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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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子
《作者：佚名》一卷。旧本题周缠子（生卒年不详）,国别不详。《汉书·艺文志》无录，今存佚文，本诸子抄，收为墨家第五。 关于缠子，我们已经完全不清楚他的姓名、国别等等资料，甚至生平都不大清楚。唯一知道，他是六国时人，墨家的学徒，与儒家的学徒董无心（《汉书·艺文志》有《董子》一篇，在诸子儒家类）相见论道。 《缠子》一书，汉、隋、唐志皆不著，书亦佚。马总意林始载《缠子》一卷，引其书二节。大概《董子》一书记述二人之事，故亦称《缠子》。今仅存译文六条。收入本诸子抄，为墨家第五。 班固《汉书》、《隋书·经籍志》均未著录该书，唐宋之间，始见征引。由于其书有董无心论难之语，往往又称《董缠子》，盖附见于《董子》书中，非有专书。清人马国翰辑《董子》于儒家，又辑《缠子》入墨家，两书本为一帙，非有两书，用之者不可不戒。现存的版本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等。<br/><br /> <br/><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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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
《作者：李季》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12月初版，1932年10月再版。本书系作者自传《我的生平》一书部分章节的单行本。作者曾以论文形式在杂志上发表此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后来神州国光社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在书中作者主要对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实验主义方法作了批判。并对胡著中的某些论断诸如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及其思潮，诸于哲学勃兴的原因，老子、扬朱、庄子、孟子、苟子、墨子、别墨、法家、及前三世的哲学思潮的理解和评价、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等问题，均提出了不同看法。书前有著者自序；再版时改名为《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全书分为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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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命论
《作者：刘峻》南朝梁刘峻撰。此论约作于天监八年（509），因不被梁武帝任用而作。李善云：“孝标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艰危，仅至江左。负材矜地，自谓坐致云霄。岂图逡巡十稔，而荣惭一命。因兹著论，故辞多愤激，虽义越典谟，而足杜浮竞也。”（《文选》卷五十四）“辩”，《梁书》《艺文类聚》作“辨”。开篇以君臣议论管辂为引子，然后以“余谓士之穷通，无非命也”进入正题。接着列举周公、孔子等古代先贤与近世秀士的遭际，说明即使是“上智”也无法逃脱“命”的掌控。然后他详述“非命”论之“六蔽”，对其展开猛烈攻势。最后重申自己观点：“然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焉，治乱焉，祸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赋也。愚智善恶，此四者，人之所行也。”他认为个人的德行修养与贵贱贫富之命运无关，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修道德，习仁义，敦孝悌，立忠贞，渐礼乐之腴润，蹈先王之盛则”依然是“君子之所急”。文章借言管辂穷困不达，寄寓对人生穷通的愤慨。其中有云：“臣观管辂，天才英伟，珪璋特秀，实海内之名杰，岂日者卜祝之流乎？”“萧远论其本而不畅其流，子玄语其流而未详其本”这样的借题发挥，实有作者自己的遭遇和感慨在内，是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典型反映。借论性命穷通而寄托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实际上却是对吉凶得失、成败利钝与贤愚善恶的不能相称表示了疑问和悲愤。此论有为而发，文采斐然而气骨凛然，铺陈排比，杂糅了辞赋的手法，古今皆推为名作。明人孙矿评云：“辩论不穷，藻绘有余，第调法无左马之苍劲，遂觉饶思而乏势，富辩而寡韵。卑卑气格，去西京殊远。盖时尚若兹，即高手未能超出。”（《文选集评》卷十三）清人何焯评云：“全篇多有激之谈，收束愔愔德音，乃殊庄叟元谈，荡而不归也。”（《文选集评》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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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主义
《作者：胡适》胡适著。原载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期,收入《胡适文存》卷四。认为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个人主义的精华。“易卜生主义”就是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不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把这种人生观称之为“最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自己成器,才能有益于社会;只有铸就了自由独立的人格,才会特立独行,敢向恶势力作战。他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仍对易卜生主义给予很高评价,号召青少年培养18、19世纪易卜生主义的人生观,他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也有其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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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生观
《作者：罗家伦》罗家伦著,1942年在重庆出版,到1944年,在重庆、上海等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和在天津、青岛翻版共27版,影响极大。1960年9月在台北出版,1989年11月又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2万字。全书共分十六讲,作者并未照传统写法分门别类论列人生各部分,而是把中国民族思想和生命中缺少或贫乏的部分,特别提出来探讨、发挥而自成一体。作者认为,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它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观察、生命价值的探讨。随着人们宗教信仰的动摇,重估生命价值,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便是非常必要了。新人生哲学与旧人生哲学不同,它不是专讲“应该”,而是要讲“不行”;不是专恃权威或传统,而是要以理智来审察现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它不讲“明心见性”,更不涉善恶之论,而是主张整个人生及其性格与风度的养成,从知识中探讨生命的奥秘,并从经验与习惯中培养理想的生活;它不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冥思幻想上,同时也不把它建立在冲动欲望上,而要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里,寻出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养成的性格与风度。依据上述态度,应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即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大我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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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平议
《作者：易白沙》 易白沙著。发表于1916年2月《新青年》第1卷第6号和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文章通过对孔子学说的学理分析,揭示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尊孔、祭孔、垄断天下之思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实大悖于孔子之精神。作者认为,儒学是春秋季世显学。孔子作为儒学之创始人,“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但孔子之学只是儒家一家之学,“不过九家之一”。而各家学说,各有偏颇,故孔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然这于古于今都是不现实的。作者指出,从汉武帝起,身处闭户时代的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以后历代统治者皆傀儡孔子,“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久之,遂成习惯”。然而“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是由于孔学自身有弊害。即:“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因此,成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该文是《新青年》上第一篇公开指名向孔子挑战的文章,因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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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研究
《作者：王国维》王国维著。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通过对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介绍，提出了他自己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同时他还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做出了分析，并试图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王国维认为理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理即“理由”:就自然界说，一切事物必有所以存在之故，即理由;就人的知识说，一切命题必有其论据、亦即理由，所以充足理由律为“世界普遍之法则”与“知力普遍之形式”。狭义的理即“理性”，就是“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的观点，以为理由、理性都是“主观上之物”，并无客观的意义。但是“朱子之所谓理与希腊斯多噶派之所谓理，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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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对
《作者：柳宗元》唐代柳宗元著。中国战国时代楚国大诗人屈原曾著《天问》,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提出一系列问题。柳宗元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著成《天对》一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在天地尚未形成之前,“惟元气存”。元气快速运动(吹)就是阴,慢速运动(吁)就是阳。元气快慢运动产生阴阳,阴阳相互作用产生天地万物。天地万物都是元气自然形成的,不是造物主的创作,也没有什么功劳。人类社会也不是天命主宰的,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称霸天下,后来子孙残杀,虫流出户,不是天命反复变化,而是由于他自己骄傲自满,用人不当。对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和一些自然现象,柳宗元也都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宋代晁补之说:“宗元为《天对》以媲《天问》,虽问对相反,其于发扬则同。……《天问》因对而益彰。”可见《天对》是进一步阐发了《天问》的思想。《天对》收入《柳河东集》卷十四。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出版《天问天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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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墨
《作者：易白沙》哲学论文。近代易白沙撰。刊于《新青年》1915年至1916年第1卷第2、5号、第2卷第1号。作者通过对周秦诸子各家比较,认为唯有墨子“差可益于国人”,企图“扬此绝学”,使“志士仁人,起而行之”。在“墨学之起源”一章,全面考察古代典籍中关于墨学起源的各种说法,如官守说、史家说、儒家说、道家说、大禹说等。作者认为“诸说涂辙虽异,归宿则同”,它说明墨家学说的“广大无涯,取精用宏,非一朝一夕突然创立者也”。在“墨子历史”一章,对墨子之姓名、国籍、时代、遗事进行了全面探讨。作者对《史记》关于墨子生平事迹介绍不详深感遗憾:“惟附数语于《孟子荀卿列传》,且不能定其时代。墨子为周季一大宗派,纪载如此简略,此史公之疏也。”推崇清人孙诒让《墨子闲诂》,认为它“考订精审,为诸说所不逮”。在“墨经”一章,认为:“《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阐明逻辑,为全书之纲要,《墨经》之名,所以立也。”对于《墨子》一书与六经之关系,作者指出:“盖墨家别树旗帜,卓然成一家之学。其书所依据之六经,亦与孔子所删订之六经,绝不相类。所引夏书、商书、周书,孔子未删之书也,所征之诗,孔子未删之诗也……故墨家学术博大,与孔子并称显学。”此外,对《墨经》中一些文字也进行了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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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作者：牟宗三》牟宗三主讲,林清臣记录,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3月出版,225页。 这些讲辞是作者1980年在台湾大学继《中国哲学十九讲》后而续讲的,经笔录者联贯整理后先发表于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后复转载于《鹅湖》杂志。 这些讲辞多为在比较中讲述中西哲学,其大致内容是:第一讲,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哲学真理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第二讲,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重点在“自然”。第三讲,西方哲学的传统:柏拉图传统,莱布尼兹、罗素传统以及康德传统。从莱布尼兹、罗素传统说起——莱布尼茨思想之下委与上提。第四讲,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此对反于“经验的观念论”与“超越的实在论”;由经验的实在论融摄知识范围内一切实在论的思想,由超越的观念论融摄一切关于智思界者的思想。第五讲,康德的经验意义的二元论与罗素的中立一元论:超越意义的二元论不能成立。第六讲,经验的实在论开感触界,超越的观念论开智思界:中西哲学对此两界之或轻或重,或消积或积极。第七讲,一心开二门:中国哲学对于智思界是积极的,对于感触界是消极的(就成立知识言);西方哲学则反是。第八讲,只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所开的两界可以与中国哲学会通:进一步讲经验的实在论如何使主观的表象涉及对象而可以客观化。第九讲,使主观表象客观化的是发自知性主体之形式,犹若“立于礼”。第十讲,未决定的对象与决定了的对象。第十一讲,范畴之发现:知性之听性格与存有论的性格。第十二讲,范畴之形而上的推证与超越的推证。第十三讲,“知性为自然立法”之意义:此是否主观主义?第十四讲,现象与物自身超越的区分,感触直觉与智的直觉之对比以及直觉的知性与辩解的知性之对比,中国哲学肯定人可以有智的直觉。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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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生哲学
《作者：方东美》方东美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 该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原系作者抗日战争前通过中华民国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青年所作的广播稿。当时曾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汇集成册出版。赴台后,先知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部分即根据先知出版社1978年第5版编印。第二部分是作者英文原著《中国人的人生观》(The Chinese Viewof Life)的中译本(译者为冯沪祥)。除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外,两部分的内容大致相同。 该书的宗旨是向人们展示中国先哲的智慧,特别是中国人的“心态”。所谓“中国心态”扼要来说,就是“深体广大和谐之道,因而了悟世上所有人类与一切生命都能浩然同流,共同享受和平与福祉”,其根本要旨便是“体会到不论是人或宇宙,都足以生生不息,创进不已”。围绕这个中心,作者阐述了中国先哲的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和政治思想。第二部分还特辟一章阐述中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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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译注
《作者：董仲舒》十七卷,汉董仲舒著。《汉书·董仲舒》载其“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宋代有四种本子,多少不一。至明楼郁,乃定为十七卷,八十二篇,缺三篇,实七十九篇。颜师古注以《竹林》、《玉杯》、《蕃露》都是书名,而今《春秋繁露》中有《竹林》、《玉杯》,故《崇文总目》、程大昌等都有怀疑、攻驳之论。但大多数认为,其书基本可信是董仲舒所作。书中以孔子为素王,《春秋》为一王大法;提出三统、三世诸说;对《春秋》笔削褒贬,微言大义探讨极多;借阴阳五行论说《春秋》灾异,建构天人感应的学说;借解释“春王正月”,论证君权神授与大一统等等,较为全面论说了《公羊》学的基本理论。是汉代《公羊》学派的重要代表作,对其后的《公羊》学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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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译注
《作者：子思》《中庸》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由孔子的孙子、战国初期的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中庸》重点阐发孔子的“中庸”思想。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义;庸,含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合称首见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东汉郑玄在《礼记·中庸注》中认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庸》要求人们遵循“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处世原则。《中庸》的核心是“诚”,提出了以“诚”为本体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诚”原本指一种完美至善的道德境界,《中庸》从世界本源的意义上进行引伸发挥,提出一个人若能达到“至诚”,就会与“天道”合一,就能成为“圣人”。而要达到“至诚”,则必须“尊德性”,“道问学”。即重视保持自身天赋德性,认真学习知识。《中庸》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行为目标。“诚”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庸”(亦称“中道”、“中和”)。认为“中庸”是“天道”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要求“君子”以“中庸”处世,提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作者力图让人们按“中庸”原则行事,以谐调人际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有其消极的方面。但《中庸》反对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言行过激,提倡“中和”,也有其合理因素。《中庸》所阐发的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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呻吟语译注
《作者：吕坤》明哲学家吕坤著,为其哲学代表作。全书共六卷,前三卷为内篇,后三卷为外篇。书中明确表述了唯物主义气本论思想,认为“气”是世界的本源,“宇宙内主张的万物的只是一块气”(卷一),“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卷四),一切有形的事物都是“气”的“凝结”,即聚的状态。强调“气”的永恒性,“气无终尽之时,形无不毁之理”(卷一),认为“气化”无“一息之停”,若气之“瞬息不续”,则乾坤毁,荣枯决,生机绝。在道器、理气关系上,认为“气即是理,理者,气之自然者也”(卷一)。道寓于器,道器不相离。“道器非两物,理、气非两件。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者道。生物、成物者气,所以然者理。”(卷二)在天人关系上,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物理规律的真实性、必然性,重视掌握必然性,提出必然和偶然的范畴。“大气数有一定的,有偶然的,……无道、物理、人性、自然如此,是一定的。星殒、地震、山崩、雨血、火见、河清,此是偶然的。”(卷四)主张“任自然,夺自然”。人应当顺应自然,提出“造化尚听命于自然”的命题。(物理)并强调人们应当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去驾驭自然,努力进取,去实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目的。“天地全不张主,任阴阳,阴阳全不摆布,任自然。世主人趋避祈禳,徒自苦耳。其夺自然者,唯至诚。”(卷四)书中还批评了宋儒的“生知”。认为“学问二字,原自外面得来”。“学问之事,则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学,事事而问,攒零合整,融化贯串,然后此心与道,方浃洽畅快”(涵养)人性论上认为善与恶均是人的本性,“义理之性有善有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气质亦天命于人而与生俱生者,不谓之性可乎。”(性命)有万历二十年(1592)刊本、吕坤晚年又将此书删补为《呻吟语摘》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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