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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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说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撰。载《饮冰室文集》卷十六。清光绪二十六年一月(1900.2)维新变法失败后避难日本时,发表在《清议报》第35册上的一篇著名政论散文。作者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驳斥了帝国主义者所谓中国是“老大帝国”的论调,极力赞颂了他理想中的勇于进取、情豪气盛、日新月异、“与天不老”、“与国无疆”的少年中国,嘲讽和批判了造成中国“一切凭人作弄”的可悲现实的清王朝的腐败无能、顽固保守和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帝国主义者把中国称作“老大帝国”,以示讥讽,作者在文中用“我中国其果老人矣乎?”加以反诘,然后回答:“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揭出题旨。然后从老年与少年的性格特点加以比较,说明老年人保守、怯懦;少年人进取、豪壮。再列举古今中外的事实,指出老大者不能成“回天之事功”。过去中国虽曾有过至治盛世,可从清朝末年以来,中国已成了任外人宰割的“怀中之肉”。中国的积弱无能,完全是由那些老朽昏庸的老后、老臣、老将、老吏所造成。最后号召,中国青年的责任是创建一个“少年中国”,他犹如红日初升,奇花初胎,前途似海,与国无疆!全篇表现作者渴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文章热情奔放,感情充溢,常连用几十个排比句,有一泻千里之势,极富有鼓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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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鉴
《作者：荀悦》东汉末荀悦著。共5卷：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下。通行版本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清卢文绍作《申鉴校正》。主张儒术治国，强调“重民”，“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杂言上》)。主张“德刑并用”(《时事》)，“教初必简，刑始必略，事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虚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同上)。强调“以道德治民者”(《政体》)是渡水之舟，“乘舟者逸而安”(同上)。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於不禁……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於众，行诈於官而矜实於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政体》)。认为“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杂言下》)。认为“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孙子曰‘性无善恶’，掦雄曰‘人之性善恶浑’”都不合理，肯定刘向“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之说。强调性与情是相统一的，“好恶者，性之取舍也，实见于外，故谓之情尔，必本乎性矣”(同上)，“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同上)。反对“性善情恶”等割裂性情的错误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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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子
《作者：尸佼》战国时尸佼作。《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尸子二十篇”，谓尸佼为鲁人。《史记·荀卿列传》“楚有尸子”。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说：“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书已散佚。唐《群书治要》卷36，录有《劝学》等13篇。清汪继培辑有14篇与若干片断，较为完善，但已非原书。其中存有先秦佚说甚多。其学术思想，“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刘向《孙卿子叙录》)。提出“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尸子·公事篇》)的主张。但有兼综、贯通各家学说的倾向，提出：“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巳皆弇(同掩)于私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广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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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论集
《作者：胡适》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1月出版，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合著，胡适作序，封面由胡适题字。此集为胡适论文部分，小序附于末尾。1929年，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体制，反对“训政”，维护自由，要求尽快落实“宪政”。这场运动震动了文化思想界，许多学者先后卷入其中。最终，面对统治者的暴力专横，他们不得不妥协退让。胡适的抨击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人治还是法治；第二，在“训政”的招牌下胡作非为；第三，维护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言论一针见血揭示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反动本质。 这场人权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是中国宪政史上意义深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这场运动的原始材料记录，《人权论集》一书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意义，非常值得今天的国人重新了解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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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言
《作者：杜牧》唐杜牧作。此文当作于大和八年(834)。见《樊川文集》第五卷。作者在文章的开篇解题说:“国家大事,牧不当官,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表明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抱负,也流露了自己对时局的愤激之情。本文从现代所谓地理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强藩割据的“山东”,即今河北地区,对于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它们是“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的要害之地,安史之乱后朝廷失去了对该地的控制,以致“生人日顿委,四夷日猖炽。”面对着强大的藩镇割据势力,他认为上策在于朝廷革新朝政以自强,加强实力来重树朝廷的威性,中策莫如先攻起山东的咽喉魏,而“不计地势,不审攻守”的“浪战”为下策。文章总揽天下古今,剖辨形势机宜,见解精明而切于实际,笔势纵横捭阖,是一篇难得的“经济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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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手诏条陈十事
《作者：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于1043年（庆历三年）九月，在宋仁宗连日催促下，认真总结其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呈上的新政纲领，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该文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所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等原因，范仲淹的改革十策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失败。收录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和《宋史/卷314》以及《皇朝文鉴 (四部丛刊本)/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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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史论
《作者：陈天华》陈天华撰。《中国革命史论》系为批驳梁启超保皇论调而作。梁启超为反对革命,于1904年发表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他宣称,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历来的革命,皆是野心家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都要祸及全国,祸延百数十年,使社会倒退,人口锐减,而且势必造成外族的人侵,所以革命者乃是灭亡中国的罪人。对于梁启超的挑战,陈天华于1905年在《民报》第一、二号上发表了此文,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梁启超曾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并得出结论,具体列出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诸如中国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中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己的革命,中国有上等、下等社会的革命而无中等社会的革命等等。陈文首先指出,梁的这种比较,是搞错了时代,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相比的。如果要比较中西革命,应该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接着又指出,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革命以后虽未享有自由,然而无特别的奴役制度。西方则不同, “所谓平民团体,其范围极其狭窄(希腊平民、罗马公民,其数极少)也是次等的贵族团体。”所以,在中古以前,西方没有平民革命。再次,又进一步分析了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差别,指出: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为“英雄革命”,这种革命多出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因此,革命的结果往往是“一专制去而另一专制来”;二为“国民革命”,这种革命“出于责任心”,而不是私心,因此,革命之后“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在文中,他对革命作了热烈的颂扬,指出“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并赞美秦末农民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指出中国的前途是国民革命。此篇史论虽然只完成了《绪论》、 《秦末之革命》前二章,但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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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作者：梁启超》近人梁启超撰。五节。为纪念《申报》创办五十周年而作，载《最近之五十年》中（1923）。该文以中国人学习西方为线索，把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发展分为学习西方坚船利炮、政治制度和文化三个时期。指出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的兴办等。第二期从甲午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但政治运动完全失败，只剩下废科举算是成功。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并认为经过一番改造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收入《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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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
《作者：陈独秀》 陈独秀撰。是陈自“八一三”事变后从南京监狱获释后,在武汉所写文章之一。1937年10月1日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肯定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是有价值的,并指出其“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 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摒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在当时“也有相当的价值”。又说:“我向来反对拿两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强调孔子学说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不能把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孔子的礼教、“三纲”是“反民主的”,是“阻塞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必须坚决废弃。指出历代封建帝王和尊孔派之所以“祀孔典礼”,“中心问题”是企图“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切“犯上作乱”。因而强调不废除孔子的礼教,则只能产生出“忠于君”、“忠于外国统监”的奴才、汉奸,不可能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式的人物。后收入《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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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力量
《作者：邓中夏》自从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能否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有没有能力解放旧中国，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疑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否认中国工人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邓中夏在文中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素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因中外资产阶级的发育而发展的。亦即中外资产阶级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是与中国工人阶级相连的，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压迫，已显示出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而这些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不能比的。该文指出，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该文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工人阶级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理论的有力反驳，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很大指导意义。收入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中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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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
《作者：杨光先》清杨光先著。二卷。顺治十七年(1660),向礼部上《正国体呈》,控告传教士汤若望“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礼部未准。康熙三年(1664)上书《请诛邪教状》,告汤若望造妖书和谋反。汤若望由是下狱。四年,被特授钦天监监正,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五次上疏辞职,未准。因辑其前后所上的书、状、论、疏,为上、下两卷。上卷除上述之文外,还有《辟邪论》上、中、下三篇,《摘谬十论》等。下卷有《孽镜》等文。杨、汤一案是清初天文学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对天文学的发展和对国家的政治、宗教以及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等都有一定影响。本书是斗争中的一方的文献结集。与之相对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针对《不得已》所作的《不得已辩》,一卷。其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又曾加以修订。《不得已》在清代流传很少。光绪十五年(1889)出版荆楚挽狂子重辑的《不得已辑要》一卷附一卷本。直到1929年方有据清抄本影印的两卷本。利类思《不得已辩》有康熙四年版,八年南怀仁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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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邪论
《作者：黄宗羲》明清之际黄宗羲著。凡一卷。全书分《从祀》《上帝》《魂魄》《地狱》《赋税》《科举》《骂先贤》等七篇。是一部批评时政积弊，反对世俗迷信的无神论著作。作者将社会上流行的愚昧、虚伪、妄说、神秘等种种迷信现象统称为“怪物”或“邪说”，并运用历史知识和自然知识一一予以揭露和鞭挞。抓住历来哲学家探讨“天人之际”的问题，进行穷究，指出：“因念天人之际，先儒有所未尽者，稍拈一一，名曰《破邪》。”以对天的探讨来破除邪说。认为邪说之乱，莫不由“尊天”，并斥纬书创五帝立五天之说，释氏之诸天之说，天主教抑佛崇天之说等皆为邪说。认为“天一而已，四时之寒暑温凉，总一气之升降为之。其主宰是气者，即昊天上帝也。”提出人之形体是由气成，人身有魂魄，魄之质也是气。“譬之于烛，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现收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黄宗羲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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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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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卷。北宋马永易撰。马永易字明叟，维杨 (今江苏扬州)人。宋徽宗时曾任池州石埭县尉。其事迹不可详考。只在 《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里有记载： 马水易曾著有 《唐职林》、《元和朋党录》、《寿春杂志》等书。《实宾录》见于晁公武 《读书志》称为 《异号录》二十卷。陈振孙的 《书录解题》作《实宾录》，谓永易所撰。《宋史·艺文志》又分 《实宾录》、《异号录》各三十卷，皆题永易所撰。关于本书，诸家记载，颇有舛错不合。据各本之说，互相参证。《宋史》误分为两书。而晁公武所见可能是较早的未经增广之本，所以名曰《异号录》。自元代以来，此书已长久散佚。被陶宗仪收入《说郛》的仅仅是很少的数条。清代修 《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搜辑六百余条。都是 《说郛》里所未见的。但因原书散佚，其体例亦无法考证。马永易的原本与后人文彪增广的内容也无法辨别。所以只能除去重复，订正舛误，以类相从，整理编为十四卷，仍沿用陈振孙《书录解题》之名为《实宾录》。本书广泛收集古人的殊名别号编辑而成，内容颇丰。但亦有明显舛讹之处.或与称谓无关的也收录其中。但此书仍不失其价值。有《四库全书》本。清顺治三年 (1646)宛委山堂刊 《说郛》一卷本、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 《说郛》一卷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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