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1873年9月14日－1933年12月6日），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浙江会稽（今上虞市）人。少时刻苦自修，曾中秀才。甲午战争后，改习数学，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曾任绍兴中西学堂教员。后离校赴沪，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并出版《亚泉杂志》（后改为《普通学报》）。清光绪三十年（1904）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编著自然科学教科书。1911—1919年兼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刷新内容，扩大篇幅，使其成为民国初期影响最大的学术政论综合刊物。在主持《东方杂志》笔政期间，发表大量政论和思想评论，成为民国初期有影响的思想家。提倡温和渐进改革的“接续主义”，即开进和保守相调和。与《新青年》展开东西文化论战。认为中西文化非“程度之差”而为“性质之异”，即前者是“静的文明”，后者是“动的文明”，两者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偏弊，因而两者适可互为调剂补正，形成当时独树一帜的东西文明调和论。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流弊亦有相当的批评。提出精神救国论，认为晚清以来的进化论以物质势力为万能，以弱肉强食为天则，针对此种物质救国论的弊病，引征欧洲“精神主义之新唯心论”，重阐进化论。认为人类进化以心意遂达为目的，即在智情意上自由发展和伦理上的完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因而唯有唤起国民之精神以自救。

在人生哲学上，以生命的发展为人生终极目的，并以终极目的作为评判人之行为的价值标准，人类最高道德理想是知情意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主张综合相对厌世观和积极乐天观的“改善主义”。认为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并判定:“西洋为动的社会,中国为静的社会。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强调“西洋动的文明的弊端要靠中国固有的静的文明来救济”(《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曾提出中西文明的调和问题,指出: 战后西方社会的病态较中国为重,其经济的变动“必然趋向于社会主义”,而中国早在孔孟的书中就有了“社会主义”,称:“吾人当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据此预言东西方的道德思想“必大有接近”(《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五四期间,又大力倡导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兴,称:“中国周孔以来,儒家一统,思想界未闻独创异说者,此我国之文明,即我国之国基”。认为中国现代“人心之迷乱”、“精神界之破产”,均起于西方文化之输入而导致“国基”之破坏,故申明反对一切“独创异说”和“主义”,重新用儒家思想来统整“可用者”(《迷乱之现代人心》)。又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刷新中国固有文明,它就会成为未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旧思想之折衷》)。其观点和主张对当时的文化思想界有一定影响。著译、论著甚多。重要的政论和思想评论，被编为《杜亚泉文选》《杜亚泉文存》。蔡元培曾撰有《杜亚泉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