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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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词杂说
《作者：沈谦》本书为论词之作，即自 《东江集抄》录出者。虽仅三十一节，而颇有精论。其论词很重视言情因素，强调要以情动人，认为“词不在大小浅深，贵乎移情。白描不可近俗，修饰不得太文。僻词作者少，宜浑脱乃近自然;常调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动。词要不亢不卑，不触不悖，蓦然而来，悠然而逝。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如骄马弄衔而欲行，粲女窥帘而未出。学周柳，不得见其用情处;学苏辛，不得见其用气处。当以离处为合，皆填词者所当知也。”评判宋贤，公允精实。论清真词，颇有独到之处。他赞扬柳永的 “晓风残月”，也欣赏苏轼的“大江东去”，说是“体制虽殊，读之若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他高度评价李煜、李清照的词，也正是从写真情、直抒本色这一根本点着眼的。重视词的移情作用，并不意味着不讲究章法，不讲究出新，一首好词本身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例如，他论填词结句，特别强调错综动荡，要“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致语，绵婉中，著一二激动语”。他还谈到诗词曲的特点，说：“承诗名曲者，词也。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然诗曲又俱可入词”。此说可供人寻绎三种不同抒情诗体的独特风味。有《词话丛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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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庵论词
《作者：冯煦》词论。清末冯煦(1842—1927)撰。一卷。煦有《宋六十一家词选》已著录。冯氏从明人毛晋所刻《宋六十名家词》中,选其精萃作品,成《宋六十一家词选》,并在《例言》中,对各家逐一评论。此编即迻录《例言》诸条而成。作者从毛晋所刻《宋六十名家词》中,校刊各本,注明毛刻疏误,甄采其精萃词作,编为《宋六十一家词选》,并撰写“例言”,一一加以评述。是书即过录“例言”各条而成,共四十四则。前三十六则评论两宋词家,后八则为校订毛刻,对“其有显然舛失,则从别本改正”。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与《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合刊)和《词话丛编》本。<br/><br /> <br/><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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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贤本事曲子集
《作者：杨绘》词话。一称《本事曲》、《本事曲子集》。北宋杨绘(1017—1088)撰。一卷。绘字元素,绵竹(今属四川)人。神宗时以侍读学士出知毫州,历应天、杭州。与苏轼交善。东坡词集中与之酬答唱和之词达十三首。有集八十卷,已佚。此编作于元丰初,皆纪北宋中叶词林掌故,原有前后集,南宋尚有传本,入元则全佚。清末梁启超曾撰文考证作者及原书流传事,又辑佚文五则。是书体裁与孟棨《本事诗》相仿,偏重词作本事。所录以“时贤”为主,兼及唐五代。约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的高承《事物纪原集类》已加称引,则是集之成,当在此年之前。又苏轼于元丰五年(1082)《与杨元素书》云:“近一相识录得明公所编《本事曲子》,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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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棋山庄词话
《作者：谢章铤》近代谢章铤著。十七卷,正编十二卷,续编五卷。广泛考评历代词集、词选、词话、词律等,而以清词为重点评述对象。所论不拘派系,主张填词以性情为第一要义。其中大部分是记与他同时之词人墨客的词作、轶事、经历等,卷帙较繁,涉及面广。谢氏认为词原出于古乐府,而乐府又多杂俗谚,填词者效之,每况愈下,因而他标榜“雅”字为宗旨。自北宋中叶以来,文人即提倡“雅词”,此种趋势越演越厉。谢氏此意,可证这种势头的发展情况。对于词中音律和词人性情的关系,他认为精工尺而又具性情者最善,然如其精工尺而少性情,不若得性情而未精工尺。有光绪十年(1884)陈宝璐南昌刊本,收入光绪至民国间刊行的《赌棋山庄全集》。唐圭璋《词话丛编》据光绪刊本收入。是书历时三十馀年始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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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
简称《说文》。文字学著作。汉许慎撰。15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部次分明、推本求源的文字学巨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文14篇,叙目1篇,后人以其篇帙繁重,每篇厘为上下,成30卷,今通行大徐本即如此。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解说133441字。字头和重文用古籀篆,解说用隶书。设540部首,始一终亥,据字形的相近排次;每部所收字,据字义的关联引申排次。每部终了,合计文数、重文数;每篇完了,总计全篇部首、文、重文、解说数,加以标明。解说,先释义,次释形,后释音;于形音义不明瞭者,则标以“阙”字待考。此书首创部首统字法,至今编纂字典还在承用;保留了1万多古字,可资研究汉字历史以及考求甲骨金文;首次为六书发凡起例,开形音义互求先河;保留大量古音、古训,古制材料,于训诂学、音韵学、考古学必不可少。不足之处:说解形义均有失误,有时带有封建色彩,编排体制和部首设立不够严密。《说文》书成后,即为著名学者郑玄、应劭等称引,历代研习不断,至清达到全盛,专家数十人,专书数百种,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称为“《说文》四大家”。近人丁福保辑录研究著作二百余种,成《说文解字诂林》,有此一编,诸家之说皆得披览。近世研究《说文》,多以甲骨金文互证,取得新的进展。许书原本久佚,今日得见最早之本为唐写残本,通行完本为二徐本。小徐本以道光间祁㝦藻刻本为精,大徐本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为好。孙刻保留宋本旧式,但眉目不清,讹误仍旧。清同治间陈昌治据孙刻改为一篆一行本,又加校录,才使全书眉目清晰,开卷了然。1963年中华书局据此缩印,并于篆首填加楷体,卷末附新编检字,方便读者,流布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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