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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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正旨
《作者：高拱》一卷，明高拱著。高拱以为自宋以来，说《春秋》者穿凿附会，欲尊圣人而不知其所以尊，欲明书法而不知其所以明，因作此书，推原经意，以订其谬。首论《春秋》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次论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时;次论托于鲁史，因其周礼尚存，非以其周公之后而假之;次论王不称天，是偶然异文，滕侯称子是时王所黜，圣人断无削贬天子、降封诸侯之理;次论齐人归郓讙龟阴田非圣人自书其功，深斥胡安国《春秋传》以天自处之非;次论《春秋》作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乃孔子卒前一岁，适遇获麟，因而书之，经非感麟而作，麟亦非应经而至;次论说经以《左氏传》为长，胡安国之书是有激而作，其余诸家纷纷不休，多由误解“天子之事”一语而生。所论多得本意，与其他诸儒附会之说绝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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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辨疑
《作者：萧楚》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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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集传或问[四库本]](/d/file/books/1175c21751f1fd830bad0cce2fef553d.jpg)
尚书集传或问[四库本]
《作者：陈大猷》经学著作。南宋陈大猷撰。2卷。此书继《尚书集传》之后而作,仿朱熹《四书或问》之例,辨疑问难,阐明《尚书集传》取舍诸说的缘故。大旨主陆九渊、杨简心学,所引朱熹、蔡沈之说,往往持有异论。嘉熙二年(1238)与《尚书集传》同表进于朝。有宋、元刊本。《四库全书》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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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记集传
《作者：黄道周》二卷。明黄道周撰。是书为崇祯十一年(1638)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三。《坊记》为《礼记》篇名。是书以《坊记》为经，分为三十章，每章各立名目，上卷之自为大坊第一，去乱第二，已畔第三，章别第四，盍旦第五，远害第六，人浮于食第七，贵让第八，作让第九，可托第十，酌言第十一，让善第十二，作忠第十三，作孝第十四，敬美第十五；下卷之目为微谏第十六，睦族第十七，敬辨第十八，敬老追孝弟十九，食义第二十，教敬教瞌第二十一，卒子第二十二，不贰第二十三，先事后录第二十四，遗利第二十五，别嫌第二十六，厚别第二十七，辟远第二十八，民纪第二十九，亲迎第三十，每章之下，皆罗列《春秋》大事以证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意存鉴戒，追原其乱之所自生，探究其福之所终极，颇为剀切，引据有实。有康熙中刊本、《石斋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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