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郁达夫其人其文
（秦贤次）
郁达夫，原名文，达夫为其表字，后即以字行，浙江富阳人，生于前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阴历十一月初三。在新文学家中，与徐志摩、陈西滢、傅斯年、沈雁冰、谢六逸、胡愈之、郑伯奇、何畏等同年生。是年，为中国和日本甲午战争失败后第二年，清廷正下罪己诏，准备变法自强。大清政府于是年二月，由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主事，成立邮政总局，是为中国自办邮政之始；四月，李鸿章借赴俄祝贺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与俄签订密约，共同防日；七月，黄遵宪、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鼓吹维新变法。同年，严复译成英人赫胥黎之《天演论》；又，张之洞奏派二人赴日本留学，是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日之始。
富阳县位于富春江之北，离杭州水道约一百里，虽是山明水秀，但实地瘠民贫，是个小县城。达夫家为世代书香，自太平天国乱后，渐渐没落，家境贫困。父名企曾，母姓陆，达夫则排行第三，为郁家幼子。长兄名庆云（一八八七—一九三九），后改名华，字曼陀，清末以官费留日，毕业于法政大学法律科，回国后一直在司法界服务，曾于民初加入“南社”，精于诗画，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一月二十三日，为汪伪政权派人暗杀，时任上海高二分院庭长；二兄名浩（一八九四—？），字养吾，清末杭州陆军小学堂毕业，入民国后，改入国立北京医专深造，毕业后，曾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考取第一一届文官高等考试，分发至海军部服务，后来回家乡行医。
达夫七岁时始开蒙，接受旧式的书塾教育，九岁时即能赋诗，其《自述诗》云：“九岁题诗四座惊”，正显示出达夫的聪慧和具有文学家的天分。翌年，即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廷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并将各省县原有书院，一律改建为新式学堂，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一千余年之传统的科举制度，至此终止。
十一岁，即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初春，达夫入富阳县立高等小学肄业，“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的一个”。同学中，并有几位是进过学的秀才，年龄都在三十左右。时晚清教育系春季始业，高小需肄业四年，始能升入五年制的中等学堂。翌年春，以学年成绩优异，跳了一班，直接升入三年级，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初春，修满三年后毕业。毕业的第二天，首次远离故乡，由水路赴省垣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但以费用不足，改考学膳费较为便宜的嘉兴府中，肄业半年，暑假回乡后，在家自修，即不想再回去。两年后，异日成为“文学研究会”巨子的沈雁冰也来嘉兴府中求学，他们两人可说是先后同学。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春，达夫又转入年前考而未入的杭府中学，同班同学中，后来成名的有诗人徐章垿（志摩）、国学家蒋起龙（伯潜）、儿童教育家董时（任坚）及教育学教授赵乃抟（述庭）等人。达夫这时在同学中得了一个“怪物”的绰号，因为由同侪眼中看来，达夫是个“不善交际，衣装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做起文章来，竟也会得压倒侪辈，当然是一件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是年秋，达夫长兄曼陀自日学成归国，应清廷留学生考试及格，奖给举人衔，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外务部服务；二兄养吾亦自陆军小学堂毕业，入部队担任相当于现在排长的职务，达夫的家境也渐富裕起来。
之江大学是我国教会大学中成立最早的一家，在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由美国长老会创办于浙江鄞县，当时称为“崇信义塾”，嗣后迁移至杭州塔儿巷，并更名为“育英书院”，至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成立校董会，并于二月再迁至江干二龙头新址，更名之江学堂，旋又改称之江大学，设有正预两科，是时学生仅有百余人。宣统三年春，达夫由杭府中学转入之江预科，自云系为了学好英文，同时也为大学这一个诱人的名衔所惑，然而进去之后，却大失所望，主要是为了学校太过于浓厚的宗教气氛及课程，这一点可说是清末民初各教会学校的通病，以达夫性格之不羁，自较他人更不易忍受，终于引发风潮而退学，在校还不及半载。
从之江退学后，杭州另一所教会学校，浸礼会所办的蕙兰中学反而把达夫他们当作义士看，以极优厚的条件表示欢迎他们就读，不到三月，武昌起义，革命的浪潮瞬间波及杭州，各学校乃提前放假，达夫这时已对学校教育感到万分绝望，回乡后，即不再复学，结束了三年来的中学生活。
达夫在就读杭府中学时，曾偶然于旧书肆中买了一部《西湖佳话》及一部《花月痕》，这是达夫有意看中国小说时，最早接触的两部小说。当时，达夫的兴趣主要仍在于旧诗词，首先试着投稿于《全浙公报》，其后渐及于《之江日报》，甚且远至上海的《神州日报》，起初用的是假名笔名之类，直至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经有七八成的把握，才用真名发表，当然所登的作品均为旧诗词。在后来“创造社”诸作家中，旧诗的造诣，无疑以达夫的功力最为深厚，论及投稿之早，也非达夫莫属，时当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仅十五岁。
大革命的浪潮过去之后，新体制的政府迅即成立，然而对于达夫的影响似乎不大，由于对学校教育的悲观，达夫在家乡过着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生活。达夫以为：“而实际上这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
然而蛟龙终非池中物，达夫并不愿甘心死守故乡默默以终的。时机终于到来，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九月，达夫长兄曼陀原服务于京师高等审判厅，担任推事之职，当时北京政府为拟改订司法制度之故，选派其赴日本考察司法，达夫终于乘机随行赴日留学。达夫事后回忆说：“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没有我那位哥哥的带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来寻找出路。”
到了东京之后，为期能考取官费生，达夫于十一月起除了白天在神田正则学校补习中学功课以外，晚上还到夜校学习日文，孜孜苦读半年多，终于翌年七月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获得官费生的资格，时年十九。
清末中国政府和日本文部省（教育部）曾订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指东京第一高等、东京高等工业、东京高等师范、千叶医学专门、山口高等商业，自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起，十五年内，凡考取该五校者，由中国政府给予官费，可收学生一百六十五人，其中东京一高占六十五人。该五校，入民国后，专为中国学生设有一年预科，毕业后即升入本科与日本学生一起上课，若高等学校则肄业三年后，更可直升帝国大学。以是考取一高预科者，不啻保证如能顺利升学，则七八年内直至大学毕业止，都能享受公费，是以竞争特别激烈。
当时日本学制，高等学校共分八所，除一高在东京外，余均在外县市，课程分为三个部门，修文、哲、经、政等科列为第一部；修理、工科者列为第二部；修医科者列为第三部，为中国学生特设的一高预科也是这样分科的。预科毕业后，需凭成绩及志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因此若想直升一高本科者，就得成绩特优始能如愿。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三月，与郁达夫同时考入一高预科者有阮湘（淑清）、李希贤（闪亭）、陈延炯（地球）——以上第一部；彭维基（钦明）、张资平——以上第二部；郭开贞（沫若）、钱潮（君胥）、范寿康（允臧）——以上第三部，其中范寿康后来由第三部改入第一部，而郁达夫考入时是第一部，毕业前改入第三部，改科的原因是听了长兄曼陀的话，为了将来医生的出路好。
张资平，广东梅县人，民初留日，元年（一九一二）十月至二年七月肄业东京同文书院，三年夏考入一高预科，时年二十。郭沫若，四川乐山人，三年元月留日，考取一高预科，时年二十三。后来“创造社”的成立，实契机于郁达夫、郭沫若及张资平在一高预科同学一年的关系。
在一高预科的一年，达夫曾回顾道：“这一年的功课虽则很紧，但我在课余之暇，也居然读了两本俄国杜儿葛纳夫（即屠格涅夫——笔者）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同学郭开贞也回忆说：“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即预科——笔者）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读得更丰富的。”
一高预科毕业时，达夫考得第三部的第四名，分发至名古屋的八高；郭沫若考得第三名，分发至冈山六高；张资平考得第二部第十二名，分发至熊本五高。达夫的选择八高，如果《沉沦》这中篇小说可视为他的“自叙传”的话，那么我们从小说中可找到他选择八高的可爱理由，他说：“预科卒业之后，他听说N市（名古屋——Nagoya——笔者）的高等学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学校去。”达夫的眼光的确不错，轰动文坛的处女作《沉沦》，描写的背景即在名古屋。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九月第二学年开学时，达夫因先前与长兄曼陀起了争执，并写信同他绝交，为了报复长兄起见，由第三部医科又改回第一部文科，须从头念起，达夫因此在八高前后共读了四年。除了应付学校功课以外，整日就是阅读西洋小说，从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七月，郁达夫毕业于八高第一部丙类，三十四人中得第二十八名。九月，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之东京大学）经济科肄业。同时，前一高预科同学张资平也来东大念地质科。张资平肄业熊本五高时，曾于七年（一九一八）五月为反对中日军事密约而回国请愿，为校方留级一年，以是读了四年方毕业。又“创造社”四巨头之一的成灏（仿吾），则早一年入东大。成仿吾，湖南新化人，民初随兄劭吾留日，二年（一九一三）秋考入一高预科，第二部毕业后分发至冈山六高，曾与郭沫若同学两年，六年（一九一七）九月升入东大，念造兵科。与张资平情形相仿佛，民七也曾回国请愿，在东大修了四年，始于十年（一九二一）四月初回国。
东大经济系当时教授阵容鼎盛，诸如高野岩三郎、森户辰男、舞出长五郎、糸井靖之、大内兵卫、矢内原忠雄等，皆为一时俊彦，达夫在诸名师指导下，也曾发过雄心，拟撰写一部《中国货币史》，终未果成。
九年（一九二〇）暑假，达夫回国与同乡孙荃结婚。孙荃小达夫一岁，是典型的旧式乡下女子，缠着小脚，《列女传》《女四书》之类书籍读得烂熟，性情柔顺，诗文尚佳。他们订婚多年，奉的是双方家长之命，受新式教育的达夫为抵制这种旧式婚约，留日后，多年来的暑寒假都不愿回家，希望能打破这婚约，最后终抵不住女方家长的日日催促，以及寡母的含泪规劝，终于回国成婚。这是“五四”以后新旧交替时的最大悲剧，勉强的婚姻，仅维持了七年，至十六年（一九二七）春夏，因王映霞的闯入而终告破裂。新文人中，能像胡适之先生的“从一而终”，绝不后悔，实不多见。
先是，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夏，郭沫若刚由六高升学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在博多湾邂逅了三年不见的预科同学张资平，两人谈起出文学杂志的计划，并拟约郁达夫及成仿吾为同人，这一番谈话可说是“创造社”的受胎期。同人杂志的提议，旋因成仿吾的主张缓行而搁浅下来，但最初发起的几个同人却个别的活动起来了。郭沫若在《时事新报》的《学灯》上发表诗作，张资平在《学艺》上发表小说，郁达夫也向上海各报投稿。只有成仿吾默默地写了些诗和小说给同人传观而已。
民国九、十年之交，在东大求学的成仿吾、张资平以及在东京高师念书的田汉（寿昌），曾在达夫的寄宿处开过三次会，拟约请在京都求学的郑伯奇（君平）、穆敬熙（木天）、张定璜（凤举）、徐祖正（耀辰）加入为同人，田汉并自告奋勇回国找出版处，且想邀请些国内的友人来参加。田汉，湖南长沙人，五年（一九一六）夏长沙县立师范毕业后留日，“五四”前后曾加入过“神州学会”“丙辰学社”“学术研究会”及“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并有诗文及戏剧在上述各学会的刊物上发表。八年（一九一九）四月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在“创造社”发起人中，是成名最早，关系较广的一人。
郑伯奇，陕西西安人，时正肄业京都三高二年级，亦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由田汉介绍与郭沫若认识；穆木天，吉林伊通人，“五四”前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八年九月入京都三高，与郑伯奇同班；张凤举，江西南昌人，为田汉在东京高师之学长，九年（一九二〇）三月毕业后，再入京都帝大文学部文学科深造，十一年（一九二二）七月毕业。徐祖正，江苏昆山人，与张凤举同时自高师毕业，同入京都帝大深造。可注意的，张凤举与徐祖正两人在高师与京大念的都是文科，是早期“创造社”人物中，少有的文科出身者。
达夫在东大时，对于嗜读西洋小说的癖好，始终改不过来，书看得多了，不觉技痒，也开始写起小说来。处女作《银灰色的死》脱稿于十年（一九二一）元月初二，即寄给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半年后始登出来。第二篇《沉沦》，再稿于五月九日；第三篇《南迁》，完成于七月二十七日，七月底，郁达夫即将三篇小说集成一册，加上序言，以篇首《沉沦》为书名，安排由国内出版社出版。
就是这年的七月初旬，“创造社”在郭沫若的奔走筹议下，终于在东京正式成立，离博多湾的初议，刚好满三年。杂志决定暂出季刊，名称达夫主张用“创造”两字，获得大家的赞同，出版时间则愈早愈好。
十年八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的第一本。同年十月十五日，郁达夫的《沉沦》接着出版，立即轰动文坛。成仿吾在《〈沉沦〉的评论》一文上说：“郁达夫的《沉沦》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一部小说集，它不仅在出世的年月上是第一，它那种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就是一年后的今天，也还不能不说是第一。”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上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 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达夫因此被人送上了“颓废派”的称号，然而他的自我暴露与大胆剖析青年人的性苦闷，也着实吸引起了无数读者。
是年九月，达夫应友人邀请，回国任安庆法政专校英语教师一学期。在赴任之先，曾逗留上海一短时期，与郑伯奇共同负责“创造社”出版事宜，很快就在沪上大登《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说明季刊准于明年元旦出版，以及有人垄断文坛的意气话。这种影射激怒了当时的“文学研究会”，造成了后来两个社团的对立。
十一年（一九二二）元月，达夫由安庆回沪，二月间，完成了小说《茫茫夜》，并把《创造季刊》创刊号的稿子发出，一切停当之后，即赶回日本接受毕业考试。三月底“以比较还好的成绩”毕业，即于四月初赶回上海。
同年三月，《创造季刊》第一期出版，延期出版的原因，是等达夫的那篇《茫茫夜》。达夫是雄心万丈的人，如在一种刊物中，他自己的文章不能压卷，他是不肯苟且的。《季刊》出版后，“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即以“损”之笔名，在会刊《文学周报》上发表《〈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予以严厉的批评。当时“文学研究会”提倡自然主义，标榜“为人生的艺术”；而“创造社”则崇拜浪漫主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是艺术至上派。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所谓“颓废派”“肉欲描写者”都是指郁达夫。
达夫在自我暴露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的懦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对于这种攻击，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达夫的反击仅是写成短篇小说《血泪》，嘲弄沈雁冰和郑振铎等人鼓吹的“血泪文学”。
十一年五月初旬，达夫又回到日本，不久并考取了东大研究院，最后他却决定不想念了，毅然于七月下旬归国，离开了留学八年的日本。
十一年秋，《创造季刊》第二期出版，中有达夫十年（一九二一）五月四日仍肄业东大时的旧作《夕阳楼日记》一文，指摘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余家菊由英文重译《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书开头之错误。
九月，达夫仍回安庆法专任教，同事中有陶希圣、易君左等人。同月，北大教授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撰《骂人》（二十期）及《浅薄无聊的创作》（二十三期）两文，指责达夫的《夕阳楼日记》，神经敏锐的郁达夫，气得差点“跳黄浦江而死”。终于，达夫写下了他的名作《采石矶》一文，回敬胡适，以黄仲则自况，而以戴东原隐喻胡适。胡适对于郁达夫之以戴东原比他很是高兴，两人终于误会冰释，这真应了一句话“不打不相识，英雄识豪杰”。
十二年（一九二三）四月初，郁达夫由安庆卸职抵沪。由于失业的悲愤及生活的重担所逼，达夫写出了不朽的感人名作《茑萝行》来。这时郭沫若及成仿吾也都在沪上，只有张资平，东大毕业后，于十一年五月回到广东乡间采矿去了。“创造社”在郁、郭、成三人主持下，进入了成立以来的全盛期。
五月十三日，“创造社”第二种刊物《创造周报》创刊了，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一文，得罪了许多作家，致使曾参预过“创造社”成立初期的张凤举和徐祖正也为避嫌而断绝了关系。达夫在五月二十七日的《周报》第三期上，发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了，然而达夫始终只是个客厅里的社会主义者，尽管题目吓人，内容是离题很远的。
七月二十一日，由于张季鸾的提议，“创造社”第三种刊物《创造日刊》作为《中华新报》的副刊而诞生，由郁达夫、成仿吾、邓均吾三人负责编辑。张季鸾后为中华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前清末年曾肄业东京一高，与郁达夫等算是前后同学，当时是《中华新报》主笔，而《中华新报》当时是政学系刊物。此时，为达夫早年写作最勤之时，在《季刊》上发表《中途》《春风沉醉的晚上》（二卷二期）；在《周报》上发表《青烟》（八期）、《秋河》（十五期）、《落日》（十九期）；在《日刊》上发表《艺术家的午睡》（七月二十四日）、《立秋之夜》（八月八日）、《诗人的末路》（八月十三日）、《还乡后记》（八月十九日）及《苏州烟雨记》（连载未完）等。此外另有一些文艺论文，后来收于《文艺论集》一书中，十五年（一九二六）四月，由光华书局出版。
十月初旬，达夫应北大聘，继赴国外进修的陈启修（豹隐）教两小时的统计学。陈豹隐，四川中江人，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夏，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毕业，达夫的接任即系其建议的。达夫离去之前，还写了一篇小说《离散之前》送《东方杂志》发表，似乎在那时“创造社”开始有裂痕，否则为何文章不登在自己的刊物上？而“创造社”之离散，不久以后，果成为事实。
同月，达夫第二本创作集《茑萝集》，列为创造社“辛夷小丛书”之一，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内收《献纳之辞》《茑萝集自序》《血泪》《茑萝行》《还乡记》《写完了茑萝集最后的一篇》等文。
达夫北上后，即不再为“创造社”寄稿，使得刊物难以顺利维持下去。因《季刊》与《周报》系同人刊物，不收外稿，水准较高，然维持已是不易。《创造日刊》则系公开园地，外稿较多，水准自不易齐平，成为盛名之累，且日刊需每日发稿，平时已感吃力，自达夫走后，更觉捉襟见肘，苦于无机会抛弃此烫手的热山竽，故当政学系要角章士钊（行严）对《创造日刊》稍有微词时，郭、成两人自感正中下怀，适时予以停刊，时为十月二十八日，《创造日刊》刚出满百期。
紧接着，《创造季刊》出到十三年（一九二四）元月二卷二期后即不再续出，仅余《周报》而已。十三年四月，郭沫若回日本转研究社会科学，《创造周报》由成仿吾勉强独力支撑，至五月出满一年五十二期后，终于停刊。在五月初旬，达夫因坚持把《周报》停刊，跟“太平洋社”所办的《太平洋》杂志合并，由北京急回上海，赶着在《周报》终刊号上挟上一张预告，说明两社不久将合办一份周刊，这即是后来的《现代评论》周刊。《周报》的停刊，也使“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脱离了关系。不久之后，成仿吾也赴广州，担任广东大学理科教授，至此，“创造社”四元老散处四方，不得不结束了第一期的“创造社”。
《太平洋》杂志于六年（一九一七）三月创刊时原为月刊，十四年（一九二五）六月出至四卷十期时停刊，构成分子多为当时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具有相当学识的归国学人，其中以留日与留学英法占两大部分；留日者多为湘人，与仿吾长兄又多是同学关系，因此多半与仿吾相识；留学英法者，大多执教北大法科，与达夫有同事之谊，以故两社的酝酿合并，倒不是没有理由。
十三年（一九二四）十二月十三日，《现代评论》在北京出版，政论重于文艺，初期达夫甚为热心，沫若与仿吾则很冷淡，仅应付而已，达夫后来与“新月社”人物交往即种因于此。
郁达夫自十二年（一九二三）十月初旬北上，在北大任教整整一年。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十三年中间，心里虽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在这一期的作品里，自家觉得稍为满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里了。这些满意的作品计有《零余者》《薄奠》《秋柳》《小春天气》《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十一月初三》等篇。
十三年秋末，“太平洋社”的北大教授石瑛（蘅青），继张继煦长国立武昌大学校长，达夫做他的辅佐，由北京南下，充任文科教授，时张资平亦来，任理科教授。文科同事，另有杨振声，后以写《玉君》中篇小说而出名；此外有谢循初、方东美、余家菊、李璜等四位，均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分别由美、英、法学成归国任教；教国学的老教授则有黄侃（季刚）、熊十力（子真）及胡光炜（小石）等，可说是人才济济。
十四年（一九二五），武昌大学国文系部分师生组织一文艺团体“艺林社”，四月十日创刊《艺林旬刊》，由达夫之介绍，附于《北京晨报副刊》上出版，自十九期起，改为半月刊，由武昌时中合作书报社印行，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四期时停刊，撰稿者除黄季刚、胡小石、郁达夫等教授外，余如刘大杰、胡云翼、贺扬灵等均为学生，后来多成为名作家。“艺林社”是年编有创作集《长湖堤畔》一书，由武昌时中书店出版；后来又编有创作集《海鸥集》及《秋雁集》两册与论文集《文学论集》一册，均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
达夫在武昌大学也是整整一年，至十四年秋季开学一月后，因校长石瑛与教授黄侃之争，愤而离校至沪。达夫回忆说：“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语的一年。这一年在武昌大学教书。看了不少的阴谋诡计，读了不少的线装书籍，结果终因为武昌的恶浊空气压人太重，就忽忽地走了。自我从事于创作以来，像这一年那么的心境恶劣的经验还没有过。在这一年中，感到了许多幻灭，引起了许多疑心，我以为以后的创作力将永久地消失了。后来回到上海小住，闲时也上从前住过的地方去走走，一种怀旧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将我的创作欲唤起。”
在十四年（一九二五）一年中，作品写作年份可考者，仅有《说几句话》《骸骨迷恋者的独语》《寒宵》《街灯》《送仿吾的行》《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学运动〉》《牢骚五种》及《山天气》等八篇文章。笔者以为收于《文艺论集》中的《诗的意义》《诗的内容》《诗的外形》三文，以及收于“艺林社”所编《文学论集》一书中的《文学上的殉情主义》《戏剧的一般概念》两文可能都写于这一年。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惨案”如怒潮似地震醒了中华民族的自觉心，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弥漫全国。而创造社的作家，在这时期有了新的觉悟，提倡革命的文学，《洪水》半月刊创刊号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一号出版。素来被他们所疏忽的社会问题，现在已成为讨论的中心，《洪水》的内容不仅限于文学，关于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的论文，都一齐登载，所以发生的影响异常广大。《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创造社”的开始，新加入周全平、周毓英、严良才、叶灵凤等一批生力军，还有洪为法、漆树芬（南薰）、穆木天、许杰（子三）等也投稿很勤，声势自然浩大起来。
十四年秋，达夫自武昌狼狈回沪后，不幸罹病，乃回富阳老家休养。《洪水》出版后，达夫曾写有《牢骚五种》及《小说论及其他》两文分别登在八期及十三期上。
十五年（一九二六）元月，达夫病愈后回上海，重新参加创造社的活动。三月一日，《创造月刊》创刊，由达夫编辑，创刊号的“卷头语”及“尾声”出其手笔。此时，达夫又恢复了以前的创作活力，《月刊》自二期起，几乎每期都有小说发表，依照顺序是《怀乡病者》（二期），《南行杂记》（三期）、《蜃楼》（四期）、《一个人在途上》（五期）。
三月十八日，在北伐的前夕，郁达夫与郭沫若及刚由法国苦学六年后归国的王独清连袂赴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任教于广东大学。不久，由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穆木天及郑伯奇也先后来到广大，创造社人物几乎包办了广大文科。是时，成仿吾也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同时，继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于四月一日成立，接着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了分社，显然“创造社”的大本营已由上海移至广州了。上海的出版部则由“小伙计”，即前述的生力军在掌舵。
四月，《文艺论集》由甫成立不久的光华书局出版，收有三年来的论文十四篇，这也是达夫一生唯一的论文集。
六月十四日，即是年旧历端午节，达夫长子龙儿不幸因脑膜炎死于北京，等达夫匆忙由广州赶到时，已过世五天了。这年的暑假，“就是这样的，在悲叹和幻梦的中间消逝了”。暑假后，达夫才由北京南下，抵广州时已是十月二十日。
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郁达夫初次来广大时，校长为褚民谊。此次回广大时，校名刚改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制也改为委员制，以戴传贤（季陶）为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为委员。文科学长由代理的王独清改为刚留欧回国的傅斯年（孟真），达夫改任为法科教授兼大学出版部主任，时法科学长为粤人程天固。此次回校，很是不快，自十一月三日起开始写《劳生日记》，后来发表于自己主编的《创造月刊》第七期上，开作家卖稿日记的先河。十一月底，郁达夫辞掉中山大学教职，于十二月十五日离开广州回上海，担任创造社理事，负整顿创造社出版部与编辑《创造月刊》及《洪水》之使命。
是年，达夫的《戏剧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百科小丛书”之一。
回沪后，首先用“曰归”的笔名在十六年（一九二七）元月出版的《洪水》二十五期上发表几乎引起达夫与沫若、仿吾内讧的《广州事情》一文，以宣泄他对广州的愤懑。接着写出改变作风后的第一篇小说《过去》，发表在二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六期上。周作人曾来信称赞：“《过去》是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加西亚相比的杰作，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地方。”
元月十四日，达夫在同乡孙百刚家首次遇到王映霞女士，达夫一见钟情，堕入了爱河，这可说是达夫的初恋，他并将追求王映霞女士的经过及心理变化，赤裸裸地写在日记中。二月起，开始到上海法科大学讲课，时间排在晚上，原来的课程系德文，后应学生要求，改讲时事问题及德国文学史，仅教一学期即止。
爱情的魔力是伟大的，与映霞的相恋，成为达夫“新生”的里程碑，他不仅把热恋期间所写的日记题名为《新生》，且在三月三日的日记上写道：“我打算……把但丁的《新生》译出来，好做我和映霞结合的纪念，也好做我的生涯的转机的路标。”生活对达夫来讲不再是“槁木的”与“死灰的”了，三十二岁的他，即雄心勃勃地计划出版全集。五月六日，他在《寒灰集题辞》上说：“全集的第一卷，名之曰寒灰。寒灰的复燃，要借吹嘘的大力。这大力的出处，大约是在我朋友王映霞的身上。”
六月一日，《寒灰集》由创造社出版，是《达夫全集》的第一卷，内收《茫茫夜》等小说散文十一篇。
六月五日，达夫与映霞在杭州的聚丰园行结婚典礼。婚后不久又回上海住。八月，《文学概说》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百科小丛书”之一。
大约在八月初旬，郁达夫退出了“创造社”。八月十四日，达夫在《日记九种》后序上说：“……如何的作了大家攻击的中心，牺牲了一切还不算，末了又如何的受人暗箭，致十数年来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这些事情，或者这部日记，可以为我申剖一二。”翌日，上海的《申报》及《民国日报》即发布了达夫与“创造社”决裂的消息。
九月一日，《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收达夫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起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所记的九篇日记。从日记上虽约略可看出达夫退出创造社的蛛丝马迹，但达夫实不曾明言。据我的粗浅看法，大约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达夫由广州回沪的主要目的，即为整顿出版社，负责编辑《月刊》及《洪水》。回沪后，虽然受尽闲气，终于赶走了周全平、潘汉年、叶灵凤等“小伙计”，然而七个月内，仅编了两期《创造月刊》（一卷六、七期）及八期《洪水》（三卷二十五期至三十二期），达夫的怠工引起了同人尤其是王独清与成仿吾的不满。
二、达夫的《广州事情》一文，抨击革命政府的后方——广州，对于随军北伐中的郭沫若与成仿吾非常不利，引起郭、成两人对达夫的指摘。沫若曾来信责备达夫的“倾向太坏”；仿吾也写有《读了〈广州事情〉》一文，为广东政府辩解，同样刊登于《洪水》上。
三、达夫回沪时，以从前执教北大及与徐志摩同学的关系，不时与《现代评论》及《新月》人物周旋，甚至参与其会议，引起同人的不满，认为达夫背叛“创造社”。
四、达夫的兴趣、积习与当时的倾向，实无法与创造社同人共存下去，只有求去的一途。事隔多年之后，郁达夫说出了部分真相道：“凡属于党派的行动，我都不能满意，我并非和创造社有什么不和的感情，只因趣味不同而分手的。有谓我是个人主义者，肆加排斥，但我并不以为意。当时的创造社，年少的左倾分子甚多，我很不满意他们的态度。”
大约，反对的主力来自于王独清，但他孤掌难鸣，一直等到成仿吾于七月底抵沪后，事情才明显化。达夫退出创造社后，由王独清续编《月刊》及《洪水》，这也是为什么达夫特别嫉愤独清，而写出《二诗人》这篇在达夫作品中绝无仅有的讽刺小说，来奚落王独清了。
从创造社的演进来看，郁达夫的退出，正是创造社由提倡革命文学转向无产文学的前夕。十七年（一九二八）初，《文化批判》月刊的出版，即结束了创造社的第二期。
九月初旬，《民众》旬刊在上海创刊，仅四五期即停刊，达夫除为《民众》写发刊词外，并在上面刊登四篇评论，提倡农民文艺，这些文章后来都收于《奇零集》一书中。
十月二十日，《达夫全集》第二卷《鸡肋集》，由创造社出版，内收《沉沦》等小说散文共八篇；十一月十五日，全集第三卷《过去集》，由开明书店出版，内收《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及《过去》等小说散文共十九篇。在达夫所支持的《民众》旬刊夭折不久以后，一向为创造社眼中钉的“世故老人”鲁迅，也飘然由广州抵达上海了。原来在北京创刊的《语丝》周刊，自四卷一期即十六年（一九二七）十二月起，迁到上海继续出版，改由鲁迅主编。达夫与鲁迅这时居然握手言和，互相提携起来，开始为《语丝》写稿，且写得很勤。不久。鲁迅受到提倡无产文学的“创造社”与“太阳社”的联合围剿，这与郁达夫的加入《语丝》不无些微关系。
十七年（一九二八）元月十日，长篇小说《迷羊》由北新书局出版，《迷羊》的写作并不算成功，所描写的人物可说与以前所写的《沉沦》《秋柳》《十一月初三》《过去》等短篇中的角色，无论在性格、情感、人生观方面都没有两样，达夫并没有跳出他自己写作的窠臼。
三月一日，全集第四卷《奇零集》，由开明书局出版，所收的是历年来所写所译的小文章，而为前三集所未收者，计有《谁是我们的同伴者》等文共三十篇。
四月十五日，全集第五卷《敝帚集》，由现代书局出版，全书分为三部：一、人物和书，计文五篇；二、艺术杂论，计文四篇；三、书序批评及翻译，计文七篇，总共十六篇。
六月二十日，“语丝社”的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人合办《奔流》杂志，由鲁迅主编，北新书局发行。《语丝》原为同人杂志，社员稿件编者并无取舍之权，以是水准及言论很不一致，最后终成强弩之末，已无精彩可言，鲁迅也终于推卸编辑责任，另外创刊《奔流》。《奔流》系月刊，第一卷出十期，第二卷出至五期时停刊，时为十八年（一九二九）八月。达夫在《奔流》上所发表的，除散文《灯蛾埋葬之夜》及《通讯两则》之外，余均为翻译作品。
九月，郁达夫与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杂志创刊，由现代书局发行。陶晶孙，原名炽，后以字行，号晶明馆主，江苏无锡人。晶孙幼年时即留日，中学毕业于东京第一中学，八年（一九一九）夏一高毕业，随后入九州帝大医学部，与郭沫若同学。十二年（一九二三）夏毕业后，再入东北帝大研究生理学，回国后，一直在上海从事本行工作，为创造社早期人物。《大众文艺》系月刊，曾出过上下两册《新兴文学专号》，至十九年（一九三〇）六月的二卷六期时，以提倡新兴文学为中央党部禁刊。
本年冬，《达夫全集》全部改由北新重排出版，第一卷《寒灰集》于十一月一日出版；第二卷《鸡肋集》于十二月一日出版。
十八年元月，《小说论》一书由光华书局出版。二月七日，“创造社”为政府当局封闭，结束了八年来不平凡的历史，这时郁达夫早已与它无关，故不受牵累。
本年春，达夫觉得全集的瑕瑜兼收不能使自己满意，因此应春野书店的要求，委钱杏邨编一本《达夫代表作》，钱并为《代表作》写一篇长长的“后序”，过分抡扬达夫作品的伟大。是书后因春阳书局停版，翌年元月，改由现代书局重版发行。
本年夏，小说集《在寒风里》，在厦门由世界文艺书店出单行本。本书亦有广州书局版，唯出版年代不详。
本年秋起，北新书局继续出版《达夫全集》，第五卷《敝帚集》于九月十五日出版；第三卷《过去集》及第四卷《奇零集》均于十月一日同时出版。
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发起，郁达夫被列为发起人的第一位，其实这是冤枉的，达夫生性散漫，最厌恶组织活动。“自由运动大同盟”在当时实别具用心，成立当天达夫仅系应邀前往演说，是第一位在来宾簿上签名者，会后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因此凡是日到会者，第二天报上发表时，均变为发起人了。
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秘密成立，成员五十多人，推鲁迅为盟主，郁达夫的参加，不用说是因与鲁迅有深厚的感情才加入，然而也引起真正左派作家的不满，说达夫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是年十一月十六日，达夫就自动退出了，原因是共产党要达夫去做实际的宣传工作——分发传单，而为达夫拒绝。
四月一日，翻译集《小家之伍》由北新书局出版，集中所收的五篇小说都是先前在《奔流》上发表过的，一般的批评是译笔流利而忠实，而且态度认真，为名作家中所少见者。
自去年元月发表了《在寒风里》以来，一年半中，郁达夫不曾写过小说，自本年暑假起，又恢复小说的创作，计写有《纸币的跳跃》（七月）、《杨梅烧酒》（八月）、《十三夜》（十月）等三篇。
本年秋，达夫第三度赴安庆，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时安大校长为前考试院长杨亮功先生，据杨亮功先生言，郁达夫学问好，教书亦认真，可惜仅约四个月即因故离去。
十二月，全集第六卷《薇蕨集》由北新出版，计收有近年发表的小说共九篇。
二十年（一九三一）这一年，可说是达夫一生中，作品产量最少的一年，生活上的不安定，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中《志摩在回忆里》一文系追悼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中学同学徐志摩，发表于《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上；《忏余独白》，登于《北斗》月刊一卷四期上，系达夫第二次的发表创作经验谈。
本年十二月，素雅编辑之《郁达夫评传》由现代书局出版，除了编者所写的简略的《郁达夫传》及《著译一览》外，共收有访问郁达夫或评论其作品的文章共十六篇。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春起，郁达夫在吴淞中国公学教书，担任一点功课。
四月，第二部长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由湖风书局出版，这是因上海“一·二八”事变，郁达夫在逃难之余，得了十日的空闲而写就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她”，是一个被色情的本能所支配，而干出许多无识的活动的女子。她一刻也少不得一个寄托的人，于是便造成了她一生的大悲剧。达夫在后叙上说道：“写到了如今的小说，其间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我觉得比这一次写这篇小说的心境更恶劣的时候，还不曾有过。因此这一篇小说，大约也将变作我作品之中的最恶劣的一篇。”的确达夫的长篇小说，常不如其短篇受人重视，这点刚与张资平相反。
五月，贺玉波编辑的《郁达夫论》由光华书局出版，收有评论达夫的文章共二十三篇。
九月十六日，提倡幽默的《论语》半月刊创刊。该刊系由林语堂主编，由邵洵美主持的中国美术刊行社发行。自徐志摩逝世，《新月》要角相继北上后，《新月》月刊日渐式微，林语堂主持的《论语》杂志可说是反对普罗文学的新大本营。郁达夫与林语堂的关系甚深，曾为北大同事，后期《语丝》杂志同人，《奔流》杂志同人，自脱离“左联”后，更与语堂接近，互相唱和，甚至一同游山玩水，以是达夫益为左派所批评。达夫自《论语》创刊后，投稿甚勤，几乎隔期有之，有名的散文《钓台的春昼》即发表于创刊号上。
十月初旬，以肺有病到杭州湖畔休养，费了十天工夫写成小说《迟桂花》，自认为系本年作品中的杰作。《迟桂花》后来发表于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月刊二卷二期上。养病期间，并写有日记，题名为“沧州日记”及“水明楼日记”。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元月，“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北平亦设有分会。郁达夫、林语堂、蔡元培、胡适之均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参与发起该会。该会后来日益“左”倾，身为北平分会主席的胡适之即毅然退出，郁达夫则同前一样，仅参与发起，喊喊口号而已，实际行动是不会有的。
二月，不列全集卷数的《忏余集》由天马书店出版，除序文《忏余独白》外，共收有小说五篇，散文五篇。
三月，写成《光慈的晚年》一文，后发表于《现代》三卷一期上。蒋光慈前为创造社作家，后自组“太阳社”，参加“左联”，然而当蒋光慈晚年有托派的嫌疑传出时，他的友人纷纷离开他……最后郁郁以终……达夫写出了《光慈的晚年》，为光慈的死抱不平，这是达夫的可贵处。
同月，《达夫自选集》由天马书店出版，除序文外，收有小说十篇，散文五篇。
四月二十五日，由上海移居杭州，理由是为了节省开支及方便孩子的就学。
七月一日，《文学》月刊创刊，由“文学社”主编，生活书店发行。《文学》有人视之为《小说月报》的后身，因为“文学社”十个编委中有九个是前“文学研究会”会员，仅达夫一人例外，且是文研会死对头“创造社”的发起人。在《文学》创刊号上，达夫曾写有《五四运动之历史的意义》一文。
八月，全集第七《断残集》由北新书局出版，收有论文、杂文、散文、译文等共四十二篇。
十二月二十日，长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现改名为“饶了她”，再由现代书局重排出版。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起，郁达夫新任浙省府参议，闲来无事，即偕夫人、友人到处游山玩水，所至之处，皆有游记或日记发表，因此博得“游记作家”美名。
三月，《几个伟大的作家》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书收有《托尔斯泰回忆杂记》《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伊孛生论》《阿河的艺术》等四篇评介西洋作家的译文，此四篇译文均曾发表于《奔流》杂志上。
六月，《屐痕处处》一书由现代书局出版，收历年来所写的游记共十一篇。达夫的游记写来清新有味，诚为游记中的杰作，较胡适之先生的《庐山游记》之夹议夹叙，实为高明。
是年冬起，郁达夫应书店的要求，开始写起自传来，自十二月五日出版的《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七期起，断续发表了八篇自传，自呱呱堕地起写至离家留日止，篇目分别为《悲剧的出生》（十七期）、《我的梦我的青春》（十八期）、《书塾与学堂》（十九期）、《水样的春愁》（二十期）、《远一程，再远一程》（廿一期）、《孤独者》（廿三期）、《大风圈外》（廿六期）、《海上》（卅一期）。达夫的自传，可说是美丽的散文小品，唯在年代的记叙上，据笔者的考订，有些许失误，以致前后无法衔接。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春，郁达夫应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之邀，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部分之主编，是书不久于十月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前附有达夫精撰的“导言”，抒发他对散文的看法。
夏起，达夫深以前所出版之全集内容及次序杂糅凌乱为憾，因此起意将全集去芜存菁，重加分类编订后出版。
五月，《达夫所译短篇集》由生活书店出版；六月，《达夫日记集》由北新书局出版；十月，《达夫短篇小说集》两册由北新书局出版。
十月，中篇小说《出奔》完稿，不久在十一月一日出版的《文学》五卷五期上刊出，这是达夫所写的最后一篇小说。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初春，在达夫的苦心擘画下，容有住屋三间、书室两间的“风雨茅庐”终于落成，也完成了达夫晚年最大的心愿。由于达夫是个“书迷”，生平藏书总共有数十万卷之多，几乎把“风雨茅庐”所有的房间都排满了。这时的达夫既有娇妻相伴，又能坐拥书城，为人人所艳羡，方期久居，然而席不暇暖，昔日友人，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公洽，突然一纸相招，达夫竟然“别妇抛雏”匆忙就道，这一去，种下了后来“毁家”的悲剧。
二月七日，达夫就任闽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月薪三百大洋。初来时天天有应酬交游，时以为苦。
同月，达夫在《论语》半月刊八十三期上发表《继编论语的话》，开始担任《论语》编辑，实则达夫人在福州，实际编务由上海的邵洵美负责，这时《论语》与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常见有达夫的文章发表。
三月，《达夫游记》由上海“文学创造社”发行，上海杂志公司总经售。四月，《达夫散文集》由北新书局出版。至此，达夫改编分类的新的全集已出五种，至于为数众多的文艺论文及杂文时论之类，后来终未见出版。
五月三十日，达夫生前自编的最后一本书《闲书》，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第二十六种，全书收有散文及日记共四十篇，文字之精练优美，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六月七日，上海友人发起“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总共有一一一人，达夫在福州亦响应加入为会员，该会事实上并无任何活动。
十一月十三日，达夫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赴日演讲，颇受彼邦文人学士的欢迎。十二月十七日离日回闽时，特地绕道台湾，并接受台湾文化界杨云萍、黄得时诸氏的访问，因惊闻“西安事变”，始匆促回国，时已是岁暮之交。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初，以思家故，去电杭州促映霞来闽同居，住于光禄坊刘氏旧筑，实即黄莘田十砚斋东邻，至五月时，以水土不服，映霞仍回杭州。
“七七”抗战军兴后，达夫主编《福建民报》与《小民报》的副刊《新园林》及《新村》，每天均有其执笔的每日谈话之类，下段排着锌版制的签名。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原军委会总司令部政训处经扩大编制，改组为政治部设于武汉，部长由当时鄂省主席陈诚兼任。政治部底下共辖三厅、二委员会。那时为全面抵抗日本侵略，国共第二度合作，郭沫若任三厅厅长，下设三个处，第五处主管“言论宣传”，处长为范寿康；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处长为田汉；第七处主管“对敌宣传”，处长原定郁达夫，后以达夫迟迟未到，改由胡愈之担任。
达夫携眷到武汉时，政治部第三厅人事已安排就绪，乃改任不限名额的“设计委员”，主委亦由陈诚兼任。
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作家为团结抗日起见，在汉口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郁达夫被选任为常务理事、研究部主任及编辑委员等职。五月，协会主编的《抗战文艺》三日刊出版，五期后改为周刊，以后又改为半月刊和月刊，达夫在该刊上曾发表有杂文及通信多篇。
四月中旬，达夫随团去徐州劳军，并视察河防，在山东、江苏、河南一带，冒烽火炮弹，巡视至一月之久。六月底，又奉命去第三战区视察。七月初，自东战场回武汉，其后与映霞之间，闹得不可开交。
九月中旬，闽省主席陈公洽又来电促达夫回闽相助，达夫因此只身就道，奔赴闽中。在回途经建阳道中，写了底下这首诗寄武汉之映霞，表示“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毁家诗纪》诗云：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
万死千君惟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
但是据达夫抵星后所作的第一篇文章《槟城三宿记》所载，知此次南下实系应胡兆祥的电招，为《星洲日报》编辑副刊而来，再由达夫的匆促买舟南渡日期推算，得知决定南下的时间约在是年十二月中旬，即达夫抵闽约二个月之后，由此可知达夫的《毁家诗纪》应视为文人的游戏笔墨，实不可尽信。
十二月二十八日，郁达夫携王映霞及映霞长子飞（阳春）抵新加坡，接受《星洲日报》之聘请，于二十八年（一九三九）起主编《星洲日报》早版的《晨星》副刊与《文艺》周刊，以及《星洲日报》晚版的《繁星》副刊，旋又兼编星洲日报姊妹报《星槟日报》的《文艺》双周刊。此后又曾担任《星光画报》文艺栏及《华侨周报》等杂志的主编，有时也常在《总汇报》的《世纪风》副刊及《星洲半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抵新加坡起，至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二月四日逃往苏门答腊止，郁达夫在星马共住了三年二个月又八天。在这期间，他一方面提携年轻作家，爱护后进；一方面与旧诗人互相唱合，实际上成为星马文坛的盟主，没有人名望比他更高，也没有人比他更受人尊崇，虽然有些比较激进或妒忌他的人反对他，“和蔼可亲”的达夫仍然是新旧文人的中心。国内的文人艺术家来到新加坡，达夫必定亲切地接待，同时在报上予以热诚地宣扬，名副其实成为国内文坛在新加坡的代理人。
二十八年三月五日，郁达夫的《毁家诗纪》发表于香港陆丹林主编的《大风旬刊》第三十期上，促使王映霞终于离去。登报协议离婚在翌年的二月，王映霞五月二十四日回国前夕，郁达夫还设宴为她饯行。大约在三十年（一九四一），原籍福州，任职新加坡英国新闻部的李筱英又闯进了达夫的生活中，不久即赋同居，至新加坡沦陷前夕，两人终又劳燕分飞。
在这三年多中，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屈辱与悲愤，使达夫更坚强地站了起来，他用笔来捍卫国家，打击敌人。他写了许多抗战论文，来鼓舞国人的爱国情操；也写了不少与抗战有关的随笔散文，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抱负，并不时报导或介绍马华文学作品。达夫在南洋的发表作品，不仅博得爱国主义者的令誉，同时也在新马文学史上占了光辉的一页，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在新加坡的抗日活动中，郁达夫也占了重要的地位，英国新闻处曾委任他为《华侨周报》的编辑，推动抗日宣传；他也曾担任过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及文化界战时干部训练班主任。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十二月底，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又称华侨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郁达夫被推为执行委员，并负责文艺组工作。此外，他也是当时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的主席。这些显赫的职位，使他不得不在新加坡沦陷的前夕，冒险逃亡荷属苏门答腊，时为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二月四日。
五月初，郁达夫抵达巴爷公务——一个位于苏门答腊中部的小市镇，他在那里化名赵廉，并经营酒厂，这酒厂其实成为掩护反日的流亡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在这同时，达夫在被日本宪兵知悉他能说流利的日本话时，即被请做宪兵队通译，在那种环境下，拒绝是不可能的。经过六七个月后，达夫买通医生，伪装生了肺病，才得获准辞掉通译之职。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九月十五日，郁达夫与一位印尼华侨陈莲有在巴东结婚，陈原籍广东台山，小时丧父，为陈姓收养，生父原姓何，因此达夫替她改用原姓且改名为何丽有，当时年二十岁，达夫则四十八，后来他们生有一子一女。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日本终于向盟军投降，郁达夫很快就得知了消息，便松懈了原先一直对于日本宪兵队的防范，在二十九日的晚间，有一位讲印尼话的人来喊达夫出去，达夫以后一直就不再回来。杀害达夫的，大家都知道是日本宪兵，原因是怕战后达夫成为控诉日军暴行的主要证人，达夫死时刚好五十岁。
关于达夫晚年在南洋的这一段生活，目前已有许多篇文章详细讨论过，因此笔者可免去在此细加说明，但请读者能参阅新文学史家刘心皇先生所撰的《郁达夫在南洋》一长文以及政大西语系学友王润华兄《郁达夫在新加坡与马来亚》与《中日人士所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活》两文，尤以后者系根据最新发现的中日文资料，就郁达夫在南洋的这段生活作了信而有征的论述，对于有志研究郁达夫者，功劳最大。
以前国内读者一直以为郁达夫在南洋除了编编副刊，写写旧诗外，没有什么创作。直至一九五六年，南洋作家温梓川出版了《郁达夫南游记》，在所收的二十三篇文章中，才首次看到有十五篇旅星时的作品。其后经过南洋作家尤其是方修先生以及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三位先生的苦心搜集，找到郁达夫在南洋发表的作品百多篇。后者在近六七年来曾陆续出版了《郁达夫资料》一册及《郁达夫资料补篇》上下两册，在《补篇》下册（一九七四年七月出版）里，收有达夫在星马三年中所发表的诗词文章、编者启事及译文等共二百篇，可惜凡《郁达夫南游记》一书所已收者，均只列篇名而略去本文，是为缺陷。前者方修先生自六十年代后期起，即以个人力量苦心孤诣搜集达夫遗文，至一九七二年中即已编纂成书，取名《郁达夫抗战论文集》，共收一〇四篇文章。这在当时可说是唯一的一册比较完整的郁达夫晚年创作集，可惜因排印工作的意外耽搁，等到由星洲世界书局出书时，已是一九七七年二月，较上述《补篇》（下）慢了二年又七个月，在编印的意义上虽打了一个折扣，但方书是公开发行，而日文书则为非卖品，对读者来讲，方书是有其贡献的。
去年六月，方修先生及其学生张笳合编《郁达夫选集》一书，由星洲万里书局出版，所收篇数虽较上述两书为少，却也新发现若干新的资料，如《为星中日报四周年纪念作》《报告文学》等数篇，为上述两书所未收。
可惜前述之四书，均为本地读者所未见，笔者既早对郁达夫倾心，读政大时，即不自量力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郁达夫评传》。去年年底旅游新加坡时，利用友人到各处观光时，独自一人到南洋大学图书馆及当地各书店搜集资料。回来后因比对此四书，去其重复，编成一本到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达夫南洋文集，为顾及读者兴趣，将此文集依内容分为两类，分别名之为《郁达夫南洋随笔》及《郁达夫抗战文录》，已交此间“洪范出版社”印行，不久即可出版，因此简介如上，并说明成书经过，最应感谢的，还是前书几位编辑者。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完稿
《传记文学》第三十三卷第三、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