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搞外交：能和平相处最好
明初大一统和分化政策 / 藩属与帝国，和平相处最好
朱元璋以洪武元年称帝建立新皇朝，但是大一统事业的完成，却还须等待二十年。
元顺帝北走以后，元朝残留在内地的军力还有两大支，一支是云南的梁王，一支是东北的纳哈出，都用元朝年号，雄踞一方。云南和蒙古本部隔绝，势力孤单，朱元璋的注意力先集中在西南，从洪武四年（1371）消灭了割据四川的夏国以后，便着手经营，打算用和平的方式使云南自动归附，先后派遣使臣王祎、吴云去招降，都被梁王所杀。到洪武十四年（1381）决意用武力占领，派出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分两路进攻。
这时云南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分作三个系统：第一是直属蒙古大汗，以昆明为中心的梁王。第二是在政治上隶属于蒙古政府，享有自治权利，以大理为中心的土酋段氏。以上所属的地域都被区分为路府州县。第三是在上述两系统下和南部（今思普一带）的非汉族诸部族，就是明代人叫作土司的地域。汉化程度以第一为最深，第二次之，第三最浅，或竟未汉化。现代贵州的西部，在元代属于云南行省，其东部则另设八番、顺元诸军民宣慰使司，管理彝族及苗族各土司。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和湖南接界的贵州土人头目思南（今思南县）宣慰，和思州（今思县）宣抚先后降附。到平定夏国后，四川全境都入版图，和四川接境的贵州其他土司大起恐慌，贵州宣慰和普定府总管即于第二年自动归附。贵州的土司大部分都已归顺明朝，云南在东北两面便失去屏蔽了。
明兵从云南的东北两面进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今云南镇雄、贵州威宁等地），这区域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接壤处，犬牙突出，在军事上可以和在昆明的梁王主力军呼应，并且是彝族的主要根据地。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今贵州安顺），进攻昆明。从明军动员那天算起，不过一百多天工夫，明东路军便已直抵昆明，梁王兵败自杀。明兵再回师和北路军会攻乌撒，把蒙古罕消灭了，附近东川（今云南会泽）、乌蒙（今云南昭通）、芒部（今云南镇雄）诸彝族完全降附，昆明附近诸路也都依次归顺。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树立了军事统治的中心，闰二月又置云南布政使司，树立了政治中心。(1)分别派官开筑道路，宽十丈，以六十里为一驿，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联系起来，建立军卫，“令那处蛮人供给军食”，控扼粮运。(2)布置好了，再以大军向西攻下大理，经略西北和西南部诸地，招降麽些、彝掸、赞诸族，分兵戡定各土司。分云南为五十二府，五十四县。云南边外的缅国和八百媳妇（暹罗地）见况，派使臣内附，又置缅中、缅甸和老挝（今暹罗）八百诸宣慰司。为了云南太远，不放心，又特派义子西平侯沐英统兵镇守，沐家世代出人才，在云南三百年，竟和明朝的国运相始终。
纳哈出身是元朝世将，太平失守后被俘获，放遣北还，元亡后拥兵虎踞金山（在开原西北，辽河北岸），养精蓄锐，等候机会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军、扩廓帖木儿的西路军，互相呼应，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局面。在东北，除金山纳哈出军以外，辽阳、沈阳、开元一带都有蒙古军屯聚。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守将刘益来降，建辽东指挥使司，接着又立辽东都指挥使司，总辖辽东军马，以次征服辽沈、开元等地。同时又从河北、陕西、山西各地出兵大举深入蒙古，击破扩廓的主力军（元顺帝已于前一年死去，子爱猷识里达腊继立，年号宣光，庙号昭宗）。并进攻应昌（今热河经棚县以西察哈尔北部之地），元主远遁漠北。到洪武八年（1375）扩廓死后，蒙古西路和中路的军队日渐衰困，不敢再深入到内地侵掠，朱元璋乘机经营甘肃、宁夏一带，招抚西部各羌族和回族部落，给以土司名义或王号，使其分化，个别内向，不能合力入寇，并利用诸部的军力，抵抗蒙军的入侵。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地方则就各要害地方建立军事据点，逐步推进，用军力压迫蒙古人退到漠北，不使靠近边塞。西北问题完全解决了，再转回头来收拾东北。
洪武二十年（1387）冯胜、傅友德、蓝玉诸大将奉命北征纳哈出。大军山长城松亭关，筑大宁（今热河里城）、宽河（今热河宽河）、会州（今热河平泉）、富峪（今热河平泉之北）四城，储粮供应前方，留兵屯守，切断纳哈出和蒙古中路军的呼应，再东向以主力军由北面包围，纳哈出势穷力蹙，孤军无援，只好投降，辽东全部平定。(3)于是立北平行都司于大宁，东和辽阳，西和大同应援，作为国防前线的三大要塞。又西面和开平卫（元上都，今察哈尔多伦县地）、兴和千户所（今察哈尔张北县地）、东胜城（今绥远托克托县及蒙古茂明安旗之地）诸据点，连成长城以外的第一道国防线，从辽河以西几千里的地方，设卫置所，建立了军事上的保卫长城的长城。(4)两年后，蒙古大汗脱古思帖木儿被弑，部属分散，以后经过不断地政变、篡立、叛乱，实力逐渐衰弱，帝国北边的边防，也因之而获得几十年的安宁。
东北的蒙古军虽然降附，还有女真族的问题急待解决。女真这一部族原是金人的后裔，依地理分布，分别为建州、海西、野人三种。过去不时纠合向内地侵掠，夺取物资，边境军队防不胜防，非常头痛。朱元璋所采取的对策，军事上封韩王于开原，宁王于大宁，控扼辽河两头，封辽王于广宁（今辽宁北镇），作为阻止蒙古和女真内犯的重镇。政治上采取分化政策，把辽河以东诸女真部族，个别用金帛招抚（收买），分立为若干羁縻式的卫所，使其个别的自成单位，给予各酋长以卫所军官职衔，并指定住处，许其秉承朝命世袭，各给玺书作为进贡和互市的凭证，满足他们物资交换的经济要求，破坏部族间的团结，无力单独进攻。(5)到明成祖时代，越发积极推行这政策，大量的全面的收买，拓地到现在的黑龙江口，增置的卫所连旧设的共有一百八十四卫，立奴儿干都司以统之。(6)
辽东平定后，大一统的事业完全成功了。和前代一样，这大一统的帝国领有属国和许多藩国。从东面算起，洪武二十五年（1392）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桂推翻亲元的王朝，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成为大明帝国的属国。藩国东南有琉球国，西南有安南、真腊、占城、暹罗和南洋群岛诸岛国。内地和边疆则有许多羁縻的部族和土司。
藩属和帝国的关系缔结，照历代传统办法，在帝国方面，派遣使臣宣告新朝建立，藩国必需缴还前朝颁赐的印绶册诰，解除旧的臣属关系。相对地重新颁赐新朝的印绶册诰，藩王受新朝册封，成为新朝的藩国。再逐年颁赐大统历，使之遵奉新朝的正朔，永作藩臣。旧藩国方面则必须遣使称臣入贡，新王即位，必须请求帝国承认册封。所享受的权利是通商和皇帝的优渥赏赐。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或被攻击时，得请求帝国。在沿海特别开放三个通商口岸，主持通商和招待蕃舶使的衙门是市舶司，宁波市舶司指定为日本的通商口岸，泉州市舶司通琉球，广州市舶司通占城、暹罗南洋诸国。
朱元璋接受了元代用兵海外失败的经验，打定主意，不向海洋发展。
中国是农业国，工商业不发达，不需要海外市场，版图广大，用不着殖民地，人口众多，更不缺少劳动力，向海外诸国侵掠，“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从经济的观点看，打仗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从利害的观点看，打仗要花一大笔钱，占领又得费事，不幸打败仗越发划不来。还是和平相处，保境安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一打算盘，主意就打定了。(7)
属国和藩国的不同处，在于属国和帝国的关系更密切，在许多场合，属国的内政也经常被过问，经济上的联系也比较强。
内地的土司也和藩属一样，要定期进贡，酋长继承要得帝国许可。内政也可自主。所不同的是藩国使臣的接待衙门是礼部主客司，册封承袭都用诏旨，部族土司领兵的直属兵部，土府土县属吏部，体统不同。平时有纳税，开辟并保养驿路，战时有调兵从征的义务。内部发生纠纷，或者反抗朝廷被平定后，往往被收回治权，直属朝廷，即所谓“改土归流”。土司衙门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县等名目，长官都是世袭，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总称土司。土司和朝廷的关系，在土司说，是借朝廷所给予的官位威权，来震慑部下百姓，肆意奴役搜刮。在朝廷说，用空头的官爵，用有限的赏赐，拉拢有实力的酋长，使其倾心内向，维持地方安宁，可以说是互相为用的。
大概地说来，明代西南部各小民族的分布，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是苗族活动的中心，向南发展到了贵州。广西则是瑶族（在东部）、壮族（在西部）的根据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则是彝族的大本营，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则有麽些族，云南南部有僰族，四川北部和青海、甘肃、宁夏有羌族。
在上述各区域中，除纯粹由土官治理的土司而外，还有一种参用流官的制度。流官即朝廷所任命的有一定任期、非世袭的地方官。大致是以土官为主，派遣流官为辅，事实上是执行监督的任务。和这情形相反，在设立流官的州县，境内也有不同部族的土司存在。以此，在同一布政使司治下，有流官的州县，有土官的土司，有土流合治的州县，也有土官的州县。即在同一流官治理的州县内，也有汉人和非汉人杂处的情形，民族问题复杂错综，最容易引起纷乱以至战争。汉人凭借高度的生产技术和政治的优越感，用武力，用其他方法占取土民的土地物资，土民有的被迫迁徙到山头，过极度艰苦的日子，有的被屠杀消灭，有的不甘心，组织起来以武力反抗，爆发地方性的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朝廷的治边原则，在极边是放任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听话，便听任其作威作福，世世相承，不加干涉。在内地则取积极的同化政策，如派遣流官助理，开设道路驿站，选拔土司子弟到国子监读书，从而使其完粮纳税，应服军役，一步步加强统治，最后是改建为直接治理的州县，扩大皇朝的疆土。(8)
治理西北羌族的办法分两种：一种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世承袭。一种因其土俗，建设寺院并赐番僧封号，利用宗教来统治边民。羌族的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边的国防就可高枕无忧了。现在的西藏和西康当时叫作乌斯藏和朵甘，是喇嘛教的中心地区，僧侣兼管政事，明廷因仍元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安番民，定期朝贡。又以番民肉食，对茶叶特别爱好，在边境建立茶课司，用茶叶和番民换马，入贡的赏赐也用茶和布匹代替。(9)西边诸族国的酋长、僧侣贪图入贡和通商的利益，得保持世代袭官和受封的权利，都服服帖帖，不敢反抗，明朝三百年，西边比较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乱，当然，也说不上开发，从任何方面来说，这一广大地区比之几百年前，没有任何进步或改变。
明太祖的祖训 / 不征的十五夷国
明太祖承元而起，即位后一面继续用武力削平大陆上的割据者，一面派使臣到南洋诸国，说明中朝已经易代，命令他们向新统治者表示臣服的仪节。这仪节的手续分为几部分，第一是缴还元代所颁的印绶册诰，表示他们已和元室脱离关系。第二是重新颁给新的印绶册诰，表示他们接受新朝的册封，成为藩国。第三是颁赐《大统历》，表示奉新朝正朔，永为藩臣。在受册封者一方面应表示的礼节，是派使称臣入贡，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所得的权利是得和中国通商，外交的使节同时也是商船上的领袖。
洪武初年（1368）出使南洋的使臣，洪武二年（1369）有吴用、颜宗鲁使爪哇(10)，刘叔勉使西洋琐里。洪武三年（1370）有赵述使三佛齐，张敬之、沈秩使浡泥，塔海帖木儿使琐里。明成祖即位后，永乐元年（1403）中官尹庆使满剌加、古里、柯枝诸国，闻良辅、宁善使西洋琐里、苏门答腊。(11)足迹已遍南洋。洪武二十年（1387）谕爪哇之诏书，纯为说明统治权之转移，书曰：
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以是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以主中国，恐遐迩未闻，故专报王知之。颁去《大统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使爪哇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其勉图之勿怠。(12)
次年其王昔里八达剌蒲(13)遣使朝贡，纳前元所授宣敕二道，诏封为国王。(14)其他使臣之出发，均负同样使命。
明太祖是个脚踏实地的保守者。在他在位的期间（1368—1398）用全力去削平割据势力，奠定统一规模。同时致力于沿海的海防，阻止倭寇的侵入，巩固北边的边防，防止蒙古人的南犯。又因内地诸蛮族叛乱纷起，自宁复、凉州、洮州到湖南北、四川、两广、云南、贵州，三十年中，几乎没有一年不用兵。他审虑自己的国力，只够巩固国内和抵抗外来的侵略，绝无余力作对外发展之用。因此他就立定主意不再南迈。洪武二年（1369）编定《皇明祖训·箴戒章》时，就特别指出不可倚中国富强，无故对外兴兵。他也看出元代征爪哇失败的教训，特别列出不征的十五夷国，叫后人遵守。他说：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兴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今将不征诸国名列后：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 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15)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腊、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淳泥国(16)
虽富且强而决不用以对外侵略，如有来犯，则决不迟疑而立予以致命的还击。这是我国几千年来的立国精神，我国过去之为东亚领导者其理由在此，我国过去之所以无殖民地者其理由亦在此。我国今后必复兴，必富强，必重现汉、唐时代之国威者，其理由亦在此。
明太祖虽谆谆训谕其子孙，不可好大喜功，生事海外。但对和平的通商关系则仍遵前朝旧例，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仍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洪武初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寻罢。(17)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18)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永乐三年（1405）以诸蕃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趾、云南市舶提举司(19)，接西南诸国朝贡者。(20)凡贡使“附至蕃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以赏之。仍除其税”(21)。为招徕蕃商计，货舶亦有时得邀免税的特典。(22)
贡使之来，往往多挟蕃货，由官抽给价，国家所费不赀。其馆驿又依例由地方人民负责(23)，官民为之交病。洪武七年（1374）以倭寇猖獗，罢三市舶司。又谕中书及礼部臣曰：
古者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浡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诸国，入贡既频，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24)
但南洋诸国仍贪入贡之利，来者不止。
三市舶司罢后，倭寇仍未敛迹，洪武十四年（1381）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25)但沿海居民，迫于生计，仍私自出外贸易，禁令愈严，获利愈大，私出贸易者因之愈多，货币之流出亦愈不可问。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诏户部严申交通外蕃之禁：“中国金银铜钱缎疋兵器，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以故严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26)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下令禁民间用蕃香蕃货，使蕃商失去市场，为釜底抽薪之计。(27)洪武三十年（1397）又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28)
明成祖（1403—1424）于建文四年（1402）六月入南京即帝位，在他的登基诏书中，又重申通蕃的禁例：“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29)这命令仍是一纸虚文，不能禁遏这一股向南洋发展的洪流。政府没有法子，只好于次年八月重新恢复停罢已久的三处市舶提举司(30)，使蕃商蕃货源源而来，抵制私商和私货，使其无利可图，自然歇手。又于永乐二年（1404）下令禁民间海船，不许出口。(31)这办法显然也毫无用处，私商照旧出海，蕃香蕃货照旧充斥市场。一千七百年来所造成的自北而南的发展，航海术的进步，中国与南洋诸国交通的频繁，商业的发达，国内市场的需要，尤其是沿海贫民生计的逼迫，都使政府无法阻止这自然、和平的海外拓殖。在南洋诸国方面，一千七百年来的自然发展，在经济上已与我国成为一体，他们迫切地需要锦绮瓷漆，正和我国的需要香药珠宝一样，在文化、政治上，也同样地不能离开我国。在这背景下，在这自然发展的趋势下，遂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郑和的七次下西洋 / 清海盗、开航路、振国威
郑和出使南洋，第一是经济的原因。
明初对南洋诸国的态度，从明太祖的消极的保境安民政策，突转为明成祖的积极经营海外政策，实有其内在的原因。自太祖建国后，连年征战，北征蒙古，东南防倭，西南蕃蛮迭次叛乱，加以宫室城庙的营建，诸王就封的王府营造，国币空虚，民生凋敝。至建文帝（1399—1402）继位以后，靖难师起，转战四年，赤地千里。成祖继位后，遂突转而向南洋发展，以国产的锦绮瓷漆，易取南洋的香药宝货。一以阻钱货的外流，一以补国家之府库，虽输入多属奢侈品，如黄省曾所记：
太宗皇帝入缵丕绪，将长驭远驾，通道于乖蛮革夷，乃大赍西洋，贸采琛异……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沈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32)
而贫民博买，图之致富，国家府库，因之羡裕。严从简云：
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33)
且“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中欲售，中国必欲得之”(34)。反之，国库的锦绮瓷漆，其于南洋诸国亦然。沿海居民，多恃入海博易为生计，一旦禁断，无所资生，往往流为海寇，张燮云：
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斗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不肯搏手困穷，于是所在连接为乱，溃裂而出。(35)
要解决沿海平民的生活，和消除海寇的来源，也不能不开海通商，使公私都得其所。
第二是政治的原因。
郑和之出使，负有秘密使命，郑晓说：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不已劳乎？郑和之泛海，胡濙之颁书也，国有大疑焉耳。(36)
所谓大疑，《明史》郑和传已明白指出：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37)
次之，自洪武末年以来，西南诸国久不通贡。(38)成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英主，他要恢复洪武初年诸蕃朝贡的盛况，令海南诸国，都稽首阙下，同为王臣。所以一即位便先派中官尹庆、马彬等遍使诸国，告以新帝的登基。接着便派郑和带武装舰队出去，有不听命朝贡者便用武力解决。
在郑和所率领的舰队未出发之前二年，政府已着手大造海船，以其为下西洋取宝之用，又称宝船，或称宝舡。其承造者或为军卫有司(39)，或为工部(40)，后又设大通关提举司，专造舟舰(41)，世称宝船厂(42)。所造船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43)就第一次远征军之人数计之，每船平均可载四百五十人左右。远征军之组织除使臣外，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斑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枋等匠、水手、民梢人等”(44)。平均每次出发之人数，约为二万七八千人左右。(45)军士大抵由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和水军右卫等卫官军中临时抽调(46)，将校亦由各卫军官中选用(47)。当时南洋诸国大抵多奉回教，故远征军中之通事多为回教徒，今可知者有会稽、马欢、仁和、郭崇礼(48)，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49)。郑和本人也是回教徒(50)；亦奉佛教，受菩萨戒(51)。其幕下书手有太仓费信(52)，应天巩珍(53)，都有纪行书传世。(54)南洋诸国也有奉佛教的，故在第四次出发时，有僧人胜慧同行。(55)前后同奉命出使的使臣有内官王景弘(56)、侯显(57)、杨庆、洪保(58)、杨敏、李恺(59)、李兴、朱良、杨真、周福、张达(60)、吴忠、用济(61)、王贵通(62)诸人。将校中在锡兰山、苏门答腊两次战役中有功者，有李实、何义宗、彭以胜、林全、唐敬、王衡、林子宣、胡复、哈只、陆通、马贵、张通、刘海(63)、朱真(64)诸人。
郑和，云南昆阳州人。本姓马，祖、父都是回教徒。(65)其被阉入宫，当在洪武十五年（1382）傅友德、沐英定云南时，年约十岁。(66)
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永乐二年（1404）正月初一日御书郑字，赐以为姓，乃名郑和。(67)累擢至内官监太监。(68)身长七尺，腰大十围。(69)公勤明敏，谦恭谨密。(70)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71)永乐三年（1405）六月受命出使西洋，带领空前绝后之远征军作第一次航海壮举。
第一次远征军航行印度洋，“多赍金币，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72)。率领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分乘六十二艘长四十丈、宽十八丈的大舶，艨艟蔽天，金甲耀日，所到处有不服从的便用武力解决。(73)当时印度洋上海盗纵横，剽掠商旅，各国入贡的使臣也被其邀劫，这次远征，也附有肃清海盗、开通航路的使命。
自唐、宋以来，三佛齐(74)即为东西贸易之中心。(75)至明代仍为“诸蕃要会”(76)。故我国人侨居者最多。在郑和未出使以前，有粱道明雄长其地。《明史》记：
有梁道明者，广州南海县人。久居其国，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推道明为首，雄视一方。会指挥孙铉使海外，遇其子挟与俱来。永乐三年成祖以行人谭胜受与道明同邑，命偕千户杨信等赍诏招之。道明及其党郑伯可随入朝贡方物，受赐而还。(77)
又有陈祖义亦广东人，亦为旧港头目，远征军过苏门答腊时，祖义出降，遣使入贡。(78)一面仍为盗海上(79)，远征军回帆时，复谋邀劫，被擒伏诛。(80)梁道明的副手施进卿以助诛陈祖义有功入朝，授旧港宣慰使司宣慰使。(81)这是我国在海外所设立的第一个正式保护侨民的官署。施进卿是侨民中第一个为政府所任命的保侨官吏。
第一次远征军于永乐五年（1407）九月返国。在海上往返之三年中，曾至爪哇(82)、苏门答腊(83)、南巫里(84)、古里(85)、锡兰(86)、满剌加(87)诸地。经过爪哇时，遇爪哇内乱，官军登岸为爪哇兵所杀，爪哇王大惧，上表谢罪，次年遣使献黄金万两赎罪。(88)
郑和一行人之使命，第一次远航即得满意收获，海盗肃清，航路无阻。永乐六年（1408）九月癸亥，复奉命统领官兵，驾驶海舶四十八号(89)，赍敕(90)使古里、满剌加、苏门答腊、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阿兰、南巫里、甘巴里诸国，赐其王锦绮纱罗。(91)
第二次远征军归来时，经过锡兰国，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拦劫，为郑和所败，生擒亚烈苦奈儿回国献俘。《明成祖实录》记：
永乐九年（1411）六月乙巳，内官郑和等使西洋诸番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并其家属。和等初使诸番，至锡兰山，亚烈苦奈儿悔慢不敬，欲害和，和觉而去。亚烈苦奈儿又不辑睦邻国，属邀劫其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及和归，复经锡兰山，遂诱至国中，令其子纳颜索金银宝物，不与。潜发番兵五万余劫和舟，而伐木拒险，绝和归路，使不得相援。和等觉之，即拥众回船，路已阻绝。和语其下曰：“贼大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客军孤怯，不能有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乃潜令人由他道至船，俾官军尽死力拒之。而躬率所领兵二千余由间道急攻王城，破之，擒亚烈苦奈儿并其家属头目。番军复围城，交战数合大败之。遂以归。群臣请诛之，上悯其愚无知，命姑释之，给与衣服。命礼部议择其属之贤者，以承国祀。(92)
礼部询所俘锡兰国人，国人皆举耶巴乃那。永乐十年（1412）复遣郑和使西洋(93)封耶巴乃那为锡兰国王，号不剌葛麻巴忽剌查(94)。
远征军至苏门答腊时，王子苏干剌以赏赐不及，举兵邀杀，又为郑和所擒，献俘阙下，国威大震。《实录》记：
十三年（1415）九月壬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腊贼酋苏干剌等。(95)初和奉使至苏门答腊，赐其王宰奴里阿必丁（ZaynuL-Abtidin）纸币。苏干剌乃前伪王弟，方谋弑宰阿必丁，以夺其位。且怒使赐不及己，领兵数万邀杀官军。和帅众及其国兵与战，苏干剌败走。追至浡利国，并其妻子俘以归。至是献于行在。兵部尚书方宾言：“苏干剌大逆道，宜付法司正其罪。”遂命刑部按法诛之。(96)
此行据马欢所撰《纪行诗》及《明史·外国传》之记载，凡占城、阇婆、三佛齐、苏门答腊、锡兰、柯枝、古里、五屿、溜山、忽鲁谟斯、加异勒、彭亨、急兰丹、阿鲁、南渤利诸国，均为航线所经，始越过印度南境，到波斯湾中。(97)
第三次航行返国时，诸蕃国使臣随同朝贡。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郑和又奉命赍敕及锦绮纱罗等物，偕请蕃国使臣，赐各国王。(98)作第四次之远征。此次航程除遍历前三次所经国家外，并曾到过阿丹、不剌哇、麻林(99)、沙里湾泥(100)、木骨都束、剌撤(101)，横断印度洋而远至于非洲。于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返国。(102)忽鲁谟斯、阿丹等十六国使臣随来朝贡。(103)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郑和等又奉命作第五次之航行，就赐各国国王以锦绮纱罗，并送十六国使臣返国。(104)这一次航行又到了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和不剌畦，阿拉伯沿岸的祖法儿、阿丹。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壬寅还，暹罗、苏禄、苏门答腊、阿丹等国都遣使随贡方物。(105)
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遣使请袭宣慰使职，三月郑和又奉命作第六次之航海。(106)回国时明成祖已经晏驾，仁宗（1424—1425）继位，罢西洋宝船，洪熙元年（1425）二月命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107)
仁宗宽宏仁厚，是一个守成的中主，在位不到一年便死了。宣宗（1426—1435）继位。这个青年皇帝从幼便为祖父所钟爱。在性格和魄力方面，也受了他祖父的遗传，很是精明强干。宣德五年（1430）六月，帝以外蕃贡使多不至，遣和及王景弘遍历诸国(108)，又奉命风尘仆仆作最后一次的远征。据祝允明所记此次航海里程，郑和所率领之舰队，以宣德五年（1430）闰十二月六日于南京龙湾开舡(109)，然据《实录》则宣德六年二月中，曾令满剌加使臣附郑和舟返国。(110)由是可知历次舰队均系分别出发，故满剌加使臣得附后发宝船还国。主队出发时，并曾派分队到古里，由古里再派人带货物到天方贸易。(111)全队于宣德八年（1432）七月六日回京。(112)
第七次远征军返国后的第三年，宣宗崩，英宗（1436—1449，1457—1464）冲龄继位，杨士奇、杨荣、杨溥诸老臣当国，主少国疑，于是又回到了太祖时代的保守政策，不想再向海外发展。同时郑和也是六十几岁的老头子了，不能再作远行，三十年来的海外活动于此告一结束。《明史》说：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Campa）、爪哇（Java）、真腊（Kemboja）、旧港（Palembang）、暹罗（Siam）、古里（Calicut）、满剌加（Malacca）、渤泥（Borneo）、苏门答腊（Atcbeb）、阿鲁（Aru）、柯枝（Cochin）、大葛兰、小葛兰（Quilon）、西洋琐里（Chola）、加异勒（Cail）、阿措把丹、南巫里（Lambri）、甘把里（Koyampadi）、锡兰山（Ceylon）、喃浡利（即南巫里）、彭亨（Pahang）、急兰丹（Kelantan）、忽鲁谟斯（Hormuz）、比剌（Brawa）、溜山（Maldives）、孙剌（Sofala）、木骨都束（Mogadishu）、麻林（Malinde）、剌撤、祖法儿（Djofar）、沙里湾泥（Sharwayn）、竹步（Juba）、榜葛利（Bengala）、天方（Mekka）、黎代（Lide）、那孤儿（Battak）(113)，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资。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114)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115)
明初出使海外著劳绩的，还有太监杨敕（敏）、侯显、尹庆诸人。杨敕于永乐十年（1412）奉使往榜葛剌等国，永乐十二年（1414）还京。(116)侯显接着也出使榜葛剌、沼纳朴儿，令两国罢兵。(117)后又命周鼎等往使。(118)尹庆于永乐元年（1403）九月使满剌加、柯枝诸国。(119)永乐三年（1405）九月返国，苏门答腊酋长宰奴里阿仲丁、满剌加国酋长拜里迷苏剌、古里国酋长沙米的俱遣使随还朝见。诸俱封为国王，与印诰，并赐彩币袭衣。复命尹庆往使。(120)尹庆第一次出使满剌加时，内官马彬亦同时被命使爪哇、西洋、苏门答腊诸蕃。(121)后又数奉命使占城。(122)张谦于永乐八年（1410）与行人周航使浡泥国，永乐十、十四、十八年（1412、1416、1420）又奉使往使，永乐十五年（1417）九月又出使古麻剌郎国。(123)杨庆于永乐十八年（1420）奉命往西洋公干，洪保于次年奉命送各蕃国使臣回还。(124)吴宾于永乐初曾使爪哇。(125)永乐三年（1405）朝使曾往招谕吕宋、麻叶瓮、番速儿、来囊葛卜、南巫里、娑罗六国。(126)朝臣奉使西洋者有闻良辅、宁善(127)、王复亨(128)、马贵(129)诸人。
回纥助唐记 / 贪婪无耻的援助者
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国发生内战，长安、洛阳两个都城全陷落了。天宝皇帝抛弃了人民和土地，带着他宠爱的妃子出奔，一直逃到成都。在成都待了一阵，靠将军郭子仪，尤其是盟邦回纥的福，居然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京城，举行了还都大典。一切都复了原，腐化、贪污、作弊，加上卖官鬻爵，连和尚道士的度牒都卖钱，还有恶性通货膨胀。惟一未复员的是马嵬驿的孤坟。还有，天宝年纪过七十了，儿子早当了家，只好当太上皇，吃碗有点别扭的闲饭。
回纥的骑兵是有名的，排山倒海而来的骑兵方阵，冲破了安禄山、史思明的曳落河（壮士、外族军），击溃了安庆绪、史朝义的蕃将汉兵。当然，也根据唐回条约，抢光了洛阳、长安和沿途所经的城市，榨干了中国人民的血汗，蹂躏侮辱了中国的子女。还在唐回商约的保证下，每年来笑纳一笔可观的保护费，或者说是援助费吧。
史实是这样的，不妨回忆一番：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于河北，以讨杨国忠为名，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十二月陷洛阳，第二年六月入潼关，取长安，天宝皇帝南奔。他的儿子北奔，就当时最强的朔方军组织流亡政府。
朔方的统帅是郭子仪，有五万大军，还有许多骁猛的蕃将，本钱还不错。中原方面，有张巡、许远用力阻住安禄山，不许他南下。长江以南的局面是完整的。回纥可汗和吐蕃赞普都派人来说愿意出兵援唐。九月，唐肃宗为了要“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派一个宗室和番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发援汗那兵和西方蕃族兵，条件是大大的经济报酬。
回纥派了贵将葛罗支带两千精骑和郭子仪合军，一到就打了个大胜仗。郭子仪觉得有办法了，劝唐肃宗再请回纥援助。回纥怀仁可汗也真慷慨，至德二年（757）九月又派他的儿子叶护和将军帝德带四千余骑来助战。皇太子广平王俶作天下兵马元帅，和叶护结拜为兄弟，统帅朔方、回纥、安西、南蛮、大食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一个实实在在的国际联军，从凤翔出发，削平“内乱”，收复失地。
回纥军的给养每天羊二百口，牛二十头，米四十斛。替唐朝作战的条件，说明在两都收复后土地人众归唐，玉帛子女归回纥，一个可以回老家，一个呢，做一票大买卖。
第一次大战是香积寺之战。在长安西，灃水东。
开头唐军被敌人齐头并进的曳落河所突破，阵势乱了。苦战了一阵子，前军用长刀冲锋，稳住战局。突然从斜刺里杀出仆固怀恩的回纥军，两头夹击，十万敌军被歼灭了六万，当晚退出长安。
第二天大军进入西京，叶护立刻下令大抢，履行条约。
广平王没办法，只好拜于叶护马前，说是“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想这道理也对，答应到洛阳再动手。
第二役是新店之战，在陕城西面。
安禄山的部队有十五万，郭子仪军一接仗就吃了亏，又是回纥军抄背后。大风黄埃中万马奔腾，箭似连珠，安禄山军着了慌，一下就垮了。又是两头夹击，完成了一个歼灭战。第二天大军进入东京。
这一回双方都忠实实行条约上的权利，回纥军整整放开手抢了三天。政府库藏光，民间积蓄光，大元帅干瞪眼。回纥军到第四天还不肯住手，洛阳的绅士们只好再来一次自动的慰劳，献出中国的名产缯锦万匹，才算收了手。于是大元帅接收了空城，家家像洗过一样的空房子，和丢了老婆不见女儿的丈夫和父母。不过，主权是完整的。
叶护凯旋到长安，皇帝派群臣郊迎，在长乐驿举行慰劳仪式，在宣政殿摆庆功宴，人人赐锦绣缯器。叶护乐极，说要亲自回国，再调一批人马来，直捣范阳，奠定统一。皇帝也乐了，大夸奖说：“为朕竭义勇，成大事，卿等力也。”拜叶护为司空，爵忠义王，每年赐绢二万匹。
岁币之外，是和亲。和亲照汉朝的老规矩，是拿宗室女子或民间美女来代替的。这次却不然，为了表示亲善，唐肃宗居然舍了自己亲生的小女儿宁国公主，奉送给他所册立的回纥英武威远毗架汗磨延啜。陪送使臣为了这一点，当面和可汗说明，是皇帝亲生公主，“恩礼至重”！于是公主成为回纥可敦，唐天子天可汗成为回纥可汗的老丈人，一门真正的亲戚。
当然，回纥军第三次来华，回纥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又率领骑兵三千来助战。
乾元二年（759）二月九节度师溃于相州，回纥将军奔还长安。为了安慰，为了下次的援助，这些败军之将还是运回去比过去所得更多的赏赐。
宝应元年（762）九月洛阳又失陷了，唐使臣刘清潭又到回纥去乞师。回纥先以为唐朝连遭玄宗和肃宗之丧，国中无主，落得趁火打劫。出兵到朔方三受降城，眼见边地已经残破不堪，越发起了轻视的念头，对天可汗的使臣加以困辱。唐朝急得没办法，还是请仆固怀恩去办交涉。这时的回纥可汗是怀恩的女婿，左劝右劝，才答应助唐。可是出师路线，左不行，右不行，最后才挑了一条不会和敌军接触，而又沿途给养充足的陕州线。
天可汗派皇太子雍王适作天下兵马元帅，行营在陕州。过河去见回纥可汗，同去的有两个将军和两个高级幕僚。一到便被逼向回纥可汗行拜舞礼，为了顾全体面，四位抵死不肯。将军幕僚每人被鞭一百，两个当场被打死，剩下两个屈辱地跟元帅回营，什么也没有说，更说不上军事的配合。
东都再度收复，回纥军又随至大掠，杀人抢东西，无所不为，老百姓无处投奔，只好逃避到圣善寺和白马寺，求泥菩萨庇护。把回纥军搞恼了，一把火连烧了十几天，杀了一万多人。唐朝的官军也痒了手，在汝州、郑州照样来一套，整整三个月功夫，弄得这战区没有一所房子是完整的。老百姓衣服被剥光，只好穿纸衣裳过日子。
为了报答收复东都的大功，天可汗册封回纥可汗为颉咄登里骨啜蜜施合具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为娑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从可汗到宰相，共赐实封二万户，将军都封王和国公。
回纥先把所掠宝货安置在河阳，派兵守护，到回国时，又把沿途民家一扫而光。唐朝地方政府的招待稍不如意，便杀人放火，闹得没有人敢替回纥办差。唐朝政府也知道这情形，广德元年（763）七月下令：凡回纥行营所经过的地方，免田租一年以示体恤。
回纥从此算是唐朝的有功有德的盟邦了。对盟邦是不应该不友好的，对盟邦不友好便是违反政府利益，大逆不道。推而论之，即使是盟邦对我们稍有不友好情形，也应该容忍、原谅，务必在和谐的空气中，保持大国风度。
以下是零碎的一连串的回纥对唐表示友好的事实：
广德元年（763）闰正月己酉夜，有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胪寺，守卫不敢拦阻。含光门在朱雀街西，是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鸿胪寺是国宾招待所。
大历七年（772）正月回纥使臣突出鸿胪寺，在闹市抢女人，殴击干涉他们的官吏。接着又一哄冲出三百多骑兵要冲进金光门、朱雀门，闹得皇城门全关上，长安罢市。政府派出经常出使回纥的太监，多方说好话，赔笑脸，才算了结此案。
同年七月又跑出鸿胪寺，到大街抢劫，连长安县令邵说也给赶跑了，把他的坐马抢走。邵说只好低头，另换一匹马回家。
大历九年（774）七月壬寅，回纥白天在大街上杀人，地方官把杀人犯拘捕之后，皇帝下令特赦。
次年九月戊午，回纥又是白天在大街杀人，把一个市民肠子刺出，被拘囚在万年县监狱。回纥使臣赤心立刻带人劫狱，把狱吏砍伤，犯人抢走。政府得到报告，为了亲善，没有说话。
以上这几个例子只是在首都的暴行，而且只是当时史官所记下的暴行，至于其他地方的、史官所没有记下的更不知有多少。
可是，就是这几个例子也尽够了，在堂堂天可汗国的首都，在国宾招待所里，在皇城城门口，在政府机关，在大街广巷，攻打皇城城门，攻击官署，抢劫地方长官坐马，杀人劫狱，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对平民百姓又可想而知了。
不止如此，大历十三年（778）正月，回纥入寇太原，唐军居然抵抗，死了一万多人，回纥纵兵大抢，过了一个月才被更大的兵力所压迫退出。政府还是容忍，也不问为什么来攻击来抢，回纥使臣来了，还是照旧招待。
而且，从758年以来，根据唐回商约，回纥用马来换唐的缯帛，每马一匹换帛四十匹。回纥每年赶几万匹马来通商，大部分是老的病的。买的不够数，给的缯帛不够数，立刻闹翻，不是动手打就是用军队打。政府苦于无法应付，而又不敢不应付，只好竭尽库藏，实在没办法，有时闹得由公务员捐月薪，将军献家财。每一次回纥使臣回去，所得的赏赐和马价要用一千多辆车子才够装。
这情形一直到843年，回纥接连发生内乱，部落离散，唐军大破回纥之后，才结束了这九十年来的“亲善”关系。
可惜，史缺有间，要不然，一定会有很多次的敦睦邦交令可以让我们参考。
年轻时候看戏，发现老百姓见官得跪着，小官见大官得跪着，大官见皇帝也得跪着，跪之不足，有时还得拜上几拜，心里好生纳罕，好像人们长着膝盖就是为着跪、拜似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礼节呢？
* * *
(1) 《明史》卷一二四《把匝剌瓦尔密传》，卷一二九《傅友德传》，卷一二六《沐英传》，卷一三二《蓝玉传》。
(2) 张紞：《云南机务钞黄》，洪武十五年闰二月二十五日敕。
(3)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一，《纳哈出》；《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卷一二五《常遇春传》，卷一三二《蓝玉传》。
(4) 《明史》，《兵志》三；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七，《鞑靼》；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三；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一九。
(6) 内藤虎次郎：《明奴儿干永宁寺碑考》，载《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六期。
(7) 参看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1936年1月《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
(8) 《明史·土司传》。
(9) 《明史·西域传》。
(10) 参见《明史》卷三二四，《爪哇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爪哇》。
(11) 参见《明史》卷三二四至三二五，《外国传》。
(12) 《殊域周咨录》卷八，《爪哇》。
(13) 此据《明史》，《殊域周咨录》作昔里八达，《东西洋考》作昔里八达剌八剌蒲。
(14) 参见《殊域周咨录》卷八，《爪哇》。《明史》作洪武二年（1369）太祖遣使以即位诏谕其国，洪武三年以平定沙漠颁诏。九月其王昔里八达剌蒲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方物，宴赍如礼。洪武五年（1372）又遣使随朝使常克敬来朝，上元所授宣敕三道。
(15) 按此条为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胡案发后所加入。
(16) 《皇明祖训》首章页五。
(17) 《明太祖实录》卷二八：“吴元年（1367）十二月庚午，置市舶提举司，以浙东按察司陈宁等为提举。”卷四九：“洪武三年二月甲戍，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封藉其数，送赴京师。”
(18) 洪武中曾一度废止。《明太祖实录》卷九三：“洪武七年九月辛未，罢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永乐初复设。《明成祖实录》卷二三：“元年八月丁巳，上以海外番国朝贡之使，附带货物前来交易者，须有官专主之。遂命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每司置提举司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寻命内臣提督之。嘉靖元年（1522）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浙江、福建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市舶提举司之职掌为“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蕃，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见《明史》卷七五，《职官志》）。
(19) 《明成祖实录》卷七五：“永乐六年正月戊辰，设交趾、云南市舶提举司，置提举、副提举各一员。”
(20) 参见《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市舶》。
(21) 《明太祖实录》卷四五。
(22) 《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洪武四年，户部言其货舶至泉州宜征税，命勿征。”
(23) 《明成祖实录》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四月条：“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明宣宗实录》卷五八宣德四年八月条：“琉球国往来使臣，俱于福州停住，馆谷之需，所费不赀。通事林惠、郑长所带番梢从人二百余人，除日给廪米之外，其茶盐醯酱等物出于里甲，相沿已有常例。乃故行刁蹬，勒折铜钱，及今未半年，已用铜钱七十九万六千九百有余，按数取足，稍或稽缓，辄肆言驱。”卷六七宣德五年六月条：“庚午上谕行在礼部臣曰：闻西南诸蕃进贡海舶初到，有司封识，遣人入奏，俟有命然后开封启运。使人留彼，动经数月，供给皆出于民，所费多矣。其令广东、福建、浙江三司，今后番舡至，有司遣人驰奏，不必待报，三司官即令市舶司称盘明注文藉，遣官同使人运送，庶省民间供馈。”此虽永、宣时事，但俱为常例，则此种情形沿自洪武时明甚。
(24) 《明史》卷三二四，《暹罗传》。
(25)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
(26)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五。
(27)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惟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罚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
(28)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
(29) 《明成祖实录》卷一〇。
(30)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二三。
(31)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二七：“正月，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遂下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32) 《西洋朝贡典录·序》。
(33) 《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34) 《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
(35) 《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36) 《皇明四夷考·序》。
(37) 《明史》卷三四〇；卷一六九《胡濙传》亦云：“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
(38) 《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洪武三十年，礼官以诸蕃久缺贡奏闻。帝曰：洪武初诸蕃贡使不绝。通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浡泥、彭亨、百花、苏门答腊、西洋等三十国，以胡惟庸作乱，三佛齐乃生间谍，绐我使臣至彼，爪哇王闻知，遣人戒饬，礼送还朝。自是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
(39) 《明成祖实录》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卷七一：“五年九月乙卯，命都指挥汪浩改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艘，备使西洋诸国。”
(40) 《明成祖实录》卷七五：“永乐六年正月丁卯，命工部造宝船四十八艘。”卷二一五：“十七年八月己卯，造宝船四十一艘。”
(41) 《明成祖实录》卷二二八：“永乐十八年八月，始置大通关提举司，置官如南京龙江提举司，专造舟舰。”
(43) 参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
(44) 祝允明：《前闻记》，次节甫《纪录汇编》本。
(45) 第一次远征军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见《明史·郑和传》。第二次二万七千余人，见费信：《星槎胜览》。第七次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见《前闻记》。据《郑和家谱》随敕奉差诸官员名，共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员名。
(46) 《明宣宗实录》卷六四：“宣德五年三月己巳，平江伯陈瑄言：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递年选下西洋及征进交趾，分调北京，通计二万余人。又水军右卫等卫官军，今年选下西洋者亦多。”
(47) 例如《明成祖实录》卷一一八：“永乐九年十月壬辰，论锡兰山战功，升锦衣卫指挥佥事李实、何义宗俱为本卫指挥同知。正千户彭以胜、旗手卫正千户林全俱为本卫指挥同知佥事。”卷一六六：“永乐十三年九月壬寅，命兵部录苏门答腊战功。于是水军右卫流官指挥使唐敬、流官指挥佥事王衡、金吾右卫流官指挥使林子宣、龙江左卫流官指挥佥事胡复、宽河卫流官指挥同知哈只皆命世袭。锦衣卫正千户陆通、马贵、张通、刘海俱升流官指挥佥事。”卷一七一：“十三年二月，是月升千户徐政、汪海为府军右卫指挥佥事，小旗张通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以使西洋有劳也。”
(48) 马欢、郭崇礼曾三次随使西洋（永乐十一年、永乐十九年、宣德六年），欢撰有纪行书名《瀛涯胜览》。古朴《〈瀛涯胜览〉后序》：“崇礼乃杭之仁和人，宗道乃越之会稽人，皆西域天方教，实奇迈之士也。昔太宗皇帝敕令太监郑和统率船队经西洋诸番开读赏劳，而二君善通译番语，遂膺斯选，三随軿辂，跋涉万里。”
(49) 西安羊市大清真寺嘉靖二年《重修清净寺记》：“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市掌教哈三焉。”按和奉使七次均海行，无道出陕西事，碑记有误。
(50) 参见觉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李至刚：《故马公墓志铭》。
(51) 参见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序》。
(52) 字公晓。《星槎胜览·序》：“永乐至宣德间，选往西洋，四次随征正使太监郑和等至诸海外。”
(53) 钱曾：《读书敏求记》：“永乐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宣宗嗣位，复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往海外遍谕诸蕃。时金陵巩珍从事总制之幕往还三年，所至番邦二十余处。”
(54) 费信所撰有《星槎胜览》（二卷），该书有陆楫《古今说海》本（四卷）、沈节甫《纪录汇编》本（一卷）、《学海类编》本（四卷）、《借月山房汇抄》本（四卷）、《百名家书》本（一卷）、《格致丛书》本（一卷）、《国朝典故》本（二卷）、罗以智校本（二卷）、广州中山大学复印天一阁本（二卷）、《历代小史》本（四卷）、《小方壶斋舆地丛书》本。巩珍所撰有《西洋番国志》（一卷），见《四库存目》及《读书敏求记》，今未见传本。
(55) 参见永乐十八年刊本《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本后题记（据冯承钧《〈郑和下西洋考〉序》）。
(56) 《明史》郑和传，七次远征中第一、二、七，三次均参加。
(57) 《明史》郑和传：“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三保太监》：“永乐丁亥（1407）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以为丁亥（永乐五年）乃永乐七年之误。因郑和于永乐五年十月二日回京，是年所余之日无几也（冯承钧译本页三十五）。
(58) 参见《读书敏求记·西洋番国志》。
(59) 参见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序》，9页。
(60) 参见《读书敏求记·西洋番国志》。
(61) 参见长乐：《天妃灵应碑》。
(62) 锡兰永乐七年布施碑。
(63)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一一八、一六六、一七一。
(64) 参见长乐：《天妃灵应碑》。
(65) 参见袁嘉谷：《滇绎》卷三，李至刚《昆阳马公墓志铭》。
(66) 明初诸将用兵边境，有阉割俘虏幼童之习惯。例如叶盛《水东日记》所记：“陈芜交趾人，以永乐丁亥侍太孙于潜邸。”《明史》金英传：“范弘交趾人。初名安。永乐中英国公张辅以交童之美秀者还，选为奄。弘及王瑾、阮安、阮浪等与焉。”王瑾即《水东日记》之陈芜。永乐丁亥（1407）张辅定安南，陈芜等盖即此役之俘虏。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阉幼童条：“正统十四年（1449）麓川之役，靖远伯王骥、都督宫聚奏征思机发，擅用阉割之刑，以进御为名，实留自用。为四川卫训导詹英所奏。天顺四年（1460）镇守湖广贵州太监阮让阉割东苗俘获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既奏闻，病死者三百二十九人，复买之以足数，仍阉之。”比附上举诸例，则郑和当即洪武十五年定云南时所俘被阉之幼童。初侍燕王时其年当在十岁左右，以如逾十岁，即不适于阉割也。据李至刚《昆阳马公墓志铭》和父马哈只卒于洪武十五年七月，年三十九岁。是年闰二月云南平定，则和父之死，或死于兵，或因幼子被俘，均属可能。以和父之存年推之，和为次子，其上尚有兄文铭。则和当生于于洪武六年或七年（1373、1374）。至靖难兵起时，适为三十岁左右之壮年军官。是后七奉使海外，历成祖、仁宗、宣宗三朝，最后一次之出使为宣德六年（1431），不久即老死。则其生卒年约为1373年至1435年，存年约六十三岁。
(67) 参见《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
(68) 参见李至刚：《昆阳马公墓志铭》；袁忠澈：《古今识鉴》卷八。
(69) 参见袁忠澈：《古今识鉴》卷八。
(70) 参见李至刚：《昆阳马公墓志铭》。
(71) 参见《古今识鉴》卷八。
(72) 《明成祖实录》卷四二：“永乐三年六月己卯，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各有差。”
(73) 参见《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
(74) 即今苏门答腊，古名室利佛逝（Crivijaya）。自904年始迄于宋、明，复有三佛齐或佛齐（Samboja，Semboja）之号。冯承钧译费琅（G. Ferrand）《苏门答腊古国考》（L’empire Samatramais de Crivijara）考证极详，可参看。
(75) 赵汝适《诸蕃志》上《三佛齐》：“土地所产，玳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丁香、檀香、豆蔻外，有真珠、乳香、蔷薇、水栀子花、腽肭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珊瑚树、猫儿睛、琥珀、番布、番剑等，皆大食（Arabes）诸番所产，萃于本国。番商（指中国人）与贩，用金银瓷器锦绮缬绢糖铁酒米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其国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古用铁纤为限，以备他盗，操纵有机，若商舶至即纵之……苦商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期以必死。故国之舟辐辏焉。”
(76) 《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
(77) 《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明成祖实录》卷三八：“永乐三年正月戊午，遣行人谭胜受、千户杨信等往旧港招抚逃民梁道明等。”卷四八：“三年十一月甲寅，行人谭胜受等使旧港还。以头目梁道明、郑伯可等来朝，贡马方物。赐道明等袭衣及钞百五十锭，文绮二十表里，绢七十疋。”
(78) 《明成祖实录》卷五六：“永乐四年七月壬子，旧港头目陈祖义遣子士良、梁道明遣侄观政来朝，赐钞币有差。”
(79) 参见《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
(80) 《明成祖实录》卷七二：“永乐五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初和至旧港，遇祖义等，遣人招谕之，祖义诈降，而潜谋要劫官军。和等觉之，整兵堤备。祖义率众来劫，和出兵与战，祖义大败，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船十艘，及伪铜印二颗。生擒祖义等三人。既至京师，命悉斩之。”
(81) 参见《东西洋考》卷三，《旧港》；《瀛涯胜览·旧港》。《明史·三佛齐传》：“祖义诈降，潜谋要劫。有施进卿者告于和。祖义来袭被擒，献于朝伏诛。”《明成祖实录》卷七一：“永乐五年九月戊午，旧港头目施进卿遣婿丘彦诚朝贡。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卷二六七：“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甲辰，旧港故宣慰使施进卿之子济孙遣使丘彦诚请袭父职，并言旧印为火所毁。上命济孙袭宣慰使，赐纱帽及花金带金织文绮袭衣银印，命中官郑和赍往给之。”《明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1425）七月丙午，爪哇国旧港守慰司遣正副使亚烈、张佛那马等奉表贡金银香象牙等物。”
(82) 参见《明史》卷三二四，《爪哇传》。
(83) 参见《明史》卷三二五，《苏门答腊传》。
(84) 参见《明史》卷三二六，《南巫里传》。
(85) 参见《瀛涯胜览·古里》。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卷三：“永乐元年酋长马那必加敕满遣使朝贡。三年复贡，诏封为国王。郑和下番自古里始。西洋诸番之会也。”是郑和于永乐三年曾至古里封王。伯希和于《郑和下西洋考》中以为《瀛涯胜览》所记之永乐五年是永乐三年之误，与何氏所记正合。
(86) 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
(87) 《明成祖实录》卷七一：“永乐五年九月戍午，新建龙江天妃庙成。遣太常少卿朱焯祭告。时太监郑和使古里、满敕加诸番国还，言神多感应，故有是命。”关于海神之封典，均出于下番官军之请求，而以天妃为尤著。《明成祖实录》卷八七：“永乐七年正月己酉，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岁月以正月十五及三月二十三日遣官致祭，著为令。”又“二月甲戌，封南海神为宁番伯，时遣使往诸番国，屡著灵应，故封之。”
(88) 《明成祖实录》卷七一：“永乐五年九月癸酉，爪哇国西王都马板遣使亚列加恩等来朝谢罪。先是爪哇国西王与东王相攻杀，遂灭东王。时朝廷遣使往诸番国，经过东王治所，官军登岸市易，为西王兵所杀者百七十人。西王闻之惧，至是遣人谢罪，命输黄金六万两偿死者。”卷八六：“永乐六年十二月庚辰，爪哇国西王遣使献黄金万两谢罪。”
(89) 参见《星槎胜览》前集，《占城国》；陆容：《菽园杂记》。
(90) 《郑和家谱》记有第二次奉使之二敕，一敕南京守备：“敕书：大明皇帝敕谕南京守备驸马都尉宋彪、襄城伯李隆：今遣太监郑和往西域、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合用杠抬搬运钱粮官军，尔等即便照数差拨，勿得稽延，故谕。永乐七年三月日。”一敕海外诸番：“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赏赉。故兹敕谕，悉使闻知。永乐七年三月日。”案成祖五女，安成公主，文皇后生，成祖即位，下嫁宋琥，西宁侯晟子也。咸宁公主，安成公主同母妹，永乐九年下嫁宋瑛，琥弟也。《明史》卷一五五《宋晟传》，晟三子瑄、琥、瑛，瑄建文中战死云璧。琥尚主嗣侯，永乐八年佩前将军印，镇甘肃。敕中之驸马都尉宋彪当是宋琥之误。然《明史·职官志五·驸马都尉》：“仁宗时沐听，宣宗时宋琥并守备南京。”是琥守备南京在宣德时。且据《明史》李濬传：“既迁都，以南京根本地，命隆留守。”《职官志·南京守备》：“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是则南京守备之置始于永乐十九年，李隆为第一任守备。在永乐十九年以前，南京犹是京师，固无守备之官也。宋琥与李隆同任守备在宣德朝。二敕记宋彪、李隆任南京守备在永乐七年，与史不合。永乐或为宣德之误，然郑和第七次出使以宣德五年六月，敕书之颁，不能迟至宣德二年，疑此二敕均伪撰，不可据。且谱言和以永乐七年三月第二次出使，亦与长乐《天妃碑》通蕃事迹记不合（碑言第二次永乐五年出，永乐七年回；第三次永乐七年出，永乐九年回），今不取其说。
(91)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八三。按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八郑和《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记第二次航行以永乐五年往，永乐七年还：“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诸国。其国王各以方物珍禽贡献，至七年回还。”长乐《天妃灵应碑》文同。《郑和家谱》则作永乐七年三月。按《实录》为当时史官凭借档册所成，所记时日不应有误。其所以与石刻及纪行诸书歧异者，《实录》所纪为颁敕出使之日，石刻纪行诸书所记则为扬帆启行之时，自颁敕至启行，中间筹备须时，相差半年十月，固属自然，其实俱不误也。《明史》郑和传全据《明实录》，而不如《实录》之详。今一以《实录》所记为准，有异同处并以他说附录于注文中，以备参证。
(92) 《明成祖实录》卷一一六。此次远征还国，政府曾大规模宴劳。《实录》记：“六月庚戌，上以奉使西洋官军航海劳苦，且去家日久，其至京者命礼部引见赐劳，凡七百四十五人，赐钞五千一百五十锭。”“戊午上以官军从郑和自番国还者，远涉艰苦，具有劳。遣内官赵惟善、礼部郎中李至刚宴劳于太仓。”卷一一七：“七月己巳，赍官军使番国还者，人钞十锭，凡二十万锭。”卷一一八：“八月乙未，使西洋官军刘海等十六人回京，人赐钞五锭，钞币一表里。”按擒亚烈苦奈儿，《通番事迹记》以为是第三次航行事：“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前往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列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灵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押复归国。”长乐《天妃灵应记》同。
(93) 《明成祖实录》卷一三四：“永乐十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诸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
(94) 参见郑晓：《吾学编》卷六八；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卷三，《锡兰》。
(95) 《明成祖实录》卷一六○：“永乐十三年七月癸卯，太监郑和等奉使西洋诸番国还。”
(96) 《明成祖实录》卷一六八。《明史》郑和传同。按《瀛涯胜览》及《明史》苏门答腊传并云：“其苏门答腊国王先被那孤儿花面王（Battak）侵略战斗，身中毒箭而死。有一子幼小，不能与父报仇。其王之妻与众誓曰：有能报夫死之仇，复全其地者，吾愿妻之。言讫，本处有一渔翁，奋志而言，我能报之。遂领兵众当先杀败花面王，复雪其仇。花面王被杀，其众退伏，不敢侵扰。王妻于是不负前盟，即与渔翁配合，称为老王，家室地赋之类，悉听老王裁制。永乐七年效职进贡而沐天恩，十年复至其国。其先王之子长成，阴与部领合谋弑义父渔翁，夺其位，管其国。渔翁有嫡子苏干剌领众挈家逃去邻山，自立一寨，不时率众侵复父仇。永乐十三年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大航宝船到彼，发兵擒获苏干剌，赴阙明正其罪。其王子感荷圣恩，常贡方物于朝廷。”与《实录》不合。又擒苏干剌事《通番事迹记》以为是第四次航行时事：“永乐十二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腊国伪王苏干剌寇侵本国，其王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遂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长乐《天妃碑》同。
(97) 参见《郑和下西洋考》，34页。
(98)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一八三。
(99) 参见《明史》卷七，《成祖本纪》。
(100) 参见《明史》卷三二六；《郑和下西洋考》，46页。
(101) 《明史》卷三二六；《武备志图》位置剌撤于阿拉伯半岛阿丹之西北。
(102) 参见《明史》卷七，《成祖本纪》。《明成祖实录》卷二一四：“永乐十七年七月庚申，官军自西洋还。上谕行在礼部臣曰：‘将士涉历海洋，逾十数载，行役万里，经数十国，盖亦劳矣。宜赏劳之。’”卷二二五：“十八年五月辛未，命行在兵部，凡使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回还官旗二次至四次者，俱升一级。于是升龙江左卫指挥朱真为大宁都指挥佥事，掌龙江左卫事。水军右卫指挥使唐敬为都指挥佥事……”
(103) 十六国除忽鲁谟斯、阿丹外，为祖法儿、剌撤、不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喃哱利、苏门答腊、阿鲁、满剌加、甘巴里。见《明成祖实录》卷二三三。
(104)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二三三。按第五次航行，《通番事迹记》作永乐十五年事。记云：“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禄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国进縻里羔兽，各进方物，皆古所未闻者。及遣王男、王弟捧金叶表文朝贡。”
(105)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二五〇。
(106) 参见《明史》卷七，《成祖本纪》。
(107) 参见《明史》卷八，《仁宗本纪》。按第六次航行，《通番事迹记》作永乐十九年事：“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各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贡献方物视前益加。”
(108) 参见《明史》卷三二五，《苏门答腊传》。《明宣宗实录》卷六七：“宣德五年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凡所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浡利、苏门答腊、剌撤、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Juba）、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彩币有差。”
(109) 参见《纪录汇编》卷二〇二，《前闻记》。按《通番事迹记》：“宣德五年冬复奉使诸番国，牺舟（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祠下。”又云：“宣德五年仍往诸番开诏，舟师泊于祠下。”又云：“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良、周福、洪保、杨真，左少监张达等。”则和等虽于五年六月奉命，十二月自龙湾开航。而自太仓启行，则为六年春初事也。前记六次航海往返时月、石刻及纪行书和《明实录》《明史》之不同，都即以奉敕与出海相距时日远，一据奉命时日，一记航海时日，故有歧异。
(110) 《明宣宗实录》卷七六：“六年二月壬寅，滴剌加国头目巫宝赤纳等至京言：国王欲躬来朝贡，但为暹罗国王所阻。暹罗素欲侵害本国，本国欲奏，无能书者。今王令臣三人潜附苏门答腊舟来京，乞朝廷遣人谕暹罗王无肆欺凌，不胜感恩之至。上命行在礼部赐赍巫宝赤纳等。遣附太监郑和舟还国。令和赍敕谕暹罗国王。”
(111) 参见《明史》卷三三二，《天方传》；《瀛涯胜览·天方国》。
(112) 祝允明：《前闻记》。
(113) 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序》：“考河丹（Aden）一国，名见马欢、费信、巩珍之书，亦系郑和所历之地，郑和本传漏举其名。《星槎胜览》之卜剌哇（Brawa）亦系宝船所至之地，亦不见于郑和本传，有人以为即是传中之比剌，然与对音未合，未敢以为是也。”
(114) 三保太监明人有谓为郑和旧名者，如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三保太监》：“永乐丁亥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今人以为三保太监下西洋。不知郑和旧名三保，皆靖难内臣有功者。”有谓为合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称为三保太监者，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占城传》：“三保之称，不知系是郑和旧名，抑岂西洋私尊郑和、王景弘、侯显等为三太保故也。”有谓为三下西洋有功，故称三宝太监者，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中官考》：“永乐三年三月命太监郑和等率兵二万七千人行赏赐西洋、古里、满剌加诸国。按此内臣将兵之始也。和自是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谓之三宝太监。”按明初内官多有以三保为名者，如永乐八年五月初九日谕谭青诏：“说与都督谭青、薛禄……内官王安、五彦、三保、脱脱尔等……”八年六月三十日敕王友、刘才：“尔等启行之时，朕又遣内官三保说与尔等，但遇胡寇，务立奇功头功。”有内官三保。并见《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八《诏令杂考四》。《明史》卷三三一《尼八剌传》有内官杨三保：“永乐十一年命杨三保赍玺书银币赐其嗣王沙葛新的及地涌塔王可般。”又有王三保，陆树声《长水日抄》：“国初尝遣王三保太监出使西洋，所致番中方物入贡。”由此可知明初内官除郑和外，名三保者甚多。三保为书普通人名，非尊称，其例正如内官狗儿之即为王彦。则三保似即是郑和旧名也。和之僧名福善已见上文。
(115) 《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
(116) 参见《星槎胜览》前集。
(117) 参见《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
(118) 《明史·郑和传附侯显传》：“永乐十三年帝欲通榜葛剌（Bengala）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Saifu-d(0)-din）即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帝大悦，锡予有加。榜葛剌之西有国曰沼纳朴儿（Ganupur）者地居西印度中，古佛国也。侵榜葛剌。赛佛丁告于朝。十八年九月命显往宣谕赐金币，遂能兵。”《明成祖实录》卷一六六：“十三年七月甲辰，使太监侯显等使榜葛剌诸番国。”卷二二八：“十八年八月乙亥，遣中官侯显等使沼纳朴儿国。时榜葛剌国王言诏纳朴儿国王亦不剌金（Samaur"-d-din Ibvahim Sah）数以兵扰其境，故遣显等赍敕谕之，使相辑睦，各保境土。因赐之彩币。并赐所过金刚宝座之地酋长彩币。”《明成祖实录》卷二六三：“永乐二十一年九月，江阴等卫都指挥佥事周鼎等九百九十二人奉使榜葛剌等国回。皇太子令礼部赏钞有差。”
(119)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二三。
(120)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四六。
(121) 见《明成祖实录》卷二三。
(122) 参见《东西洋考》卷二，《占城》。
(123)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一〇八、一九〇、二三〇；《明史》卷三二五，《渤泥传》。
(124) 参见《读书敏求记·西洋番国志》。
(125) 参见《殊域周咨录》卷八，《爪哇》。
(126)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四七；《明史》卷三二三，《吕宋传》。
(127)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四六。
(128)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四三。
(129) 参见《明成祖实录》卷一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