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

文林，生卒年月不详，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宗儒，号交木。文洪长子，文徵明父，桑悦表兄，徐祯卿、唐寅师。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授浙江永嘉知县，善听讼断狱，通水利毁淫祠，旌表为浙令第一。十八年起补博平知县，二十一年迁南京太仆寺丞，入觐建言时政十事。弘治五年(1492年)病归。十年起为温州知府，祀名宦。与吴宽、李应祯、杨君谦、沈周为知己。学术优明赅博，以经济自负。考证经史，善数学，尤精于易数，亦通堪舆、卜筮。书法墨浓体肥有古意，诗文明畅不蹈袭雕刻。修有《文氏族谱》，著有《文温州诗》《文温州集》《琅琊漫钞》《族范》等。

伍余福

伍余福，生卒年月不详，明代中期笔记小说家、诗人、书法家。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嘉兴(今属浙江)。字君求，更字畴中。伍孝先父。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授河南长垣知县，堂名三善，大治称名宦。嘉靖元年(1522年)迁工部营缮司主事，历刑部员外郎，兵部车驾、职方二司，升武库司郎中，以议大礼受廷杖，谪为浙江安吉知州，迁建昌府同知，官至贵州镇远知府。归居雁村草堂。与文徵明为友。精研吴中水利，诗格雅丽，与崔桐、蒋焘时称三凤。曾纂修《安吉州志》。著有《北驰录》《虔行录》《西山探梅集》《三吴水利论》《苹野纂闻》等。

王泌

王泌，明代人，撰有《东朝纪》，生卒年月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吴虞公

吴虞公，本名吴公雄，生卒年月不详，出生于1900年前后，江苏常熟人，鸳鸯蝴蝶派作家，民国武侠小说健将。

1915年，吴虞公的老乡平襟亚丢下乡村教员不做，跑到上海滩闯荡江湖，博些稿费立住脚跟后，邀了吴虞公及松江朱鸳雏同到上海。三人打定主意卖文为生，成为“三人小集团”。先是平襟亚把社会上的刀笔讼师的传说，采纳笔记资料，写了一部《中国恶讼师》，出版后由吴虞公推销，竟是大获成功。吴虞公能写又能编校，他最早一本书《民国趣闻》1919年印行，出版者是“襟霞图书馆”，其实是自印的，平襟亚自称就是“襟霞主人”。此后，吴虞公因能力出众受到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赏识，被聘为《世界》杂志编辑主任，并邀他写了一部《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时年才20岁，也亏他胆大，目睹二十年的“新怪现状”，要从娘胎里算起才够数呢。

二十代初，朱鸳雏去世，平襟亚则独立办《笑报》。三人关系极好，平襟亚长篇小说《人海潮》中的古禹公原型即为吴虞公，洪幼凤为朱鸳雏。三人活跃在上海文坛上，留下了许多八卦故事。 当时有本《江湖十八侠》佷流行，三人决定写《江湖三十六侠》，用多出一倍的“三十六侠”去抢“十八侠”的生意。但这种投机书，出书速度必须快。 吴虞公和朱鸳雏 认识上海国学专修馆的中文教师，于是他们先写了两篇示范文章，然后委托老师，在作文课上出的题目就是“试拟江湖上侠客的故事”一篇，这些学生的国文程度本来就很高，一下子写出了几百篇。选出三十六篇，略加修改，这书就算完成。现在市志里平襟亚、吴虞公名下各有一册《江湖三十六侠》，就是这么炮制出来的。

在世界书局时，吴虞公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最著名的是1922年出版的《青红帮演义》，另有《义和团演义》、《白莲教演义》、《革命党演义》、《国耻演义》、《绿林剑侠大观》、《乡曲趣史》等。此外，他校过很多书，著名的如《清代文选》收顾炎武、黄宗羲、方苞、姚鼐、曾国藩等五十余人的文章。担任《世界》编辑主任时，还刊出过绘画作品。描写会党演变史的《青红帮演义》是第一篇以会党史为题材的作品。据作者自《序》说，此书的材料皆得之于朋友苏际青。苏某在清朝末年为团总，“所部士卒，皆在青红帮，而苏君为老头子”。苏某为作者详述了“上自结帮原始，下迄革命成功”的全过程，作者据以成书。书中所写多为天地会、青帮、红帮的内部传说，对于青红帮的日常活动以及帮内活动分子和游民的心态的描写比较真实、生动。

吴虞公所写多为演义，属于“鸳鸯蝴蝶派”作家。平襟亚在《“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中回忆：1920年某日，杨了公做东，请好友在上海小有天酒店聚餐叙旧，座中有吴虞公、朱鸳雏、成舍我、平襟亚以及北里名妓等。席间刘半农来，刘认为“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样的句子空洞无物，徐枕亚的《玉梨魂》空泛肉麻。朱鸳雏道：“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从此便有了“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吴虞公是当日见证人之一。吴虞公的老板沈知方不仅开书局，同时还在同乡巨商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里有股份。以此关系，吴虞公结识了黄楚九，成为黄的重要文案。黄楚九推出所谓返老还童的新药“百龄机”时，大做广告，广告中最有名的一句是“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这句话现在看看佷普通，在当时却广为流传，成了上海人平常说话的口头禅。想出这句话的人，有一说是吴虞公。

成功之后的吴虞公，在平望街办了一家中西书局，做起了老板。中西书局最著名的事件是1933年出版了50回本《古本水浒传》。此书序言是常熟乡间的一位中医梅寄鹤所写，梅时任中西书局编辑，序中说书是梅家祖传下来的。《古本水浒》印了一千五百册，一直销售不佳，直到解放时还有一半库存。这是因为吴虞公后来认为书是伪续的，梅寄鹤后来也闭口不提出过《古本水浒》。吴、梅二先生似乎都认为自己出了一本伪作，书就没有大作宣传。当时著名的研究者如鲁迅、胡适、郑振铎、刘半农、阿英等，也都没有提及古本水浒。目前，《古本水浒传》的真实性问题在学术界依然争论不休。

吴虞公在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年纪才五十岁出头。

主要作品有《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青红帮演义》、《义和团演义》、《白莲教演义》、《革命党演义》、《国耻演义》、《江湖三十六侠》、《绿林剑侠大观》、《江湖侠义传》、《李纯全史》、《乡曲趣史》、《民国野史》、《民国趣闻》、《万里步行记》、《国色天香春艳写影》、《奇谋秘计》等。代表作为1922年出版的《青红帮演义》，具有一定程度口述史价值。

[清]王礼

王礼，号虞山，直隶宛平(今属北京)人。康熙监生，任台湾县令。生卒年月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王必昌

王必昌（1704-1788），乳名揆，生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为德化名进士，史乘善本清乾隆版《台湾县志》、《德化县志》主纂者。他付出的心血与劳动，为中华民族、为台湾人民与德化人民作出不朽的贡献。

王必昌自幼聪明好学。5岁启蒙。8岁时，为探望在台湾谋生的兄长王必捷，第一次登上台湾宝岛。山区童稚初次见识宝岛风情，天真好奇，顿启茅塞。从此，蕴育了他后来求知之渴望。小必昌不久返德后，曾受业于当时名儒蔡嗣隆。15岁考入泉州府学。次年乡试，准附科举进场。17岁丧父辍学，应聘为塾师，以束薪养家，兼修学业。家贫无力买书，常向人借阅或抄读，长期研习，寒暑不辍。雍正十年(1732)壬子科乡试，以五经中第13名举人。雍正十二年(1734)受德化知县黄南春延聘掌理县义学。后又随严房师游学将乐、仙游等地。乾隆十年(1745)乙丑科会试登进士第，殿试二甲第62名，铨选吏部观政，后敕授文林郎。

必昌中进士后，候缺归梓。途经省城，应福州知府徐恒聘留审阅12县童子试试卷，认真评点，备受嘉誉。乾隆十一年(1746)二月，应德化县令鲁鼎梅之聘，主纂《德化县志》。次年六月修纂完成。全志共18卷，修成时，鲁集同僚、绅士庆贺，赋《纂修邑乘告成效柏梁体》诗以鸣盛。他所纂乾隆版《德化县志》，堪称现存历代所修诸版之善本，为德化留下珍贵的历史文献与文化财富。后又受大田县学朱銮章之聘，掌教大田县义学。以上期间，王必昌还选刊《图南书院课艺》，校刊《鲁孔壁先生仕学全书》。

乾隆十四年(1749)，鲁鼎梅调任台湾知县。十七年，王必昌又应鲁之聘赴台湾主纂《台湾县志》。必昌到台湾后，慎重其责，总结《德化县志》修纂经验，组织采访人员深入广征博采，会同协修人员共同努力其事，仅8个月修纂告成付梓。该志由巡视台湾御史钱琦作序。全志共15卷，详细记载其疆域、山川、建置、赋役、学校、祠宇、礼仪、武卫、职官、选举、人物、风土、艺文、杂记等方面内容，并绘有《台湾县境图》、《城池图》、《澎湖舆图》以及《台湾八胜景图》，为研究台湾历史、地理、人文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留下极其丰富珍贵的资料。

郁永河在康熙叁十六年（1697）由福建到台湾来采硫磺，那一年距施琅率清军入台已有十四年了，就环境变迁的角度而言，十七世纪汉人在台湾固然已垦成一些田园，但从郁永河将来台见闻所撰的《裨海纪游》观察，可以发现当时台湾原始景观的改变仍然有限。最初，郁永河自府城（台南）出发，随行给役者凡五十五人，他乘着犊车经过新港社、嘉溜湾社和麻豆社，见识到府城附近土着聚落的改变。接着他由半线社到大肚社、牛骂社，渡过大甲溪，到达宛里社。这段路程他印象深刻，他记道：「经过番社皆空室，求一勺水不可得；得见一人，辄喜。自此以北，大概略同。」其实这就已观察出大甲溪是当时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另一分界。从竹堑社到南崁社的路途中，他吃尽了苦头，沿路未见一人一屋，感到当地「非人类所宜至也」。亦即反映出十七世纪新竹一带未开发的景观。到达淡水社以后，郁永河遂在关渡附近暂居数月，上山考察硫磺矿穴，历经茅棘，发现各地多为森林的原始景观。

乾隆十八年(1752)，王必昌出任湖北郧县知县，兼理竹溪、剧县政事。任职3年，勤政爱民，常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处事精敏勤谨，及时披阅文书案卷，“不假幕僚而案无尘牍”；又大兴农桑，创办学校，革除陋习，移风易俗，使人民安居乐业。他兼理竹溪县时，常下乡劝导农桑，偶见郊野溪涧两岸柳树掩映如林，枯枝败叶丛积腐烂污染水源，因联想到当地居民多聋哑、生瘿瘤，疑为与饮用含“柳毒”溪水有关，即令百姓凿井汲泉，不饮用受“柳毒”污染溪水，后该病遂渐减少。他所到邑县，离任时无不竞颂“好官”，依依惜别，遮留满道。

后必昌因病辞官归梓，林居30年，寄娱诗书。乾隆五十三年(1788)卒于故居甲园，终年85岁。

文震亨

文震亨（1585年—1645年）明造园家、书画家、文学家。字启美。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文徵明曾孙。天启五年(1625年)恩贡，选授陇州判，先以琴、书名达禁中，崇祯帝特改武英殿中书舍人，协理校正书籍事务。曾因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被牵连下狱。复职后，崇祯帝命其到蓟州劳军，给假回籍。不久，崇祯帝自缢，福王在南京即位，因不愿同流合污，辞官退休于苏州。清兵攻陷南京、苏州，又避地阳澄湖畔，忧愤绝食自杀殉国。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追谥“节愍”。

其诗文书画，均得其家传。造园作品有“香草垞”，其中“婵娟堂”、“斜月廊”、“啸台”等景物，反映其对文学、音乐、书画、造园等方面的艺术素养。其造园美学观点，认为园林中的建筑，“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区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长物志·室庐》)强调使用各种造园主要材料和陈设器物，应互相配合，形成幽美的景色，使居住、休息、游览者从中得到审美享受。对于各种建筑，又有不同的审美要求，由于环境不同，功能差异，不但取材不同，即其周围布局，也随之而殊，以便彼此调和，呈现自然之美。又注意造园中各种观赏植物的配植方式，要求充分发挥其审美特性，以构成宜人景观。认为“繁花杂木，宜以亩计。乃若庭除槛畔，必以虬枝古干，异种奇名，枝叶扶疏，位置疏密。或水边石际，横偃斜披;或一望成林;或孤枝独秀。草木不可繁杂，随处植之，取其四时不断，皆入图画。”(《长物志·花木》)认为观赏植物有其不同特点，应使之不相隐蔽，以便充分发挥植株个体之美。在水石配置方式上，指出“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长物志·水石》)。要求注意水池比例大小，山峰的竹石点缀，色彩的调和，动静的配合，均能令审美接受者产生“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苍崖碧涧，奔泉泛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同上)的天然美学境界。又极注意造园中生态环境的设计，强调动物的观赏价值，重视动物的特性，饲养技术的训练，配景的生气勃然，使其构成幽雅而令人“会心”的境界，即“语鸟拂阁以低飞，游鱼排荇而径度，幽人会心，辄令竟日忘倦”(《长物志·禽鱼》)的境界。又在《蔬果志》和《花木志》中指出应当反对园林中“以此市利为卖菜佣”的纯生产观点，即使栽植有实用价值的果树和花木，也应以不损害美观为原则。在《几榻志》和《位置志》中，要求园中室内陈列器物的形式精致古雅，令人发生古趣盎然之感，形成完整的综合美感效果。在《舟车志》和《香茗志》中，要求往来于风景区的交通工具精致美观;供游客休息的茶室，应构成“别境乾坤”的审美风格。在书画美学鉴赏上，强调收藏与识鉴、阅玩、装褫、铨次等审美活动相结合，才能显示其中审美趣味。观赏书法时，要求“澄心定虑，先观用笔结体，精神照应，次观人为天巧，自然强作，次考古今跋尾，相传来历，次辨收藏印识、纸色、绢素。”(《长物志·论书》)在鉴赏书画的技术性方法中，要求“看书画如对美人，不可毫涉粗浮之气”(《长物志·赏鉴》)。对于书画装潢的审美活动，也有其要求，反映其精当的审美修养。著有《长物志》、《琴谱》、《开读传信》、《载贽》、《清瑶外传》、《武夷外语》、《金门录》、《文生小草》、《棱陵竹枝歌》、《香草诗选》、《岱宗拾遗》、《新集》、《香草垞前后志》、《怡老园记》等十馀种。

吴克诚

吴克诚,宋代人。生卒年月不详,著有《天玉经外传》,其子吴景鸾续成。吴克诚父子之名,史书不载,只有术家相传。传说德兴(今属江西省)人,曾从学于陈抟。其子吴景鸾承其指导传授,于庆历中应荐入都,授司天监正,因论牛头山山陵事下狱,遇赦后,假装疯癫,削发于天门西岸白云山洞出家。治平初年,吴景鸾遗书予女而终。其女儿就是虔倅张道明之妻(即以其书传授廖瑀者)。

吴坰

吴坰[jiōng]，宋代笔记作家。一作吴炯。江左(泛指江苏南部、浙北一带)人。生卒年未详，约生活在南北宋之交。靖康年间寓京兆祥符寓舍，被掠，建炎末避地无诸城。绍兴十三年(1143)为枢密院编修官。逾月，除浙西提举。著有《五总志》、《丛语》等。《五总志》作于建炎末，多记北宋琐事，论诗亦有可采之处。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吴坰少时曾见过黄庭坚，所述江西诗派事，较后人为切近。

王奕清

王奕清（1664—1737）清太仓人。字幼芬，号拙园。王时敏之孙，王掞长子。其曾上祖是明末万里内阁首辅王锡爵，家族不乏科考得意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簪缨之家，在江南一带被盛传“一门两宰相，父子三进士”，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三十六年主贵州乡试。迁司经局洗马，四十六年任四川学政。迁少詹事，五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进詹事。六十年春父疏请建储忤旨，命以额外章京代父谪戍乌里雅苏台。雍正四年(1726年)以附年羹尧，再谪戍阿尔泰军前效力。乾隆元年(1736年)复官詹事，管少詹事事，卒于任，时年七十三岁。博学多才。善书，画精花卉，曾与王原祁、宋骏业、禹之鼎等三十人合作《芷仙书屋图》。与王原祁等奉敕编刊《御选历代诗余》，奉敕主编《钦定词谱》《钦定曲谱》等。著有《词人姓氏》《历代词话》等。

王希明

王希明，生卒年月不详,号丹元子，又号青萝山布衣。开元间人。长于天文术数，曾为内供奉、翰林待诏。著有《太乙金镜式经》一○卷，仿易历而作，据太乙而推考古今治乱、内外灾福，兼及未及之事。此书有《四库全书》本，其中已杂有宋人附益文字。又著《丹元子步天歌》一卷，以七言歌行之体，叙述三宫二十八宿星象之方位及变化。《通志·天文略》全收入。《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一○据以录入，共三一首。《全唐文》卷三九八收文一篇。事迹据《新唐书·艺文志》、《太乙金镜式经》。

王志谨

王志谨（1177 — 1263）,号栖云子,曹州东明温里人。弱冠出家,最初师事郝大通,郝大通仙逝以后,追随丘处机北游燕蓟,修道于盘山西涧。王志谨开道盘山时期,前来参问者络绎不绝,门下弟子更是不可胜计,道价隆高,令闻遐播。

丘处机仙逝以后,王志谨率众离开盘山,南赴汁梁,途中弘道布教,随立宫观,大开教门。元太宗五年,王志谨于汁梁王重阳升霞之地,修建朝元宫,后朝元宫成为王志谨一系传道的根据地。王志谨往来于燕、汁两地,以弘道为己任,大阐玄风。

王志谨作为全真道第三代弟子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全真道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王志谨对全真道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全真道心性论的重构上。王志谨在继承早期全真道心性论思想基础上,从个人修炼经验出发,对全真心性论进行重构,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心性理论。王志谨的心性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一书中,该书由王志谨之徒论志焕依据其言行编篡而成。王志谨在继承早期全真道性命双修、重性轻命、全真而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心性理论。在心性论上,王志谨在强调性命双修的同时,表现出以性统命的倾向。同时特别重视心在心性修炼中的作用,将心分为真心和人心,倡导以炼心为本,通过心性修炼,去除情欲,明澈真心。在工夫论上,王志谨坚持内功外行,在内功上重视炼心,坚持以心炼心的同时,还提出境上炼心的修炼方法,主张通过打尘劳等方式使本来真心得以呈现。此外,王志谨重视外行的作用,教导修道者在修行过程中要注意外积功行。除了心性论上的创建,王志谨还以弘道为己任,不仅广兴琳宇、大开教门,还崇修黄篆、济世利人,扩大了全真道的社会影响,促进了全真道在燕、汁地区的发展。王之纲所撰《玉清观碑》称赞道“自长春应召,至诚明主席,五六十年间,非无修心炼性,超世出尘之士,俱未若惠慈利物至德真人,年弥高,德弥邵,疑然为一代大宗师也。”

王文禄

王文禄，明代人。著有《文昌旅语》等。生卒年月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闵文振

闵文振，明代人。著有《涉异志》。生卒年月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温豫

温豫，宋代人，字彦几，晋阳 (今山西省太原市)人。著有《续补侍儿小名录》。生卒年月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韦绚

韦绚，生卒年月不详,字文明，京兆(今陕西西安)人。顺宗时宰相韦执谊子，元稹之婿，刘禹锡门人。长庆元年年二十一，自襄阳赴夔州，投谒夔州刺史刘禹锡问学。大和五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幕府巡官。六年，任校书郎。开成末，自左补阙为起居舍人。又任吏部员外郎。大中十年任江陵少尹。咸通四年至七年，任义武军节度使。著有《刘宾客嘉话录》及《戎幕闲谈》二书。《刘宾客嘉话录》一卷，作于大中十年，记其早年在夔州时所闻刘禹锡之谈话，内容以唐代的遗闻掌故为多，亦有讨论经传、评隲诗文之语。原本失传。今存一卷本，凡一三○则，仅四十五则为原本所有，其馀多为《尚书故实》、《隋唐嘉话》等书所羼入。今人唐兰撰《〈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刊《文史》第四辑)，除对今本作校理外，复从《太平广记》、《唐语林》等书中补辑逸文，较为可信。《戎幕闲谈》作于大和五年，记其在西川幕府中听李德裕所谈古今异事，原书不存。《说郛》、《太平广记》等书中存逸文约二十则。《全唐文》卷七二○、《唐文拾遗》卷二八收其文二篇。事迹见《新唐书·艺文志》、《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四及其所著二书。

温璜

温璜(1585—1645)。初名以介,字于石,号石公,后改今名,字宝忠。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县)人。系温体仁的同一曾祖父之堂房兄弟。崇祯十六年进士,官徽州府推官。璜于顺治二年起兵,与金声相应,以拒清军。历四月,城破,手刃其妻女,然后自刎而死。

璜三岁时，父去世，母亲陆氏边织边教弱子。璜长成有学行，至邻村私塾教书，以补家母生活。直至52岁始考中举人，同年母故。按理这年应去京会试，时堂兄温体仁秉政，璜放弃应试，并说：“我是清白人，何苦犯依仗族兄权势的嫌疑，而连累我以后的进身，”下帷苦读，为孝廉达7年，温体仁失势退归故里后，璜再去京应考，得中崇祯16年进士，以二甲及第分发州府推官，掌理一府司法。适于此时北京攻破，崇祯自缢，璜闻报恸哭。次年，南京又陷于清兵之手，诸君瓦解，僚属祯印逃遁，璜叹曰：城无主，人民奈何？就摄其印，台士民安慰之，激厉壮士，授给兵刃，登城守御。时有左佥都御史，休宁人金声，组织义勇保卫家邦，璜输给军饷，时不多久金声兵败，璜更严兵自守，常府佩刀叹曰：“此身将要托付给你”，并急将郡中的助饷人名册，全部焚毁，以免贻害人民；并将幼子托乡间房东抚养，与妻茅氏同居任所，这时从弟温以中力劝其兄急速归浔隐匿。璜曰：守士臣义，兄当与徽城共存亡，希你护持嫂子和侄辈归还故土，不要以我为念；以中无奈，转面要嫂归浔；茅氏正色对叔说：夫死异乡，妇遁故里，于心忍乎？夫愿尽忠，妇不守节，于义安乎？指天立誓，愿殉死一处；以中只得泪泣告别。

重阳九月，叛徒黄澍引清师八城，璜急对妻曰：我生平学圣贤，不过为求今日的就死之道耳。茅氏即对他说：夫君迟留徘徊，莫非为我及女儿宝德之故，请先死，以绝君念。此时女儿已睡，母呼她起来，女儿问何事？母曰：死尔。女儿即引颈，夫妻结巾对拽，女儿仆地将苏再刀戳致死。茅氏即整衣卧床，呼夫快刃我，璜以刀戮他喉，妻犹出一声，再刃我遂绝。温璜见妻女皆死，就以笔写百余家，其中有“世受国恩，一死图报，妻与长女已同死，幼子季女，如实难容，并杀之亦可”，遂自刎，颈血淋淋溅满一地，因连刃手软，虽破喉而未死，双目炯炯不闭。清兵首领对温说：“温先生你何苦，我握兵南来，未见有如你先生者，汝何独苦？温璜坚拒医治，用双手从创口挖入，勾其喉裂致死，时年61岁。当地的汪正本，方时照等具棺殓后将茅氏夫人及长女宝德合葬一处。

吴如愚

吴如愚(1167—1244年)，字子发，钱塘（今浙江抗州）人。少以父荫补承信郎，监福州连江商税，再调常熟，解职归，嘉熙二年（1238），以丞相乔行简奏荐，改授承情郎，差充秘阁校勘。一生对经学颇有研究，据徐元杰撰如愚《行状》记载，“如愚孝友忠怒，安贫乐道，理明行修。凡所著述，于学问自得甚深。别有《易》、《诗》、《书》说，《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阴符经解》诸种”，今皆佚亡。父亲笃好经学义理。吴如愚幼承师传，兼受家学熏陶，博览群籍，广涉诸子百家学说，潜心钻研经学，但性情澹泊，安贫乐道，不求功名仕途。有仰慕其德行的生徒题其书室为“准斋”。朝廷官员多次荐举入仕，均遭拒绝。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权臣乔行简(孔山)特授他为从政郎，充秘书阁校勘，吴如愚仍坚辞不就。家多藏书，著有《准斋集》和《杂说》。

王澍

王澍（1668年-1743）清经学家、书法家。字若霖，一字篛林，又字灵舟。江苏金坛人。生于清康熙七年，卒于清乾隆八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先后任三朝国史、治河方略、御纂春秋三馆纂修官。五十七年教习庶吉士，六十年考选户科给事中。因善书法，特任命为五经篆文馆总裁。六十一年陞户科掌印给事中、吏部员外郎。后以乞假葬亲归。其经学宗宋儒传注，言性理一本程朱。曾著《大学困学录》、《中庸困学录》，发挥学门之功。其《大学补传》第五章，辨陆王致知之误，极为分明。又著《集程朱格物法》、《集朱子读书法》，排比联络，融会其意，以救陆王静悟以读书为粗迹之弊。还著《白鹿洞规条目》二十卷，分类条析，证以经史百家之语。其书法独步一时。曾著《淳化祕阁考证》十卷，取米芾、黄伯思、顾从义三家之说加以研究，以史传正伪误，以笔迹辨依託，于行款标目以及释文都一一考覈。又撰《古今法帖考》一卷，追溯阁帖之缘起及诸帖之流变，时人称其书在米、黄、顾三家之上。又精于鑑别古碑刻，所著《竹云题跋》四卷，于源流同异考证特详。他著有《禹贡谱》二卷，《大学本文》、《大学古本》、《中庸本文》、《虚舟题跋》、《补原》等。

汪辉祖

汪辉祖(1730—1807)，字焕曾，号龙庄，清萧山昭东大义村人。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五十二年为湖南宁远县知县。五十六年署道州牧，一月后再调善化令，后因足疾乞休回乡。

汪家境贫困，父早亡，20岁就开始幕僚生活。他好学不懈，精明干练，博览群书，尤对法家学说钻研甚深。乾隆中期，东南沿海各省发现使用“宽永钱”甚多，朝廷怀疑有人私铸，诏苏、浙、闽、粤省总督、巡抚严查处置。闽、浙总督尹继善委托汪辉祖查办此案。汪查明“宽永钱”系日本钱币，由商船带入，非民间私铸。尹继善对汪赞赏说：“做官治事，不能不用读书人。”汪在任宁远知县期内，关心民间疾苦，鼓励发展生产，教化民风，崇尚节俭，修筑城墙，兴修水利，创办书院。处理民间纠纷和诉讼案件，力主审慎公允，深得民心，有“廉明听正”之称。

汪返归故里后，定居县城苏家潭。乾隆五十八年(1793)，应召主持修复萧山西江塘，因其主事得力，工程坚固，且耗资少。还上书请减萧山牧地的赋税等。其后，汪辉祖悉心著述，著有《元史本证》、《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录》、《二十四史同姓名录》、《二十四史希姓录》、《辽金元三史同名录》等，尤以《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病榻梦痕录》行世甚广。

汪辉祖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一位名人。他在地方行政幕府佐治长达三十四年，持正不阿，擅长断狱，是名闻全国的“绍兴师爷”；后为州县官五年，勤政爱民，政绩斐然，是一位难得的清官良吏；他又勤于治学，尤邃于史，又是一位著述宏富的著名学者。汪辉祖集名幕、循吏、学者等多种身份角色于一体，在当时尤其是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用历史的眼光看，汪辉祖一生主要成就有二：一是总结佐治为官的丰富经验，撰成《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多种官箴书。这些著作，对清代地方行政制度与方法作了很好的阐发，构建了一个为官从政的理论体系，成为清代后期官幕必读之官场指南，对于地方政治及其实际运作有很大影响。二是编撰《元史本证》、《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略》等多种史学著作，在史学上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数种正史姓名学专著，嘉惠学界，功劳甚巨，实属难能可贵。

万维翰

万维翰。清代人，著有《幕学举要》。生卒年月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卫宏

卫宏，东汉经学家。字敬仲，一曰次仲，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其主要活动时期大概在东汉光武帝时代（公元25—57年）。光武帝(25—57在位)时，官拜议郎。少好古学，随九江谢曼卿学《毛诗》，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后从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书》，著《训旨》。事迹见《后汉书》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其作另有：《汉旧仪》四篇(亦名《汉官旧仪》)，集两汉杂事，包括皇帝起居、官制、名号职掌等，久亡佚，清乾隆时有辑本。《古文官书》一卷(一题《诏定古文官书》)，亦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一卷。又《说文解字·后叙》谓宏校《古文孝经》。

吴之鲸

吴之鲸，字伯裔，明代钱塘人。万历中举人，官浮梁县知县。著有《武林梵志》。生卒年月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吴绮

吴绮(1619—1694)，字园茨，一作园次，又字丰南，号绮园，又号听翁。清扬州人。

五岁能诗，积学不倦，长益淹贯群书，而远近知其名。顺治十一年(1654)拔贡生，荐授秘书院中书舍人。时清朝初立，为图长治久安，于前明忠烈死节之臣多有褒慰，期得汉人士民归心。福临帝诏谕吴绮，命谱杨继盛冤死事以为传奇。杨继盛，明河北容城人，嘉靖间官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性耿介，有直声，以上疏劾严嵩十大罪、五奸事，下狱，受酷刑凡三年，被弃市，嵩败，赠太常少卿，谥忠愍。吴绮既受命，夙夜勤思，撰成《忠愍记》以上。福临帝览毕，甚称意，升绮兵部主事、武选司员外部，盖以杨继盛原官官之，恩遇尤隆。稍后，为浙江湖州府知府，多惠政，不畏强梁。时湖州有恶霸巨猾某，横行不法，生民每遭荼毒，往诉绮。绮侦其所在，单舸擒而歼之，民心大快，欢声动地。前大理寺卿凌义渠，乌程(乌程为湖州府治)人，为明朝死节之臣，谥忠清，清朝谥忠介，死十年犹未葬。至是，绮自捐薪俸，卜地以葬，时论美之。绮尚文，四方名流多与过从，赋诗游宴无虚日。以是，湖州人称绮为“三风太守”，谓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也。未几，以失上官意，被罢归。

绮既归里，贫无田宅，购废圃以居。凡索诗文者，多以花木竹石为润笔资，不数月成林，因名“种字林”。性好客，尝与诸名宿结“春江花月社”，寻幽探胜，临流赋诗。又与王士禛、杜浚、冒襄、施闰章、邓汉仪、方文、龚鼎孽、孙枝蔚、孔尚任诸名士相唱酬。孔尚任尤敬绮，执子弟礼以事之，其《吴园次太守七十》云：“忆予童子年，避师买辞赋。开卷见君诗，乃谓古人句。四六尤精严，表判每学步。一官役淮南，风雨悲行路。使酒绛灌班，谁与说情愫。不意渴且饥，得与园翁遇。雅集频频同，长跪听谈吐……”出语精诚，于斯可见。绮赋闲既久，无意复仕，康熙三十三年(1694)卒，年七十六。

吴绮诗文皆工，尤以词胜。小令多写风月艳情，文笔秀媚，如《醉花间·春闺》上阕：“思时候，忆时候，时与春相凑。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一时广为传诵，因有“红豆词人”之称。又《浣溪沙·有感》“南浦轻烟蘸碧波”、“吴苑青苔锁画廊”两首，谭献以为“含淒古淡”，亦是佳篇。长调如《满江红·岳坟次武穆原韵》、《满江红·金山》《沁园春·述怀》等，皆意境遥阔，气格高古。诗近徐陵、庾信，以清新为尚。骈文追步李商隐，与陈维崧齐名，以秀逸见长。绮又有传奇三种：《忠愍记》、《小秋风》、《绣平原》，当时多被管弦，惜今不存。

吴绮著作存世者，尚有《林蕙堂全集》26卷、《岭南风物记》1卷。另辑有《选声集》、《唐近体诗永》、《宋金元诗永》等。

王鹗

王鹗[è]（1190-1273），字百一，出生在曹州东明(今属山东)有名的书香门第，其祖父名王立，父名王琛。王鹗出生时，有一只大鸟落到王家庭院中，当时有位同乡先生张(yūn)见到这种情形，便对王鹗的父亲说：“你的儿子有大名了，就叫鹗吧。”于是，王鹗便有了这样的名字。王鹗小时聪明灵敏，悟性很强，日诵千余言，擅写词赋，从小便闻名乡里。

金正大元年(1224)，王鹗中进士第一甲第一名，授以应奉翰林文字;正大六年，被授以归德府(府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判官，行亳州城父(今属河南)令;至大七年，改为同知申州，行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令。这一年，王鹗因母亲死去，回乡守孝。

这时，金已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末帝完颜守绪即位时，金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北部成吉思汗的铁骑早已踏遍太行山，饮马黄河;窝阔台继承蒙古汗位后，于正大八年五月率兵分三路南下，围困汴京;金南部重与南宋开战，遇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金陷入了宋、蒙南北夹击的困境;金内部各地人民反抗金统治的起义不断发生。哀宗决定出逃，开始到归德，天兴二年(1233)六月，又到蔡州。蔡州虽然远离蒙军，但与宋接壤，面临南宋的威胁，且蔡州无险可守，形势仍然不利。哀宗下诏尚书省，令人劝说恒山公武仙进兵。哀宗拿着诏书问谁能前往，主持军政的左丞完颜仲德道：“前翰林应奉王鹗能行。”哀宗问：“就是那个朕即位时的状元吗?”立刻召见王鹗，后悔用之太晚。于是，下诏授王鹗尚书省右司都事，升左右司郎中。

哀宗入蔡以后，看到蔡州守御困难，准备向西去，到南宋的四川扩展地盘。但此时南宋已与蒙古商定联合灭金，蒙宋两军夹攻蔡州。蔡州被围困整整3个月，城中粮尽。天兴三年(1234)正月初九，蒙军突入城中，哀宗自缢而死，文武百官有的战死，有的被杀。就在王鹗生命受到威胁之时，蒙军万户张柔早就闻知王鹗其名，救了王鹗，用车将他送出城，在保州找个地方安置下来。

多年以后，忽必烈在漠北潜藩时期，同大批中原汉族士大夫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他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汉儒幕僚集团。忽必烈仍然派人访求遗逸之士，当他听说王鹗后，专门派人去迎他。王鹗到达忽必烈的藩邸时，见到许多使者站立迎候，甚为感动，感到忽必烈同其他蒙古贵族不一样。忽必烈得到王鹗后，每天召对，询问古今兴亡的道理。而王鹗也尽心尽力，为忽必烈进讲《孝经》、《书》、《易》等，并讲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常常到夜里。忽必烈很欣赏王鹗的才学，对他说：“我现在虽然不能立行君之言，但总会有实行的那天。”一年过去了。一天，王鹗请求还乡，忽必烈应允，并赐马。虽然王鹗不在藩府，但忽必烈仍派人询问，还让近侍阔阔、柴祯等五人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不久，忽必烈又让王鹗迁到大都居住，赐给他一所住宅。有一天，王鹗求见忽必烈，有些难为情地说：“天兵攻克蔡州时，金主自缢而死，有些遗臣将他葬在汝水之旁。我为金主旧臣，又为其所爱，想去葬处祭奠。”忽必烈想了想，同意王鹗去。当王鹗到汝水旁，葬哀宗的地方已为河水所没。想起哀宗励精图治，整顿朝纲，亲自督军作战，却落得国破人亡的下场，没有能够把亡国之君的罪名洗掉，王鹗不免失声痛哭，对着河水摆了祭具、牲酒。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授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蒙古族习惯以十二生肖做纪年，自成吉思汗起，虽建国号为大蒙古国，但一直没有年号。忽必烈即汗位后，采纳了王鹗和其他谋臣儒士的建议，宣布建元“中统”，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接着，忽必烈采用“汉法”，命人考定前代典式，参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渐确定了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意在按中原原有的封建格式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当时的制诰典章，都是由王鹗等人裁定。中统二年，王鹗上奏忽必烈：“自古以来，帝王的兴废与得失之所以可以考察，是因为有历史记载。我蒙古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没有不臣服的，是太祖皇帝(成吉思汗)雄才大略奠定了基础，如果不及时将太祖的功绩记录下来，恐怕日久就要被遗忘。应该设置专门机构，编纂太祖实录，同时还要附修辽、金二史。”王鹗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忽必烈的赞许。接着，王鹗又提出：“唐太宗始定天下，设置弘文馆学士18人;宋太宗时设内外学士院，使史册辉煌一时，号称“文治”。我们堂堂国朝，难道没有唐、宋时的英才吗?我们也应该设立翰林学士院。”深受汉文化影响、一直重视汉族统治阶级统治秩序的忽必烈，立刻下诏设立翰林学士院，王鹗还推荐了李冶、李昶、王磐、高鸣等儒士为学士，同时设馆撰修实录及辽、金二史、忽必烈根据王鹗的奏请，诏令右丞相史天泽、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但由于义例未定，迟延时久，未能成书，只有王鹗根据张柔所得的金朝《实录》修成《金史》稿，现已佚。后来，元顺帝至正年间修成辽、金、宋三史。那时，王鹗已于地下70多年了。王鹗还劝忽必烈设立十道提举学校官，负责管理学校，使蒙古贵族逐步重视文化教育。

中统年间，忽必烈重用王文统。王文统本是江淮大都督李璮的谋士，其女嫁与李璮为妻。忽必烈听说王文统理财有术，便诏见他，并任他为平章政事。当时，有人揭发李璮有谋反之意，王鹗便同儒士姚枢、许衡等人告诫忽必烈：“王文统学术不正，必祸天下，不宜居相位。”忽必烈此时正在外作战，无暇兼顾内政，未予理睬王鹗等人之语。王文统趁机派儿子王荛送密信给李璮，信里有“期以甲子”之约。谋叛之事暴露后，忽必烈召集王鹗、姚枢等文臣问如何处治王文统，王鹗等人都说当处以死罪。于是，王文统父子一并被处死。后来，忽必烈重用宠臣阿合马。阿合马官至平章政事，日益骄横，许多官员都是他的爪牙。忽必烈认为丞相非同一般官员，要肩挑国家重任，于是，召集王鹗等儒臣廷议可以任丞相之人。当时阿合马欲趁机谋取相位，有的大臣趋炎附势，帮助阿合马，也有的畏惧阿合马的权势，默不作声。王鹗非常气愤，将笔掷到一旁，大声说道：“我已到衰老之年，无以报国，但不能做误国之事，让我推荐阿合马为相，我不能!我不能插驴尾。”说罢，拂袖而起。由于王鹗的抵制，阿合马谋取相位之计未能得逞。

至元元年(1264)，王鹗被加封为资善大夫。至元五年，王鹗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他向忽必烈上奏，请求辞官。忽必烈看到王鹗年岁已高，上朝不便，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下诏王鹗的俸禄如旧发放，直到终生。朝廷如遇有大事，忽必烈仍派人到王鹗府上询问计策。至元八年，忽必烈采用王鹗、刘秉忠的建议，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表示国家广袤无疆。至元十年，84岁高龄的王鹗离开了人世。忽必烈深为痛惜，诏谥“文康”。

王鹗为一方儒士，注重治学，一生究心《乐》、《易》，写文章从不雕饰。他强调，写文章应以理为先，分章析句是经生举子所为，不能算是真才实学。王鹗著有《论语集议》一卷，《汝南遗事》二卷，诗文共40卷，集成《应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