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德邻

俞德邻（1232～1293），字宗大，自号太玉山人，原籍永嘉平阳(今属浙江)，父俞卓为庐江令，徙家丹徒(今江苏镇江)。景定中魁乡荐，咸淳九年浙江转运司解试第一。宋亡不仕，元江浙行省累荐皆不就，遁迹以终。因性刚狷，以佩韦名其斋。元至元三十年卒，年六十二。德邻学问该博，所著《佩韦斋辑闻》四卷，考经论史，皆详核可据。遗著有《佩韦斋文集》十六卷，由其子庸汇辑，于元仁宗皇庆元年刊行，有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刊本、清抄本、《四库全书》本。元熊禾序称：“《饮酒》诸篇，酷似陶;《遣怀》等作，大类子美”，“公之诗闲雅冲澹中，发扬蹈厉之意存焉。其文则论辨闳深，叙述详核，忠厚恳恻之情蔼如也。近律骈俪，亦皆典则精致。”《四库全书总目》谓：“德邻诗恬淡夷犹，自然深远，在宋末诸人之中特为高雅;文亦简洁有清气，体格皆在方回《桐江集》上。”(卷一六五)《全宋诗》卷三五四四至三五五○录其诗七卷。《全宋文》卷八二七七至八二八五收其文九卷。事迹见《至顺镇江志》卷一九、《宋季忠义录》卷一五。

袁世俊

袁世俊，生卒年不详，清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忆江。嗜花成癖，素喜兰蕙。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得周怡亭授栽培法，复深研旧谱。咸丰六年(1856年)获名兰八种、名蕙四种，十年太平军克苏州时皆毁，避居上海，旁搜博采名种兰蕙。同治七年(1868年)于上海复兴船行得名品“绿梅申顶”，十四年得“绿水仙”时称第一。精鉴赏。光绪二年(1876年)著《兰言述略》。

杨钟宝

杨钟宝，字瑶水 ，清代人。撰有《缸荷谱》。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耶律纯

耶律纯，生卒年不详，辽代中期学者。契丹族。善星相之学。圣宗统和(983—1012)年间为翰林学士。二年(984)，奉诏使高丽，送国书以议地界。闻高丽国师精于星相，乃纳重币，设威仪求见，屡请不从，遂求助于高丽王，方得一见，国师以世所未闻之偏正垣七政论，及日月并明说等八篇和二百字真经二十五题亲授之，为此作《星命总括》三卷，书序于是年八月十三日。原书已佚，《永乐大典》存其端倪，清修《四库全书》时辑出，始得通行。

《星命总括》自序云：“大辽统和二年，翰林学士耶律纯，以议地界事，奉国书使于高丽辽东。至其国，颇闻国师精于星躔之学。”《全辽文》卷五录此序，跋云：“《星命总括》三卷，耶律纯撰。《文渊阁书目》作一卷一册，《菉竹堂书目》作五册，《千顷堂书目》作五卷。此书向无传本，清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内辑出，始末完具，始流行焉。”《四库全书总目》有提要，疑为伪托。今检《千顷堂书目》卷一三，得耶律纯《耶律学士星命秘诀》五卷，《补辽金元艺文志》五行类同，当即此书。《辽诗话》卷上则云：“耶律纯《星命秘诀》四卷。纯于统和二年使高丽，传其国禅师星命之学。自序云：‘源髓老人得之于元斋，元斋得之于海上异人。’有《高丽国师赋》。其《步天警句》有云：‘得富非难得寿难，寿星须把令星看。令星若是逢生旺，寿算巍巍等泰山。’‘且说夫星是克星，高强必是聘贤人。若居父母并兄弟，端的因亲上致亲。’亦诗之流也。”有《四库全书》本。生平事迹见《星命总括》自序。

叶大庆

叶大庆，生卒年不详，字荣甫，龙泉人氏。开禧元年（1205）中进士，大庆少时入县学，弱冠升京师国子学。授建州州学教授。上自六经诸史，下逮当朝名家著述，无所不谙，并以词赋知名于时。对诸生授业解惑，辨伪纠谬，议论 精确，说理透辟，深得学子爱戴。晚年，身患痼疾，杜门辞教，将数十年之教学笔记，整理成《考古质疑》一书，内容涉及历朝史实、曲章制 度、文字训诂，诗词文章，而以考证史实为多。如考司马迁《史记》记事前后矛盾处，辨析中者，结论令人信服。大庆死后，好友建州郡丞叶 武子慷慨解囊，将《考古质疑》付梓，于宝庆二年（1226）问世，后收入《永乐大典》。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对今日考古工作仍具 有指导意义，系大学文科古汉语专业、考古专业、古典文学专业的必读书。

余载

余载，字大车，宋元时期从事福州市音乐研究人：元天历年间(1328～1330年)人，自称“三山布衣”。编撰《韶舞九成乐补》一卷；被收入《四库全书、经部、乐类》。载身世无考,唯据其进书原序,自称三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学录。又据其门人朱模进《乐通韶舞补略序》,知载为元仁宗天历时人,其字曰大车,以养亲辞官,笃行授徒。

杨捷

杨捷（1627—1700）字元凯，义州人，清朝将领。先世居宝应，明初，以军功授后屯卫指挥使，世袭，遂家焉。捷初为明裨将，顺治元年来降，授山西抚标中军游击。岚县土寇高九英等聚众剽掠，巡抚马国柱檄捷捕治，斩九英，毁其巢。国柱迁总督，以捷为督标中军参将，旋擢副将。四年，师定广东，命捷率宣化、大同兵三千往镇抚。五年，行次池州，金声桓、李成栋叛。大将军谭泰请以捷驻防九江会剿，即授九江总兵，率兵复都昌，获声桓所置吏余应柱等，斩之。江西平，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十年，从靖南将军喀喀木讨广东叛镇郝尚久，复潮州。调陕西兴安，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请留原镇，加右都督。调福建随征右路总兵，十二年，叙复潮州功，进左都督。郑成功侵掠福建，与战云霄、铜山诸处，屡捷。十六年，擢江南提督。会成功陷镇江，窥江宁，加太子少保，充江南随征左路总兵，驻扬州，防江北要汛。十八年，命署庐凤提督，寻调山东。土寇于七败窜入海，捷捕治其党五十馀人，诛之。

康熙十二年，调江南。十七年，郑锦攻漳州，陷海澄。调捷福建，辖水陆各军，进少保兼太子太保。疏言：“臣前剿贼云霄、铜山间，深知闽兵不力战。自任江南提督，召募材健，训谏有年。拟选三千人随征福建。”诏允之。捷至福州，闻锦犯泉州，即督兵趋惠安。锦将刘国轩断洛阳桥，以三千人据陈山坝阻我师，捷遣游击李琏等袭破之。总兵黄大来与副都统禅布等会师洛阳桥南夹击，国轩遁，泉州平。锦将王一鹏复窥惠安，捷令总兵张韬御之，捕斩略尽。其别将叶明、纪朝佐等出没德化、永春间，萧武等以舟师泊湄州，窥兴化。捷遣将防守策应，移师至漳州。偕副都统吉尔塔布等败国轩於江东桥，又分兵屯守柯坑山、凤山、万松关诸要隘，遣别将扼守榴山寨。捷初上官，疏请别设水师提督，得以专御陆路。上授捷昭武将军，领福建陆路提督事。

十八年，国轩率众劫榴山寨，欲夺江东桥。捷会平南将军赉塔等分两翼夹击，大败之於下坑山及欧溪头，斩级千馀，获甲仗无算。国轩屯狮子山，联络远近各寨为声援。十九年，捷亲率健卒剿平乌屿诸寨，与总督姚启圣、总兵姚大来等分下玉洲、三汊、石码，连破十九寨，进取海澄。锦将苏侃以城降，遂乘胜与浙江提督石调声复厦门，国轩自铜山窜归台湾。是年，以老病乞罢，命还任江南提督。叙复海澄功，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三十九年，卒，年七十四，赠少傅兼太子太傅，谥敏壮。孙铸，袭职，请改籍扬州卫。

叶炜

叶炜（1839--1903），字松石，号松石道人、鸳湖信缘生。嘉兴人。同治十三年游日本，为东京外国语学校汉文教习。兼善书画，日本散文家永井荷风对其书画评价甚高。有《煮药漫钞》、《延青阁诗钞》等。

叶炜，字松石，号梦鸥，浙江嘉兴人。自曾祖以下皆官守备，兄柽凌是金山卫守备。六岁丧父，十二岁丧母，依兄以居。虽家世习武而独能自力于学，且好为诗，曾经参加淮军，非其志而去。

叶炜曾于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后1874年（同治十三年）受日本文部省之聘，出任东京外国语学校（今东京外国语大学）汉语科教授，是当时最早的一个在日讲学的中国人。1877年秋，三十八岁的叶炜娶妻吴氏，生二子二女。婚后叶炜生活上穷愁潦倒。1880年再往日本，滞大阪十阅月。1881年暮春再客西京，忽患咯血。病中录诗话，名之曰《煮药漫抄》。

叶炜1882年2月回国，1884年夏，服官秣陵（今江苏江宁），官职事迹未详。1884年开始做管理“文案”的小官达十年之久，当在1894年左右离职。

叶炜在补任吴县主簿之后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十一日 因病辞世，享年六十五岁。

余澜阁

余澜阁。清代人。撰有《蜀燹死事者略传》。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颜钧

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又号樵夫，晚年因避明神宗朱翊钧讳，改名铎。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三都中陂村（今江西永新县）人。颜钧上承王艮，下启罗汝芳，何心隐，为泰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平民思想家。有《颜钧集》传世。

颜钧，明学者，泰州学派代表之一。字子和，号山农、耕樵，后更名铎。吉安(今属江西)人。世代业儒。曾受王阳明《传习录》影响。早年从学徐樾，继转入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门下。与赵大洲为同调学友，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罗汝芳、何心隐、程学颜等都曾入其门从学。因行事侠义，被誉为“儒侠”。不满封建官吏盘剥，曾赋诗《寄周恭节》，其中有两句：“若得春花遍九垓，世间都有三归台。”《论语·八佾》有“管氏有三归”，三归，此处指市租。为逃避地租等剥削，曾在家乡三都中陂村聚族人成立“三都萃和会”而为豪强、官吏不容。又常抨击时弊，曾被诬陷下狱，“得泰州心斋(王艮)之心传”(《明儒学案·罗汝芳》)，强调心的主导作用，“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罗汝芳谓“其学直接孔孟”。提出“大中学”即以儒家经典《大学》、《中庸》为据，创造出“大中学庸”一词，认为“此四字是孔门六经题旨，并认为可把大、中、学、庸四个字变成各自独立的哲学范畴，这是为儒学平民化而简化，也显示其对儒学的改造。”著作有《急救心火榜文》、《论大学中庸》、《耕樵问答》、《劝忠歌》、《劝孝歌》，清时编有《颜山农先生遗集》刊刻本，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颜钧集》。

颜钧世居永新三都中陂村，相传为唐代颜真卿的后裔。父亲名应时，为江南常熟训导，颜钧在兄弟中排行第四。自幼体质孱弱，智慧不开，被人视为痴儿。十三岁随父在常熟读书。十七岁时，父亲病故，仲兄颜钥又陷粮役，家道中落。颜钧因家贫不能继续读书，遂返乡，居家奉养寡母，一度苦闷不已。二十五岁时，经仲兄颜钥的引导，开始接触王阳明（守仁）的学说（手抄《传习录》），思想大变，自觉接受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二十八岁，服母丧期满，颜钧辞家出游，遍访吉安府内王阳明弟子，未遇一志同道合之人。公元1536年，颜钧再度访学，在北京得遇贵溪徐樾，从之学习三年，复由徐樾引荐，于公元1539年赴泰州王艮门下。

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启蒙学派。他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由泰州人王艮创立，历时两朝，风行天下，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王艮于明朝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从王守仁为师，学习、研究“王学”，为泰州学派奠定了基础。王守仁死后，王艮自立门户，在南京、泰州等地传道讲学，不少人前来求学、研讨，徐樾即王艮的弟子。泰州学派的主要观点以王艮的“淮南格物说”、“尊身立本”论为代表，以“格物”为宗旨，以“吾身”为本，“天下国家”为末，提出“修身是天下国家之本”，“身正而天下归之，正己而物正也”（《心斋语录》）等观点，传授对象以下层群众为主，学说接近下层百姓。

颜钧在从师徐樾、王艮期间，既加深了对王阳明学说的理解，又深受王艮学说的熏陶，再加之游历四方，博闻广识，思想愈加深刻、成熟。王艮将儒学理论简易化、平民化，认为“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颜均继承这一思想，并从自身和平民的现实生活去推解儒学，将王艮的“大成学”衍化为自己的“大中学”。所谓“大中学”即其所谓“大学中庸”之学。在颜钧看来，“大学中庸”体现了儒学的精神命脉，所以他称为“仁神正学”，这是他独特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理论。

颜钧的“大中学”宣传“急救人心”的道德救世思想。大中学是平民儒学，故其与官方儒学不同，不重在教人如何“做官”、“治世”，而是重在如何“做人”、“救世”。颜钧“大中学”的本质特征是人民性，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的，人应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他深深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大胆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反对程朱理学，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制也颇有微词。其叛逆思想和战斗性性格，在当时封建制度下是难能可贵的，其历史光辉是永恒的。

郁慕侠

郁慕侠（1882-1966），上海青浦人。先后参与《时事新报》、《沪报》、天津《益世报》、北京《晨报》等报写作，后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颇丰。其《上海鳞爪》原分上下集及续编三册，记述的时限为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重点记录了上海的社会变迁及人文掌故、租界状况、市民生活、沪语轶闻等方面，是民国时期一部较为优秀的笔记散文集。

旧上海的文人中，那些在大小报馆任职的编辑、记者见多识广，多喜写作笔记、随笔，记述洋 场百态，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上海清末、民国时期 的珍贵史料。郁慕侠是这类文人中的一位。他仿 效同类体裁的书如梁任公的《外交鳞爪》、徐志摩 的《巴黎鳞爪》，写了《上海鳞爪》一书。郁慕侠 （1882—1966），上海青浦人，1913 年进入上海报 界，先后供职《时事新报》《沪报》，曾任上海文史 馆馆员，著述颇丰，有《格言丛辑》《慕侠丛辑》《国 耻小史》《痛史》《可爱的中国共产党》等。《上海鳞 爪》用大量篇幅描绘了 20 世纪初上海租界生活 的各个层面，将旧上海中的妖魔鬼怪、比比陷阱、 隐语黑话、秘闻内幕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公共租界之三公园”篇对上海三家公园百年 前的情状作了介绍，其中有对 “华人与犬不准入内” 牌子的解读。这三家公园是黄浦滩公园（即现在的 黄浦公园）、虹口公园（即现在的鲁迅公园）和梵王 渡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这三家公园初辟时亭 台楼榭、花圃树木远胜于今日。初建时黄浦滩公园 华人与西人均享有同等的权利，不要门票，随意进 出，后来由西人掌权的工部局作出华人不准入内的 决定，并在门口竖了“华人与犬不准入内”的牌子， 引起了上海市民的不满与抗议。工部局 为平息市民的不满，在苏州河畔辟出一 小片园林供华人游玩，但这片园林甚小， 布置简陋，仍被市民骂为“可耻”。

禁止华人入内之时，日本人也在被禁之列。但日本在明治天皇统治期间，实行了明治维新，国力大增。1904—1905 年间发生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此后日本人可以自由出入黄浦滩公园，唯我华人依然不准入内。此等民族耻辱，令市民愤慨不已，有人作竹 枝词以表达不平： “公园设备果然新，不许华人去问津。世界何有公理在，可称夺主是喧宾。”

“市虎”“红绿灯”等篇讲述近百年前上海街头 的交通情况。“市虎”指汽车，因为常出车祸被人称 为“虎”。那时候上海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墙壁上常 可见到标语，上书“马路如虎口，当中不可走”。百 年前的上海滩水泥马路还比较稀罕，有的人喜欢 在平坦的水泥马路上行走，站在“水门汀”上看野 眼，悠哉悠哉，因此事故就多。据书中记载，民国二 十年（1931 年）上海因车祸死亡的人数有 133 人， 伤 4300 人。这个数字在当时看来是“骇人听闻” 的。为了行人的安全，马路上开始装红绿灯，开灯 时间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不像现在 24 小时 全天候的。作者写道： “这红绿灯的装置，闻各国各 大都会久已施行，而在沪上装用，不过四五年的时 候。”《上海鳞爪》1933 年由沪报馆出版，依此推 算，上海装红绿灯是在二十年代，在此之前，上海马路上是没有红绿灯的。

《上海鳞爪》所述旧上海滩奇闻轶事约 600 余篇，每篇文字均在五六百字 不等，涉及面极广，轻松好读。

优昙普度

普度，字优昙。元代白莲宗僧人。据《庐山莲宗宝鉴序》、《净土圣贤录》等载，俗姓蒋。丹阳(今江苏镇江)人。幼年于庐山东林寺出家，后住丹阳妙果寺、东林寺，专修净土念佛三昧。大德九年(1305)，著《莲宗宝鉴》十卷，以慈照子元为白莲正宗，批判当时假托白莲宗的各种异说。武宗至大元年(1308)，下诏禁断莲宗，普度力主复兴，并于至大三年入京上书。仁宗皇庆元年(1312)敕令颁行《莲宗宝鉴》，并命为莲宗教主。受赐号“虎溪尊者”，世称“优昙宗主”。

俞镇

俞镇，字伯贞,崇德 (今浙江桐乡)人。元代人。撰有《学易居笔录》。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杨豫孙

杨豫孙，生卒年不详，明学者。字幼殷。杨枢之子。华亭(今属江西)人,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南考功主事，转礼部员外郎中，出为福建监军副使，移督湖广学政，升河南参政，入为太仆寺少卿，改太常。因系首辅徐阶同乡，又相知交，朝士有求知于阶者，辐辏其门，谢之不得，力求出。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政尚宽平，卒于官。其学主以“知识即性”,习为善者如此,习为恶者亦如此。善恶皆不可不为性。

尹会一

尹会一（1691—1748）清直隶博野(今河北省博野县)人，祖籍山东洪洞县。字元孚，号健余，雍正二年 (公元1724年)进士，分工部学习，授主事，迁员外郎。历官襄阳知府、江南扬州知府、佥都御史、两淮盐政、河南巡抚、工部侍郎、江苏学政、吏部侍郎等职。巡抚河南时，提倡理学，增订《洛学编》，命州、县立社学。治学务在力行。 著有《近思录集解》十卷、《重订小学纂注》六卷、《吕语择粹》四卷、《北学编》三卷、《增订洛学编》五卷、《君臣士女四鉴录》十六卷、《尺牍》四卷、《抚豫条教》四卷、《贤母年谱》一卷、《尹氏家谱》八卷、《从宜录》一卷、《讲习录》二卷、《札记语录读书笔记》十七卷、《文集》十卷、《诗草》三卷、《奏议》十卷，均传于世。(事迹见《清史稿》卷三百○八，《清史列传》卷十八，《国朝耆献类征》卷七十七，《碑传集》卷二十九，《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五，《从政观法录》卷二十一，《清儒学案小识》卷十一，《大清畿辅先哲传》卷四，《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卷二十四。)

伊世珍

伊世珍。元代人。撰有《琅嬛记》。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姚际恒

姚际恒（1647年－约1715年）清学者。字立方，又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休宁，寄籍浙江仁和(今杭州市)。县诸生。平生勤于学业，酷爱藏书。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编有家藏书目《好古堂书目》四卷。博极群书，专精经学。鉴于“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又以辨伪为“读书第一义”(《古今伪书考原序》)。乃承唐、宋、明学者辨伪思想，著《古今伪书考》二卷，除子部中的佛、老二氏书与集部书不及外，分经、史、子三类，收书九十一种，因持论较严，注重实用，流传甚广。限于历史条件，当时所及文献资料有限，不免尚有错讹。近人黄云眉已撰著《补正》，纠其纰缪，则不失为辨伪学中之一重要书籍。其《九经通论》百六十三卷，以辨伪、探究经书本义为宗旨，为其殚力之作，时有奇论特识，多为清代学者所征引。顾颉刚谓“《通论》之作，至为博洽，抉择必甚精”(《古今伪书考跋》，载《古史辨》一)。为研究儒学的参考书。惜其遗稿多有散佚，今唯《诗经通论》、《诗经论旨》有刻本。其他著作尚有杂论经、史、理学诸子的《庸言录》，以及艺术论稿《好古堂书画记》等。

嗜好读书，闭户不问外事，故鲜为时人所知。专事经学，尤长于辨伪。 阎若璩闻其著书攻伪《古文尚书》，因毛奇龄引介，与 之往来讨论，所持之论多不谋而合。治经富于怀疑批 判精神，主张以辨伪为读书第一义。他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兹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 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 第一义也。”所著《古今伪书考》分经史子三类，详 加考证，所列伪书，达数10种之多，且多为儒家经 典，诸如《易传》、《古文尚书》、《尚书汉孔氏传》、 《诗序》、《周礼》、《大戴礼》、《孝经》等。所断虽非 完全确当，然其善疑精神，实有启迪解惑之功。对 《孝经》的考证便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说：“案诸 经，古不系以 ‘经’ 字，惟曰 《易》、曰 《诗》、目 《书》，其‘经’ 字乃俗所加也。此名《孝经》，自可 知非古。”并从来历、文义、情势等方面，考证《孝 经》之伪，其立言构思，颇为精核。主要著作尚有：《九经通论》、《庸言录》等。

于鬯

于鬯[chàng]（约1862－1919），清代训诂学家。字醴尊,号香草,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登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萃科,未仕。通小学,尤精校勘。与俞樾相友善。于鬯幼年时就很聪明，文静多思，14岁考入县学读书。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松郡岁考，主考为当时著名的文人王先谦（1842－1917），对于鬯的文章很赏识，使他名列榜首。从那以后，每年岁考的主考官，都很赞赏于鬯的学问。于鬯为人正直。他是独子，考拔贡时，父母已年老，按照当时朝廷的制度，“亲老、单丁”不能外出做官，有人替他出主意，叫他虚报有个兄弟，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于鬯却义正辞严地说：“我本无兄弟，而伪称有兄弟，就是欺骗君主，连君主都能欺骗，还有什么人不能欺骗呢？！一个干过骗人勾当的人，还有什么面孔去管理教化百姓呢？！”他断然拒绝了这位好心人的建议，终于没能做官。

于鬯一生致力于教学和研究经史，从汉朝郑玄到清代的王念孙，许多著名学者对“四书”、“五经”都有注述，他无不遍览，并加以刊正，进行比较和分析，写成《香草校书》60卷，刊行于世。还著部有《周易读异》、《尚书读异》、《仪礼读异》、《卦气直日考》、《殇服》、《夏小正塾本》、《新定鲁论语疏正》、《史记散笔》、《古女考》《种树琐闻》、《香草随笔》、《香草谈文》、《花烛闲读》、《楚词新志》、《澧溪文集》和《闲书四种》等。

于鬯是晚清著名学者,《香草校书》是其校释经书的代表作,其中有八卷是对《诗经》的研究。但《香草校书·诗》在《诗经》研究史上未得到相应的关注和评价。于鬯是一位在晚清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其承乾嘉之绪,遍校经子,补前注之未善,还经籍之本原。在所著《香草续校书》中,于鬯综合运用了各种训诂方法,实事求是,探赜索隐,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叶权

叶权（1522－1578），，字中甫。别号沙南,生于嘉靖元年（1522），卒于万历六年（1578）明诸生。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寄籍杭州,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文人，屡试不第，好旅游，曾纵游吴越，北历燕赵，东到福建，南入岭表。代表作是《贤博编》、《沙南集》、《平倭策》等。其中《贤博编》及附录《游岭南记》，就是叶权根据遍游各地的耳闻目睹编纂的。

尹耕

尹耕，明代诗文作家。生卒年不详，字子萃。蔚州卫(山西蔚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其年才20。为人豪宕不羁，性嗜酒，喜谈兵，尝为州守，废免家居。生长边陲，通知疆事，痛恨武备废弛人、边臣失职，作《塞语》11篇，申明边防虏势之要害，以告当事者。严嵩当国，见而才之，自知州起废，数月中迁兵部员外郎中，出知河间府，后擢河南按察司兵备佥事。坐劾戍辽左。他所作的歌诗，沉雄历落，有河朔侠烈之风，如《战城南》：“战城南，鼓声沸，胡阵如蛇前最锐，三冲五合令转严。仰面看天斜日坠，胡来不去追，胡来不发矢。大开阵角卧中军，凯歌如雷似壁起。”其诗常描写边塞风光及抗侵情况，如《蔚州歌》：“南山陡绝石门峪，西岭斜通乱石堆。敢勇近闻堪一战，莫教容易近长安。”诗如其人，从中也可看出他喜谈兵的性格特点。他亦善文，纵横议论，颇与其诗风格相似。著有《朔野集》。

余继登

余继登（1544－1600）明代诗文作家。字世用，号云衢。交河(今属河北)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与修《会典》成，进修撰，直讲经筵，寻进右中允，充日讲官。与同官冯琦共进《通鉴讲义》，傅以时政缺失。万历二十六年，以礼部左侍郎摄部事。不久，擢本部尚书。屡上疏请躬祀郊庙、罢矿税、册立元子，皆不报，郁郁成疾。及病革，视之，拥粗布衾，羊毳覆足而已。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卒于官，年五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文恪。其古体诗，指陈时事，自抒情怀，往往写得铿奇磊落，较有特色，如《放歌》：“余云衢，汝亦堂堂七尺躯，二十脱颖荐乡书，三十挟策计吏俱，玉堂金马此何地，容汝久玷承明庐。从汝执经已三载，天子不肯临石渠。吁嗟乎!汝既无封侯骨、拜相须，谩言虎可绣、龙可屠，屠龙绣虎竟何益，况汝冥顽一技无!”充分表达了一位富有正义感。“言论侃侃”的封建官吏的焦虑情绪。其它各体诗作，都较为平淡，没有突出的个性特点。他善文。文章朴直，切合时用，但文学色彩不浓。冯琦序其集，认为“其文如孤峰断崖，居然千仞，又如玄珠璞玉，不假雕饰，而磊落遒上之气，时溢毫渚。”他的笔记《典故纪闻》18卷，对了解明代典章制度，颇有助益。他还著有《淡然轩集》8卷。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传于世。

无异元来

无异元来，明代禅宗曹洞宗僧人。无明慧经弟子。“博山禅”的创立者。据刘日杲《博山和尚传》、吴应宾《无异大师塔铭》、元贤《博山无异大师衣钵塔铭》、《续灯存稿》卷一一、《续灯正统》卷三八等载，俗姓沙，又名大舣，字无异，世称“无异元来”。龙舒(今安徽舒城)人。十六岁出家，先学天台止观，经五年，转而学禅。投曹洞宗师慧经之门，受印可，任首座。曾三次礼谒云栖袾宏，受优厚礼遇。开山于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博山能仁寺，学侣云集，法事日隆。三十年间，往来于吴、越、江、闽间，先后六坐道场。除各方僧侣前往求法外，学士大夫、缙绅先生也云集景附，礼足求戒者动至数万，一时“博山宗风，遂擅天下”。故时人又称其为“博山和尚”，称其禅派为“博山禅”。嗣法弟子有宗宝道独、雪磵道奉、嵩乳道密等，分别传博山禅法于闽越、吴楚之间。道独弟子有天然函昰、剩人函可等;函昰弟子众多，为南中僧望，明亡后遗民士子多从他披剃。函可在明亡后因投诗讥讽洪承畴而受迫害，充军沈阳，开法于千山。元来的禅学特点为提倡禅净合一、教禅一致。认为，禅净本来一致，无所区别，故无论从何门深入，都可达到目的。鼓励禅僧念佛，以求往生净土。又认为，教禅虽各有所尚，若片面理解，便以为各得其偏，但若把握“宗、教之道合一之旨”，则“一言一字皆最上之机”。有《无异元来禅师广录》三十五卷存世。

杨昱

杨昱。字子晦，别号东溪，明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人。撰有《牧鉴》。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杨士聪

杨士聪（1602-1648），字朝彻，号凫岫。明末山东济宁人，是东林党魁周廷儒的门生。崇祯四年以赐同进士出身及第，与东林党核心人物张溥同年，官至翰林院检讨。他为人诡诈多变，毫无气节，北京被攻占后投靠李自成政权，后又入清朝为官。杨士聪入清为官后，曾撰野史《玉堂荟记》《甲申核真略》等书。多有其他史料所不载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他因东林党门户之见，记述当时史事曲意回护其座师周廷儒及其他东林党人，甚至恶意篡改，”论明末事多有偏颇“，而因为其成书甚早，后来成书的谈迁《国榷》、李逊之《三朝野记》，因作者同为东林人士，都引用其不少说法。

姚锡光

姚锡光（1857—约1921），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1857(咸丰七年)年生。1867年，姚锡光从丹徒名人周伯义学习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光绪十一年(1885)，考取光绪乙酉科拔贡，翌年应丙戌科朝考，考取二等，以教职用。十四年(1888)，中试光绪戊子科举人，次年考取己丑科内阁中书。

光绪十二年(1886)以后的十多年间，他逐步走向仕途，主要是在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手下任职，从事军事、教育等活动，并且不断在治军、教育、江防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光绪丙戌(1886)春夏间，他“以萃科入都，廷试报罢”，离开北京途经天津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开办北洋武备学堂，聘请他为教习。当时，该学堂依照西洋陆军学堂建立，聘用德国军官作教练;最初挑选各营中弁目前往学习，文员愿意学习武备的也一并录取，有学生一百人。学生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等基础学科，炮台、营垒、马队、步队、炮队和行军、布阵、攻守等军事方面的内容，兼习经史。开始时，学生仅学习一年，考试及格后就发回各营，以后逐渐延长了年限，选拔年轻的学生入学肄业。姚锡光在这里任职长达九年，先后教过四个班，学生三百多人，其中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何宗莲、张怀芝等人后来都成了北洋军阀中的重要将领，或者出任过地方大员。这期间李鸿章曾保请姚锡光为候补直隶州知府。

在北洋武备学堂任教期间，姚锡光多次上书李鸿章，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他向李鸿章呈递《请赴朝阳行营说帖》、《北洋军防利器用法未竟说帖》等，一度要求到军营效力。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战争迫在眉睫，如何布防、迎敌等问题也提上日程。姚锡光又先后呈《请奖防军将弁说帖》、《陈进兵朝鲜大略情形说帖》，因为自己的建议未受到李鸿章重视，姚颇为不满，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奉讳旋里”，因“北洋将领数以兵事招”，经过秦王岛(今秦皇岛)、北戴河时，还代守卫这里的总兵贾制坛写了两份禀文，即《洋河口布置情形并请增营扼守禀》、《金山嘴设暗炮台禀》，呈递给李鸿章，并代写了《洋河口军防情形笺》呈给京师督办军务处，就秦王岛附近洋河口一带布防问题提出意见。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姚锡光又被山东巡抚李秉衡调赴山东，随军驻在莱州，任前敌行营文案，兼“帮办营务处”。他在李秉衡幕府任职前后五个月，《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李秉衡回驻济南，他也获准辞职返故里。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去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张之洞，任幕府幕僚。这年秋冬间，他两次奉命与德国军事专家查看长江下游炮台防务，并向张之洞呈递禀折，报告视察情况，介绍长江要隘、各炮台的形势，就开办炮兵学堂培养人才等提出了意见。姚氏后来把这些禀折和总图一幅、分图四幅合并，并附录炮台、炮位编目，出版了《长江炮台刍议》一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调到湖北，担任自强学堂提调。光绪二十四年(1898)，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到日本考察学制。考察期间，他在东京两个月，了解了日本陆军省、文部省各学校的情况和“步、骑、炮、工、辎重队各操，旁及议院、银行、工厂并各公会”六十多处地方，与日本各界人士三百多人进行了交流。回国后，他呈递《查看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向张之洞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日本各类学校的情况。

在湖北任职期间，他根据在甲午战争期间搜集的资料，整理出版《东方兵事纪略》。此书原计划分六卷出版，因第十一部分的表、第十二部分的图未在1898年本刊印，故“戊戌排印本”约十万字，只有五卷十篇，大致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日冲突的缘由、过程和重大的战役，并论述中日议和、中国人民保卫台湾反对割让斗争的情况，并强调此次战争中国失败的影响及原因，呼吁举国上下认真反思。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99—1901)，姚锡光被派往安徽，先后担任石埭、怀宁知县、和州直隶州知州等地方官，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安徽武备学堂提调。在安徽任职期间，姚锡光主要政绩是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文教事业，注重“时事”，捐款赞助皖省藏书楼;处理积案，解决民教冲突;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加强地方治理;应对1901年长江特大洪水。其中，面对特大的洪水，他采取多种措施抗洪救灾，包括加固圩堤，保障安全;稳定社会秩序，设法筹集粮食，保障灾民的粮食供应;以工代赈，安置灾民，避免饥民外出逃荒;向国内外紧急求助，争取更多的资金开展救灾工作，尤其是发动上海士绅给予援助，表示“按月登报，以昭征信”，经过多方努力，救灾款的募集工作颇见成效。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姚锡光“请咨赴引”，此后直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他一直在北京任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2月24日，经吏部引见，奉旨“姚锡光照例发往”，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光绪三十年春，请咨到省，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回处呈复。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奏补军政使副使缺。12月21日奉旨：姚锡光著赏给副都统衔。12月，经肃亲王奏请，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回处，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一度奉命拟定复兴海军的规划。光绪三十四年(1908)，陆军部左侍郎寿勋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宣统元年(1909)，出任殖边学堂监督，2月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宣统三年(1911)，他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闰六月二十日(8月14日)被任命为弼德院顾问大臣，九月，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袁世凯组织“完全内阁”，任命奕劻为弼德院院长，重新任命顾问大臣九人，姚锡光等再未列入其中。

这期间，他关心教育、海军与海防、蒙古与西藏等各种事务，并光绪三十四年出版了《尘牍丛钞》、《筹海军刍议》、《筹蒙刍议》、《筹藏刍议》等著作，就相关问题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对于西藏，姚锡光建议设立川滇边务大臣，笼络达赖，稳固西藏，保卫西南边疆;反思清代治藏的得失，强调要处理好稳定与开发、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由于姚锡光在清末对边疆民族事务颇有见解，又与袁世凯系统渊源很深，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边事顾问。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姚锡光为会长，赵秉钧、志钧、熙凌阿、王宽、萨伦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五族国民合进会希望通过这一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促进“五族共和”的实现。

7月25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蒙藏事务局官制》，并自公布之日施行。7月29日，姚锡光被任命“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兼署总裁”。8月5日，姚锡光到局办公，内务部派员移交。由于总裁迟迟未见任命，姚氏一直以“兼署蒙藏事务局总裁”的名义主持工作，因此一些人在7、8月间呼吁民国政府任命他为总裁，如蒙藏交通公司等团体前后三次呈请中央直接任命姚为总裁。民国政府认为这是民间干预政府官员任免，对此颇为不满，但又因其一直标榜民主共和，宣称“人民意见本准陈达以备采察”，对前两次呈文未加指责。到8月中旬，国务院对于第三次呈请则大为光火，指出“任命官吏为大总统职权，载在约法。各该团体不应任意干请”，并斥责各团体“原为增进智识共谋公益而设，倘辄干涉政治，殊属昧于大体”，还表示这样做“亦非所以爱姚君”。此事是因姚氏本有此意而暗示这些团体向民国政府呈文，还是这些团体自发而为，现在因资料缺乏尚不可知，但客观上却影响了姚氏在蒙藏事务局的任职。9月9日，贡桑诺尔布才被任命为总裁，16日，贡桑诺尔布到任视事，并呈报临时大总统。10月28日，民国政府任命荣勋署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姚锡光为口北宣抚使。11月11日，他启用“口北宣抚使关防”，为木质关防，中篆汉、蒙、唐古忒三种文字，正式就任口北宣抚使一职。1913年9月14日，民国政府正式任命荣勋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免去姚锡光副总裁之职。事实上，这是以外出“宣抚”为由将姚氏调离该局。

姚锡光在蒙藏事务局任职期间，正处在该局初建之时，特别是八九月间担任副总裁兼署总裁，主持该局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因此他不仅为蒙藏事务局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为这一时期的蒙藏事务管理做出了努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与内务部办理交接，启用印信办公。二、选派职员，充实机构。八九月间，该局陆续任命了主要部门的二十多名官吏，还聘请了熙凌阿、鄂多台、沈钧、陆兴祺等十九名顾问。三、主持蒙藏事务局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沿习旧制并有所创新，主要在取消原来与皇权有关的满蒙联姻等事务的同时，根据“五族共和”的精神，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固，在喇嘛教管理和蒙古地区王公爵位的承袭、觐见和官员的任免，蒙藏院王公、喇嘛、活佛在年班、觐见时的礼仪及相关的“贡输、宴赉各名目”等蒙藏事务方面都力求稳定中有变革。四、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调查，先后派人前往内蒙、甘、新、青、滇、藏，既搜集情报、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又慰问边胞，稳定边陲。同时，一些关心、研究边事的民间团体和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能前往边陲进行调查，该局对他们也给予了支持。五、为及早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蒙藏事务局积极搜集相关情报，转报民间的有关建议，并建议中央政府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加封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恢复、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1913年以后，伴随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各派军阀混战和民国政府不断更迭，北京民国政府治下的中国政局动荡，政潮迭起。在这种动荡的政局之下，姚氏的政治活动明显减少，但在政潮迭起的政局变动中又不时出现，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23年—1924年担任锡威将军、督办川边矿务事宜和介入了曹锟贿选，后参与了1926年的“法统之争”。1923年1月31日，他被任命为锡威将军。4月30日，又被特派“督办川边矿务事宜”，并于5月初就职。此时，直系军阀曹锟为了“当选”总统，一方面加紧收买议员进行贿选活动，一方面在6月13日动用军警把大总统黎元洪从北京驱逐到天津，为曹锟“当选”扫除了障碍。但是黎元洪被驱逐后，形势却急转直下，不仅国内反对直系军阀的各种力量对曹锟大选联合拆台，而且国会议员相继出走，国会陷于分裂。这对于曹锟利用国会达到“当选”目的极为不利，6月17日，姚锡光为此给曹锟写了密信，建议他在选举前“出动京中军警占领车站，无论如何不得令一员他行”，以保证国会选举时达到法定人数;在选举时“组织公民团监督两院，而公民团必须作猛虎在山之势，使之有所忌惮”，这样的话“一则可破中立者观望之迷，一则抑反对者嚣张之焰”，并限定一周内以所谓“合法”手续完成大选。曹锟认为这些建议“深识远虑”，让下属依计行事，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但由于阴谋泄露，逼选计划失败，而后改为贿选，10月5日曹锟终于“当选”了总统。正是这一期间，9月20日北京民国政府一度下令裁撤“川边矿务督办”，同日被裁的机构还有“边藏劝业专员”和“青海劝业专员”。这一命令发生在曹锟“当选”总统之前半个月，10月5日以后似乎并未生效，故1924年姚锡光又以“锡威将军、督办川边矿务事宜”的身份，向北京民国政府保荐人才，经国务总理孙宝琦呈核，6月10日得到批复，对他“特保人才滕祖周等实职”一事，准滕祖周以简任职交院存记，吴昌曜以简任职升用。

到1926年5月，奉系张作霖击败冯玉祥之后，何人继承民国“法统”的问题颇受各方关注，据《申报》报道，5月6日，姚锡光致函吴佩孚，讨论护法的问题，指出：“君崇关岳，志在春秋，民国法统，在黎不在曹。史笔可畏，千秋昭鉴，帝蜀寇魏，可以存正统也。”当他主张以黎元洪承接“法统”之时，黎元洪却因为“复法声浪甚高，多有补足八十三日任期相请者”，他“不胜其扰”，拟妥下野通电，大意谓“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以后，冯玉祥逼宫，大法中斩。今幸大憝已除，法律可复，元洪忧患余生，未便重执政柄，请各方贤豪公开解决，重组中枢，国家幸甚”等语，表示“倘各方强迫复职，即拍发”。此后未见姚锡光政治活动的记载，卒年未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