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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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札记
《作者：黄侃》教授《文心雕龙》的讲义。作者黄侃。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书中收有解说《文心雕龙》的札记三十一篇。其中多处涉及文艺心理学。在《神思》篇“神与物游”句下,《札记》指出:“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内心与外境,非能一往相符会,当其窒塞,则耳目之近,神有不周;及其怡怿,则八极之外,理无不浃。然则以心求境,境足以役心;取境赴心,心难于照境。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斯则成连所以移情,庖丁所以满志也。”黄侃所谓“内心与外境相接”即指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审美关系,即“非能一往相符会”。主体须有一种“虚静”的审美态度,才能感知物态而心生“怡怿”。主客体之间审美关系的发生,最重要的是“必令心境相得,见相交融”,既不能单方面被动地接受外物的刺激(“以心求境”),又不能单方面地强迫客观符合主观(“取境赴心”),只有主客默契,心物交融,神与物、心与境融为一体,同一无间,“神与物游”,才能移情。《文心雕龙札记》对《养气》、《体性》等有关创作主体的篇章也有独到的阐发,如“养气之说,正为刻厉之士言,不为逸游者立论也”。“人情万端,文体亦多迁变,拘者或执一文而定人品”,故其说不通。这些见解体现了黄侃对于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复杂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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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笑史
《作者：吴趼人》近代笑话作品集。吴沃尧(趼人)撰。共19篇。最初发表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第1卷第8号和第2卷第11号。195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卢叔度汇注的《俏皮话》收有此书。作者写作这些笑话的目的在于,他认为历代的笑话、小说原本不少,但大多是陈陈相因,没有新意识、新趣味,尤其是《笑林广记》一类的书虽为妇女儿童所熟知,但内容俚鄙不文,对读者没有好处,只能将他们导入歧途,为改良故而写作了《新笑史》。这些笑话辛辣地嘲讽了腐败的清廷。《德寿笑话》揭露清代一方大员德寿的昏庸无知,《问官奇话》讽刺了清朝官吏的丧权辱国,《梁鼎芬被窘》嘲笑了官僚们的狼狈丑态,有很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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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小论
《作者：周作人》论文集,周作人著,儿童书局1932年3月出版。 本书收入了周作人1912年至1924年间所写的11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其中《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文》、《儿歌之研究》、《儿童的文学》、《儿童的书》等,都是“五四”前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作者在书前的序文中说:“这几篇文章虽然浅薄,但是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在现今的儿童文学界还不无用处”。1933年2月,儿童书局出版了赵景深编著的《〈儿童文学小论〉参考资料》,对《儿童文学小论》中的有关名词、史料、典故、人物等作了注释,对研究该书和儿童文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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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录学史
《作者：姚名达》目录学著作。姚名达著。1938年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84年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复印本。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42年日寇侵入江西,正任教于中正大学,奋身参加战地服务团,不幸在新淦遇敌,死于石口村。另有《目录学》、《目录学年表》等著作。本书是《目录学》历史篇的扩大与补充,是作者的代表作。全书不以时代为纲,而是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诸篇,通论古今,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大特色是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未能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不能反映图书内容本质,因而有解题是唯一优越于西方目录学的地方。批评现代目录学一味效法西方,不但未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反将解题这一可贵之处也丢掉了。提倡主题目录,反对十进分类。认为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应分开,前者依分类,后者依主题。希望统一分类和标题编目,使治书之业,寻书之法,易做易学,并使目录学成为人人知道的通俗常识。本书比较详细地概述了自古到抗日战争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材料丰富,可供研究整理古籍和治目录学的读者参考。1957年商务印书馆再版时,曾请王重民校阅,撰《后记》一篇,指出本书的优点和局限性,并对本书中一些不妥之处,作了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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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作者：雷海宗》雷海宗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以文化形态史观系统阐述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和前途的著作。认为人类文化可分为七个独立的文化系，每个文化系只有一个生命周期，而中国文化系历经四千年，独具二周。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此前为第一周文化，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此后为第二周文化，其特点是沿袭秦汉的制度，但外来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兵、家族和元首（皇帝）是民族文化最基本的问题，“兵可说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家族可说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元首可说是政治的基本问题。”然而，中国自秦汉以下的第二周文化不尚“武德”，是“无兵的文化”，因此，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衰落。抗日战争是中国从文化第二周转入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伟业的时机，而“新生”的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尚武”和“尚兵”。只要重新恢复战国时代文武并重的文化，抗战建国和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实现。现有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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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
《作者：夏丏尊》《文心》是叶圣陶与夏丏尊先生，用故事的形式，来讲解语文知识的一部启蒙书。共三十二篇文章，每一章一个主题，例如信的书写、朗诵的技巧、修辞的运用……通过几个中学生乐华、大文等人的生活，将之串联起来，使语文知识在不同的场景中延展发散。更有社会时事的穿插互动，将文字技巧的说明升华为文字背后精神的挖掘宣扬。陈望道先生和朱自清先生为《文心》写了序，将该书的价值意义做一表彰。陈先生说这本书的特点是“把关于国文的抽象的知识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的事情融成了一片。”朱先生说“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还“将教学也打成一片，师生亲切的合作才可达到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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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
《作者：戴季陶》《日本论》一书初版于1928年，它不仅介绍了日本社会、文化的现象，更揭开了隐藏在现象下的深层原因，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作者戴季陶在日本生活多年，并作为孙中山秘书亲历了中日关系的最错综复杂的阶段，他对日本的了解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戴季陶认为，日本自古就有侵略中国的企图，对中国的研究更是从未停止，而中国却鲜少关注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两国近现代的交锋中，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下风正是因为对日本缺乏认识。在本书中，他纵论日本从皇权、国礼、信仰、宗教到武士、财阀、政党、国民的方方面面，用理性的态度对中日两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剖析，用扎实的证据披露了近代中日关系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虽已成书近一个世纪，《日本论》仍是中国人了解日本的经典之作。本书另附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所著《日本与日本人》，以帮助读者从心理、哲学角度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和国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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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作者：周作人》文艺理论。周作人著。1932年9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1932年春,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于辅仁大学作了数次关于新文学问题的讲演; 邓恭三做了详细记录,后经讲演者校阅,公开出版。本书共有五讲。第一讲是《关于文学之诸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范围,研究的对象,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用处等等。第二讲是《中国文学的变迁》,追溯了中国文学两种潮流的起伏、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公安派及其文学主张、竟陵派等等。第三讲和第四讲是《清代文学的反动》,介绍了八股文的来源、作法及其所激起的反动; 同时还说明了桐城派的思想、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等。第五讲是《文学革命运动》,内容有“清末政治的变动所给予文学的影响——梁任公和文学改革的关系——白话作品的出现——《新青年》杂志的刊行和文学革命问题的提出——旧势力的恐怖和挣扎——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新文学运动根本精神之所以相同——用白话的理由”。周作人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源流来自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他说:“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是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作者探讨新文学源流所得出的结论,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颇能给人以启发;但他脱离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中西文化撞击而谈新文学的源流,毕竟有其局限性,难以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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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论稿
《作者：汤用彤》现代学者汤用彤的思想史著作,收集了作者1938年至1947年间的9篇论文。第一篇《读人物志》,对刘劭《人物志》一书的宗旨,汉晋之际名实之学兴起、变迁,魏初儒、名、法、道等思想的活跃与它们之间相互杂糅的问题作了论述。第二篇《言意之辨》,就魏晋之际思想界讨论的“言不尽意” 、“得意忘言” 等问题作了论述,并揭示出 “言意之辨” 对形成玄学理论体系的巨大影响。第三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对何晏与王弼、向秀与郭象以及僧肇等玄学家的思想作出分析。第四篇《王弼大衍义略释》、第五篇《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第六篇《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第七篇《向郭之庄周与孔子》、第八篇《谢灵运辨宗论书后》等,概括了王、向、郭、谢诸人的玄学理论及其主旨。第九篇《魏晋思想的发展》作为该书《附录》,通过“魏晋时代思想的成分” 、“魏晋玄学的发生与长成” 、“魏晋思想的演变” 等三方面论述,对以玄学为内容的魏晋思想史作出明晰的结论,即 “关于魏晋思想的发展,粗略分为四期:(一) 正始时期 (240—249年) ,在理论上多以 《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为代表。(二) 元康时期 (291—299年) ,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 的思想流行。(三) 永嘉时期(307—313年),至少一部分人士承正始时期 ‘温和派’ 的态度,而有 ‘新庄学’ ,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 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 。” 各篇文章均言简意赅,甚有说服力。该书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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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杂录
唐代轶事小说集。郑处诲撰。《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2卷，《四库全书》入小说家类著录为正文2卷、别录1卷，《墨海金壶》本著录为正文2卷补遗1卷，《唐人说荟》、《说郛》所收为1卷本，无别录，《守山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都在正文2卷、补遗1卷外，又附清人钱熙祚校勘记和所辑佚文。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排印本(收在《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中)。书成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据《新唐书》卷165《郑余庆传》中所附《郑处诲传》：“先是，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处诲谓未详，更撰《明皇杂录》，为时盛传。”全书合正文与别录共37条，基本上是记唐明皇开元、天宝年间轶事，记明皇少年时轶事(如“玉笼子”)，登位初期励精图治的作风(如“张嘉贞”条)和后期享乐腐化的种种表现(如“华清宫”，“舞马”条)。同时对名臣贤相(如“苏頲”、“卢怀慎”)和奸佞(如“王准”、“李林甫”)的事迹也有记载。虽然不都是实录，却可作为正史之外的补充参考。其涉及志怪的内容如“冯绍正”条的画龙求雨、“李遐周”条的预言祸福，则纯是小说家言。全书记事内容多与《次柳氏旧闻》、《开天传信记》、《明皇十七事》等书相出入，可作比较研究。
南部新书
宋代笔记。钱易著。共十卷,分别以十干标卷次。据卷首所载钱易子钱明逸序,此书凡“事实千,成编五,列卷十,”共收一千余条,分为五编。今存明刊本、《学津讨原》本、《粤雅堂丛书》本、《说库》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1958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标点本。今本虽仍为十卷,但已不分编,所存共八百五十余条, 已非宋时原本。 《诗话总龟》等书中引有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文。此书是作者于大中祥符间知开封时作所,主要记唐代故实,间及五代。内容以轶闻琐事为主,也涉及朝章国典的因革损益,多至800余条,可以补充新、旧《唐书》的阙漏。所记唐代文人的遗闻轶事,亦可资参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作5卷。
艾子杂说
古代民间笑话集。传为宋代苏轼作。但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中即已指出：“《艾子》一卷，相传为东坡作，未必然也。”考其内容，应为民间所传笑话。全述艾子一人的言行，颇有民间机智人物故事的风格。艾子，史传上并无记载，仅笑话中说他是战国时齐国人，曾活动在齐宣王在位时期。故事中间有后来的事情，如秦破赵于长平以及唐三藏等事，民间传承变异的痕迹很明显。今传艾子的笑话37则，《顾氏文房小说》、《群书通要》、《广滑稽郭子六语》、《说郛》等书均有收录。王利器《历代笑话集》全录。明陆灼、屠本畯也依此书体例另编有《艾子后语》、《艾子外语》各1卷，有可观之处。
灵飞散传信录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齐推书心序称，得于唐李泌宅中， 为《太清仙经》之《灵飞散方》，尤胜收入孙思邈《千金方》者。 此录《灵飞散方》出自六朝之《太清仙经》，齐推书心述古本传授、 发现经过。述灵飞散方、治云母方，亦可视为中草药方。
法苑义镜
《法苑义镜》六卷，日本 善珠述。是对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的注释，这些书中引用诸如《论语》《左氏传》等汉籍释读文义，除具有佛学义理研读之价值外，同样具有文本校勘的意义。收入《大正藏》第71卷。
大般涅槃经疏
凡三十三卷。隋代灌顶撰。又作南本涅槃经疏、涅槃经疏。今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本书系以天台教旨解释南本涅槃经，并随处以南本涅槃经与方等般泥洹经、大般泥洹经、北本涅槃经等经辨其异同。灌顶于大业十年（614）至十五年间撰著之，原书仅有释文十二卷、玄义一卷，书中唯以科句节断经文。其后荆溪湛然再治之，于诸文之下，冠上‘私谓’或‘私云’之语，以彰显其义。荆溪再治本共有十五卷。南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师正以原疏之科句分别标示于经中，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开版。至明朝万历年中，圆澄更将经文与注疏汇编成会疏三十六卷，并制条个三卷，然后人对其所作会疏颇有‘擅自笔削，混淆泾渭’之贬。日本守笃本纯重行取十五卷疏会入经文，校合诸本，附上注解，共成三十六卷刊行之。此外，本书另有十八卷、二十卷、三十三卷等诸种版本。本书之注疏有私记十二卷（行满）、私记九卷（道暹）、治定疏科十卷（智圆）、三德指归二十卷（智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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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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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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