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
中国之武士道
《作者: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启超为补足国民精神教育,实现中华复兴而撰写的尚武精神著作,在新时代发展中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等研究方法,首先对尚武精神提出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然后对《中国之武士道》中尚武精神的意识冲突进行修改,实现尚武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有效结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之武士道》尚武精神作为近代救亡图存的呐喊,要求国民积极地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展现出急迫,激进的爱国主义情感.但《中国之武士道》尚武精神内涵的"生死观"与新时代和谐发展观产生冲突.新时代尚武精神应彰显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仗义任侠的爱国主义色彩,始终围绕国家和人民利益,并在塑造国民人格和促进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作者:梁启超》近代梁启超著。共七章。前六章初刊于《新民丛报》1900年3—12月;第七章刊于《新民丛报》1904年9、10、12月。该书综论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演变,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老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南北朝、唐)、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而以今日(二十世纪初)为复兴时代。对各时代学术流派、思想主张、学术兴衰的原因、背景均作了简要分析介绍。认为“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故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又认为“三国六朝”为“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注重东西方学术文化的比较研究,将先秦学派与古希腊学派作比较。预测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将来,认为“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我国特别之新文明”。提出二十世纪将是中华与欧美“两文明结婚之时代”。该书是中国近代最早以资产阶级观点论述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论著,颇多创见,有很高学术价值。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文集》第3册。
-
平民千字课
《作者:陶行知》陶行知,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国的教育之父”,他的教育思想是不断发展创造、不断进步的,是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有许多涉及或适用于语文教育的思想,对其所处时代及当今语文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平民千字课》是陶行知进行平民教育的教材,集中体现着陶行知的语文教育理论。全书共96篇课文,内容包括劝人读书唤醒民智、爱国主义教育、提倡自主和团结互助精神、日常行为规范、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时事政治、自然科学等;此外还有揭露贪官污吏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等。《平民千字课》于1923年11月由上海商务书馆出版,每部四本共售一角钱,初版很快销售一空。一个月后加印30万部。到1924年10月,已有50万人学《平民千字课》。《平民千字课》的编写和出版使上海和全国的成人识字教育首次具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内容。本书为第一册,虽为简单识字课本,但编写得也蛮有趣味的,比如《何九买东西》、《汤家太太做生日》。
-
先秦政治思想史
《作者:梁启超》又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近代梁启超著。是作者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之讲稿。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全书分“序论”、“前论”、“本论”三部分,系统阐述了先秦思想的发展,对儒、道、墨、法四家的思想作了评介。以孔、老、墨为“三圣”,认为道家为“天治主义”,儒家为“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墨家为“新天治主义”(原注:对三代前之旧天治主义而言),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指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中国的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任何部分所莫能逮”。认为中国政治思想有三大特色:“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本书鼓吹“人格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但在学术上有较高价值。版本还有1926年中华书局本。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13册。
-
中国伦理学史
《作者:蔡元培》蔡元培编著。191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署名蔡振。全书分为绪论、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和宋明理学时代四大部分。著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二十八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在附录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伦理学说。《中国伦理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著作。作者认为编著伦理学史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迫切的。知识是无限的,而个人的知识则是有限的。没有伦理学史,前人的伦理思想便不得而知,不利于学术进步、发展。把前人的伦理思想加以研究,编著成史,可节省人的精力,而而“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序例》)提出了我国伦理学是以儒家为大宗、是我国唯一发达的学科的观点。“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绪论》)儒家在我国影响范围极广,兼涉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其他曰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是军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绪论》)我国伦理学著作著述范围极广,伦理学可以称为我国唯一发达之学术。还提出了我国伦理学以先秦为极盛时期,以后呈衰落之势。汉以后,涌出了众多思想家,但其思想囿于儒家;而孔孟已发儒家之大义,后学无出孔孟之右者。究伦理学说呈衰落之势的原因有四:“(一)无自然科学以为之基础。”“(二)无伦理学以为思想言论之规则。”“(三)政治宗教学问之结合。”“(四)无异国之学说以相比较。”(《余论》)该书的出版。对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有巨大促进作用,在当时学术界影响极大,1910年至1927年间共出十一版。
-
中学修身教科书
《作者:蔡元培》蔡元培著。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中学德育教材,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侧重于道德实践,从修身、婚姻家庭道德、社会公德、个人和国家之关系以及职业道德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比较详细的道德规范。主张一个人应该身体健康、勤勉正直、谦让公正,要热爱国家、热爱劳动、爱护公物,要有理想。在伦理学说上,提出了孝是德性之基础的观点,“吾国圣人,以为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推演之者。”(《第一章总论》)但孝是有原则的,“乱命不可从”,“知其不可为,以父母之命而勉从之者,不孝之大者也。”(《子女》)又提出了博爱是最宝贵的德性的伦理思想。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爱他人;对他人之危难能鼎力相助。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在职业观上,主张职业无高下之分,一个人功绩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大小。下篇主要注重于论述伦理学理论,由《绪论》、《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和《德论》五篇组成。主张良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人性固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良心是使人行善的动力,它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而不是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同情心是良心作用的基础。提出了存在“至善”的观点。“至善”是个人完美的道德境界,是人类的理想,也是人生目的,“实现理想,而进化不已,即所以近于至善。”(《理想论》)这种“至善”既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也是品德高尚之人的行为动机。认为道德义务不是强制实行的,而是良心自律的“呵责”,道德义务在良心“呵责”下,习惯成自然。最后,提出了养性的方法:为善、去恶、悔悟、自责四种方法,最后达到自知的境界。作者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研究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在当时学术界有一定影响,1912年5月至1921年9月间,共出十六版。
-
社会进化史
《作者:蔡和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之一蔡和森的一部宣传阐释唯物史观的编译性著作。该书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当时尚无中译本)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当时也无译本,仅有主要章节的中译文),联系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历史过程,考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关系之剖析,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成功”的结论。全书之首有“绪论”,即《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下分三篇,为《家庭之起源与进化》、《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蔡和森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及一切必要的工具;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传种。这两种生产的历史演进,一方面为劳动发达的程序;另一方面则为家族发达的程序。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人类生活和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全书三个篇章都贯穿了这样一条明确而清晰的线索,即家庭、财产和国家的产生、发展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他在书中还多次指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如宗教、伦理、法律、道德等都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人类发展的各历程,各有其自己的生产条件;因而每个时代亦各有其特殊的道德规律”。此外,这本书还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原始时代群婚和私有制下一夫一妻制婚姻的道德问题;阐明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社会进化史》初为蔡和森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课程所编写的讲义,于1924年出版,共3篇35章,约14万字。这部书同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亦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在当时对传播唯物史观发挥过重要作用。
-
红楼梦评论
《作者:王国维》近代王国维著。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作者从叔本华哲学观出发,认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惟有文艺能减轻人的痛苦,“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红楼梦》的主题便在于宣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脱之道在于出世”。作者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为“人生之所固有”的“悲剧中之悲剧”,因而可称“宇宙之大著述”,具有最高的美学价值。作者还对“索隐派”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文学艺术所反映的“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文学艺术“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故不宜穿凿比附。其见解多涉及美学原理而越出文学批评之外,为自来评《红楼梦》者所未曾有。初载光绪三十年(1904)第八至十三期《教育丛书》,光绪三十一年收入《静安文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中国近代文论选》及1963年中华书局排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均收入此文。
-
近百年湖南学风
《作者:钱基博》思想史著作。钱基博著。全书9篇,为作者抗日战争时避兵湖南所作。在第一篇“导言”中追溯了屈原、周敦颐、王夫之对湖南学风之影响。在第2~8篇中,分别介绍了汤鹏、魏源、罗泽南、李续宾、王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王闿运、阎镇珩、邹代钧、罗正钧、谭嗣同、蔡锷、章士钊等17人的思想。其特点是突出强调各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如作者在第9篇“余论”中所云,这17人中“其人有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其人,而同归于好学深思;其事涉教育、政治、军谋、外交、欧化,不一其术,而莫非以辅世长民”。作者写作此书之宗旨也是为了激励今人:“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抗日战争时期由兰田袖珍书店和安化桥头河求知书店印行,1985年岳麓书社将此书与李肖聃《湘学略》合刊重版。
-
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
《作者:傅斯年》《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收藏整理了傅斯年先生关于“战国子家”和《史记》的珍贵讲义资料,前者概括了诸子百家的源流和特点,后者则开创了现代《史记》研究的先河,两部分内容都是傅斯年巅峰时期的精华之作,至今仍为学界所推重。
-
白马湖之冬
《作者:夏丏尊》夏丐尊著。作于1933年12月,收于《平屋杂文》,见《中国现代散文》下册。五四运动落潮后,作者于1921年返回浙江上虞家乡,怀抱着教育理想在白马湖畔创办春晖中学。由于此地环湖绕山,只有北首有一空隙,故冬天多风而特大。一刮风,天未夜,“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到了大风寒时,“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黯,湖波泛深蓝色。”文章通过写白马湖的冬景,反映出作者当年参与创建春晖中学的艰难和寂寞的情怀。一家人“从热闹的杭州移居于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之中。”松涛如吼的夜晚,作者“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作种种幽邈的遐想”。移情于景,情意真切感人。
-
犬窝谜话
《作者:吴克岐》五卷,辑录了其所作灯谜之精萃。除吴氏自制谜作外,在第一卷中还介绍了薛凤昌的《邃汉斋谜话》、周效璘的《慧观室谜话》、张起南的《橐园春灯话》、孔剑秋的《心向往斋谜话》、《两般秋雨盦随笔》、陈应禧的《正心书斋谜稿》、顾震福的《跬园谜稿》、《霭园谜剩》等书中的灯谜内容以及当时谜坛的见闻。其第二卷为《红楼梦》专题谜,可谓是其红学研究之又一成果。第三卷分别介绍了沈起凤、薛宜兴、鲍恩绶、张起南、顾震福、唐景崧、奚燕子等制迷名家的谜作,其中薛宜兴的谜作大多是《凡民谜存》所未收录的。第四卷着重介绍灯谜的历史与逸闻。第五卷则广泛搜罗章回小说中所载的灯谜,特别是《红楼梦》以及《红楼梦》各种续本书中的灯谜。洋洋大观,凡十余万字。
猜你喜欢的书
家庭的故事
现代短篇小说集。郑振铎著。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12月初版。内收《自序》1篇,《猫》、《风波》、《书之幸运》、《淡漠》、《失去的兔》、《压岁钱》、《五老爹》、《王榆》、《三姑与三姑丈》、《春兰与秋菊》、《九叔》、《三年》、《五叔春荆》、《病室》等短篇小说14篇。1929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增补本,增收《元荫嫂的墓前》、《赵太太》等短篇小说2篇。本集所收的作品,绝大多数为作者旅居巴黎时所写成。它们透过对旧式家庭的描绘,或抒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情趣与悲苦,或记述了旧家庭的兴衰际遇,或表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欢离合。《风波》和《书之幸运》是姐妹篇。作品记述了仲清与宛眉夫妇间的龃龉。其中《风波》描写妻子宛眉沉溺于打牌,经常深夜才回家。丈夫因此感到非常孤独。虽几经规劝,妻子却依然如故;丈夫只得生活在叹息之中。《五老爹》通过“我”的回忆,描写一个落第秀才穷愁潦倒的一生。五老爹早年曾投考秀才,但不幸落第。此后他始终未能找到职业,只得寄人篱下,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当光”,不久便郁郁而死。《三年》是本集中较有影响的一篇。它描述了封建迷信对妇女的戕害。十七嫂在年幼时曾被算命先生判有“克父”之命。嫁到夫家后适逢家道兴盛,便受到婆婆的百般疼爱。不久公公病故,儿子又不幸夭亡。于是她被视为“灾星”,最后遭到丈夫的遗弃。这些作品虽然是写家庭的琐事,却仍不乏某种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述,这些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旧事的纪实”,“我写的是旧家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自序》)。本书在结集过程中,曾得到叶圣陶、老舍等的帮助。
中国古典文心
《中国古典文心》是20世纪国学大师顾随学问与人生的巅峰之作,由国学大家叶嘉莹精准详实地记录,并珍藏了六十多年才公之于世。这部著作把中西文化熔于一炉,把学问与人生融会贯通,把人生、文章融为一体,把学文与学道、作文与做人放在同一高度,使读者不仅在学问、写作、知识等方面得到启示,也可以在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等方面得到裨益。它是情与理的有机结合,蕴含着现实的人生哲理,洋溢着诱人的艺术魅力,闪烁着生活智慧的火花。在博大的中国文脉中,传承古典文化的精华,启迪当下生活的提升。
神相铁关刀
相术书。假托宋陈抟撰。山阴梧冈山人订。为近世坊间流行的相书之一。为江湖术士所习用。《神相铁关刀》涵盖了相学的四大类基本内容:一是基础类,包括十三部位、流年运气、五星六曜、五岳四渎等;二是综合类,包括精神、气象、骨肉、声音等;三是意义类,具体论述人生大事、生死祸福、逐年吉凶等;四是官纹类,即分别从头面部位、五官、四肢以及痣、纹等方面来讨论人的命运休咎、穷通吉凶。《神相铁关刀》不仅从上述方面对人的命相进行了详细论述,它的独特贡献还在于提出了“结穴相法”这一全新的相术学说。
海公大红袍全传
章回小说。原署“晋人李春芳编次”。明本《海刚峰居官公案》署“晋人义斋李春芳编次”,故此书伪托其名。六十回。内容不同于明本公案小说,是以海瑞为主线贯串始终,具有完整连续情节的长篇小说。书中描写了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他为举子时寄寓张老儿豆腐店中,很同情张老儿的遭遇,帮他对付严嵩家奴严二的高利贷盘剥和敲诈。在任淳安知县时,他当众指斥国公张志伯借巡查各省钱粮之名,到处索贿受贿的行为。在刑部主事任上,他上疏参奏国贼严嵩,责打他四十大板,惩治了这个专权肆横的奸臣。在任历城知县时,他访得大土豪严嵩干儿子刘东雄,劣迹昭著,予以正法。最后写到海瑞的死,海瑞对夫人说:“吾自出仕以来,历任封疆,却未曾受民间一丝一线;今有红袍一件,贮于箱中,倘我死后,当以此袍为殓,亦表我生平之耿介也。”小说“大红袍”即由此得名。书中叙述的故事大多是民间传说故事和作者的虚构,许多人物历史上虽实有其人,而事迹与史实却大相径庭。小说突出了海瑞与严嵩的斗争,但文学成就不高,缺乏历史真实性和思想深度,语言也较粗疏驳杂。有嘉庆十八年(1813)二经楼刊本、道光二年(1822)书业堂刊本、道光二十年聚星堂刊本、经国堂刊本、同治六年(1867)聚盛堂刊本和上海达文书局排印本等。近有1984年北京宝文堂书店排印本。
蔗庵范禅师语录
清净范说,智璋等编。三十卷。收住资圣等六寺语录、示众、小参、垂问、勘辨问答机缘、拈古、颂古、一花五叶图像赞、佛菩萨赞、古今尊宿赞、愚庵老和尚赞、禅人请自赞、佛祖源流颂、佛事、杂著等。收入《明嘉兴大藏经》第三十六册。
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
唐北天竺沙门阿质达霰译
摩醯首罗大部多主请问,金刚手菩萨为说乌枢瑟摩秘密曼荼罗法,能成一切种种事业。
推荐作家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
孔颖达
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孟子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人。幼年丧父,母教极严,家境贫困。长大后,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的门人,是孔
房玄龄
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父彦谦仕隋为刺史。玄龄幼聪敏、贯通典籍,善属文。开皇中,天下统一,人皆以为隋朝国运长久,玄龄则以为隋帝失政,亡迹已现。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校,补隰城尉。李渊起兵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成)人。十岁时,随父司马谈到长安,开始研读古代文献,并就学于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自长安出发,历经长江、湘江、沅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