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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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旧闻
《作者：陆游》笔记。宋陆游(1125—1210)撰。一卷。游有《陆放翁全集》已著录。此编录其曾祖以下屡使辽见闻,多载契丹人和汉人风俗习尚。录道士施术,暗示亡国之兆。言因果报应,多有附会。有《说郛》本,《稗乘》本。成书时间约在南宋淳熙三年至九年间。笔记以“家世”为名,书中主要内容与陆游的高祖陆轸、曾祖陆珪,以及祖父陆佃、叔祖陆傅、父亲陆宰等诸多先辈的事迹有关,以陆轸、陆佃和陆宰的事迹为详。此外,还包括一些涉及陆游的外家唐氏家族前辈的遗事轶闻。所涉及的时间,从宋真宗到宋高宗八朝约一百余年。笔记的内容,包括社会政治、制度、道德、陆氏先人的交游以及官场掌故等,其中,部分史料为此书仅见,对研究宋代制度以及陆游的家世来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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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附志
《作者：赵希弁》一卷，南宋赵希弁撰。赵希弁，生卒不详，字君锡，袁州 (今江西宜春)人，宋太祖九世孙。南宋宁宗、理宗之交，江西漕贡进士，秘书省校勘。据其家三世藏书，择《郡斋读书志》四卷本所未著录者，仿其体例，撰成该书，以附四卷本，故称《附志》。《附志》一卷，实分上、下，类目与四卷本不尽相同。卷上有经类、经解类、小学类、史类、编年类、杂史类、史评类、职官类、刑法类、仪注类、天文卜算类、五行类、地理类、传记类、谱谍类、诸子类、农家类、杂说类、兵家类、类书类、杂艺术类、道家类、神仙类、释书类。卷下有楚辞类、别集类、语录类、总集类、法帖类，最末又有拾遗。总共著录图书四百六十九种，除少数复见者，大部分为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书籍，恰恰可作《郡斋读书志》的续篇。《附志》著录各书，更觉翔实，除书名、卷帙外，又介绍其书篇目、编次、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人名等。该志历来附四卷本《郡斋读书志》(即《前志》)理宗淳珰九年 (1249)黎安朝合刻于袁州，属袁本系统，一直随袁本流行。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郡斋读书志校证》的合校本，以影印南宋淳珰本《读书附志》为依据，加标点，附于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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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录话
《作者：叶梦得》二卷。书名又作《石林避暑录话》。《说郛》本作《乙卯避暑录》,则因作于高宗绍兴五年乙卯(1035),故名。北宋末南宋初叶梦得(1077—1148)撰。叶梦得字少蕴,号石林居士,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迁居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生平事迹详见《石林燕语》。叶梦得在宋室南渡之初,岿然耆宿,藏书至三万余卷,诸儒之中,首屈一指。故通悉古今,所论皆有根据。南宋初期,人们追论北宋灭亡,多怪罪王安石变法、蔡京擅权。叶梦得曾为蔡京门客,对此不加贬斥。所记内容,多为北宋故实,士人轶闻,并评论作家作品,间及考证名物,又涉及宋以前事,可资参证。作者为蔡京门客,故叙蔡京之事,有隐约为其辨解之处,而于元祐党人,语多偏激。其叙写人物,幽默有趣,文辞浅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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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总要
《作者：曾公亮》中国宋代官方编修的军事著作。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北宋自澶渊之盟以来,武备日见废弛,在对夏战争中又屡遭失败。仁宗赵祯恐将帅“鲜古今之学”,遂于庆历三年(1043)十月,命曾公亮、丁度等同加编定,历时三年半成书。仁宗亲制序文冠于篇首,于庆历八年(1048)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重刻,均不传。现有明弘治、正德间的复宋本及嘉靖本,清《四库全书》本以及明清抄本等多种。另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明刊本。该书“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义,次以钤略,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该书共40卷。前集20卷,分制度15卷,边防5卷。前者重在论述选将料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水战火攻、武器装备等用兵作战的基本理论、制度和常识。后者介绍了边防各路州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关隘、军事要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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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修身教科书
蔡元培著。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中学德育教材,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侧重于道德实践,从修身、婚姻家庭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和国家之关系以及职业道德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比较详细的道德规范。主张一个人应该身体健康、勤勉正直、谦让公正,要热爱国家、热爱劳动、爱护公物,要有理想。在伦理学说上,提出了孝是德性之基础的观点,“吾国圣人,以为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推演之者。”(《第一章总论》)但孝是有原则的,“乱命不可从”,“知其不可为,以父母之命而勉从之者,不孝之大者也。”(《子女》)又提出了博爱是最宝贵的德性的伦理思想。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爱他人;对他人之危难能鼎力相助。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在职业观上,主张职业无高下之分,一个人功绩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大小。下篇主要注重于论述伦理学理论,由《绪论》、《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和《德论》五篇组成。主张良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人性固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良心是使人行善的动力,它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而不是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同情心是良心作用的基础。提出了存在“至善”的观点。“至善”是个人完美的道德境界,是人类的理想,也是人生目的,“实现理想,而进化不已,即所以近于至善。”(《理想论》)这种“至善”既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也是品德高尚之人的行为动机。认为道德义务不是强制实行的,而是良心自律的“呵责”,道德义务在良心“呵责”下,习惯成自然。最后,提出了养性的方法:为善、去恶、悔悟、自责四种方法,最后达到自知的境界。作者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研究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在当时学术界有一定影响,1912年5月至1921年9月间,共出十六版。
新世说
近代文言笔记集。8卷1058则。易宗夔著。1918年北京易宅铅印本。卷首有作者《自序》及本书《例言》。卷末有蔡元培《跋》。1982年上海书店据1918年本加以影印。作者《自序》称自幼喜读刘义庆《世说新语》，长而“广交海内贤豪，习闻掌故”。有感于清代轶事作品中“斟酌群言足谐雅俗之作”不多，而且辛亥革命前后的事迹“亦鲜完书”，所以仿《世说新语》的体例，从100多种书籍中收集资料，剪裁繁芜，加以修饰，分为36门，分别记述清初至民国初年一些人物的事迹。所写人物，“品必取其最高，语必取其最隽，行必取其最奇，重事实而屏虚谈，有臧贬而无恩怨”(《自序》)。“持论务趋平允”，对革命者的诋毁之词，“一为廓清之”;对歌功颂德、怪诞离奇、幽冥果报之说，概不采录。并以夹注形式附加人物小传，“注载姓名里居官爵事略”(《例言》)。蔡元培在《跋》中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多与正史相发明”。这是一部较有价值的轶事小说集。
五曹算经
古代第一部实用数学读物，北周甄鸾著，共5卷。成书于6世纪，所谓“五曹”指五类官员，即田曹、兵曹、集曹、仓曹和金曹，该书为这些官员编写，每曹一卷。田曹卷为田地面积的计算，除给出一些规则图形如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和圆环的面积公式(与《九章算术》同)外，还给出一些不规则图形，如蛇田、鼓田、腰鼓田的面积的近似计算方法，兵曹卷是关于军队配制和给养运输的一些问题，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古代军事数学的状况，具有一定的价值。集曹卷收录了一些交换贸易问题，与《九章算术》粟米章相仿。仓曹卷是关于粮食的征收、运输和储藏的计算问题。金曹卷给出关于丝、绢等织物的买卖及钱币处理的一些应用问题。从数学方法上看，该书不超出《九章》，为乘除和比例的一些计算方法，但所提问题均能切合当时实际，解题方法浅近，易于掌握，有较强的实用性。唐初被钦定为官方数学教本，列于“十部算经”之内，并传入日本，为702年日本始建学校中数学科的教科书。现仍有南宋刻本流传，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另有《武英殿聚珍》本和《微波榭术》，即清孔继涵《算经十书》本。
礼书纲目
八十五卷。清江永(1681－1762)撰。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未完成之作，后人续修亦未完成。江永广摘博讨群经，以《周礼》原秩列纲目，为《礼书纲目》，自称“欲完成朱熹未竟之志，成《礼》、《乐》之完书。”此书仿《仪礼经传通解》体例，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并多能补其所未及。《礼书纲目》不随意立异，如《士冠礼》履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仪礼经传通解》移置经文陈服节末，江永则沿用《周礼》原说，不故意诘难。又如《仪礼经传通解》割裂《士冠礼》，江永则仍用记文，不用《通解》尤为详慎。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相比，《礼书纲目》逻辑性强，内容更为详实，仪例较密，是研究礼学价值颇高的着作。版本有清熹庆十五年(1801)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黄氏试馆刊本，婺源刊本。[改]
金刚錍显性录
凡四卷。宋代孤山智圆（976～1022）集。全称金刚錍论显性录。收于卍续藏第一○○册。本书系唐代僧荆溪湛然所著金刚錍论之注释书。天台宗山外派孤山智圆，于书中公然对四明知礼之山家派挑起论争。古来山外派学者之论著中所谈义理较为偏谬，向为山家派所驳斥，然本书对于金刚錍之释义，堪称优越，甚至山家派亦屡加引用。
法苑珠林
佛教类书。道世撰，100卷。自宋以后开始入藏。宋、元、明、清各藏皆录为100卷。但嘉兴藏为120卷。道世，中国唐代僧人。俗姓韩，字玄恽。原藉伊阙(今河南洛阳)，迁居京兆(今西安市)。12岁时，在青龙寺出家，“律宗研核，书籍钻寻”。曾受朝庭徵召，准备参与玄奘译经，后又召入西明寺，与道宣律师同伍，因之受人尊敬，称“人莫我及，道望芬然”。主要著作还有《善恶业报》、《信福论》、《大小乘禅门观》、《受戒仪礼》等10部153卷。他“以为古今绵代，制作多人，虽雅趣佳辞，无足于传记。由是搴文囿之菁华，嗅大义之瞻蔔，以类编录，号《法苑珠林》总100篇，勒成10帙”。以《动量篇》始，《传记篇》尾。每篇记述1个主题，篇下又分小部，总计668部。内容涉及了佛教教义、信仰、经论、戒律、神异、感通、人物、寺塔、供养、僧侣、居士、呗赞，和儒道的君臣、修身、忠孝、交友、富贵、贫贱、诤讼、谋略，以及祭祠、占相、渔猎、园果、杂耍等方面内容。篇末附有《感应录》，以证其说。全书夹叙夹议，引用书籍达400余种，其中佛教外典籍140余种。所引书名都详加标示，非耳闻目睹的事情，也要注明何人所说，表示言之有据，决非虚构。该书使许多已佚的著作，都在里面保存了若干条，故史料价值极高。又由于其分门别类，便于找寻，为学者重视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