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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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文
《作者：竺可桢》竺可桢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一位卓越的大学教育家，许多文史工作者在选用素材时，都有“六经注我”或堆砌编排的特点，其最终分析可能失之偏颇。竺可桢选用材料十分讲究，对历史的分析基本上做到了唯材料是举。《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气候变迁的分期，既不是根据温度变迁的周期，也不是根据历史朝代的不同，更不是根据纪年方式的变更。而纯粹是“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把气候时期分为“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仪器观测时期”，这种分期方式与气候变迁本身并无关系，表面上看来极不合自然逻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最方便实用且能最接近客观真实的一种方式，典型地体现了他所反复提倡的“求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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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讲演录
《作者：范文澜》范文澜著。载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全文分经学的开始、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宋学、明清经学四部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扼要通俗地阐明了经学的产生、演变及其社会历史根源。指出,章学诚称 “六经皆史” ,《说文》和班固又各以 “常” ,“直” 释经,皆有所偏。实际上,所谓经,即孔子教授学生的课本。孔子 “述而不作” ,根据各种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书,称六经,此即经学的开始。六经各有其专门内容。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孟荀两派,明显对立,反映原始儒学中保守派与适时派的矛盾,西汉后期到唐代,演变为今、古文之争。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是齐鲁之争。西晋永嘉之乱,今文消失。南北朝时期,南北各继承魏晋与东汉学风。唐初,钦定《五经正义》,(孔颖达撰) 统一南北经学,儒生凭《正义》应试,经学无从发展。由于靖内乱和反宗教需要,宋学兴盛起来。宋学以伦常为基础,同时与佛道结合,虽重气节,但流于空疏,成为明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主张经世致用,学、思结合,是有清一代经学、史学的开创者。由于雍正乾隆间,文字狱日烈,于是专事考据的乾嘉学派一时风行。道光以后,西汉今文经学昌盛,讲微言大义,好作引申附会。本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史的重要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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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著，作于1925年，本书专研中国文化中之社会组织部分，共有世系探讨、婚姻、宗法、姓氏、阶级、乡治、都市等八大章。内容考核经史子典籍，如：周礼、史记、汉书、唐会要、水经注、资治通鉴、说文等，引文并加以释义，擘划出中国社会古今大貌。是为研究史学、社会学者不可缺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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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概观
《作者：陈序经》本书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序经文化研究和文化学思想的系统总结，呈现了陈序经在文化学研究上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与应用体系。自陈先生1928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首次使用“文化学”这个名词，到提出建立一门文化学学科，在西南联大首开“文化学”课程，再到陆续发表相关著作，不断修改完善，直至1946年整套“文化论丛”基本完稿，陈序经的文化学研究历程体现了一代学人立足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懈求索的精神。“文化论丛”是中国学者自己建立的第一套完整系统的文化学理论体系，对中国文化学研究具有开创性贡献。其中的部分内容发表后，在中外文化学研究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处于国际学术的前沿，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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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作者：周予同》当代中国经学史家周予同研治经学史主要论著选集。朱维铮编选。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专著4部 (《经今古文学》、《朱熹》、《群经概论》、《孔子》) ,论文 杂著33篇。解释了 “经今文” 和“经古文” 的含义,分析了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背景和实质。考察了纬书的起源、变迁及其与今古文学的关系。把经学划分为 “西汉今文派” ,“东汉古文派” ,“宋学”等3大派。对于宋学的主要代表朱熹的生平、哲学、经学、著述以及朱学之传授做了系统地阐述。对于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的生平、家世、著述、本体论、道德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进行了认真分析。对于怎样治经,治经与治史的关系,儒家之精神,均有深刻地说明。认为现存 “六经” 无疑经过孔子整理,今文学者把 “五经”看作孔子的“致治之术” ,古文学者则把 “六经” 看作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在《经今古文学》重印后记中周予同自己宣布 “是比较倾向今文的”。解放后作者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史。在《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务》一文中认为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部门。研究经学史能够深刻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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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辨
《作者：朱自清》近人朱自清著，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8月出版。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扬州人，现代著名作家、学者，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是编由四篇论文组成，即《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初拟书名为《诗论释词》，后因四篇皆以《诗言志》为中心意念，连贯而成，虽分犹合，故易为今名。四篇论文分别研究传统诗论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四个提法，探讨每一问题的历史发展，根据其在各时代的不同用例，研究、阐释四者的本义和变义、源头和流派。是编为作者历时最久、工力最深的理论力作，以较为进步的文学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几个正统的诗学观念进行辨析，颇能廓清陈见陋说而别创新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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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编
《作者：钱锺书》中国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专著。钱锺书著。4册。第1、2册1979年8月、第3、4册1979年10月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集作者多年文学研究之心得,分别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进行批评。辄取一字词、典故,博考中外例证,或精析微义,或阐述己理。例如书中论《诗经》六义中的“兴”,先引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胡寅《斐然集》卷18《致刘叔易书》中李仲蒙语、项安世《项氏家说》卷4等书文中前人关于“兴”的理论论述,后举汉代民歌、古诗十九首、现代儿歌,西方民谣等运用“兴”这一手法的例证。最后指出:“毛、郑诠为 ‘兴’者,凡百十有六篇,实多 ‘赋’与‘比’;且命之曰‘兴’,而说之为‘比’,如开卷之《关雎》是。说《诗》者昧于‘兴’旨,故每如项安世所讥‘即文见义’,不啻王安石《字说》之将‘形声’,‘假借’、等字作‘会意’字解。即若前举儿歌,苟列《三百篇》中,经生且谓:盖有香蕉一枚、苹果二枚、梨一枚也;‘不怕’者,不辞辛苦之意,盖本欲乘车至外婆家,然有电话可通,则省一番跋涉也。鼷钻牛角尖乎?抑蚁穿九曲珠耶?”全书体例,大致与此相仿。因叙述全用古文,凡举国外之例又多引原文,故一般读者往往畏其艰深,难以卒读。但其价值却是为当代中国学者所公认的,并且已有专门研究该书的论文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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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特手记
全名为《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是奥地利诗人、作家里尔克于20世纪初历时六年（1904-1910）完成的笔记体小说。小说叙述一个出生没落贵族、性情孤僻敏感的丹麦青年诗人的回忆与自白，某种程度上即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小说由七十一个没有连续情节、不讲时间顺序的笔记体断片构成，这些断片因为共同的主题——孤独、恐惧、疾病、死亡、爱、上帝、创造等，集中表达了里尔克终生关注的各种精神问题，在精神暗流上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有机整体，被誉为现代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先驱作品之一。
疑难急症简方
方书。清罗越峰辑。四卷。越峰,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幼承家训,素谙岐黄,学有渊源,行医历四十年。有感于疑难病症易为俗医所误,危急症不及延医,穷乡僻壤医药皆不易寻,乃广为搜辑各种急症简易之方。历十余年,将所得之方分别门类,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编辑成书。全书约十二万字。卷一为癫狗恶狗咬伤、毒蛇恶虫咬伤、食毒五伤等九类;卷二为胎、产、崩漏、吐血等二十四类; 卷三为中风、中气、泄泻、五淋等三十类;卷四为痘瘄、外科、杂症等七类。凡七十类。包括临床各科病症。所选方剂皆注明出处,方简实用,多系一、二味药物组成,药品易得,便于急救。卷四中药辨真假损益,论述有关药物辨别真伪法,对正确运用药物有一定帮助。可供临症参考。有光绪二十二年刊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九天上圣秘传金符经
九天上圣秘传金符经，撰人不详，似出于宋元间。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此经为选择日辰吉凶之书，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金符经》，言观星择日之术。谓天有九星（即妖星、或星、禾刀、煞贡、直星、卜木、角已、人专、立早），轮流值日。凡人家有起造、婚丧、迁徙、祭祀、出行等事，须慎择日辰，如遇吉星当值则万事如意，遇凶星则家破人亡。书中依六十甲子顺序排列每年十二月日历，标明每日当值星宿名称及所主吉凶。世人有事可查看日历，推算吉凶。 第二《诸葛先生万年出行图》，传为诸葛孔明所传。此图共三幅，皆为圆形日历表，标明一年十二月每日吉凶。人家行事可依此图选择吉日，回避凶煞之时。 第三，此书末杂抄短文数条，皆与推算日辰吉凶有关。
周易象旨决录
明熊过撰。七卷。《四库全书》本。此书大旨,颇取汉代《易》家重视《易》象之说,并对《周易》经传文字、音义多有考证辨析。《四库全书提要》指出:“是书据过《自序》,初名《易象旨》,后遂加‘决录’之名。案《三辅决录》,名始赵岐,而命名之义,古无传说。以意推之,盖定本之谓也。自序称：“初闻闽人蔡清善为《易》，购得其书，惟开陈宗义，不及象，于是稍记疑者为赘言。辛丑谪入滇，晤杨慎，劝成此书。”书主汉学，故以言象为主。所言皆于古有据。并据旧说证今文，证字一百零一，证音三十八，证句二十六，证脱字七十九，证衍文三十八，应移置的地方三十二，证旧以不误为误者三。所依据的有郭京所伪托之书，及吴澄所改本，但大多可信可据。
明末佛教研究
《明末佛教研究》所收四篇稿件，是对明末的居士佛教、禅、净、唯识，作了全面性的调查研究，所用的工力和时间，相当可观，对于资料的搜集、分类、研判，多半是在精读多读的方式下产生。明末佛教，在中国近代的佛教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上承宋元，下启清民，由宗派分张，而汇为全面的统一，不仅对教内主张“性相融会”、“禅教合一”以及禅净律密的不可分割，也对教外的儒道二教，采取融通的疏导态度。诸家所传的佛教本出同源，渐渐流布而开出大小、性相、显密、禅净、宗教的局面。到了明末的诸大师，都有敞开胸襟，容受一切佛法、等视各宗各派的伟大心量，姑不论性相能否融会，显密是否一源，台贤可否合流，儒释道三教宜否同解，而时代潮流之要求彼此容忍，相互尊重，乃是事实。是故明末诸大师在这一方面的努力，确有先驱思想的功劳。
根本大和尚真迹策子等目录
根本大和尚真迹策子等目录，一卷，日本禅证题记，编号二一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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