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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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作者：胡适》胡适撰。写于1922年,录自《胡适文存二集》。为上海《申报》创办五十周年纪念而作。它论说了中国新旧文学过渡期五十年来的演变过程,中国古文学即“死文学”的结束和中国新文学即“活文学”的新生之消长历程。略述了文学革命的历史以及新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作者认为:“中唐晚唐的禅宗大师用白话讲学说法,白话散文因此成立。”直到“1916年以来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在谈到“这五年来白话文学的成绩”时,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说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本文肯定了散文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先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创作的成绩,具有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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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制度、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明利害得失。论述精辟，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恰恰是对当时先生写书的环境反映。彼时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则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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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概论
《作者：瞿秋白》中国瞿秋白(1899～1935)的哲学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924年上海社会科学学会编辑的《社会科学讲义》第1～4集上。该书侧重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出“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个问题还是哲学中根本问题”。区分了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认为二者都是荒谬的。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指出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变动意识也随之变动。该书还论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指出人类脱离必然的束缚而达到自由的王国,正在于人逐渐认识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因果联系,认为自由并不是想象中的放纵自流,而乃是认识规律,运用规律达到人的目的。该书初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指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矛盾是一切事物的根本的属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还论述了事物的质量互变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总之,该书对于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开拓性和奠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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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学
《作者：瞿秋白》瞿秋白著。发表于1924年社会科学学会编辑的《社会科学讲义》第1—4集上。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原因论与目的论、社会现象的有定论与无定论、社会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论述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辩证法问题,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上一切事物都在“动”与“变”之中,没有一种东西是停滞不变的。社会现象也是互相联系的,“没有绝对与外界相隔离的东西”。主张不仅研究每个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说明社会“变动的历程”,也要研究每种社会内部不同阶段的矛盾。指出社会革命是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这种发展的革命形式,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彻底变革。该书第一次把辨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进行宣传,首先提出了“互辩律”的唯物论这一重要概念,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些论述是在此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没有涉及到的。该书是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在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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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概论
《作者：瞿秋白》瞿秋白撰。为作者1924年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的讲稿,1949年天津联合出版社出版。全书十二章,四万余字。认为社会科学是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而所谓社会现象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或互相动作;所谓科学即指这些现象都有因果可寻,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分析、综合从而推断出一切现象的原因及结果,并求得其共同的因果规律。指出“大致而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此外有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社会便是这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研究这社会现象之总和——是社会学。”从这种观点出发作者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社会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与阐述,指出:“社会基础一定是物质的生产力之状态,社会变易的根本原因必定是生产力之发展”;“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好像树的发叶开花,并非单供给你主观的欣赏,而是客观的营养传种的作用”。说明社会基本矛盾都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与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的。本书是在中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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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家书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著。主要讲述了该书是梁启超写给自己子女的书信的一部合集，体现了梁启超独特的教子良方。包括2封致妻子李蕙仙的信，给孩子们的信134篇。大致前29篇为文言，第30篇后为白话。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一位存世著作且多且厚,涉及范围且深且广的学术大家,他的整个体系的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但是鲜少被人知晓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而成功的父亲。他长大成人的子女有九人,他们个个成才,各有所长,有的是新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有的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有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有的从事经济学研究,有的从事社会活动,有的是著名的火箭控制系专家……更有三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在中国家庭中是非常少见的。梁启超的子女们几乎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却在学成以后悉数回到祖国,建设中国,这与梁启超成功的人格教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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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学史
《作者：郑振铎》郑振铎著。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史的重要 著作。作者在第1章以“何谓‘俗文学’?”为俗文学释 义:“‘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 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 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 东西。”继而扼要综述俗文学的6个特质及其与生俱来 的优缺点:“是大众的”、“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是口 传的”、“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 放的”、“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又就俗文学的体裁将 其分为5大类: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 等;小说——专指“话本”;戏曲——戏文、杂剧、地方戏; 讲唱文学——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游戏文章 ——用散文体或赋体写作。简要叙述了各种体裁俗文 学的产生与发展。尔后作者以13个章节的篇幅,以翔 实的资料对上自“古代的歌谣”下迄“清代的民歌”中国 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体裁的俗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作了系统地叙述,并对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各时代的文 艺发展的关系阐明了个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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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论
《作者：郁达夫》文艺理论。郁达夫著。1926年1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后曾多次再版。1925年,郁达夫曾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学课程,《小说论》便是他当时的文艺学讲义之一。全书共有六章:第一章,现代的小说; 第二章,现代的小说渊源;第三章,小说的目的;第四章,小说的结构;第五章,小说的人物; 第六章,小说的背景。郁达夫认为,“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实的逼真。”艺术来自生活,但又是生活的升华。他说:“艺术所表现的,不过是把日常的人生,加以蒸馏作用,由作者的灵敏的眼光从芜杂的材料中采出来的一种人生的精彩而已。”“小说在艺术上有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郁达夫特别重视感情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小说与科学哲学,在真理的追求这一点是同的,其不同之点,是在表现的方法。哲学科学的表现,重在理智,所用的都是抽象的论证。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所用的都是具体的描写。”郁达夫特别强调要塑造典型人物,他认为人物是“小说中最重要的要素”,而作品中的人物,“大抵是典型的人物,所以较之实际社会的人物更为有趣。这‘典型的’Typi-cal三字,在小说的人物创造上,最要留意”。此外,他还研究了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对艺术结构、人物刻画、背景描绘等方面,也都陈述了自己的意见。郁达夫的《小说论》,有许多精辟见解,同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虽然强调小说的真、善、美三者不可割裂的关系,但同时对“善”的要素又有所忽视。他说:“至于社会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不过事实上凡真的美的作品,它的社会价值,也一定是高的。”郁达夫受到过多种文艺思潮的影响,其小说理论也相当芜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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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
《作者：梁漱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著作。梁漱溟著。写于1941年至1949年,1949年路明书店出版。本书共13章,即“绪论”、“从中国人的家说起”、“集团生活的西方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宗教”、“理性——人类的特征”、“阶级的对立与职业分途”、“中国是否一国家”、“治道与治世”、“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人类文化之早熟”、“文化早熟后之中国”、“结论”。本书认定“孔子精神”、“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支柱。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有“向上之心”。人与人之间应发扬孔子的“互让”精神。西方奉行“个人本位主义”,中国则奉行“伦理本位主义”。这是由于孔子独具慧眼,最早“看出人类真切美善底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伦理关系要求互以对方为重,讲情谊,讲义务,讲调和折衷。认为人的心思作用有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理性高于理智,“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性就是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向上之心。还提出不是经济决定文化,而是文化推动了经济,决定了经济。而道德就是文化的核心。社会的治理不在武力而在教化,不在法律而在社会礼俗。“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是“中国文明一大异彩”。本书对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推崇封建道德,反对革新,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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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
《作者：游国恩》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集体编写。游国恩、王起等5人主编。因5人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教授,故该书又被称为“五教授本中国文学史”。全书4册,86.4万字,196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1964年3月出齐。此后多次印刷,印数近百万。本书以年代为线索,共分9编,分别为: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在内容上有以下几个特点:1.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试图以阶级论的观点评价中国古代文学。2.注重对文学流派的介绍,注意将作家放到社会及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背景中考察。3.各种文体兼论,创作与批评兼论。4.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论述中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并重,简约精练,常常一语中的,道出其特色。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作为全国大部分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教材使用,对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影响很大。其后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在内容和体例上,对本书多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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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鉴
《作者：梁启超》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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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书
《作者：梁启超》近代梁启超著。作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自称寓居日本以来,“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所成“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之作,取“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意以命名。共六十一篇。以介绍西人思想和政事居多,间融孔孟儒家观念加以评述。宣传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德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故称“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又极言:“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明确主张英雄史观和主观唯心论,认为“豪杰之士”所以能如此者,“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反映作者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收入《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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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撰。该书共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等6章。主要总结清末以来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改造,论述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主张用西方史学方法来整理东方古代文明。并详细分析、论述了史料的种类和搜集、鉴别、排比、归纳史料的方法。该书《自序》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该书第1章中说:“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能够从民族、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角度,着眼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又如中国史研究的项目如政治组织、阶级制度、家族等社会团体、法律、衣食住行、农工商业、经济制度、入口增殖与迁移、中西交通、民族思想及宗教信仰等等,都具有较高的见识,为现代史学所遵循。书成于1921年,由作者在南开大学所讲的《中国文化史稿》编订而成。最初发表在1921年的《改造》杂志上。有1924年、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及1985年岳麓书社《梁启超史学四种》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9年中华书局据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影印《饮饮室合集》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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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杂录
唐代轶事小说集。郑处诲撰。《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2卷，《四库全书》入小说家类著录为正文2卷、别录1卷，《墨海金壶》本著录为正文2卷补遗1卷，《唐人说荟》、《说郛》所收为1卷本，无别录，《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都在正文2卷、补遗1卷外，又附清人钱熙祚校勘记和所辑佚文。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收在《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中)。书成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据《新唐书》卷165《郑余庆传》中所附《郑处诲传》：“先是，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处诲谓未详，更撰《明皇杂录》，为时盛传。”全书合正文与别录共37条，基本上是记唐明皇开元、天宝年间轶事，记明皇少年时轶事(如“玉笼子”)，登位初期励精图治的作风(如“张嘉贞”条)和后期享乐腐化的种种表现(如“华清宫”，“舞马”条)。同时对名臣贤相(如“苏頲”、“卢怀慎”)和奸佞(如“王准”、“李林甫”)的事迹也有记载。虽然不都是实录，却可作为正史之外的补充参考。其涉及志怪的内容如“冯绍正”条的画龙求雨、“李遐周”条的预言祸福，则纯是小说家言。全书记事内容多与《次柳氏旧闻》、《开天传信记》、《明皇十七事》等书相出入，可作比较研究。
南部新书
宋代笔记。钱易著。共十卷,分别以十干标卷次。据卷首所载钱易子钱明逸序,此书凡“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共收一千余条,分为五编。今存明刊本、《学津讨原》本、《粤雅堂丛书》本、《说库》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1958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标点本。今本虽仍为十卷,但已不分编,所存共八百五十余条, 已非宋时原本。 《诗话总龟》等书中引有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文。此书是作者于大中祥符间知开封时作所,主要记唐代故实,间及五代。内容以轶闻琐事为主,也涉及朝章国典的因革损益,多至800余条,可以补充新、旧《唐书》的阙漏。所记唐代文人的遗闻轶事,亦可资参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作5卷。
艾子杂说
古代民间笑话集。传为宋代苏轼作。但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中即已指出：“《艾子》一卷，相传为东坡作，未必然也。”考其内容，应为民间所传笑话。全述艾子一人的言行，颇有民间机智人物故事的风格。艾子，史传上并无记载，仅笑话中说他是战国时齐国人，曾活动在齐宣王在位时期。故事中间有后来的事情，如秦破赵于长平以及唐三藏等事，民间传承变异的痕迹很明显。今传艾子的笑话37则，《顾氏文房小说》、《群书通要》、《广滑稽郭子六语》、《说郛》等书均有收录。王利器《历代笑话集》全录。明陆灼、屠本畯也依此书体例另编有《艾子后语》、《艾子外语》各1卷，有可观之处。
灵飞散传信录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齐推书心序称，得于唐李泌宅中， 为《太清仙经》之《灵飞散方》，尤胜收入孙思邈《千金方》者。 此录《灵飞散方》出自六朝之《太清仙经》，齐推书心述古本传授、 发现经过。述灵飞散方、治云母方，亦可视为中草药方。
法苑义镜
《法苑义镜》六卷，日本 善珠述。是对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的注释，这些书中引用诸如《论语》《左氏传》等汉籍释读文义，除具有佛学义理研读之价值外，同样具有文本校勘的意义。收入《大正藏》第71卷。
大般涅槃经疏
凡三十三卷。隋代灌顶撰。又作南本涅槃经疏、涅槃经疏。今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本书系以天台教旨解释南本涅槃经，并随处以南本涅槃经与方等般泥洹经、大般泥洹经、北本涅槃经等经辨其异同。灌顶于大业十年（614）至十五年间撰著之，原书仅有释文十二卷、玄义一卷，书中唯以科句节断经文。其后荆溪湛然再治之，于诸文之下，冠上‘私谓’或‘私云’之语，以彰显其义。荆溪再治本共有十五卷。南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师正以原疏之科句分别标示于经中，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开版。至明朝万历年中，圆澄更将经文与注疏汇编成会疏三十六卷，并制条个三卷，然后人对其所作会疏颇有‘擅自笔削，混淆泾渭’之贬。日本守笃本纯重行取十五卷疏会入经文，校合诸本，附上注解，共成三十六卷刊行之。此外，本书另有十八卷、二十卷、三十三卷等诸种版本。本书之注疏有私记十二卷（行满）、私记九卷（道暹）、治定疏科十卷（智圆）、三德指归二十卷（智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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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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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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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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