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训

觉训，高丽高宗时的僧侣。生卒年不详。号高阳醉。很早就与李仁老、李奎报交友，善长文章。1215年当了五冠山灵通寺的住持， 奉王命著述了《海东高僧传》，其中一部分流传至今。此外尚有诗文集《草集》。

金埴

金埴（1663-1740），字苑孙、小郯，号鳏鳏子、耸翁、浅人、壑门，浙江山阴（今绍兴县）人。生于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卒于乾隆五年（公元一七四0）。有关作者的生平事迹，我们只能从这两种笔记中，得到一点零星材料，目前尚未见到其它记载。金埴的家庭，是明代的官僚大族。父亲金煜，顺治十年进士，授职山东郯县知县。康熙九年（公元一六七0）罢官。金埴随父在山东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两种笔记记载山东的人和事较多。金埴自己是一个屡售不第的秀才，以教馆当幕僚为生，到晚年，连馆地也谋不到，生活每况愈下。 金埴在文学上有较深的造诣，是一位诗人。年青时去北京看望他的父亲，做了八首燕京五月歌，曾以后生晚辈谒见当时的诗坛领袖王士禛，颇受到赏识，称他为「后进之秀」。金埴通说文，精文字声韵之学，仇兆鼇请他校订过杜诗详注中的文字声韵。他还参加过编修兖州府志的工作。《不下带编》、《巾箱说》记载了作者的见闻，包括当时文人士大夫的遗闻佚事，社会习俗，科举考试等等。金埴这些记述，反映了当时社会某些侧面和作者对某些人和事的看法。《不下带编》，还有不少篇幅属于诗话性质，评论艺术上的得失，钩稽诗人的立身行世，交待诗的本事等等，对研究清代的文学和作家，有所裨益。金埴是词曲家洪升、孔尚任的好友，书中谈论长生殿、桃花扇的占了很多篇幅。同时，还记载了作者与他们的唱和之作。为研究清代文学提供了珍贵资料。

句道兴

句道兴。唐代人。撰有句道兴本《搜神记》。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敬虚子

敬虚子。明代人。撰有《小隐书》。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姜绍书

姜绍书，清初画论家。生卒年不详。字二酉，号晏如居士。江苏丹阳人。崇祯壬午(1642年)官南京工部郎，善鉴别，工绘事。崇祯十七年(1644)以后,出家为道,放浪于山巅水涯间。平生嗜著书,多才艺,凡古今名迹一经品题,价增十倍。其美学观点，重视天文、人文和文物之美。在《天成太极图》中说：“余祖养讷公，乃石云孙先生馆甥，曾随石云过鬻古之肆，见一圆石，莹润精彩，摇之则中空而有声，孙君疑以为璞玉，以数镮易之，命玉工剖开，乃天成太极图也。”又说：“黑白分明，阴阳互位，边萦红线，绚若明霞，天地灵奇，蕴于此石。濂溪图之于先，石云剖之于后，较河图洛书，更为明显。因知世有此理，即有此图。朱子谓太极无形，是未睹此神物耳。”(《韵石斋笔谈》卷上)强调天然之美和人文之美的一致。高度评价文王鼎、周乳钟、金罍、古玉奁、翡翠观、定窑鼎、秦汉印以及灵岩山等文物和天然自然物的审美价值。指出绘画是无声诗，认为“画者，文之极而彰施五彩者也”。又说：“文心之灵，溢而为画，故气韵生动之迹，每出于胜流高士。”(《无声诗史序》)在评价倪云林的绘画时，认为倪云林“萧萧数笔，神仙中人也”。又指出“其盘礴之迹，寓深远于简淡，清颖潇洒”，均为“得自先天”，“非后人所能仿佛”(《韵石斋笔谈》卷下《倪云林》)。强调先天的审美心理因素。在评价赵子昂、赵子固的作品时说：“观子昂画，颖泓秀拔，嫣然宜人，如王孙芳草，欣欣向荣”。“观子固墨梅水仙，则雪干霜枝，亭亭独立，如岁寒松柏，历变不凋。”注重把人品和画风区别开来，又强调以人品为上：“志士宁为子固，弗为子昂。”(《韵石斋笔谈》卷下《子昂子固画品》)反映其高尚的审美情操和艺术鉴赏力。著有《无声诗史》和《韵石斋笔谈》。

江东之

江东之，字长信，别号念所，安徽歙县人，生年不详，卒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祖籍浙江衢县，先世由三衢来歙，自宋朝汝刚公官歙县后，遂迁家于歙之橙子培。他父亲运气不佳，遇事多不利，岁食贫，从邻人乞籴，每不应晨炊，乃叹曰：“使儿曹得志，当效范 希文”。东之方幼童而名如曾子，先忧后乐，为诸生时性刚有大志，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志比范仲淹。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中进 士，后由行人擢山东道监察御史，首揭发冯保、徐爵奸，获得皇帝 的赏识。万历十三年（公元一五八五年），江东之以言事忤执政， 因争寿宫事坐贬霍州，以病免官。山居八年，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复起，知邓州，升辰沅兵备佥事。历三月，转南京光禄 少卿，抱病南还，调治半年，渐见平复，召还大理寺寺丞，寻简拔本 寺左少卿，暂署印事。万历二十四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理湖 北川东等处地方军务。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因击高寨叛苗，斩首百馀级 有功，江东之赏银二十两。后京察被弹劾免官，复以遣指挥杨国柱征讨杨应龙败绩，黜为民，愤恨抵家而卒。《明史》卷二百三十六有传。

姜虬绿

姜虬绿，清浙江乌程人，字秋岛，号苍弁山人，又号大海樵人。乾隆间撰有《金井志》。生平事迹不详。

纪君祥

纪君祥，元戏曲家。生卒年、字号不详，名一作天祥。大都(今北京)人。与郑廷玉、李寿卿同时。所作杂剧今知有6种，现存《赵氏孤儿大报仇》，又作《赵氏孤儿冤报冤》1种。另《陈文图悟道松阴梦》仅存曲词1折。《赵氏孤儿》取材于《左传》、《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新序》、《说苑》等书。写春秋晋灵公时武将屠岸贾为个人私仇，谋害大臣赵盾一家，使赵一家300口满门抄斩，唯留一遗腹子赵氏孤儿。屠岸贾为斩草除根，竟下令把全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小孩统统杀掉。程婴为救赵氏孤儿和全国所有无辜的婴儿，与老臣公孙杵臼商定，以自己的孩子冒名顶替赵氏孤儿，要公孙杵臼去告发，公孙杵臼以自己年老，甘愿做隐藏赵氏孤儿的人，而要程婴前去通报，以便日后抚养赵氏孤儿长大，后程婴之子被当作赵氏孤儿杀掉，公孙杵臼亦触阶自杀，以使程婴别无顾忌。20年后，赵氏孤儿学成文武技艺，得知自己身世，终于报仇雪恨。此剧为元代著名大悲剧。基调高昂悲壮，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磅礴、凛然的正义精神，极力赞颂了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恩”与“义”，揭露屠岸贾的阴险残暴，显示出一种壮烈的悲剧美，戏剧冲突扣人心弦，人物形象生动，文词豪放激越。在戏剧史上颇有影响。后世有不少改编的作品上演。此剧又是较早传入欧洲的作品，先后被译为法文、英文、德文、俄文等。法国大作家伏尔泰还将其改写为《中国孤儿》，公演后在西方引起轰动。

金仁杰

金仁杰，元杂剧作家。字志甫，杭州人。生年不详。钟嗣成《录鬼簿》云：“余自幼时，闻公之未得与之见也。公小试钱谷，给由江浙，遂一见如平生欢，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戊辰冬，授建康崇宁务官。明年己巳正月叙别，三月其二子护柩来杭，知公气中而卒。呜呼！惜呼！所述虽不骈骊,而其大概多有可取焉。”且有〔双调？凌波仙〕曲挽其生平：“心交原不问亲疏，契饮那能较有无。谁知一上金陵路，叹亡之命矣夫。梦西湖何不归欤，魂来处，返故居，比梅花，想更清癯。”所作杂剧，现在流传的有《追韩信》一种，载《元刊杂剧三十种》。全佚存目者有《蔡琰还汉》、《东窗事犯》、《抱子设朝》、《鼎镬谏》、《韩太师》、《西湖梦》等六种。《太和正音谱》评其词曲格式如“西山爽气”。

姬志真

姬志真(1192—1267)，金元时山西晋城人，原名翼，字辅之。世系原出长安雍氏，金世宗即位，避御讳，易为姬姓，志真自幼父母双亡，四岁读书，年十三能赋诗。甫弱冠，天文地理、阴阳律历之学，无不精究。辛巳年(1221)兵乱河东泽潞，志真孑然一身，寓冀州南宫。元太宗六年(1231)，王栖云道行于此，深爱志真颖悟过人，遂收为徒，赐名志真，号知常子。从游盘山，日听教诲。元宪宗二年(1252)李真常掌教，起置玄学于燕京大长春宫，志真亦附之，递主法席，传授生徒。甲寅春(1254)，还汴梁，居朝元宫。未几，王栖云卒，志真乃嗣主教。至元四年(1267)二月，诏赐“文醇德懿知常真人”。至元五年(1268)十二月病逝，享年七十六。传世著述有《云山集》、《道德经总章》、《周易直解》等。

江宁刘氏

江宁刘氏，明代人。明末王集敬妻,王相之母。撰有《女范捷录》。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江盈科

江盈科(1553—1605)明代诗文作家。字进之，号雪涛。桃源(今属湖南)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除长洲知县。这时袁宏道为吴县知县，相距不远，政事之暇，一起游山玩水，相互唱和，成为文学趣味极为相近的挚友。累官至按察司佥事，在四川主持学政。

他的散文创作较为出色。袁中道在《江进之传》中称其“文尤佳妙”。其议论文的特点是机锋迅疾，议论朗彻。如《敝箧集序》论证诗要抒写性灵，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心能摄境，即蝼蚁蜂虿皆足寄兴，不必睢鸠驺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足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必达，是之谓真诗，而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之沾沾!”其记叙文，寄寓较浓的主观感情，如《小漆园记》以浓墨渲染了为县令时的种种困楚后，将深情寄寓于小漆园，因而小漆园并不以景色吸引人，而且是以有了感情寄托而感动人。

他还写了不少寓言。这些寓言有3个特点：1、具有较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如《催科》以夹板治驼的医术为喻，讽刺那些“但管钱粮，不管百姓死”的官吏。2、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哲理性。如《妄心》以一个鸡蛋的家当为喻，说明不顾客观条件的胡思乱想的可笑。3、有较生动的生活情趣。如《甘利》嘲弄“持教甚严”的博士，一旦听说有金而换了一副面孔的描写，就令人莞尔不止。

他能诗，但过于浅率，袁宏道说其诗“近平近俚近俳”。但其中也有些明畅之作，也有几分情韵，颇堪讽诵，如《书思》：“万里滇云寄一官，云涯归路正漫漫。荒烟远浦迷春色，细雨孤城酿暮寒。乡思隔年频入梦，客愁向晚只凭栏。可怜寂寞谁相对，细把梅花独自看。”著有《雪涛阁集》14卷及《雪涛小说》等。

解鉴

解鉴（1800年~？年）字子镜，号虚白道人。济南历城人。生于嘉庆五年，博学工诗，雅好诗文，少应童子试，但名困场屋，一生不售，终未获衿。晚年绝意功名，隐居济南东北之黄台山，以训蒙为业，著述自娱。生平慕蒲松龄之为人，因仿《聊斋》笔墨，记述见闻，泚笔条记，广采博收，于咸丰同治年间著成《益智录》一书。关于作者生平，各家传记方志皆不见载，唯《益智录》稿本所载诸家序中，有涉及其生平经历者。咸丰年间沧州叶圭书曾两任历城知县，其《益智录序》对解鉴生平所记最详，称“历城解子镜，名鉴。爰访其人，而历邑鲜有知其姓字者。嗣闻其设帐于黄台山，在城北八里许，因宛转招致之。无何，扣扉见访，则皤然一白叟也。询其生平，自云：少应童子试，至老不遇，卒未获衿；家贫，恃训蒙为业，今行年已六十矣。其人清癯鹤立，意致温雅，语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而于诸子百氏之书，多所涉猎，工文善诗，究心于古。此编则诵读之馀，戏仿淄川蒲氏《聊斋志异》而成者。……解子才非不逮，徒以恂恂乡党，不慕浮华，不矜声气，坐使名字不出于里閈，士大夫几无有知其谁何者，斯非一不平之事耶？顾余宰历城时，解子犹应县试，余以风尘栗六，竟未物色及之。今余解组将归，解子已笃老，乃始相与扼腕而叹也。呜呼，晚矣！”尹亦山序中对于其创作《益智录》的情况亦有表述：“……始知先生为历下名流，一时宿儒，而命薄时蹇，试辄不售。于是绝意功名，授童蒙于黄台；殚心著作，富搜罗于青箱。虽街歌巷议，传之即为美谈；而目见耳闻，著手皆成佳话。以满腹绣虎之才，拘来社鬼；拈一管生花之笔，写彼城狐。乃牵萝补屋，惟知安夫清贫；而哀雁悲蛩，藉此抒其怀抱。嗟嗟！先生之才若此其富，先生之遇若彼之啬。先生之境益苦，而先生之书不自觉其益工矣。”解鉴《自序》中也称：“幼时学八股文字，亦尝逐队英雄，决胜负于风檐寸晷，名场潦倒，垂四十年。今老矣，不复问画眉深浅矣。娱闲斗室，百氏逍遥，左图右书，泊如也。每忆阮瞻无鬼论，笑其迂拘，因述见闻，泚笔条记，质诸同好，咸谓解颐。颜以《益智录》，友人所标目也。”对于自己一生经历有简要概括，并对自己创作《益智录》的原委作了简介。从这些序言中，我们可以了解作者生平之大概和创作《益智录》的一些情况。大概正因为作者不矜声气，早年功名不中，晚年绝意功名，隐居黄台，日以训蒙为业，致使其名鲜为人知，连《历城县志》亦未见载，《益智录》也一直湮没，不为人知。解鉴著有《益智录》一书，凡十一卷，百三十余篇，计二十余万字。先生著作劝善诫恶，寓意悠远。济南著名学士，辑佚大家马国翰，山东按察使叶圭书等二十余人为之作序、题词和作跋。称赞解鉴“於诸子百氏之书，多所涉猎，工文善诗，究心於古。”

静观子

静观子，晚清小说中,有一本反映秋瑾一生革命事迹的小册子,名为《六月霜》,作者署名静观子,未署原名,1959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重印此书时,也说:“作者静观子的真实姓名和生平待查。” 查阿英《晚清小说目》,静观子尚著有小说《秘密自由》(2909年),《还魂草》(1909年),《温柔乡》(1910年)三种,都是改良小说社出版,说明静观子虽然并不出名,但亦十分活跃。 静观子原名许俊锉,字金门,安徽款县人。他经常在《申报》上写稿,尤其是初创时期的《自由谈》_L,就有他写的文章,1913年10月7日的《申报》上还列出了他的小影。 静观子生于1866年,卒年不详。 有人认为,著《中国之女铜像》一书的南武静观自得斋主人与静观子同一人。实误。南武为广州,与安徽相去甚远,不可攀牵。

姜清

姜清，生卒年不详，字源甫,清弋阳人。正德辛末进士,性恬退,与物无争,官至太常寺正卿。靖难之役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不为其修《实录》,只将其事迹缀于《太祖实录》之后,言辞颇多诋侮,并禁止民间一切关于政变的史书的撰写。姜清于故案文集搜辑遗文,为补建文无《实录》之缺仿照《明实录》体例撰《姜氏秘史》,是书编年附传,是为有明以来第一部记建文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其代表意义不言而喻。

贾茗

贾茗，清代人，撰有《女聊斋志异》小说。编者为女性,倾倒于《聊斋志异》,于是收集汉魏六朝至清末的志怪、传奇、笔记以及史籍、地方志等所载女子故事,或原文选录,或略作润色,编为此书。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金正音

金正音，清代人。撰有《大六壬秘本》。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江少虞

江少虞，生卒年不详，约公元一一三一年前后在世。字虞仲，常山人。约宋高宗绍兴初前后在世。第政和进士。为天台学官。寇至，守悴逃去，他独率弱卒坚守，射杀渠魁，贼遂溃。入为左朝请大夫。历建、饶、吉三州守，治状皆为第一。少虞著有事实类苑六十三卷，《四库总目》徽采极为浩博，良有益於史家。又有宋朝类要及杂著、经说、奏议百余篇，并行于世。江少虞一生著作颇丰有：《事实类苑》、《经说》、《奏议》、《宋朝类诏》等百余卷，而以《事实类苑》最为有名。

焦袁熹

焦袁熹(1661～1736年)，清学者。字广期。金山(今属江苏)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人。穿穴经传，于诸经注疏，皆有笔记。其说《易》，专主义理，说《礼》，推言礼意，而于《春秋》尤邃，独酌情理之平，立褒贬之准，谨持大义，刊削烦苛。性至孝，事亲著书，不求闻达。乡荐后，自以为自己“非用世材”，遂不会试。李光地、王顼龄俱以实学通经荐，以亲老固辞。后铨授山阳教谕，仍不赴。平生心师陆陇其，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门。参与纂辑《明史》，因持论与王鸿绪不合而辞去。曾自作《经生歌》云：“章句微细，必无豪贤，可哀载!说经铿铿，乃毕吾之余生。”(《清史列传·儒林传上二》)志不近名，学问笃实。著有《春秋阙如编》、《此木轩四书说》、《经说汇编》、《读四书注疏》、《太极图说就正编》、《太玄经解》、《潜虚解》、《九歌解》、《纪年略》、《经世辑论》、《杂著》、《谈佛秉赘语》、《尚志录》、《诗文集》二十余卷。

景星

景星，号讷庵,字德辉,元代人。以儒士保为杭州儒学训导,浙江余姚人。撰《四书集说启蒙》，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蒋义彬

蒋义彬，清代嘉庆年间人。撰有《千金裘》。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贾昌朝

贾昌朝（997年－1065年），北宋宰相、训诂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北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字子明,真定获鹿(今属河北)人。

北宋仁宗宰相贾昌朝出生之前，据说他母亲得一梦，梦中有一金甲神人送其一冠而去，梦醒以后，绘冠其形，有人认得，叫“貂蝉冠”，遂后生下贾昌朝。王安石后有《贾魏公挽辞》二首，其一写道：

天上貂蝉曾梦赐，归魂应侍紫阳宫。

正是说的此事。

其实在中国古代，大凡帝王将相、达官显宦之人的生生死死，总要被人罗织上许多虚幻缥缈的神异传说。由于貂尾和蝉羽都是古代王公显官冠上之饰物，在宋代也只有三公、亲王侍祠大朝会时，才有可能得赐貂蝉冠，故贾昌朝母梦貂蝉冠一事，也无非是说贾昌朝将来有富贵荣华的前程罢了。

贾昌朝，字子明，他出生的这一年，正好是真宗即位的咸平元年(998)。祖籍沧州南皮(今属河北)，后徙真定获鹿(今属河北)。自其父时始居开封，故其后人遂为开封人。

贾昌朝的曾祖父是后晋时的史官贾纬，官至给事中，其伯祖父贾琰入宋以后历主簿、通判，官至三司副使，故贾家算得上是官宦世家。但贾昌朝的父亲死的早，是他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在母亲的教诲下，贾昌朝自幼于经史、图纬、训诂之书无所不读，遂早成饱学，老师更称赞他学问淹贯，满腹珠玑，将来必有出息。真宗天禧二年(1018)，朝廷举行南郊大典，贾昌朝以布衣身份向真宗敬献贺词，得真宗称赏，亲自召见他并考试其词赋、策论等，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授常州晋陵县(治今江苏常州)主簿。这年他刚过20岁。

不久，贾昌朝又奉诏入京，赐对便殿，除授国子监说书。判国子监孙奭欲测试各学官的学术水平，便令他们各讲解一经，惟贾昌朝讲有师法。因得孙奭的赏识，称赞他博古通今，有真才实学，并亲自书写了路随和韦处厚两人传记赠送他，说：“你日后前途无量，当如二人。”并举荐他为颍川郡王(即赵德彝)院伴读。

继迁殿中丞，历知常州宜兴、开封东明(今属山东)两县。贾昌朝为政，以为民兴利除弊为首务，曾在宜兴境的交通要道上修筑长桥，以便商旅，为人称道。复被举荐入京，监京师广济仓。

孙奭这时任翰林侍读学士，以年老力辞，力荐贾昌朝代己。贾昌朝得以召试中书。尽管他学富五车，但参知政事陈尧佐却以其年纪尚轻，不能任侍经筵之职。孙奭认为用人不可限于年龄大小，并举太宗用晏殊、宋绶为知制诰，皆年未三十为例，极意相荐。最后，由于陈尧佐的阻抑，贾昌朝改任绵州(治今四川绵阳)通判。任满，监在京永济仓。明道元年(1032)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复任为国子监说书。

明道二年(1033)，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病卒，年仅13岁的仁宗即位，改元“景祐”。在宰相李迪、吕夷简等人的建议下，宋朝廷始设专为皇帝讲解经书史传、并备顾问应对的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获选，首任此职。他定期为仁宗讲解经史典籍，口讲指画，发蒙启蔽。于传注训诂，不泛泛而讲，着重讲说古代圣人治心守身经理天下之道，指物喻事，析毫解缕，言近旨远，文简义明。仁宗常常乐听不倦，有时还就其感兴趣的问题与贾昌朝展开讨论、辩难。贾昌朝则在每次进讲后，将与仁宗讨论的问题记录下来，后成一书，名为《迩英延义阁记注》，得仁宗称赏，加其官为直集贤院事。

景祐三年(1036)七月，京城太平兴国寺遭雷击被焚，朝廷要加以修复，贾昌朝遂上书引《易经》、《春秋经》进谏，他说：“《易经》云：‘洊游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近年以来，京师及各地寺观道庙不断遭到雷击焚毁，正是苍天以示警告，正需修身自省以为警戒，正宜力戒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认为当此之时，太平兴国寺亦不宜马上动工修复，当务之急是朝廷君臣，“侧身念愆”，检讨为政得失，兴利除弊，安国富民。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下诏停修太平兴国寺等庙观。

这时，又有西域僧人进京进献“佛骨”与铜像等。贾昌朝认为也不宜以其所献明示朝廷内外，但对西僧还是应该加以礼遇。仁宗听其议，对献宝僧人厚予赏赐而遣还。收藏真宗御制文集、御书的天章阁这时设置侍讲之职，仁宗亦首先任命贾昌朝。继迁尚书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倍受仁宗信任。

针对当时朝廷仪卫制度颇不健全划一的状况，贾昌朝先后提出整肃南郊卤簿、大驾卤簿、南郊大驾卤簿等建议，亦一一为仁宗采纳，下诏实行。

宋政府此时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西部边防之事。从景祐初年，宋朝西邻的党项族西夏政权不断派兵侵犯宋朝边地，且日甚一日。康定元年(1040)二月，党项首领元昊又率十万夏军大举入侵，相继攻陷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以及安远、塞门、永平等寨堡(今陕西安塞、子长县境)，直抵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下。宋延州守将范雍仓促布阵，狙击敌军。宋夏军队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西河口)一带展开决战，鏖战中，宋廷所派监军黄德和畏敌遁逃，致使军心涣散，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宋将刘平等人为夏军所擒，宋军损失惨重，关辅震动。仁宗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有人却诬告是刘平等人降敌，并建议族诛刘平之家。对此贾昌朝上书认为，刘平的事情还没有确实的消息，若刘平不是降敌，族诛其家岂不是造成冤案。他例举汉代武帝诛杀李陵其家、使李陵不得还的例子对仁宗加以劝谏。仁宗深以为然，对刘平等人及其家属作了慎重处理，仍擢贾昌朝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权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使，又权判吏部流内铨兼侍讲。河北发生旱荒，贾昌朝受命为河北体量安抚使，巡查河北各地，救恤饥民，回京后，他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制边之策》奏上，提出了“择守宰、习乡兵、治塘泊、纾徭役、缮甲垒”等建议，以加强宋朝北部边防，为仁宗嘉纳，下诏实行。

随后，贾昌朝得以接连升迁，先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权知开封府，又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判国子监，再擢为迩英阁侍讲。期间，他对宋朝面临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建议，为仁宗采纳。

宋代任官制度规定，铨选县令时，多依据官员的寄禄官和诸县规模大小，规定只有俸钱满12000贯才能得以举荐选任知县。贾昌朝认为，这种规定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干的官员出任地方官，是一种仅凭资历的选官办法。诸县规模不论大小，对于朝廷治理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若按原来的规定，小县永远选派不到有才干的官员，结果利少弊多，不利于这些地区的安定与发展。因此，他建议不论县之大小和官员的俸钱多少，应一律按实际需要选任官员，为仁宗首肯。

又如宋初以来，科举考试沿用唐朝以来的“公卷”之制，但由此产生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宋政府后来为了避免“公卷”制带来的弊害，曾相继实行了考生须在考试时，在试卷前填写家状，考卷封弥、誊录等制度，可是仍保留了“公卷”法。为了能有效地杜绝营私舞弊行为，贾昌朝提出了整顿科举制的建议，主张废除“公卷”制，亦得仁宗同意。

贾昌朝任职开封府时，有禁卫军士卒控告统军将帅在士兵中敛放高利贷，引起军中不安。贾昌朝便采取了惩办首恶，轻者教育，一般不问的政策，既制止了高利贷在军中的泛滥，又稳定了军心，很得仁宗称赏，同僚们也都钦佩他的智谋远虑。

自宋夏交战以来，宋朝的北邻契丹政权也虎视眈眈，对宋朝抱有觊觎之心，曾派人使宋，提出割地、增加岁贡等等苛刻要求。贾昌朝被仁宗任命为契丹使节的馆伴使，他据理反驳契丹政权的无理要求。但宋朝廷有人因此害怕得罪契丹，建议仁宗给契丹增加岁贡，并让其攻击西夏。仁宗对这一建议有些动心，欲答应契丹的要求。贾昌朝上书力加反对，认为决不能采取姑息政策。今契丹乘元昊叛宋而有求于宋，是为利而来，欲其出兵，必无希望。即使其出兵相助，将来宋朝也难满足其贪骛之心，必后患无穷。听他这么一说，仁宗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拒绝契丹方面的无理要求。

继之，针对当时边防削弱、用将不专等突出问题，贾昌朝又上疏说：“太祖初得天下，鉴于唐末五代以来方镇武臣、士兵牙校跋扈的弊端，收其精兵，夺其权力，当时皆以为万世之利。到太宗时期，用人多恩倖子弟，全无勋劳，沽名钓誉，坐得官爵，至于出师攻战，漠然不知。若边鄙无事，尚或消遥自如，但自从西夏入侵以来，兵不操练，将不得人，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师，故每战必败。这都是削弱方镇太过遗留下来的弊端。况且用亲旧、恩倖为将，他们素不知兵，一旦付予千万之人让其带领，无疑是驱其死地，这又是用亲旧、恩倖必然导致的弊端。”然后，他再上疏，详言备边六事：一曰驭将帅，二曰复土兵，三曰训营卒，四曰制远人，五曰绥蕃部，六曰谨觇候。所论多针贬时弊，令人耳目一新。

宋政府当时不仅面临着官吏冗杂、边防积弱的问题，还迫切需要解决冗费问题。为此贾昌朝也上书提出：全国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军旅，三分之一费在冗食。江淮每年运粮至京城达六百余万石，仅能充期月之用。从前的积蓄，不盈数载。故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倘有水旱军戎之急，则必无可奈何。于是他提出了“省冗费罢不急之需”的建议。仁宗即诏贾昌朝与三司(北宋的最高财政机构)合议，采取对策。最后，他们拟出了节省冗费的许多措施，由仁宗下诏实行，每年可节省钱上百万缗。

另外，针对当时官冗办事效率低的状况，贾昌朝还提出逐步采取措施使整个官员队伍年轻化的建议。他认为朝臣年至七旬，精力体力已经衰弱，不宜仍居位不退。凡年龄到70岁的人，宜依原来规定的制度退休致仕。若有特殊功绩而又有必要继任的可不拘此例。他还列举了朝臣中耄昏不堪任职者数人，请求仁宗令其致仕。针对当时人民负担过重、劳役频繁的状况，他上书说：“用兵以来，天下民力颇为困乏。请朝廷诏令各路转运使，凡今后赋税徭役的征派，不能允许按过去惯例折变、科率。需要科折的，必须奏明朝廷裁决。即使是奉圣旨或三司文移督办的赋役，假若于民不便的话，也须要再次奏明上闻。”对这些建议，仁宗也都一一采纳，下诏实行。

宋室宗亲、驸马都尉柴宗庆这时在郑州纵容部属扰害人民，被人弹劾，仁宗派人到郑州召其回京，柴宗庆则托疾不至。贾昌朝力言仁宗，终于将其召回，予以责斥。

庆历三年(1043)三月，贾昌朝由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擢任参知政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建言以朝廷重臣兼领各尚书六曹之政，遂命贾昌朝兼领农田事。次年九月，加官检校太傅，行工部侍郎，迁枢密使。庆历五年(1045)正月，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仍兼任枢密使，复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达到了其仕宦途中的顶峰。

还在康定初年的三川口之战中，宋将石元孙也同时被夏军所擒。当时传说他已经被杀，朝廷为此赠其忠正军节度使兼太傅之号，并录其子孙七人为官。但到庆历四年(1044)宋夏息战达成和约后，西夏政权放还以前所俘石元孙等人。石元孙等归朝后，即有谏官、御史上书，认为石元孙等军败不死，有辱国格，要求将他们斩杀以谢天下。对此，贾昌朝独持异议，他对仁宗说：“古代以来，将帅被俘，归回者多不死。如春秋时，晋国俘获楚将谷臣，楚国俘获晋将知螢，他们各自回国后，都没有被诛杀，古圣贤之举不可不鉴。”为此他还特别抄写了《魏书·于禁传》进献仁宗，重申说：“前代将帅兵败而还，圣明君主对之都不加罪。”仁宗终于被他说动，宽恕了石元孙等人，将他们贬置全州。

真宗后妃们死后，其神主都拊祭于奉慈庙，这时有司欲按礼仪制度将其升拊于祖庙。但在讨论真宗的三位后妃章献太后、章懿太后和章惠太后该升拊谁时，发生了分歧。仁宗的生母是章懿李太后;养母是章献刘太后，且垂帘听政;另章惠杨太后对仁宗也有抚育之恩，且更贤惠，有人母风范。仁宗也感到不好抉择，征询贾昌朝的意见。贾昌朝对仁宗说;“章献太后母仪天下，章懿太后诞育皇上，宜照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年间升拊元德皇后(即真宗生母)例，升拊章献、章懿两太后于太庙。章惠太后于皇上有慈保之恩，宜将其神主拊于奉慈庙如故。”仁宗非常赞赏他的议论，当即决定，将章献、章懿二后神主升拊于真宗庙。一场相持不下的争论才告结束。事后，仁宗以贾昌朝谋断有功，要加封其官，贾昌朝力辞不受。

自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和议以后，北边之事一时稍显缓和，贾昌朝遂对宰相兼任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任官体制提出异议。他认为，此种体制将使某些人的权力过重，不利于分权于下、集权于上的集权统治。因此他请求从他开始，废除宰相兼枢密使之制，主动要求解除枢密使之职。仁宗以其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建议。

庆历六年(1046)三月初一，发生日食。初十，京东路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境内又发生强烈地震，岠嵎山发生山崩，连海底也发出如雷声般的隆隆声，仁宗君臣认为是天降责于人间。仁宗对贾昌朝等辅臣说：“老天责降下来，朕愿承担全部罪责，但你们也要关心民间疾苦，要拿出安民利民的办法来。”贾昌朝忙上前奏道：“皇上有此言，足以消弭天变，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仁宗缓缓说道：“君主惧天而修德，也就是人臣畏法而自新呀。”

次年春，又发生干旱，仁宗避正寝，减膳，以应天变。贾昌朝也急忙引汉代故事，上表乞罢，仁宗自然不允。但参知政事吴育与贾昌朝有矛盾，几次当着仁宗的面与贾昌朝争论。这时恰发生知永静军向绶怀疑永静军通判江中立说自己的坏话，而以事诬告迫使其自杀的事件。向绶与贾昌朝关系密切，知审刑院高若讷依附贾昌朝偏袒向绶，故从轻定其罪，减死一等，流放南方。吴育因之力争此事。不久，高若讷擢任御史中丞，上书弹劾吴育，说大臣在朝堂发生廷争，极不严肃，故天旱不雨，要求仁宗须严厉申戒。因此，吴育罢参知政事之职，出知许州(治今河南许昌)。贾昌朝亦不自安，要求同罢，遂以武胜军节度使出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抚使(治今河北大名)。仁宗为了表示对他的格外情意，特赐其银饰肩舆。贾昌朝为相，仅两年又三个月。

庆历七年(1077)十一月，贝州(治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军校王则与州吏张峦、卜吉等人谋划，并派人联络德州(治今山东陵县)、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等地的力量，准备在庆历八年(1048)元旦同时发动武装起义，攻占大名府，然后向外发展。不料，王则手下的一名士卒潘方净却向贾昌朝告了密，王则的计划泄漏。

贾昌朝听说后，吃惊非常，急作部署。他先派人去逮捕王则，又调集军队准备围攻贝州。王则见事已至此，遂于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前单独起义，并攻占了贝州城。贾昌朝遂檄令高阳关路总管王信、大名府路钤辖郝质、真定府路钤辖孟元等，急将兵驰攻贝州，同时向宋朝廷作了报告。

宋仁宗接到贾昌朝的报告后，忙诏令从各地调十万禁军，开赴贝州，又令澶、孟、定诸州及真定府官军严加防守。由于事起仓促，众寡悬殊，敌强我弱，王则起义很快被镇压。事后，仁宗爵赏有功将官，尽管有人说，起义发生在贾昌朝治内，贾昌朝不应得爵赏，但仁宗还是赐赏于他山南东道节度使的称号。

河北发生旱疫，贾昌朝组织救恤，亲拟药方给散民间，使居民九十余万得活。又河北路与辽朝交界，辽朝方面此前曾收罗宋朝北逃的士卒，组织了一支专门的军队，名“投来南军”。但其中有些人又不堪辽朝统治者的压迫，复逃回宋朝。按宋朝制度规定，凡逃亡士卒又归来者皆判死罪，故逃回的士卒因怕官府侦知而到处藏匿，或者投入绿林江湖为盗。贾昌朝对此上书仁宗，建议废除原来的制度规定，赦免其逃亡之罪，允其自新、自食其力，甚或重新加以任用，以安抚人心。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于是逃归的人越来越多，并从中获得了辽朝方面许多情报，使辽朝也不敢再招纳宋朝逃亡士卒，最后干脆解散了“投来南军”。

在宋辽边界地区，还常有宋境边民因逃避宋朝的赋税，将毗邻边境的土地质卖于辽境居民，使辽朝的疆界自然侵入宋境。贾昌朝得知此种情况后，遂向朝廷建议立法，凡边民将地质卖的要按时赎回，田主无力赎回的允许别人赎买。此法定立以后，原来质卖的土地相继赎回，避免了辽朝侵犯宋界的问题。

三司使叶清臣欲擅自挪移动用河北路所存库钱，贾昌朝按规定不给，引起叶清臣的不满，遂在仁宗面前论劾贾昌朝，贾昌朝上疏自辩。最后，叶清臣被罢知河阳，贾昌朝也改徙郑州。在路过京城时，贾昌朝奉诏入觐，留任祥源观使，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观文殿大学士之设，自贾昌朝始。

在京城留住不到一年，贾昌朝仍求外补，复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出判郑州。他力辞仆射、侍中等官称，乃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母丧辞职。服除，移判许州(治今河南许昌)。

不久，仁宗又召贾昌朝入京，在迩英阁接见他，向他询问何谓“乾卦”。贾昌朝引《易经》文，以亢龙为戒，劝谏仁宗修德以避凶患，内以谦恭应物，外以刚健治理万机。同时，他又上书，认为自汉唐以来，皆置三辅以卫翼京师。宋朝都汴，而近京诸郡则隶属他路，与古人藩卫首都之意相去甚远，为此他提出置五辅郡拱卫京师的建议，主张析京东路之曹州，京西路之陈、许、滑、郑诸州皆隶归开封府，以四十二县划为京畿地区。并建议设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等职。仁宗赞赏他的提议，下诏实行。贾昌朝离京还归许州之时，仁宗特诏在京侍读官们在“资善堂”为他饯行，以示殊恩。

许州任满，贾昌朝受命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自庆历八年(1048)六月，黄河于商胡埽(位今河南濮阳东)决口以后，河患横行。仁宗诏廷臣集议治水之策。当时有两种主要主张，一是河渠司官员李仲昌等提出的纳河水入六塔河(位今河南清丰西南，宋人曾从濮阳开人工河过清丰，是为六塔河)的主张，一是贾昌朝提出的恢复横陇道(位今河南濮阳东)、引河水复故道的治水主张。当时宰相富弼等人都极力主张开修六塔河，贾昌朝的提议未被接受。但开修六塔河的计划最后也告失败。商胡决口塞而复决，河水漫患，尤其是滨、棣、德、博诸黄河下游州郡，受害最重，不仅民田被淹没，而且许多居民也被淹死。贾昌朝为此在境内想方设法赈济灾民，他以宽惠为治，使人皆乐安，仁宗特以其治水救灾有功，赐封许国公，加其官侍中。

嘉祐元年(1056)，枢密使王德用罢，贾昌朝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擢任枢密使，复进京任职，担负中枢决策之任。

贾昌朝任职京师的第二年，宰相文彦博上书要求辞职。围绕着宰相人选，宋廷高层展开了激烈地争夺。以前曾得罪过贾昌朝的一些人，担心贾昌朝代替文彦博为相，不利于自己，便明里暗里的散布流言，或上书仁宗，纷纷揭发贾昌朝的短处。

还在河决商胡之时，仁宗曾派宦官刘恢往河北受灾地区视察灾情。当刘恢使回，向仁宗汇报情况时，仁宗问他河决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时，刘恢回答说在赵征村。不料这一句话惹得仁宗大为不快。原来，赵征与仁宗的名讳赵祯音同，言河决赵征正犯了仁宗的大讳。所以不仅刘恢受到责罚，廷臣们更扩而大之，说成是贾昌朝指使刘恢故意所为。又说贾昌朝在私宅建豪华居室，室内专设置有招待宦官的客位。还说以前贾昌朝任侍讲、与崇政殿说书王宗道编修资善堂书籍时，名为编书，实为教授内侍。后贾昌朝任职枢密院、宦官有矫旨犯错时，枢密院也充耳不问、宽大释放等等。尽管这些指责后来经查并非事实，但偏听偏信的仁宗当时却皆信有其事，对贾昌朝疑虑重重，故嘉祐三年(1058)六月，贾昌朝即被罢枢密使之职，以镇安军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侍中兼景灵宫使的名号，复出判许州(治今河南许昌)。不久，再以保平军节度使、陕州大都督府长吏，徙任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

嘉祐八年(1063)，仁宗病卒，英宗即位，贾昌朝以前朝旧臣，徙凤翔节度使，加左仆射、凤翔尹，晋封魏国公。治平元年(1064)令以侍中守许州。贾昌朝还未赴任，便因病滞留京城，仍给予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的名号。次年七月病逝，享年68岁，谥曰文元，葬于许州阳翟县大儒乡之老茔。英宗亲书其碑额曰“大儒元老之碑”。

贾昌朝为政期间，惜才爱才，曾举荐范仲淹，又举荐王畴编修《唐书》，荐孙瑜为崇文馆检讨、同知礼仪院，荐郝氏为大名路钤辖等，故有知人之称。为学宏博善论，为文粹然有法，善字画。所著及主持编撰的著作有《群经音辨》10卷，《通纪》80卷，《国朝时令集解》12卷，《春秋要论》10卷，《太常新礼》40卷，《庆历祀仪》63卷，《庆历编敕》12卷及《总例》一卷，重修《庆历编敕》及《律学武学敕式》二卷，另有《奏议集》30卷，《文集》30卷。

姬文

姬文，清末民初人。撰有《市声》小说三十六卷。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纪容舒

纪容舒，生卒年不详，清直隶献县(今河北省献县)人。字迟叟，号竹厓。纪晓岚父亲。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举人，官至姚安府知府。通音律，尤精古韵。所著《唐韵考》五卷，取徐铉本《说文》所载音切，参伍钩稽，各归其部，以存孙愐《唐韵》之旧，用力甚勤。又经张文虎校订，补其失收音切四十四条，音切下失收字一百一十五;并疏其谬误，随条附案，至为精密。另有《玉台新詠考异》、《杜律疏》等书。 并传于世。(事迹见《大清畿辅先哲传》卷二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江东伟

江东伟（1584一?）约公元一六二一年前后在世,明文学家。字清来，号壶公。开化(今属浙江)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其友人但宗皋《芙蓉镜寓言序》称他“妙龄夺袍，早上孝廉船”，“偶然有托，遂绝公车想”。中举次年以足疾为由归里，闭门著述。钻研理学，“面壁九年”。但觉“支离附会，堕落坑堑中，疑团不破。”于是摒弃理学，并斥之曰：“吁嗟乎！道学家之作伪也，而容崖然，而口阚然。一则曰正心，再则曰诚意，诚意者，不过门面大话而已矣。”江—生推祟苏轼、徐渭等学者，搜集先秦以来天壤奇书，广泛采集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方面资料，取其所适合的内容。身处明末多事之秋，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他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道学的虚伪为“而容崖然，而口阚然。”所谓“正心”、“诚意”，“不过门面大话而已”(《芙蓉镜寓言序》)!著有《心经注》、《演连珠》、《净土诗》等。于笔记杂著用力最勤，著有《芙蓉镜寓言》、《芙蓉镜韵言》、《芙蓉镜卮言》、《芙蓉镜元言》、《芙蓉镜孟浪言》等。著述之余。江负薪于山，躬耕于田，对长辈尽孝，对兄弟友爱。时人称其：“满腹不合时宜”，“独行胸意，不刀腐头巾”。生平事迹散见其友人潘汝桢、但宗皋《芙蓉镜寓言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