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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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学释例
《作者：陈垣》中国近代史学方法著作，陈垣著。原名《元典章校补释例》，1932年发表于《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1934年收入《励耘书屋丛刻》。1959年出版时改今名。陈氏用元本和诸本校补沈刻《元典章》，发现一万二千余错误，在此基础上，总结校勘的经验和方法，撰成此书。它所总结的校勘经验和方法不仅对《元典章》适用，而且对元代诸书和其他诸史都有参考价值，具有方法上的一般性和普遍适用性。全书分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用语误例、元代名物误例、校例六卷。作者分析史书中产生讹误的类型和产生讹误的原因，认为校勘时应注意最容易产生的错误，如误连、脱字、衍字等，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来作校勘工作，用大量笔墨分析因不谙元代用字、简笔字、译音用字、语法、用语、年号、帝号、庙号、部族、地名、人名、物名、专名、制度等而产生的讹误。特别重要的是作者从理论上总结了校勘的四种方法，一是对校法，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是法只校异同，不校是非，是校勘的首选方法；二是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摘其异同，知其谬误；三为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四是理校法，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用此法，但用此法须具通识，它最高妙，但又极危险。此外，作者一再强调，校勘时应谨慎仔细，不要轻易改动原文，以免产生新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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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作者：汤用彤》中国佛教分期史专著。汤用彤著。中华书局1938年初版、1955、1962、1981年3次再版。汤用彤，字锡予，中国湖北黄梅人。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翌年赴美国留学，获哲学硕士。1922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晓梵、巴利语等多种外国文字，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往日杂稿》、《康复札记》等。本书系作者早年“讲义积年，汇成卷帙”之作，分上、下两册，共20章。第1—5章考证了汉代佛教初传的时间，经典的翻译，佛法之留布和佛教与道教关系等方面内容;第6—20章详细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情况。介绍考察了佛教与玄学、佛教僧人的生平、译经求法活动、传承关系、对佛学的贡献及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以及佛典在汉地的传译、流布情况，佛教各学派的产生、发展，其学说特征，各派学术争论的史实，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态度，佛道之间的论争，中国佛教撰述，民间流行的佛教信仰等情形。受到学术界的称赞和重视，博得中外学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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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史
《作者：潘天寿》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潘天寿著。潘天寿(1898～1971)，浙江宁海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分会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 中国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在世界美术史上形成了最为繁盛而特具风格的绘画体系。但以科学的方法，系统地研究阐述我国传统绘画发展的历史，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事。作者于1926年以《佩文斋书画谱》及日本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绘画史》为基础，辅以《美术丛书》诸书，编译成《中国绘画史》。作者晚年曾谈到，当时编这本书，只是“学习绘画史，而不是写绘画史。”然而，通过此书表达了一个信念:“艺术的世界，是广大而无所界限的，所以凡有他自己生命的，都有立足在世界的资格。” 《中国绘画史》共分4编，依次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本书从“绘画起源与成立”开始一直到“清代的绘画艺术”都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此书史实准确、取材精审，尽量避免了材料的简单罗列，对于读者较为系统地了解中国绘画史是有裨益的。 《中国绘画史》192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34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8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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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庭园记
《作者：叶广度》叶广度著《中国庭园记》，始于1929年自日本考察归来，刊布于1932年底。作为一部首次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他并未按中国庭园演进的轨迹论述，也并非立意为世人提供营造现代庭园的图文范本，缘起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的重心在于梳理王侯、士绅的庭院、别墅对“国民”的意义。在更为宏阔的境地，试图为中国的庭园美学得出其简约规范，亦即可广为人知的通俗建筑学的意匠标准。写有“孤亭天地大，陇上一声钟”妙句的叶先生，写下的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虽是学术之作，读来却古意森森，满纸烟霞。他最简约地概括出中国庭院美学的十字规范：清淡、优雅、静秀、冷逸、超洁，真是精当之至。但八十年来其人其书却少有人知，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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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学史
《作者：祝嘉》祝嘉著，1941年写成，后于1947年由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全书共分十四章，上自唐虞以前，下至晚清末年。史料翔实，搜罗详尽，不但有“史”之特征，而且具备通史的结构体系，是中国书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文以汉为高，后世未有能胜汉者，以其学汉也；诗以唐为高，后世未有能胜唐者，以其学唐也；词以来为高，后世未有能胜宋者，以其学宋也；曲以元为高，后世来有能胜元者，以其学元也。故事以至于至善，非大变无以争胜，书学何独不然？周之大篆，秦之小篆，汉之隶，晋之行草，宋齐梁陈隋之楷法，已臻极轨，不能再进，后人从而师之，且转相师，又何怪乎江河日下也？读史以资鉴戒，余以为研究书学之史亦然，学者当取法乎上，勿随流俗转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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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学史
《作者：戈公振》戈公振著。写成于1926年6月，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绪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6章。叙述了从古代邸报迄1926年初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其报界现状一章，对报馆组织、广告、发行、印刷、附刊与小报、华侨报纸、通讯社、报业教育、新闻团体、报纸法律……等17个方面，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书中附有大量原始材料和报刊插图多幅，对外报的文化侵略，对清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新闻压制政策，进行了鞭挞。此书出版后，受到广泛重视，影响久远。解放前共出4版，日本人小野保曾译为日文，改名为《支那新闻学史》，1943年在日本东京出版。1955年3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由戈宝权撰《前言》，附录《英京读书记》。香港太平洋书店于1964年翻印;台北的台湾学生书店也曾影印，至1982年计出4版。中国新闻出版社，于1985年11月再印，戈宝权撰《谈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附录杨瑾琤、宁树藩、方汉奇、王凤超的《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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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作者：黄仁宇》作者以其“大历史”的宏观视野，涉足欧美等国的近代历史，讲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路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以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社会转型为中心，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社会经济与经营方式，及其在各国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之中的演化过程。书中侧重分析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将资本主义综合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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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
《作者：夏衍》本书的基础是夏衍于1958年上半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讲课时的讲稿，1959年出版时作了润色和补充。全书分10个部分:①前言;②电影的“第一本”;③政治气氛和时代脉搏;④人物出场;⑤结构;⑥脉络和“针线”;⑦蒙太奇;⑧对话;⑨艺术性，技巧;⑩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作者在“前言”中就申明自己把电影看成是“面向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的综合艺术，全书的内容便是以此为前提，围绕电影剧作怎样为创作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服务而展开的。作者在阐述具体创作问题时，以两方面的艺术成就为范例(中国古典民族艺术和苏联电影)，同时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着重强调了电影剧作的民族特点、思想水平和艺术表现力的高度统一。作者用了较多篇幅来讨论电影剧作的结构问题(“结构”、“脉络和‘针线’”、“蒙太奇”等部分)，对分段落、分场次、衔接、蒙太奇的理论内容及民族化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针对当时中国电影中对话有失简洁、不真实、不生动、与人物性格不符等弱点，作者援引古今中外的实例加以论述，并告诫说:“对话是电影剧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话写得好或不好，会直接影响到影片的艺术质量和效果，勿以小技而忽之”。本书由于历史年代造成的局限，某些观点和阐述已显得片面和陈旧，但对电影创作基本原则的论述和个人经验的介绍仍十分有助于电影剧作初学者创作水平的提高。正如欧阳予倩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 “这是理论，但这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常识，但他把有关编剧的一些道理阐明得非常透彻而扼要。”本书于1980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再版，增添了一篇《琐谈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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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说
《作者：刘师培》刘师培著。这是“隐法《雕龙》”而写的。全文除“序”外，分《析字》、《记事》、《和声》、《耀采》、《宗骚》等篇。作者认为:“皇古学术， 溯源史官，记动记言、实惟史职；是记事之文，起原至古。”记事之文应重事实，“文以记事，故事外无文；若词涉不经，言等子虚。”(《记事》)在谈到文的起源时说:“上古未有文字，先有语言”、“言出于口，声音以成，是为有韵之文”，所以“古文之文， 以音为主”(《和声》)，韵文是最早的文。作者基于这样的观点，认为“骈文之一体， 实为文类之正宗”。接着列举《三都》、文饶《会昌》、刘琨《劝进》、 中郎《太邱》等等文章为赋体、制敕、书表、碑志、序文、游记、论体、颂铭箴赞、檄文、 祭文等等各类文体之正宗(《耀采》)。作者认为文体是随时代而变迁的，文学创作应该重视文采。他崇尚六朝骈文，赞赏骚体，认为“《楚词》之书，其用尤广；上承风诗之体， 下开词赋之先”(《宗骚》)。他主张划清文学创作与学术著作、实用文字的界限。这些见解，对发展文学创作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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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城市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创作的中篇小说。该小说中的55个城市故事，显示了城市的秘密，城市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是柔软的，它吸纳众多，无所不包，始终是希望的体现，又是郁积负罪感的源泉。《看不见的城市》小说的历史背景带出真实存在过的两座城市：忽必烈帝国的都城和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这两座城市的对峙显示了城市作为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不同的价值。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用古代使者的口吻对城市进行了现代性的描述。连绵的城市无限地扩张，城市规模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感受能力，这样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怪物了。这就是后工业社会中异化了的城市状态，而这种状况会一直恶性循环下去。
运气证治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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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寤钟
本书每四回一卷，以仁厚、忠义、孝悌、节烈四个主旨，叙述四则故事。《警寤钟》，清代著名小说（清.嗤嗤道人著，乾隆延南堂本）。骨肉怎可欺心，秃头弟受累，仁义终有报君言听信谗言，老将军蒙冤，忠义世传名……字字敲心，句句震耳，发人深省，引以为戒。
游仙窟
唐代传奇小说。属辞赋体。作者张鷟，字文成，在当时颇有文名。小说早期流传日本，在国内早已失传，近世从日本抄录带回中国。小说以第一人称形式自叙一次偶入仙窟的艳遇，写作者奉使河源，途中投宿某家，名为神仙窟，受到女主人崔十娘的热情款待，席间，二人以诗歌唱酬，互相调笑，尽情寻欢作乐，后经五嫂从中撮合，二人成一夕之欢。天明之后，自奔前程而去。小说具有较浓重的色情成分，宣扬了“欢乐尽情，死无所恨”的及时行乐思想。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初唐时期在婚姻爱情观念上的开放风气，同时也体现出当时一些企图冲破礼教束缚的女性生活的苦闷。艺术上最大特点是基本采用一种骈散相间的形式，大量运用韵语，音调铿锵，行文流畅。从传奇小说的发展来看，《游仙窟》已基本摆脱了志怪小说的神怪气息，开始着眼于“人事”的描写，完成了由志怪小说到传奇小说的过渡，在唐传奇发展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简名《岳阳楼》。杂剧剧本。元马致远作。四折一楔子,末本。仙人吕洞宾望气得知岳阳郡中将有神仙得到度化，便来到，以一锭墨换酒喝，醉后便睡。楼下有一千年老柳树已成精，杜康庙前有一株白梅花也已成精。梅精在岳阳楼上作祟，柳精前往巡查，唯恐梅精伤人。吕洞宾遇到柳精，劝他出家修道，但柳精苦于自己土木形骸未得人身，不能成道。吕洞宾让他投胎楼下卖茶人家为男，梅精则投胎为女，即为郭马儿与贺腊梅，三十年后再来度化。二人长大后结为夫妻，在岳阳楼下开茶坊。吕洞宾两次前来度化，郭马儿并不醒悟。吕洞宾第三次来到岳阳楼，郭马儿已改为卖酒，吕洞宾喝了他的酒，给他一把剑，让他杀妻出家。郭马儿并不珺得杀妻，但带剑回家后，贺腊梅的头颅忽然掉落，郭马儿便将吕洞宾告到官府。吕洞宾却说贺腊梅未死，一唤之后，她果然来了。众问官要判郭马儿诬告罪，郭马儿急忙向吕洞宾求救，这时才发现众问官原来皆是八仙变幻而成。郭马儿自悟到前生是一株老柳，贺腊梅前生则是一株梅花，二人跟随吕洞宾入道成仙。
乡党图考
清江永以经传考证《论语·乡党》篇制度名物的礼学研究专著，共10卷。江永之学远承朱熹 “格物”遗教，意欲完成朱子未竟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被指斥为僭妄也有所不辞。他痛惜经学研究中 “著述家得其大者，遗其细，如宫室、衣服、饮食、器用皆未暇数之” ，因此 “辑 《乡党图考》10卷，自圣迹至一名一物必稽诸经传，根诸注疏，讨论源流，参证得失，宜作图谱者绘图彰之，界画表之。” (《自序》) 第1卷为图谱，记孔子先世及纪年与制度名物; 第2卷为圣迹，随事考核，以归实录; 朝聘1卷，评考其始末;宫室为1卷，以朱熹《仪礼释宫》为依据; 衣服分上下2卷，考证详细; 饮食1卷; 器用1卷，详考车舆制度; 容貌、杂典各1卷。“诸制度不必皆《乡党》所有，事有相关亦兼考之” ，“是书引经稽典以注疏为主，后儒之说附之。注疏有未当，乃参考而明辨之” (《例言》) 。有潜德堂刊本、《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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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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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