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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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经疑贯通
《作者:王充耘》元王充耘撰。八卷。黄虞稷谓其书已佚。此本为明范钦天一阁旧钞本,尚首尾完具。唯第二卷中脱一页,第八卷中脱一页。此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盖由于延祐科举经义之外,设有经疑,此与袁俊翁《四书疑节》书皆应付科举的程试之式。其问辨别疑,似颇有发明。如问:“《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与《论语》之博文约礼,《孟子》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中庸》言明善诚身,其旨同与?”答曰:“圣贤之学惟致知存养二者兼致其力而已!盖物理有所未明,则存养之功固无所施;践履有所不力,则所明又非己有。故圣贤设教,于知行不可以偏废焉!《论语》之博文约礼,即《大学》之格致诚正;《中庸》之明善诚身,即《孟子》之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也。”又如问:“樊迟问仁,子曰‘先难后获’。司马牛问仁,子曰‘为之难’。原宪问‘仁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谓‘可为难,仁则不知’。何也?”答曰:“仁者固先难而后获,仁者固以为之难而言之词,要末可以难为仁也。知难自难,而仁自仁,则知所以用力于仁矣!”再如问:“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又曰‘观水有术,必先观其澜’。其旨同乎?”答曰:“夫子于川流而发明道之全体不息者以示人,孟子因徐子而取其有本一节以为说。至于观澜,则亦所以验其有本而已。皆未足以尽夫子之意也。”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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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管见
《作者:王充耘》二卷。元王充耘 (1304-?)撰。充耘字耕野 (一说字与耕),江西吉水人。元统甲戌(1334) 以治《尚书》登二甲进士,授承务郎,同知永新州事。不久弃官,归家侍养老母、著书授传,潜心研究《尚书》。其所著述,除 《读书管见》之外,尚有《四书经疑》,《书义主意》、《书义矜式》等。王氏潜研《尚书》数十年,颇多心得,此书乃以其成果荟萃而成者。书中谓《尧典》乃《舜典》之缘起,本为一篇,故称《虞书》;谓“九族既睦”之“既”当训为“尽”;谓“象以典刑”为各象其罪而加之以刑,非“垂象”之意,等等,见解颇为精到,有一定参考价值。此书后经充耘从子光荐补葺,非充耘原书。有《通志堂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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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师说
《作者:黄宗羲》《孟子》研究著作。明末清初黄宗羲撰,一卷。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南明弘光朝覆亡后,曾纠集里中弟子数百人,从鲁王抗清,号“世忠营”。失败后奉母返里,主讲证人书院,绝意仕进。是书系述论其师刘宗周关于《孟子》学说之宗旨的著作。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念台先生,又称蕺山先生。浙江江阴(今绍兴)人,万历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性鲠直,天启时得罪魏忠贤,削籍;崇祯时又指责思宗过失,两次被斥为民。明亡,绝食死。宗羲以其师刘宗周于《论语》有《学案》,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独于《孟子》无成书,乃述其平日所闻,潜心读其师书之所得,著为《孟子师说》,以补所未备。宗周之学,标举“慎独”为宗,而大旨渊源,以阳明之说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阐发“良知”之旨。然于“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语辨无善无恶之非,于“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则亦不尽从姚江学派。其议论,大都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略其偏驳而取其明切,于学者甚有裨益。宗羲对其师后世蒙受毁伤甚为愤慨,谓“毁誉失真,孟子虽为一时言之,而后世大抵皆然。如程朱门人尽有庸下而无不多誉,象山阳明至今毁者不已。至于青史,其淆弥甚。人言盖棺论定,君子之论定,毁誉之论未始有定也”。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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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因问
《作者:吕柟》明吕柟(字仲木)撰。该书是记其门人质问《四书》之语。共六卷。其中《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称柟为先生,又原本先生字或跳行,间或还附有学生之间的论辩,如《大学因问》中,就附有章诏、聂蕲二论,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魏廷萱等校刊字,当即为廷萱等人所记。其书《大学》从古本次序,《中庸》亦从古本分章。所说多因《四书》之言,推而证诸躬行,见诸实事,故曰“因问”。如有问“格物”之“格”,是格式之格,还是穷究之格?因答曰:“格物之义,自伏羲以来,未之有改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其近取即是穷格之义。格式之格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又有问“格物”之“物”何如?因答曰:“这个物正如孟子云,万物皆备于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于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虑之所起,便是物,皆是要格的。”再如吕柟讲“八佾舞于庭”时,有学生曰,“此亦无可说”。柟曰,“若道无说便更有说”。时诸生中有盛服者。柟曰,“如此便是僭”。其中有的回答虽未能摆脱传统的礼俗之见,然因问设答,切身譬事,“平正笃实乃如此”(《四库全书提要》)。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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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逸笺
《作者:程大中》注释书。清程大中撰。成书年代不详。全书6卷。采集诸书之文与四书相发明,如朱熹《四书集注》已引用但语有舛误,或《集注》偶有疏漏而需参订,都以前代典籍、注疏补正,——笺其出处。《集注》与前人之注大同小异之处增补辨析,沟通训释意义。包括《论语》二卷,《大学》、《中庸》一卷,《孟子》二卷,四书人物遗事、杂记一卷。为作者博览有关四书的疏笺,采辑诸家注疏和经、史、子、集内与四书相发明,或者是《集注》所引有舛误,或者《集注》所未发而义可参订者、逐一笺其出处。如释《论语》中“孔子在陈”问题,指出:“《荀子》: 孔子厄于陈蔡,居桑落之下。杨倞注: 九月时也。人知孔子在陈之年,而不知为九月,此可补书传所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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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辨疑
《作者:陈天祥》元陈天祥(字吉甫)撰。十五卷。是书旧刻不著明作者时代姓氏。书中称自宋氏迁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则元初人所撰。“苏天爵《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是书多引滹南王若虚说。殆宁晋陈天祥书也。’朱彝尊《经义考》云:‘《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成甫、长文并浙人,云峰一宗朱氏,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所说当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主于阙疑,而不贵穿凿。主张“解经义言简理直为贵,使正义不为游辞所乱,学者不为繁文所迷,然后经可通而道可明也”。所列计《大学》十四条,《论语》一百七十条,《孟子》一百七十五条,凡三百七十七条,皆剖析、辨难朱子《集注》。如《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辨曰:“果言善恶皆我师,则天下之人皆为师矣。何必专指三人,亦不须更言必有也。此乃言其只三人行,其间亦必有可为师法者。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者,非谓择其一人全善者从之,一人全恶者改之也。但就各人行事中,择其事之善处从之,其不善处改之,不求备于一人也。止当随其各有之善从而师之。”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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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纂疏
《作者:赵顺孙》南宋赵顺孙(字格庵)撰。二十八卷。是书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篇首均引有朱子序和朱子语录,以阐明其书之旨意和读《四书》的纲领或方法。认为“子朱子《四书注释》,其意精密,其语简严,浑然犹经也”(《四书纂疏自序》)。因此,是书备引朱子之说,以畅《章句》、《集注》之旨。所旁引者,有黄幹、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咏、陈埴、潘炳、黄士毅、真德秀、蔡模,凡一十三家,皆为朱子之学者。悉汇其说于朱子之说下,以便观省。间亦附以己见。自谓汇纂有关《四书》的诸家之疏,故名。《大学》、《中庸》先之以《章句》,次以《或问》,间以所闻附其后,又以《朱子语类》及诸儒发明大义者注于下。《论语》、《孟子》则一本《集注》,而采《或问》、《集义》、《详说》、《语录》所载分注于下。此书颇病冗滥,如略其芜杂,取其正言,则亦不失为一家之说。《四库全书》本前有纳兰成德和洪天锡序以及《四书纂疏引用总目》,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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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疑节
《作者:袁俊翁》元袁俊翁撰。十二卷。自元皇庆二年(1313年)后,科场不仅以经义命题,亦以经疑为课。俊翁“首以《四书》设疑,次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问举其纲,答提其要”总题曰《待问集》(自序)。今“经史疑义”部分已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与!”其内容为: 先八卷以《四书》分列设疑,计《论语》四卷,《大学》、《中庸》各一卷,《孟子》三卷。后四卷以《四书》相互交叉设疑,计《论语》与《大学》、《中庸》合一卷,《论语》与《孟子》一卷,《大学》与《中庸》、《孟子》合一卷。均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于前,列答于后。如问:“《论语》一书,诸儒皆曰孔门弟子成此书。程子乃曰,成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何者为是?”则引证考辨答曰:“成此书者,初非出于一人之手。一言以蔽之曰,圣人之徒斯足矣!”又如问:“中庸、中和二中字同否?”答曰:“中一字有二义: 有性理本然之中,有事理当然之中。中和之所谓中者,性理本然之中;中庸之所谓中者,事理当然之中。中庸之中,实自中和大本之中为之体;中和大本之中,发而为中庸之中,是乃由体而达用,其理一而已矣!”再如问:“《论语》言仁,《孟子》兼言仁义,何与?”答曰: 由于孔子之时“人心天理尚明,夫子止以仁言之可也”。至孟子时“功利日胜,人欲日滋”。孟子“至于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之说,直欲拔本塞源以救当时之弊,孟子之用心亦劳矣”!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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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或问
《作者:朱熹》朱熹著。此书是就《四书章句集注》经注中容易产生疑义之点,以设问作答形式说明论点,故称。共三十九卷(《四库全书》本),其中《大学或问》二卷、《中庸或问》三卷、《论语或问》二十卷、《孟子或问》十四卷。另有三十八卷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庸或问》为二卷。该书特色在于以“或问”形式进一步阐发了《四书章句集注》所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所论述的义理较《集注》为详,但亦有与之不相应之处,这反映了朱熹的思想当时尚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因而对研究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并非成于一时,《中庸或问》原附于《中庸章句》之末,《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原来则各自成书,因朱熹倾力于《集注》而无暇重编《或问》,不愿出版示人。大抵始于南宋末年,坊贾刊刻合为一书。有《四库全书》本和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本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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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通
《作者:胡炳文》元胡炳文(字仲虎)撰。二十七卷。此书以为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阐发朱熹之论,偶有相反之说。因而重为著作,附加己说,作为此书。对朱子以前之说都排斥不取,只取赵、吴两书中的十四家说,又增入四十五家之说。论辨所重不在于是否合于经义,而在以是否合乎注解之意解之意来判定是非。包括《大学通》一卷,《中庸通》三卷,《论语通》十卷,《孟子通》十四卷。自言于朱子所注《四书》,用力尤深。因感饶鲁从事朱学,而为说多与朱子牴牾,为深正其非,作《四书通》,“惧乎读者得其辞而未通其意也”。作者认为: 《六经》是天地,《四书》是行天之日月,也是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孔、孟之心所寄也。学者未曲畅旁通,未易谓之知味;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未易谓之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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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蒙引
《作者:蔡清》明蔡清(字介夫)撰。十五卷。别录一卷。该书编撰过程颇曲折: 先有稿本失之,作者乃重新缀录,更阅三载,又得故录于家中。参会前后二稿,所录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见者,欲删正而未暇,姑略会而次之,先涂去其最冗秽无谓者,其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名曰《蒙引》,以明其非定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武进庄煦参照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又十九年而书始成。凡所抄录,先为考定次序,勒去芜冗,条析类从,辑成一书而刊行。书末《别录》一卷,则煦与其友王升(孚斋)商榷订定之语。往往书有:“煦谓如何,孚斋不以为然”,或“孚斋云,此段最警策,何可去也。诚然,诚然”等字样。其书虽为科举而作,然阐明义理,真切深至,犹有宋儒之遗意。如解《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章”,曰:“文者讲学之事知也,仁者进德之实行也。故曰讲学以会友则德日进。讲学固所以明道,讲学而以会友,则道益明矣。为善而得所资,则德日进矣!”又如解孟子“言近而指远者”,曰:“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则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之理,皆见于言外矣!”论者谓:“朱注为《四书》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甚至称“说《四书》者不少百种,未有过于此者”(《四库全书提要》引)。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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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大全
《作者:胡广》三十六卷。明胡广等撰。胡广字光大,吉水(今属江西)人,建文二年(1400)廷试第一,官文渊阁大学士。明永乐十三年(1415)胡广等奉敕而撰成此书。本书辑明永乐前为《四书》注解者计一百零六家,故谓之“大全”。胡广、杨荣、叶时中等三十九人编辑朱熹《四书集注》、真德秀《四书集编》、祝洙《四书附录》、蔡模《四书集疏》、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陈栎《四书发明》、胡炳文《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等诸家之说,汇成大编,先列《四书》正文,后置诸家之说,并重在摘引宋代理学家之说,尤其突出程朱之义。明成祖为之作序,此书遂成官定教科书,此后也就以此书取士。顾炎武《日知录》谓此书乃就前儒成编,杂为抄录,而去其姓名,主要剽窃倪士毅《四书辑释》。该书初与《五经大全》一并颁行,然当时以《四书》义为重,故而大行者唯《四书大全》。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大抵以此书为滥觞。至此由汉至宋之经术大变。求取功名者专学此书,连宋儒之书亦不再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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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劄记
《作者:杨名时》清杨名时撰。共四卷。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各一卷。系作者读四书的笔记。编次上一反常例,先论语后中庸。首先指出“修身”的含义很广,然其功即已尽于“诚意”之中。时人对诚意有两种解释:“一是用力为善去恶,以实其好恶之意;一是意所发有善恶,须使为善之意,真诚无伪而不杂于恶。”(卷一)他赞同第一种解释,认为:“观诚意章注,则当以前说为主,盖能实其好恶之意,则发念之诚而无伪已该其中矣。”(同上)对于朱注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推崇孔子,将孔子和尧舜齐称为至圣:“尧舜孔子自是性之至圣,天纵之云恰得至圣分量。”(卷二)但又认为圣人是可以学习的:“夫子实是天纵神奇,然实无神奇,人人可学。”关键在于“其要只在行之以一……好学力行,知耻为之弗措。”(同上)认为孔子虽不像尧舜“得位”,但“教泽及于天下后世,是孔子之位育也”(卷三)。称孔子是万世师表,“孔子知天知人,故其言行足为世道、世法、世则,远有望而近不见厌也”。有《杨氏全书》本、《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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