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以渐

傅以渐（1609～1665），清初大臣、清代第一位状元。字于磐，号星岩，东昌府聊城(今山东聊城)人。聊城位于运河之畔，在明清之际是个人文荟萃之地。此地民风极其淳朴，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之冠，武风亦极一时之盛。傅以渐于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月十二日出生在聊城这块宝地上。他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强记博闻，成绩斐然。3岁能诵书，5岁熟读经史，10岁便写得一手好文章。后在聊城城东南书院读书，众生辍学，而唯独以傅以渐攻读不懈。当他16岁时，随人去北京，见旅舍墙壁上题有鼓励人砺志上进的话，大加感叹，矢志进取。时值明末大乱，他虽闭门苦读，但已无意再去应试，因此时人莫测其高深。当时他家境又相当贫寒，作文章时苦于缺少纸张，因此便在墙壁上起草，文章写成后再将字迹擦去，以备再用;夜间读书，有时没有灯火，便焚香以为照明之具。有一次，土匪围攻聊城，城垣几被攻破，但他仍朗诵典籍，犹如平时。有人问他：“生死已在目前，还读什么书?”他坦然答道：“死生不过是天命罢了！”正是由于他不畏时乱，不避家贫，苦志力学，才博通群书。

顺治二年(1645)，清廷首次开科取士。其时，傅以渐35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参加乡试，得中举人。第二年二月，他马不停蹄，赴京会试，三月发榜，他榜上有名，成为贡生。四月，参加殿试，得中一甲一名进士，成为清代的第一个状元。此后，故里的傅氏过年写春联时，常以“开代文章第一家”为下联，以示荣耀。

傅以渐得中状元之后，深受清廷重视，屡屡封官晋升。当年即授宏文院修纂，次年，充会试同考官。五年，充《明史》纂修官。八年闰二月，迁国史院侍讲。九年正月，充《太宗文皇帝实录》纂修官;六月，迁左庶子。十年正月，迁秘书院侍讲学士;五月，迁少詹事;闰六月，撰国史院进士;七月，教习庶吉士。十一年八月，授秘书院大学士。十二年正月，傅以渐奉诏陈述时务，上安民三事，甚合国情君意，顺治皇帝又命他作《资政要览后序》。当年二月，又加封太子太保，自此他便成为康熙的尊师。不久，改任国史院大学士，兼文武殿试读卷官，并充任总裁编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圣训》和《通鉴》全书。后又奉命撰《内则衍义》，复核《赋役全书》。十四年二月，奉谕修《易经通注》。十五年二月，充任会试主考官;同年，因傅以渐久参机务，加少保，进阶光禄大夫，改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时的傅以渐已达“荣禄兼极”的地步。

傅以渐在宦海生涯中，因品德正，学识博，任职勤谨，理事精慎，深得顺治皇帝赏识和器重，与皇帝过往密，交往多，情谊厚，形成了较好的君臣关系，有几件事足以为证。顺治十三年八月，傅以渐因职多任重，力不胜负，在监察御史面前申请辞职，顺治帝立即“温旨慰留”，降旨说：“您是辅佐联的重臣，办事淳诚朴慎，勤劳精细，并且现在任重道远，怎么能同他人一样引退呢?您应该施展自己的才干，辅佐联教化人民，治理国家！”顺治的一番话，使傅以渐的要求只能作罢。可见，顺治对傅以渐特别垂青，真是圣眷隆重，倍于同僚。

次年，顺治又谕旨傅以渐和曹东荣编纂《易经通注》，但这不是通常的命令，而是详细说明编纂缘由，简要提出希望，说来娓娓动听，完全没有以上压下、盛气凌人的味道。这不能不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君臣之间的融洽和信任。顺治先说《易经》的重要，“义精而用溥”;又说自三国时的魏国，直到明朝，历代均很重视，都有研究，一一陈述，不厌其烦;接着又说，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各有长短，我们有必要殚心研究，取长补短，重新注释，这才自然地交待任务;最后简约而肯切地提出要求和希望。这种谕旨真有点像老友促膝交谈一样，这种关系也真有些不同寻常！所以，傅以渐不但出色完成了编注《易经》的任务，而且在当年的冬天，傅以渐仅以3天的时间，就独自审阅处理完毕了两个月所积压的800余件奏章。

事隔一年，到顺治十五年二月，傅以渐和学士李爵主持会试大考。入闱应试，按旧例都允许携带书籍，可如今有关人员却提出要定禁例，而众考官要求携书应试。对此，傅以渐态度明朗，直言敢谏，立即上奏皇帝，要求废除禁例，准许携书入试。最后得到了允许。

从傅以渐几次乞罢乞黜和顺治的回复，更能看出他们君臣之间的感情和傅以渐的品格。当傅以渐在主管大考中，因积劳成疾，吐血发病时，他抱歉而无奈地提出：“乞赐另遣一员，同李霨任事”。立即得到了顺治的回复，并于十月恩准回籍养病。一年之后，病仍未好，傅以渐明智地乞求免职。顺治复命，尽量宽慰他：“加意调理，稍痊，即来京入直办事，不必引请处分。”下一年三月，傅以渐再次请求免职，顺治仍然劝说他，要“加意调摄”，“不必求罢”，并称赞他多年辅佐理事，清慎素著。直到顺治十八年初，顺治帝驾崩，康熙即位，傅以渐还是上疏乞罢。这次，经下部议后，才准解任，在家调理，病痊起用。傅以渐在封建统治的群僚中，能博得皇帝的厚爱，也实为不易傅以渐在封建王朝的宦海中，既辅助了帝业，也成就了自己，君主“何忍使尔告归”，吏民也不忍其辞去。

傅以渐长得方脸肥硕，颏下多髯，伟腰大腹，看来是条硬棒棒的大汉，其实他并不强健，且有咳血的毛病。从他病倒到去世，七八年时间里，多数是在籍养病。他病逝于康熙四年(1665)四月十九日午时，终年57岁。他去世时，众从皆惋惜不迭。

傅状元身居相位，但并非行则马、衣则裘，他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行为规范。他食不重味，衣皆再浣，无异寒素;临终遗言，勿请恤、请谥！不要抚恤，不要追加封号，不愧以“清勤”著称。他不惯于骑马，常乘一小黑驴，令二仆牵缰，来往于宫廷之间。世祖(顺治)偶见，不禁大笑。事后，顺治亲笔绘画轴一幅，俨然傅以渐状元骑驴小像，并题诗于其上，有句云：“状元归去驴如飞。”顺治以此赐与以渐，以渐泰然受之。他性情温和，善与人交，与同僚相处10余年，从无骄矜嫉妒之私。奖掖后进，惟恐不及。他闻百姓疾苦，痛切于身，心思拯济乃已。闾里有义举，必赞成之。在家养病期间，主持编修《聊城县志》，拖着病体为乡里做些有益的事情。家人曾因宅基与邻居相争，他在朝得知后，责令家人退后数尺，对方为之感动，也自动让出数尺，于是，便出现了一条“仁义胡同”，一时传为佳话。

傅以渐严于治学，精于考究;四书五经，矻矻入解;天文地理，礼乐兵农，无所不通。众人尊为“星岩先生”，世人评论他说：“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他一生著述及奏议甚多，如《狐白解太史名篇》、《中规篇》、《诗经礼记春秋题说》、《贞固斋四书制义》、《贞固斋诗集》等等，但传到今天的甚少，除《四书易经制义》一书、《明史记事本末序》和《聊城县志序》两文、五律和七律两诗幸存至今外，其余悉毁于火，真莫大之损失！幸好，文失而精神尚存。据说，他还作过一套鼓儿词，流传于北方民间，但已无从查考。

傅以渐病逝后，悼之者烈烈，恸之者切切，赞之者纷纷。据《东郡傅氏族谱》(道光年间嘉荫亭藏版本)和《聊城县志》记载，皇清诰授其三代俱为光禄大夫，大学士高阳李霨亲撰碑文，史官宋弼撰《少保大学士傅公传》，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榆山朱续为《东群傅氏族谱》写序，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也为重修《东郡傅氏族谱》撰序。朱续称他“为国元老”，“功业炳然”。宋弼赞他“不奔兢于势力，不诡随于门户”，“见可而进，审几而退，既清且慎，不争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