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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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林正韵
《作者：戈载》三卷。清戈载编。明清之际，词韵分合之争，与词韵之作，一时俱盛。戈氏谓“古无词韵，古人之词，即词韵也”。是书即取唐宋人词，博考互证，又广稽韵书，裁酌繁简而成。其撰述目的，“非敢正古人之讹，实欲正今人之谬”，对于以前各种词韵之误，多所纠弹。分为十九韵部，前十四部为舒声韵。因词之押韵允许平上去三声通押，故是书将平上去三声合并于一部，每部中又分为平仄两声，仄声中再分上、去声；凡入声作平声或上、去声者，则附载于某部。入声因在词中不与舒声相混，故另列五部入声韵。十九韵部无韵目，但在每一部中均标明该部所包《广韵》之韵部，如第一部包括“平声东冬钟、上声董肿、去声送宋用”。韵部及每部内的小韵(即同音字组)的排列，基本与《广韵》一系韵书的排列同。每一小韵之首字，用〔 〕标出，并注明反切。反切多依《集韵》，韵字下无注释。书前有“发凡”一卷，简述编是书之目的、经过，该书之简况，词韵与诗韵、曲韵之差别等，举例甚详。王鹏运跋谓：“《文会堂》、《学宋斋》诸家强作解事，未足依据。戈氏书最晚出，而最精核，可谓前无古人矣。”但王氏对是书亦有所批评，云：“宝士著书，动谓宋词失韵，余谓执韵以绳今人之不知宫调者则可，若以绳宋人，似尚隔一尘也。”本书初刻于道光元年(1821)，全书收韵字一万二千九百九十九字。清人词韵之学，至戈氏而总其成。但尚有偏颇失当之处，罗常培曾拟为之重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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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论
《作者：张祥龄》清代词话著作。1卷。张祥龄撰。10则。张祥龄论词强调文章气运，认为诗至唐末已经作尽，所以文人才变化诗体以求发展，才有词的产生。而词体本身的发展又如春、夏、秋、冬一样，经过萌芽、发展、繁盛阶段，然后萧条冷落，最终又以元曲继之。这是从一种文体的兴衰废替立论的见解。他又重视作家天然才质的区别，“能疏宕者不能密丽，能密丽者不能疏宕”，是丹非朱，并非确论。他提倡讽世寓托，认为“词主谲谏，与诗同流”，但是又反对张惠言的胶柱鼓瑟，穿凿附会的作法。此外，他还提倡气骨，而并不摒弃绮语;反对雕凿，而又指斥鄙俚，这些意见都比较圆通，体现了他论词“不问人论何如，自叩用工甘苦”的基本立场。本书有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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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律
《作者：万树》词论。清人万树撰。二十卷。树字花农，一字红友，别号山翁，江苏宜兴人。国子监生。康熙间在广东作两广总督幕友。多才多艺，怀才不遇，死于归途。著有杂剧、传奇二十余种。此编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内容为取宋元名作排比求倚声度曲之律。唐宋以来，倚声度曲之法久已失传，此书据名作一字一句求之，得其八九。自《草堂诗余》以小令、中调、长调分别列目，旧谱因之以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然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及六十字两体，分别列入小令与中调，显然不宜。收唐、宋、元词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余体，纠正《啸余谱》及《填词图谱》之误，以及诸家词集之舛异。“作于宫谱失传之后，振兴词学，独辟康庄，嘉惠后者甚厚。”(杜文澜《词律续说》)唯编者疏于考证，书中脱漏错误诚所不免。自序及《发凡》中言之甚详，后人亦有所校订。此编在清代词坛影响甚大，词家多奉为圭臬。研究与校勘、补续者亦大有人在。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四库全书》本 光绪二年(1876)刻本，中华书局铅印本。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光绪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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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雨斋词话
《作者：陈廷焯》词话著作，清陈廷焯撰。陈廷焯(1853～1892)，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作者论词大旨，宗常州词派张惠言。常州词派的词学观点为反对浙派尖新小巧、轻佻浮滑而无所寄托的词风，主张“温柔敦厚”。陈氏论词的主要精神也是如此。他在书中卷1特别突出地提出了“沉郁”二字作为词论核心。所谓“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其含义有二，一为要求比兴寄托、微言大义。“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二为要求词的风格含蓄、沉稳。陈氏还提出了“顿挫”一词与“沉郁”互补。谓二者统一则“词中三昧尽矣”。并以此衡文，品评周邦彦、冯延已、王沂孙诸家。并多次强调“温厚”，如卷8云：“温厚和平，诗词一本也。”作者的词论既有以诗教评词，提高词的地位与格调的意义，又有限制词的风格多样化的弊病。《白雨斋词话》原为10卷，今本只存8卷。由其门人许正诗整理刊刻。许正诗原刻本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后附《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钞》各1卷。此后又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上海开明书店本及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维沫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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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词随笔
《作者：沈祥龙》晚清沈祥龙撰，1 卷。沈氏述词之源，亦主诗余之说， 又说出于古乐府，他要求词应“发乎 情，止乎礼义”，这是力图提高词的 地位，把词从末技小道提高到正统 文学同等的地位上来，沈氏的动机 是好的，但他从合乎礼仪的封建诗 教立场上讲话，未免保守。对婉约、豪放二派，他认为二 者均不可偏废，贵在施之得宜，根 本在表现情致，情致不同，风格当 然就各异了，此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沈氏对词还要求雅，这与宋末以 来论词求雅的趋势完全一致。就词 的整体上说，沈氏虽然认为婉约、 豪放均不可废，却终归要求清空妥 溜，自然本色。他心目中对豪放词 并不那么提倡。沈氏于词的具体做法上论之甚 多，他认为词当多用比兴，借景寄 情，借物寓意，这才能达到低回要 眇，隐然动人心的效果。所谓意余 于辞，含蓄蕴藉，既是词之要诀， 亦是词之妙境。有 《乐志簃集》 本，今收入 《词话丛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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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村词话
《作者：李调元》清代词话著作。4卷。李调元撰。李调元著此词话的目的很明确，他在自序中说：“存前人之是，正所以正今人之非”，“择其可学者取以为法，其不可学者取以为鉴”。古为今用，以利于时人创作，态度是可取的。全书杂评前人词作优劣，间亦辨证字句讹误出处，阐述其大意。李调元论词推重南宋，盛称姜夔、史达祖、李清照，并为史达祖作“摘句图”，录数十首。他虽以婉约为宗，但也重视豪宕有寄兴的作品。如说张元幹“平生忠义，见于‘梦绕神州路’”一词;说辛弃疾词“肝胆激烈，有奇气”;评刘克庄〔满江红〕12首，“悲壮激烈，有敲碎唾壶，旁若无人之意，南渡后诸贤皆不及”。李调元也反对南宋词人的率易不经，对辛派词人豪放而有时流于粗略的毛病给予批评。《雨村词话》系杂感式的随笔，没有提出系统明确的理论观点，引用原作大多没有详细核实，以至有不少讹误失考之处，如说〔玉楼春〕“来如春梦几多时”2句为欧阳修现成对句，说程垓为苏轼中表兄弟之类。本书有《函海》本，唐圭璋据以编入《词话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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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风词话
《作者：况周颐》近代况周颐著。正编五卷，系况氏晚年合并旧作厘订而成。卷一重在论词的作法以及对词的鉴赏和批评等理论性问题，卷二至卷五则据卷一的理论，泛论自唐迄清的词人词作。续编二卷，为今人唐圭璋从况氏遗著中辑出，连载于1936年的《艺文》月刊上，侧重于词事的考证，兼评前人的词作和词论。况氏词论，首尊词体，反对传统的“诗余”说。卷一：“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其次在词格上提出重、拙、大“三要”说。“重”即沉著，主要表现在气格和笔力上;“拙”以真为核心，强调语言的真率、自然;“大”指含蕴远大，词境开阔，三者关系以拙为本，“融重与大于拙之中”。故况氏推进了常州派词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的词学理论。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王幼安校订本(与《人间词话》合为一册，为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种)和《词话丛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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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执
《作者：陈匪石》词学专著。陈匪石著，自序云:“昔释迦说相,法执我执,皆所当破。词属声尘,宁免两执。况词自有法,不得谓一切相皆属虚妄,题以声执,适表其真。”是书意在示人以作词法门。共四十八则,汇为上下二卷。上卷考论词律及作法、燕乐二十八调，阐述词由歌诗加入和声变化而来，简评前人词谱、词韵之作，详论诗韵与词韵之异及平仄、四声、句式、字句等。并旁及词风、词境和作词用笔之曲直、虚实、疏密等问题。下卷评介词学要籍，自五代《花间集》至自己所编的《宋词举》，凡23种，一一评介其内容、特色、优劣、版本等。附录汇刻词集9种，并为学词者指导门径。该书论作词之法规，颇多创见，言简意赅，嘉惠后学良多。附于南京金陵书画社1983年11月出版的《宋词举》后，另有北京·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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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书堂词话
《作者：查礼》词话。清人查礼撰。一卷。查礼原名为礼,又名学礼,字恂叔,号俭堂,一号铁桥,顺天宛平(今属北京)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官至湖南巡抚。有《铜鼓书堂词》。此编收词话十五则,主要评述宋代词人的作品。查礼推许“雅正淡远”之作,反对绮腻纤秾之态,因此,他高度评价张孝祥《于湖词》,许为“声律宏迈,音节振拔,气雄而调雅,意缓而语峭”。对文天祥被元人拘缚时所作题张、许双忠庙的[沁园春]词,也极力赞扬。其中10则为南宋末年部分词人经历及词作,二则记南宋初张孝祥、陈济翁词,二则记郑燮(板桥) 和武林老僧的词各一首。查氏论词,认为词不同乎诗而后可佳,词不离乎诗而后能雅,又引沈义父 《乐府指迷》评施梅川语,许为得词家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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