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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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 1903 年刊于《新民丛报》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以吾妻兵治汉译本《国家学》为蓝本，融合自身访美后的政治反思，核心是反对共和制、倡导君主立宪。 文章开篇批判卢梭社会契约论，指出其混淆 “国民” 与 “社会” 概念，导致法国祸乱，而德国因明晰二者区别根基稳固。主体部分阐释伯伦知理核心学说：强调国家是自然演化的有机体，国民与民族既相异又依存，共同民族特质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否定民主共和制普适性，认为其需特定前提，而当时中国民众缺乏自治素养，强行推行只会引发混乱；主张国家主权统一不可分割，归属于国家整体；提出国家首要目的是培育完善国民，与 “新民强国” 思想呼应。 该文标志着梁启超思想的关键转变，他彻底告别共和幻想，坚定君主立宪立场，成为其后续与革命派论战的重要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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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撰。发表于1903年《新民丛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期。作者认为康德哲学是调和“论定派”与“怀疑派”的产物，其目的在于“搜讨诸智慧之本原，穷其性质及其作用”，因而可称之为“检点派之哲学”。指出康德哲学以分外物为“现象”与“本相”、“现象”可知与“本相”不可知为基础。认为其所论人类智慧之作用有三：“视听作用”——依据“感觉力中所固有之定理”(空间和时间)，以“综合一切，序次一切”；“考察作用”——依据附丽于吾人心灵的“条理满足”、“庶物调和”和“势力不灭”三大原理，以使庶物百相“相引而有条理”，并求得其间一定之“公例”；“推理作用”——此为人类智慧中一更高尚之力，可“举一切而统之于其本原”。指出前二种作用所能及者只是“物理学”，第三种作用所能及者则为“哲学”，专以研究“魂”、“世界”、“神”为目的。认为康德以“道学”(道德学说)为本，哲学则附丽其上。指出其申论“道学”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超越空时的“真我”是常“自由”的。但因“惟自能守此法令者，乃能实有其自由”，故自由与道德律令又是统一不可分的。作者每以康德哲学与佛理比较对勘，强调“康氏哲学大近佛学”，且有与王守仁、朱熹乃卢梭等“颇相类”乃至“基础相同”者。对康德在学术界的历史地位极推崇，认为当十八世纪“全欧学界最纠纷、最剧竞之时代”，康德出而“砥柱狂澜”，“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使万众知所趋向，实为“百世之师”，乃“黑暗时代之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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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
《作者：梁启超》中国近代梁启超评介英国思想家、功利主义著名代表边沁伦理思想的论文。原载1902年《新民丛报》第15号，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在该文中他基本肯定了边沁关于求利求乐即幸福、道德为追求快乐的伦理思想，介绍了边沁关于苦乐是善恶的根源、苦乐是善恶的标准等观点及所创“快乐与痛苦等级表”，称边沁伦理思想为“乐利主义”。进一步提出，不能只顾个人求利求乐，还应顾及他人之利乐，不仅有纯然爱己心，还要有变相爱己心即爱他心，为爱己不得不爱他，实行“合理利己主义”。该文在介绍和宣传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伦理思想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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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第一号的文章，分上下两篇，分别介绍了培根实验派之学说和笛卡儿怀疑派之学说。 梁启超认为西方近代社会与古代的根本区别在于 “学术之革新”，近代西方文明建立在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思想之上，他把提出这些思想的培根和笛卡儿称作近代西方文明的始祖。 上篇介绍了培根的 “四假象说” 和科学归纳法。“四假象说” 指出人类认识事物时会受到种族、洞穴、市场、剧场四种假象的干扰。培根强调科学归纳法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实验和归纳来获取知识，同时，梁启超把培根的思想与中国朱子的 “格物致知” 做了区别，指出了培根学说的弊端，认为 “演绎” 与 “归纳” 应并重。 笛卡儿学说：下篇介绍笛卡儿怀疑派之学说，梁启超介绍了笛卡儿的理性演绎法，笛卡儿主张通过怀疑一切来寻找确定的知识基础，然后运用理性进行演绎推理，以获得可靠的知识。梁启超指出，尽管培根强调经验，笛卡儿重视理性，但他们在思想自由这一点上对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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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
《作者：丁玲》丁玲的短篇小说《团聚》创作于 1933 年她被国民党软禁南京期间，收录于作品集《意外集》，字里行间浸透了特殊年代的压抑与无奈。小说以凤姑归家团聚为线索，铺开一个普通家庭在时代风浪中的生存图景。怀着八个多月身孕的凤姑回到贫窘的家中，丈夫因烟酒嫖赌被拘于戒烟所，急需钱款营救，这让本就艰难的家庭更添重担。后母为保全病弱的父亲，劝凤姑隐瞒困境，转而向分散各地的兄弟求助。家中三兄弟各有境遇：大哥曾念大学却只能在税卡谋差，在应酬与养家压力中磨灭了理想；二哥因锋芒毕露遭开除后失踪，仅在异地偶尔露踪；三弟虽脚踏实地在外教书，却也久未寄信归家。一封来自三弟的雨夜家书，满含对童年团聚的怀念与对现实的苦闷，既流露着对家人的牵挂，也道尽了年轻一代的迷茫。小说通过家庭成员的离散与牵挂、生存的窘迫与彼此的扶持，折射出动荡年代里普通人的命运浮沉，将个人悲欢与时代困境交织，在细腻的家常叙事中，藏着对人性、家庭与社会的深刻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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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白茉莉
《作者：黄仁宇》历史学家黄仁宇以笔名“李尉昂”创作的英文小说，1990年由台北时报出版社推出繁体中文版，小说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被定义为“时代”小说，结合虚构叙事与历史观察，延续作者“大历史观”的创作视角。作品通过湖南青年赵克明的视角，展现军阀混战与社会转型下个体与城市的生存困境。青年卷入共产党与黑帮的黄金交易、工人罢工等事件，周旋于青帮头目杜大耳（原型杜月笙）、交际花胡琼芳等人物间，刻画动荡时局中小人物的挣扎。黄仁宇以疏离立场描绘历史细节，避免道德评判，将个人命运嵌入真实历史框架，呈现旧中国社会全景与民族命运的交织。小说因历史学家的叙事风格引发对文本分类的争议，亦被评价为语言偏向“史学腔”，人物塑造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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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医案选读
《作者：佚名》《名医医案选读》是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的教材之一，由李景荣、苏礼、姜晓等主编。全书分为隋唐五代以前、宋金元时期、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现代医案等六章。每章前有概说，介绍该时期医案概况及特点。医案排列以医家生活年代先后为序，跨越两个时代的医家医案，以该案形成时代为划分标准排入相应章节。 共选录古今 157 位名医的医案 336 首，医案多选择比较完整、文字简明，在理法方药某一方面有启迪者，以各科主要病种为主，重点选取危重疑难病证，尽量涵盖中医临床各学科及各历史时期著名医家的代表医案。 每首医案下有注释和评按。注释包括正字、注音、释词等，力求简洁明快；评按以评其得失、按其精华为主，力求中肯公允，以启发读者领会原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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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作者：丁玲》长篇小说。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系未完稿。主人公于曼贞出身于武陵书香门第，丈夫和公婆在婚后10年去世，家道中衰，无依无靠，饱尝人间辛酸。宣统末年，弟弟于云卿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家乡开办“女学堂”，组织“朗江学社”，开展反清反帝活动。自幼受旧礼教熏陶的于曼贞思想开始变化，她不顾亲友的歧视，反对，变卖田产，考入女学堂师范科。校中受到关心国事的热血女青年夏红真的影响，摆脱闺秀习气，立志以培养决不做亡国奴的下一代为己任。辛亥革命的炮声震荡武陵，她带着子女离开县城到乡下走上新的生活。作品通过于曼贞的思想转变和生活道路，展示了封建家庭内部的衰落与分化，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时代浪花。1933年9月1日《文学》第1卷第3期，茅盾发表《丁玲的〈母亲〉》，说: “《母亲》的独特的异彩便是表现了‘前一代女性’怎样艰苦地在‘寂寞中挣扎’!也许将来还有作品把这样‘前一代女性’的挣扎为题材，而且比《母亲》写得更好；但在现今，我们不能不把这部《母亲》作为‘前一代女性’怎样从封建势力的重压下挣扎出来，怎样憧憬着光明的未来，——这一串酸辛的然而壮烈的故事的‘纪念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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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概论
《作者：佚名》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专为中医药学习者打造的经典教材，由白永波、刘景源、姜典华、樊正伦联合编写，史常永担任审阅，于 1986 年由光明日报社正式出版。该书以通俗易懂的表述和系统完整的知识架构，成为中医药入门学习的重要读物，深受函授学员及中医药爱好者的青睐。 教材除绪论与附录外，共设十章核心内容，全面覆盖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与应用要点。绪论部分梳理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脉络，阐释了中医学的唯物辩证观及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基本特点，为学习者搭建起认知框架。后续章节依次详解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等基础理论，深入剖析病因病机、诊法、辨证等诊疗核心环节，系统介绍治则治法、中药学、方剂学的关键知识，最后专章论述中医药学在医疗领域的独特优势，形成 “理论 — 方法 — 应用” 的完整知识链条。 作为函授教材，该书在编排上独具匠心，各章节内容均明确划分 “掌握”“熟悉”“了解” 三个层级，帮助学习者精准把握重点、合理分配学习精力，实现循序渐进的高效学习。无论是零基础的入门者，还是希望巩固基础的中医药从业者，都能通过本书系统掌握中医药学的核心要义，为后续深入学习或临床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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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冲
《作者：丁玲》短篇小说。丁玲著。发表于1931年《小说月报》22卷7期。写背叛地主家庭的革命女青年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的故事。主人公三小姐是地主的女儿，因在城里搞革命宣传活动，被父亲送到农村赵得胜家监护起来。可是，这位三小姐却在农村中开展秘密活动。她向农民讲解“地主是虎狼”的道理，在农民中鼓动反抗情绪。她还与邻村秘密串联，得到赵家兄妹的支持，连负责监护、安分守己的赵得胜老头也暗中保护她的秘密活动。最后，三小姐“失踪”了，而她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在田家冲周围农村中燃烧起来。小说对主人公的革命活动采用暗示的写法，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土地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日益深入，表现广大农民长期受地主剥削的残酷现实和农民要求摆脱不平等命运的呼声。作品未能写出主人公的思想转变，形象不够丰满；但仍是作者摆脱“革命+恋爱”的公式，在开拓新题材的探索中较为成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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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与五月
《作者：佚名》现代新诗集。邵洵美著，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11月初版。为“狮吼社丛书”之一。收新诗33首。集前有诗人写于1926年11月1日的《序诗》1首及《自序》。诗集的扉页上题为“给佩玉”。33首诗分为“天堂之什”和“五月之什”两个部分。这些诗的写作时间是1925年左右，大多数作于英国、法国和归国途中的地中海、红海、印度洋。他追求“艳丽的字眼，新奇的词句，铿锵的音节”(《自序》)。诗人从不同的角度歌颂爱情，流露出一种消极颓废的情绪。《花姊姊》是一首较长的抒情诗。诗中说，“死神展开了他的翅翼”飞来飞去，它栖息到哪里，哪里就“杀杀杀”、“死死死”；而花神则“知道人们本不是/绝对的残忍，/那只是受了/打不破的见解的怂恿，/跳不出的环境的诱引，”才逼着活人拜见死神。《天堂》写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以后，“在知道/快乐悲苦羞耻一切以前，/先知道了爱！”集中其余的都是短诗。咏吟情人的头发(《头发》)，问水仙对“我”有无情意(《水仙吓》)，梦巴黎(《病痊》)，怀莎茀(《莎茀》)，有游子的思恋和处女的忧愁。有的诗反复吟唱“这便是爱”(《爱》)，有的诗艳羡花的自由与高洁(《花》)。《恋歌》写得精致，《明天》充溢着轻盈，《五月》和《我忍不住了》则燃烧着情欲，《夏》展示赤裸裸的调情。这些全是自由诗，音韵自然，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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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色的衣裳
《作者：章衣萍》短篇小说。章衣萍于1925年创作。作品以主人公逸敏的情感经历为主线，展现了五四时期青年在恋爱与家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小说中，逸敏与菊华陷入热恋，同时还涉及到启瑞，三人有着复杂的情感关系。菊华提到启瑞为了她已与前妻离婚，这一情节为他们的感情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和伦理冲突。逸敏还回忆起自己与秀芳的过往恋情，秀芳已与他人订婚，这引发了他们对婚姻制度的讨论，认为结婚制度不打破，恋爱总不能美满。 逸敏因恋爱而长期未回家，他的祖父病重去世时他都没有回去，这成为他心中的愧疚。母亲和祖母多次写信催他回家，他却总是以各种理由敷衍，因为他认为回家会影响他与菊华、启瑞三人的理想，体现了新青年在追求自由恋爱与面对家庭责任时的矛盾心理。 小说中不乏对人物心理和情感的细腻描写，如逸敏看到菊华时，心从忧愁转到肉欲，又在与菊华的相处中，经历了情感的起伏和内心的挣扎，展现了五四时期青年在情感表达上的大胆与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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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
《作者：冯至》现代散文集。冯至著。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列为“文艺丛书”之一。收《蒙古的歌》、《赛因河畔的无名少女》、《罗迦诺的乡村》、《在赣江上》、《人的高歌》等9篇;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5月出版增订本，列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9集之一，增收《赤塔以西》、《山村的墓碣》、《动物园》、《忆平乐》和《后记》等5篇，并将旧版中的《放牛的老人》改题为《一棵老树》，这是通行的定本。冯至于1930年去德国留学，赴德途中写了《蒙古的歌》和《赤塔以西》，在德国求学5年间写了《赛因河畔的无名少女》和《两句诗》，回国后以欧行乡居生活为题材写成《怀爱西卡卜》和《罗迦诺的乡村》。这6篇欧行游记描绘异域风情，歌吟自然美、人情美，显示了善于领悟自然情韵、体会人生哲理的风格特色。抗战爆发后，他辗转来到昆明，有感于西南内地山水人物的秀丽纯朴，续写了《山水》后半部的7篇散文。他对于山川自然抱着独特的见解，认为“真实的造化之工却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面含有无限的永悦的美”，感到“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着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我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后记》)。可见，他热心于从平凡、天然的山水风物中发掘诗意美，领悟人生哲理，获取陶冶性情的精神滋养，表现出独特的品格。《在赣江上》、《一个消逝了的山村》、《忆平乐》诸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冯至是以诗知名于世的，但这本散文集却占据了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个重要位置，受到了文学史家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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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
长篇小说。沈从文著。1945 年1月由昆明文聚社初版,列入《文聚丛书》。作品以三十年代湘西辰河中游的小码头吴家坪为背景,描写了辰河岸边兼务果园和水上运输的乡绅滕长顺一家的日常生活。他们辛苦经营的桔园丰收了,却有保安队长来讹诈;他们胼手胝足驾船来往于风波烈日之下,却有水上警察来勒索;他们家有纯洁姣好的女儿夭夭,却有土霸、反动军官来调戏;时局不稳,政出多门,对他们更是难测的威胁。这一切象一片阴影,使人民的生活黯淡无光。人们祈愿有一个公平合理的世道,并深信有一天天下事会由这些“手足贴地的人”来作主。正如作者在《〈长河〉题记》中所说:“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由于作者的一颗心贴着自己的人民和土地,所以他能以饱蘸故乡“哀乐人事”的现实主义彩笔,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真如梦的境界,并在其中歌颂美与善,鄙弃丑与恶,给人们以淳真的欢乐,宽和明净的心地和朴实无华的理想,不失为作者独特的民族的乡土的艺术风格。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下卷中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长河》是沈从文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读过《长河》你才知道什么叫‘美不胜收’。”
古语拾遗
日本史书。平安初期学者斋部广成著。807年 (大同二年) 成书。一卷。斋部氏自“神代”起就与中臣氏对等共掌朝廷神事，平安初期以来其势日衰，中臣氏凌驾其上。时值平城天皇命广成撰家史献上，广成以为此乃复兴其家世良机，遂在书中以家传《古传》为据，叙述其祖神天太玉命及祖神之孙天富命之功，强调斋部氏地位与功绩不在中臣氏之下。以此为中心记述“神代”至天平年间的历史。书中载有不少末见于《记·纪》的历史材料而被珍视。书中也记载了“归化人”和上古文化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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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北齐释灵裕撰。释灵裕,俗姓赵,定州钜鹿曲阳 (今属河北省境内)人。身世生平不甚详。出家入寺后,钻研华严宗义。终身事佛奉法,有“裕菩萨”之称。曾担任宝山寺集记,由此开始笔耕。先后撰有 《华严经疏》、《华严经文义记》、《自余内外章疏》、传记等五十余部,总百余卷。其中,灵裕所撰华严疏及旨归合九卷,今所存乃卷六,释经卷第四十九至第六十,盖即疏之末卷也。灵裕从师于道冯,为惠光律师的再传弟子。《华严经文义记》一书内容:所释始自第十知识弥多罗尼,终于第四十三知识普贤菩萨。……故所序知识之数,仅有四十三。此《华严经文义记》一书的价值,较之灵辩之论,惠光之记,诚为逊色。而断句判章,间有独到之处。揆其用意,凡此记所详,多是当时他人文疏所略者。欲洞研华严者,此记亦不可废也。《华严经文义记》的不足之处是,于方广之致,未能多所发挥。此《义记》常见版本为续藏经本,或 《高僧传》 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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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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