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小说与社会
“何种小说应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上的各个时期呢？”这是研究小说与社会的根本问题。
史的唯物论之发现，可说已经产生可以建设文艺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因为无论何时何地，某种社会形态和一定经济组织必然地规律地一致，艺术及广义的意识形态的上层构造之一定典型和形式，亦必然而规律地适应那“社会形态”。然而这是一般命题，何种下层构造如何反映于小说，我们还不容易十分具体地明了，这正期待着大的学者以其严正方法与浩博知识，研究中国自史前社会原始石器时代到帝国主义侵入后的工业资本主义今日的人类发展之各阶段的小说，给予小说与社会的真正光华的体系。
首先应指示小说如何产生。
其次应指示社会进化之种种阶段。
第三应阐明在社会发达之各阶段上，小说生产之形式及小说家创作地位，如何依支配的经济组织而变化。
此外更应通过整个历史，研究表现出来的小说过程之规律的特质。
不过讨论怎样研究小说与社会，有几点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有些学者主张社会不是直接影响小说，而有时小说反转来影响社会。
据Leonard Siomondi说：“法国在菲利普第五治下，骑士小说……改变了全国风气，指示了全体贵族应该怎样去立身处世。”这是表明文学影响的风气。但是文学本身又是从何而来呢？骑士小说又是根据何种原因而发生的呢？不待言，骑士小说发生由于骑士风气之存在。这是说明相互影响之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封建社会的文学影响本社会的风气，而那风气又影响该社会之文学。”（朴烈汗诺夫《二十年间》）
菲利普第五，今通译腓力五世，法国卡佩王朝第14任国王。
林烈汗诺夫，今通译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求社会环境之根据于生产力的分析中，这是和启蒙派不同之点。相互影响，不是如左图之对立的化学上“可逆反应的形式而是如下图有主从之别的相互影响”：
左图
右图
思想上的改变绝非自动地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的，当生产力发展使这一种经济组织变为另一种经济组织时，社会必在思想上准备这种转变（volfson辩证法的唯物论“人类的进行，从A点到B点，从B点到C点……以至于S点，从来不是仅仅在经济上进行的。要从A到B，或是从B到C，都必须经过上层建筑，并使上层建筑发生相当变化”。）（朴烈汗诺夫《二十年间》）“我们既知政治制度是反映经济关系的，但这些反映经济的政治制度要能实现，必须先以某种观念形态经过人的头脑，所以，人类不会在观念上发生转变之先，经过经济上的转变的。”（《二十年间》）
马克思像
“在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要求改变这一种经济基础（封建经济）为另一种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经济）了。但这种‘基础上的改变’是等到相当地‘上层建筑的改变’发生后才可能的。十八世纪自始至终，第三身份在上层建筑各部门造成这种改变：资产者戏剧代替拟古的悲剧，在绘画上革命的题目代替了贵族宫廷描写的因袭。在哲学上唯物论代替了唯心论。而无神论也推翻了宗教。是上层建筑上这种‘改变’已经发生后，法国才能从这个经济基础转变为另一种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知道并且指出：意识受实在所决定，但同时亦绝不忽略意识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volfson辩证法的唯物论）
第二，小说之“发生、发展、灭亡”并不是与其依存的社会的“发生、发展、灭亡”步调整齐、息息相合的；换言之，艺术之兴衰并不完全反映社会之兴衰。小学生做文章也往往提起笔来“夫一国文运之盛衰，关乎一国之兴亡”，这公式之不确，不仅其观念论的论理。Macaulay在有名的Milton论中指出文明愈进步、诗歌愈堕落的事实，这问题虽然很复杂，但译者可简单说几句话——一阶级的勃兴期，他的艺术在思想上、形式上固有许多优点，但同时每不免粗率之弊，而一阶级的衰废期，艺术固带颓废的征候，但亦常流露烂熟的芬芳。朴烈汗诺夫曾说颓废期不害其出现优秀的作品与有才能的作家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附注），因此国破家亡或社会芬乱之日，也常有伟大的作品出来。小说只是感情思想的表现，社会之间接反映。现代社会在经济上、一般文化水准上虽比古代社会进步无限，然而人类的感情思想绝对没有依照这个比例进化的——至少，感情思想在量上虽有变化，然而在质上决没有依社会进化的提高，尤其是感情。这就是古人的喜怒哀乐，我们时常同样能够经验的理由。所以一社会、一阶级发展的因，并不一定得文艺发展的果。至于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的兴起，有时也不一定带来文艺的新生，尤其是野蛮民族向文明民族，每造成文艺——一般地，文化之祸灾征诸史乘例证甚多。至于一个社会的灭亡，它的文艺也不一定灭亡。所以小说进行和社会进行的关系，正不能太机械地去了解。其实小说与社会的关系非常复杂，在没有一个更精密的规定以前，似乎倒不是更概括的一点的定义好。再者要在运动上把握文艺运动的全体，大部分还应该是优秀小说家的使命，而就是历史，在一个现象的过程分期来研究，也是不得已的事。不过历史上也只有几个重大的变革期，在其他时代，阶级斗争之迹，是没有这样鲜明的。至于中国的历史，要将它划成各种社会的形态来分期，更感困难。
Macaulay，麦考莱，英国史学家，著有《英国史》等书。
Milton，弥尔顿。
第三，历史之使命，要知因明变，了解现在，推测将来。不过倘若能真正明白“何种小说适合于何种时代”，则这实践目的明明可以满足，因为既知现代是何种时代，亦必应有何种艺术适应了。但是历史上有类似的社会形态反复着。有人认为反复着的类似社会形态之际有一定小说之典型之法则的反复。
关于反复概念，恩格斯说得很对。他说：“在社会史上，某种状态的反复是例外的现象；至少，我们一过人类原始时代，所谓石器时代，反复就不是原则，又即在像那样的反复表现的地方，也决不是正在同样事情下进行的。”（《反杜林论》）
“反复”（repetition）虽然常见的偶然，而不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周期现象。不然，就变成一种循环史观，历史的轮回论了。（不过在与外国交通很少，停滞于闭关经济中的农业国家，这“反复”“几乎”成了一种周期，前后反复不同的质素不多，所以像中国的历史，“几乎”使人有一种“循环往复，死人复活之感”。实在说起来，历史中年代上、地域上社会的反复，决没有说是质上量上、形式上实质上完全绝对相同的）就是孪生子也终多少有点差异罢——一社会反复前代的那种社会，固然是反复，但是以新的形式来反复、新的条件来反复的（自然决一定是以较高的形式）。这反复是新的翻译（translation），是新的抄写（copy）——然而底本与抄译之间不一定绝对相同，尤其是小说，是通过个人心理来复写的。小说上的反复，至少有两种解释。首先固然是那小说所存在的社会，走入多少和从前那种小说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以小说亦以新的形式复活前代的小说。其次是小说家（有意地或无意地）“托古改制”，借尸还魂，追求自己的理想于古昔，装盛古旧瓶囊以新的酒浆，寻先觉于过去，与古人叙姻亲，在过去文艺中引申扩大出无限新的意义。
第四，社会历史、经济历史之分期与各时期社会性质组织之分析阐明，是社会史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是小说史研究的先决问题之一。假使对于社会经济史没有苛刻之研究，则对于社会进化发展之过程不容易取十分正确的分法。中国的社会更难于分划阶段。所以《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神州国光社出了好几期，也没有圆满的结果。
同一时期，每不止一种社会；而一个形态社会，决不止一个阶级；而每一阶级，也有不同的层，所以每一时期，亦决不仅一种小说，即同一阶级、同一潮流中，小说亦不免种种原因，多少变异其色调。设若将历史阶段不正确地切开，反妨碍全体地把握种生产方法之并立着的社会之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并且有含混因这些矛盾而来的发展过程的危险。例如单将现代社会小说看做工业社会之小说，仅指出工业社会相应的东西，而忽视反映其他落后生产方法之意识形态和形式的一切小说，绝非所以完全理解现代社会之小说家。
第二节 中国社会的轮廓
中国历史的研究。是研究中国一切其他问题的前提。虽然这个研究，目前尚在幼稚时代，可是已经先后出版了几本书籍及刊物——这里他们都一致地认为中国社会并不是一个神秘的“闷葫芦”。
解剖欧洲社会的手术（这积有几十年的工夫已达到成功了）也同样可以解剖中国社会。这就是说明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与一般的历史发展的定律相符合的。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着的时候，必须注意，我们不能，也不应抹杀一个国家由于某种特殊条件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特点。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够呆板地把《西洋史》译成中文，而只嵌上一些尧、舜、汤等等人物的名称，就可以塞责的。反之，它的发展是受着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所限制，与其他各国不尽相同。
因此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特征，要求我们加以审慎的分析，现在参考各家的意见，择其大要者录述于下。
（一）中国原始社会
对于原始时代，若要去考察其生活的内容，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所遗留的仅仅是些无根的传说。而这些传说也大都不能确定它们的时代。
关于中国民族最初的传说就是盘古，次于盘古的就是三皇，这些传说，对于了解古史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这传说内没有提示什么，仅仅是后人对于宇宙发展——由天而地而人的一种揣度而已。
盘古像
《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有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类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从这一段话里面，很可看出原始社会生活的轮环。
（1）原始部落的生活——其民聚生群处。
（2）部落与有血族关系的氏族不同——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
（3）性的关系是杂交——知母不知有父。
（4）无私有财产——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类之便。
这些假设的生活，用现在落后的民族来证实，有很多相合。波托库德人及南美洲波格尔的部落人数有多到一百以上的。布期明的至多到五六十人。澳洲土人的部落不是全体随处流动，只有在果实成熟或狩猎的时候，部落的全体才一齐出发。平常分为许多小群分途觅食。这样“聚生群处”的天性，是由于抵御外来的侵侮。人类能够维持其生存于利牙锋爪的猛兽交攻之间，这共同生活的习惯大概是最大的原因。至于部落的组成不是依于血统的关系，因为那时很不容易明了谁是父亲，就是母亲，儿子达到了相当的年龄以后，母子也不大认识。所以他们的分郡常常是以性别或年龄。好像关于狩猎的工作，多是男人；采集的工作，多是女人。
燧人氏雕像
原始时代的生产形式，主要的是渔猎和采集。《古史考》：“近山则食禽兽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龟、螺、蛤。”这是原始生活的写照。
火的发现是人类文化的最有价值的一页，叙述原始生活的时候，不能把它忽略。在中国古史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世本》“燧人出火造火者燧人，因以为名”。火的最初发现，当是从触电的树木而起之类的自然之灾，因自然界的火的延烧，而感觉到暖热，知道火是可以取暖的。因为火的延烧而祸及于野兽，人类偶吃到这些自然火的“烧肉”感觉到可口，而后知道熟食。《世本》有黄帝造火食之说，将自然归到某人是不可信，但这发现的程序是很合理的。自然界的火是不能由人类自己支配的，直到“钻木取火”，人类才真的有了光明了。
火在原始时代用处很多，火可以用来避寒，亦可用来防卫野兽的侵袭。库斯聂的《社会形式发展史大纲》有一段这样的描写：“火又是温暖的来源，在第四冰河时代的冬季，燃烧的火柴可以使受冻的人群温暖，又可以使那些生息于潮湿的洞岩之中的人群免受其害。燃烧的火光可以延长白昼，在长期的冬季里，又可以恐吓那些游荡于人群周围的野兽，火是最好的守卫兵，它使人熟睡的时候不致受意外的侵袭。人群在夺取可以避日光的地方的时候，火往往是人类反抗野兽的工具——大的猛兽既不怕木棒，又不怕原始人为的石器，所怕的只有火。”
库斯聂（Kushner），苏联社会史学家。他的《社会形式发展史纲》民国十九年（1930）由神州国光社在国内翻译出版。
原始社会直立人使用火的情形
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的第一页，仅仅能靠这些片断的传说以及现在落后民族的生活，和科学的通则与假说来作这样的一幅轮廓画而已。
（二）中国氏族社会
在历史上氏族社会的发现与在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然，发现氏族社会的功劳，是不能不完全归之于摩尔根的。自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社会之后，影响到唯物史观的作者——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历史发展的整个概念，在基本上有所变更。氏族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呢？给这个问题一个简单的解答，在我们以后解决问题上有决定的意义。氏族社会研究专家考瓦列夫斯基的定义说：氏族乃是联系于一个血统——有时也不是这样——人的集团，这些人共出于一祖，同敬一神，公一姓氏，对于民事与刑事共同负责；有时是公有或公共使用财产的家族之总合体。不过，我们必须指出考瓦列夫斯基的定义是没有与图腾形式分开的，是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在《家庭、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中的定义不同。如果预先说明这一点，考瓦列夫斯基在原始社会学中的定义，我们便不能利用。氏族社会，在本质上是以氏族为单位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原始共产社会崩溃之后，生产经济代替了采取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摩尔根像
考瓦列夫斯基，俄罗斯自由派贵族，历史学者。
在一般的历史发展上，氏族社会是到封建社会的先决条件，犹之乎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发生资本主义是一样。这一个“转变”——由氏族社会向着封建社会的转变——的经济形式是氏族社会本身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我们的祖先的生产方法起了变化，他们的社会组织也自然跟着变化。
由漫无限制的到各处去猎取食物的生活，跟着混合经济的要求而游牧的范围就各各固定起来。尤其是附带着农耕的生活，漫无限制迁移是得不到什么收获的。每一群人占领一个地方，就以这地方的性质去称呼这一群人，所以在澳洲常有“森林的人”、“山人”、“湖边人”、“两岸人”等名称。
后来氏族间由战斗而联防，由抢掠妇女而通婚媾，氏族有通往的渐渐多了，这些名称就不够用，于是用动物或植物来做氏族的名称。据莫尔干的《古代社会》，Chickasea族里面，豹的“近族”有山猫、鸟、鱼、鹿几个氏族。西班牙的“近族”有浣熊、鳄、狼、黑鸟等氏族，在中国历史上所看见的氏族的名称，像五龙氏、大騩氏、豨连氏、有熊氏，也多以动植物命名。又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不真是叫这些野兽打仗，而是氏族联盟。顾颉刚先生对禹的考证：“禹，《说文》云‘虫也，从内，象形。’内，《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以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者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诚如此说，则黄帝应是一个熊了。实在则熊、禹等动物的名字，在当时都代表一个图腾了。
中国历史的传说，自黄帝以来，氏族的影子已经很明显地透出。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是很明显的部族联合。黄帝乃“征师诸侯”，可见黄帝是各部族的总指挥官。黄帝与诸侯“合符与釜山”，也是部族联合的酋长会议的影子。后来还有这大规模的酋长会议的传说，像禹会诸侯于涂山之类。
黄帝像
氏族的名字在莫尔根的研究是全以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命名，前面已经略略说及古代氏族名称之相符合。
莫尔根，即摩尔根。原书译名较乱，下文英尔干也即摩尔根。
酋长的民主选举，在中国氏族社会时代亦可找出这样的证据。好像“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帝王世纪》）。诸侯公共的酋长，是由共去决定。尧的任期终了，由氏族社会——四岳去选举，于是选出舜为酋长。舜和尧在传说上考证起来，仍然是同一血族，所以，以血族为基础亦是与科学的发现相同的。
中国氏族社会的婚姻关系，像舜娶尧二女为妻，即是尧二女以舜为公夫，说明那时的性的关系，不少Danaluan制度的遗留。
伏羲像
家系的女性本位，在历史传说上亦可隐约窥见。好像太史所谓言不雅驯的传说：华胥履人迹而生伏羲（《诗含神雾》及《孝经钧命决》），安登感神龙而生神农（《春秋元命苞》），女节感流星而生少昊（《宋书·符瑞志》），女枢感虹光而生颛顼（《山海经》及《诗含神雾》），庆都感赤龙而生尧（《春秋合诚图》），女嬉吞薏苡而生禹（《吴越春秋》及《论衡》）。这些纬书之类的东西，虽不可深信，但知母而不知有父的事实，从其中可以证明出来。商、周人祀祖庙的乐章，大都颂其妣而不颂其祖，更可见女性本位的家系曾经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兹再举数例：《诗·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生民》：“厥初生命，时维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古之著姓，字皆从女：姚、姒、姬、姜、妫、嬴、姞、妘，亦足为女性中心的一证。
《论衡》书影
从以上的证据，中国殷代以前，已经脱离原始社会，进于氏族社会殆无可置疑。不过氏族社会究竟始于何时，这是无法推断的，因为传说究竟是传说，我们仅可合理地据以说明古代社会的大略，假使不加以科学的抉择而相信它们，即会被骗而入于迷途。中国有信史自殷代始。我们只能从殷代社会性质的分析去了解氏族社会是什么时候消灭。
中国的历史，在殷以前都是传说时代，自殷以后才有真正的历史可言。《诗经》、《尚书》里面，有关于殷的东西。殷虚有甲骨文发现，《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什九是真确的。这样一来，关于研究殷代的东西，就不少了。
殷商甲骨文
殷代的社会，是什么性质？解决了这一个问题，才能够说明古代的社会到什么时候结果；并且殷代社会的分析是殷以后历史解释的锁钥。
第一，殷代的生产工具是什么东西？莫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在未开化人一步一步地向上，发现天然金属，溶解天然金属于坩埚之中，并知道将它置于铸型之中的时候，在他们以铜及锡为合金，而制出青铜器的时候，最后，在他们以更大的思索的努力而发明熔铁炉，从铁炉中以制出铁来的时候，为得到达文明的他们的战斗，其十分之九都成功了。如是以铁制成用具而附以刀刃与刀尖，人类在这个时候，才到达文明的曙光。”中国在殷代，是否达到文明之曙光呢？李季说：“考埃及人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即开始使用铁制的镰刀，在三千五百年以前即有耕犁，欧洲在三千年以前即使用铁制的锄和武器。中国盘庚以前正是三千三百年前，论理已经发明熔铁，已有铁制的耕器。”但这却不能确切的证明，就殷虚文字中也没有见铁器发现的痕迹。但是青铜器已经有了。殷虚中并且发现了雕镂的象牙。就龟甲兽骨的刻字，也似乎非金器莫能为。铁器已否发明，只好存疑；至少，青铜器的使用，是不成问题的。同时殷虚中还有石器、骨器的遗留，可见石器在殷代还使用着。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的决定，殷代是青铜器时代，生产工具是金属的器具。至于假设是否完全正确，那还要靠将来锄头考古学的继续发现。
第二，殷代的生产方式是什么？殷代自契至汤凡八迁，据王国维先生考定：由毫迁藩为一迁，由藩迁砥石为二迁，由砥石迁商为三迁，由商迁泰山下复发商丘为四迁、五迁，由商迁殷为六迁，复归商丘为七迁，至汤回毫共为八迁。汤至盘庚又五迁，《书》序记其四。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盘庚到帝辛没有再迁过都。盘庚以前，“不常厥邑”的确表示正过着游牧生活。盘庚迁都，人民就很反对，这表示那时已经有了农耕，人民便有安土重迁之意。到盘庚以后就不迁都，这表明盘庚以后农业已经成了生产的主要形态了。就殷虚文字看，那时禾一类的东西很多，而且已经有“年”字，禾熟为一年，所以年从禾，以禾作年的符号，可见那时农耕的盛况了。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殷代是从游牧而入于农耕的时代。
殷人始祖—契
商汤像
第三，殷代社会的组织是怎样呢？我们从以下各点来考察。
一、殷以前无嫡庶制，所以殷的世袭酋长是兄终弟及，周朝将子姓分封为诸侯，所以要定嫡庶的制度，使王位的继承有一定的办法。殷代不分封而弟的年龄比儿子大，如果父子世袭必起争端，所以兄终弟及。由氏族会议推举酋长，兄终到弟及的表示氏族社会已经进到国家的形式。是氏族制度的末期。
二、“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洛邑，或分之‘鲁、卫诸国。’（《观堂集林》卷十）灭国而要迁民”，这表示人民同酋长是一血族。周以后就再没有灭国迁民的事实了。秦始皇也迁民，是徙富豪于关中，而不是把一般人民分散。汉以后常常把胡族分徙关内，正以他们氏族社会所以分散他们的团结。可见殷的社会结构还是以血族为基础。
三、私有财产在殷代已经萌芽，从甲骨文字中可以寻出不少的证据，甲骨文已经有“私”，写法：或。许慎的解说是自环为私，大概是把自己所得的东西圈起来就是私的。“公”字是今背字，就是圈子外的东西是公有的。用建筑物把牛或羊关起来为牢为宰，把猪关起来为家，而人的有家就表示占有了猪了。并且甲骨文中有“锡贝”之文，贮藏的“贮”字，也是把贝藏起来；。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朕不肩好货”，“无总于货宝”。都是私有财产已经萌芽的证据。氏族共产制在破坏中是无疑问了。
四、王国维先生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末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殷周制度论》）可见在殷代与诸侯的关系，还是氏族联盟性质。
根据上面的说明，我们对于殷代的社会，可以作如下的断定：
殷代的社会结构是以血族为基础，其与别的诸侯的关系，是联盟的关系，但是国家形式及私有财产皆已萌芽，因此，殷代是正在崩溃中的氏族社会，而有初期封建社会之萌芽。
（注：以上参考《中国社会史》第四辑王礼锡的《中国古代社会》。）
（三）中国奴隶社会
氏族社会的崩溃，因为生产力更高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邻居的联系加紧起来。这样已经接近了各自独立经营的大家庭制度，并且开始使用公共的财产、住宅及牧场。
邻居关系的奠定，将昔日氏族联系根本推翻，于是氏族公社就为邻居的，或农村公社（井田制度）所代替。交换于是偶然的发生。管理的选举已经不按照氏族的单位。生产工具也由石器发达了金器。最初，首先便是用青铜。
西周青铜器具耒
西周青铜器具胄
生产力的发展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剩余生产品大大的增加起来，开始利用不自由的劳动，于是发生奴隶。奴隶的发生有两个来源：第一，部落间的斗争中的俘虏，在昔日完全杀死，至现在已经使他活着，为主人做工。因为利用奴隶劳动，剩余生产品又增加起来，因为剩余生产品的增加，在人类社会中构成了贫与富的分野。第二，社会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发生了借贷关系，在收获不丰、牲畜病亡或青黄不接之时，便有平时没有积累的借贷之事发生。如果没有能力偿还债主之债时就拿劳动去抵补，甚至成了终身大累，沦为奴隶。
奴隶与农奴是不同的东西，后者是发生于大农业领有制度的时期，而奴隶经济是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过渡。
从现代社会的奴婢制度的遗迹中，我们可以上溯到古代的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呢？试看汉末三国到晋中间的扰乱吧。当时平民的众多和穷困，使诸葛亮劝刘备要招收流散的人民来充当军士了。西汉末年和秦末一样，流散的人民蜂起做贼，而神鬼迷信之说开始支配人民。地主贵族和平民的争斗是主要的。前者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周代，则贵族、自由民和奴隶，是很显明的。这不仅是从秦、汉两代中广大的奴隶存在可以证明秦、汉之为奴隶制度，从周代以至春秋、战国之奴隶城邑证明它们为奴隶制度，我们还可以从根本的分析中去说明的。
中国奴隶经济，其地域范围，在秦、汉两代是以武力征服了长江及珠江两流域了。而在秦以前，是只属于黄河流域这黄土层的所谓中原的。在古代居于中原地区如今日所称为渭水、汾水、洛水以及黄河新旧附近的商种族，由甘肃、陕西徙来的周种族作为奴隶，而经营黄河流域的奴隶城市，如洛邑等了。奴隶的占有和家族的建立，土地私有于家族等等制度，在周代开始发展。而奴隶城邑间更发展商业。古代古原水道及其他水道，是与今日不同。而当时齐、鲁以扼黄河及济水等的交叉点，并又为中原交通之交叉点，地又近渤海、东海，故交通繁盛，商业发达。郑、卫近于是区，商业亦鼎盛了。
西周东都洛邑地图
商业的发达，只是增加奴隶贸易，改变为贵族自给的奴隶生产到为商业的奴隶生产而已。齐田氏便是一由商业致富贵的奴隶主人。
秦代以强大的奴隶劳动，统一了中国，建筑了万里长城、阿房宫、巡行天下的大道。但所谓闾左贫民，这些平民和奴隶，便斩木揭竿而成为奴隶大叛乱了。
汉代重新恢复了奴隶的政治统治，汉武帝的远征的威力，是奴隶制度的伟大的牺牲。
已朽腐的奴隶经济制度，没有出路，而只有五胡乱华来以异族的力量而复活，但不能复活成奴隶制度，依赖异族的组织，而成为封建制度了。
从政治上看中国奴隶社会，则周代的统一，只是种族联盟的所谓天下之“共主”而已。西周末叶的周召共和，只是自由民的政治。而秦、汉的统一，才加强了武力统治。在奴隶制度下面，是从吃杀俘虏直接遗下来的武力统治奴隶。而不是封建社会之以风俗道德，资本社会之以文化舆论的。春秋的五霸和战国的七雄争长，便是“共主”周室到秦、汉帝政统一的过渡。
（四）中国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的发展有两条道路，第一，是由氏族社会经过奴隶社会一个过渡，直接的封建社会发展；第二，由军事部落的国家中军事领袖或军事领袖与农业领主的结合构成了发展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
在实际上，中国社会的发展，比了理论的叙述更为复杂。
在殷末期，已充分的具备了发展封建社会的条件，周只是作了历史的杠杆，完成了这一个转变。
殷的末期，已有了固定的农业，具备了直接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先决条件，完成了那个过渡，奴隶制度已完成。
周是黄河西北部的一个部落式的国家，还是在游牧的状态中生活。
周武王像
武王伐殷之后，把殷人当作自己的奴隶，发展了不自由的劳动，且承继了殷的文明，所以结果比了殷的发展更快，直接完成了牧畜与农业联合的封建经济。
周灭殷之后，成了一个顶强大的民族，征服了四围的小部落，于是形成了一种实际的土地的主人，这就是群主。这种群主，在名义上是封的，其实是征服一个部落之后，那个军事首领便自立起来，各自为政。名义上，服从周的统治，尊周为天子而已。
另一方面，因为在经济上广大的利用不自由的劳动，剩余生产品大大的增加起来，一般的土地领主与农民间的对抗亦随着增加；手工业发展，成为商品的生产，但是大部分仍然为自然经济。
封建社会之特点，便是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周时亦是如此的。
集团的君主国，如秦始皇，这已经不是代表封建而是商业资本的政权形式了。
从经济上——牧畜与农业结合的经济形式，——与从政治上——没有集中的中央政权，各地诸侯各自为政——这两方面看来，西周之初便是封建社会了。
以后诸侯之间不断的战争，封建的诸侯为了扩充他剥削的领域起见，举行一种侵掠的战争，结果就有所谓大吞小的现象。西周时期，据中国古书说有一万多国，至开始了战争之后，便一天一天的减少。在春秋时期之初，已经是只剩三十多国了。最后到战国，竟只剩了七国。从一万国到七国这一个战争的过程，使封建主与天子之间，封建主与封建主之间，末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变更了。还有货币经济的发展，这是由手工业与商业发展的结果。在东周时期初，已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了，在历史上已经即所谓农奴制度的国家。
西周时期全图
东周时期已发展到城市手工业制度的时代。
城市手工业之特点是生产的性质是商品的，在家庭需要的生产上仍保持有自然经济的形式，在城市中有了手工业的作坊，分工相当的发展，这是经济上的特点。在政治上是诸侯的崩溃。在土地关系上，土地集中，农民破产，随着客观上发生了国家统一的要求。
秦始皇的统一，便应运而生，而绝非是集封建之大成，只是完成了这个历史的企图而已。
秦始皇像
在历史上，统一的集中政权之形成，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侵蚀了封建贵族的土地，土地集中，造成了经济的中心城市，它们与农业的比例已大大的超过了。在此时，中央政权集中才获得了经济上的基础。同时，人口增加，贵族失去了管理的能力，遂发生了官吏。这也是中国官僚政治形成的原因之一。
促成秦统一的原因，是商业资本发展。但是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则是土地集中，农民破产。这正是秦始皇不能解决的任务。即换言之，秦始皇不能解决土地问题。这是秦统一之后，不能向前发展的原因。而他崩溃也正为了不能解决这任务，致在四起的农民暴动中没落了。
汉高祖是农民暴动的首领，他相当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
秦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矛盾，只是把一切社会矛盾集中起来，所以他很快的又矛盾下去了。
汉高祖解决了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然则汉不能完成那个历史的过渡的原因又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中国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问题。
商业资本的发展没有向工业上走，而向另一条道路走，这一条道路便是土地投资，发展高利贷，于是工业的农业基础亦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很残酷的破坏了农民生产，土地不断地由农民手中失掉。它的发展与社会矛盾成正比例。所以结果，汉又走了秦的覆辙。拉狄克，称中国这一历史过程为一“循环”，是有特殊见解的。差不多每一朝代之亡，都是亡于同一个原因，甚至到元以后仍是这样。
中国没有由商业资本转变到工业资本的原因，首先便是地理的条件，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说。地理条件在历史发展上有决定的作用。中国的河流是直接的流入于大洋的，商业的转运只限于内河航行。自然由内河航行达到海洋的航行，在技术上相差很多，没有若干发展的阶段是不能完成的。所以中国没有完成这第二步。因为商品转运上受了限制，所以阻止了市场的扩大。我们知道，市场之扩大，对于生产量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北有沙漠，西有大山，也是阻止市场扩大的地理因素。
汉高祖像
虽然商业资本很发展，有克服这些阻碍的动力，但是都未达到成功。汉的张骞、班超之通西域，明之郑和下西洋，都是历史上的企图，但是都没有成功。
很多外国人，在中国找到了许多手工业很发达的事实，然而市场是狭隘的，生产受着限制，而单是这样的发达，是无补于事的。处在这种情形之下，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出路，走上了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到的另一条道路。于是，又开始了土地集中，农民破产，手工业破坏……末了，农民又暴动起来。秦时的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以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的叛变，皆彰明昭著的历史事实。
农民暴动，如果在城市领导之下，可以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是，当时却没有工业资产阶级，而商业资产阶级是农民的直接的敌人，所以，暴动总是沦入于原始状况之中，顶大是达到平分土地，农民是没有独立作用的，更谈不上政治领导的作用，这在什么时候都是如此。
中国因地理的及社会条件的限制，不能走到工业资本，自秦以后没有跳出那“循环”的圈以外，但是不是在一个很轨道的圈中循环呢？不但不是这样，且有数次企图倒退到封建社会去。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在后来走的第二条道路。这道路最明显的表现是蒙古人的侵入后中国的历史所走的道路。
张骞通西域
在晋末，所谓五胡乱华时期，在北方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军事部落式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理论上说——如上述——是封建社会发展先史条件，这时中国又重入封建社会的可能。
五胡十六国的异族扰乱中原，把当时中原的文物之邦的文化几乎毁灭完了。第一它是打破了汉代遗来的贵族世家的统治制度，打破了以前的奴隶等级。在隋唐以来，中国统一，国内交通发展，南海海外贸易兴起，文化中心渐移于长江下游，而开始了封建社会的发展。
在城市中和在乡村农业中一样，存在有一种独立的手工业者，由着交通的发展，和生产剩余的加多，手工业者和商人更发达起来。于是城市发展了行为的工商业组织。这在唐、宋以南方各海外通商城市，及洛阳、长安、夏口镇、朱仙镇、景德镇等内地大城市可以看见的。这样商工业的发达，增大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而更多兼并的地主了。地主、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这三位一体的东西，剥削着农民，加以地主贵族统治中的政治上的经济外的强制剥削，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扰乱。农民失去了土地，逃亡出乡村来，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庞大的中国地域中，没有养成新势力的可能，而且又是为国家抑制着的。这样的封建经济的内部的朽腐，没有新的自长的生活出路，而只有由异族的侵入来重新灌注新生命，重新组织封建经济了。
北魏复行古代的均田以来，中国土地制度便终结了它的古代制度，而唐代便对于土地另取租庸调和自由买卖的政策了。宋代王安石的复古，无疑的是不可能。
到元时期，封建社会复兴，竟成为历史事实了。就是说，理论上的发展上的可能实现了。现在我们来分析元时中国封建社会复兴的过程。
当蒙古人来侵入时，在宋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很高的。它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简直不是蒙古人所可比拟的。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农业是与牧畜有关系的，尚不是独立的固定的经济形式。然而，高度发展的中国，被蒙古人攻落了——由此中国开始了一个特殊时期的发展。这便是封建社会又得以发展的时期。
《清明上河图》之自由买卖
蒙古人到中国时，是凭依着武力的，就是所谓军事部落国家的军队。这种军队中的首领，攻到中国之后霸占着一个地方，握有那个地方的土地所有权及一切财富及人民。这样形成了一种封主。他的实质就是封建诸侯。况且，在经济上，大地主既先存在，在军事部落国家的军队侵入之后，直接变成了牧畜与农业结合的经济形式，这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形式。
元代沙原放牧的蒙古人
但是中国生产力比元高，所以，元初时的封建经济基础，无有继续存在的条件。因为它不能克服已经高度发展的商业资本。反正在经济上更发展起来，资本积累更快，于是又使土地集中，农民破产，又蹈入了“循环”的命运。
明代以来更扩大的海外交通，有了更发展的城市工商业阶级，因而形成民族思想，发展纸币制度。但清代又重新把它退后了。在清代末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加紧了地主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的剥削，而又开始了农民叛乱。现在这新的海外通商，把中国过去的限于本国地势的东南临大海，因而不能远航以发展航海技术的落后保守的经济打破了。技术是无从交通到生产的有了新的器械，而商业资本是从其封建中支配生产的性质，变为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一分支了。资本主义从商业到工业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在手工业上便加紧了，由行会到手工工厂的进化，以至到机械工厂。在农业上呢？初时是把自给自足的生产打破而变之为原料的商品生产，渐次在其封建的小规模手工生产方法上，改变之为大规模的机械的、化学肥料的、电气的耕种了。庄园是早被商业破坏了，而行会又被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破坏了。
（五）中国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怎样解剖现代的中国社会呢？历史唯物论要求我们先从经济着手，而同时dialectical method则要求我们观察全体的运动，把握自身的运动。所以我们便要把握着中国社会自身的运动，而观察中国经济。在我们的感情的直观之中，我们便可看见大量的商品之交换及其生产，从这商品的分析中，我们便可看见价值律的完成的发展，和商业欺诈的渐次衰颓；看见剩余价值之直接由资本家榨取这种发展，和剩余价值之由经济外的强力剥削之渐次减少；看见平均利润率之渐次形成，和重利的渐次消灭；看见地租之货币的转化。而在工艺学技术学或物的生产力方面，我们会看见火车、轮船、电信、飞机的交通，我们会看见大机械铁木机械的工具。在人的生产力上，我们会看见Proletariat的形成，和过剩人口，流氓的存在。自然，我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的存在和正在成长了。
dialectical method，辩证（方）法。
Proletariat，无产阶级，音译为普罗列塔利亚。
我们追迹这个长成的历史，则大量的商品交换盛行于中国社会中时，是大约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此后中国经济中有巨大的勾结着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活动着，而又盛行着巨大的经济外的强力剥削和厘金赔款等。这是外来的历史作用于中国经济之中，而构成中国经济中的一种因素，在中国传染起资本主义了。从军用重工业到轻工业的发展，铁路投资的发展，兴起了许多地主性的资本家。到欧战后，商业资本家多了，而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后，充分的动荡了守旧的农村，产业资本家更抬头起来。资本主义的洋、华的对立在此是不须的。
乾隆年间的广州十三洋行
在中国现代社会，从政治上看时，则它适应于经济的发展。首先，在大量商品的流动时，动摇了农村，而暴发了无数的农民叛乱。同时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侵略而武力侵略以致文化侵略了来。工业的发展中，立宪的帝制在准备着了。而地主性的资本家的不满，会推开了朽腐久了的满清皇帝这天灵盖。商业小资本家和其相应的军阀政治，欧洲十八世纪君王式的军阀政治，在欧战中兴起来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洋、华资本主义的竞争才充分地表明了。统一的政治，将随着交通技术的增进而渐次完成。
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则家庭生活，由家庭主义的大家庭而转变到个人主义的小家庭了。道德由家族的连带的感情，而转变成商品的金钱计较了。宗教则儒佛道糅杂的多神拜物教，转化成无神的和信仰超越的上帝的基督教了。教育是从保守治术的科举，转变成为教授专门知识，增进劳力这商品价值的学校了。
在社会心理上，现代中国社会中，是把过去的一切顺天由命的感情打破，而代之投机进取了。他们好似商品是流通着一样，他们是活生生地活动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初是有富国强兵的思想，继着是商战军国民的思想，再后是国民革命的思想，而到现在是和平统一的思想。在学术上所表现的是，在戊戌以来的输入资本主义文化，在五四以来的对于过去文化的怀疑与否定，在五卅以来的新文化的输入，和现在的文化的批判。
从这种种方面，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专制，而却带来了军阀的过渡期的专制。五卅以来的国民革命，第一在统一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而第二在于排斥国外的洋资本主义。但虽然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不能用民族来排斥尽了国外的势力，但在经济结构上，中国是无分洋、华资本主义的，而是以资本主义这生产关系统一了洋、华的民族和政治的对立。中国的主要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无分乎洋、华的），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正在完成其国内市场的统一。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了。
单就中国本身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正在完成其国内市场的统一，是幼稚的。但是资本主义是由国际贸易而来的。而且现在世界经济，是早由国际贸易时期而进展到世界市场。中国资本主义已渐次地卷入世界市场之中，一切必需品，也要靠国际交换来维持，而且也输出制造品了。世界资本主义之达于其最高阶段的、停滞的、没落的帝国主义。由此，也大有影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未来运命。
自然，我们不是说中国只有资本主义经济，而没有其他经济之存在。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是历史的产物，过去历史的种种遗迹，是必然地存留于现在社会之中的。但它不是以本来的形式而存在，而是受支配的生产关系的支配，变了形“染了光”的成为被支配的生产关系了。这种被支配的生产关系，是正在历史的没落过程中，无足轻重的。
中国现代社会中，因为资本主义是正在完成，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制度自然是存在，而且是庞大地存在的。它是庞大，但它是腐朽了，是没落了，它的反动是必然有的。但是它的物的生产力是终于要使它没落了的。奴隶制度更是包含于封建制度中而存在着，如奴婢制等。而原始社会，则从宗族祠堂、从僧侣食堂而表现了。
人们从帝国主义来把握中国现代社会，这在研究世界社会时是正当的。但就中国社会研究说，是要把握中国社会自身运动。资本主义外来的侵入，只是作用于生产力的一个外来的历史作用。在历史的唯物论中，是不能不看重这一外来作用的。这一作用，加入于中国社会中，而构成中国社会运动基础生产力之一。所以我们不能从国际贸易来把握中国经济，自然更不能从帝国主义、从世界市场来把握中国。中国资本主义起源的答案，自然是外来的传染。但我们更要注意去解释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自发而是外来的传染？
这个，和追迹在现存社会中正在没落的封建制度一样。我们要追迹过去中国历史的发展。但我们此处可以注意说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现社会的经济中心，是转移到东南沿海来，而不复是如过去之在于中原，在于西北了。
第三节 中国小说之演变
“中国‘小说’两字最早见于记载为《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道亦远矣’。其次是《荀子·正名篇》，‘故智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荀子所谓‘小家珍说’，其意义和庄子所谓‘小说’完全相同。他们把它与‘大道’对称。正和后人把它和‘载道’的古文对称一样，完全是一种轻视的态度，但它的内容却相当于后代杂记琐事的书，所以它并没有超出中国小说领域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一篇较古的含有学术史意味的文章。它把小说列为九流十家之一，而且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如淳注云：“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欲立稗官，使称说之。”由此看来，那么所谓“稗官”，犹如古代采诗之官，而所谓小说，也和国风一样，都是民间讽世写怀之作了。所以《桓谭新论世》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说，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但一考《艺文志》所录小说家十五家的性质，却又不像《艺文志》的《诸子略》里载有《小说》一家，自《伊尹说》以下至《虞初周说》凡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现在这些东西已片言只字无存，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内容究竟如何。尚存于今的小说，最古的是《燕丹子》，系叙燕太子丹欲报秦仇，遣荆轲入秦刺始皇的事。略后则有托名于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托名于班固著的《汉武故事》。又有题为郭宪撰的《别国洞冥记》，题为伶玄撰的《飞燕外传》，及赵晔的《吴越春秋》。以上《燕丹子传》系秦人作，外则为汉时的人所作。《吴越春秋》为最可信是后汉人所作，其他《神异经》、《汉武故事》、《飞燕外传》及《别国洞冥记》等，其作者俱未必为汉时人，大约都是晋以后的人所依托的。六朝之时，这一类的著作异常的发达。在他们明标出为六朝人所著的这些作品中，可大别之为二类：一类是叙述超自然的神怪的故事的，如《搜神记》、《续齐谐记》等；一类是叙述人间的名隽可传的言行及一切琐杂之事的，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第一类的著作极多，影响于后来的作者也极大，直到公元十七八世纪以及今时，还有他们的嫡派的模仿者，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第二类记述人间琐事隽言的书，实始于魏、晋之时，那时清谈之风甚盛，士大夫每以一二名隽之言相夸赞。
班固像
汉、魏六朝实无小说；只有一些零碎的笔记，可以勉强算作小说。
中国前此对于“小说”这一个观念，几于人各不同，所以它的界限也模糊不清。如绳以现代所谓小说，那么几乎无一与之适合。但小说的观念和界限尽管分辨不清，而每个时代都有小说产生，却是不可掩没的事实。前代目录家尽不著录真正的小说，而小说的流传却未必因此而减少。所可惜的是那些佚亡的作品，它的作者白白费去了他的心血，却永远沉埋在不可知之中。然世事本来有幸有不幸，即为各时代所宗奉的正统文学，其作者亦尽有姓名被埋没的人，唯小说家更甚罢了。
古代神话为后来小说的滥觞，无论中国外国都是如此。中国向无研究神话的专著，前人亦仅指杂记琐事而无当于大道的书为古代小说，因此神话多被掩埋。及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开卷即叙神话，而玄珠著《中国神话研究》，专替古代神话作发掘，于是被掩埋的神话渐被发现出来。
玄珠，沈雁冰（茅盾）的笔名之一。
至于汉人小说，向来亦专指刘向《新序》、《说苑》……之流。其实《新序》、《说苑》仅为杂史之属，且大都采自古籍，如以其中若干则作为古代寓言观，尚不失为思想丰富之作，如径以代表汉人小说，则大谬不然。因为汉代是一个神仙思想、方士势力最盛的时代，上至帝王，下至愚民，莫不沉溺其中，终于酿成黄巾之乱。《说苑》、《新序》……一类的书，不独于当时社会不发生什么关系，且与古代神话和六朝志怪书，无渊源及递嬗蜕化之迹可寻。故叙汉人小说，自当以叙述神仙故事的作品为主，而以汉人所谓小说附见于后。
《说苑》、《新序》书影
唐代小说可说是到了成立期，唐以前的小说很少有描写的，大半都是些简短的笔记，直到唐代尤其是中唐，方才有意写小说，不仅是事实的报告，并且有较细的描写，有时竟能写得生动感人。
唐人承六朝志怪余风，一面受古文运动影响而创新体小说，名为传奇。古代神话全为民间产物，汉代神仙故事为半贵族半平民文学，六朝志怪书又略向平民化，至唐人传奇乃十足成为贵族文学。无论何种文学，皆始由民间产生而末则趋向贵族化，至十足贵族化时此文学乃至末路。盖由古代神话至唐代传奇，在中国小说史上一气相传，到此时遂趋于末路。另外，俗文小说却在民间由萌芽而逐渐发展开来，为文言小说播下那将来的革命的种子。
代小说是由“说话人”说唱的，元代小说不复是短篇话本而是长篇的话本；不再是烟物灵怪，而是拨刀赶棒。元小说的重心是讲史和英雄传奇，以《全相平话五种》和罗贯中的作品为代表。
《全相平话五种》书影
宋、元小说为“说话”与“讲史”的底本“话本”，其发轫在于唐末。它在中国小说史上为新起的一系。唐末的俗文小说，相当于前一系中的古代神话；而宋、元话本，则相当于汉、魏六朝的神仙志怪。所以它的文笔尽管怎样幼稚，它的辞句尽管怎样简陋，但它是后来通俗小说的祖宗；而且它的产生又有社会的背景，在那样社会里也仅能产出那样程度的作品。在北宋开国之初，上一系小说的势力尚未全泯，而且又在那时作了一个总结束。
明代小说主要的有神魔小说、人情小说和评话，神魔小说重要的有《西游记》、《封神传》等。
清代传奇不及明代之盛，惟无名氏的作品较多于明。
清代小说可分为笔记、讽刺、人情、才藻、狭邪、侠义以及谴责七种。
笔记小说以《聊斋志异》为代表，讽刺小说以《儒林外史》为代表，人情小说以《红楼梦》为代表，才藻小说以《镜花缘》为代表，狭邪小说以《花月痕》为代表，侠义小说以《三侠五义》为代表，谴责小说以《老残游记》为代表。
《聊斋志异》书影
通俗小说系直接承话本而来，却成为明、清两代小说的代表作。由明代中叶到清代之初，通俗小说正在积极着发展。它的题材，自历史、神怪、英雄、世情，无不各方俱到。但这一系的小说到了这个时候，它的发展也将近到了极度了。清初以后，它的作者由非专门文人移入专门文人之手，而又专写些抒发个人才思及有闲阶级荒淫无聊的故事。它到了这个时候，自是已失去平民立场；虽然新的平话体的侠义小说又在起来，可是时代又在转变着。更新的受了西洋小说影响的小说种子，早潜伏在民间，而等待着它的出世的机会。清代传奇志怪书亦一度发达，与通俗小说相角逐，然与通俗小说同其命运，也随着通俗小说走上了最后的路。
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在这二十六七年间，文学界也与世界的政治经济状况一样，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与前世纪很不相同；尤其是自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大战，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大革命之后，更为具有特异的色彩。
中国的文学，在新世纪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一方面是旧式的作家在并不衰颓的写作着，一方面新的作家，努力于西洋文艺的介绍，努力于新的作品的创造。
承袭了传统的文格者有李宝嘉之《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
其超出于讽骂小说范围之外的，有《老残游记》及《孽海花》。《老残游记》题洪都百炼生著，实为刘鹗的作品；《孽海花》是曾孟朴所作。
林纾之功绩在翻译，他的译文，凡一百五十余种，以小说为最多，史格得、狄更司、大仲马诸人皆由他的介绍而始为中国读者所知。可惜他不懂外国语，他的译文皆由另一人口译后由他笔述的，所以有时不大与原文吻合。
自一九一七年，胡适在《新青年》月刊上发表他的文学改革论后，中国的文坛起了一个大变动。文字从拘谨的古文，对偶的骈文，一变而为活泼泼的连用现代人的言语的语体文，文体从固定的小说的旧格律下解放了而为自由的尽量发挥作者个性、尽量采纳外来影响的新的文体，这是一个极大的改革。
史格得，今通译司各特。
狄更司，今通译狄更斯。
胡适像
现代小说有将它分为三个时期的。第一时期有鲁迅、叶绍钧、郁达夫、谢冰心、落华生等。第二期有茅盾、老舍、沈从文、冯沅君等。第三期有丁玲、张天翼、靳以等。此后中国文学将必为一个灿烂的新时代。无产阶级的文学，不久必走上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