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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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补注
《作者：赵汸》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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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解
《作者：崔子方》十二卷。崔子方(生卒不详)撰。崔子方字彦直，又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之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并刻石于醉翁亭侧，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于哲宗时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着书者三十余年。崔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通观崔氏之学，要在明“日月之例。”其《春秋本例序》云：“《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以生也。着日以为详，着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着月焉，此例之常也。”此书之宗旨，据其《后序》称，乃因戚《左氏》不着日月之例，且考圣人之例亦大疏略；而《公》、《穀》虽“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所以“其辞至于乘乱而不可信。”因而此书重在阐发《春秋》一书的“日月之例”。其《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着来世惩劝，故辞之难明者着例以观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由于崔氏执着于“日月之例”这个虚妄的大前提，故虽亦能发“诸家所未发”，自成一家，但其“过泥”、“偏驳”乃至荒诞之处自所难免。现存有宋刻本，《四库》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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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春秋编
《作者：陈深》十二卷。陈深撰。陈深字子微，号清全，平江(今属湖南)人，元代经学家、书法家。宋亡，陈深放弃科举，笃志苦学，闭门着书。元文宗天历时，有人以其善书而荐之，陈深潜匿不出。其平生着作，除此外，还有《读易编》、《读诗编》。此书大旨以胡氏为宗，而兼采《左传》。如隐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陈氏云：“传例言‘得俊曰克’，以必诛为期也，《左氏》言‘段奔共’，非也，奔共则不书克矣。盖段之子公孙滑奔卫也，厥后滑假卫之力取廪延，而段无闻焉，见杀无疑矣。”又引《穀梁》“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以证，最后引胡氏。“《春秋》推见至隐，诛郑伯以为首恶，示天下为公，不可以私乱也，垂训之义大矣”为说。实际上，《左传》之“得俊为克”之例虽不可信，然其所述则实。隐公十一年《左传》记郑庄公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口于四方”，可见此时段尚存。《公羊》、《穀梁》训克为杀实误，胡氏因《公》、《穀》而发义，则又误。现存元泰定二年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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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行集传
《作者：黄道周》二卷。明黄道周撰。为崇祯十一年(1638)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五。《儒行》为《礼记》篇名，黄道周将其分为十七章。上卷凡八章：服行第一，自立第二，容貌第三，备预第四，近人第五，特立第六，刚毅第七，又自立第八；下卷凡九章：儒仕第九，忧思第十，宽裕第十一，举贤第十二，任举第十三，特立独行第十四，规为第十五，交友第十六，尊让第十七。是书列举历代史传中有关自立、刚毅之人以证之，旨在以备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黄道周《礼记》注五篇自创名目，意不主于解经，而在于借解经以抒其忠愤，一年之中，成此五书，未免太速，故考证间或有疏。然赋诗断章，意各有取。况明代《礼》学，着述是少，其五书之说见，亦堪称一家之言。有康熙中刊本、《石斋全书》本、彭蕴章补刊本、二酉楼刊本、道光四年(1834)凝远堂刻本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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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图
《作者：刘绩》四卷。明刘绩撰。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为《礼》作图，始于后汉阮谌，之后有郑玄、夏侯伏朗、张镒、梁正及隋文帝开皇年敕撰之礼图，宋聂崇义又集此六家而成《三礼图集注》。刘绩据宋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宣和博古图》等而成此书。是出于宫室制度、舆轮名物等图以解之，而房序堂夹之位，輢较贤薮之分详加分析。其他珽荼曲植之属，有七十余处增旧图之未备，于聂(崇义)林(希逸)之图都可拾遗补缺。所采陆、陈诸家之说，去取颇为谨严。然为刘氏所着力据为本者之《宣和博古图》，却为疏漏颇多之作，其揣摩近似，强命以名之失为洪迈等人所指摘。刘氏以汉儒为弃作，故依《宣和博古图》，遂沿其讹，被后学者视为颠倒。有《湖北先正遗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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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通考
《作者：秦蕙田》二百六十二卷,清秦蕙田(1702－1764)撰。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进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立朝三十年，刚介自守。其学以穷经为主，不居讲学之名。能通经文，好治《易》及音韵，历数之学，尤精三礼。认为儒者不能“舍经以谈道，离经以求学”，以经术笃行，知名国内。着作除《五礼通考》外，还有《五礼通考序录》、《观象授时》、《味经斋类稿》。古有五礼，始见于《周礼·大宗伯》，即吉、凶、军、宾、嘉；又有宗伯掌五礼之说。秦蕙田《五礼通考》是关于古代礼制的一部总结性着作。此书仿清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博及吉、凶、宾、军、嘉五礼，分七十五类，网罗众说，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朝会，冠、婚、宾、祭、宫室、器用等，是以经证经；于历代诸儒注疏，则取相矛盾的互为参证；对唐宋以来名家考论发明之事义，则取百家之说相端审。书中将《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以天文推前，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一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属，然周代六官，总名为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含本博，故秦蕙田此书略显博杂。《五礼通考》体大思精，囊括万有，考证经史，原原本本，经纬分明，实为五礼之类典。有论者认为秦蕙田《五礼通考》能竟朱熹未竟之志。此说颇有道理。版本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味经窝刊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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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属事
《作者：傅逊》二十卷。傅逊(生卒年不详)撰。傅逊字士凯，太仓(今属江苏省)人，明代经学家。少从师于文学家归有光，科举失意，晚年以岁贡授建昌训导。傅氏着述，除此外，还有《左传注解辨误》。此书之作，发端于其友王执礼，而由傅逊续成。其体例则仿袁枢纪事本末体，改编年为属事，分国纪事。有周、伯、鲁、晋、齐、宋、卫、郑、秦、楚、吴楚、楚吴、越诸国，目下又有子目。如周之下子目有：“桓王伐郑”、“子克、子颓、子带之乱”、“王臣之争”、“定灵昏齐”、“刘康公败茅戎”、“景王让晋”、“王臣丧亡”、“子朝之乱”、“王朝交鲁”九条。子目之内容则按年编次《左传》之纪事。每年后多有评议，兼发义理与训诂，于杜注每多商榷。如其《凡例》称，“杜于晋朝元皇后丧，议太子应既葬除服，故凡传中丧制皆曲为强解以信其说。先儒谓其巧饰经传以附人情，今注中悉为厘正，”傅氏尚撰有《左传注解辨误》，专门驳正杜预注解，然大抵臆说者多，其中有价值之部分，则被顾炎武收入其《左传杜解补正》一书入中。此书成于万历十三年(1585)，现存万历十三年日殖斋自刻、十七年重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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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小疏
《作者：沈彤》一卷。清沈彤撰。此书专以订正杜注孔疏以及赵汸、顾炎武诸人补正杜注所出现之错误。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年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兵谓人也。”沈氏以为此处兵应指兵器，并引刘炫之说以驳孔疏“谓兵器则嫌上下重叠”之说。又顾炎武谓“执兵者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沈氏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淆上”，以驳顾说，认为“此等应谷据文意为断”。沈氏精于三礼之学，因有大量篇幅辨析古代礼制及名物典章。此书采用了不少惠栋搜集之资料，其论证方式则重在罗列文献证据，其不同于前人之处，多从文献之排比互证中获得，以小学考辨处较少。此书之成就亦远不及惠栋《左传补注》。现存《果堂集》本，阮刻《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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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要义
《作者：魏了翁》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此书亦其所辑《九经要义》之一。其体例亦同于诸经要义，乃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第。魏了翁《李明复春秋集义序》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此书对前人《左传》注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宋儒之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则多废杜氏之注与孔氏之疏。而此书之释经义，则尊杜非服而驳刘炫，俨然杜氏之忠臣。其训诂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如其释“口”，则引《说文》及《左传》昭七年所引《正考父鼎铭》以证孔疏之说；释“豭”则引《尔雅》等等。原书六十卷，后散佚，至明代已只存三十卷。现存有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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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礼记义疏
《作者：乾隆》《礼记》研究著作。清乾隆皇帝敕修,八十二卷,其中阐释四十九篇《礼记》的正文七十七卷,附载图集五卷。该书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编广摭群言,于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辩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此书规模庞大,体例也较复杂,大致包括以下七类。一、正义,直接诠释经义的历来无争议的有关内容。二、辩正,主要指后儒驳正旧注的正确意见。三、通论,或引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文相互发明。四、余论,主要阐述一些与经义相关的其他事物。五、存疑,主要并存历来礼学家对疑难经义的不同见解。六、存异,主要保留一些对名物象数的特殊见解,以资考辨。七、总论,在逐节释义的基础上,将数节相关的内容放在一起进行总体评述。《礼记义疏》体例详备,内容丰赡,不失为一部研究《礼记》的重要参考书。有《御纂七经》本,《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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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仪礼义疏
《作者：鄂尔泰》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旨撰。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第二部。此书诠释七例：“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与《钦定周官义疏》同。分经文四十卷，冠以《纲领》、《释宫》各一卷不入卷数，《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总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大致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宗，参核诸家以补正其错乱疏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异同，均用郑注。分章节则多以朱熹《仪礼经传统解》为主，并与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敖继公《仪礼集说》相互参校；《经》、《记》文之顺序，以古文为主，不用割附之说；《释宫》用朱熹点定、李如圭的《仪礼释宫》；《礼器》用聂崇义《三礼图》；《礼节》用杨复《仪礼图》，并一一刊其错误，拾其疏漏。《仪礼义疏》工程浩大任务艰巨。《四库全书总目》评之“举数百年度阁之类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得以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颇为中肯。《钦定仪礼义疏》总结了清以前几百年间学者研究《仪礼》之成就，功劳巨大。版本有内府刊本、外省翻本、乾隆间《四库全书荟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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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周官义疏
《作者：鄂尔泰》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敕撰，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据雷熔《方苞行状》载为方苞撰，沈廷芳为方苞传亦略同。方苞生平见《周官集注》。《钦定周官义疏》为清政府钦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汉儒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马融、郑玄所注，称《周官礼》，至唐贾公彦作疏开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清儒认为《周礼》并非本名，故在钦定时仍用《周官》。《钦定周官义疏》对汉至清之《周礼》研究进行广泛挖掘，并作了概括性总结，内容精赅详实。书首冠以《御制日知答》，对钦定此书予以说明。《御制日知答》中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正义，直诂经义，确无疑的；二、辨正，后儒驳正，准确无疑的；三、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的；四、余论，虽非正确而依附经义，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的；五、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或已被驳正，而持此论者多，未敢偏废；六、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被接受，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的；七、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并认为《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混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主张说《周官》者以汉郑玄《周礼注》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缺，亦不可没其长，颇为公正和客观。郑康成以下说礼者，明典制，王安石以下说礼者，阐义理，各执一说，所见皆偏，《钦定周礼义疏》粗精并贯，本末兼赅，博徵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实为集汉学宋学之成。版本有：内府刊本、浙江刊本、清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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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讲礼记解义
《作者：康熙》六十四卷。是编为康熙帝讲晏旧稿，未及成帙，乾隆元年，始诏令儒臣排纂颁行。康熙有言：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诚以礼者，范身之是而兴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类纷纶，莫可纪极，圣人起而整齐之法，于天则，于地顺，于人达，于时协，于鬼神斟酌损益，以定其品节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恶劳之心，而予以从善弃恶之道。康熙帝以为《礼》、《乐》之纲有三历，日有三千，大者在冠、昏、丧、登、朝、聘、射、案之规，小者在揖让、进退、饮食、起居之节，循之则君臣上下赖以序，夫妇内外赖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娅赖以顺。而反之则尊卑易位，等杀无章，家未有能齐，而国未有能治者。故曰：动容中礼而无德备矣，治定制礼而五道成矣。其推演经文，发挥畅达，而大旨归于谨小慎微，自敬德以纳民于轨物，《解义》之敷陈虽出于众手，而推衍详明，阐释本于旧稿，于经国之方颇有训戒。有内府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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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传大全
《作者：胡广》二十卷,明胡广等著。为明永乐年间所修《五经大全》之一。本刘瑾《诗传通释》损益而成。仅删刘书冗蔓者数条,余皆如故。唯改原书“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并将刘氏原书以《小序》分属各篇,合为一篇。顾炎武、朱彝尊对此都有辨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述其沿革:“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说《诗》者,无非朱传(《诗集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耆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此书名为官撰,实本元城刘瑾所著《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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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尊王发微
《作者：孙复》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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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作者：王鸿绪》诗经注本。二十一卷,《诗序》一卷。清王鸿绪等奉敕编。始于康熙末年,成于雍正五年(1727)。编者在序言中提出:“《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实际上代表了康熙王朝官方的评价。此书的编辑,“皆以朱子之说为宗”,将《诗集传》有关诗旨大义、章句训诂以及所标赋、比、兴作法,分别录入各篇各章之首,而对《毛传》、《郑笺》、《孔疏》和其他诸家之说有可取者,皆列于“集说”或“附录”之中。是书之出,可谓朱熹《诗集传》登峰造极的最后一瞬。迨至乾隆二十年(1755),敕编《诗义折中》,“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虽云“折中”,实则存心提倡汉学,《集传》一派,从此而日见式微。本书特色之一是内容简明醒目。编者总论,介绍篇义章旨,言简意赅,条理清楚,颇便初学。本书案语,着重推崇《集传》,树朱学的权威。《邶风·静女》、《桧风·羔裘》诸篇,也曾对朱说提出质疑,不过措辞比较委婉。本书采录自汉迄明有关《诗经》的论述凡二百六十家,其中汉至唐代(包括五代)五十五家(汉以前唯引荀况一家),宋代九十四家,元代二十三家,明代八十七家,所引宋、元、明三朝超过二百家以上,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宋代的诗学革新,在朱熹之前,较著者有欧阳修、郑樵、王质诸家,朱熹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本书收录欧、郑、王的论述较多。朱熹以后,南宋后期的辅广、蔡沈、王柏,元代的许谦、刘瑾、梁益、朱公迁,明代的朱善、胡广等,相继羽翼并发明朱熹的学说,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可以视作《集传》的笺疏。本书大量收录上述诸家的论述,穷源溯流,源流俱备,可谓集朱学之大成。将原来散出各处的资料汇为一编,对于研究诗经学史上的“宋学”,非常有用。《诗经传说汇纂》有《四库全书》本、清同治七年(1868)马新贻刻本、1968年台湾维新书局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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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诗拾遗
《作者：范家相》清范家相撰 汉代传诗者四家。《隋书·经籍志》称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唯韩诗存。宋修《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著录。刘安世、晁说之尚时时述其遗说。而南渡儒者,不复论及。知亡于政和建炎间。自郑樵以后,说诗者务立新义,以掊击汉儒为能。三家之遗文,遂散佚而不可复问。王应麟于咸淳之末,始掇拾残剩,辑为诗考三卷。然创始难工,多所挂漏。又增缀逸诗篇目、杂采诸子依托之说,亦颇少持择。范家相此编,因王氏之书,重加裒益,而少变其体例。首为古文考异、次为古逸诗,次以三百篇为纲,而三家佚说一一并见。较王氏所录以三家各自为篇者,亦较易循览。以 《三家诗拾遗》为名,则古文考异不尽三家之文者,自宜附录。其逸诗不系于三家者,自宜芟除。虽未免失于贪多,搜采亦间有未周,然较王氏之书则详赡远矣。严虞惇作《诗经质疑》内有 “三家诗遗说”一篇,又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 《古经解钩沈》于三家亦均有采掇。论其赅备,都不及此编。《三家诗拾遗十卷》见《四库全书·经部诗类》; 《守山阁丛书·经部》道光本、鸿文书局景道光本、博古斋景道光本;《范氏三种》; 《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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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本义[四库本]
《作者：欧阳修》北宋欧阳修撰。全书十六卷,对《诗经》诸篇先以“论曰”为题,畅言前人之说,然后以“本义曰”表明作者对各诗主旨的看法。又以时世论、本末论以及豳、鲁、序三问阐述对个别诗篇及诗序的看法,书后并附《诗图总序》及《亡郑谱》以助对《诗经》的理解。伴随着北宋初期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表现在思想上即要求用新的义疏来阐释汉唐以来的诸经文本,《诗本义》即是第一部对《诗经》研究史上的《诗序》、《毛传》、《郑笺》进行大胆批评的著作。欧阳修自述“于《诗》常以《序》为证”,及“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之故,但并不全遵《诗序》,遇其“有小失”,便“随而正之”,并强调“惟《周南》、《召南》失者颇多”。对于毛、郑二家之说,既不妄加非议,又务求《诗经》本义,吸收其正确观点,纠正不足之处,并言“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对二家诗说进行了大胆指摘。 这种对《诗序》、《毛传》以及《郑笺》敢于非议、指出其缺点的做法,动摇了《诗经》学上的汉学地位,为进一步探求《诗经》诸篇的本义,起了开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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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我们将在西默农的这组小说里看到，人们有时候会用一种只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憎恨的眼神互相审视对方。这是一种很容易看到、也很容易感知到的强烈情感。你也许会觉得西默农的描绘非常真实，没有一丝虚构。 小说《忏悔者》的内容正如题目所示，一户人家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急于为自己辩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在《其他人》这部小说中，作者不仅再现了整个城市的风貌，还创造了一个从失踪到归来的家庭传奇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秘密、指责、怨恨、尔虞我诈和诺言将轮番上演。 西默农的女儿自杀而死。在《奥古斯特之死》中，西默农说出了他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感悟到的一句话：“我太野心勃勃，因此最终一无所有。”
科迪的幻象
《科迪的幻象》是美国著名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篇幅最长的作品，被他评价为“一本充满青春气息的书”。该书用实验性的写作手法再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凯鲁亚克和尼尔·卡萨迪（即科迪）的旅行经历，并记载了二人多次真实对话。第一部分让读者了解《在路上》成书的缘起，第二部分是凯鲁亚克和 科迪之间关于垮掉派生活方式的对话实录，第三部分是凯鲁亚克以想象创作的二人对话，回忆了与科迪一起经历的旅行。该书是读者了解他们的观点互相对抗、碰撞的第一手资料。正文后附有艾伦·金斯堡对这部作品的细致解说与评价。
春脚集
方书。清孟文瑞辑。四卷。文瑞字荇州,泃阳(今属河北)人。嗜岐黄之术,每遇良方必录而藏之,或家传,或旁搜博采,剂之大小不一,分量轻重不等,但必求其验。历三十余年,按人身不同部位所患病症分类编成此书,其不足者,以谢五堂所藏之《回生集》、《经验集》之方补之。全书约三万余字。成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取“爱民恤物”者为“有脚阳春”之典,故名。卷一至卷三,分为头、目、咽喉、舌、牙齿等十七部,分列治疗该部疾患之方。卷四,分内、妇、幼、外科随录四部分。共载方约四百八十余首。每部下皆有论述,阐明其生理、病理,言简意赅。次选方剂,其方大多简要,药物易得,切实可用。少则一、二味,多则数十味。纲目清楚,查阅方便,为救急便用之书。可供临症参考。有道光二十六年潞河谢金声刊本,光绪十六年(1890)善成堂刊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天上人间
小说，张恨水著。大学教师周秀峰独自居住在寄宿舍里，因自己的朋友们都已成双入对，他非常着急。就在这一个春日，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大家小姐黄丽华，黄丽华的美丽打动了周秀峰，可是他又同时感到她的富贵做派自己是不能接受的。与此同时，他倾心已久的邻居，贫家姑娘玉子也表示出了对他的好感。他一直在两个女子之前徘徊不定，但是黄丽华的优越条件已经在一点一点占据他的心……
柳毅传
唐代传奇小说。1卷。李朝威撰。《太平广记》卷419采入本篇,题作《柳毅》,注“出《异闻集》”。曾 《类说》卷28自《异闻集》收入,题为《洞庭灵姻传》,应是作品原名。后来通行本如《说郛》本、《虞初志》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唐宋传奇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都称《柳毅传》。《古今说海》本、《绿窗女史》本称《柳参军传》。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详,仅据本篇所记知是陇西人,约生活于中唐贞元、元和时。故事叙落第书生柳毅途经泾阳、遇牧羊女自称是洞庭龙君小女,嫁泾阳君次子,备受虐待,求捎信给洞庭君。柳毅送信至洞庭,洞庭君弟钱塘君暴怒,飞至泾阳吃掉了“无情郎”,救回龙女。洞庭君拟以龙女嫁柳毅,柳毅既不肯因助人而图报,又怒龙君傲慢强制,遂坚决不答应。龙女后来化为民女,通过媒人说合,才正式结婚,柳毅也因妻子龙女的帮助而成仙。本篇把人间爱情婚姻的种种问题移入人神灵姻故事,是对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如柳毅的胸怀坦荡,龙女的善良柔情,钱塘君的勇猛刚直,都给人深刻印象。本篇一出世,就很流行。裴 《传奇》中“萧旷”一篇提到“柳毅灵姻之事”,无名氏《灵应传》中也提到钱塘君与泾阳君之战,都以本篇故事情节为典故。后来戏曲如元代尚仲贤《柳毅传书》、明代黄惟辑《龙绡记》、清代李渔《蜃中楼》都据此写成,足见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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