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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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作者：纪昀》目录书。纪昀等著。乾隆中修《四库全书》,每书卷首都有提要,后来汇集起来进一步统一加工成为《四库全书总目》200卷,乾隆二十九年(1774)因其卷帙太繁、翻检不易,另编《简目》,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编写工作。馆臣赵怀玉录出副本带出四库馆,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杭州刻版印行,比《总目》刻版行世早5年。后有乾隆六十年(1795)湖州沈氏刻本、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刻本等。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用广东书局官刻本标点排印,并用赵怀玉刻本补上后来删除的李清《诸史同异录》等10种“违碍书”的提要,改正了一些错字,将卷首的圣谕、职官、表文等附在后面,并编制了书名、著者索引,较为完善。1963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用这个纸型重印,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订正了一些错误,重新排印,更趋完善。本书20卷,卷1至卷4经部,卷5至卷8史部,卷9至卷14子部,卷15至卷20集部,分类体系与《总目》同。但四部大序、各类小序都已取消。存目6 793种提要,亦不在其内。提要较《总目》简明扼要。整个篇幅只相当于《总目》的十分之一。每书只记书名、卷数、著者,并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书的内容、品评书的优劣。鲁迅评价此书:“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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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雠通义
《作者：章学诚》内篇三卷，外篇一卷。清章学诚撰。章学诚(1738－1801)，原名文斅，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此书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系在其自着《和州志》、《艺文志序例》基础上，仿宋人郑樵(1104－1162)《通志·校雠略》而成。原题《续通志·校雠略》，后手稿被盗，又重定为三卷。卷一含原道、宗刘、互着、别裁、辨嫌名、补郑、校雠修理、着录残逸、藏书等九篇，阐述目录学之宗旨，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性原则以及“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重要方法。卷二为补校《汉书·艺文志》、郑樵误校《汉志》、焦竑误校《汉志》等三篇，主要是训核郑、焦二氏之误谬。卷三为《汉书·艺文志》自六艺至方技六篇，分析《汉志》得失。外篇收序跋及文史杂论二十一篇，在目录编制方面创立“互着”、“别裁”二法，主张图书分类应该与学术发展相互适应，不愧是集我国古代校雠学大成的严谨着述。另外章氏还强调编制专科目录的重要性，要求改革传统目录学体系，树立目录应该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为主的观点。有清光绪三年(1877)章氏贵阳刊本、《章氏遗书》本、《粤雅堂丛书》本、嘉业堂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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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书偶记
《作者：孙殿起》目录书。孙殿起撰。1936年孙氏借闲居排印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版，附书名、著者四角号码索引。1982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重印，附雷梦水《正误并补遗》，较为完善。孙殿起，撰《贩书偶记》、《丛书书目拾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等，均为学术界重视。本书是孙氏经营古书时随笔记下的古书经眼录，其收录的基本原则为：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概不入录，有之必卷数互异者;非单行本不录，间有在丛书中者，必系初刊单行之本或抽印之本。全书20卷，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书记书名、卷数、著者、版本。著者冠以籍贯。部分书对内容有简单说明，为读者提供必要资料，如《醉爱居印赏》2卷，著录：“王睿章篆、徐逵照校订，乾隆辛酉刊。并附考篆文刀法，笺释字义。结构谨严。”版本一项，有些书对牌记、装潢、版式亦有简单记述，如《补后汉书艺文志》4卷，著录：“番禺侯康撰，无刻书年月，约光绪间刊，据封面背后题菜香室丛书第四集之三则，版心刊有训纂堂丛书贵筑杨氏刊十字。”本书著录的图书大部分为清代及辛亥革命后至抗战前的传统文化著作，达1万余种。从著录范围和数量看，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续编，可视为清乾隆以后的著述总目。本书基本上是普通本线装书目录，但兼收清及近人的稿本、钞本。如“《尚友记》无卷数，江都汪喜荀撰，底稿本。”又如：“《艺术汇谱》1卷《续补》1卷，大兴翁方纲辑，传钞本。”因此，本书又可视为清及近代的版本综录，是查找清及近代古书版本的重要工具书。自1936年出版以后，作者又积累资料6000余条，卒后，助手雷梦水整理成《贩书偶记续编》20卷，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体例一仍前编。合两编所得，达1.6万余种，已远远超过《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与存目的总数，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清代以来古文献资料，在版本目录史上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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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刻丛编
《作者：陈思》《宝刻丛编》20卷，南宋陈思撰。陈思乃临安市贾，其书编成于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有魏了翁、陈振孙、孔山居士3篇序，其中陈振孙序说：“始欧阳公为《集古录》，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先后;赵德甫《金石录》乃自三代秦汉而下叙次亡，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郑渔仲作系时、系地二录，亦疏略弗备;其他如诸道石刻录、访碑录之类，于所在详矣，而考订或缺焉。都人陈思，一旦取诸家所录，辑为一编，以今九城京府州县为本，而系其名物于左，昔人辨证审定之语具著之。”此书按地登载碑刻，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凡石刻可考郡县者，均分别辑入各路之下，最后一卷收录不详其地者。每碑之下均引录前人考证，并注明其出处。其中所引《寰宇访碑录》、《诸道石刻录》、《集古后录》、《复斋碑录》、《京兆金石录》、《元丰碑目》等书，今皆散佚不传，借此可见其涯略。就是所引存世著作，也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清初朱彝尊就曾辑录此书所引《隶续》佚文，以补今本《隶续》之阙。《宝刻丛编》今天的传本均有所残佚，《四库全书》本残阙较多，较完备的版本是《十万卷楼丛书》本，已经收入《丛书集成初编》。这个版本缺卷情况如下：第11(秦风路、河东路)、12(淮南东路、西路)、16(荆湖南路、北路)、17(成都府路)共4卷全缺，第15卷江南东路缺饶州以下，江南西路全缺，第18卷梓州路和利州路只存渠、巴、文3州，其余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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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文堂书目
《作者：晁瑮》目录书。晁瑮撰。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与《红雨楼书目》合订。明清无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冯本，卷首稍有残缺，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以排印出版，与《红雨楼书目》合订，并辑《晁氏宝文堂书录》，汇集焦竑《国史经籍志》以下至叶昌炽《藏书纪事诗》10家有关本书的记载，附于卷末。晁瑮(约1506—1576)，字石君，号春陵，中国明代开州(今河南濮阳)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其子晁东吴，字叔权，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年23卒。父子都喜欢藏书。本书分上、中、下3卷，上卷分总经、易、书、诗、春秋、礼、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12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6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算法、图制、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15目，共33类，共著录图书7 829种，各书一般只录书名，非常简单。但子杂、乐府一目著录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极为丰富，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史料。全目不守四部成规，设33子目，富有独创精神，“其著录极富，虽不能尽属古本，而每书下间为注明某刻，亦足以考见明人版本源流”(《四库全书总目》)，在版本史上，《遂初堂书目》以下，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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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书志
《作者：高儒》私人藏书目录。二十卷。明高儒撰。成书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字子醇,号百川子。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明弘治嘉靖间。涿州(今河北涿县)人。父亲高荣,字邦庆,家多藏书。高儒的武艺老师是折桂,字天香,别号月蜜,乃文武全才。高儒在父亲、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虽跻身戎伍,却颇好读书,并锐意访求图书。或抄之于士大夫,或购之于市肆。经辛勤搜求,图书大增,连床插架,难于检阅,故十分重视整理和编目,认为“书无目,犹兵无统驭,政无教令,聚散无稽矣。”遂启家中先世之藏,发自己数年之积,开始编纂《百川书志》。经过六年努力,三易其稿,此书乃成。本书共著录图书二千多种,近万卷,分经史子集四志九十三类:经志十六类:易、书、诗、礼、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经总、仪注、小学、道学、乐、蒙求。史志二十一类:正史、编年、起居注、杂史、史钞、故事、御记、史评、传记、职官、地理、法令、时令、目录、姓谱、史咏、谱牒、文史、野史、外史、小史。子志三十类: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兵家、小说家、德行家、崇正家、政教家、隐家、格物家、翰墨家、农家、医家、卫生术、房中术、卜筮家、历数家、五行家、阴阳家、占梦术、刑法家、神仙家、佛家、杂艺术、子钞、类书。集志二十六类:秦汉六朝文、唐文、宋文、元文、圣朝御制文、睿制文、名臣文、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诗、元诗、圣朝御诗集、睿制诗集、名臣诗集、诏制、奏议、启制、对偶、歌词、词曲、文史、总集、别集、唱和、纪迹、杂集。本书体例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志没有大序,但各类所著录图书之下均有小序即简明解题,或记撰人小传,或详篇数,或详该书艺术、使用价值,或撰校勘得失、内容介绍,或记著述起止时间,从不同角度予以题解,言简意赅,使用甚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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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辑永乐大典本书目
《作者：孙冯翼》《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此书主要针对其中辑录永乐大典中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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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总目
《作者：王尧臣》目录著作。王尧臣等撰。庆历元年(1041)仿《开元四部录》据4馆藏书修成,凡66卷,又叙录1卷。南宋绍兴以后,本书有详本与简本同时流传。详本即原本,简本则没有大小序与解题。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44与《四库全书总目》卷84皆以郑樵批评《崇文总目》文繁无用,绍兴中遂去其序释。实则简本为战乱后访求佚书而作,序释文繁,播诸民间,颇费寻阅,因仅录66卷之目,或注阙字,以便按籍而求。故《崇文总目》无序释,与郑樵初无关系。记录当时宫廷藏书。崇文,指当时宫廷藏书崇文院。共六十六卷,分四部四十五类,著录藏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原每书均有解题,南宋时被删去。该书元初已无完本,明清只剩简目。清修《四库全书》时,据天一阁藏残钞本及《永乐大典》辑为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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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顷堂书目
《作者：黄虞稷》目录书。黄虞稷撰。本书成于清初,乾隆中修《四库全书》时收入史部目录类,但向无刊本。至民国二年(1913)乌程张均衡始以十万卷堂、汉唐斋两钞本互补,刻入《适园丛书》。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邰,又字楮园,先世福建泉州人。其父居中,字明立,官南京国子监丞,遂居南京户部街,有千顷斋,藏书60000余卷。虞稷为居中次子,继承父业,复增益数千卷。明清之交,公私藏书散亡者不计其数,黄氏之书不但俨然无恙,而且续有增益。虞稷受到父亲影响,自小刻苦向学,绍承先绪,慎守父业,或借人藏本,稽其异同;或广加访求,收而聚之,岁增月益,家中藏书大为扩充。又孜孜不倦,在《千顷斋藏书目录》基础上编成《千顷堂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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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书目
《作者：杨士奇》杨士奇等撰。20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本书为明朝宫廷藏书册籍，据书前序文说，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奉旨“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文渊阁书目”。所收各书不著作者、卷数，仅留册数，以《千字文》开头五句20个字为序，每个字下再分若干厨，每厨包括若干号(一号一册)，略计总目约合50厨，7300号(册)。本书收入《四库全书》，嘉庆庚申(1800)鲍廷博录出，补入所缺宋朝文集200余种，将家塾旧藏本各书所注“完全”、“残”、“缺”字样转录于官本各书之下，又按《千字文》20个字改官本4卷为20卷成为今本。明朝文渊阁藏书早已散失殆尽，据本书尚可略见明代宫廷所藏典籍。对目录史和考古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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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录学史
《作者：姚名达》目录学著作。姚名达著。1938年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84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复印本。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42年日寇侵入江西,正任教于中正大学,奋身参加战地服务团,不幸在新淦遇敌,死于石口村。另有《目录学》、《目录学年表》等著作。本书是《目录学》历史篇的扩大与补充,是作者的代表作。全书不以时代为纲,而是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诸篇,通论古今,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大特色是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未能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不能反映图书内容本质,因而有解题是唯一优越于西方目录学的地方。批评现代目录学一味效法西方,不但未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反将解题这一可贵之处也丢掉了。提倡主题目录,反对十进分类。认为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应分开,前者依分类,后者依主题。希望统一分类和标题编目,使治书之业,寻书之法,易做易学,并使目录学成为人人知道的通俗常识。本书比较详细地概述了自古到抗日战争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材料丰富,可供研究整理古籍和治目录学的读者参考。1957年商务印书馆再版时,曾请王重民校阅,撰《后记》一篇,指出本书的优点和局限性,并对本书中一些不妥之处,作了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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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教育改革
《齐如山回忆录：清末的教育改革》中，齐先生从自己的家世说起，回忆了自己幼时的求学之路。作者从小受教育的过程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经历。读者从本书中可以大致窥探到清朝末年教育制度发展变革的整体脉络。 故都旧事追怀故都往事，细述风物兴衰，从风俗人情、饮馔游艺，到典章制度，无不亲历周访，一一考证，文字鲜活，将我们带回充满情韵和淳风的老北京城，其中感慨物事变迁零落之情怀更令人可感。戏剧生涯倾大半生心力钻研、改良国剧，五十年如一日，广罗众说，细究探寻，亲访京剧伶优四千余人，将世人眼中之“小道”终提升为“高尚优美的艺术”。回忆与梅兰芳的过从交往，并以中华文艺复兴为宗旨，与梅合力将国剧带到世界，堪称一代宗师。乱世记史时逢乱世，国运不张，亲历北洋兵变、国民革命、日占北平等重大历史事件，以个人史见家国史，为后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台湾忆往晚年居于台湾，殚精著述，整理国剧，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于记述中留下对中国传统精神的绵绵追怀。
道教史
许地山编。1934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新版，收入“终极关怀系列”第十一。作者是台湾台南人，1934年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完成此书。书的副标题为“道的源起与发展”，分为七部分。一《道的意义》;二、 《道家思想的建立者——老子》，分析老子的道论及人生论，老子的思想与《道德经》;三、 《老子以后的道家》，写关尹子、杨子、列子;四、 《道家最初的派别》、讲彭蒙、田骈、慎到的静虚派，庄子一流的全性派，庄子及其门人的思想，假托太公的阴谋派等;五、《秦汉的道家》，叙述《吕氏春秋》及养生说，《淮南子》及阴阳五行说;六、 《神仙的信仰与追求》;七、 《巫觋道与杂术》，内容包括尸与巫的关系，巫的职掌，秦汉的巫祠，杂术等。
帝京篇
①组诗,是唐太宗李世民诗作中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明人胡应麟认为 “唐初惟文皇帝 (太宗)《帝京篇》藻赡精采,最为杰作。”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引),评价甚高。诗为五言体组诗,共十首。从“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的长安殿写起,作者渐次写其在崇文馆读书的情景,写在阅武馆习武骑射,写在临乐馆听乐观舞,写在禁苑放马驰骋,写游翠渚,写日暮返归……篇末最后警策自己要戒慎君道,要做到去奢抑费、体恤下情,纳谏慎刑: “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奉天竭诚敬,归民恩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全诗写得很有气势。虽然描写的是作者个人帝王生活的全过程,但其中也透露出唐初中央皇朝大一统的气魄和声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写法上看,《帝京篇》 是学习汉代描写京都诸赋的章法入诗,全诗一气呵成,首尾相贯,层次分明,章法不乱,绘景抒怀,剪裁得当; 辞藻虽富丽精工,但并不晦涩难懂。自太宗《帝京篇》 以后,唐人创作了不少《帝京》组诗,从章法结构看,其中有很多作品是学习太宗此诗而来的,可见其影响与作用。肇始之功,当之无愧。②七言歌行。骆宾王作。诗中铺叙了京都文物的繁华,官僚住宅的富丽堂皇,倡家狎邪宴饮的淫乐,揭露了初唐统治者的腐朽生活,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和愤懑。同时诗人还警告那些达官贵人不要自以为“千载长骄奢,”转眼之间就可能“失浪委泥沙”。诗中排比铺陈而不堆砌,以五七言参差转换的方式使诗句流转利落。据《旧唐书·骆宾王传》载, “当时以为绝唱”,是和卢照邻《长安古意》齐名的初唐杰作。
蚁术词选
词集。元末明初邵亨贞(1309—1401)撰。亨贞有《野处集》已著录。此集收词一百四十首。有“拟古”十首,分别拟白石、稼轩、遗山诸名家,题为“夜宿西掖”、“汴堤送别”、“水槛过雨”、“垂虹夜泊”之类。可见作者师法名家,认真揣摹不同风格。其词多咏物、即景、借事抒怀。《恋绣衾·辛丑元日》平浅如自口出,写年时风俗民情,有生活实感。而另一首《花间诉衷情》词则以名物排列,表达一定意境,有景有情,耐人品味,在词向曲过渡的艺术继承中, 占有明显地位。所写长调约居半数,亦有引人注目之作。有《四部丛刊三编》本。唐圭璋辑入《全金元词》时删去曲调三首,又收周泳先补辑词三首。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杂剧剧本。元白朴著。明李开先《词谑》说：“《梧桐雨》中中吕，白仁甫所制也，亦甚合调;但其间有数字误入先天、桓欢、监减等韵。”清李调元《雨村曲话》说：“元人咏马嵬事无虑数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剧为最。。”清梁廷楠《曲话》说：“《梧桐雨》与《长生殿》亦互有工拙处。《长生殿》按《长恨歌传》为之，删去几许秽迹;《梧桐雨》竟公然出自禄山之口。《长生殿·惊变》折，于深宫欢燕之时，突作国忠直入，草草数语，便尔启行，事难急遽，断不至是;《梧桐雨》则中间用一李林甫得报、转奏，始而议战，战既不能而后定计幸蜀，层次井然不紊。”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王国维《录曲余谈》说：“余于元剧中得三大杰作焉。马致远之《汉宫秋》，白仁甫之《梧桐雨》，郑德辉之《倩女离魂》是也。马之雄劲，白之悲壮，郑之幽艳，可谓千古绝品。今置元人一代文学于天平之左，而置此二剧于其右，恐衡将右倚矣。”近人吴梅《瞿安读曲记》说：“此剧结构之妙，较他种更胜，不袭通常团圆套格，而以夜雨闻铃作结，高出常手万倍。惟杨妃秽迹，直言不讳，殊非隐恶扬善之道。顾元剧中关目排场等事，素不深究，亦未便以此绳纠也。”
阿含正行经
佛说阿含正行经，一卷。后汉安世高译，说五根为贼，五根相欺，及说十二因缘，诫持五戒，修四念处，得度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