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谷老人

天谷老人，《小儿语补》译者，清代人，生卒年月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汤鹏

汤鹏(1801-1844)近代诗人。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二年(1822)中举。次年中进士，授礼部主事。曾任军机章京。旋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郎中。擢山东道监察御史，议论风发，勇于言事，一月之中而3上奏章。以触犯清朝宗室尚书，叱辱满族官员而被罢御史，改任户部员外郎。鸦片战争时期不在御史之位，仍请户部尚书转奏条陈，建言30事。平生以负才敢言出名，毁誉交加。死后，曾国藩撰挽联曰：“著书累百千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一十八省，名亦随之。”王之春以为“数言纪实，写尽其人”(《椒生随笔》卷4)。

汤鹏诗兼工各体而多产，道光十八年(1838)已有诗3000多首，而删存2000多首。其诗题材广泛而以抒发内心感慨不平之气为其特色。如《咏怀四十首》有句曰：“朱丝弦在钟期死，流水高山不可弹。”“蛾眉有憾供谣诼，骏骨无媒失翥骞。”《初值枢禁》：“十年蠖屈才名老，五色鸾翔禁掖尊。”《拨闷六首》：“千秋一剑独苍茫，宦海飘如未泊航。 ”《友人席上醉后作》：“屈悲贾愤太摧颓，两鬓飘飘白雪来。只有杜康如我意，飞腾三万六千杯。”其诗集竟博得53人题赞，亦属罕见。林则徐曰：“海秋之诗无体不工。四言出入于《风》、《雅》、《颂》。五言始而希踪韩、杜，既而陶、阮、鲍、谢，皆在伯仲之间。七古则寓妥帖排奡之力于淋漓跌宕之中，合太白、昌黎为一手。五、七律，五、七绝均嗣响唐人。至其所为琴操、古歌谣，则尤备古人所不及，为今人之所不能为。”(《〈海秋诗集〉跋》)张际亮曰：“观其才气之纵溢，骨力之雄奡，声情之激壮，思理之浩窅，出入《骚》、《雅》，包举汉、唐，洵近代之所希也。”(《〈海秋诗集〉跋》)著有《海秋诗集》、《浮邱子》、《学术明林》、《七经补疏》、《止信笔初稿》、《四书艺》 和《古今体诗》等。

鸦片战争时间，上书反对英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鸦片大量输入引起的“银荒”，主张以赋税征收实物的办法来解决，认为“毋弃民所有，则粟不贱。 毋苛民所无，则银不贵。”(《浮邱子·医贫》) 并以古代赋税征粟而不征银的情况对自己的主张进行论证：“古之征于民也粟，今之征于民也银，是故银势积重，粟势积轻。” (同上) 关于对外贸易及经济往来，主张应“严中外之防”，毋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损中华之利而苛与之。” (同上) 甚至认为“毋苟取，则能直其词以锄不顺。 毋苟与，则能大其坊以塞无厌”，“锄不顺则榛梗化”，“塞无厌则觊觎消” (同上)，表明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认识还极其肤浅。认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是“患贫”，从古代儒家关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理财思想出发，认为当时中国所以患贫，在于生产者少而消费者众，主张尽量使“浮民”参加农业生产。将出现大量浮民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土地兼并，据此提出“申名田之限以黜兼并”(《浮邱子·尚变》) 的主张，认为“限民田则均贫富，均贫富则抑兼并，抑兼并则鲜流亡。如是者国无贫。”(《浮邱子·医贫》)反对封建政府经营商业，强调“货出于市，毋出于官”(同上)，要求废除当时官商勾结垄断食盐的“纲盐”制度，而代之以一般商人领票纳税后自由贩销食盐的“票盐”制度。也反对官府及贵族官僚经营高利贷，要求他们“毋收责，毋率贷” (同上)。主张减轻或废除各种工商税，以利于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医贫除增加社会生产外，还须去奢崇俭，节制消费，处在封建社会不同等级的人，应有严格不同的生活消费标准，超越标准的行为不但是经济上的“奢”，而且是政治上的“僭”，应予坚决制止。对封建上层统治阶级人物，也要求适当予以约束，使“宫禁之用毋滥，官封之用毋滥，兵卫之用毋滥，边鄙之用毋滥，凶荒之用毋滥，仓促非常之用毋滥。”

陶宗仪

陶宗仪（1329～约1412），字九成，黄岩(今属浙江)人。从其诗考察，建文时犹在世。年轻时举进士第，一不中即弃去，致力于古学，于书无所不读。出游浙东，师张翥、李孝光、杜本。家贫，授徒自给，并亲自耕种。劳作之暇，以笔墨自随，休于树下，有所得，即摘树叶记上，贮盎中，经十年，累积到十馀盎，于是编次成书。至正间，泰不华，丑驴辟举行人，又辟为教官，皆不就。不久，张士诚据浙，欲授以军谘之职，亦谢不往。入明，屡征不就，晚年被聘为教官，洪武二十九年(1396)率诸生赴礼部应试，并有诗记其事。工诗文，有诗赞人说“文章宗太史，诗法媲黄初”，其实也可以此来说明他的诗文特点。从他所作诗看，他对明王朝是忠心耿耿的，颂圣之作不少，尤其是建文改元时，他高兴得“老臣舞抃南村底，笑对儿童两鬓苍”。明末毛晋刻他的诗入《元人十种诗》，评其诗如疏林早秋。其诗笔力道健，尤其是五言古体，有汉、魏之风。而七言长篇，有时不免杂沓，如《听琴行》长达六十八句，堆砌典故及乐府古题，描写音乐也无特色。另存词六首，词风宗周、姜。著有《南村辍耕录》(即用树叶写成者)三十卷、《南村诗集》四卷、《沧浪棹歌》一卷、《草莽私乘》一卷、《古刻丛钞》一卷、《游志续编》二卷、《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又编有《说郛》一百二十卷。生平事迹见《陶先生小传》(《沧螺集》卷四)、贝阙《南村外史传》(《蟫精隽》卷一三)、《两浙名贤录》卷四三、《元史类编》卷三六、《明史》卷二八五、《宋元学案补遗》卷八二、《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新元史》卷二三八。

唐甄

唐甄(1630~1704)清初学者。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代表人物之一。原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随父任迁居江苏吴江。避清朝“蜀人归蜀”政策，改名甄。顺治举人，会试不第。应吏部试，选为山西长子县令。上任不到10月，因与上司相左而免职。一生经历坷坎，为伸展胸中抱负奔走20余年，终于不遇，退而守贫著述。中年以后家道日落，困于田薄赋重，弃农从商，经商又失败，转而为牙人(经纪人)。又被客商污告窃金，“器物鬻尽，无以偿之”(《恒悦》)，以至于糠粞不备。晚年开馆授徒，穷困潦倒而卒。推崇王守仁心学，自称“甄晚而志于道，而知即心是道”(《悦入》)。传世著作有《潜书》97篇。另著有《春秋述传》、《毛诗传笺合义》和文集日记等，均佚。

唐甄的伦理思想是明清之际反传统名教、具有早期启蒙因素的伦理思潮的重要代表。认为天地万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的，道德伦常秩序也并非一成不变。“天地其一形成长久乎!无成乃无毁，有成必有毁。天地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毁也……其君长上下必复如是。”(《潜书·博观》)以事物运动变化的一般规律，证明道德和道德关系的后天性和变动性。提出性德、性才、性功相统一的人性理论，认为人性不能仅仅是个人内在的道德本性，而应在社会道德生活中获得现实性。性中固有的道德只有取得一定的实际功效才能成为人性的内在规定。性德通过性才转化为性功，便使人性获得了完满的实现。“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潜书·性才》)

“性功”概念的提出，把功利原则和人的本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力图为功利寻找道德上的依据。他特别强调道德离不开一定的功效，“仁义礼智俱为实功”(《潜书·宗孟》)。指出没有社会效益的道德是虚伪的、无价值的。“为仁不能胜暴，非仁也;为义不能用众，非义也;为智不能决诡，非智也。”(《潜书·有为》)批判道学家们空谈心性，“不言事功”，“束身锢心”，不仅不能有利于国家人民，反而“祸及君父，破灭国家”(《潜书·良功》)。反对禁欲主义道德，宣称“人亦孰不欲遂其情”，自然欲求的满足，好游、好色、好财、好宫室等等都是“人之恒情”，只要处之“有节”、“有制”，便无亏于德，且是“修德之一助”(《潜书·善游》)。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把道德置于自然生理需要基础之上，又反对无节制的纵欲，斥“贪财淫色”为“小人之欲”和“乱根”(《潜书·格定》)。

唐甄崇尚王守仁“知行合一”的学说，认为行即行其所知，行为选择与道德认识高度一致。主张以行为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原则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重视社会舆论对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评价作用，“庶人之谤，乡校之议，皆所以考德也。”(《潜书·取善》)。并肯定社会舆论的评价对人们的行为有着制约和引导的功能，舆论的褒贬使得人们“兢兢焉一言一行，时自谨省，恐人之议其后也。”(同上)揭示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特殊制约形式。并肯定舆论评价的机制根源于人们心中对道德原则的普遍认识，尽管社会道德风尚有好有坏，但人们心中的善恶标准总是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和某种客观性。“世虽昏浊，人心自明，真伪自见，贤不肖自别，其出于众人之口者不可罔也。”(《潜书·取善》)这就于天理的权威之外另立了舆论的权威，比较符合人类道德生活的本来面目。

唐甄指出，人的知识水平与其道德水平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别强调四德中智的重要作用。指出“三德之修，皆从智入;三德之功，皆从智出。”(《潜书·性才》)明确表示，仁义礼等道德原则要转化为主体的道德品质，必须借助于智(即人的知识和道德认识)。只有以知识形态掌握了德，才能凝为道德意识，化为道德行为。他还认为，不仅道德修养依赖于智，而且道德向实践的转化及其实际功效的获得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智。“有智以道之，虽不折枝之仁，其仁不可胜用;虽不杀枭雄之义，其义不可胜用;虽不先长之礼，其礼不可胜用。是故三德之功，皆从智出。”(同上)肯定了道德认识和道德能力在人们道德实践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唐甄以“市里山谷之民”自命，站在封建叛逆的立场，对传统的纲常伦理颇有微辞。公开倡言“君臣之伦不达于我”(《潜书·守贱》)，力攻君主专制。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的命题(《潜书·室语》)，认为帝王与盗贼毫无二致，其凶狠残暴更过于普通盗贼。指斥他们为一己的私利杀戮天下之人民，掠夺天下之财富，“屠绝百城，荆棘千里”(《潜书·全学》)。揭露他们本来即是盗贼，只是败者为寇，胜者为王，一旦夺取天下，便给自己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时候，唐甄这一命题惊世骇俗，具有发聩振聋的作用。他还在《破祟》篇中指出，历来被奉为天理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也不具有绝对善的道德价值，这些原则在贯彻实行过程中若“不正其心，不得其方”，也将造成极大的危害，形成仁义之“祟”。动摇了五常的神圣性。提出“五伦百姓，非恕不行”的命题，认为人人具有相近的人性，即使贵为天子，也“非天帝大神，皆人也……无不与民同情也。”(《潜书·抑尊》)要求“抑尊”，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道德关系中贯彻平等的原则。唐甄的伦理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的道德要求，反对传统纲常名教，具有早期启蒙的意义。

唐甄著述丰厚,除主要代表作《潜书》外,外著《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等若干卷,给世人遗留了一份弥足珍贵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

谈养吾

谈养吾，生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江苏武进横林五柏塘人。

父谈晋三，19岁承父命从章仲山的嫡传姻亲杨九如习「天心正运」大玄空（三元九运山水飞星）。1919年至上海任职交通部上海电报局，后任江苏电政监督及局长。之前乡下从事教育工作。1922年在上海成立「三元奇术研究社」，1922至1925年连续出版《大玄空路透》、《大玄空实验》、《辨正新解》三部书。1925年转入新闻报，任编辑部事宜。

1929年河南渑池县，遇江西修道人李虔虚道长，传授玄空古义真诀，恍然大悟，觉今是而昨非。继之于1930年3月登报启事，向以往购买他的三本着作研习章氏大玄空者致歉，并开始招生函授「玄空六法」讲义。

1936年李虔虚道长卒。1937年春刊行《重注辨正心法讲义》，并开始编注《地理辨正玄空述义》。1938年目疾加剧，诸小儿尚在求学，父母年届古稀，一门十余口，生活澹泊。（1928年任职北京交通部驻上海电料管理局一年，之前一年任职安徽全省卷烟特税一年。）1941年1月2日儿子谈国光与黄氏女结婚，时父妻尚在。

1943年着《大玄空六法本义》即《玄空本义谈义吾全集》，1946年开始接受购书预约，因八十部书印刷费一千元太昂贵，预购款多无寄到，以致迟迟不能出版，拖到1948年得香港赵求是（景羲）的有心擘划而得以出版。据闻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军侵华北，8月13日上海军变，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之后至晚年的谈养吾，为了养家活口，专致于研究学术，又备受兵焚蹂躏，苦况可想而知。

谈氏宣扬李虔虚道长的「两元八运」、「玄空六法」，舍弃原先所习的「三元九运」，发现飞星缺失，无法突破之故。谈氏个性格狷介，不攀龙附凤，甘于澹泊寂寞，毕生惟以研究术数为志事，为追求真理，付出全部心血。为人看地造福，润金随缘随意，不计多寡，对家乡父老尤多照顾。谈在学术研究良心的立场，希望弥补章氏玄空的缺失，于是招生函授新「玄空大法」；使习玄空地理者有所比较，各取其长。

反观当时大力宣扬章氏玄空的沈瓞民、申听禅、江志伊、尤雪行、荣柏云等人，之前都曾经向谈养吾学习请益过，谈师也诚意倾囊相授，后来却个个自立门户，站在他的肩膀上，叫他情何以堪？当时谈养吾没显赫家世，不善逢迎趋奉，不伎不求, 学者风范。一生命与运蹇，生不逢时，生前奔波动荡，杌陧不安；身后留下呕心沥血著作，又被某些不肖之徒剽掠剞劂，用以沽名钓誉。命欤？时欤？　

陶承熹

陶承熹，生卒年不详。字东亭，号青山学士。清代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平笃好岐黄之术，乐于合药施舍。曾认为：“治病不可无方，而方尤不可不蓄之富。”故将其祖父、外祖父所辑效验方，及其个人20年间辑录的历验医方1千余条，辑《惠直堂经验方》4卷。刊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

本书所载方剂，不惟广蒐博采，而又多经前人历试有验，故为一部颇为实用的方书。重视药物炮制，如记述藤黄的炮制方法，为前所少见。重视用炮制方法来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如用芦荟煅炭，治疗便秘与疳积，使能达到缓泻而不伤阴。常用九蒸九晒的制法使药性平和，便于长期服用。还用以药制药的方法增强药效。用药讲究质量，如琥珀指出蜜珀不用;红芽大戟，北方绵大戟不用。

鲖阳居士

鲖阳居士，姓名不详，其祖籍或为鲖阳(今属河南)，南渡后，侨寓南方，因以自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其《复雅歌词》五十卷，采唐宋词四千三百馀首，迄于宣和(黄昇《中兴以来绝妙好词序》)，为南宋初最大的一部词总集，陈振孙谓其“末卷言宫调音律颇详，然多有调而无曲”。原书已佚，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有《复雅歌词》辑本一卷，凡十则，均附以词话，赵氏认为“其体例与《本事曲子集》、《古今词话》及《本事词》、《诗词纪事》相类似，同可视为最古之词林纪事”。祝穆《新编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四载其自序，作于绍兴十二年，论及歌曲源流与词风演进等问题，鉴于前代歌词日趋淫靡，他刻意提倡“雅词”，追求“骚雅之趣”，推进了宋词风格由俗而雅的转变。《全宋词补辑》录其《满庭芳》词一首。

慧琳

慧琳(736—820)，西域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区)人。唐代佛教学者。据宋代赞宁《宋高僧传》卷五慧琳传记载： “唐京师西明寺僧，姓裴氏，疏勒国人。始事不空三藏，印度声明，支那训诂，靡不精奥。尝引《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 (又称《一切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788)，迄元和五载(810)，方得绝笔，贮其本于两明藏中，以元和十五年(820)庚子卒于住所，春秋八十有四。大中五年(851)有奏请入藏流行，近高丽国偏尚释门，周显德中，遣使赉金入浙中求慧琳《音义》。”由此可知，其影响之大。陈垣先生在所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中，当谈到《一切经音义》时指出：慧琳“博通梵汉，纵贯玄儒，在唐代西北耆旧中，当首屈一指。宣统初纂《新疆图志》，其人物传绝不闻有此类之人，殊可诧也。传中有可注意者，贞元四年始撰《音义》时，琳五十二矣，至元和五载书成，琳已七十四，中间凡二十三年，老而不倦，为可敬也。”慧琳的《音义》，在唐宋时期，因战乱而不知去向。辽代咸雍八年(1072)传入朝鲜。至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始见《法宝勘同总录》中著录有慧琳《音义》。明代天顺二年(1458)从朝鲜传入日本。清代乾隆二年(1737)日本翻刻《音义》，直到光绪初年，中国复得慧琳《音义》于日本。民国元年(1912)，频伽精舍复印慧琳《一切经音义》。中外人士之所以如此关注这部书，不仅在于它是研究佛学的经典，还在于它有着重大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我国考古学家罗振玉就是凭借《音义》，补缀了从敦煌发现的慧超著述的《五天竺国传》的首尾残缺。此外，还有人参照它校正了《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关惠敏高僧传之舛误。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还记载有佛教诸国的风情习俗，如卷四十对苏莫遮帽的解释： “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域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混水沾洒行人， 或持羂索， 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 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 常以此法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此类记述， 对于后人研究隋唐时期的西域， 堪称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历史文献。

唐临

唐临，约公元601年左右至660年左右在世，字本德，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武德初为隐太子引为直典书坊，授右卫率府铠曹参军。九年，太子废，出为万泉丞。贞观时，迁殿中侍御史，历治书侍御史，累转黄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高宗即位，检校吏部尚书，迁大理卿。永徽元年，为御史大夫。后历刑、兵、度支三部尚书等职。显庆二年，改吏部尚书。四年，坐事贬为潮州刺史。卒于官，年六十。能文，永徽中，尝预撰《律疏》，又撰有《冥报记》。《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均著录其《冥报记》二卷，今日本有多种抄本存世，有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全唐文》卷一六二收其文三篇。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八五、《新唐书》卷一一三本传、《唐会要》卷六二、《大唐新语》卷四。

檀道鸾

檀道鸾，字万安,南朝宋史学家。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曾为国子博士,永嘉太守。著有《续晋阳秋》,散佚。檀氏祖籍兖州山阳高平(今山东西南),东晋初举族随乡人郄(郗)鉴南迁至京口(今江苏镇江)。此外,《南史》卷七二《檀超传》提到:“道鸾字万安,位国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学,撰《续晋阳秋》二十卷”，《宋书》卷九四《徐爰传》则说:“尚书金部郎檀道鸾”参加了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撰修宋史的讨论。

田况

田况（1005年－1063年）字元钧，其先京兆人，后徙信都(今河北冀县)。天圣八年进士，补江宁府观察推官。以母丧罢去。除丧，补楚州团练判官，用举者监转般仓，迁秘书省著作佐郎。举贤良方正策为第一，迁太常丞，通判江宁府。夏竦、范仲淹经略陕西，为其判官。直集贤院，参都总管军事。还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凭由司，权修起居注，遂知制诰，判国子监。与韩琦一起宣抚陕西。自宣抚归，判三班院。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真定府、定州安抚使。论功迁起居舍人，又移秦凤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知秦州。以枢密直学士为泾原路兵马都总管、经略安抚使，知渭州，遂自尚书礼部郎中迁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马钤辖。迁给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检使召还，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既而又以为龙图阁学士、翰林学士，迁尚书礼部侍郎。为《皇祐会计录》上之。遂以为枢密副使，又以检校太傅充枢密使。以太子少傅致仕。嘉祐八年卒，年五十九。谥宣简。

况少卓荦有大志，宽厚明敏，有文武材。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细，奖进儒素，禁戢奸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好读书，书未尝去手。其为文章，得纸笔立成，而闳博辨丽称天下。尝著《好名》、《朋党》二论，有奏议三十卷(《东都事略》卷七○)，又有《金岩集》二卷(《郡斋读书志》卷一九)，已佚。《全宋诗》卷二七二录其诗二十五首，其《题相如琴台》云：“西汉文章世所知，相如闳丽冠当时。游人不赏凌云赋，只说琴台是故基。”《徐氏笔精》卷四谓其“亦善为相如解嘲者”。又《儒林公议》二卷，有万历刻《稗海》本、嘉靖刊本、明抄本、《四库全书》本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称其“明悉掌故，皆足备读史之参稽，其持论亦皆平允”。《全宋文》卷六三五至六三六收其文二卷。事迹见王安石《田公墓志铭》(《临川先生文集》卷九一)、《宋史》卷二九二《田况传》。

唐积

唐积，今仅知曾任太子中舍、婺源县知县，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歙州砚谱》不著撰人名氏，只在卷末题有 “大宋治平丙午岁重九日”十字。考之陈振孙 《书录解题》载有 “《歙砚图谱》一卷”，称 “太子中舍知婺源唐积撰，治平丙午岁”等等。其年月与此书相合，故知此书为唐积撰。

田汝成

田汝成(1503—1557)，字叔禾，原为钱塘(今杭州)人，因与诗人蒋灼交厚，移家居余杭方山。明嘉靖五年(1526)进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礼部主事等职。曾因违忤帝意遭贬谪。以后又擢为贵州佥事。再调任广西右参军，分守右江。其时，龙州土酋赵楷、凭祥州土酋李寰弑主自立，汝成与副使翁万达秘密起兵，将两人诛灭。又，努滩侯公丁作乱，断藤峡群起响应。汝成偕万达设计诱擒公丁，进而发兵断藤峡，大获全胜。因此有银币之赐，升福建提学副使。后罢官归里，盘桓湖山之间，遍览浙西名胜。

汝成博学工文，著述良多。所著《炎徼纪闻》、《龙凭记略》，详细记叙西南边境各兄弟民族的生活习俗。并著有《辽记》、《田叔禾集》、《武夷游咏》。罢官后，浪迹西湖，穷览湖山，又谙晓先朝遗事。在此基础上，撰成《西湖游览志》24卷、《西湖游览志余》26卷。前者记西湖湖山胜迹，后者记南宋遗闻轶事。还选录了历代诗人歌咏西湖的名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是书虽以游览为名，多记湖山之胜，实有关于宋元者为多。……因名胜附以事迹，鸿纤巨细，一一兼核，非惟可广见闻，并可以参考文献。”

他的一些诗写得娟秀清逸，时有对仗修整的俊句，从《万民望久寓宜兴，诗以招之》一诗可见其诗风的特长：“浪迹名山恣远探，白云何处可停骖。鹤迷烟冷张公洞，花落春深玉女潭。玄酒未醨惭独酌，丹经初试拟同参。争如旧隐西湖曲，五柳毵毵杜草庵。”但意境不深，新意不多，如陈田《明诗纪事》所批评的：“诗格不甚高。”所著《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是颇具特色的地方志。作者在自叙中说：“叙列山川，附从胜迹，揭纲统目，为卷者二十有四，题曰《西湖游览志》。裁翦之遗，兼收并蓄，分门汇种，为卷者二十有六，题曰《西湖游览志余》。客有病予此书多述游冶之事，歌舞之谈，导欲宣奢，非以长化也。予则以为志者，史家之一体也，史不实录，则观者何稽焉?故泰华、终南，守国者恃为金汤之固，武夷、雁荡，栖真者隐为解化之区;岳麓、鹅湖，讲学者辟为都授之所。西湖三者无 一居焉，而欲讳游冶之事，歌舞之谈，假借雄观，只益浮伪耳，史家不为也。”这就决定其志饶有文学色彩的特点。《志余》中不少笔记，后来成为小说家创作小说的本事和源流。

唐庚

唐庚（1070年—1120年）字子西，眉州丹稜(今属四川)人。早年即有诗名，文采风流，人称“小东坡”，年十四赋《明妃曲》、《题醉仙崖》诸作，老师匠手皆畏之。绍圣元年中进士,先后任职于益昌、阆中、绵州、凤翔等地。大观四年,入京为宗子博士,受同为蜀人的宰辅张商英赏识,不久被提升为提举京畿常平。张商英因《嘉禾篇》案被新党内部排斥、打击,唐庚亦受牵连,随后外放岭南惠州长达五年。后遇赦,复官承议郎,提举上清太平宫，宣和三年(1121)归蜀,道卒于凤翔,年五十一。庚游宦半生，其诗多写各地闻见，有些篇什反映了百姓的疾苦、统治者的骄奢淫佚与国力的衰弱，如《城上怨》、《送赵安道下第》、《读邸报》、《讯囚》、《内前行》、《大熟行》、《悯雨》等等，从中可见诗人的忧国忧民的热情。其写山川风物之作，亦颇有成就，特别是谪居惠州之诗，描南国风光，如《湖上》、《双榕》、《杂诗》两组等，“皆曲尽南州景物，略无憔悴悲酸之态”(《宋诗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唐诗“刻意锻炼，而不失气格”。并引刘夷叔言其“工于属对”。今人钱鍾书也说唐庚“在当时可能是最简练、最紧凑的诗人”(《宋诗选注》)。其实庚亦喜用口语、俗语入诗，不故作艰涩之语如《张求》、《采藤曲效王建体》、《示蜑》皆娓娓如平日说话，不见锻炼痕迹。庚论诗主张学杜，其语被强幼安所记述，编为《唐子西文录》一卷。其诗文收入《眉山唐先生文集》。《宋史》卷四四三有传。

汤球

汤球（1804～1881）字伯玕、笏卿。清代学者、历史学家。安徽省黟县人。少从汪浚学时艺，后拜汪文台、俞正燮为师。博通群经，精于数学、历法，长于天文。同治六年(1867)举孝廉方正。通历算星纬。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对23家晋史进行辑佚和校勘。因唐“安史之乱”时,作为御撰的《晋书》(主要依据臧荣绪的《晋书》),已不知去向,其余22家《晋书》,也都散佚。经过汤球长期的努力,使这些史书得以大致保存下来。著述丰富，曾辑郑康成逸书9种。专攻晋史，以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多琐碎异闻，遂广搜典籍，补缺正误，成《晋书》9种、《晋纪》9种、《编年》5种。又辑有《两晋诏钞》19种、《太康地记》、《邺中记》、《林邑记》等地理专著3种，《晋诸公别传》、《名士传》、《世语》、《语林》、《山公启事》言论集5种。另鉴于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宋时散佚，即以何镗《汉魏丛书》所录《十六国春秋》为底本，汇集散见于群书史料，成《十六国春秋辑补》100卷。1867年举孝廉方正，辞不就。以著述终其一生。

陶岳

陶岳，北宋史学家。字舜咨，又字介立。陶侃后裔，先世居庐江浔阳(治今江西九江)，后移居永州祁阳(今属湖南)。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进士，累官太常博士、尚书职方员外郎，历知端州。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知道州。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知宾州,是年,卒于官, 赠刑部侍郎。为官有清名，史载端州前后刺史不求砚者，唯包拯及陶岳二人。性清介，好儒学，治学谨严，文求质朴。以《旧五代史》缺略甚多，乃网罗散失，补其阙遗，著《五代史补》，为欧阳修《新五代史》所采者十之二、三。又注重地方史事搜集整理，著有《荆湘近事》、《零陵总记》、《货泉录》等，今佚。

谭峭

谭峭，五代时道士和道教学者。生卒年不详。字景升。泉州(今属福建)人。好黄老、诸子及神仙家书，无意仕进。后遍游名山，师事嵩山道士十余年，得辟谷、养气之术。常以醉酒为乐，行为怪异，被目为疯狂。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同情劳动人民境遇，苦心思索治乱原因和救世之道。在哲学上认为，有形的万物始源于虚，又还原于虚，杳无的虚既是万物的本原，又是万物的归宿。在物、虚互反的变易过程中，万物化化不间，犹环之无穷，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又追求一种神可不化、形可不生的永生境界，导致了形而上学结论。基于当时社会现实与生活理想的冲突，在其著作中以大量篇幅对所处时代进行了道德的和历史的批判。认为人类社会从揖让变为争夺，是统治者骄奢淫佚和聚敛刑戮造成的必然结果，“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盗弓矢以侮天子。”(《弓矢》)统治者的道德是虚伪的，仁义是片面的，实质是“盖保其国家而护其富贵也”(《大化》);“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鸱鸢》)，好的伦理道德风尚取决于人民衣食温饱的满足。针对统治者穷奢极欲，人民却缺衣少食的状况，提出均食、尚俭的主张，“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奢僭》)，“俭者，均食之道也”(《太平》);向往君主“予己无所与，与民无所取”(《悭号》)，自食其力，与一般百姓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太和”理想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依据道德上的平等原则建立“无亲”、“无疏”、“无爱”、“无恶”的人伦关系。其思想的进步性表现在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小农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著作有《化书》6卷，收入《道藏》。

尾台榕堂

尾台榕堂（1799年-1871年1月19日）是江户时代后期的中医。幼名四郎治，名元逸，字士超，榕堂，敲云，通称良作。出生于越后中条下町（现：新泻县十日町市）的医家小杉家。到了江户才开始向吉益东洞的高弟岑小翁学习中医，之后成为尾台浅岳的门徒。回到故乡开业，天保5年（1834年）浅岳去世后回到江户，成为尾台家的养子。研究了吉益东洞的类众方，著有《类众方广义》。著作还有《医难指示》、《方伎杂志》、《闲窗笔录》、《医事启源》等。死后葬于是台东区谷中的观音寺。

务成子

务成子。亦称务成昭、巫成昭。见《汉书·艺文志》。传说为舜之师。《荀子·大略》:“舜学于务成昭。”务成子的养生原则是顺从天地自然规律，《马王堆医书·十问》载:“巫成昭以四时为辅，天地为经，巫成昭与阴阳皆生，阴阳不死。”说的即是如何顺从天地阴阳四时变化的规律，以利于养生。《汉书·艺文志》有《务成子》十一篇、《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均系后人依托之作，已佚失。

王之政

王之政(1753～1815)，清代著名医家。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出生。一名明泾。字献廷，号九峰。丹徒月湖人。聪敏善悟，博通典籍。30余岁时因遭子丧，耳误闭不听，又被庸医投凉剂，遂成聋人（一说，传其曾诊某将军室女之脉，断为怀孕。将军怒入内室，须臾握血胎出。王氏震恐，耳因之聋。），自号“聋子”。从此专心习医，深通其术。初游扬州时，有女久病不知原因，请他诊视，断为身孕，又言必男，经剖腹产，果如所言，故名愈振。乾隆年间，召为御医，授太医院院监，分省江西补用道。嘉庆中，又奉召入京，以听觉不灵辞免。日常诊务繁忙，家居时每天有百来人就医。他于中堂设座，旁坐四弟子。每诊一病，口讲指画，由弟子书方，应接不暇。终身无暇著述，门人各收集其处方，名为《九峰脉案》。当地名医虞克昌、李文荣、蒋宝素、朱致五等皆出其门下。小门人李欣园尤得真传。

汪艺香

汪艺香，清医家。江苏无锡人。先世迁自徽州(今安徽歙县)。父致和受业于无锡曹伯谦门下。为太学生，探索《素问》、《灵枢》，学术源流多从曹氏。擅长温病与小儿痧痘。其用治以时方为多，用药精炼，配伍得当，每以丸散作汤药之引导，独具匠心。从游弟子甚众，以邓羹和、龚锡春为优。子藕生、孙伯蓉继其业。后人辑其医案编为《遗下典型》，今存抄本。

王应震

王应震，清医家。字震云，生卒年不详。生平履历不详。著有《王应震要诀》(一名《王应震先生诊视脉案》，1898年)，载“四大家辨寒热虚实损脉法必要”、“四十四字要诀”及其临证诊察辨证之心得。

王三尊

王三尊，清医学家。字达士，号励斋。海陵(今江苏泰兴)人。究心医学三十余年，精于临证，长于内科杂病及疫病。治病善于通权达变，提出“既不可离乎书以治病，亦不可泥乎书以立方”，并谓“医者立方，当先立案”。又谓“庸医误人，忙医亦误人”。治学注重实践，反对侈谈隔治玄妙之法。又据临证经验，提出羸弱不能生子者当补其脾、脉数而促极多死症、常脉多数右大于左诸论，每多发前人之未发。撰有《医权初编》两卷(1721年)，录平日所治奇症医案及医论若干，末附“拟黜巫状”，历数巫士害人之状。此书于医理、医事颇有发明。

汪启贤

汪启贤，清医家。字肇开。歙县(今属安徽)人。康熙(1662—1722)年间名医，行医于吴越间。尝与其弟启圣(字希贤)、子大年(字自培)等辑注《济世全书》，录各科应证验方及食疗、按摩诸法。

王新民

王新民（1964—1992.10.6），甘肃民勤东湖镇人，生于寒微农家，自幼聪颖勤学。1983年（一说1982年以武威市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198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张少康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专攻中国古代文论与庄子哲学，奠定深厚学术根基。

1989年硕士毕业后，他毅然返乡任教，成为兰州大学文学系讲师，后短暂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学术视野开阔，研究领域聚焦庄子哲学思想、生平考据及文章美学价值，以严谨考据与创新视角为学界瞩目。

1991年，王新民罹患肺癌，仍以惊人毅力抱病创作《庄子传》。该书以传记小说形式重构庄子生平，融战国历史、哲学思辨与文学艺术于一体，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1992年8月甫一出版即引发轰动，两年内再版五次，被誉为“当代庄学研究的文学丰碑”。1995年，《庄子传》被译为韩文、日文海外发行；2005年，书中章节《庄子见鲁公》入选全国高中语文教材，影响深远。

1992年10月6日，王新民因肺癌逝世，年仅28岁。其生命虽如流星般短暂，却以《庄子传》留名学术史，被后世誉为“用生命注解庄子的天才学者”。他未竟的学术理想与遗作中的哲思光芒，至今仍为学界追忆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