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闻一多（梁实秋）
一
闻一多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十月二十二日，死于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七月十五日，不足四十八岁。早年写新诗比较著有成绩的，一个是徐志摩，一个是闻一多，不幸两个人都早逝，徐志摩死时年三十六岁。两个人都是惨死，徐志摩堕机而亡，闻一多被人枪击殒命。在台湾，知道徐志摩的人比较多，他的文字也有被选入教科书的，他虽然没有正式的全集行世，但坊间也翻印了若干散集，也有人写他的风流韵事；闻一多有全集行世，朱自清、吴晗、郭沫若、叶圣陶编，上海开明书局印行，但是在台湾是几乎无法看到的。因此，年轻一些的人对于死去不过刚二十年的闻一多往往一无所知。在美国，研究近代文学的人士对于闻一多却是相当注意的，以我所知，以闻一多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即有好几起，但是好像还没有人写闻一多的生平事迹。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抗战军兴之后，一多一直在昆明，我一直在四川，不但未能有一次的晤面，即往返书信也只有一次，那是他写信给我，要我为他的弟弟家驷谋一教法文的职位。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是诗人、学者之闻一多。我现在所要谈的，亦以此为限。“闻一多在昆明”那精彩的一段，应该由更有资格的人来写。
二
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他的老家在浠水的下巴河镇陈家大岭。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乡绅人家，大家庭人口众多，子弟们都受的是旧式的教育。一多的初步的国文根柢是在幼时就已经打下了的。
闻一多原名是一个“多”字，“一多”是他的号。他考入清华是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一般的记载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那是错误的。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地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一多在清华头一年功课不及格，留级一次，所以他编入了一九二一年级，最后因闹风潮再留一年，所以是十年。很少人有在清华住上十年的经验。他头一年留级，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读过英文，否则以他的聪明和用功是不会留级的。
清华学校是一个奇特的学校，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比正规的大学少一两年，其目的是准备派遣学生往美国游学。学校隶属于外交部，校长由外交部遴派。学生是由各省按照庚子赔款摊派数量的比例公开考选而来。那时候风气未开，大多数人视游学为畏途，不愿看着自己的子弟漂洋过海地去父母之邦，所以各省应考的人并不多，有几个偏僻省份往往无人应考，其缺额便由各该省的当局者做人情送给别省的亲友的子弟了。例如新疆每年可以考送一名，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新疆人应考，而每年清华皆有籍贯新疆的学生入学。
闻一多的家乡相当闭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导他考入清华读书，不是一件寻常的事。例如直隶省，首都所在，每年有五个名额，应考者亦不过三四十人而已。我看过一本小册（史靖：《闻一多》），有这样的记述，闻一多“随着许多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一道，走进了美帝国主义者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堆砌起来的清华留美学校”。清华有多少“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这真是胡说八道！至于说清华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堆砌起来的，可以说是对的，不过有一事实不容否认，八国联军只有这么一个“帝国主义者”退还庚子赔款堆砌这么一个学校，其余的“帝国主义者”包括俄国在内都把中国人民血汗钱囊括去了，也不知他们拿去堆砌成什么东西了。
我进清华是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在班次上比闻一多晚两年，所以虽然同处在“水木清华”的校园里，起初彼此并无往来。他在课业上表现最突出的是图画。我记得在Miss Starr的图画教室墙上常有T.Wen署名的作品，有炭笔画，也有水彩画。我也喜欢涂两笔，但是看见他的作品之后自愧弗如远甚。在《清华周刊》里又不时地看到他的文学作品，他喜欢作诗，尤其是长篇的古诗排律之类，他最服膺的是以“硬语盘空”著称的韩退之。生硬堆砌的毛病，是照例不可免的，但是字里行间有一股沉郁顿挫的气质，他的想象丰富，功力深厚。
清华的学生来自全国各省，到暑假时学校不准学生住校，一小部分学生不愿长途跋涉返乡省亲的便在西山卧佛寺组织夏令营，大多数均各自束装回乡。一多是年年回家的。他家中的书房颜曰：“二月庐。”暑中读书札记分别用中英文抄写，题为《二月庐漫记》，有一年曾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他喜爱读书，于中国文学之外旁及于西洋文艺批评，而且笔下甚勤，随时做有笔记。他看过的书常常有密密麻麻的眉批。
我和一多开始熟识是在“五四”以后。五四运动发源在北京城内，但清华立即响应，且立刻成为积极参加的分子。清华学生环境特殊，在团体精神和组织能力方面比较容易有良好的表现。爱国运动是一回事，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的兴起）为又一回事，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风潮则又为一回事。这三件事差不多同时发生，形成一股庞大的潮流，没有一个有头脑有热情的青年学生能置身事外。一多在这潮流里当然也大露头角。但是他对于爱国运动，热心是有的，却不是公开的领袖。五四运动之际，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是陈长桐，他有清楚的头脑和天然的领袖的魅力，所谓“charisma”，继起的是和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他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一多的本性是好静的，他喜欢寝馈于诗歌艺术之中，根本不喜欢扰攘喧嚣的局面。但是情感爆发起来，正义感受了刺激，也会废寝忘食地去干，不过他不站出来做领导人，而且一旦发泄之后他会很快地又归于平静。我看见Geoffrey Grigson编的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Modern Word Literature页四八一有关于闻一多的这样的一段：
In 1919 he w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vast student movement which swept over China in protest against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On the wall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Peking, where he graduated, he wrote out the inflammatory words of a famous medieval general：
O let all things begin afresh！
Give us back our mountains and our rivers……
From that moment he was a marked man, always h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admired（when he became a teacher）by his students.
大意是说：“一九一九年发生的抗议《凡尔赛条约》而弥漫全国的庞大学生运动中，他是领袖之一。在北京清华大学墙上他写了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之句。从那时候起他成了一个被人注意的人，一直被政府所嫉恨，以后教书又被学生所拥护。”这话似是而非。政府从来没有嫉恨过他。他心里未曾不厌恶当时的那个政府，但是他既非学生运动领袖，亦没有公开的引人注意的言论与行动，谁会嫉恨他呢？至于在墙上写岳飞的《满江红》，则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有那样的事。
“五四”以后，一多最活跃的是在文学方面，尤其是新诗。在清华园里，他是大家公认的文艺方面的老大哥。民国九年（一九二〇），我的同班的几位朋友包括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李涤静、吴锦铨和我共六个人，组织了一个“小说研究社”，占一间寝室作为会址，还连编带译地弄出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后来我们接受了闻一多的建议，扩充为“清华文学社”，增添了闻一多、时昭瀛、吴景超、谢文炳、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等人为会员。后来我们请周作人教授来讲过一次《日本的俳句》，也请徐志摩来讲过一次《文学与人生》，那都是一多离校以后一年的事了。
一多对于新诗的爱好几近于狂热的地步。《女神》《冬夜》《草儿》《湖畔》《云朝》……几乎没有一部不加以详细地研究批判。尤其是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到十一年（一九二二），也就是他最后留级的那一年，他不用上课，所有的时间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一多独占高等科楼上单人房一间，满屋堆的是中西文学的书，喜欢文学的同学们每天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励，我想受到鼓励最多的我应该算是一个。
在清华后这一年是他最愉快的一年。他写的诗很多，大部分发表在《清华周刊》的文艺增刊上，后来集结为一册，题名《红烛》，上海泰东出版。对于新诗，他最佩服的是郭沫若的《女神》，他不能赞同的是胡适之先生以及俞平伯那一套诗的理论。据他看，白话诗必须先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问题。他在临离开清华的时候写过一篇长文《冬夜评论》，是专批评俞平伯的诗集《冬夜》的，但也是他对新诗的看法之明白的申述，这一篇文章的底稿交由吴景超抄写了一遍径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不料投稿如石沉大海，不但未见披露，而且原稿亦屡经函索而不退回。幸亏留有底稿。我索兴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当时与《冬夜》同样的有名，二稿合刊为《冬夜草儿评论》，由我私人出资，交琉璃厂公证印书局排印，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于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一月一日出版。一多的这一篇《冬夜评论》可以说是他的学生时代的最有代表性的论文，《闻一多全集》未收，我想大概是编者不知道有此一文。现在抄几段在下面可见一斑：
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音节。音节之可能性寓于一种方言，有一种方言，自有一种“天赋的”音节。声与音的本体是文字里内含的质素；这个质素发于诗歌的艺术，则为节奏、平仄、韵、双声、叠韵等表象。寻常的语言差不多没有表现这种潜伏的可能性底力量，厚载情感的语言才有这种力量。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水气之凝结，所以能将这种潜伏的美十足的充分的表现出来。所谓“自然音节”最多不过是散文的音节。散文的音节当然没有诗底音节那样完美。俞君能镕铸词曲的音节于其诗中，这是一件极合艺术原则的事，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
……根据作者底“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底原则，这种限于粗率的词调底词曲底音节，或如朱自清所云“易为我们领解采用”，所以就更近于平民的精神；因为这样，作者或许宁肯牺牲其繁密的思想而不予以自由的表现，以玉成其作品底平民的风格罢。只是，得了平民的风格，而失了诗底艺术，恐怕有些得不偿失哟！
……
我总觉得作者若能摆脱词曲的记忆，跨在幻想底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胆引吭高歌，他一定能拈得更加开扩的艺术。
……《冬夜》自序里讲道：“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的……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的本意无关，我以为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就可根本上无异于作诗，且亦无所谓诗了。”俞君把作诗看得这样容易，这样随便，难怪他作不出好的诗来……诗本来是个抬高的东西，俞君反拼命地把他往下拉，拉到打铁的抬轿的一般程度，我并不看轻打铁的抬轿的底人格，但我确乎相信他们不是作好诗懂好诗的人。不独他们，便是科学家哲学家也同他们一样。诗是诗人作的，犹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
这一篇文字虽然是一多的少作，可能不代表他的全部的较成熟的思想，但是他早年的文学思想趋势在这里显露无遗。他不佩服胡适之先生的诗及其见解，对于俞平伯及其他一批人所鼓吹的“平民风格”尤其不以为然。他注重的是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而不是诗与平民大众的关系。他最欣赏的是济慈的《夜莺歌》和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所以他推崇《女神》中《蜜桑索罗普之夜歌》的：
啊，我与文学做个泪珠的鲛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泪偷生，
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
就好像那个坠落了的星辰，
曳着带幻灭的美光，
向着“无穷”长殒！
而他不能忍耐《冬夜》的繁碎凡庸。他说：“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你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打破’，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底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
在悠闲的生活中忽然面临一项重大问题——婚姻问题。清华没有不许学生结婚的明文规定，但是事实上正规入学的学生只有十四岁，八年住校，毕业游美，结婚是不可能的事。学校也不鼓励学生结婚。同时男女同校之风未开，清华学生能有机会结交异性朋友的乃例外之例外。清华是一个纯粹的男性社团。一多的家庭是旧式的，典型的农村中的大家庭，所以父母之命不可违，接到家书要他寒假期间返家完婚，如晴天霹雳一般打在他的头上。他终于不能不向传统的势力低头。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二月他在家乡和他的姨妹高孝贞女士结婚了。这位姨妹排行第十一，一多简称她为“一妹”。高女士也是旧式大家庭出身，虽所受教育不多，但粗识文字，一直生活在家乡的那个小环境里。婚后一个多月，一多立即返回清华园里过他的诗人的生活。一多对他的婚姻不愿多谈，但是朋友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般经验。旧式的男女关系是先结婚后恋爱，新式的是先恋爱后结婚。一多处于新时代发轫之初，他的命运使他享受旧时代的待遇。而且旧时代的待遇他也没能全盘享受，结婚后匆匆返回校内，过了半年又匆匆出国，结婚后的恋爱好像也一时无法进行。一多作诗的时候拼命地作诗，治学的时候拼命地治学，时间根本不够用，好像没有余暇再管其他的事，包括恋爱在内。他有一位已婚的朋友移情别恋，家庭时起勃谿，他就劝说他道：“你何必如此呢？你爱她，你是爱她的美貌，你为什么不把她当作一幅画像一座雕像那样去看待她呢？”可见他自己是全神贯注在艺术里，把人生也当作艺术去处理。我没有理由说他的婚姻是失败的，因为什么才是失败什么才是成功，其间的分际是很不易说的。你说卢梭的婚姻是失败还是成功？别人的看法和当事人自己的看法出入颇大。一多的夫人后来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子立鹤、立雕、立鹏，女闻名、闻翙，皆长大成人，不辱家声。
一多在离开清华之前，特为我画了一幅《荷花池畔》，画的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那是清华园里唯一的风景区，也是清华园里的诗人们平夙徘徊啸傲之所在，是用水彩画的，画出了一片萧瑟的景色。前此他又为我画了一幅《梦笔生花图》，是一幅图案画的性质，一根毛笔生出了无数缤纷的花朵，颇见奇思。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七月十六日，一多放洋赴美。
三
一多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国去的，他不是不喜欢美国，他是更喜欢中国。看他在出国前夕写给我的一封信便可以窥见这一个行将远适异国的学子怀有什么样的情绪：
归家以后，埋首故籍，“著述热”又大作，以致屡想修书问讯，辄为搁笔。清晨盆莲初放，因折数枝供之案头，复听侄辈诵周茂叔《爱莲说》，便不由得不联想及于三千里外之故人。此时纵犹惮烦不肯作一纸寒暄语以慰远怀，独不欲借此以钓来一二首久久渴念之《荷花池畔》之新作乎？（如蒙惠书，请寄沪北四川路青年会）
《李白之死》竟续不成，江郎已叹才尽矣！归来已缮毕《红烛》，赓续《风叶丛谭》（现更名“松麈谈玄阁笔记”——放翁诗曰：“折取青松当麈尾，为子试谈天地初”），校订增广《律诗底研究》，作《义山诗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笔记少许。暇则课弟、妹细君及诸侄以诗，将以“诗化”吾家庭也。附奉拙作《红荷之魂》一首，此归家后第一试也。我近主张新诗中用旧典，于此作中可见一斑。尊意以为然乎哉？放翁有一绝云：“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骨不换固不足言诗也。老杜之称青莲曰：“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吾见世人无诗骨而妄学诗者众矣。南辕北辙，必其无通日，哀哉！
这一封信是六月廿二日写的，他满脑子的是诗，新诗，中国的旧诗，并且“主张新诗中用旧典”。他行前和我商量过好几次，他想放弃游美的机会，我劝他乘风破浪一扩眼界，他终于成行了。在海上，他又来了一封信，初出国门所遇到的便是扫兴失望：
我在这海上飘浮的六国饭店里笼着，但是我的精神乃在莫大的压力之下。我初以为渡海的生涯定是很沉寂，幽雅，寥阔的；我在未上船以前时常想着在汉口某客栈看见的一幅八仙飘海底画，又时时想着郭沫若君底这节诗——
无边的天海呀！
一个水银的浮沤！
上有星汉湛波，
下有融晶泛流，
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遥遥地，遥遥地，
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
但是既上船后，大失所望。城市生活不但是陆地的，水上也有城市生活。……这里竟连一个能与谈话的人都找不着，他们不但不能同你讲话，并且闹得你起坐不宁。走到这里是“麻雀”，走到那里又是“五百”，散步他拦着你的道路，静坐他扰乱你的思想。我的诗兴被他们戕害到几等于零。到了日本海峡及神户之布引泷等胜地，我竟没有半句诗底赞叹歌讴。不是到了胜地一定得作诗，但是胜地若不能引起诗兴，商店工厂还能么？
到了美国之后，他进了芝加哥的美术学院。芝加哥是一个大都市，其难于邀得诗人的青睐是可以预料到的。那地方人多、拥挤、嘈杂、冷酷，工厂的烟囱多，于是灰尘也多，一言以蔽之是脏而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这个地方来上学，也许是因为那个学校相当的有名。这学校是九月二十五日开课，他在二十四日夜写信说：“不出国不知道思家的滋味，想你……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本来一个中国人忽然到了外国，举目一望尽是一些黄发绿眼之人，寂寞凄凉之感是难免的，人非木石孰能遣此？但是一多的思乡病是异于寻常的，他是以纯粹中国诗人的气质而一旦投身于物质文明极发达的蛮荒。所以他说：“我看诗的时候可以认定上帝——全人类之父，无论我到何处，总与我同在。但我坐在饭馆里，坐在电车里，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新的形色，新的声音，新的臭味，总在刺激我的感觉，使之仓皇无措，突兀不安。”十月廿七日他来信说，在病中作《忆菊》一首，这一首可以说是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插在长颈的虾青瓷的瓶里，
六方的水晶瓶里的菊花，
攒在紫藤仙姑篮里的菊花；
守着酒壶的菊花，
陪着螯盏的菊花；
未放，将放，半放，盛放的菊花。
镶着金边的绛色的鸡爪菊；
粉红色的碎瓣的绣球菊；
懒慵慵的江月腊哟！
倒挂着一饼蜂窠似的黄心，
仿佛是朵紫的向日葵呢。
长瓣抱心，密瓣平顶的菊花；
可爱的尖瓣攒蕊的白菊，
如同美人底蜷着的手爪，
拳心里攫着一撮小黄米。
檐前，阶下，篱畔，圃心底菊花，——
蔼蔼的淡烟笼着的菊花，
丝丝的疏雨洗着的菊花，
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
剪秋萝似的小红菊花儿；
从鹅绒到古铜色的黄菊；
带紫茎的嫩绿的“真菊”
是些小小的玉管儿缀成的，
为的是好让小花神儿
夜里偷去当了笙儿吹着。
大似牡丹的菊王到底奢豪些，
他的枣红色的瓣儿，铠甲似的，
张张都装上银白的里子了；
星星似的小菊花蕾儿
还拥着褐色的萼被睡着觉呢。
啊！自然美底总收成啊！
我的祖国之秋底杰作啊！
东方底花，骚人逸士底花呀！
那东方底诗魂陶元亮
不是你的灵魂底化身吗？
那登高作赋的重九
不又是你诞生底吉辰吗？
你不像这里的热欲的蔷薇，
那微贱的紫罗兰更比不上你。
你是有历史，有风俗的花。
四千年华胄底名花呀！
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逸雅的风俗！
啊！诗人底花呀！我想起你，
我的心也开成顷刻之花，
灿烂的如同你的一样；
我想起你同我的家乡，
我们的庄严灿烂的祖国，
我的希望之花又开得同你一样！
习习的秋风啊，吹着！吹着！
我要赞美我的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请将我的字吹成一簇鲜花，
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
然后又统统吹散，吹得落英缤纷，
弥漫了高天，铺满了大地。
秋风啊！习习的秋风啊！
我要赞美我的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在这首诗里他显然是借了菊花而表达他的炽烈的对祖国的爱。他对于美国有些厌恶，也是事实，但是有一个左派刊物后来发表他的一首《孤雁》说是他在这个时候的作品，据我看颇有问题，不像是他的手笔，诗云：
啊！那里是苍鹰底领土——
那鸷悍的霸王呵！
他的锐利的指爪，
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
建筑起财力底窝巢。
那里只有铜筋铁骨的机械，
喝醉了弱者底鲜血，
吐出些罪恶底黑烟，
涂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
教你飞来不知方向，
息去又没地藏身啊！
这不像是闻一多的口吻。上面所录的《忆菊》才是闻一多的这一时代的代表作品。
一多是学画的，在美术学院起初也很努力。学画要从素描起，这是画的根本功夫。他后来带了两大卷炭画素描给我看，都是大幅的人体写生，石膏像做模特儿的。在线条上，在浓淡阴影上，我觉得表现都很不错，至少我觉得有活力。可是一多对于这基本的训练逐渐不耐烦，画了一年下来还是石膏素描，他不能忍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文学的兴趣太浓。他不断地写信给我，告诉我他如何如何地参加了芝加哥The Arts Club的餐会，见到了女诗人Amy Lowell，后来又如何地晤见了Carl Sandburg。他对于当时美国所谓“意象派”的新诗运动发生兴趣，特别喜爱的是擅细腻描写的Fletcher。他说“他是设色的神手，他的诗充满浓丽的东方色彩”。在十二年（一九二三）二月十五日写信说：
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我日渐觉得我不应该作一个西方的画家，无论我有多少的天才！我现在学西方的绘画是为将来作一个美术批评家。我若有所创作，定不在纯粹的西画里。
他的这一觉悟与决心，后来真的实现了！
四
十二年（一九二三）九月三日，我到了美国科罗拉多温泉（简称珂泉），这里有一个大学，规模很小，只有几百个学生，但是属于哈佛大学所承认的西部七个小大学之一。最引人入胜的是此地的风景。地当落基山脉派克斯峰之麓，气候凉爽，景物宜人。我找好了住处之后立刻寄了一封信给一多，内附十二张珂泉风景片，我在上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我的原意只是想逗逗他，因为我知道他在芝加哥极不痛快，我拿珂泉的风景炫耀一下。万万想不到，他接到我的信之后，也不复我信，也不和任何人商量，一声不响地提着一个小皮箱子，悄悄地乘火车到珂泉来了！他就是这样冲动的一个人。
一多到珂泉不是为游历，他实在耐不了芝加哥的孤寂。他落落寡和，除了同学钱宗堡（后来早死）以外他很少有谈得来的人。他到珂泉我当然欢迎，我们同住在Wabash St.一个报馆排字工人米契尔先生家里，我住一大间，他住一小间，连房带饭每人每月五十五元（我们那时的公费是每月八十元）。住妥之后，我们一同到学校去注册，我是事先接洽好了的，进入英语系四年级，一多临时请求只能入艺术系为特别生。其实他是可以做正式生的，只消他肯补修数学方面的两门课程。一多和我在清华时数学方面的课程成绩很差，勉强及格，学校一定要我们补修。我就补修了两门，三角及立体几何。一多不肯。他觉得性情不近数学，何必勉强学它，凡事皆以兴之所至为指归。我劝他向学术纪律低头，他执意不肯，故他始终没有获得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但是他在珂泉一年，无论在艺术或文学方面获益之多，远超过他在芝加哥或以后在纽约一年之所得。对于英诗，尤其近代诗，他获得了系统的概念及入门的知识，因为他除了上艺术系的课之外还分出一半时间和我一同选修“丁尼生与勃朗宁”及“现代英美诗”两门课。教这两门课的是一位Daeler副教授，这位先生无藉藉名，亦非能说善道之辈，但是他懂得诗，他喜爱诗，我们从他学到不少有关诗的基本常识。我们一同上课，一同准备，一同研讨。这对于一多在求学上是一大转捩点，因为从此他对于文学的兴趣愈益加浓，对于图画则益发冷淡了。
艺术系是由Leamings姊妹二人主持的，妹妹教画，姊姊教美术史。我也旁听美术史一课，和一多一同上课，课本用的是《阿波罗》。两位老小姐（均在六十岁左右）对于一多极为赏识，认为是她们的生徒中未曾有的最有希望者之一。她们特别欣赏一多的嘴，认为那是她们从未见过的sensuous mouth，——“引起美感的嘴”。说超人的相貌，一多对我讲过一段有趣的话，他说他虽然热爱祖国，但不能不承认白种人的脸像是原版初刻，脸上的五官清清楚楚，条理分明，我们黄种人的脸像是翻版的次数过多，失之于漫漶。如今美国的美术教授也欣赏起我们的版本！有一天，两位老小姐请我们到她们家里吃饭，显然是她们不善烹调，满屋子油烟弥漫，忙作一团，可是没有看到丰盛的菜肴，不过她们的殷勤盛意实在太可感了。我和一多在赴宴之前商量送点小小的礼物，我从箱子里找出一块前清官服袍褂上的“黻子”，配上一个金色斑斓的框子，有海波浪，有白鸟，有旭日，居然像是一幅美丽的刺绣画！她们本来是爱慕中国的，看见这东西高兴极了，不知挂在什么地方好。又有一次她们开着一辆彼时女人专用的那种不用驾驶盘而用两根柄杆操纵的汽车带我们去游仙园（The Garden of Gods），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奇景，平地突起一个个红岩石的奇峰，诡怪不可名状，我国桂林有类似景象，不过规模小得多了。
一多对西班牙的画家Velasquez的作品颇感兴趣，他画的人物差不多全是面如削瓜狰狞可怖，可是气氛非常厚重而深沉。梵高的画，他也有偏爱，他爱他的那份炽盛的情感。有一天一多兴至要为我绘半身像，我当然也乐于做免费的模特儿。那张油画像，真是极怪诞之能事，头发是绿色的，背景是红色的，真是“春风满须绿鬅松”，看起来好吓人！他的画就是想走印象主义的路子。他画过一幅风景，以学校附近一礼拜堂为背景，时值雪后初霁，光线特别鲜明，他把阴影都画成紫色，并且完全使用碎点法，我认为非常成功，他的老师也很夸奖。一多作画，不动笔则已，一动笔则全神贯注，不眠不食如中风魔，不完成不辍休。学年快终了时，教授怂恿他参加纽约的一年一度的美展，于是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赶画了一二十幅画，配好了框子装了满满一大木箱，寄到纽约去。赶画的时间，他几乎天天锁起门来（这时期我们住在学校宿舍海格曼大楼），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要去敲门喊他。有一次我敲门不应，我从钥匙孔里窥见他在画布上戳戳点点，于是我也就不惊动他，让他饿一顿。他把公费大部分用在图画器材上面，吃饭有时要举债。不幸他的巨大的努力没有赢得预期的报酬，十几幅画中只有一幅获得了一颗金星。这一打击是沉重的，坚定了他的放弃学画的决心，但是也可说他是因祸得福，因为如果他没有这次的挫折，作品能有几张入选，以后在西画一方面究竟能有多少成就实在是很难说的。画这种东西，不同于若干其他学科，除了需要天才与苦功之外还需要有深厚的民族历史的背景所孕育出来的一种气质。中国人画西画，其中总有一点隔阂。
在英诗班上，一多得到很多启示。例如丁尼孙的细腻描写法the ornate method和勃朗宁之偏重丑陋the grotesque的手法，以及现代诗人霍斯曼之简练整洁的形式，吉伯林之雄壮铿锵的节奏，都对他的诗作发生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以后所写的《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一首诗可以推为一多的代表作之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整齐的形式，有规律的节奏，是霍斯曼的作风的影响。那丑恶的描写，是勃朗宁的味道，那细腻的刻画，是丁尼孙的手段。这首诗的主旨是写现实的丑恶，当然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企图，一多为人有一强烈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要求在他心里永远在斗争，他想在艺术里、诗里求得解脱与协调。我在前面提到的Grigson编的那本书也曾提到这一首诗，他说“‘一沟绝望的死水’当然即是中国，闻一多终其生都在希望着破铜烂铁能变成为翡翠一般的绿。”这完全是附会。一多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我们一同读勃朗宁的长诗《指环与书》的时候。他有爱国思想，但不是表现在这首诗里。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诗可以举《洗衣歌》为代表：
洗衣歌
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通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问道：“你爸爸是洗衣裳的吗？”许多人忍受不了这侮辱，然而洗衣的职业确乎含着一点神秘的意义，至少我曾经这样的想过，作洗衣歌。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铜是那样臭，血是那样腥，
脏了的东西你不能不洗，
洗过了的东西还是得脏，
你忍耐的人们理它不理？
替他们洗！替他们洗！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胰子白水耍不出花头来，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兵舰。
我也说这有什么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别人的汗？
你们肯干？你们肯干？
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
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
下贱不下贱你们不要管，
看那里不干净那里不平，
问支那人，问支那人。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这是一首有血有泪的诗。在艺术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模仿吉伯林甚至Vachel Lindsay的意味，更重要的是诗里的涵义。一多是一个极敏感的人，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受人歧视便愤不可遏。即以珂泉这小地方而论，当地人士都对我们很好，但是友好的气氛当中有时不是没羼着一种令人难堪的“施恩的态度”。洗衣为业的华侨所受的待遇给一多以极大的刺激。他对外国人的优越态度之反抗，是在这种情形下培植起来的。
学校里有学生主办的周报一种，有一次上面刊出了一首诗，不知是何人的手笔。显然的是一个美国学生，题目是The Sphinx，内容是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部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一些什么事。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显着神秘，这是实情。可能大多数美国学生都有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写得并不怎么好，可是没有侮辱的意味，顶多是挑衅。一多和我都觉得义不容辞应该接受此一挑衅，于是我们分别各作一诗答之。一多写的一首分量比较重，他历数我们中国足以睥睨一世的历代宝藏，我们祖宗的丰功伟绩。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足以傲人呢？两首诗同时在下一期刊物上发表了，引起全校师生的注意，尤其是一多那首功力雄厚词藻丰瞻，不能不使美国小子们叹服。可惜剪报我现时没有带在手边。
一多在珂泉的生活是愉快的，只是穷苦一些。每月公费八十元，足敷生活所需，但是他的开销较大，除了买颜料、帆布之外还喜购买诗集，而且还经常有一项意外开销，便是遗失。有时所谓遗失只是忘了放在什么地方。因此不免有时捉襟见肘。他虽住在外国，但仍不能忘怀中国生活的情趣，在宿舍里用火酒炉煮水沏茶是常事。不喝茶还能成为中国人？有时候乘兴煮鸡蛋数枚，范围逐渐扩大，有一回竟煮起水饺。这引起了管理人的不满，但是水饺煮熟之后送给他一碗尝尝，他吃得眉开眼笑，什么也没再说。一多曾经打翻过一只火酒炉，慌张中烧焦了他的一绺头发。
一多的房间经常是乱糟糟的，床铺从来没有清理过，那件作画时穿着的披衣除了油彩斑斓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渍痕。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书桌，有一次我讥笑他的书桌的凌乱，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第二天他给我一首诗看：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
忽然间书桌上怨声腾沸：
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
字典喊雨水渍湿了他的背；
信笺忙叫道弯痛了他的腰；
钢笔说烟灰闭塞了他的嘴，
毛笔讲火柴烧秃了他的须，
铅笔抱怨牙刷压了他的腿；
香炉咕喽着“这些野蛮的书
早晚定规要把你挤倒了！”
大钢表叹息快睡锈了骨头；
“风来了！风来了！”稿纸都叫了；
笔洗说他分明是盛水的，
怎么吃得惯臭辣的雪茄灰；
桌子怨一年洗不上两回澡，
墨水壶说“我两天给你洗一回。”
“什么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
一切的静物都同声骂道，
“生活若果是这般的狼狈，
倒还不如没有生活的好！”
主人咬着烟斗迷迷的笑，
“一切的众生应该各安其位。
我何曾有意的糟蹋你们，
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
这首诗很有谐趣，他写此诗的动机不仅是为他的邋遢解嘲，诗的末行还吐露一切事自己做不得主宰只好任其自然之意。我不知道他写此诗时是否想起了波斯诗人欧谟的《鲁拜集》中之那些会说话的酒罐子，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古波斯诗人的那种潇洒神秘的享乐主义。
在珂泉我们没有忘记游山逛水。那地方有的是名胜可以登临。仙园我已经提过，此外如曼尼图山（Mt.Manitou），七折瀑（Seven Falls），风洞（Cave of Winds）都很好玩。曼尼图山虽不高，但有缆车，升降便利，可以远眺。七折瀑是名副其实的七折瀑布，拾级而上，中间可停足七次，飞瀑如练，在身边直泻。风洞是一巨大山洞，里面充满了钟乳石和石笋，亮晶晶的蔚为奇观。洞里有一大堆妇女遗下的头发夹子，年久腐锈黏成比人还高一点的大冢一般的堆，据说投一只发夹在婚事上可谐良缘云。
最胜处当然是派克斯峰（Pikes Peak），是落基山脉的一个有名的山峰，海拔一万四千一百一十尺，我和一多雇车上山，时在盛夏，沿途均见积雪，到达山顶时冻得半僵，在一小木室内观光簿上签名留念，买一杯热咖啡喝，赶紧下山，真所谓“高处不胜寒”也。最难忘的是一次我和一多数人驱车游仙园，一多的目的是为写生，我们携带着画具及大西瓜预备玩一整天。我的驾驶不精，车入穷途，退时滑下山坡，只觉耳畔风声呼呼，急溜而下，势不可停，忽然车戛然止，原来是车被夹在两棵巨松之间，探首而视，下临深渊。我们爬出来，遥见炊烟袅袅，叩门求援，应门者仅能操西班牙语，赖手势勉强达意。乃携一圈长绳，一端系车上，另一端挂一树上，众力曳之，居然一寸一寸地拉上道路，车亦受损，扫兴之余，怏怏而归。
珂泉一年很快地结束了，我到哈佛大学去继续念书，一多要到纽约，临别不胜依依。一多送了我他所最心爱的《霍斯曼诗集》两册及《叶芝诗集》一册，我送给他一具珐琅香炉，是北平老杨天利精制的，上面的狮子黄铜纽特别细致，附带着一大包檀香木和檀香屑。一多最喜欢“焚香默坐”的境界，认为那是东方人特有的一种妙趣，所以特别欣赏陆放翁的两句诗：“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他自己也有一只黄铜小香炉，大概是东安市场买的，他也有檀香木，但是他没有檀木屑。焚香一定要有檀木屑，否则烟不浓而易熄。一多就携带着我这只香炉到纽约“白日飞升”去了。
五
我和一多离开珂泉东去，是搭伴同行的，途经芝加哥，停留了约两星期，这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
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失掉自由的时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贵，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平等之重要。年轻的学生到了美国，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甘心媚外数典忘祖的以外，大都怀有强烈的爱国心。美国是对中国人民最友善的，对于中国“从来”没有野心，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优越感，在民族的偏见上可能比欧洲人还要表现得强烈些。其表现的方式有时是直截了当地侮辱，有时是冷峻地保持距离，有时是高傲地施予怜悯。我们的华侨，尽管有少数赤手起家扬眉吐气的，大多数人过的是忍气吞声的生活。所以闻一多有《洗衣歌》之作。一多到了珂泉之后就和我谈起过有关陈长桐在珂泉遭遇过的故事，说的时候还脸红脖子粗地悲愤激动。陈长桐到珂泉的一家理发馆去理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人理，最后一个理发匠踱了过来告诉他：“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到法院告了一状，结果是官司赢了，那理发匠于道歉之余很诚恳地说：“下回你要理发请通知一声，我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千万请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黄人进入店中理发，许多白人就裹足不前了。像这样的小事，随时到处都有。珂泉大学行毕业礼时，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地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这一年我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有六个，美国女生没有一个愿意和我们成双作对地排在一起，结果是学校当局苦心安排让我们六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人自行排成三对走在行列的前端。我们心里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愤慨的是一多，虽然他不在毕业之列，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的受了伤的心又加上一处创伤。诗人的感受是特别灵敏的，他受不得一点委屈。零星的刺激终有一天会使他爆发起来。
清华毕业留美的学生，一九二一级、二二级、二三级这三级因为饱受了五四运动的震荡，同时在清华园相处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感情特别融洽，交往也比较频繁一些。一多和我在珂泉一年，对于散处美国各地的同学们经常保持接触，例如在威斯康辛的罗隆基、何浩若，明尼苏达的时昭瀛、吴景超，经常鱼雁往还，除了私人问讯之外也讨论世界国家大势，大家意气相投，觉得有见面详细研讨甚而至于组织起来的必要，所以约定在暑假中有芝加哥之会。
芝加哥大学附近有一条街叫Drexel Street，在街的尽头有一家小旅馆Drexel Hotel，房子很陈旧，设备很简陋，规模很狭小，但是租金很便宜。我们从各处来的朋友十余人就下榻在这个地方。因为根本没有别的房客，所以好像是由我们包下来的一样。连日大家交换意见，归纳下来有几项共同的看法：
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的处境，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
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
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
一多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他是一个重情感的人，在国内面对着那种腐败痛苦的情形他看不下去，到了国外又亲身尝到那种被人轻蔑的待遇他受不了，所以他对于这一集会感到极大的兴趣。
会谈有了结论之后，就进一步讨论到组织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名称，你一言我一语喧嚷了好几天，最后勉强同意使用“大江”二字，定名为“大江会”，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是利用中国现成专名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大江会的成立典礼就在这家旅馆的客厅里举行。我从国内带来一幅定制的绸质的大国旗，长有一丈，当然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这一回可派上了用场，悬在正中央，壮观无比。典礼的一个项目是宣誓，誓词是：“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大江的国家主义”，所以表示异于普通的狭隘的军国主义。哲学家罗素那一年正好在美国讲学，道经威斯康辛，我们的几个朋友就去访问他，他是主张泯除国界的大同主义者，反对激烈的爱国主义，但是他听取了我们的陈述和观点之后，沉吟一阵，终于承认在中国的现况之下只能有推行国家主义之一途，否则无以自存。罗素的论断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们就是宣过誓的国家主义者了。
大江会不是政党，更不是革命党，亦不是利害结合的帮会集团，所以并没有坚固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会员增加到三五十人，《大江季刊》（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出了两期，等到大部分人回国之后各自谋生去也，团体也就涣散了。但是一多是这一组织的中坚分子，他的热诚维持得最长久。
六
一多到了纽约之后，生活方式大变。他住在江滨大道的国际学舍里，那是在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的一座十几层的大楼，许多中国男女学生都住在这里，每人一小间房屋，租金低廉，环境还算是清静，除了日夜不停的一阵阵高轨火车呼啸而过震耳欲聋的声音以外。一多在一所纽约艺术学院注册，还是继续学画，但是事实上他这一年没有好好地上课，先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索兴不去上学了。从这时候起他蓄了长发，做艺术家状，日久颈后发痒，则约友辈互相用剪刀修整之。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入夜则相偕到附近一家广东馆子偷偷地喝五加皮吃馄饨。他们过的是波希米亚的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并不闲，他忙得不可开交。看下面的未写日期的信：
实秋：
近来忙得不可开交。上星期整个没上课，这星期恐怕又要照办。这样忙法但是戏仍旧还无头绪。眼看排演日期马上就到了，五幕戏只练了一幕。化装布景虽是画得了，但还没有动手制造。三十余件古装都是要小姐们的玉手亲缝，其奈小姐们底架子大何！Costume plates本拟请一个姓杨的（在中国英美烟公司画广告的）画，后来他神气起来了，说一笔也不能改。我就比他更神气，要求当局人把他开除了。如今Art department的事只我一人包揽。办事的棘手，证例还多得多。老余要辞职，昨天刚说好了的。
纽约的作业太多，真不能读书。我们自从来此，两次演戏，忙得我头昏脑乱，没有好好的画过一次画。课是整星期的cut，我与你们在哈佛的比，真当惭愧无地。……
你问我的诗兴画兴如何。画兴不堪问，诗兴偶有，苦在没有工夫执笔。倒是戏兴很高，同你一样。前天看了O’neil的四个短剧果然是不同。前数星期作了一首英文诗，我可以抄给你看看。人非木石，孰能无情！
一多问好
The eye gladdened；touched the heart；
The meeting is done, let us part.
Courtly smiles will harden to grins
Better end love where love begins.
A lawless shuttle is that of Fate.
Ere grief is woven, change is late，
Let us wrap and woof remain——
Clean threads from love’s freakish stain.
Let us part！our meeting is through，
Through heart may hunger, heart may rue.
Your friendship’s smiel was undream’d of，
Still less hoped your sighs of love.
Thus in after years if again we meet，
I famishing still, you replete，
Glad and unshamefaced I’ll say：
“Once we met but did not stay.”
“Once we met, our paths converged，
All currents of my being surged——
Once we met and parted soon.”
In after years let my heart croon.
这封信有好几点需要解释。所谓古装的戏是《杨贵妃》，纽约中国学生用英文公演的一出戏。由撰写剧本到舞台设计、服装制作等等，全都由学生们自己负责办理，所以是一桩大事。一多是学画的，于是有关图画的工作均落到他的头上，尤其是几十套绸质服装要在上面画出锦绣黼黻的图案，更是需要匠心独运，但是结果非常良好，在灯光下竟看不出有彩笔的痕迹。在这一次演剧中一多建了大功，但是也启了荒废学业之渐。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ies学舞台图案，余上沅（信中的老余）是在匹兹堡的戏剧艺术学院学习舞台艺术的，这两个人是这一次演出的主干，再加上艺术批评家的张禹九和画家闻一多！俨然是一个很坚强的阵容。演员是哪些人，我已记不得很清楚，主演杨太真的好像是一位王小姐（倩仪），饰高力士的是黄仁霖，事后闻一多告诉我黄先生扮演那个角色惟妙惟肖获得极大成功。一多的这一首英文诗，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了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地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他写的英文诗不多，这也是少年之作，录在这里以供观赏。
纽约的《杨贵妃》演出成功，在哈佛的一些中国学生也见猎心喜，于是有演出《琵琶记》之议，顾一樵编剧，我翻译为英文，邀集在波士顿一带的谢文秋、谢冰心、王国秀、徐宗涑、沈宗濂、高长庚、曾昭抡诸位参加演出，在技术方面不能不向纽约请求帮助，我们邀请一多和赵太侔、余上沅三位同来，但是一多临时没有来。看下面的三封信：
实秋：
来函质问我的诸事，还是因为健忘底老毛病，所以没有回答。归期大概以上沅底归期为转移，至迟不过六月。栖身之所依然没有把握，这倒是大可忧虑的事。不过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亦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南海之神》还没有十分竣功。如今寄来了，请你着实批评一番，然后再继续撰作后数节。昨晚又草成《七子之歌》也是国家主义的呼声。结构具在，只是音节词句上尚欠润色。我现在同学校生活正式脱离关系了。现在的生活，名义上是游手好闲，实际上是仰屋著书。着手撰著的文章有一篇《新民族的新诗》是从民族主义底观点上论美国的新诗运动，又有一篇《印度女诗人——奈陀夫人》。奈陀夫人是印度国家主义底健将，在艺术上的成功亦不让泰戈尔。……
一樵：
布景也许用不着我亲身来波城。只要把剧本同舞台底尺寸寄来，我便可以画出一套图案，注明用什么材料，怎样的制造。反正舞台上不宜用平面的绘画，例如一个窗子，最好用木头或厚纸制一个能开能合的窗子，不当在墙上画一个窗子底模样，因为这样会引起错误的幻觉。总之，候我把图案制就了，看他的构造是简单或复杂。如果不能不复杂，一定要我来，我是乐于从命的。再者也请告诉我你们在布景和服饰上能花多少的钱。
一多问好
星期五早
实秋：
船票尚未买定，太早也。蛰居异域，何殊谪戍？能早归国，实为上策。数月之中，吴宗传死，张杰民、李之常入疯人院，向哲濬入狱为囚，黄卓繁、孟宪民、张福全、孙增庆或卷债潜逃，或假作支票，邱广裸体裹寝衣骑自行车闲游校园——惊人之事岂徒掷巨金为女子祝寿者睡地板哉？
《南海之神》谓为脱稿亦可。刊入《大江》不嫌其为国民党乎？……然取决之权在足下，我固无成见也。
来示谓我之诗风近有剧变。然而变之剧者孰过于此：——
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
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舌总猜疑。
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释疑
艺国前途正杳茫，新陈代谢费扶将。
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求福岂堪争弃马？补牢端可救亡羊。
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天涯
天涯闭户睹清贫，斗室孤灯万里身。
堪笑连年成底事？穷途舍命作诗人。
实秋饰蔡中郎演《琵琶记》，戏作柬之
一代风流薄幸哉！钟情何处不优俳？
琵琶要作诛心论，骂死他年蔡伯喈！
一多问好
信里面提到的《南海之神》是一首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长诗。一多对于孙中山先生极为敬仰，我们在珂泉时就有一天看见报载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语焉不详，一多大为激动，红头涨脸地反复地说：“这个人如何可以死！这个人如何可以死！”他钦佩他怀有救国大志，不屈不挠，而为人清廉。我们发电纽约查询，结果知道原来是误传。一多到了纽约之后，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纽约各界开会盛大举行追悼，事前把我的那一幅大的五色国旗借了去，会堂中间悬着中山先生遗像，那遗像便是一多临时赶画的，是一幅炭笔画，他后来送了我一张这幅画的照片，因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南海之神》这一首诗我给登在《大江季刊》第一期了。
一多信中自承“同学校生活正式脱离关系”，其实他自到纽约以后就没有建立正常关系。波希米亚的生活是不好受的，所以他在五月初就偕同太侔、上沅匆匆启程返国了。
实秋：
我们定五月四日离纽约，十四号上船。回去后计划详情，菊农谅已报到了。你从前讲要国内新诗集子，现在汇齐寄上，察收为荷。
此次回国并没有什么差事在那里等着我们，只是跟着一个梦走罢了。我们定规坐三等船，每人省出一百元美金，作为到北京后三个月底粮饷。此行可谓heroic矣！
《大江》第一期已登拙作是哪几篇？尊处若尚有存稿，即请作第二期用。第二期拟用那几篇也请示知。因为回去后短不了也要发表一点东西。请告诉我以免重复。若稿件不够，舟中有新作，一定寄来。
一多 四月二十四日
这是一多在纽约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念念不忘的是给《大江季刊》写稿。大江会的会员中始终热心于会务者是闻一多。他的作品发表在《季刊》上的，我记得有《我是中国人》《长城下之哀歌》《醒呀》《七子之歌》《洗衣曲》《南海之神》等等。他译有拜伦的《希隆的囚徒》《希腊之群岛》两首诗，另有《河图》一诗在写作中，都没有来得及发表，《季刊》就停刊了。
清华官费五年，本来非满五年是不准回国的，后来改变办法，满三年回国也可以，在国内最多盘桓两年，否则即作为放弃最后两年官费。一多的性格是不适于长期羁旅的，他是一个喜爱家庭的人。后来有一次他对我说：“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夜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停匀的鼾息声。”当年孤身投在纽约人海之中，他如何受得了！同时他的爱国精神特别强烈，感觉也特别敏锐，在他看来美国的环境是难以忍受的。他在一月十一日写信告诉我：“现拟作一个series of sketches，描写中国人在此邦受气的故事。体裁用自由诗或如Henley底‘In Hospital’。”他注重搜集的是受气的故事，他自己肚里有多少闷气，可以想见。很多有涵养的人到了美国真真做到宾至如归的境界，一多则异乎是，他在美国如坐针毡，归心似箭，于是他匆匆地踏上归途，结束了他的三年游美的生涯。
七
十四年（一九二五）六月，一多回到北京，和余上沅、陈石孚在西城梯子胡同赁屋而居，几个单身人住一个院子，那情况是相当凄凉的。一多住的那间屋子装饰得很特别，据上沅后来告诉我，四壁裱糊黑纸，黑黝黝一片，墙上镶了金边，闪烁着微光，尤其是在一盏孤灯之下，格外觉得鬼气森然。《死水》诗集的装帧就是黑面金字，别开生面，也许正是他这同一时代的情绪的表现吧。因为觅得枝栖，生活粗定，约半年后他便把家眷接来北京，迁居于西京畿道。
一多的职务是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这是由于徐志摩的推毂，当时的艺专校长是刘百昭。刘是章士钊的部下，初接校务，急需一批新人帮忙，所以经志摩介绍一拍即合。戏剧系主任本拟聘余上沅，后又因为安置赵太侔，上沅改任教授。他们加入艺专也是不得已，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一多是最不适于做行政工作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膺选。
一多没有忘记大江赋给他的任务，十五年（一九二六）一月二十三日有一长信给我，他说：
大江命做的事，我虽自揣能力不够，但仍是不敢辞让。我只望在美同人多帮一点忙，不要使我一人陷于呼吁无门的境地，那便是《季刊》的幸事。
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作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醒狮社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只能鼓吹主义，恐怕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此点李璜等亦颇承认，故努生在京时，彼等极为敬视。在努生未归之先，我希望浩若要快回来。我包管他回来了有极有兴味的事可做。
我近来懊丧极了。当教务长不是我的事业，现在骑虎难下真叫我为难。现在为校长问题校内不免有风潮。刘百昭一派私人主张挽留他，我与太侔及萧友梅等主张欢迎蔡孑民先生，学校教职员分为两派。如果蔡来可成事实，我认为他是可以合作的，此外无论何人来我定要引退的。今天报载我要当校长，这更是笑话。“富贵于我如浮云！”我只好这样叹一声。
我现在不与上沅、石孚同居了。现在的住址是西京畿道三十四号。内子与小女都在这里。家庭生活差强人意。时相过从的朋友以“四子”为最密，次之则邓以蛰、赵太侔、杨振声等。国家主义的同志中有一般人也常到我家里开会。新月社每两周聚餐一次，志摩也常看见。你与菊农的信论志摩的诗不知怎地转到志摩手上来了，又从志摩手上转到我这里来了。
回国后仅仅作了两首诗，到艺专来后文艺整个放在脑袋后边去了，长此以往，奈何！奈何！……
国内漆黑一团，切望同志快回来共同奋斗罢！
一多的热心可佩，可是他的看法却错了，大江同人一两年之内都陆续回来了，但是每个人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出路，同时国内政局丕变，所谓“国家主义派”已在被打倒之列，而且“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之说甚嚣尘上，大江国家主义如何能不如昙花之一现？
一多对于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冲突与斗争，虽非积极领导的分子，但是确曾躬与其役。他虽说李璜是一书生，实则对他颇为敬重，曾对我说起李璜，誉为光风霁月国士无双。
一多在北京“九月之久仅成诗两首”，有“江郎将从此搁笔乎”之叹，但是他提倡新诗的热忱并来稍减。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那刊头图案即是一多的手笔），每周出《诗刊》一次，是由一多编辑的。他有信给我：
《诗刊》谅已见到。北京之为诗者多矣，而余独有取于此数子者，皆以其注意形式，渐纳于艺术之轨。余之所谓形式者，form也，而形式之最要部分为音节。《诗刊》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
他所标榜的“形式”，确是新诗进展的一大步，但是也因此而赢得“豆腐干体”的讥嘲。新诗不可以长久留在“自由诗”的阶段，必需注重音节，而音节须要在整齐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整齐。中国字为单音，在音节方面宜于旧诗，如今以语体写诗便不能以一个字为一单位，只好以两三个字为一组，一行中有几个重音。《诗刊》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一个尝试。一多的《死水》远胜他的《红烛》，就因为《死水》一集的诗都有谨严的格律。下面两首诗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整齐的格调，读来亦朗朗上口。
春光
静得像入定了的一般，那天竹，
那天竹上密叶遮不住的珊瑚；
那碧桃，在朝暾里运气的麻雀。
春光从一张张的绿叶上爬过。
蓦地一道阳光晃过我的眼前，
我眼睛里飞出了万只的金箭，
我耳边又谣传着翅膀的摩声，
仿佛有一群天使在空中逻巡……
忽地深巷里迸出了一声清籁：
“可怜可怜我这瞎子，老爷太太！”
飞毛腿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别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聊天儿。
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
“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
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
窝着件破棉袄，老婆的，也没准儿，
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俩大灯罢，
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
成天儿车灯车把且擦且不完啦，
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啦？”
可是飞毛腿的车擦得真够亮的，
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
嗐！那天河里飘着飞毛腿的尸首……
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
这两首诗很有意味，都有一点哈代的那种戏剧化的悲观的讽刺的意思，而且形式也很考究。可惜的是他对于新诗太早地洗手不干了。
一多常来往的所谓“四子”，是朱湘（子沅）、饶子离、杨世恩（子惠）和刘梦苇。刘梦苇的别号也是一个“子”字起头，我忘记是子什么了。四个人都比一多小几岁，一多以老大哥的姿态和他们一起作诗谈诗。四子是《诗刊》的基本作家。刘梦苇、杨世恩早死，没能有大成就。饶子离才气很高，后来在四川入山学道，不知所终。朱湘是一位怪僻的诗人，一多和朱湘来往不久即交恶，一多四月廿七日函谓：
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说瞧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偏要打倒饶、杨等人的上帝。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为同疯狗一般，就算他是Spenser（因为Shakespeare是他不屑于做的，他所服膺的是斯宾塞）社会上也不应容留他。他的诗，在他未和我宣战的时候，我就讲了，在本质上是sweet sentimentality，在技术上是dull acrobatics，充其量也不过做到Tennyson甚至Longfellow一流的kitchen poet，因为这类的作品只有housewives才能鉴赏。这个人只有猖狂的兽性，没有热烈的感情。至于他的为人，一言难尽！
朱湘后来终于在由安庆到上海航行途中坠江而死，大概是自杀的。
我在七月里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多已经忍不住北京八校欠薪以及艺专风潮迭起的压迫而携眷返里了。
八
十五年（一九二六）暑假，一多携眷回到湖北浠水老家，到了秋后只身来到了上海，下榻在潘光旦家里。由于潘光旦、张禹九、瞿菊农几位朋友的关系，进入了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服务。这一所大学是张君劢先生创办的，据君劢先生在《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见《征信新闻》五四、六、二）里说：
杜氏（杜里舒）离华，余以韩紫石之托，创政治大学于上海，乃立延东荪主哲学讲席，其兄孟劬与孙德谦并私淑章实斋，则分主子史讲席，自余海外留学归来，潘光旦、吴经熊、闻一多、金井羊、陈伯庄、瞿菊农、吴国桢，陈石甫（孚）诸君子，亦各就所学讲授。一时称为得人，校誉鹊起。
事实上一多在政治大学并未“就所学讲授”，他担任的是训导长的职务。训导长是一个繁重的位置，在学校里是很重要的，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一多不像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那时候北京的国立八校经年欠薪，学潮常年起伏，教育界人士都襆被出都，彷徨无主，很多人都聚集到上海来。一多是这流亡群中的一个，所以训导长的职务他也担任了。政治大学地点很好，好像是与同济大学毗邻，我初返国门的第二天，张幼仪即曾顺便驻车陪我去参观过一次，校属初创，当然谈不上规模，不过气象倒是满好的。一多在吴淞不久，长女立瑛病重，遂遄返湖北。立瑛是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二月生，此时未满五岁，不幸夭折。一多有诗一首哀悼她。
忘掉她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的一缕香——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一出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听蟋蟀唱得多好，
看墓草长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经忘记了你，
她什么都记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华那朋友真好，
他明天就教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问，
就说没有那个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一出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反复重叠，固然是歌谣体的能事，沉恸的至情流露也是自然地不得不尔。
大约在十六年（一九二七）二、三月间一多到了武汉，在武汉政府的总政治部工作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据章伯钧的回忆说：
在民国十六年中国大革命时代，闻先生曾因朋友的介绍……应邓演达先生之邀约，参加总政治部工作，约在是年二、三月间，闻先生到部任艺术股股长，并亲自绘制反军阀的壁画一大幅。后来因为闻先生颇不惯于军中政治生活，受任一月即行告退。
总政治部艺术股股长这一段经验，一多以后没有和我谈起过，想来这一段经验不是怎样愉快的。他离开武汉又回到吴淞的政治大学，但是不久北伐军抵沪，这个学校被封闭了。一多再度赋闲，在光旦家里闲居无事，开始刻图章。他也给我刻了一个闲章，文曰：“谈言微中”，初试铁笔，亦复不俗。他又和光旦偕游杭州，六桥三竺留下了他的屐痕。这时期一多百无聊赖，虽然新月书店此时正在创办，一多并未积极参预其事，余上沅、张禹九、潘光旦、饶子离、刘英士、罗努生和我都在上海，但是一多总是栖栖皇皇不可终日。暑中经友人介绍，到南京土地局任职，所任究系何职，他从来没对我讲起过，无论如何那总是人地不宜的一个职务。所幸他供职的期间很短，暑假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开学，聘一多为外文系教授兼主任。所谓“第四中山大学”的前身即是国立东南大学，后来又改称为中央大学。至此一多才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栖身之处，卜居在学校附近的单牌楼，把家眷也接到了南京。
《新月》杂志于十七年（一九二八）三月十日首刊，编辑人列徐志摩、饶子离、闻一多三个人。事实上饶子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整天地忙，一多在南京，负责主编的只是志摩一个人。一多负着编辑人之一的名义，给新月写了一些稿，也为新月拉了一些稿，例如费鉴照、陈楚淮几个年轻人的稿子都是他介绍来的，这编辑人的名义一直到二卷二期[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才解除。在这一年当中，一多在新月上发表了不少译诗，例如《白朗宁夫人的情诗》（十一至廿一首），哈代的《幽舍的麋鹿》，郝斯曼的《情愿》《从十二方的风穴里》，在论文方面有《先拉飞主义》《杜甫》等。从他这写作的情形看，除了最后一篇《杜甫》之外，他的兴趣还是在英国近代诗方面。一多对于英诗，尤其是近代的，有深刻的认识，但是对于整个的英国文学背景并没有足够的了解。我想他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一年，虽然英美诗、戏剧、散文无所不教，他内心未曾不感觉到“教然后知不足”的滋味。他内心在彷徨。所以秋后王雪艇先生约他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便毅然离开南京，搬到武昌附近的珞珈山去了。
一多到了武汉，开始专攻中国文学，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转变。《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武大《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十九年（一九三〇）四月出版]。在十七年（一九二八）八月出版的《新月》第六期里一多已发表了一篇《杜甫》的未完稿，可见他在临去南京之前已经开始了杜甫研究，到了武汉之后继续攻读杜诗，但是改变了计划，不再续写泛论杜甫的文章，而做起考证杜甫年谱的工作。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何况他本来就有在故事堆里钻研的癖好。
不知为什么，就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开始发表的时候，武汉大学发生了风潮，一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据《闻一多年谱》，“先生就贴了一张布告，说对于自己的职位，如‘鹓雏之视腐鼠’，并声明解职离校。后来学校挽留，到底没有留住”。一多辞职之后，又飘然只身来到了上海。
九
一多到了上海遇到杨金甫（振声），金甫是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之一，筹备委员会的主任是蔡孑民先生，但是实际负筹备之责的是金甫。且已内定他为校长，所以他来上海物色教员。他要一多去主持国文系，要我去主持外文系，我们当时唯唯否否，不敢决定。金甫力言青岛胜地，景物宜人。我久已厌恶沪上尘嚣，闻之心动，于是我与一多约，我正要回北平省亲，相偕顺路到青岛一觇究竟，再作定夺。于是我携眷乘船北上，一多偕行。
船到青岛，我们住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信步街道，整洁宽敞，尚有若干市招全是日本气味。我们到了一家吴服店，各自选购一件和服，宽袍大袖，饶有古意，一多还买了一件浑身花蝴蝶的，归遗细君。我们雇了两部马车，观光全市，看了海滨公园、汇泉浴场、炮台湾、湛山、第一公园、总督府，到处都是红瓦的楼房点缀在葱茏的绿树中间，而且三面临海，形势天成。我们不禁感叹，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真是令人赏玩不尽，德国人在此地的建设也实在是坚实可观，中间虽然经过日本人的窃据，规模犹存，以后我们纵然要糟蹋，怕一时也糟蹋不完，这一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那两个车夫，山东大汉，彬彬有礼，一多来自武汉，武汉的脚行车夫之类的那股气焰他是深知的。我在上海住了三年，上海的脚行车夫之类的那个风度我也是领教够了的，如今来到孔孟之邦，居然市井斗筲之民也能知礼，令人惊异。举一个例：车在坡头行走，山上居民接水的橡皮管横亘路上，四顾无人，马车压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车夫停车，下车，把水管高高举超，把马车赶过去，再把水管放下来，一路上如是折腾者有三数次，车夫不以为烦。若在别的都市里，恐怕一声吆喝，马车直冲过去，说不定还要饶上一声：“猪猡！”
青岛的天气冬暖夏凉，风光旖旎，而人情尤为淳厚，我们立刻就认定这地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所以我们访问金甫之后，就一言而决，决定在青岛大学任教。我回北平家中小憩，一多返武汉接眷，秋后我们便在青岛开始授课。
青岛大学是新创立的学校，校址是万年山麓，从前德国的万年兵营，有五六座楼房（其中一座为市政府保安队占用），房屋构造坚固，勉强可以用作教室宿舍。我们初到青岛的时候，蔡孑民先生还携眷住在女生宿舍那座小楼里。学校大门上的木牌是蔡先生的题字，清癯一如其人。学校是国立的，但是经费是山东省政府拨付的，所以一开始学校的基础就不大稳固。杨金甫是北大出身，当时在教育部里他的熟人不少，同时他是山东人，和教育厅里的人也有关系，所以他做校长是适当的，并且他的性情温和，冲默有量，所以双方肆应，起初尚能相安。和金甫一同来的还有赵太侔，“寡言笑”的人，也是一多的老朋友，他曾到上海看我，进门一言不发，只是低头吸烟，我也耐着性子不发一言，两人几乎抽完一听烟，他才起身而去，饶有六朝人风度。一多除了国文系主任之外还担任文学院院长。在中国文学系里，一多罗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戒甫等。
一多最初赁屋于大学路，即学校的斜对门，楼下一层，光线很暗，旋即迁到汇泉，离浴场不远的一栋小房，出门即是沙滩，涨潮时海水距门口不及二丈，据一多说夜间听潮一进一退的声音，有时不能入寐，心潮起伏，不禁忆起英国诗人安诺德的那首《多汶海滩》。他到学校去要经过我的门口，我住在鱼山路，时常呼我同行赴校。青岛多山路，所以我们出门都携手杖一根，这是别处所不需要的，一多很欣赏策杖而行的那种悠然的态度，所以他备了好几根手杖。一多在私生活方面是个懒人，对于到市内购买什物是视若畏途的，例如我们当时都喜欢穿千层底的布鞋，一多怕去买鞋，时常逼到鞋穿破了之后，先试穿他的厨师的鞋子，然后派遣他的厨师代他去买鞋！
汇泉的房子是很可羡慕的，可惜距校太远，同时也太偏僻，到了冬天海风呼啸时分外凄凉。一多住了不到一年，便趁暑假的时候送眷回到湖北，离别了那海边小屋。他为什么要把妻室孩儿送还家乡，独自留在青岛，我不知道，事实上他的家庭生活的情形，我也所知甚少。他住在汇泉的时候，请过我去吃过一次饭，我如今还记得的是他的厨师所做的烤苹果非常可口。孩子一大堆，流鼻涕的比不流鼻涕的为数较多。
十九年（一九三〇）一多送眷回乡，返校后就住学校宿舍，好像是第八校舍，是孤零零的一座楼在学校的东北方，面对着一座小小的坟山。夏夜草长，有鬼火出没。楼上有一个套房，内外两间，由一多住，楼下的套房由黄际遇（任初）住。这位黄先生比我们年长十几岁，是数学家，潮州人，喜欢写字、下象棋、研究小学，为人很是豪爽，由河南教育厅长卸任下来在青大任理学院长，也是和我们还可以谈得来的一个人。一多在这宿舍过了孤独的一年，饮食起居，都不方便，但是这一年间他没有家累，得以全副精力从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一多在武汉时既已对杜诗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的计划，他说要理解杜诗需要理解整个的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了然于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草写《唐代诗人列传》，积稿不少，但未完成。他的主旨是想借对于作者群之生活状态去揣摩作品的涵义。基于同样的想法，他开始研究《诗经》。有一天他到图书馆找我，我当时兼任图书馆长，他和我商量研究《诗经》的方法，并且索阅莎士比亚的版本以为参考，我就把刚买到的佛奈斯新集注本二十册给他看，他浩然长叹，认为我们中国文学虽然内容丰美，但是研究的方法实在是落后了。他决心要把《诗经》这一部最古的文学作品彻底整理一下，他从此埋头苦干，真到了忘寝废食的地步，我有时到他宿舍去看他，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不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他的研究的初步成绩便是后来发表的《匡斋尺牍》。在《诗经》研究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解释《诗经》。他自己从来没有夸述过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但是作品俱在，其价值是大家公认的。清儒解《诗》，王引之的贡献很大，他是得力于他的音韵训诂的知识之渊博，但是一多则更进一步，于音韵训诂之外再运用西洋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例如《匡斋尺牍》所解释的《芣苡》和《狼跋》两首，确有新的发明，指示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有人不满于他的大量使用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以为他过于重视性的象征，平心而论，他相当重视弗洛伊德的学说，但并未使用这一个学说来解释所有的诗篇。
《死水》于十七年（一九二八）一月出版以后，一多对于新诗的创作即不热心，他的兴趣已转到中国文学的研究，由诗人一变而为学者，但是大家对他的属望仍殷，看徐志摩于十八年（一九二九）十一月底从上海写给我的信：
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刊》始业焉可无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为转白，多诗不到，刊即不发，多公奈何以一人而失众望。兄在左右，并希持鞭以策之。况本非驽，特懒惫耳，稍一振蹶行见长空万里也。
这是志摩为《诗刊》催稿的信中的一段，结果是一多写出了一首《奇迹》。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他写信给我说：“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所致，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儿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捻紧拳头，大概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实际是一多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这不仅是他三年来的唯一的诗作，也可说是他最后的一篇，照录如下：
奇迹
我要的本不是火齐的红，或半夜里桃花潭水的黑，也不是琵琶的幽怨，蔷薇的香，我不曾真心爱过文豹的矜严，我要的婉娈也不是任何白鸽所有的。我要的本不是这些，而是这些的结晶，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迹！可是，这灵魂是真饿得慌，我又不能让他缺着供养，那么，即便是秕糠，你也得募化不是？天知道，我不是甘心如此，我并非倔强，亦不是愚蠢，我是等你不及，等不及奇迹的来临！我不敢让灵魂缺着供养，谁不知道一树蝉鸣，一壶浊酒，算得了什么？纵提到烟峦，曙壑，或更璀璨的星空，也只是平凡，最无所谓的平凡，犯得着惊喜得没主意，喊着最动人的名儿，恨不得黄金铸字，给装在一支歌里？我也说但为一阕莺歌便噙不住眼泪，那未免太支离，太玄了，简直不值当。谁晓得，我可不能那样：这心是真饿得慌，我不能不节省点，把藜藿全当作膏粱。
可也不妨明说，只要你——只要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抛弃平凡，我再不瞅着一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再不浪费这灵魂的膂力，剥开顽石来诛求白玉的温润，给我一个奇迹，我也不再去鞭挞着“丑”，逼他要那分儿背面的意义；实在我早厌恶了那些勾当，这附会也委实是太费解了。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宝光，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我并非倔强，亦不是愚蠢，我不会看见团扇，悟不出扇后那天仙似的人面。
那么我便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片衣裙的窸窣——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在青岛大学，有一次他在礼堂朗诵他的新诗。他捧着那一本《死水》，选了六七首诗，我记得其中有两首最受欢迎，《罪过》与《天安门》。他先说明诗的写作经过，随后以他那不十分纯熟的国语用沉着的低音诵读。诗人朗诵自己的诗都是出之以流畅自然，不应该张牙舞爪地喊得力竭声嘶。一多的诵诗是很好的一次示范。他试想以几个字组成为一音步，每一行含着固定数目的音步，希望能建立一种有规律的诗的节奏与形式。例如这两首受欢迎的诗：
罪过
老头儿和担子摔一交，
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
老头儿爬起直哆嗦，
“我知道我今日的罪过！”
“手破了，老头儿你瞧瞧。”
“唉！都给压碎了，好樱桃！”
“老头儿你别是病了罢？
你怎么直愣着不说话？”
“我知道我今日的罪过，
一早起我儿子直催我。
我儿子躺在床上发狠，
他骂我怎么还不出城。”
“我知道今日个不早了，
没想到一下子睡着了。
这叫我怎么办，怎么办？
回头一家人怎么吃饭？”
老头儿拾起来了又掉了，
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
天安门
好家伙！今天可吓坏了我！
两条腿到这会儿还哆嗦。
瞧着，瞧着，都要追上来了，
要不，我为什么要那么跑？
先生，让我喘口气，那东西，
你没有瞧见那黑漆漆的，
没脑袋的，瘸腿的，多可怕，
还摇晃着白旗儿说着话……
这年头真没法办，你问谁？
真是人都办不了，别说鬼。
还开会哪，还不老实点儿！
你瞧，都是谁家的小孩儿，
不才十来岁儿吗？干嘛的？
脑袋瓜上不是使枪轧的？
先生，听说昨日又死了人，
管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
这年头儿也真有那怪事，
那学生们有的喝，有的吃，
咱二叔头年死在杨柳青，
那是饿的没法儿去当兵，
谁拿老命白白的送阎王！
咱一辈子没撒过谎，我想
刚灌上俩子儿油，一整勺，
怎么走着走着瞧不见道。
怨不得小秃子吓掉了魂，
劝人黑夜里别走天安门。
得！就算咱拉车的活倒霉，
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
两首诗都是以北平土话写成的，至少是一多所能吸收的北平土话，读起来颇有抑扬顿挫之致，而且诗又是写实的，都是出之于穷苦人的口吻，非常亲切。我记得平素不能欣赏白话诗的朋友，那天听了他的诗歌朗诵都一致表示极感兴味。
一多从来没有忽略发掘新诗的年轻作者。在青大的国文系里他最欣赏臧克家，还有他的从前的学生陈梦家也是他所器重的。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一个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个人颇为相得。有一天他们踱到第一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休息，陈梦家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他蓬首垢面，敞着胸怀，这时节就有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了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一多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认为陈梦家是过于名士派了。有一次一多写一短简给他，称之为“梦家吾弟”，梦家回信称他为“一多吾兄”，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青岛虽然是一个摩登都市，究竟是个海陬小邑，这里没有南京的夫子庙，更没有北平的琉璃厂，一多形容之为“没有文化”。有一书贾来兜售旧书，颇多善本，宋刊、监本、麻沙无不具备，自言出于长沙王氏，一多问他莫非是“复壁藏书”以身殉书之王某，彼连声称诺，一多大喜，相与盘桓数日。后来听人说起，其中多是赝品。一多闻之嗒然。
此地虽无文化，无妨饮食征逐。杨金甫、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加上一多和我，戏称“酒中八仙”，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不是顺兴楼，就是厚德福，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金甫、季超最善拇战，我们曾自谓“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的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一多笑呵呵地说：“不要忘记，山东本是出拳匪的地方！”
青岛附近的名胜只有崂山，可是崂山好像没有什么古迹，尽管群峰削仞乱石穿空，却没有什么古人留下的流风遗韵的痕迹。我和一多、金甫、太侔曾数度往游，在靛缸湾的瀑布前面流连忘返，一多说风景虽美，不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可见他浪迹于山水之间尚不能忘情于人事。我指点山上的岩石，像斧劈皴一般，卓荦峣峥，我说那就是千千万万年前大自然亲手创造的作品，还算不得是“古迹”么？一多不以为然。后来我们到济南参加山东省留学生考试委员会，事毕游大明湖，一多在历下亭看到“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依稀想见杜少陵李北海的游踪，这才欣然色喜，虽然其实济南风景当推佛峪为较胜。
一多在青岛住了两年，在学潮爆发之后不愉快地离去。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占领沈阳，公开侵略，我军节节后退，全国愤怒，学界当然更为激昂。我们这一代人在“五四”时代都多多少少参加过爱国运动，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当然是明了的，但是当前的形势和“五四”时代不同，所以平津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赴京请愿，秩序纷乱，我们就期期以为不可。这一浪潮终于蔓延到了青岛，学生们强占火车，强迫开往南京，政府当局无法制止，造成乱糟糟的局势。北方学生一批一批涌向南京，在南京也造成了纷乱的气氛，我们冷静观察认为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无法说服学生不这样做。学生团体中显然有所谓“左”倾分子在把持操纵，同时学校里新添了几个学系，其中教员也颇有几位思想不很平正的人物在从中煽惑。在校务会议中，我们决议开除为首的学生若干名，一多慷慨陈词，认为这是“挥泪斩马谡”，不得不尔。因此而风潮益形扩大，演变成为反对校长，终于金甫去职。在整个风潮里，一多也是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有一个学生日后回忆说：“记得当时偶尔走经青岛大学旁的山石边时，便看见过一条刺目的标语：‘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不学无术”四个字可以加在一多身上，真是不可思议。这大概就是所谓“标语”的妙用吧。我和一多从冷静的教室前面走过，无意中看见黑板上有新诗一首：
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拿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
禁得住你呵几呵？
这是讥一多平素上课说话时之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一多看了也只好苦笑。思想前进的青年们的伎俩尚不止此，在黑板上还画了一个乌龟一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与梁实秋”，一多很严肃地问我：“哪一个是我？”我告诉他：“任你选择。”
闲居无聊，一多偕陈梦家游泰山，观石刻，因雨留宿灵岩寺二日。
暑后，他就离开青岛，赴北平任教于清华大学。
十
一多来到清华，任教于中国文学系，当时系主任是朱自清，在五年之间他教过的课程如下：
（一）大一国文、王维及其同派诗人、杜甫、先秦汉魏六朝诗。
（二）大一国文、《诗经》《楚辞》、杜诗。
（三）《诗经》《楚辞》、唐诗、乐府研究。
（四）《诗经》《楚辞》、唐诗。
（五）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诗经》、唐诗、《楚辞》、乐府研究。
从这个课目单可以窥见他的研究的范围。他不是“温故而支薪”的教书匠，他是随时随刻地汲取新知，真正做到教学相长的地步。《岑嘉州系年考证》《天问释天》《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诗新台鸿字说》《离骚解诂》《诗经新义》等文，陆续发表在《清华学报》。
一多住在清华园的新南院，和潘光旦做比邻，环境甚为清静，宜于家居读书。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冯夷先生有一段文字记一多之讲授《楚辞》：
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的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自己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只，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功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黄昏上课，上课吸烟，这是一多的名士习气。我只是不知道他这时候是不是还吸的是红锡包，大概是改了大前门了。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一多游云冈石窟寺，看石刻大佛，此游是由顾一樵安排，平绥路局长沈昌拨专车一列，同游者有一樵、庄前鼎、蔡方荫、杨宗翰、余上沅夫妇、吴景超夫妇和我。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夏一多到河南南阳（编者注：应为安阳）看发掘甲骨情形。他对甲骨文已发生深刻兴趣，写了好几篇契文疏证。他的学生陈梦家已由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颇有发明，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多甚为激赏，曾屡次对我说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要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想他们师生二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必定甚大。
我是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夏离开青岛到北京大学来教书的。清华远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见面次数不多。这时候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惄然心伤的，罗努生主编《北平晨报》，我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于安内攘外之义多所敷陈。一多此际则潜心典籍，绝不旁骛，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我和罗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地对他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情绪很不愉快。我提起这一件事，是为说明在抗战前夕一多是如何地自命清流，如何地与世无争。
但是，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卢沟桥的炮声一响，华北整个变色！董仲舒可以“下帷讲授，三年不窥园”，闻一多却无法在敌人炮火声中再“痛饮酒，熟读离骚”，和从前一样地继续做真名士了。七月十九日离平南下，先回到湖北家中，随后在十月就赶到长沙去参加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十一
一多在长沙的一段生活及其想法，最好是看他自己写的回忆：
最初，师生们陆续由北平跑出，到长沙聚齐，住在圣经学校里，大家的情绪只是兴奋而已。记得教授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大家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有时一个同事新从北方来到，大家更是兴奋的听他的逃难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只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最后战争如何结局的问题。那时我们甚至今天还不大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因为学校虽然天天在筹备开学，我们自己多数人心里却怀着另外一个幻想。我们脑子里装满了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以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该动员起来，自然我们也不是例外，于是我们有的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上尽点力。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理便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所教的书了。
因为长沙圣经学校的限制，我们文学院是指定在南岳上课的。在这里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属于圣经学校的。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在我们脚下是南岳镇，后面往山里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胜了。
在南岳的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时物价还没有开始跳跃，只是在微微的波动着罢了。记得大前门纸烟涨到两毛钱一包的时候，大家曾考虑到戒烟的办法。南岳是个偏僻地方，报纸要两三天以后才能看到，世界不大注意我们，我们也就渐渐不大注意世界了，于是在有规则性的上课与游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来。半辈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暂时的扰乱，只能使它表面上起点变化，机会一到，它还是要恢复常态的。
在抗战初期，好多人的请缨投效的幻想归于破灭，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组织不够坚强严密，所以使得一些有志之士只好失望地回到自己原来岗位。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战局愈益恶化，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二月十九日临大学生组织了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前往昆明，一多也参加了。于是栉风沐雨踏上了漫长的旅途，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昆明，足足走了三五百华里！沿途名胜古迹，引发了一多的艺术兴趣，画了几十幅写生画，又领着学生采集歌谣。旅途中一多蓄起胡须，据金甫告诉我，他的胡须虽然相当茂盛，颜色却在黑中羼杂着不少金黄色。带胡子的闻一多我没有见过，听说他直到抗战胜利，才把胡子剃掉。
十二
我已有言在前，闻一多在昆明那一段，应该留给别人写，因为我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对于一多的情形不大熟悉。不过每次杨金甫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一些有关一多的事，主要的是说他生活穷苦。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为他家里人口多。他共有八个孩子：
女
立瑛（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生，一九二六年冬夭折）
立燕（一九二六年五月生，一九二八年夏夭折）
子
立鹤（一九二七年秋生）
立雕（一九二八年九月生）
立鸿（一九二九年十月生，一九三〇年夏夭折）
立鹏（一九三一年九月生）
女
名（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生）
（一九三六年二月生）
吴晗《哭亡友闻一多先生》一文有这样的一段：
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我相信这一段话没有一点夸张。吴晗在另一篇《哭一多》一文比较详细地叙说他刻印的经过：
两年前他学会了刻图章。这故事包含了血和泪。他研究古文字学，从龟甲文到金石文，都下过工夫。有一天朋友谈起为什么不学这一行手艺。他立刻买一把刻字刀下乡，先拿石头试刻，居然行，再刻象牙，云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了，还含着泪。以后他就靠这行手艺吃饭，今天有图章保证明天有饭吃。
是的，我在四川看到他的润例，正式挂牌治印，由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唐兰、陈雪屏、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罗庸九人出面介绍，浦江清拟稿作一短启，文曰：
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自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傥有稽古宏才，偶涉笔以成趣。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忘，占毕余暇，留心佳冻。惟是温馨古泽，徒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并世。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聊定薄润于后：石章每字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五字作一计算，过大过小加倍。
这是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五月间事。事实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时始，十六年（一九二七）的时候便已为光旦、刘英士和我开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艺。不过到了昆明正式挂牌，技艺大进罢了。听说盟军人士出于好奇，也往往订刻图章，比较可得善价，故亦来者不拒。文人不得已而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一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
《传记文学》第九卷第二、三、四、五、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