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讲 李康（萧远） [1] 《运命论》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暱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雠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沉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途；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逄、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
故夫达者之算也，亦各有尽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 而守敖庾、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迴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人有“命”，人所生的时代、环境、风气即其命运，能摆脱当时风气的，非妖怪即英雄。（文章风气亦然。）
命——由生到死，长；时——偶然，短。
“运命”，“运”，天地运流（自然的）；“命”，人命（人为的）。
对所谓运命的认识有三种：
一、神的，一切由神主宰。
[清]焦秉贞《王阳明先生真像》
二、自然的（玄学的）。“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孟子•万章上》），不相信有神的主宰，也不相信自己的把握，即如《庄子》所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养生主》）
三、科学的（近代的）。
fate，运命；fatalist，运命论者。西洋之fatalist多是悲观的，以为人在天地间是最渺小的，短短的生命，小小的身体，无论你是圣贤、英雄，终归于死，凡事之不可挽回者皆归于命。
中国古代墨家事鬼神，不是为鬼而事鬼，是为人；儒家敬鬼神而远之，也是为人；神道设宗教也仍是为人。《论语•微子》篇子夏曰：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子夏之原意谓多活不必欢喜，早死也不必悲哀。我们应把死生富贵之心抛开，做点儿别的事情，活一天干一天，把心地打扫干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八个字，颇似佛之扫除妄念。方生方灭是妄念，妄念把人的精力凌迟了。精神的专一从统一做起，平常人只注意生命、富贵，要扫除妄念，精修胜业。儒家并非真相信运命，没有纯神的运命论，中国传统的运命论是自然的，玄的，我们要用智慧、思想对传统道德进行新评价。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 [2] ，认为“知”了便能行。其实“信”了也能“行”，不“行”还是不“信”。
苏东坡有一文，说自己纵步力疲，就林止息，虽未至目的地而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 [3] 如我们夏天走路，忽然遇到有树荫清泉的地方，喝点儿泉水休息休息，岂不舒服？走长途日暮途穷忽遇乡村野店，吃点儿饭，喝三杯酒，一觉好睡，岂不舒服？舒服么？舒服。而到家么？没到。庄子是只此而止，不求到家，而孔子则不然。《论语•宪问》曰：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知其不可而为之。”——此晨门评夫子者。对晨门之评，胡适曾说：“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尝试集•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是傻，是伟大。孔子所言“知命”是不妄求，不妄为，而不是不求、不为。
《运命论》之开篇三句曰：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
此是一段总起，同时并为全篇之大旨。
文章的层次与系统不同，层次只是文字上的功夫，中国文章无层次而有系统，有中心思想。文章的中心思想，作“论”，需点明；作“纪”，可暗示；作史只是要真实、生动，不要用自己意见去征服别人，只把事实点出，自然形成别人的意见。《左氏传》并不点明中心思想，尤其末后“君子曰” [4] 。作论则不同，贾谊 [5] 《过秦论》之结尾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陆士衡的《辩亡论》仿之，大旨亦置于最后，此种写法冒险。《运命论》将一篇大旨置于篇首。
《运命论》首三句总起之后，“故运之将隆”至“必有忠贤之臣”数句为前提；“其所以相遇也”至“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数句为发挥；“其所以得然者”至“成之者运也”数句为结束。（然，如此。此处“然”，指以上发挥之部分。）
文中用故事，在纯文学中是为求美，在议论文是举例、作证。连用典故，行文上要有排比，其顺序或依时代，或依事类。文章当用排比而又不可堆砌，“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孙过庭《书谱》），文如水流山立。《过秦论》即如此。排比与堆砌，真如鲁迅所谓：肉麻与有趣，相去一间耳。 [6] 散文中之排比，或有因果相生，有因果相生则不显堆砌。如韩愈《原道》开篇即曰：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如此排比而绝无堆砌。以修辞论，此胜过《运命论》开头之前三句。
文人是冒险的。凡事皆有分际、限度。文人创作时觉得不这样写不成，此非对读者而言，是自己心里觉得不如此写不行，而写出之后由读者一看，有分际、有限度，如悬崖勒马，要分际恰好，离太远让人觉得没劲，而过了掉下去，摔死了。太史公、老杜有时皆不免“过”，《汉书》是不够，只有《左传》真了不得。
作文如蜂酿蜜，当博采。文章之表现当动人，使人相信。而读文章，若只注意形式、音节之美，则容易受其蛊惑而忽略其内容。当以近代头脑读古人书。古文形式、音节好，而说理未必是。若孙过庭《书谱》中论学书：
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不学而得者也。
形式、音节、说理，须均好。（即领袖之用人才亦如是：“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不学而得者也。”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不得已而求其次，领袖亦当以事业为前提，不可以个人福利为前提。此非一手一足之力，故必有辅佐。明思宗云：“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 [7] 就凭这句话，思宗便是亡国之君。弈棋下子，脚步一乱，求生反死。思宗求治太急，用人不专，知人不明，人才求而不得，盖亦由知人不明。）
《论语》中孔子曰：
学 而时习之。
学，由勉强而得自然的过程谓之学。上智，不学不能；下愚，学而不能；我们是学然后勉强而得。只觉勉强，不得自然，是功夫不到；只有自然，没有勉强，不是天才就是不长进；由勉强得自然，是大自在。如练拳的式子是不舒服的，功夫练到家则自在舒服；禅宗戒律束缚人，而大师则行所无事。老杜的律诗亦然。（现在的诗无格律，倒自由，可是也未能好。）自由要不妨害他人自由，自由便是很严的戒律。高深的地方不是玄，若“玄”，不是欺骗便是偷懒；或者以为玄乃高妙，实是不肯追求。即俗之迷信，亦有象征意味：红，象征吉，如花如火，是发煌；白，象征哀，如霜如雪，是冷静。禅家有“透网金鳞”之话头：
僧问：“透网金鳞以何为食？”师曰：“罗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并非不落网，而要透出去。” [8]
透网之金鳞，是穿透罗网穿梭式一直向前。而平常人活了不肯死，死了不肯活，落入罗网就透不出去。“死”的人却如何得“活”？生，有生命、生活二义，今所谓“死”是生活的死，则虽生命存在亦犹死也。透网金鳞，得大自在，而并非成为余故乡所谓“没事人儿” [9] 了。“没事人儿”，就是有生命而没有生活。透网金鳞还要精修猛进，人不可不吃饭，而不可吃饱了便成“没事人儿”。吃饭也许艰难，但绝不是伟大。
文章应有：（一）义理（内容），（二）文字美。
英人谓英国文章至沃尔特•佩特（W.Pater） [10] 则“盛服大殓，寿终正寝”。此言虽不能说不严肃，但也很刻薄，也很公平，便因生命、生活都没有了。文字弹性的大小便是活动力的大小，六朝文便近于“盛服大殓”。而刘孝标《重答刘秣陵沼书》乃士大夫“盛服”而未“大殓”，生命力毫不减少。曹子桓文亦然。
文人写作所用语言，所走的有两条路：一是从旧书本子上学的，另一则是活的语言。退之虽称“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而“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尚非活的语言，与六朝文路子同，唯标准不同耳。余对史、汉 [11] 、庄子只是理智上觉得好，理智、感情都觉得好的是曹子桓、鲁迅，清峻峭厉，而鲁迅走的也是古典派。韩退之革新是复古；鲁迅先生是跳过“八家”回到《文选》，是“白话”而不是活的语言；《海上花列传》《九尾龟》 [12] 是用当时活的语言写的。
* * *
[1] 李康（？196—？265）：字萧远，中山（今属河北）人，三国时期魏文学家，曾作《游山九吟》，今存《运命论》一篇。《运命论》意在探讨国家治乱与士人个人出处之关系。
[2] 王守仁《传习录》卷上：“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3] 苏轼《记游松风亭》：“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4] 《左传》行文末尾处常有一段议论文字，以“君子曰”开头。“君子曰”实为《左传》对所载人物史事发表评论的一种独特形式。
[5]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洛阳（今属河南）人，西汉初年政论家、文学家，曾为长沙王太傅，故世称贾太傅、贾长沙。《汉书•艺文志》记载其散文有五十八篇，收录于《新书》。
[6] 鲁迅《<朝花夕拾>后记》：“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着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
[7] 明思宗：朱由检（1610—1644），明代最后一位皇帝，自缢于煤山。“思宗”为其庙号。清代龚炜《巢林笔谈》卷下载：“明怀宗（即崇祯帝）言：‘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甚矣，其自恕也！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又曰：‘不用贤则亡。’皆专责其君之词也。崇祯朝，未尝无仁贤，而信之不专，用之不久，则偾事之小人日益进，而国亡矣。此所谓虽有善者，亦末如何之候，而概责之曰‘诸臣皆亡国之臣’哉！且亦思用此亡国之臣者谁乎？奈何其不自反也？故帝之贤，贤在死社稷，而言乎亡国，则不得但诿罪于诸臣。”
[8] 《五灯会元》卷十五载奉先深禅师事：“师同明和尚到淮河，见人牵网，有鱼从网透出。师曰：‘明兄，俊哉！一似个衲僧相似。’明曰：‘虽然如此，争如当初不撞入网罗好！’师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宋代道行《雪堂行拾遗录》载：“僧曰：‘有问透网金鳞以何为食？’答曰：‘罗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
[9] 没事人儿：方言俗语，“没”读如mú。亦可说“没事身儿”，甚之曰“不觉没事身儿”，其深意即没有感觉的人。
[10]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文学家、文艺批评家，19世纪晚期英国唯美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著有哲学小说《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
[11] 史：《史记》；汉：《汉书》。
[12] 《海上花列传》，韩邦庆著；《九尾龟》，张春帆著，二者均为清代狭邪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