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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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同子
《作者：李梦阳》一卷。明李梦阳(1473—1530)撰。李梦阳,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 (今属甘肃)人,后徙居河南扶沟 (今河南省扶沟县东北)。明弘治六年 (1494)举乡试第一,第二年便成进士,曾作过户部主事、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官。梦阳性格刚毅,不畏权势,由于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误国,受到迫害,曾数次入狱。刘瑾败,起官,后因事夺职家居。李梦阳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前七子”。李梦阳为矫正明初以来盛行的台阁体诗文的流弊,特别强调向古代优秀文学遗产学习,但由于思想片面,走入了复古主义的歧途,提出了“文必仿秦汉,诗必仿盛唐”的错误口号。他的诗、文作品数量很多,但多模拟之作,最终陷于“以模拟剽窃为能,以艰深的文字掩盖内容的浅薄”的境地。著有《空同集》、《空同子》、《空同子纂》等。《空同子》共一卷,分化理篇一;物理篇一;治道篇一;论学篇二;事势篇一;异道第一,共六目八篇。此书虽在体例上模仿了汉杨雄的 《法言》,但内容包括广泛,从自然现象到社会问题,阐释比较明确,尤其是在揭示事物规律方面,颇有见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收入《空同集》中。有明嘉靖刻本、万历李思孝刻本、及清光绪间刻本,并收入 《广百川学海》 己集、《金声玉振集·撰述》、《说郛》续卷二、《子书百家·杂家类》、《百子全书·杂家类》 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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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物
《作者：祝允明》一卷。明祝允明 (1460—1526)撰。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又号枝指生,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弘治五年 (1492)举人,官广东兴宁知县,迁应天通判。祝允明博学善文,工书法,其狂草下笔纵横,于似无规则中见功力。与同郡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并称 “吴中四子”,其诗取材广泛,风格工丽,其文亦潇洒自如,时复有致。但他玩世不恭,不问生产。生平著述很多,有《祝子罪知》七卷,《读书笔记》一卷,《怀星堂集》三十卷,《祝氏集略》三十卷,《志怪录》、《野记》、《前闻记》、《江海歼渠记》等几十种。《浮物》一书,取韩愈“文气水也,言浮物也”之义而命名。由于作者放诞自负,持论矫激,故书中皆务为新奇之论。如“以 《诗》三百篇,《春秋》二万言,为圣人之烦”,可见其放言无忌,所论与实际差距甚大。与唐寅相比，祝允明更喜欢哲理的思索，对传统思想的批判也更深刻，也更理性和果敢。他二十八岁著《浮物》一书，竭力非议儒家六经，思想的锋芒已经有所显露。收入《金声玉振集·撰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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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
《作者：韩愈》唐韩愈所撰哲学论文,为其哲学代表作之一。该文提出了韩愈哲学的最高范畴“道”,认为“道”作为最高的永恒的存在,贯通于天、地、人整个宇宙之内,“天道”、“地道”、“人道” 皆是 “道” 的体现,由 “道”所主宰,“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 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其“道”的内涵实际是抽象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法则。该文还论述了华夷之别,以贬斥佛教,强调 “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认为作为“道”在社会历史中体现者的“圣人”,爱及夷狄禽兽,“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由亲及疏。该文乃韩愈哲学思想的总纲,《原性》、《原道》等篇则是对总纲的补充和发挥。该文收入《昌黎先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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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伦书
《作者：朱瞻基》《五伦书》是明宣宗朱瞻基生前所编，正统十二年，其子英宗御制序刊行。全书共六十二卷，详细地论述著五伦的理法采，集经传子史中嘉言善行编撰而成。《明史•艺文志》著录：宣扬忠、孝、悌、忍、善，盖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伦道德根本。此为明正统十二年内府经厂本。 五伦，即古人所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 《五伦书》虽是以 “五伦” “五常” 作为成书的线索，但并非仅仅是在宣扬伦理道德。以现代文化的眼光来看，此书可看作以 “五伦” 为分类，采撷史籍名著，所选素材从上古三代至汉唐，至宋元明。其内容删减得当，不仅记述了不少历史事件，同时也记录了不少古代的民风民俗、人文世情。其中凡正史记载的朝代、先王，都要抬一格书写以示尊重，而一般名人与诸侯王则不抬格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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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子
《作者：佚名》一卷。旧本题周缠子（生卒年不详）,国别不详。《汉书·艺文志》无录，今存佚文，本诸子抄，收为墨家第五。 关于缠子，我们已经完全不清楚他的姓名、国别等等资料，甚至生平都不大清楚。唯一知道，他是六国时人，墨家的学徒，与儒家的学徒董无心（《汉书·艺文志》有《董子》一篇，在诸子儒家类）相见论道。 《缠子》一书，汉、隋、唐志皆不著，书亦佚。马总意林始载《缠子》一卷，引其书二节。大概《董子》一书记述二人之事，故亦称《缠子》。今仅存译文六条。收入本诸子抄，为墨家第五。 班固《汉书》、《隋书·经籍志》均未著录该书，唐宋之间，始见征引。由于其书有董无心论难之语，往往又称《董缠子》，盖附见于《董子》书中，非有专书。清人马国翰辑《董子》于儒家，又辑《缠子》入墨家，两书本为一帙，非有两书，用之者不可不戒。现存的版本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等。<br/><br /> <br/><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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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
《作者：李季》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12月初版，1932年10月再版。本书系作者自传《我的生平》一书部分章节的单行本。作者曾以论文形式在杂志上发表此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后来神州国光社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在书中作者主要对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实验主义方法作了批判。并对胡著中的某些论断诸如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及其思潮，诸于哲学勃兴的原因，老子、扬朱、庄子、孟子、苟子、墨子、别墨、法家、及前三世的哲学思潮的理解和评价、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等问题，均提出了不同看法。书前有著者自序；再版时改名为《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全书分为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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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命论
《作者：刘峻》南朝梁刘峻撰。此论约作于天监八年（509），因不被梁武帝任用而作。李善云：“孝标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艰危，仅至江左。负材矜地，自谓坐致云霄。岂图逡巡十稔，而荣惭一命。因兹著论，故辞多愤激，虽义越典谟，而足杜浮竞也。”（《文选》卷五十四）“辩”，《梁书》《艺文类聚》作“辨”。开篇以君臣议论管辂为引子，然后以“余谓士之穷通，无非命也”进入正题。接着列举周公、孔子等古代先贤与近世秀士的遭际，说明即使是“上智”也无法逃脱“命”的掌控。然后他详述“非命”论之“六蔽”，对其展开猛烈攻势。最后重申自己观点：“然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焉，治乱焉，祸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赋也。愚智善恶，此四者，人之所行也。”他认为个人的德行修养与贵贱贫富之命运无关，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修道德，习仁义，敦孝悌，立忠贞，渐礼乐之腴润，蹈先王之盛则”依然是“君子之所急”。文章借言管辂穷困不达，寄寓对人生穷通的愤慨。其中有云：“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珪璋特秀，实海内之名杰，岂日者卜祝之流乎？”“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这样的借题发挥，实有作者自己的遭遇和感慨在内，是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典型反映。借论性命穷通而寄托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实际上却是对吉凶得失、成败利钝与贤愚善恶的不能相称表示了疑问和悲愤。此论有为而发，文采斐然而气骨凛然，铺陈排比，杂糅了辞赋的手法，古今皆推为名作。明人孙矿评云：“辩论不穷，藻绘有余，第调法无左马之苍劲，遂觉饶思而乏势，富辩而寡韵。卑卑气格，去西京殊远。盖时尚若兹，即高手未能超出。”（《文选集评》卷十三）清人何焯评云：“全篇多有激之谈，收束愔愔德音，乃殊庄叟元谈，荡而不归也。”（《文选集评》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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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主义
《作者：胡适》胡适著。原载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期,收入《胡适文存》卷四。认为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个人主义的精华。“易卜生主义”就是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不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把这种人生观称之为“最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自己成器,才能有益于社会;只有铸就了自由独立的人格,才会特立独行,敢向恶势力作战。他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仍对易卜生主义给予很高评价,号召青少年培养18、19世纪易卜生主义的人生观,他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也有其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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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生观
《作者：罗家伦》罗家伦著,1942年在重庆出版,到1944年,在重庆、上海等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和在天津、青岛翻版共27版,影响极大。1960年9月在台北出版,1989年11月又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2万字。全书共分十六讲,作者并未照传统写法分门别类论列人生各部分,而是把中国民族思想和生命中缺少或贫乏的部分,特别提出来探讨、发挥而自成一体。作者认为,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它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观察、生命价值的探讨。随着人们宗教信仰的动摇,重估生命价值,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便是非常必要了。新人生哲学与旧人生哲学不同,它不是专讲“应该”,而是要讲“不行”;不是专恃权威或传统,而是要以理智来审察现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它不讲“明心见性”,更不涉善恶之论,而是主张整个人生及其性格与风度的养成,从知识中探讨生命的奥秘,并从经验与习惯中培养理想的生活;它不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冥思幻想上,同时也不把它建立在冲动欲望上,而要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里,寻出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养成的性格与风度。依据上述态度,应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即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大我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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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平议
《作者：易白沙》 易白沙著。发表于1916年2月《新青年》第1卷第6号和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文章通过对孔子学说的学理分析,揭示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尊孔、祭孔、垄断天下之思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实大悖于孔子之精神。作者认为,儒学是春秋季世显学。孔子作为儒学之创始人,“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但孔子之学只是儒家一家之学,“不过九家之一”。而各家学说,各有偏颇,故孔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然这于古于今都是不现实的。作者指出,从汉武帝起,身处闭户时代的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以后历代统治者皆傀儡孔子,“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久之,遂成习惯”。然而“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是由于孔学自身有弊害。即:“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因此,成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该文是《新青年》上第一篇公开指名向孔子挑战的文章,因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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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研究
《作者：王国维》王国维著。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通过对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介绍，提出了他自己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同时他还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做出了分析，并试图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王国维认为理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理即“理由”:就自然界说，一切事物必有所以存在之故，即理由;就人的知识说，一切命题必有其论据、亦即理由，所以充足理由律为“世界普遍之法则”与“知力普遍之形式”。狭义的理即“理性”，就是“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的观点，以为理由、理性都是“主观上之物”，并无客观的意义。但是“朱子之所谓理与希腊斯多噶派之所谓理，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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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对
《作者：柳宗元》唐代柳宗元著。中国战国时代楚国大诗人屈原曾著《天问》,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提出一系列问题。柳宗元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著成《天对》一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在天地尚未形成之前,“惟元气存”。元气快速运动(吹)就是阴,慢速运动(吁)就是阳。元气快慢运动产生阴阳,阴阳相互作用产生天地万物。天地万物都是元气自然形成的,不是造物主的创作,也没有什么功劳。人类社会也不是天命主宰的,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称霸天下,后来子孙残杀,虫流出户,不是天命反复变化,而是由于他自己骄傲自满,用人不当。对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和一些自然现象,柳宗元也都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宋代晁补之说:“宗元为《天对》以媲《天问》,虽问对相反,其于发扬则同。……《天问》因对而益彰。”可见《天对》是进一步阐发了《天问》的思想。《天对》收入《柳河东集》卷十四。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出版《天问天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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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墨
《作者：易白沙》哲学论文。近代易白沙撰。刊于《新青年》1915年至1916年第1卷第2、5号、第2卷第1号。作者通过对周秦诸子各家比较,认为唯有墨子“差可益于国人”,企图“扬此绝学”,使“志士仁人,起而行之”。在“墨学之起源”一章,全面考察古代典籍中关于墨学起源的各种说法,如官守说、史家说、儒家说、道家说、大禹说等。作者认为“诸说涂辙虽异,归宿则同”,它说明墨家学说的“广大无涯,取精用宏,非一朝一夕突然创立者也”。在“墨子历史”一章,对墨子之姓名、国籍、时代、遗事进行了全面探讨。作者对《史记》关于墨子生平事迹介绍不详深感遗憾:“惟附数语于《孟子荀卿列传》,且不能定其时代。墨子为周季一大宗派,纪载如此简略,此史公之疏也。”推崇清人孙诒让《墨子闲诂》,认为它“考订精审,为诸说所不逮”。在“墨经”一章,认为:“《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阐明逻辑,为全书之纲要,《墨经》之名,所以立也。”对于《墨子》一书与六经之关系,作者指出:“盖墨家别树旗帜,卓然成一家之学。其书所依据之六经,亦与孔子所删订之六经,绝不相类。所引夏书、商书、周书,孔子未删之书也,所征之诗,孔子未删之诗也……故墨家学术博大,与孔子并称显学。”此外,对《墨经》中一些文字也进行了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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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作者：牟宗三》牟宗三主讲,林清臣记录,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3月出版,225页。 这些讲辞是作者1980年在台湾大学继《中国哲学十九讲》后而续讲的,经笔录者联贯整理后先发表于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后复转载于《鹅湖》杂志。 这些讲辞多为在比较中讲述中西哲学,其大致内容是:第一讲,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哲学真理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第二讲,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重点在“自然”。第三讲,西方哲学的传统:柏拉图传统,莱布尼兹、罗素传统以及康德传统。从莱布尼兹、罗素传统说起——莱布尼茨思想之下委与上提。第四讲,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此对反于“经验的观念论”与“超越的实在论”;由经验的实在论融摄知识范围内一切实在论的思想,由超越的观念论融摄一切关于智思界者的思想。第五讲,康德的经验意义的二元论与罗素的中立一元论:超越意义的二元论不能成立。第六讲,经验的实在论开感触界,超越的观念论开智思界:中西哲学对此两界之或轻或重,或消积或积极。第七讲,一心开二门:中国哲学对于智思界是积极的,对于感触界是消极的(就成立知识言);西方哲学则反是。第八讲,只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所开的两界可以与中国哲学会通:进一步讲经验的实在论如何使主观的表象涉及对象而可以客观化。第九讲,使主观表象客观化的是发自知性主体之形式,犹若“立于礼”。第十讲,未决定的对象与决定了的对象。第十一讲,范畴之发现:知性之听性格与存有论的性格。第十二讲,范畴之形而上的推证与超越的推证。第十三讲,“知性为自然立法”之意义:此是否主观主义?第十四讲,现象与物自身超越的区分,感触直觉与智的直觉之对比以及直觉的知性与辩解的知性之对比,中国哲学肯定人可以有智的直觉。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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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鼻烟壶
作者是（美）卡尔。1931年他与一位英国女子结婚定居英国。在英国期间，卡尔除了创作推理小说外也活跃于广播界。他为BBC编写的推理广播剧“Appointment with Fear”是二次大战期间BBC非常受欢迎的招牌节目。美国军方因而破例让他免赴战场，留在BBC服务盟国人民。1965年卡尔离开英国，移居南卡罗来纳州格里维尔，在那里定居直到1977年过世。
她和他离婚了，而他不甘心。闻知她将要再婚的消息，他便悄悄来到了准新郎的家中。他逼迫她复婚。争执中，他偶然发觉对面二楼的房间内，正有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某个人离去了，而准新郎的父亲被杀了。现场留着鼻烟壶的碎片——据说，这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用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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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卷，旧本不题撰人，自序末署“瓮斋老人”，据周作人考证，此书作者为李光庭，号朴园，宝坻人，其生平不详。此书自序作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作者年已77，知其生于乾隆年间。本书共分为天、地、人、物4部，举凡天文、地理、人情、物态，均证以乡言俗语，每多涉笔成趣。如第2卷“山”条，引俗语谓敬仰之人曰金山，倚仗之人曰靠山，作者居间者曰保山，事已作成者曰好山。第3卷“婚姻”条，记与婚姻有关的俗语说;“乡人谓纳采曰下定，又曰下茶;谓纳吉曰通信，又曰送吉期;谓亲迎则曰大娶;谓入赘曰倒踏门;谓无子招婿者曰养老女婿;谓以女与人为继妻者曰填房;谓娶再醮之妇曰后婚;谓娶妾曰置偏房，又曰搭偏厦;谓男子有外交者曰走花道儿;谓妇人之不贞者曰半掩门”。这些民间俗语有许多今天仍然存在于口语中。本书还以很大的篇幅记述了作者故乡一带的百工技艺、商贾市肆、民俗民风及轶事琐闻等等，如第4卷“造室十事”条，列举了当地建房通用的打夯、测平、煮灰、码磉、上梁、垒墙、盛泥、飞瓦、安门、打炕共10道工序;“消寒十二事”条，一一记述暖砚、冰床、手炉、脚婆、菜窖、饭囷、支锅瓦、煤球、选炭、火锅、风斗、神仙炉等冬日必用物品，为研究当时的民俗及社会生活提供了有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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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宗章疏，一卷，日本平祚录，编号二一八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