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574—622),日本古代杰出的政治家,593年任推古天皇(女帝,592—628年在位)的摄政后,推行新政,为以后的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础。

圣德太子生于敏达天皇三年(574),父为钦明天皇之子用明天皇,母为钦明天皇与苏我稻目之女小柿君所生的穴穗部间人皇后。据传,他是在马厩前出生的,故名“厩户皇子”;又传说他能同时听取8个人的申述而作出判断,亦称“丰聪(八)耳皇子”;因其所居宫室为上宫,又名“上宫太子”;还有圣王、(大)法王、法皇等称号。“圣德”之名,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圣德太子自幼聪明,又受到很好的教育,其师为著名的汉籍博士学架和高丽(古朝鲜)僧、佛典博士惠慈,所以学识渊博。推古天皇元年(593年),被立为皇太子,任摄政,总理政务。

圣德太子执政时期,大规模吸收大陆的先进文化,实行了政治、外交、文化方面的改革,使日本出现了新局面,史称“推古朝新政”。

圣德太子推行新政,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文明不断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589年隋统一中国后,对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中国的生产技术随着移民传入日本以外,封建国家的上层建筑和政治经济制度也传入日本。如儒家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思想,追求来世幸福,讲求忍耐服从的佛教思想等也由移民传入日本。而日本从四、五世纪大和朝廷统一全国后,由原来氏族贵族演变来的氏姓贵族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几个大氏姓贵族,控制了大和朝廷的实权,如物部氏、大伴氏管理军事政务,中臣氏主持祭祀,苏我氏则掌管财政。大氏姓贵族之间,王室和贵族之间,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部民,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

随着中国先进文化的不断输入和影响的加强,日本王室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就在如何对待大陆传来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宗教问题上产生了。以王室与苏我氏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结成联盟,主张接受大陆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宗教;而以物部氏和大伴氏为代表的守旧贵族则反对接受,特别是反对佛教的传入,从而演成了激烈的崇佛排佛斗争。王室和苏我氏力图借助佛教从思想上加强和巩固中央国家政权,稳固自己的统治;而物部氏、大伴氏等坚决排佛,坚持日本旧有的宗教,即后来的所谓“神道”。“神道”由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发展而来,也敬祖先,同时也维护旧的王室与贵族不分高下、平等相处的制度。所以这一斗争反映了旧有大小贵族联合的国家制度和皇权至上制度之间的矛盾。

587年用明天皇死,因此以争夺王权为中心,双方斗争愈演愈烈,爆发了苏我马子与物部守屋之间的战争。物部氏企图拥立的穴穗部皇子被征讨,苏我氏更战胜和杀死了物部守屋。圣德太子当年14岁,以皇子身份参加了苏我马子的队伍,给马子以很大支持。苏我马子继其父苏我稻目袭任朝廷最高官大臣之职是572年,直到625年止,将近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他掌握了朝廷大权,成为敏达、用明、崇峻和推古等四代天皇时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两个妹妹是钦明天皇之妃,分别生了用明、崇峻、推古三个天皇,他的三个女儿分别是崇峻、舒明两个天皇和圣德太子的嫔妃。他以历代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操纵朝政,特别是在战胜物部氏之后,权倾朝廷,专横跋扈,而且仍袭用旧制,逐渐走向反面。特别是592年,竟发生苏我马子暗杀崇峻天皇的事件。当年圣德太子已19岁,是最有资格继任皇位的,但苏我马子打破惯例,立敏达天皇的皇后炊屋姬(马子的甥女)即位,是为推古天皇。圣德太子虽然没有继承皇位,却也被马子拥立为皇太子并任摄政。这样,圣德太子在执行确立皇权的政策时,不得不在和苏我氏势力妥协的基础上推行其各项新政。

执政不久的圣德太子决定改革国内政治,加强中央集权,以期解决内讧争战不止、国力软弱等问题。603年(推古11年)圣德太子参考中国汉的印绶制,汉、晋的古缁布冠制和朝鲜百济的官带制等,创立制定了《冠位十二阶》,用中央统一的官制代替过去的氏族政制,以削弱世袭大氏姓贵族势力,把有能力、有见识的中小贵族提拔到中央来,进而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冠位十二阶》,即“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并十二阶”,配以深浅两种不同的紫、青、赤、黄、白、黑染成的头冠。更重要的是规定以个人才能和功绩晋升官阶,不得世袭,从而为登用人才开辟了新途径。《冠位十二阶》的制定,尽管未能完全达到限制大氏姓贵族的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氏姓身份制度和加强了王权,并为大化革新时建立中央集权的律令官僚制度奠定了基础,是以后日本官僚位阶制的开端。

圣德太子改革的另一项重大措施,是于604(推古12)年4月,制定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和现在宪法的含义不同,并不是法律条文,而是运用儒家关于君臣大义名份的政治思想,并吸收佛教和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所制定的各级官僚应该遵循的政治道德规范。《十七条宪法》由一系列政治格言和统治原则构成。如第一条“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二条“笃敬三宝”(佛、法、僧),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上不礼而下不齐”,第五条“有财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讼,似水投石”,第十一条“明察功过,赏罚必当”,等等。《十七条宪法》强调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其中心思想是明确君臣之义和礼法秩序、强调国家的统一和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第三条规定:“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戴,四时顺行,万气得通。地欲覆天,则致坏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诏必谨,不谨自败。”第十二条中写道:“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十七条宪法》也对选拔人才和行君臣之道作了规定。第七条中就写有:“人各有任掌,宜不滥。其贤哲任官,颂音则起;奸者有官,祸乱则繁”,“事无大小,得人必治。时无急缓,遇贤自宽”。第十四条则写有:“群臣百寮无有嫉妒”。第十五条写道:“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十七条宪法》也反映了皇室必须与贵族结合的情况,如第十七条规定皇室遇事不能独断,要与贵族商量:“事不独断,必与众论”。《十七条宪法》颁布后,据日本史书载道:“群臣各写一本,读传天下,天下大悦。”《十七条宪法》的制定,为确立儒家思想在日本政治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革新政制,加强皇权打下了基础。

为了提高王权,使贵族服从,圣德太子还在同年7月,修改朝礼制度,规定:“出入宫门时,两手伏地,两腿下跪,越过门槛,而后可起立行走”。此外,于607(推古15)年又设置了皇室部民,并且开发渠塘,以及扩大屯仓等等。

圣德太子推行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圣德太子派遣隋使,直接从中国吸取大陆的先进文化。607(推古15)年,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为遣隋使,带数十人入隋学佛法,并在致隋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是日本史上首次对中国皇帝使用对等称呼。后来隋炀帝派使文林郎裴(世)清去日本。608(推古16)年,圣德太子又派小野妹子陪同隋使裴(世)清返隋。这次遣隋使还有随行的四名留学生和八名留学僧,其目的,除了外交礼仪考虑之外,已是为了有计划地吸取学习中国文化。遣隋留学生和留学僧,以极大的热情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他们在中国,往往留学数年,甚至长达二、三十年之久,历经隋唐两代,系统地学习宫廷礼仪、律令典章、官僚制度。他们学成回国后,在传播中国文化,改革日本政治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著名的有南渊清安、高向玄理和僧旻等人。他们回国后,有的直接供职于天皇朝廷,有的从事著述,积极宣传和传播中国的文物制度,呼吁以学习为目的,加强中日友好往来。他们带回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在日本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日本朝野上下学习隋唐的风气极盛,为大化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准备了革新人才。高向玄理、僧旻等人更直接参与了大化革新活动。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直接吸取中国封建文化,为大化革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圣德太子推行的大力学习中国文化的基本国策,一直为后来的日本封建统治者所继承。

圣德太子还积极引进佛教。他派出的留学生中就有求法学问僧。他在日本大力提倡佛教,修建寺院。据传他曾修建四天王寺、法隆寺、中宫寺、桔寺、峰冈寺、池后寺和葛木寺等七所寺院。亦有说他建寺九所或十一所的。近年来据学者考究,确属圣德太子所建的寺院,可能只有法隆寺(又名法隆学问寺)。据传圣德太子还著有《三经义疏》(法华经、胜鬘经、维摩经的注释书),据近年来学者研究敦煌本《胜鬘经注释》的结果,证明《三经义疏》并非圣德太子所著,而是当时在圣德太子左右的朝鲜系学问僧,如高丽僧惠慈、百济僧慧聪等撰著后,冠以圣德太子的名字。圣德太子提倡佛教的目的,是将佛教作为统治手段之一,也是为了提高皇室的权威,修建寺院,是要将中央势力伸展到地方,都是为了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圣德太子执政期间,由于他大力支持和提倡,佛教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据统计,在624年,日本全国有寺院46所,僧尼1385人。佛教文化十分兴盛,建筑、雕刻、绘画艺术也广泛发展起来。圣德太子为了建筑结构复杂、宏伟壮观的大寺院,使用大批掌握先进技艺的中国、朝鲜工匠,学习中国建筑艺术,与日本原有的建筑风格相结合,创造出特有的建筑风格,成为日本民族建筑的宝贵财富。保留至今的法隆寺中的大型建筑金堂、东堂、西堂等,金碧辉煌、雕梁画栋、飞檐凌空、雄伟壮丽,是东方建筑史上的瑰宝。法隆寺金堂的四天王像和药师如来像等许许多多神彩奕奕、栩栩如生的佛像,表明佛像雕刻艺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法隆寺壁画中的飞天像,形象逼真、翩然飞舞,是敦煌壁画的派生作品,具有很高的绘画艺术水平。

圣德太子还曾向惠慈学习中国的天文、历法知识,并正式于推古天皇12年(604)使用历日。据说这是日本正式使用历法的开始。

圣德太子在国内改革政治,对外学习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文化,发展日本民族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对确立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进行大化革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历史功绩是很大的。但是,由于豪族势力十分强大,特别是苏我氏的特权势力无法削弱,使其完全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理想无法完全实现。而且他在执政期间,又为皇族和豪族在大和、河内、山背等近畿地区继续增设了许多屯仓和田庄,以致使豪族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和人民,造成国内矛盾有增无减、日趋尖锐的局面。同时由于驱使人民在京城及地方建造许多寺院和塘池,不仅使财政发生困难,而且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人民贫困、社会不安定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到圣德太子晚年,他已无意于国内政治改革,沉迷于佛教。622(推古30)年圣德太子病殁,终年49岁,遗体葬于河内畿长墓地。后人将他比喻为释迦牟尼前身悉达太子的形象,形成对圣德太子的信仰。八世纪时,圣德太子俨然成为日本的释迦,倍受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