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

司空图（837～908）唐代诗论家，诗人。字表圣，自号耐辱居士、知非子。祖籍临淮(今安徽泗县)，籍贯河中虞乡(今属山西)。父司空舆，官至户部郎中。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司空图中进士。先后受知王凝、卢携，荐为殿中侍御史、礼部郎中等职。黄巢攻克长安，司空图逃回家乡。僖宗自蜀还凤翔，拜司空图知制诏，迁中书舍人。僖宗出宝鸡，司空图又回乡。昭宗即位，司空图复官，因病辞职，避居华阴(今属陕西)。先后诏拜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均谢不就。天复四年(904)，朱全忠迎昭宗至洛阳，司空图被召，故作老态，放还，隐居中条山王官谷。唐亡后一年去世。世称司空御史。

司空图生当唐末乱世，力求退隐。其诗多咏山水宦游，闲情逸趣，往往自得，不乏静美。也有一些触及时事的律绝，痛心大唐亡国，别有不遇哀伤。他的主要成就在诗论方面，注意形象艺术，注重含蓄蕴藉，提出“味外”、“韵外”观念，要求“以全美为上”，推进了“意境”理论，著有《二十四诗品》，为苏轼赞同，启发严羽“兴趣”、“妙悟”说，受清代王士祯“神韵”派推崇，影响深远。

司空图诗论注意形象。“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研昏练爽，戛魂凄肌。神而不知，知而难状。挥之八垠，卷之万象”(《诗赋赞》)。认为诗赋创作不仅要懂得“道”，而且要刻苦钻研捕捉动人的形象。

司空图要求诗歌艺术形象具有整体完美，提出以“味外之旨”为核心的“全美”观点。所谓“味外之旨”是用调味辨味比喻诗歌创作艺术的要求。一般调味只知辨别醋酸盐咸，而善于调味则“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要求用醋盐调制出咸酸之外的醇美滋味。诗歌艺术亦然，好诗应当有“韵外之致”。他引用中唐诗人戴叔伦的名言：“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与极浦书》引)。认为诗人歌咏景象，应写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便是他所要求的“韵外之致，”所主张的“味外之旨”。实质上，这是要求诗人创作的艺术形象，蕴含着超越题材自身范围的更为丰富的内容，激发读者广阔的联想。所以他称赞王驾好诗“长于思与境偕”(《与王驾评诗书》)，也就是能调制咸酸之外的醇美，有韵外之致。“思与境偕”的说法比较明显地点出“味外之旨”的内涵，即皎然《诗式》所说的“意境”，因而是对“意境”理论的阐发和推进。正是从这一主张出发，他说，如果“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指出诗歌艺术的整体完美是以懂得“味外之旨”为前提的。司空图十分重视诗人品格所体现的诗歌艺术风格。《李翰林写真赞》说：“仰公之格，称公之文。”“格”指人的品格，体现为文的风格。他敬仰李白人品，赞美其文，人品与文风一致。他说，“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渊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认为诗歌是思想、艺术结合一体的整体，因而诗人从客观直接获得的情致，以诗人的品格而显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赞赏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便是认为他们优美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他们的人格。而批评元稹、白居易诗歌“力劲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也是认为他们艺术风格有力而粗俗，表明他们为人像城市巨商。在肯定艺术风格取决于诗人品格的同时，司空图很重视艺术才能的作用。他认为，“作者为文为诗，才、格亦可见”(《题柳州集居序》)。从才能方面看，“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长，既专则搜砾愈至，故能衔其工于不朽”，都是专心钻研而成巨匠的。因此他高度评价杜甫、李白、韩愈、柳宗元等人的诗或文都是才、格一致，各有所长，各有成就，互为劲敌。有的诗人有才而格不高，则其诗整体风格不高，但才能的发挥和个别的成就仍都取决于诗人品格。他批评贾岛诗“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寒涩，方可致方”，便认为贾岛其人品格寒涩，因而诗风局促，并且只能写出塞涩的警句，显出才致。总之，才、格一致而以格为主的艺术风格论，与以味外之旨为指导的全美艺术观念是一致的，司空图要求诗人具有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高度的艺术造诣，方可创作富于意境的好诗。《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用四言五韵写的一组精美短论，概括描述“雄浑”、“冲淡”等二十四类诗歌艺术风格。它显然继承发展了皎然《诗式》十九体品目。苏轼中肯指出它是司空图“自列其诗之有得文字之表者”(《书黄子思诗集后》)，概括了他实践“味外”诗论的创作体会，指出了它在诗论上的特点和价值。它所论列的二十四类风格，既不单纯指诗人性格的体现，也不指诗歌语言风格，而是上述才、格一致而以格为主的艺术风格，并且是富有韵外之致的全美艺术创作，“思与境偕”的独特意境的创造。因而这二十四类风格又体现了二十四类意境，不仅生动勾勒了它们的外在特征，而且用清丽语字、玄虚比喻，使人感觉到、意会到形成风格、构成意境的实质原因和独特功能。例如“雄浑”，首先说明“雄浑”的实质是“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表现为“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就像充斥宇宙、“横绝太空”的“荒荒油云，寥寥长风”，整体形象混沌有力;因而它的艺术功能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具有超越具体形象的艺术空间，都又是从诗人所写的具体形象中得来;给人的感觉好像“持之匪强，来之无穷”，拿着不觉强壮，却引来无穷壮美。显然，司空图突出了这类“雄浑”风格的“象外”功能，因而使人同时意会“雄浑”这一独特意境。他如阐述“冲淡”的特征是“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淡到似乎没有具体形象，毫无实感。指出“绮丽”的优美实质不在堆砌词藻，而是“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浅者屡深”，就像达到轻视黄金，方是真正富贵;到了笔枯地步，真正显出墨浓。正因他强调整体形象的艺术功能，所以他精辟概括“含蓄”的特征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通过艺术形象来完美表现，不用抽象语言说明;独到指出“实境”的构成是“情性所至，妙不可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由于是诗人情操性格与天然自在境界的融合，因而“取语甚直，计思匪深”，朴实写来，便是浑然整体的美妙意境。凡此都可表明《二十四诗品》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通过不同艺术风格的概括叙述，进一步阐发“意境”的特征、实质和功能，促进了“意境”理论的发展。因而对宋以后接受“意境”理论的诗人学者的推崇，而且在清代颇有研究注释及模仿之作，如杨振纲《诗品臆解》及袁枚《续诗品》等。

司空图著作今存《司空表圣诗集》，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唐音统签》本;《司空表圣文集》，通行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影钞本等。《二十四诗品》不载其《诗集》、《文集》，通行本附载于《全唐诗·司空图诗》末，别有单行本，通行有《四部备要》本、《历代诗话》本等。

邵亨贞

邵亨贞（1309--1401），字复孺，号清溪，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原籍严陵（今浙江桐庐），是元代的文学家。邵亨贞的父亲邵桂子是南宋太学生,登咸淳七年(1271)进士。入元,隐居乡里不复出。邵亨贞受其影响,在元代一直保持隐士身份。博通经史,对于阴阳、医卜、佛老诸家之书也颇精通,而且富于文才,以书法见称。曾建宅溪上,故以“贞溪”为号。明初一度出任松江府学训导。由于受儿子牵连,谴戍颍上,很久才遇赦还乡。卒于明建文三年(1401),享年九十三。著有《蚁术词选》四卷，存词143首。他生活于元末明初，在战乱流离中终生不辍吟咏。其人博学多能雅爱山水，恪守传统追慕古风，喜好交游，常与同志好友流连诗酒、应答唱和。其词题材广泛：感怀心声、酬唱次韵、模拟古作、咏物寄情、题画赠答等，均有涉及。从他的《蚁术词选》中体现出其风格清隽雅致、情韵浑融，且托寄遥深，不乏沉郁、厚重之气，实能“通宋词三昧”。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最早记述其生平,言:“邵亨贞,字复孺,其先睦(睦州,今浙江建德)人,徙居华亭,博通经史,赡于文辞,且工篆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入国朝,为松江府学训导。卒年九十三。”《明史·艺文志》言其有《蚁术文集》十六卷。分别包括:《蚁术诗选》八卷、《蚁术词选》四卷和《野处集》四卷。邵亨贞的祖父邵桂子,是宋太学生,当时颇具文名,南宋年间进士,曾任处州教授一职。宋亡后弃官,移居华亭,娶松江望族曹应符女,“为斯文领袖四十年”。作为宋遗民的后代,邵亨贞从骨子里积藏着一份屈辱,故而秉承祖志,终元一代晦迹乡里,未曾出仕。邵亨贞一生有两个大的转折点:一是元末大规模农民起义,二是明王朝建立。

邵亨贞博通经史，对于阴阳、医卜、佛老诸家之书也十分精通。富于文才，并以书法见称。曾建宅于溪上，故以贞溪为号。邵亨贞于元明之际，活跃于文坛，与元明间曲家邾经、钱霖，诗人钱惟善、王逢，画家曹知白等交游唱和长达半个世纪以上。邵亨贞著有《野处集》4卷，《蚁术诗选》8卷，《蚁术词选》4卷，今均存。《野处集》是文集，故又称《蚁术文集》。《全元散曲》编入他的小令3首。《全金元词》亦收入他的词。《四库全书总目》评他的为文：“亨贞终于儒官，足迹又不出乡里，故无雄篇巨制，以发其奇气。而文章大致清快，步伐井然，犹能守先民遗矩者。”《蚁术诗选》、《蚁术词选》二书传本较少，编《四库全书》亦未见到，所以在评《野处集》时，将两书误书为《蛾术诗选》、《蛾述词选》。

苏鹗

苏鹗，唐代小说家。字德祥，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自幼好学，长而忘倦，尤喜闻前代故实。自咸通间举进士，十上而未获登第，于乾符三年撰成《杜阳杂编》。至光启二年始登进士第。其后事迹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演义》一○卷、《杜阳杂编》三卷。《杜阳杂编》记代宗至懿宗十朝间边地及外域之奇技异物，多为传闻之事。今有《稗海》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及中华书局排印本等。《演义》又称《苏氏演义》，《直斋书录解题》谓其“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原本已逸。今本二卷，为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四库全书》本、《函海》本及商务印书馆排印本。近人张元济谓此书中已杂有晋崔豹《古今注》部分内容。《全唐文》卷八一三收其文一篇。事迹据《郡斋读书志》卷三下、《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一及其所著二书考知。

施德操

施德操，生卒年均不详，南宋笔记作家。字彦执，世称“持正先生”。宋海昌人。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与同乡人杨璇一起勤奋刻苦好学，远近乡里闻名。又与张九成友好关系密切。因为病疾，不能成婚，也未能迈进官场，坎坷疾病相随终身。一生不婚不宦,时人评其品行高洁、学有本末,张九成门人朗晔称其“生平论纂甚富”,然其中绝大多数未能流传,仅存著作《北窗灸輠录》一卷，录入于《四库总目》。又著有《孟子发题》。《北窗灸輠录》主要记述了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事迹，还记有少部分杂事。灸輠(zhi—guo至郭)：比喻善于议论，滔滔不绝。书中语言清新，叙述简洁，夹叙夹议很为适中。张九成曾于施氏去世后作祭文,“公生不娶,至于绝嗣”,“不幸有伯牛之疾,有原宪之贫,而气干斗牛,文摛云锦,行洁冰霜,识高今古,不得一官,终于老死”,可见张氏对其人品学问评价甚高。据施德操《北窗炙輠录》所述,他的兄长亦为人师,名施国光,字彦发,可见其出身也是书香门第。

苏籀

苏籀，字仲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辙孙、苏迟长子，过继于苏适为后。年十四，曾侍苏辙于颍昌，首尾九年，未尝离左右(苏诩《双溪集后跋》)。后记其言,成《栾城遗言》一卷。后以祖荫为陕州仪曹掾。宣和间，为迪功郎(苏迟《苏仲南墓志铭》)。绍兴三年，为大宗正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十四年，为将作监丞(同上书卷一五一)。十九年，出为台州添差通判(《嘉定赤城志》卷一○)。官终朝请大夫。孝宗时卒，年七十馀。

苏籀出自文学世家，领受祖辈薰陶，故其诗文“雄快疏畅，以词华而论，终为尚有典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其诗有不少感慨时世之作，如“素餐致寇思长策，失业疲氓想易招”(《冻雨》)，“引领山西十万骑，中原失御实堪哀”(《观兵》)，“戎虏未入朝，耕战诚劳勚”(《夏旱一首》)，都表达了对国家百姓的忧思。然而集中也有《上秦宰相书》极言和金之利，归美秦桧，不免有迎合干进之心;而《面对论和战札子》又论“天下虽平，忘战则危”，力言攻刘豫以图金，前后不一，因而被人讥为“自相矛盾，盖皆揣摩时好以进说，小人反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伍崇曜《刊双溪集跋》)。著有《双溪集》十五卷、《栾城公遗言》一卷，其子苏诩于南宋淳熙时刻于筠州，今存明抄本(残)、《四库全书》本、清咸丰元年刊本。《全宋诗》卷一七六二至一七六六录其诗五卷。《全宋文》卷四○一九至四○二八收其文十卷。事迹见《敬乡录》卷七、《宋史翼》卷四。

晁说之

晁说之（1059年—1129年）字以道，一字伯以，因仰慕司马光为人，又自号景迂生，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端彦子。元丰五年进士。元祐初，官兖州司法参军。绍圣间，为蔡州、宿州教授。元符中，改宣德郎，知磁州武安县，移知定州无极县。坐元符应诏上书入党籍，监嵩山中岳庙、陕州集津仓。监明州造船场，起通判鄜州，提点南京鸿庆宫。宣和时，知成州。钦宗即位，以著作郎召，除秘书少监，兼太子谕德，除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复以议论不合落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高宗即位，召为侍读，复待制，提举万寿观，再提举杭州洞霄宫。建炎三年卒，年七十一。

说之尝从曾巩学作文(《风月堂诗话》卷上)，后为家人讲论读书次序，以欧阳修文集为先，其次读韩愈文，再次学司马迁文(《涧泉日记》卷上、中)，故其为文能博极经术，文辞雅健。其《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一文纵论时政，清朝康熙皇帝谓其“原时政之得失，靡不该举而博辩，雄词奔会络绎，才士之文，直臣之义也”(《御制文第三集》卷四二)。《朔问》上、下篇言河北边地为天下之重，应优待河北之民以实边。《传易堂记》论《易》学源流，议论叙事均中于事机，颇具条理。说之经历北宋靖康之难，目睹金兵入侵，国家危亡，因而有较多诗篇反映这一时期的动乱情景，《痛心》、《有感》(帝室中兴运更赊)、《感事》(王师真不战)、《痛恨》(胡儿直犯洛阳宫)、《书事》(逋亡今五月)、《追感》诸篇均为这类作品。其诗长于议论，往往精切简要，有从兄晁补之风格，如“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题明皇打毬图》)讥刺君王、朝臣荒逸不理国事;“故山岩壑应惆怅，六六峰前只一家”(《闻叔易隐居被召二首》)嘲戏隐居之士沽名钓誉，都能针砭中的，南宋陆游称为“伟论”(《老学庵笔记》卷七)。著有诗文、杂著、论述凡三十二种(晁子健《嵩山景迂生文集跋》)，靖康之难时大多散失，其孙晁子健于高宗绍兴间搜访遗文，编为《景迂生文集》十二卷，又于孝宗乾道时再加补辑，重编为二十卷，遂成定本。现存《嵩山景迂生文集》二十卷(或称《嵩山集》二十卷)，有明谢氏小草斋抄本(《四部丛刊》续编据以影印)、《四库全书》本、清道光十二年刊本及清钞善本。晁说之还著有《晁氏客语》一卷，收录熙宁、元丰时人物言论佚事，有补充史料之价值。《全宋诗》卷一二○七至一二一二录其诗六卷。《全宋文》卷二七九八至二八二○收其文二十三卷。事迹见晁子健《晁氏世谱节录》(《嵩山集》附录)、《宋诗纪事》卷二八。

史正志

史正志，宋丹阳(今属江苏)人，徙居吴县(今江苏苏州)。字志道，一作致道，号阳庵、乐闲居士、柳溪钓翁、吴门老圃等。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赵逵榜进士。授歙县东尉，荐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检详诸房文字。三十二年迁司农寺丞。孝宗即位，擢度支员外郎、太府寺丞。隆兴元年(1163年)以与张浚论辩主和被劾罢。起任吏部员外郎、江西运判、户部员外郎、福建运判，任江东运判，改江西运判，召授左司兼权检正。乾道元年(1165年)迁吏部侍郎，兼刑部侍郎，授兵部侍郎，回任吏部侍郎。三年(1167年)以集英殿修撰为建康留守，江东安抚使兼沿江水军制置使，创建建康贡院。六年知成都府，改户部侍郎兼江浙京湖淮广福建诸路都大发运使，倡请造《会计录》，招种抛荒田七十六万顷。贬楚州团练副使，改右文殿修撰知靖江府，移知宁国、赣州、庐州府。于苏州葑门内筑万卷堂，藏书万卷。博学知兵略。曾治园作《菊谱》，纂修《建康志》。著有《保治要略》《兵鉴》《清晖阁诗》《菊圃集》等。

沈继孙

沈继孙，明初墨史学家，元末明初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号蒙泉。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隐居槐市里。读书好古。游荆楚,遇异人授古墨法,遂精制桐花墨。售墨定价不苟,耻于逐利,人称墨翁。高启于明洪武四年(1371 年)向其赠诗,并作《墨翁传》。有专著 《墨法集要》。书中对优质墨的制法有详细描述： “古法惟用松烧烟，近始用桐油、麻子油烧烟。衢人用皂青油烧烟，苏人用菜子油、豆油烧烟。以上诸油皆可烧烟制墨，但桐油得烟最多，为墨色黑而光，久则日黑一日。余油得烟皆少，为墨色淡而昏，久则日淡一日。”可见以桐油烧烟，制墨质量较好。

师旷

师旷。春秋后期晋国的宫廷乐师，名旷字子野，生卒年不详,春秋末鲁国平阳人(今山东新泰人),出仕晋国为乐师,又称太师,官至晋平公少傅,根据《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和《左传·昭公九年传》的有关记载,大致可以推定出师旷主要生活在晋悼公和晋平公时期(大致公元前572-公元前532)。师旷是一位盲人,相传其为了精善音乐不受外界缤纷所惑,自熏双目,故自称“暝臣”、“盲臣”。师旷音乐才华极其精湛,他通晓古典音律,善于演奏各种乐器。《韩非子·十过》记载有他的故事。公元前534年，卫灵公访问晋国，师旷演奏了高难度的琴曲“清徵”和“清角”。卫国乐师师涓也弹奏了琴曲“清商”。师涓的琴曲“清商”弹奏了一半，师旷即截断师涓的演奏，指出这首琴曲乃是商纣王的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乐”，乃属于“亡国之音”;并指出师涓的这首曲子乃是闻之于濮水之上，使师涓服帖得五体投地。师旷虽然目盲，但是精于审音调律，因此汉以前的文献常把他作为对音特别敏感的代表人物。例如《淮南子·氾论训》说：“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我国古代的瑟，瑟下的琴马叫“柱”，瑟是靠将柱上下移动而改变弦的长度来定音的。由于瑟上没有尺度，定音比较难，可师旷为瑟定音，没有一根弦的音是不准的。据《吕氏春秋》的记载说，晋平公铸了口大钟，乐工们都说钟音的音高“调”，即符合音律要求，只有师旷说“不调”，后来师涓也说不调。这件事不仅反映了师旷精于审音的才能，也说明他的为人正直而不虚假。《左传》襄公十八年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楚国派兵要打晋国时，远处在晋国的师旷，却能从吹响律管，听律声而知“楚必无功”。这后一记载显然近于传说，师旷早已为人们所神化了，由此也可以想见他所具有精于审音的特长。明、清琴谱中的《阳春》、《白雪》、《玄默》等琴谱，都是伪托师旷所作，可见后世对他的推崇。

司马彪

司马彪，字绍统，晋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卒于晋惠帝末年,年六十余岁,由此推知当生于公元240年左右。父司马睦为高阳王。司马彪少笃学不倦,但薄行好色,父怒而不以为嗣。司马彪由是不交人事,专精学习,博览群籍，潜心著述。魏末拜骑都尉。晋泰始中,任秘书郎,转秘书丞。有《九州春秋》记述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史事。编录东汉从光武帝到献帝十二帝二百年史事，作纪、志、传八十篇，名为《续汉书》。今纪、传已佚，仅志存，即范晔《后汉书》中的志三卷。《晋书》八二有传。

〔正 史〕

司马彪字绍统，高阳王睦之长子也。出后宣帝弟敏，少笃学不倦，然好色薄行，为睦所责，故不得为嗣，虽名出继，实废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初拜骑都尉。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注《庄子》，作《九州春秋》。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①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②，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语在《郊祀志》。后拜散骑侍郎。惠帝末年卒，时年六十余。

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③《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④，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

《晋书·司马彪传》卷八二

[注 释]①撮：聚合。②通综上下：上下贯通综合。③条：条列，逐条列举。④不当：不适当。

盛熙明

盛熙明，生年不详，卒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以后。其先祖为曲鲜(即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人，后移居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史称其“清修谨饬，笃学多材。工翰墨，亦能通六国书”。以擅长书法而辟为奎章阁书史，预修《经世大典》。一生致力于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的研究，至顺三年(1332)编著成《法书考》八卷。此书未完稿时，就曾上进朝廷，元文宗通览书稿，就下令珍藏禁中。文宗崩后，因奎章阁官员沙剌班于元统元年(1333)即至顺四年四月五日进呈元顺帝而名扬天下。因此，此书成书时间当在揭傒斯序中提到的至顺二年“稿未竟”的次年——至顺三年(1333)。《法书考》分书谱、字源、笔法、图识、形势、风神、工用等7类。主要研究汉字书法，并对梵文和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做了介绍。此书做精选古代书论时，条分缕析，编排整理也独具匠心，每卷的开始多为总论，出自盛熙明的手笔，这些书论反映了作者的书法观念。如卷三《笔法》：“夫书者，心之迹也。故有诸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然挥运之妙，必由神悟，而操执之要，尤为当务也。”卷五《形势》：“点画既工而后能结体，然布置有疏密，骨格有肥瘠，不可不察也。”卷六《风神》：“翰墨之妙，通于神眀。故必积学累功，心手相忘。当其挥运之际，自有成书于胸中，乃能精神融会，悉寓于书，或迟或速，动合规矩，变化无常而风神超逸。是非高明之资，孰克然耶。”此书旨在研究历代书法宗原，品评书法之精，而且运笔亦很精妙，实属难能可贵。书中有虞集、欧阳玄、揭傒斯等人撰写的序言，盛赞其研究成果。朱彝尊在《曝书亭集》卷四十三中，有《盛熙明法书考跋》，称“其文约，其旨该，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云”。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中评论说：“夫以西域人而工中国之书，已属难能，况又以其研究所及，著为成书，以诏当世，岂非空前盛业乎?”其他书论有《论天竺书》《论书》等行于世。今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行书作品《跋赵孟頫杂书三段卷》，行书四行，用笔挺劲，有晋人法，行距疏朗，气韵萧散古淡。

苏舆

苏舆(1874～1914)，字厚康，一字厚庵。湖南平江人。为王先谦门人。光绪进士，改庶吉士，官邮传部郎中。为学宣扬宋明理学，提倡尊孔读经，主张扶纲常、复名教、正人心。后出游日本东京，参观学校，询访日本邮政、电信行政实况，停留数月而归。三十二年，纳资为分省补用道，经邮传部尚书陈壁奏请内用，补邮传部郎中，至清廷被推翻时去职。民国成立后，苏以国政败坏，不可收拾，心怀悒郁，肺病加剧，次年病死于原籍。著有《春秋繁露义证》、《校定晏子春秋》等。

戊戌变法期间，竭力反对维新派的民权平等思想，称：“人人平等，权权平等，是无尊卑亲疏也。无尊卑是无君也，无亲疏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则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驳南学分会章程条例》)。又“专以明教正学为义”，收集王先谦、叶德辉、张之洞等人的文章，汇辑《翼教丛编》，声称：“首驳‘伪学’，次揭邪谋，由是正学臣邪遁之词，息谬士嚣陵之气”(见黄协埙《石印翼教丛编书序》)。尤其攻击康有为标榜“孔子改制”，宣传维新变法之主张，指责其实肇“邪说横溢、人心浮动”之祸，称“康为人不足道，其学则足以惑世。招纳门徒，潜相煽修。……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翼教丛编序》)。为当时湖南地区张扬古文经学、坚持守旧复古、反对维新变法的一个主要人物。

沈复

沈复（1763年—1832年）清代文学家。字三白，号梅逸。长洲(江苏苏州)人。曾长期在安徽绩溪、江苏吴江、青浦和扬州、湖北荆州、山东莱阳等地作幕僚。笔墨生涯，依人作嫁，见尽热闹官场中卑鄙之状，内心实为厌弃。嘉庆十三年(1808)朝廷派遣翰林院编修齐鲲为正使赴琉球，册封琉球国王尚灏。沈复经友人石韫玉绍介，作为从客随往。他在琉球那霸的天使馆写作回忆录，题为《浮生六记》。今存四记。书中记叙了他的家居生活及浪游各地的见闻，追念其亡妻陈芸，欢愉处与愁苦处两相对照，极为真切感人。他继宋代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及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之后，以自传体的散文描写夫妇间的家庭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实属稀见。其文章如行云流水，真挚自然，乃小品文之佳作，为后人所赞赏。晚年仍在江苏如皋作幕，友人顾翰曾写《寿沈三白布衣》诗，庆贺其花甲寿辰，见《拜石山房诗钞》卷6。生平好游览山水，善画，与吴门画家鲁璋、杨昌绪、袁沛、王岩诸人俱有交谊。其诗稿己佚，仅存有《望海》、《雨中游山》等篇，盖写于琉球。

释德诚

释德诚,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中唐时期。号船子和尚,因于吴江朱泾(今上海市金山)泛一小舟,垂纶舞棹,随缘度日,以接四方往来者,故有是号。与道吾宗智禅师、云岩晟禅师均为药山惟俨禅师法嗣。据记载德诚传法于夹山善会禅师后,覆舟入水而逝。《祖堂集》卷5、《五灯会元》卷5、《景德传灯录》卷14虽都有其小传,但有关其生平所记多语焉不详;《佛光大辞典》“船子德诚”条曰:“(德诚)唐代禅僧,籍贯、生卒年均不详。”以下据禅史记载对其籍贯、生卒略作考订。德诚姓氏等今已无从考起,但籍贯并非如《佛光》所说之“不详”。现存较早的禅史《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只言及德诚常活动于吴江朱泾、秀州华亭一带,只字未及里籍,幸而有南宋僧人居简(1164-1246)的记载里涉及到有关情况。释居简《西亭兰若记》曰:“诚禅师号船子,蜀东武信人(今四川遂宁西北)。在药山三十年,尽药山之道。”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德诚籍贯的记载。

宝唱

释宝唱,俗姓岑氏,吴郡人。少怀恢敏,清贞自蓄。幼失怙,顾惟支立,勤田为业,资养所费,终于十亩。勤勉好学,手不释卷,《续高僧传》称其“寓目流略,便能强识,文采铺赡,义理有闻。”年十八,往庄严寺依名僧僧佑出家,从僧佑学习经律,在僧佑的指导下,宝唱“博采群言,酌其精理,”慧业大进。此后“又惟开悟士俗,要以通济为先”,于是从处士顾道旷、吕僧智等习听经史子籍,略通大意。由此引来物议,以其游涉世务,谓有俗志。年三十,父丧,丧事云毕,于建武二年出都专听,历涉五载,期间不幸中风疾。萧齐末年,遭乱入东,远至闽越,与诸寺沙门讨论旧业。天监四年,乃还都下,梁武帝敕为新安寺主。时武帝大弘佛法,宝唱极受重用,参与了很多国家修撰,为武帝以佛法治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天监十二年,以脚气连发,入东治疗,去后敕追,因此抵罪,谪配越州。不久梁武帝令依律以法处断,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摈徙广州。着先忏京师大僧寺遍,方徙岭表,永弃荒裔。在此期间,宝唱昼则伏忏,夜则缵录。“加又官私催遍,惟日弗暇,中甄条流,文词坠落。将发之日,遂以奏闻。有敕停摈,令住翻译。而此时僧史方将勘定,改前宿繁,更加芟定。”①僧史即宝唱所作《名僧传》,成于天监十三年,此言“方将勘定”,则其时间大约在天监末至普通初,所以宝唱被摈也就是这个时间。此后事迹僧史不载,但云不知所终。然宝唱所撰《比丘尼传序》云:“起晋咸和讫梁天监,凡六十五人。”而《比丘尼传》所记比丘尼其卒年最晚者为山阳招明寺释法宣尼,卒于天监十五年,是知宝唱天监十五年后尚有活动。又,《续高僧传》云:“简文之在春坊,尤耽内教,撰《法宝联璧》二百余卷,别令宝唱缀秕区别,其类《遍略》之流。”《法宝联璧》成于中大通六年,则宝唱缀秕区别《法宝联璧》至少也是大同初年的事,是宝唱在大同初年仍还有活动。所以《续高僧传》云“有敕停摈,令住翻译”,就说明宝唱此后并未徙岭表而就荒裔,而是仍驻京师,戴罪译经。由于是戴罪之僧,自此以后风光不再,人们自然是难得去关心这样一位弃僧了,僧史言不知所终,固其宜矣。

僧伽斯那

僧伽斯那，古印度僧人。《百喻经》作者。生平事迹不详。

释法海

释法海 (生卒年不详)，唐代禅僧。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六祖慧能弟子。曾集录慧能于韶州大梵寺说法内容,编成《坛经》一书,作为禅宗之宗经,流传后世。

尸佼

尸佼（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0年）战国时学者。晋国人，一说鲁国人。名佼。原为商鞅门下食客，商鞅曾师之，并参与谋划变法。商鞅被杀后，逃亡入蜀。其学术思想，“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刘向《孙卿子叙录》)。提出“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尸子·公事》)的主张。强调“夫论贵贱，辩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尸子·广译》)。在名实关系上，认为“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即宋钘)贵别囿”，虽“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但去其私，则“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同上)。认为天子执一，各家都不蔽于私，“名”虽异而其“实”一，就可取消相非的辩论。这种名实观从属“正名定分”的法术理论。有综合贯通各家学说的倾向，为杂家学派的开创者。著有《尸子》，已佚。有清汪继培辑本。

陶素耜

陶素耜（1650～1723） ，中国清代道士。原名式玉，字尚白，号存斋，自号存存子、清静心居士、通微道人。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曾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官至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二十七年被罢官。后云游四海，来往于霍童洞天，遇方外至人，得授修养秘法，开始研习丹法要旨。康熙三十四年与仇兆鳌有所往来。晚年事迹不详。著有《参同契脉望》《悟真约注》，修订元代陈致虚的《金丹大要》、明代彭纯一的外丹书《承志录》，刊刻明代陆西星的《玄肤论》《金丹就正篇》，并集以上诸篇为《道书五种》。亦擅围棋，曾修订《官子谱》。

天岸本升

天岸本升禅师（1633-1707），法名升，字天岸，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一位重要禅宗僧人。他属于禅宗法脉中的重要一脉，传承自密云圆悟禅师。天岸本升禅师曾在浙江天童寺修行，并在此弘扬佛法。天童寺是禅宗的重要道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天岸本升禅师在天童寺期间，继承了密云圆悟禅师的法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天岸本升禅师曾与他的师父木陈道忞禅师一起奉诏进京，受到清朝顺治皇帝的重视。在天童寺的历史上，天岸本升禅师与他的师父木陈道忞禅师一起，为天童寺的中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天童寺在明朝末年曾一度衰落，但在他们的努力下，得以重振宗风。天岸本升禅师的禅学思想深受密云圆悟禅师的影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的讲法和修行心得被记录在《天岸升禅师语录》中，对研究明清时期的禅宗思想具有重要价值。被收录在《嘉兴大藏经》中。

唐黉

唐黉[hóng]，清外科医家。字芹洲，一字玉峰。昆山(今属江苏)人。平素勤读。曾任河员，间或于修防之暇，为人疗病，治有效验。推崇《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旨》之详备，以是书卷帙浩繁，穷乡僻壤难以购备，乃录其要，辑为《外科心法》十卷(1775年)。后又录陈实功《外科正宗》、祁广生《外科大成》、王宇泰《疡医准绳》中简要易明者，辑为《外科选要》两卷(1776年)，甚便初学者习读。

陶本学

陶本学，字泗源，别号会稽山人。明代浙江会稽县（绍兴）人。生平未详。明代医家，长于女科，于天启辛酉年著《孕育玄机》。

谭志光

谭志光（1852～1930年），近代医家。字容园。湖南长沙人。世业医。幼习岐黄。后入校经堂,有文名,曾出任政务。1912年后潜隐于医。精于针灸，早年从上海刘云阶专研针灸。1923年回湘创办针灸讲习所，课徒十余年，培养学生甚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谭氏有感于中国针灸学近乎失传，于是以《灵枢》《素问》为宗，搜集诸贤著述，参以其三十余年临证经验编撰成《针灸问答》一书。辑古今针灸精粹，绘图编歌，又参三十馀年临床经验，述行针、用灸之补泻法。后又在当时医界张季恒诸先生的支持下，经省政府备案，创设湖南针灸讲习所，并以《针灸问答》为讲义，传授针术，先后举办针灸讲习班十多期，培养学生、弟子多人，如吉亮勋、汉轩甫、成阜吾等人。此举开近代中医针灸教育之先河。另著有 《长沙秘法》、《寒温辨疑》、《脉道析微》、《汤液辑要》等,均未梓行。

田间来

田间来，清代人。字是庵。山阴 (今浙江绍兴)人。初业儒,因家人多病,深知延医之苦,晚年兼涉医学,曾以沈铭三《神验灵方》为蓝本,汇集诸科病症及验方,编成 《灵验良方汇编》4卷 (1729)。

田绵淮

田绵淮（1810年-1878年），字伯沺，号汉远，别号寒劲子，清代归德府商丘县谷熟镇柳河集（今河南省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铁东站管委会陈集村）人，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卒于光绪四年（1878年），享年68岁，系归德田氏十七世祖，清末医学家。他出身于耕读之家，虽然家庭生活贫苦，但是勤奋求学、焚膏继晷，深入研习《黄帝内经·灵枢》《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中医经典，体悟医道，终得医学奥旨。他经过不懈地潜心苦学、研习，硬是凭借“妙手”治愈了自己的顽疾，很快便声名远播，成为一位自学成才的医家。从此，“问症者接踵于门，延医者连车于道”。田绵淮晚年精著《援生四书》四卷，在咸丰三年（1853年），“在病中手集成书”，完成初稿；后于1854年至1873年，经过精心修订，最终完成全书，并经“宗愚弟”田裕堂校对刊印。援生四书，内容丰富，劝导善行，强化健身《援生四书》包括《延命金丹》《护身宝镜》《本草省常》《医方拾锦》，共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