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濬

邱濬（1421年-1495年），明代政治家、思想家。字仲深，广东琼山人，生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邱濬出生于穷苦人家，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母亲李氏独自支撑门户，将他抚养成人。从幼时起，邱濬就十分聪明，家贫请不起先生，母亲就亲自教他读书，邱濬常常能够过目成诵。年纪稍大一些后，家里原有的几本书已不能满足学习的需要，可是孤儿寡母，维持生计已很勉强，哪有余钱买书呢?邱濬就到处去借书来读。有时为借一本书，竟不惜走出几百里外，直到借到才返回。明朝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先在州县考“秀才”，考中后再参加省里考试，省里考试称为“乡试”，每三年进行一次。考中的称为“举人”。最后举人再进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考中的称“进士”。邱濬为本省乡试第一，并于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并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继续读书深造。这一年他34岁。

邱濬本来就好学，在翰林院供职后，使他有机会阅读更多的书籍，并能聆听到国家最高水平的讲学，因此见闻益广，学问精进，尤其熟知国家典仪和经济之策。邱濬常引以自负。

宪宗成化元年(1465)，两广瑶、壮等少数民族起事，势力很快漫延至湖广(今两湖地区)、江西等地。朝廷派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督军16万分五路去镇压。邱濬通过内阁大学士李贤向朝廷上书献策，指陈形势：“贼在广东者宜驱，在广西者宜困。”宪宗很欣赏他的谋略，将其转示韩雍、赵辅。后韩、赵破瑶民324寨，起义被镇压下去。虽然并不是完全按邱濬的策略，但从此他的名声在士大夫之间逐渐大了起来。后来他晋为侍讲学士，参与编纂《英宗实录》、《续通鉴纲目》，编成后升为国子监祭酒(从四品)，即国学的行政长官。明朝的科举取士，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作文严守八股形式，许多考生作文追求险怪、华而不实。邱濬在掌管京畿乡试时，对这种文章痛加申斥，决不录用。在给国学生讲学时，也总是反复告诫，抑制追求险怪的文风，恢复周正朴实的文体，对转变当时的文风、世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不久，他晋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仍掌祭酒事。

当时，真德秀《大学衍义》中只有修身、齐家的内容而缺治国平天下的条目。邱濬感到是个缺憾，于是花了很大功夫博采群书，补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司法等方面的内容，编成《大学衍义补》160卷。既采前人议论，又加按语抒发己见。孝宗即位后，他献上此书，孝宗认为书写的很好，特拨出一定的钱币将其刊行天下。邱濬也因此晋为礼部尚书并掌詹事府事(负责辅导太子)。后又任命他为修纂《宪宗实录》的副总裁。弘治四年，《宪宗实录》编成。孝宗很满意，加封邱濬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自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设内阁以来，内阁大学士都是虚职，只是皇帝的顾问和参谋，并无实权。邱濬以尚书入内阁，在明史上是第二人。这年他已经71岁了。

邱濬入阁后，尽管年事已高，仍颇具进取心。因为他编的《大学衍义补》中记有许多施政措施，他认为可以借鉴，所以奏请孝宗批准将其中主要的可行的拿到内阁中讨论施行。由此可见邱濬不但注重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当时，对于彗星的出现和地震等自然现象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一些宦官和方士乘机引导孝宗行求神问道之事。邱濬却借此规劝孝宗多行仁政。他于弘治五年上疏说：据史书记载，春秋时代240年内，只发生过五次地震，出现过三次彗星，两次异鸟。而现今仅查成化22年中就出现三次彗星，地震大小五六百次。最近彗星又出现在天津上空，地震山鸣，异鸟鸣于禁中。异兆出现这么多，恐怕是上天对国家的警示。臣愿陛下能体念上天仁爱之德和祖宗创业的艰辛，正身清心，不迷惑于异端邪说;节俭财用，使不至于损耗过大;公正地任用大臣而不偏听偏信，公开阐明事理，禁止私下拜谒，勤于政务而提倡节俭，则奉承邀宠的小人和以旁门左道扰乱政事之徒自然无法呈其奸，天上异象自然会消失。于是列出时弊22条，请一一革除。孝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邱濬为人率直耿介，仗义敢言。早年参与编纂《英宗实录》时，涉及到于谦被杀的史实。于谦在英宗正统年间任兵部侍郎，在正统14年的土木之变中，英宗被元蒙遗部瓦剌俘虏。他拥立代宗，保卫北京，击退瓦剌。后代宗病危，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将于谦下狱，加上“欲迎外藩入继大统”的罪名杀害，成为天下奇冤。宪宗成化元年已为于谦昭雪。有人为了美化英宗，提出还是写上于谦是因图谋不轨被杀。邱濬正言道：“土木之变后如果没有于公，国家早就灭亡了。这件事早已有了定论，怎么还能用诬蔑不实之词来损害于公的清白呢?”坚持以事实为准，不为帝王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邱濬生活俭朴，为官廉洁。做官40年，居住的府邸低矮狭小，又很潮湿，但从未改换过。平时无别的嗜好，只是嗜学如命。到他老年时，尽管右目失明，仍然是披览不辍。所以他知识面极广，对于典令、经济、历史、文学等都有较深的造诣。除编纂《大学衍义补》外，还补作《家礼义节》以补充《朱子家礼》，作《世史正纲》阐明《通鉴纲目》的正统与偏全。另有《琼台类稿》等52卷。在文学方面其著述也颇丰，有传奇《五伦齐备》、《投笔记》、《举鼎记》、《罗囊记》等，内容多宣扬道家思想。文有《邱文庄集》，他的文章雄浑壮丽，很有特色，他所写的碑铭序等遍布四方，因他又有文名，又是宰臣，所以人们都以获得他的手书为荣，远近求他著文写字的纷至沓来，但邱濬有个怪脾气，即凡是他看不中的人，无论出多么丰厚的报酬也不与著文。特别是当时宦官权势较大，不少人争相交结宦官以图进身，邱濬从不为宦官作一文。他曾令家人自制广东风味的面饼进献皇上。皇上很爱吃，令御膳房仿效制做。太监请教制做方法，邱濬就是不告诉他们。时人评论邱濬有世之不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世人不及;诗文满天下，绝不为宦官作，介慎世人不及;历官40载，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世人所不及。他的诗传世不多，有答友人论诗一首：“吐语操辞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质朴无华，可说是诗如其人。

也许是由于多学广识的缘故，邱濬有时不免自负，争强好胜。与人争论问题，容易冲动和偏激，有些议论未免失于偏颇。比如他曾讥笑范仲淹多事，说岳飞即便不死也未必能恢复中原，秦桧对南宋有再造之功等。这些议论出自他的口，往往使听者惊愕不已。在内阁时，遇到言官提出的建议不恰当或是奏陈政事不明白时，他往往当面申斥，一点不顾及颜面。曾经有一次与阁臣刘健意见不合，发生争执，邱濬激动得把帽子都摔到地下。特别在处理与吏部尚书王恕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他性格较偏隘，度量也不够大。邱濬任礼部尚书时，王恕任吏部尚书，按朝廷班列规定，自然是吏部列在礼部之上。后邱濬入阁，班列应在王恕之上，但王恕以自己资格较老，并不礼让邱濬，为此邱濬心里很不痛快。弘治六年朝廷大宴群臣，邱濬径直走到王恕的上位坐下。为此二人不相得，见面都互不说话。

弘治六年，吏部对天下庶官进行考察，王恕查出有劣迹或过失者2000人，奏请孝宗罢免他们。邱濬认为有些过错但不是明显的贪暴之人不必罢免。有点小错但任职不满三年的也可以留任。这样共留职90人。王恕几次力争，最终孝宗还是同意了邱濬的意见。为此王恕认为这是邱濬故意作对。两人的矛盾公开化了。当时，太医院判刘文泰因历次升迁被王恕所阻，怀恨在心，这时借机上疏弹劾王恕“变乱选法”，有失职之罪。又说王恕在家乡请人为自己作传，已经镂版准备刊行。其中有很多地方指责先帝(宪宗)的过失，违背了人臣之礼。王恕因刘文泰平日与邱濬交往密切，怀疑是邱濬所指使，坚持要开庭审理。后将刘文泰下狱推问，果然疏中有一句“沽直谤君”是邱濬的笔迹。孝宗平日偏爱邱濬，不喜王恕，所以处置时将刘文泰贬官，同时责备王恕沽名，令烧毁镂版，对邱濬却置而不问。王恕为此愤而上疏辞官而去。王恕为官50年，清正廉洁，忠直敢谏，天下称为名臣。因与邱濬私人不和而去官，一时朝廷内外对邱濬的为人议论纷纷。给事中毛理，御史宋德、周津等都上疏弹劾邱濬为人量窄，不宜居相位。孝宗都置之不理。

弘治八年(1495)，邱濬在任上去世。时年76岁。死后赠为太傅，谥号“文庄”。

纵观邱濬一生，忠直耿介，可称一代名臣。唯有晚年在处理与王恕的关系一事上有些意气用事，对他的名声有些影响。据说邱濬死后刘文泰曾去吊唁，邱妻厉声叱责说：“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才使相公负不义之名，你今天还有脸来吗?”将他赶了出去。

到武宗正德年间，在他的家乡为他赐建了祠堂，号为景贤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