正确路线。所以,在第一国际早期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上(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斗争,在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了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胜利。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极其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恩格斯认为“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

列宁也指出,曾经在罗曼语各国流行一时的蒲鲁东主义“没有任何学理、任何革命学说和革命理论”,它“分散工人运动”,“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

1865年1月,蒲鲁东在第一国际成立后不久去世。

伊妮德·斯塔基

伊妮德·玛丽·斯塔奇（EnidMaryStarkieCBE，1897年8月18日-1970年4月21日），爱尔兰文学评论家，以其关于法国诗人的传记作品而闻名。她曾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研究员、讲师，后任该校讲师。

斯塔基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郡的基利尼。她是威廉·约瑟夫·迈尔斯（WJM）·斯塔基阁下（1860-1920年）和梅·卡罗琳·沃尔什的长女。学者沃尔特·斯塔基是她的哥哥。她两岁时，父亲接受了爱尔兰常驻教育专员的职位。在爱德华时代的都柏林，她在学习中长大。她的父亲聘请了一位法国家庭教师莱奥妮·科拉（Leonie Cora）辅导孩子们学习法语和音乐。从烹饪到《巴黎春天》的目录，孩子们受到了法国一切事物的熏陶。伊妮德写道：“我的法国家庭教师从未停止过谈论法国，她的话语中充满了流亡者的乡愁。”[2]科拉女士曾是法国钢琴家和作曲家拉乌尔·普格诺的学生，伊妮德也因此学会了弹钢琴，并连续两年在都柏林一年一度的音乐节FeisCeoil上获得二等奖。她先后就读于都柏林亚历山德拉学院、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和巴黎索邦大学。

Starkie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并于1920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4][5]她先后在埃克塞特和牛津大学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院教授现代语言。她撰写的《波德莱尔传》（1933年）是许多英国读者了解波德莱尔的第一本书。她撰写的《安德烈·纪德》（1953年）一书对安德烈·纪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他于1947年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她还为亚瑟·兰波的诗歌声誉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她的作品《兰波在阿比西尼亚》获得了现代语言学院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她出版了两部关于福楼拜的重要著作（1967年和1971年）。1951年，她成功地争取到牛津大学每五年一次的诗歌教授由一位实践诗人而非评论家担任。她认为，"教席应该由大学以外的人担任，由那些在牛津听不到声音的人担任。作为评论家谈论诗歌的人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是太多了。"[7]C.S.刘易斯在随后的第一次选举中被塞西尔·戴·刘易斯击败。在随后的教席选举中，她还成功地为奥登（W.H.Auden，1956年）、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Graves，1961年）和埃德蒙·布伦登（EdmundBlunden，1966年）竞选教席，导致一位评论家抱怨说：“在斯塔琪博士将其变成类似牛津和剑桥赛艇比赛的事情之前，这本是一件严肃的学术事件。”1956年，她还为让·科克托争取到了荣誉博士学位。

1958年，她被授予荣誉军团军官称号，1967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许多人认为她性格古怪。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将她描绘成“一位杰出的兰波学者，穿着鲜红的休闲裤，戴着贝雷帽，抽着雪茄，在牛津的酒吧里闲逛。”弗朗西斯·斯泰格穆勒写道："我最喜欢她的一点是她的真正的古怪，在这个世界上，虚假的古怪已成为一种顺应。我的妻子是小说家雪莉·哈扎德，我总是在想伊妮德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她的书中。

徐士銮

徐士銮（1833-1915），字苑卿，号沅青，天津人，晚清官僚、画家、著述家、刻书家。曾任浙江台州府观察。博览群书，凡见有应验之方与论病、论药、论医之言，即手录之，并附记出处，间或益以按语，编成《医方丛话》8卷(1886年)，收医话800余条，并附其选录之家藏方，可供医者参考。所著还有《敬乡笔述》、《古泉丛考》、《宋绝》、《蝶坊居诗文钞》等存世。

徐士銮出身天津寿岂堂徐氏，是民国总统徐世昌的曾叔祖。1915年，徐世昌纂修徐氏家谱时，还曾请求徐士銮为徐家后代沿取字辈。徐士銮与书画家华世奎、吴昌硕同出津门硕儒杨光仪门下。咸丰八年（1858）中戊午科顺天举人，开始步入仕途。后任内阁中书、内阁典籍、文渊阁检阅、内阁侍读等职，并记名御史。同治十二年（1873）选授浙江台州知府，但四十九岁便托病辞官。此后三十余年，他一直赋闲津门，专心著书，“日手一编自娱” 。宣统三年（1911），宣统帝退位，徐士銮“忧心殷殷，文酒酬酢，颓然寡欢” ，直至民国四年（1915）八月三十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高则诚

高则诚（1305年—明初）,元末明初戏剧家。名明，号菜根道人。瑞安(今属浙江)人。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弟弟高旸都是诗人，他也能诗工书，曾从元代理学家黄溍学习，受其影响深。元至正五年(1345)进士。任处州录事、杭州行省丞相掾、福建行省都事、庆元路推官等职。为人性格耿直，做过维护人民利益和反对豪强的事。有政声，去任，民为立碑。识破官场黑暗和统治者腐朽后，断绝仕途功名念头。方国珍降元，欲留幕下，不从。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时，也曾召之为官修《元史》，皆借辞不就。晚年隐居宁波栎社沈家楼，以词曲自娱。专心著述。剧作有《琵琶记》。取蔡伯喈、赵五娘故事而写成。反映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命运。揭露统治者与人民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现象。刻画一个勤劳、善良、诚朴的妇女形象，描写人物心理细腻、深刻。语言质朴本色，不论曲和白，都接近口语，又富文采。对南戏的振兴起了很大促进作用。明太祖赞其《琵琶记》曰：“五经四书在民间如五谷不可缺，此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其可无耶?”闻其名召之，高则诚以疾辞不就，卒于海宁。年70余。他长才硕学，为时名流，他认为戏剧创作要有益于社会风尚和传统美德，反对神仙幽怪、佳人才子等娱情遣兴之作。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已散佚)现存50篇。散曲作品为南曲，今存小令〔商调·金络索挂梧桐〕二首，见《吴歈萃雅》，又有套数〔商调·二郎神〕见《吴歈萃雅》、《南宫词纪》。

他的家乡温州为南戏的发源地，他用南戏的形式写成了《闵子骞单衣记》和《琵琶记》，现仅存《琵琶记》。《琵琶记》是他的传世代表作。它奠定了南戏的艺术地位，获得“曲祖”(魏良辅《曲律》)、“南曲之宗”(黄图秘《看山阁集闲笔》)的称赞，对后世的戏曲创作发生了很大影响。

他亦善书法工诗文，现存《柔克斋诗辑》，仅有诗49首，词一首，被后人冒广生收入《永嘉诗人词堂从刻》。另有散文《考义井记》、《乌室传》等多篇，分别散入《南村辍耕录》等书籍中，其生平事迹见《明史》卷二八五。

邓志谟

邓志谟，生卒年不详，明小说家、戏曲作家。号景南，别号竹溪散人，又作竹溪散生、竹溪风月主人，又号百拙生。饶州(今江西波阳)人。屡试不第，出游河南、湖北、江苏等地。遇瘟疫，父母妻子前后去世。本人又身患疟疾三年，乃弃科举，以教书、著书、编书为业。学识渊博。谙佛、道、儒家言，通医药、天文、地理。编著甚丰，小说有《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寓言和诗词合集有《山水争奇》、《风月争奇》、《花鸟争奇》、《童婉争奇》、《蔬果争奇》等。戏曲今存传奇《百拙生》，含《并头花记》、《玛瑙簪记》、《凤头鞋记》和《八珠环记》。此外还有《艺林晋故事白眉》、《精选故事黄眉》、《事类捷类》、《丰韵情书》、《丽藻》、《洒洒篇》、《古事苑定本》、《一扎三扎》等。生平事迹见《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卷一一、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一○。

瓦西列夫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瓦西列夫（英语：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67年10月4日—1953年5月30日）被认为是20世纪中期拜占庭历史与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权威。他所著的《拜占庭帝国史》（1928年）与爱德华·吉本以及费奥多尔·乌斯宾斯基的作品齐名，至今仍是少数几部全面记载整个拜占庭历史的著作。

瓦西列夫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大学，他师从最早的专业拜占庭学家之一——瓦西里·瓦西里耶夫斯基，之后在学校里开始教授阿拉伯语。在1897年至1900年间，他在巴黎继续深造。1902年，他陪同尼古拉·马尔前往西奈半岛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

在塔尔图大学期间（1904年－1912年），瓦西列夫筹备并出版了一部有影响力的专著《拜占庭与阿拉伯人》（Byzantium and the Arabs，1907年），他还在费奥多尔·乌斯宾斯基建立于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进行工作。1912年，他搬到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1919年，他被选入俄罗斯科学院。

1925年，在其访问巴黎期间，被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说服移民到西方。后者为其确保了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职位。几十年后，瓦西列夫搬到敦巴顿橡树园从事研究。在其生命接近尽头时，他被选为布拉格尼科季姆·孔达科夫研究所以及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主席。

赞宁

赞宁(918—999)俗姓高，德清(今属浙江)人。后唐明宗天成中出家于杭州祥符寺。末帝清泰间，至天台山受戒。习南山律，时称为“律虎”。吴越钱氏诸王，对其颇加礼敬。一时士大夫，与其诗歌唱和不绝。赞宁诗文俊捷，时又称“文虎”。任两浙僧统，历数十年之久。赐号明义宗文。宋太平兴国三年，随吴越王钱俶入宋，太宗召对，赐紫方袍，改号通惠大师。七年，奉诏撰《宋高僧传》。旋归杭州。至端拱元年撰成三○卷奏进，受褒谕。征至汴京，住持天寿寺，署左街讲经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门事。宋真宗咸平元年，充右街僧录。四年，卒，年八十三。《宋高僧传》是继梁慧皎《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而著，故又称《高僧传三集》。全书分为十篇，记载唐高宗以后至宋初三百年间僧人事迹，凡正传五百三十二人，附传一百二十五人，为中国佛教史上之重要著作。又著《大宋僧史略》三卷，记佛家事物之源起。以上二书皆收入《大正藏》。其佛学著作，编为《内典集》一五二卷，除上举两书外，尚有《岭圣贤录》、《圣贤事迹》等，但已逸失。另有《外学集》四九卷，王禹偁曾为作序，亦不存。又著有《笋谱》一卷，有《百川学海》等本;《传载》八卷，原本已逸，《说郛》有节录;《要言》、《宋朝事实类苑》引有逸文。《全唐诗补编·补逸》卷一八收诗二首，《续拾》卷四六补五首又八句。《全宋文》存文一三篇。《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六、《十国春秋》卷八九有传，另参《小畜集》卷二○《左街僧录通惠大师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