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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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村菊谱
《作者：范成大》《范村菊谱》一卷，宋范成大撰。记所居范村之菊，成於淳熙丙午。盖其以资政殿学士领宫祠家居时作。自序称所得三十六种，而此本所载凡黄者十六种，白者十五种，杂色四种，实止三十五种，尚阙其一，疑传写有所脱佚也。菊之种类至繁，其形色幻化不一，与芍药、牡丹相类，而变态尤多。故成大自序称东阳人家菊圃多至七十种，将益访求他品为後谱也。今以此谱与史正志谱相核，其异同已十之五六，则菊之不能以谱尽，大概可睹。但各据耳目所及以记一时之名品，正不必以挂漏为嫌矣。至种植之法，《花史》特出芟蕊一条，使一枝之力尽归一蕊，则开花尤大。成大此谱，乃以一榦所出数千百朵婆娑团植为贵，几於俗所谓千头菊矣。是又古今赏鉴之不同，各随其时之风尚者也。又案谢采伯《密斋笔记》，称《菊谱》范石湖略，胡少瀹详。今考胡融谱尚载史铸《百菊集谱》中，其名目亦互有出入，盖各举所知，更无庸以详略分优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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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
《作者：晁贯之》《墨经》是一部论述制墨之书。全书共论述二十个问题：一论松，主要论述造墨所用之松，以及何松为上，何松次之，何松为下。二论煤，主要论述如何建窑，如何扫煤，以及如何辨煤之优劣。三论胶，主要论述胶对制墨的作用，胶的优劣，胶的制法。四论罗，主要论述如何筛煤。五论和，主要论述如何和煤，以及胶、煤、水的比例。六论捣，主要论述如何把墨泥捣均匀。七论丸，主要论述制墨丸的方法。八论药，主要论述历代制墨掺药之法。九论印，主要论述用何物制墨印的底版。十论样，主要论述什么式样的墨为最佳。十一论荫，主要论述使墨干燥之法。十二论事治，主要论述对墨如何事治。十三论研，主要论述如何研墨。十四论色，主要论述以墨的色彩、光度鉴别墨的优劣。十五论声，主要从敲击、研墨的声音论述墨的优劣。十六论轻重，主要从墨的轻重论述墨的优劣。十七论新故，主要论述故墨优于新墨。十八论养蓄，主要论述养蓄新墨之法。十九论时，主要论述制墨的时间。二十记工，主要记载历代制墨的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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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霜谱
《作者：王灼》一卷,宋王灼撰。他的家乡遂宁以盛产糖霜(指冰糖)闻名,遂总结种植甘蔗和制糖技术,大约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写成此书。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关于甘蔗和制糖的专著。分为七篇,首篇题“原委第一”,叙述唐大历年间邹和尚始创制糖霜之事。自第二篇以下,都没有标题。今以其文考之，第二篇言以蔗为糖始末。言“蔗浆”始见《楚词》，而“蔗糖”始见《三国志》。第三篇言种蔗。第四篇言造糖之器。第五篇言结霜之法。第六篇言糖霜或结或不结，似有运命，因及于宣和中供御诸事。第七篇则糖霜之性味及制食诸法也。葢宋时产糖霜者，凡福唐、四明、畨禺、广汉、遂宁五地，而遂宁为最。灼生于遂宁，故为此谱。所考古人题咏，始于苏、黄。案古人谓“糟”为“糖”。《晋书·何曽传》所云“蟹之将糖，躁扰弥甚”是也。《说文》有“饴”字无“糖”字。徐铉《新附字》中乃有之，然亦训为“饴”，不言蔗造。铉，五代宋初人也，尚不知蔗糖事。则灼所徴故实，始于元佑，非疎漏矣。惟灼称糖霜以紫色为上，白色为下。而今日所尚，乃贵白而贱紫。灼称糖霜须一年有半乃结，其结也以自然。今则制之甚易，其法亦不相同。是亦今古异宜，未可执后来追议前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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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谱
《作者：蔡襄》北宋蔡襄著。作者是闽人,又曾任福州、泉州知府,荔枝为当地名产,因而得以写成此谱。成书于嘉祐四年(1059)。七卷。分别记述荔枝品种、历史、产地、运销、食性、栽培技术、果实加工、贮藏等。是编为闽中荔枝而作，其一原本始；其二标尤异；其三志贾鬻；其四明服食；其五慎护养；其六时法制；其七别种类。尝手写刻之，今尚有墨板传于世。亦载所著《端明集》中，末有“嘉佑四年岁次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阳葵某述”十九字，而此本无之。按其年月葢自福州移知泉州时也。荔枝之有谱自襄始，其叙述特详洁有笔力，而王世贞《四部稿》乃谓“白乐天、苏子瞻为荔枝传神，君谟不及”，殊非笃论。又案，襄诗篇中屡咏及荔枝，多可与谱相参考者。如《四月池上》一首：“荔枝才似小青梅”句，刘克庄谓：“即谱中之火山”。又《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一首：“绛衣仙子过中元”句，即谱中之中元红。又《谢宋评事》一首：“兵锋却后知神物”句，即谱中之宋公荔枝。又有《与昭文相公手帖》所谓“陈家紫号第一，辄献左右”者，则集中不载，别见于洪迈《容斋随笔》。亦可以备此谱故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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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溪砚谱
《作者：佚名》一卷，不着撰人名氏，卷未有淳熙十年东平荣芑跋曰：“右缙云叶樾交叔传此谱，稍异于众人之说，不知何人所撰。称徽祖为太上皇，必绍兴初人”云云，是当时已不详其出自谁手矣。其书前论石之所出，与石质、石眼；次论价次，论形制；而终以石病。唐柳公权《论砚》：“首青、绛二州，不言端石”；苏易简《文房四谱》亦尚以青州红丝砚为首；自是以后端砚始独重于世，而鉴别之法遂愈以精密。此谱所载于地产之优劣、石品之髙下，皆剖晰微至，可以依据。至如当时以子石为贵，而此独辨其妄，故荣芑以为“稍异于众人之说”，葢指此类而言。自米芾《砚史》已云：“遍询石工未尝有子石”。芾为含光县尉，尝亲至端州得其详，而其言正与此合，亦足以知其说之真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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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录
《作者：蔡襄》饮茶论著。北宋蔡襄撰。1卷。一作2卷。是书撰于皇祐三年(1051)，书成进于仁宗。前后皆有自序，前序称：“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故“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此编。全书共800余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茶论”，凡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10则;下篇为“器论”，凡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9则。专论斗茶时对茶叶加工的要求，及斗茶器具、斗茶方法等。是书为中国最早的斗茶专著，对宋代斗茶之风的兴起有颇大影响，于中国茶文化研究有重要价值。书成不久，原稿即为人取去刊行。治平元年(1064)，蔡襄又以小楷书之，刻石于禁中。书法出入晋唐，劲实端严，生动流活，为其传世小楷的代表之作。欧阳修、杨时、刘克庄皆为之跋，后世书家亦深为推重。上海图书馆藏有此石宋拓本。刊本有《百川学海》、《格致丛书》、《说郛》、《五朝小说》、《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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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酒经
《作者：朱肱》3卷。北宋朱翼中著。朱翼中，名肱，字翼中，号大隐。《北山酒经》卷上是有关酒的总论，卷中介绍制曲法，卷下介绍酿酒法。本书是研究中国古代酿酒手工业史和科技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卷上简述中国的制酒史和饮酒史。提出“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的观点，强调酒的社会功能，认为酒是因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又指出后世因酒误事引起祸害，是因为失去节制，而酒是没有错的。作者还引述《周礼》、《月令》、《说文》、《春秋纬》、《释名》、《齐民要求》等书中有关酒的记载，并对一些术语如“五齐”、“六七投”等作了解释。卷中介绍制曲法。先总论制曲的一般要领。其中讲到“伤热则心红”，引起现代酒史研究者的注意。不少学者认为可能是关于红曲制造的最早记录之一，因为做红曲的发酵温度要比做其他曲为高。接着介绍十二种制曲法，分为罨曲、风曲、䤖曲三类。罨曲的制造法是把生曲埋置在麦秸里，定时翻动。罨曲又可分为顿递祠发曲、香泉曲、香桂曲、杏仁曲四种。其中顿递祠发曲在制作时要用蛇麻，据专家考证即酒花。这一记载说明中国早在宋代就已经使用酒花酿酒。风曲的制造法是用树叶或纸张包裹生曲，挂在通风之处。风曲有瑶泉曲、金波曲、滑台曲、豆花曲四种。䤖曲的制造法是用草捂合曲团，生毛后去掉盖草。䤖曲有玉友曲、白醪曲、小酒曲、真一曲、莲子曲五种。卷下介绍酿酒法。作者先按一般酿酒顺序，叙述各道工序的操作方法。它们是：卧浆，淘米，煎浆，汤酒。如进一步加工，或按各种特殊的方法酿制，则可获得各种不同特色的酒。书中介绍了煮酒、火迫酒、曝酒法、白羊酒、地黄酒、菊花酒、酴醾酒、葡萄酒法、猥酒、神仙酒法、冷泉酒法等制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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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谱
《作者：赞宁》中国最早的一部竹笋专书。撰者为宋代僧人赞宁，俗姓高，浙江德清人，出家于杭州龙兴寺，卒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谥圆明大师。全书一卷，约1万字，共分五目。“一之名”除列举笋的别名之外，并记述栽培的方法; “二之出”记载全国各地所产的98种笋的名称、形态特征、生长特性、产地、出笋时间、颜色、性味以及脱除笋苦味的灰汁煮食法，还记述了各种竹的用途; “三之食”记述各类笋的性味、补益、调治、烹饪加工和保藏方法; “四之事”记述古人论述笋的典故文字; “五之说”为有关笋的杂说。该书援引广博，所引古书多今世所不传，很有参考价值。后世版本较多，主要有《百川学海》、《唐宋丛书》、《山居杂志》、《说郛》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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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桔录
《作者：韩彦直》植物书，三卷，又作《桔录》。南宋韩彦直撰。彦直字子温，陕西延安人，韩世忠长子，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提举万寿观。温州盛产柑桔，此书作于淳熙五年(1178)，知温州任上。书前有自序，卷上、卷中记柑八种，桔十四种，橙之属近桔者五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橙一种，桔十八种)，共二十七种。卷下为种植方法，分种治、始栽、培植、去病、浇灌、采摘、收藏、制治、入药九项。在自序中概述桔之历史，说自屈原、司马迁、李衡、潘岳、王羲之、谢惠连、韦应物等皆言吴楚间出桔，而未谈及温州。温州晚出，而桔最多最出名。宋时苏州、台州、荆州、闽州、广州数十州皆出柑桔，皆不如温州柑桔好，而温州的乳柑又推为第一，以泥山乳柑最好。唐开元天宝间陈藏器补神农《本草》书，记柑类已有朱柑、乳柑、黄柑、石柑、沙柑。今永嘉所产，品数增多，而名称稍异于陈书。其记栽培、收藏、桔制品、入药等也较详细。这是我国最早的柑桔专书，现在仍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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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孝肃奏议
《作者：包拯》一题《孝肃包公奏议》。北宋包丞撰。10卷。治平二年(1065)由包拯门人张田编次。分应诏、致君、任相、择官等30门，凡171篇，多是针对时政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是包拯思想的集中体现。体现其政治思想的有《仁宗皇帝开天章阁亲制策问》之对策、《七事》、《论大臣形迹》、《论冗官财用》、《论取士》等篇，针对时弊，切中要害。而《论诏令数改易》、《请绝内降》等篇集中反映其法律思想，提出了“法存画一，国有常格”，方能取信于民，执法要公正公平。他希望统治者能爱民，以民为本，故上《请罢天下科率》、《请放欠》等篇，以期减轻人民负担。针对当时边备，他上《治边将》、《请择探候人》、《请发支汴河粮纲往河北》等篇，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措施，反映出其对边患的殷忧与关注，体现了他的国防思想。《包孝肃奏议》不仅是研究包拯思想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宋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文献。张田10卷本传至南宋初年，汪应辰因不满张本“其事之首尾，时之先后，不可考也”，故对其进行了笺注。张本和汪本的原本均已失传，今存最早的是明正统元年(1436)合肥方氏刊本，即出自张田本系统。1963年中华书局的《包拯集》即在张田本基础上整理而成，并辑录了两篇佚文。1989年黄山书社的《包拯集编年校补》在现存各种版本的基础上，增辑佚文15篇，对各篇章奏逐一考辨系年，分为4卷，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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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
《作者：王溥》宋王溥撰。100卷。原本残缺,佚失第7—10卷,清别本有补亡4卷,作者不详,《四库全书》据以录补,仍加注明,以示区别,通行刊本以武英殿聚珍本为佳,后来的刻本皆以此为底本。记述唐代各项制度的沿革变迁。会要为史书体裁之一，属典志体断代史范畴。唐苏冕始创，撰会要40卷，记述唐高祖至德宗9朝事。 唐大中时，崔铉等奉诏续修40 卷。宋初王溥重加整理，并补收唐末史事，编纂成《新编唐会要》，后合称为《唐会要》。内容体例与《通典》相近，其中有新旧《唐书》所不载的史实。全书分为帝系、礼、乐、学校、宗教、选举、职官、民政、封建、历数、灾异、刑法、食货、舆服、外国等15类。王溥以后，以会要体撰史者渐多，至清代，各代会要均有编撰。此书，清代以前无刻本，传钞本脱误甚多。清开四库馆，经整理补充。通行以清武英本为最佳。有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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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阴比事
《作者：桂万荣》中国古代的一部案例汇编。宋代桂万荣编。1211年刊行，以后一再重刊，受到各朝统治阶级的重视。本书是在和凝、和㠓编撰的《疑狱集》和郑克编的《折狱龟鉴》两书的基础上选编出一部分，并从正史、野史、名人笔记中选出一些案例，合编而成的。原书分2卷，共144条，明朝吴讷又将它删去64条，剩80条，增补50条，共130条。内容有：原编“棠阴比事”包括小事函首、乖崖察额、彦超虚盗、吕妇断腕、王珣辨印、钱推求妇、程琳烓灶、孔察代盗、裴均释夫、曹摅明妇、魏涛证死等案例故事;“棠阴比事续编、补编”包括有寒朗悟帝、素立守法、李峤列枉、高柔察色、提举辩明、师泰折狱、筠守释诬等案例故事，介绍了封建社会执法、断狱、量刑等情况，总结了古代司法检验和审判的经验，其中许多案例，通过实地勘验调查案情原委、取得确凿证据等，对现存司法机关侦察破案、判罪量刑，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在当时对于指导司法活动，减轻人民讼累、避免冤案错案发生，加强封建统治，具有一定意义，它还流传到日本，被译为日文，对传播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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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范
《作者：司马光》北宋司马光撰。取唐代狄仁杰所著 《家范》之名，撰 《家范》10卷。全书之首以 《周易·家人卜辞》 和摘录 《大学》、《孝经》、《尧典》、《诗经 ·思齐》等书中的精语作为家范的总原则，自 “治家”至 “乳母”共19篇，广泛搜集历史上可以作为子弟榜样的历史故事、名言警句，加上自己的评论，分论家庭中不同身份人的不同行为规范和准则。提出齐家的准则是： 为人祖者，要“以义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为人父者，“爱子教之以义”，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为子者，以孝为天经地义等。治家的总的方针是 “莫如礼”。内容接近于生活实际，语言比较通俗简洁，各种准则大多有可操作性。其目的在于敦厚子弟的道德，加强他们的封建家教，维护纲常伦理。本书版本有《四库全书》本等。《洪氏唐石经馆丛书》收录清朱轼点评 《家范》本，颇便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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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士备论
《作者：何去非》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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