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搞军事：思维要灵活
阵图和宋辽战争 / 八十一仗败八十，都是阵图惹的祸
在古代，打仗要排阵，要讲究、演习阵法。所谓阵法就是野战的战斗队形和宿营的防御部署；把队形、部署用符号标识，制成作战方案，叫作阵图。
根据阵图在前线指挥作战或防御的带兵官，叫作排阵使。
从历史文献看，如郑庄公用鱼丽阵和周王作战，到清代的太平军的百鸟阵，无论对外对内，无论是野战、防御，都要有阵法。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几千人几万人一哄而上，是打不了仗的，要打也非败不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诸葛亮的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诗句，一直为后人所传诵。正因为如此，小说戏剧把阵图神秘化了，如宋辽战争中辽方的天门阵，杨六郎父子虽然勇敢，但还得穆柯寨的降龙木才能破得了。
穆柯寨这出戏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就打仗要排阵说，也反映了一点历史的真实性。从公元976年到1085年，这一百一十年中，北宋历朝的统治者特别重视阵图。（无论是在这时期以前或以后，关于阵图的讨论、研究、演习、运用，对前线指挥官的控制，和阵图在战争中的作用，都比不上这个时期。）从这一时期的史料分析，北宋的统治者是用阵图直接指挥前线部队作战的，用主观决定的战斗队形和防御部署，指挥远在几百里以至千里外的前线部队。敌人的兵力部署、遭遇的地点、战场的地形、气候等，都凭主观的假设决定作战方案，即使作战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前线指挥官也无权改变。照阵图排阵打了败仗，主帅责任不大；反之，不按阵图排阵而打了败仗，那责任就完全在主帅了；败军辱国，罪名极大。甚至在个别场合，机智一点而又有担当的将领，看出客观情况不利，不按阵图排阵，临机改变队形，打了胜仗，还得向皇帝请罪。
宋辽战争的形势，两方的优势和劣势，989年熟悉北方情况的宋琪曾作具体分析，并提出建议。他说：“每蕃部南侵，其众不啻十万。契丹入界之时，步骑车帐，不从阡陌，东西一概而行。大帐前及东西面差大首领三人各率万骑，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亦交相侦逻，谓之栏子马……未逢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我师，即竞乘之，所以新羁战蹄，有余力也。且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土风曳柴，馈饷自资。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中原所长，秋夏霖霪，天时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枪突剑弩，兵胜也。败丰士众，力张也。”契丹以骑兵冲锋为主，宋方则只能凭气候、地利取守势。以此，他建议“秋冬时河朔州军，缘边砦栅，但专守境。”到戎马肥时，也“守陴坐甲，以逸待劳……坚壁固守，勿令出战”。到春天新草未生，陈草已朽时，“蕃马无力，疲寇思归，逼而逐之，必自奔北”。最后，还提出前军行阵之法，特别指出，要“临事分布，所贵有权”(1)。宋太宗采纳了他一部分意见，沿边取守势，作好防御守备，但要集中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至于授权诸将，临事分布，则坚决拒绝了。
由于宋辽的军事形势不同，采取防御战术，阻遏骑兵冲击的阵法便成为宋代统治者所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在平时，和大臣研究、讨论阵图，如987年并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进入朝，宋太宗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召美、重进及崔翰等，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2)997年又告诉马步军都虞侯传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我自做阵图给王超，叫他不要给别人看。王超回来时，你可以看看。”(3)1000年，宋真宗拿出阵图三十二部给宰相研究，第二年又和宰相讨论，并说：“北戎寇边，常遣精悍为前锋，若捍御不及，即有侵轶之患。今盛选骁将，别为一队，遏其奔冲。又好遣骑兵出阵后断粮道，可别选将领数万骑殿后以备之。”(4)
由此可见这些阵图也是以防御敌骑奔冲和保卫后方给养线为中心思想的。1003年契丹入侵，又和宰相研究阵图，指出：“今敌势未辑，尤须阻遏，屯兵虽多，必择精锐，先据要害以制之。凡镇、定、高阳三路兵，悉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寇远近，出军树栅，寇来坚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则鸣鼓挑战，勿离队伍，令先锋、策先锋诱逼大阵，则以骑卒居中，步卒环之，短兵接战，亦勿令离队伍，贵持重而敌骑无以驰突也”(5)。连远在河北前线部队和敌人会战的地点以及步外骑内的战斗部署都给早日规定了。景德元年（1004）八月出阵图示辅臣，十一月又出阵图，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6)1045年宋仁宗读《三朝经武圣路》，出阵图数本以示讲读官。(7)又赐辅臣及管军臣僚临机抵胜图。(8)1054年赐近臣御制攻守图。(9)1072年宋神宗赐王韶御制攻守图、行军环株、战守约束各一部，仍令秦凤路经略司钞录。(10)1074年又和大臣讨论结队法，并令五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队法，及访求知阵队法者，陈所见以闻(11)，出攻守图二十五部赐河北。(12)1075年讨论营阵法，郭固、沈括都提出意见，宋神宗批评当时臣僚所献阵图，以为皆妄相惑，无一可取，并说：“果如此辈之说，则两敌相遇，须遣使预约战日，择一宽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决矣。”否定当时人所信从的唐李筌《太白阴经》中所载阵图，以为李筌的阵图止是营法，是防御部署，不是阵法。而采用唐李靖的六花阵法，营阵结合，止则为营，行则为阵，以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定下新的营阵法。沈括以为“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队，占地方十余里，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可复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靡军也”(13)。可见宋神宗的论断，是采取了沈括的意见的。宋代统治者并以阵法令诸军演习，如宋仁宗即位后，便留心武备，令捧日、天武、神卫、虎翼四军肄习战阵法。(14)1044年韩琦、范仲淹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三军，训以新定阵法；于陕西四路抽取曾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阵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045年遣内侍押班任守信往河北路教习阵法。(15)到命将出征，就以阵图约束诸将，如979年契丹入侵，命李继隆、崔翰、赵延进等将兵八万防御，宋太宗亲授阵图，分为八阵，要不是诸将临时改变阵法，几乎打大败仗。(16)1070年李复圭守庆州，以阵图授诸将，遇敌战败，复圭急收回阵图，推卸责任，诸将以战败被诛。(17)
在宋代统治者讲求阵法的鼓励下，诸将纷纷创制阵图，如1001年王超援灵州，上二图，其一遇敌即变而为防阵，其一置资粮在军营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敌至则易聚而并力。(18)1036年洛苑使赵振献阵图。1041年知并州杨偕献龙虎八阵图。青州人赵宇献大衍阵图。1045年右领军卫大将军高志宁上阵图。1051年泾原经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阵图，1055年并代钤辖苏安静上八阵图，1074年定州路副都总管、马步军都虞侯杨文广献阵图及取幽燕之策。这个杨文广就是宋代名将杨六郎的儿子，也就是为人所熟知的穆柯寨里被俘的青年将领杨宗保。(19)
在作战时，选拔骁将做排阵使。如976年攻幽州，命田钦祚与郭守文为排阵使，钦祚正生病，得到命令，喜极而死。1002年周莹领高阳关都部署，为三路排阵使。1004年澶渊之役，石保吉、李继隆分为驾前东西都排阵使，等等。(20)
由于皇帝事先所制阵图不可能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统军将帅又不敢违背节制，只好机械执行，结果是非打败仗不可。1075年宋神宗和朝廷大臣研究对辽的和战问题，张方平问宋神宗，宋和契丹打了多少次仗，其中打了多少次胜仗，多少次败仗，宋神宗和其他大臣都答不出来。神宗反问张方平，张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八十一仗败了八十次，虽然失于夸大，但是，大体上败多胜少是没有疑问的。打败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观主义的皇帝所制阵图的罪过。
相反，不凭阵图，违背皇帝命令的反倒可以不打败仗。道理是临机应变，适应客观实际情况。例如979年满城之战，李继隆、赵延进、崔翰等奉命按阵图分为八阵。军行到满城，和辽军骑兵遭遇，赵延进登高瞭望，敌骑东西两路挺进，连成一片，不见边际。情况已经危急了，崔翰等还在按图布阵，每阵相去百步，把兵力分散了，士卒疑惧，略无斗志。赵延进、李继隆便主张改变阵势，把原来“星布”的兵力，集中为两阵，前后呼应。崔翰还怕违背节制，万一打败仗，责任更大。赵延进、李继隆拍胸膛保证，如打败仗，由他两人负责。这才改变阵势，兵力集中了，士卒忻喜，三战大破敌军。这里应该特别指出，赵延进的老婆是宋太宗尹皇后的妹子，李继隆则是宋太宗李皇后的兄弟，两人都是皇帝亲戚，所以敢于改变阵图，转败为胜。(21)另一例子是1001年威虏军之战。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显奉诏于近边布阵和应援北平控扼之路。但辽军并没有根据宋真宗的“作战部署”行事，这年十月入侵，前锋挺进，突过威虏军，王显只好就地迎击。刚好连日大雨，辽军的弓以皮为弦，雨久潮湿，不堪使用，王显乘之大破敌军。虽然打了胜仗，还是忧悸不堪，以违背诏令，自请处分。宋真宗亲自回信慰问，事情才算结束。(22)
前方将帅只有机械地执行皇帝所发阵图的责任，在不符合实际客观情况下，也无权临机应变，以致造成屡战屡败，丧师辱国的局面，当时的文臣武将是很深切了解这一点的，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要求不要再发阵图，给前方统帅以机动作战的权力。例如989年知制诰田锡上疏说：“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23)999年，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说：“夫将帅者王之爪牙，登坛授钺，出门推毂，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制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24)1040年三司使晏殊力请罢内臣监军，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25)同时王德用守定州，也向宋仁宗指出真宗时的失策：“咸平景德（时）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敌得轶境，径犯澶渊。且当时以阵图赐诸将，人皆谨守，不敢自为方略，缓急不相援，多至于败。今愿无赐阵图，第择诸将，使应变出奇，自立异功，则无不济。”(26)话都说得很透彻，但是，都被置之不理，像耳边风一样。其道理也很简单，一句话就是统治者对爪牙的不信任。最好的证据是以下一个例子。922年盐铁使李惟清建议慎擢将帅，以有威名者俾安边塞，庶节费用。宋太宗对他说私话：“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几宜。……今纵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机事，卿所未知也。”(27)由此看来，即使将帅得人，也不能像古代那样授权给他们，而必须由皇帝亲自节制，阵图是节制诸将的主要手段，是非要不可的。
王安石和宋神宗曾经几次讨论宋太宗以来的阵图问题，并且比较了宋太祖、太宗兄弟两人的御将之道，说得十分清楚。一次是在熙宁五年（1072）八月：
神宗论太宗时用兵，多作大小卷（阵图）付将帅，御其进退，不如太祖。
王安石曰：太祖知将帅情状，故能得其心力。如言郭进反，乃以其人送郭进，此知郭进非反也，故如此。所以如进者皆得自竭也。其后郭进乃为奸人所摧，至自杀。杨业亦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将帅尽力者乃如此，则谁肯为朝廷尽力？此王师所以不复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
神宗曰：祖宗时从中御将，盖以五代时士卒或外附，故惩其事而从中御。
王安石曰：太祖能使人不敢侮，故人为用，人为用，故虽不中御，而将帅奉令承教无违者，此所以征则强，守则固也。(28)
指出从中御将，颁赐阵图是惩五代之事，是怕士卒叛变，怕将帅割据，指出宋太祖虽不中御，而将帅奉令惟谨。反面的话也就是宋太宗和他以下的统治者，不能使人不敢侮，因之也就越发不放心，只好从中御将，自负胜败之责了。
另一次讨论在第二年十一月：
宋神宗问先朝何以有澶渊之事。
安石曰：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傅潜王超乃肯为将。稍有才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但任将一事如此，便无以胜敌。(29)
连兵将所在、兵数多少也不知道的前方统帅，只凭皇帝所发阵图作战。这样的统帅，这样的御将之道，要打胜仗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宋辽战争中宋所以屡战屡败，不能收复幽燕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宋代著名将帅如广大人民所熟知的杨业，所以遭忌战死，狄青做了枢密使以后，被人散布谣言去职忧死的原因。因为这些人都不像傅潜、王超那样，而是有才略、有决断、有经验、有担当的。同时，这一事实也反映了宋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
论夷陵之战 / 战场上最忌感情用事
夷陵之战发生于蜀章武元年（221年）。这年七月，刘备率军伐吴，孙权写信请和，刘备盛怒不许。到第二年六月，吴将陆逊大破蜀军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刘备退屯白帝城，十月，孙权又遣使请和，刘备答应了。这一仗前后历时一年，吴将陆逊坚取守势，捕捉战机，最后以火攻取得大胜，是历史上有名的战役之一。
战事发生的原因是荆州的归属问题。
公元208年赤壁战役之后，曹军败退，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周瑜、刘备水陆并进，追到南郡（今湖北江陵县东南），瑜军围曹仁，相持了一年多，曹仁弃城走。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刘备推刘琦为荆州刺史，南征四郡，武陵（今湖南常德）、长沙（今湖南长沙）、桂阳（今湖南郴县）、零陵（今湖南零陵）皆降。刘琦病死，诸将推刘备为荆州牧，驻公安（今湖北公安）。刘备从此有了根据地了。
荆州原来不属孙权，赤壁之战，刘备是有功劳的，南征四郡是刘备自己的战果，蜀吴双方怎么会发生荆州的归属问题呢？据《吴书·鲁肃传》：“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鲁肃死后，孙权评论他：“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看来当时兵力，孙强刘弱，孙权兵力可以直取四郡，刘备要求有个立足之地，鲁肃从孙刘联盟，为曹操树敌的战略出发，劝孙权答应，有了这个默契，刘备才能南取四郡，和孙吴成掎角之势，所以“曹操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给曹操以极大威胁。
公元214年，刘备取益州。第二年孙权就要讨还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不肯。孙权派吕蒙率军争取，刘备也到公安，派关羽争三郡。鲁肃驻益阳（今湖南益阳），和关羽相拒。鲁肃责备关羽不还三郡。关羽说：赤壁之战，刘备和吴军勠力破魏，岂能徒劳？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达不成协议。正好这时曹操南定汉中，蜀汉北方受到威胁，刘备赶紧与孙权联合，分荆州为二，江夏、长沙、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以湘水为界，双方罢兵。暂时妥协了，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公元219年，关羽率众攻曹仁于樊（今湖北襄阳），水淹于禁七军，斩将军庞德，威震华夏。曹操遣使说孙权，出军攻关羽后路，权将吕蒙诱降关羽在江陵、公安的守将，尽虏羽军妻子。羽军遂散，关羽父子出走，为孙权所杀。
刘备失了荆州，也就失去了向东出川的门户和曹操抗衡的军事重镇，在战略上是非争不可的。
他和关羽、张飞的关系，从汉灵帝末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以后，便相从征伐，“寝则同床，恩同兄弟”。小说上桃园结义之说，便是从这两句话演绎出来的。三四十年的战友、君臣，镇守出川门户的上将，一旦摧折，刘备的感情冲动是可想而知的。公元221年张飞又为部下所杀，持首级奔吴，旧仇加新恨，伐吴报仇便成为他的最后志愿，什么好话也听不进去了。
诸葛亮远在隆中对策时，便指出孙权“可与为援而不可图”。赤壁战前，他和鲁肃共同努力，定下了联合抗曹的大计。他是始终坚持刘、孙两家联合方针的。但他也深知刘备的个性，对关羽、张飞的感情，和荆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明知用言语是劝阻不了刘备的。夷陵败后，他叹气说：
使法孝直（正）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赵云是坚决反对伐吴的，他指出主要的敌人是曹操，不是孙权。如先灭魏，则吴自服。当前形势，决不应该放掉主要的敌人，先和孙吴交兵。广汉处士秦宓也说天时不利，朝臣很多人都反对，刘备一概不听。
蜀吴交兵后，孙权遣使求和。吴将诸葛瑾驻公安，写信劝刘备，要他留意于大，不要用心于小。指出关羽和汉朝的轻重，荆州和海内的大小，虽然都应仇疾，但要分清先后。论点和赵云是一致的，刘备当然不能接受。
交战双方，蜀军由刘备自己指挥，兵四万余人，大将吴斑、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军秭归。将军黄权自请为先锋，劝刘备为后镇，刘备不听，派他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夷陵败后，交通断绝，他不肯降吴，只好降魏。备军从巫峡、建平连营直到夷陵界，立数十屯，树栅连营七百多里，全军成一条直线，居高临下，兵力分散。曹丕听说蜀军布置之后，笑道：“刘备不懂兵法，岂有立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的！必败无疑。”
吴军以陆逊为大都督，率诸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守。蜀军远来，利于速战，吴军诸将要迎击，陆逊坚决不许。他指出蜀军锐气方盛，而且乘高守险，不利进攻，如有不利，影响全局。不如坚闭固拒，伺机捕捉战机，以逸制劳，取得胜利。
两军对峙相持了七八个月，蜀军兵疲意沮，陆逊乘机发起攻击，先攻一营，得不到便宜。诸将正埋怨他枉然死了许多人，陆逊却说，我已经找到破敌的方法了，下令诸军每人拿一把茅草，乘风纵火，全线进攻，阵斩蜀大将张南、冯习，连破四十余营，蜀军溃败，刘备退守白帝城。
蜀军败后，吴诸将要求直取白帝，陆逊认为曹丕正在大合士众，不怀好意。下令退军。
这年十一月，孙权遣使到蜀汉聘问，刘备也遣使报聘，两国又恢复和平，重建了对魏的掎角之势。
这次战役，刘备犯了两个大错误：第一是政略的错误，正如赵云、诸葛瑾所指出的，他把大小、轻重摆错了次序，因荆州之失、关羽之死而发动对吴战争，破坏了两国联合共同抗曹的正确策略；第二是战略的错误，不听黄权的忠告，把他一军放在江北，削弱了兵力，又把全军列成纵深战斗序列，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前军一败，后军动摇，彼此不相呼应，造成全面的败局。
古代的战争 / 正面厮杀，靠的不仅仅是武艺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讽刺美英战争狂人的核战争方案说：“先生们，你们的手太短了！”
现代战争广泛运用科学技术成就，苏联的洲际火箭、导弹可以击中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百发百中；苏联的科学技术成就有力地保障了世界和平，使得手太短的战争狂人不敢轻于发动毁灭自己的战争。
“手”的长短说明今天两大阵营的军事力量。
古代也是如此。在远距离的杀伤武器发明以前，战争是人与人的搏斗，枪、刀、箭、槊等都是手的延长。战将和士兵的体力，运用武器的熟练程度，武器的重量，和勇敢、机智的结合，在战争中发生作用。
在战争进行中，士兵和士兵、战将和战将搏斗，面对面地厮杀，往往以伤亡较多的一方无力继续进行战斗而结束战局。
将军和将军的厮杀，通常要大战几百个回合。甲杀了乙或乙杀了丙，虽然不一定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在有些场合，却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敌方的主将或骁将阵亡，失去指挥，影响士气，就非打败仗不可了。
小说和戏文上常常描写、演出战争，戏台上除了战争双方的队伍用几个战士作为大军的象征以外，战争展开的重点通常放在两方主将的搏斗上面，这种表现手法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
在斗将的场合，有大战几百个回合之说，一个回合的意思是交手一次。战将无论骑将或步将，都得手执武器。两军相对，中间有一段距离，双方同时前进，到了面对面接触的程度，互用武器杀伤对方，一击不中，就得退回来，准备第二次的接触，这样一进一退，就叫一个回合。在生和死的搏斗中，手的长短也就是武器的长短、重量，是有极重要意义的。长枪、大刀、马槊等长武器要比用剑、短刀这类短武器更为优越。而更重要的则是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人的机智，这就要讲武艺了。同样的体力和武器，决定胜负的是武艺。战将为了保护自己，就得戴盔披甲，一副盔甲分量是很重的，骑将的马也得披甲，再加上武器本身的重量，没有极健壮的体力是支持不了的。在有些场合，斗到相持不下的时候，还得换马。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战将本人并未打败，只因马力乏了，或者马受伤了，进退不得，被敌方杀伤，吃了败仗。“射人先射马”，就是这个道理。
战争时用旗、金、鼓指挥，叫作三官。
旗是管节度的，大将有大纛，指挥全军；有方面旗，东碧、南赤、西白、北黑、中黄，指挥各方。因为人多距离远，讲话听不见，走马传令费时间，就用旗来指挥：中央旗挥动，全军集合，旗俯即跪，旗举即起，卷旗衔枚，卧旗俯伏，见敌旗三挥，布阵旗左右挥。方面旗举，方面兵急须装束，旗俯即进，旗竖即住，旗卧即回。召将用皂旗，一点皂旗队头集，二点皂旗百人将集，三点皂旗五百人将集，一点一招千人将集。
金、鼓管进退，击鼓进军，鸣金退军。
击鼓三通共千槌，一通三百三十三槌（一说是三百六十五槌）。行军平时挝鼓吹角戒严，吹角一十二变为一叠，鼓音止，角音动，一昼夜三角三鼓。大将以下都按级别备金鼓，遇有紧急事故，先头部队击鼓报警，全军就进入战争准备状态了。(30)
杀败敌人以首级论功，是沿袭秦的制度，杀一个敌人赐爵一级来的。
报功和发表战绩时也照例要夸大一番，以一为十，例如杀敌百人，露布上必定要写千人之类。(31)
帅旗是中军所在的标识，也是全军指挥的中心，帅旗一倒，全军就失去指挥，陷于混乱。以此，夺取敌方的帅旗也就成为古代战将的主要目标了。
古代的斗将 / 两军对垒，斗将先行
两军对垒，将和将斗，叫作斗将。我国的武打戏有悠久的传统，武打戏中的斗将，突出地集中地表现了勇士们的英勇气概，更是受人欢迎。其实，不只是今天的人们喜欢看斗将的戏，古代人也是喜欢的。例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态度很严肃，取材极谨慎，但写晋将陈安的战斗牺牲，却十分寄予同情。
太宁元年（323）七月，晋将陈安被赵主刘曜打败，率精骑突围，出奔陕中。
刘曜遣将军平先等追击陈安。
陈安左手挥七尺大刀，右手运丈八蛇矛，近则刀矛俱发，一杀就是五六个人，远则左右驰射，边打边逃。平先也勇捷如飞，和陈安搏斗，打了三个回合，夺掉陈安的蛇矛。
到天黑了，下着大雨，陈安和几个亲兵只好丢掉马，躲在山里。第二天天晴了，赵军追踪搜索，陈安被擒牺牲。
陈安待将士极好，和将士共甘苦。死后，陇上人民很想念他，为他作壮士之歌，歌词道：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䯅骢交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䯅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为我外援而悬头，这是陈安被陇上人民长久思念的道理。司马光在北宋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中，怀念古代孤军抗敌的民族英雄，闻鼙鼓而思将帅，怕也是有所寄托吧。
一是史万岁。隋将窦荣定将兵击突厥，史万岁到辕门要求参军，窦荣定早听说史万岁勇敢的声名，一见大喜。派人告诉突厥，各选一壮士决胜负。突厥同意，派一骑将挑战，荣定就派史万岁应战。万岁驰出，斩敌骑而回。突厥大惊，立刻退军。
一是白孝德。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铁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健勇，骄傲轻敌，把右脚放在马鬣上，破口大骂。
唐军元帅李光弼登城，看敌人情况，对诸将说：“谁能去干掉他？”大将仆固怀恩报了名，光弼说：“这不是大将干的事，看还有谁去？”大家都推白孝德。
光弼问白孝德要多少兵，孝德说，我一个人就行了。光弼很称赞他的勇气，还问需要什么，孝德只要五十个骑兵，大军鼓噪助威。
孝德手挟两个蛇矛，骑马过水，刘龙仙见他只一个人，不以为意，还是把脚放在马鬣上。稍近，龙仙刚要动弹，孝德摇摇手，好像叫他别动，龙仙不知其意，也就不动了。孝德对他说：“侍中（光弼官称）叫我来讲话，没有别的。”龙仙退却几步，还是破口大骂。孝德勒住马，瞪着眼说：“狗贼，你认得我吗？”龙仙说：“谁啊？”孝德说：“我是大将白孝德。”龙仙骂：“是什么猪狗！”孝德大叫一声，持矛跃马便刺，城上一齐鼓噪，五十骑也跟着冲锋，龙仙来不及射箭，只好沿堤乱转，孝德追上，斩首而回。
一是王敬荛，说他多力善战，所用的枪、箭都用纯铁制成。枪重三十多斤，摧锋破敌，都以此取胜。
斗将的武艺 / 战将之间的搏斗，武艺起决定作用
战将和战将面对面的搏斗中，武艺起决定作用。
小说戏文里记着许多回马枪、夺槊、䌈索的故事。
唐玄宗时名将哥舒翰善用回马枪。他有家奴名左车，十五六岁，很有力气。哥舒翰每追敌人靠近了，用枪搭敌人的背，大喝一声，敌人失惊回头，趁势刺中喉头，挑起三五尺掼下，没有不死的。这时左车便下马割取首级，每次如此。
唐太宗的大将尉迟敬德善于避矟，每战，单骑冲入敌阵，敌人的矟四面攒刺，终不能伤，他还会夺敌矟，反刺敌人，出入重围，往还无碍。
太宗的兄弟齐王元吉也会使矟，看不起敬德，要和他比赛。太宗叫两人把矟的刃去掉了，光用矟竿相刺。敬德说：“带刃也不能伤我，不必去。但我的可以去掉。”比的结果，元吉竟不能中。
太宗问他：“夺矟避矟，哪个难些？”敬德说：“夺矟难。”太宗就叫夺元吉的矟。元吉执矟跃马，一心打算刺杀敬德，不料一会儿工夫，他的矟三次被敬德所夺。元吉素以骁勇著名，被夺了矟虽然口头上十分称赞敬德，心里却非常恼恨，以为丢人。
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追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敌军稍退，敬德护卫着太宗突出敌围。(32)
长武器毕竟只能在近距离面对面厮杀，远一些就不济事了。这时，弓箭就起了作用。另外，有一种抛掷式的武器叫䌈索。武则天时契丹将李楷固善使䌈索、骑射和舞槊，每次冲锋，都如“鹘入鸟群，所向披靡。黄麞（地名）之战，（唐将）张玄遇、麻仁节皆为所䌈”(33)。
长武器也讲究重量，《新唐书》卷一九三《张兴传》：“为饶阳裨将，安禄山反，攻饶阳，兴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敌人登城，兴一举刀就杀几个人，敌人很害怕。”《宋史·兵志》十一记公元1000年时神骑副兵马使焦偓献盘铁槊，重十五斤，在马上挥舞如飞。还有相国寺和尚法山，还俗参军，用铁轮拨，浑重三十三斤，头尾有刃，是马上格战的武器。
唐代中期流行用陌刀作战，最著名的陌刀将是李嗣业，每为队头，所向必陷。748年高仙芝攻勃律（国名，在今新疆边外苏联境内。本为东西布鲁特人所居。布鲁特即勃律），嗣业和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吐蕃十万众据守娑勒城，据山因水，嗣业领步军持长刀上山头，大破敌军。756年和安禄山香积寺之战，嗣业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的人马都碎。(34)阚棱善用两刃刀，长一丈，名曰陌刀，一挥杀数人，前无坚对。(35)《裴行俭传》和《崔光远传》也都记有用陌刀作战的故事。《通鉴》卷二〇二注：陌刀，是大刀，一举刀可杀数人。《唐六典》说，陌刀是长刀，步兵所用，就是古代的斩马剑。
诈降和质子 / 诈降要拿家眷做抵押
赤壁之战里有两起诈降，一起是曹操教蔡中、蔡和诈降孙权，理由是因为兄长蔡瑁被杀。临行时曹操对他二人说：“二位将军的宝眷现在荆州，必当妥为照应。”恰也因为他们不带家眷，被黄盖识破是诈降。一起是黄盖诈降曹操，用苦肉计，周瑜当着蔡中、蔡和打了黄盖一顿，曹操果然相信了，吃了火攻的大亏。
投降要带家眷，曹操教人诈降也要扣留家眷，带兵官的家眷在封建社会里历来是被当作抵押品的。有个专门名词叫作“质”或“质任”。
最早见于史书的例子是周郑交质，郑庄公做周平王的卿士，平王和虢公要好，郑庄公不高兴，发牢骚，平王再三解释还不行，只好交换儿子作抵押，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一个是王，一个是诸侯，君臣两人闹别扭，只好用交换活的抵押品来解决。在当时是个大笑话。(36)但是也说明了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在敌国之间、小国大国之间、弱国强国之间或者是臣对君等等的、片面的或相互的交纳抵押品的行为，是被认为合理合法的。
三国时的例子很多，曹操为张绣所败后，对诸将说：“我降了张绣，错在没有取他的‘质’，弄到这个地步。吃了这个亏，长了一智，你们看着吧，从今以后，再也不吃败仗了。”(37)他学到的乖就是取人家的“质”，有了活人抵押作保证，就可以强迫人服从，不敢也不忍造反。辽东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在洛阳做质子，公孙渊起兵，晃就被杀。(38)魏的制度，郡县分剧、中、平三等，中、平是内地，人民赋役就重一些，边地近敌的就列为剧，人民赋役轻一些，但是太守要送任子到邺作抵押。(39)吴、蜀两国也是如此。
晋初规定诸将以下部曲督都要送质任或任子。(40)
北宋初年规定，凡是做边地州郡官的，都要挂名兼任内地的州郡官，只许单身赴任，家眷留在内地任所。(41)
明太祖控制诸将很严密，下令：“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42)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封建社会里的军事首领和帝王对他们的部将和边地守土官员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保证一致的办法是把部将或边地官员的家眷作抵押品，以取得信任，叫作“委质于人”。曹操要孙权送质子就是这个意思。
人被当作抵押品，是死是活决定于家长的政治地位的变化，这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
炮 / 古代军队攻坚的主要武器
下象棋的人都知道用炮，炮是用于远距离攻击的。这个“炮”，是用石头当炮弹的。1952年北京修建陶然亭公园时，挖出几个像足球大小的圆石头，也有像大皮球大小的，看来是北宋攻辽时所用的炮弹。
从长武器进一步发展到远距离杀伤武器的炮，人们的手臂又延伸得长一些了。
用石头作炮弹，用木头作炮床，应用杠杆的原理，把石弹抛得远远的，用以攻城，是中古时代最厉害的武器。炮床的形式、种类，公元1044年左右编成的《武经总要》有总结性的记录。
但是用石炮不始于宋，大体上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十四五世纪，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
相传公元前五世纪范蠡兵法，飞石重二十斤，为机发行五百步。(43)三国时有发石车，用机鼓轮发石，飞击敌城，可以打到几百步以外。(44)隋末李密攻洛阳，以机发石，号将军炮。(45)唐太宗围洛阳宫城，用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46)645年李勣攻辽东城，用抛车飞三百斤石于一里之外。(47)956年，周世宗攻寿春，视察水寨，过桥的时候，下马取一石，拿到水寨作炮石，从官也跟着人人搬一块石头(48)，用方舟载炮，从淝水中流攻城。(49)宋仁宗时侬智高攻广州，把石头琢圆为炮，一发就杀几个人。(50)宋仁宗很重视这一武器，在京城开封城北，专门修建炮场，亲自检阅练习，又修了一个城西炮场。(51)1126年金人围攻开封，取城外宋军所准备的炮石，立炮架数百攻城，抛掷如雨，宋军中炮死的日不下数十。(52)刘豫攻大名，用炮车发断碑残碣攻城，城上的楼橹都被打坏，守城将士用盾障身，多被碎首。(10)一直到元朝末年，明徐达围攻苏州，叛将熊天瑞教城中做飞炮，城中的木头石块都用完了，拆祠庙民居为炮具。(11)明军也用炮攻城，张士诚的兄弟张士信在城楼上督战，被炮石打死。(12)
10《宋史》卷四百四十八，《郭永传》。
炮弹非用石头做不可，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用冰和泥的，如公元1004年契丹攻沧州，城中没有炮石，就用冰代炮石拒守。(53)攻安州，陈规固守，用泥作炮弹，敌人攻不下，只好走了。(54)
在这一千多年中，炮是军队攻坚的主要武器，但在公元十世纪左右，应用火药的火炮也发明了，以后石炮就逐步为火炮所代替。
古代的统治者们在外交的时候，向来主张和平发展的政策。用他们的话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从经济的观点看，打仗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从利害的观点看，打仗要花一大笔钱，占领又得费事，不幸打败仗越发划不来。还是和平相处，保境安民最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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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四九。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
(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五八。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
(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六。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
(1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一。
(1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六。
(1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沈括：《梦溪笔谈》。
(14) 《宋史》卷二八七，《兵志》一。
(15) 《长编》卷一四九、一五五。
(16) 《长编》卷二〇；曾公亮：《武经总要》后集三。
(17) 《长编》卷二一四。
(18) 《长编》卷五〇。
(19) 《宋史》本传，卷一一八、一三二、一三三、一五七、一七〇、一七九、二五四、二五七。
(20) 《长篇》卷二五九，注引陈师道：《谈丛》。
(21) 《宋史》卷二七一《赵延进传》，卷二五七《李处耘传附李继隆传》；《长编》卷二〇；《武经总要》后集三。
(22) 《宋史》卷二六八，《王显传》。
(23) 《长编》卷三〇。
(24) 《长编》卷四四。
(25) 《长编》卷一二六；《欧阳修文集》三，《晏公神道碑铭》。
(27) 《宋史》卷二六七，《李惟清传》。
(28) 《长编》卷二三七。
(29) 《长编》卷二四八。
(30)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卷二；《通典》卷一五七。
(31) 《资治通鉴》卷六六。
(32) 曾公亮：《武经总要》后集九。
(33)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34) 《旧唐书》卷一〇九。
(35) 《新唐书》卷九二，《阚棱传》。
(36) 《左传》鲁隐公三年。
(37) 《三国志·魏志》卷一，此为作者自译。
(38) 《三国志·魏志》卷八，《公孙度传》。
(39) 《三国志·魏志》卷八，《王观传》。
(40) 《晋书》卷二、三、七。
(41) 《宋史》卷二七五，《谭延美传》。
(42) 刘辰：《国初事迹》。
(44)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九，《杜夔传》注引傅玄记马钧事。
(45) 《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
(46)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
(47)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48) 《通鉴》卷二百九十三。
(49) 《五代史记》卷三十三，《刘仁瞻传》。
(50)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三。
(5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七。
(52) 丁特起：《靖康经闻》。
(5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