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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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刊误
《作者：朱熹》一卷。宋朱熹撰。该书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时熹57岁，主管华州云台观。该书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书后有《自记》曰：“熹旧见衡山胡侍郎(宏)《论语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文。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月，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窃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该书。注其下曰：“抱遗经于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该书有清康熙中吕氏宝诰堂刊《朱子遗书》本，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大梁书院刊钱仪吉辑《经苑》本，清李光廷辑《反约篇》本，清张丙炎辑《榕园丛书》本，清贺端麟辑《西京清麓丛书》本，还有明朱鸿编《孝经十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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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记集传
《作者：黄道周》四卷。明黄道周撰。是书为崇祯十一年(1638)，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 《礼记》注五篇之二。《表记》为《礼记》篇名; 黄道周《自序》有言，古者窥测天地日月，皆先立表。《表记》之名由此而出。《表记》古注约分九节，陈浩《礼记集说》乱注疏伦次，强分为四十余章，后学者多以此非之。黄道周分为三十六章，后学者以为有乖于说经之法亦加指摘。是书解《表记》均引之于《春秋》，以《春秋》发其条例，多言君子恭敬仁义之德，必证之以 《春秋》，触类旁通，说解颇有发明。虽为《表记》集传，实则疏于《表记》本义，而专力于《春秋》，所发多有借鉴之处。后附黄道周 《春秋表记问业》十五条。有康熙中刊本，《石斋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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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本例
《作者：崔子方》北宋崔子方撰。係疏解《春秋》義例的著作。凡二十卷。崔氏疏解《春秋》之作有《春秋經解》、《春秋例要》、《春秋本例》等，此其一。是書大旨以為聖人之書，編年以為體，與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名《本例》。《宋史·藝文志》著錄：《本例》、《例要》二十卷，可知崔氏原書乃二書之合本。今《通志堂經解》本，《本例》析目錄别為一卷，以足二十卷之數，而《例要》則闕而無存。清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 中輯出 《例要》一卷，别為一書，而《本例》仍作二十卷。此書凡分十六門，皆以日月例推之，而又分著例、變例二則; 州分部居，自成條理。考《公羊》、《穀梁》二傳，原本就以日月例說解《春秋》。此書承之，並推日月之例以概括全經，不免有支離、牽强之失，故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專以日月為例，正是蹈《公羊》、《穀梁》之失。然此書條理清晰，推本經義，糾《三傳》之誤，於經意多有所得，實足以成一家之言。為宋代解說《春秋》的一部較為重要著作。有《通志堂經解》本、《四庫全書》本，《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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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后传
《作者：陈傅良》十二卷。陈傅良撰。陈傅良认为，《左传》记录的为鲁史旧文，因此，《左氏》有而经不书者，皆为孔子笔削。《春秋》之不书，实际上亦是书，而从《春秋》所书也可推求其不书。陈氏之说 《春秋》， 以 《左传》为主， 而参之以《公羊》、《榖梁》，其论亦多发先儒之未发。如其认为有隐桓庄闵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春秋之始，犹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诸侯，不复知有天子。齐晋楚吴越霸权交替，致使蛮夷侵陵中国而春秋终。其说虽不出“尊王攘夷”、“严夷夏之辨”之窠臼，然其不宥于“书例”之成说，重视史实，实较宋代诸儒之空谈为高。又此说与吕祖谦论《左传》大纲领大同而小异，两人友善，未知谁先创此说。此书虽多出新意，但每传之下必注此据某说，此据某文，诚谦谦君子。其征引亦非常广博。其门人周勉《跋》称，陈氏著此书，将脱稿而病，学者欲速得其书，乃雇人抄写，因此纰漏不少。其中有已为陈氏所删掉的却抄了下来，有陈氏以卡片形式欲加以改正的，却被漏掉。所以此书不能称之完本。虽然如此，陈氏此书对元明学者颇有影响，如元代著名经学家赵汸，于宋代说《春秋》者就最推重此书。现存宋勒有堂刻本、宋残施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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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作者：刘逢禄》十卷。清刘逢禄撰。刘逢禄是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庄存与的外孙。庄存与治《公羊春秋》，著有《春秋正辞》，兼采众家，而以《公羊传》为主。刘逢禄受庄存与的影响，精通《春秋公羊传》，撰成《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三十篇，分为十卷。内容包括“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时月日例”、“名例”、“褒例”、“讥例”、“贬例”、“诛绝例”、“律意轻重例”、“王鲁例”、“建始例”、“不书例”、“讳例”、“朝聘会盟例”等等，专门阐明公羊学的大义，对何休学说不太明晰之处，如“张三世”、“通三统”、“黜周王鲁”、“受命改制”等义一一加以阐发，有独特的见解。对其他各家之说，也有所采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此书采用科学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是清人著作中最有价值的创作。该书是研究《春秋公羊传》的重要著作，有《皇清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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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正旨
《作者：高拱》一卷，明高拱著。高拱以为自宋以来，说《春秋》者穿凿附会，欲尊圣人而不知其所以尊，欲明书法而不知其所以明，因作此书，推原经意，以订其谬。首论《春秋》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次论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时;次论托于鲁史，因其周礼尚存，非以其周公之后而假之;次论王不称天，是偶然异文，滕侯称子是时王所黜，圣人断无削贬天子、降封诸侯之理;次论齐人归郓讙龟阴田非圣人自书其功，深斥胡安国《春秋传》以天自处之非;次论《春秋》作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乃孔子卒前一岁，适遇获麟，因而书之，经非感麟而作，麟亦非应经而至;次论说经以《左氏传》为长，胡安国之书是有激而作，其余诸家纷纷不休，多由误解“天子之事”一语而生。所论多得本意，与其他诸儒附会之说绝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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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辨疑
《作者：萧楚》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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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集传或问[四库本]](/d/file/books/1175c21751f1fd830bad0cce2fef553d.jpg)
尚书集传或问[四库本]
《作者：陈大猷》经学著作。南宋陈大猷撰。2卷。此书继《尚书集传》之后而作,仿朱熹《四书或问》之例,辨疑问难,阐明《尚书集传》取舍诸说的缘故。大旨主陆九渊、杨简心学,所引朱熹、蔡沈之说,往往持有异论。嘉熙二年(1238)与《尚书集传》同表进于朝。有宋、元刊本。《四库全书》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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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记集传
《作者：黄道周》二卷。明黄道周撰。是书为崇祯十一年(1638)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三。《坊记》为《礼记》篇名。是书以《坊记》为经，分为三十章，每章各立名目，上卷之自为大坊第一，去乱第二，已畔第三，章别第四，盍旦第五，远害第六，人浮于食第七，贵让第八，作让第九，可托第十，酌言第十一，让善第十二，作忠第十三，作孝第十四，敬美第十五；下卷之目为微谏第十六，睦族第十七，敬辨第十八，敬老追孝弟十九，食义第二十，教敬教瞌第二十一，卒子第二十二，不贰第二十三，先事后录第二十四，遗利第二十五，别嫌第二十六，厚别第二十七，辟远第二十八，民纪第二十九，亲迎第三十，每章之下，皆罗列《春秋》大事以证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意存鉴戒，追原其乱之所自生，探究其福之所终极，颇为剀切，引据有实。有康熙中刊本、《石斋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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