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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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
《作者：王力》高校文科古汉语教材。王力主编。1962年中华书局初版,1982年出版修订本。是根据1961年5月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由若干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教科书。修订本4册,约100万字,包括14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3部分,既不同于一般的文言读本,也不同于文言语法和汉语史。全书共收作品257篇,常用词1 086个。文选和常用词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注释,注意古今词义的差异、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以及近义词的辨析。文选部分除注释词义外,还随文注释了一些语法现象。通论包括字典、词汇、音韵、语法、修辞、古书注释和句读、文体特点和古代汉语常识等学习古汉语的必备基本知识。本书总结了各高校古汉语教学经验,创造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体例。后来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正是沿袭了这种编排体例。若干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古代汉语教材采用三结合的方式是科学的,效果是良好的。三结合的体例非常注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有机结合,它通过大量的古代典范作品的讲授和阅读,给学生以较多的感性认识,然后以通论和常用词分析使之条理化、规律化、系统化,引导学生较快地掌握古汉语必备的知识。另外本书的“通论”和“常用词”非常丰富,资料价值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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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作者：钱穆》钱穆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沧海丛刊于1984年12月印行,长沙岳麓书社凤凰丛书于1986年5月出(大陆)版。全书以文化不同学术亦异的文化学术观和比较学术方法,以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门立章,对中西新旧学术一一比较会通,探求异同。由此阐述了作者关于在文化学术上中国重会通和合,西方重分别专门的基本观点。并进而阐扬了重会通和合的中国学术传统、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反对“今人一切以西方为衡量”的学术文化观,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原自会通和合,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全体而始见其价值,并显发出中国的天人内外合一论和心性论。认为会通中西将更有一新学术新境界之向前发展。本书是钱穆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在海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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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作者：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1961年王力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一部分（第八、九单元的通论部分）。《古代汉语》书稿的原始基础是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讲义》。讲义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等先生编写。本书是王力教授主编的一部非常传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通论性经典作品。在编写这部书稿的时候，就动用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古代文化研究领域最顶尖级的专家。那些响当当的名字，王力、丁声树、朱文叔、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姜亮夫、叶圣陶，各个全都是今天学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师。这本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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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文法概论
《作者：胡适》胡适著。全文分三篇,第一篇为国语与国语文法,第二篇为国语的进化,第三篇为文法的研究法。前两篇谈了语言的起源、功用、发展变化等。认为语言文学有许多用处,可以表情达意,记载过去的经验,是进行教育的工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媒介。由于作者没能把握住语言的本质,因此,常将语言与文字、文学混为一谈,将文字、文学的功用加于语言之上。探讨语言起源时认为语言产生于“灵感”和“神灵”,否定语言系统具有规律性。认为语言文字自然变化是无意的,莫名其妙的,没能认识到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但是从文言发展到白话这段发展中,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两个规律:即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如复音词的增加,字数的增加;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如词的概括性更大了,语法更简单了。在 “文法的研究法”中提出了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1)归纳的研究法,(2)比较的研究法,(3)历史的研究法。认为语法的研究,归纳法是根本的,比较法是佐证资料,历史法是限制归纳法推广归纳效用的手段。反对搞独立的汉语语法,但也不赞成一味的模仿,要比较与参考。认为语言有高低优劣之分,而汉语语法贫乏。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本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有1986年台北远流出版社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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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作者：胡适》胡适著。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4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作者从文学进化观念出发,将中国戏剧与外国文学、戏剧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中国戏剧改良之必要性。作者将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分四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第二层论述文学进化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过程。指出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终未能完全达到自由和自然的地位。第三层论述文学在进化过程中,每个时代往往留下许多无用的纪念品(“遗形物”)。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都是这一类“遗形物”。而评剧家大多不懂文学进化的道理,往往把这些“遗形物”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第四层论述中国戏剧应当取西洋的戏剧作参考材料,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论文还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中国文学一是缺乏悲剧观念,二是缺乏文学的经济方法。作者呼吁: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应当赶快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胡适的这篇文章从中外文化的比较上,指出中国戏剧存在的弊端。对中国戏剧的批评切中要害,它和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改良思潮是一致的,在戏剧改革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意义。文中也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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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短篇小说
《作者：胡适》胡适作。本文原是 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的演讲稿,傅斯年记录。初载于1918年3月22日——27日《北京大学日刊》“本校纪事栏”,原题为《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议录》。后经作者修改,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期。全文分3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短篇小说作了界定,指出了短篇小说的特征:1,截取“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2,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加以描写。作者通过分析《最后一课》与《柏林之围》,使短篇小说“用一段代表全体”、“用一面代表全形”的特征。第二部分从上述的界定出发,勾勒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文章指出,从“用心结构”的先秦寓言《愚公移山》到明清两代的《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不管是创作方法上的“理想主义”还是“写实主义”,语言形式上用白话还是文言,都有若干的佳作。其发展趋向是“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第三部分为结论。文章指出,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这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繁忙和文学进步所要求,因此,在中国文学界应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本文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专论短篇小说的文章,虽对短篇小说的论述还不够全面,但它对短篇小说的界定,对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力提倡,对以后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建设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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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作者：陈寅恪》论文。今人陈寅恪著。本篇前半部分略论魏晋两朝清谈之发展演变,后半部分由两晋、南北朝世奉天师道之士大夫对于儒学及佛教之不同态度,论及陶渊明之思想。著者认为,魏末与西晋即清谈之前期,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之异同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清谈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是士大夫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完全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演变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认为陶渊明终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学,却绝不受佛教影响。究其原因,乃在于他能自创一新自然说,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其新自然说既是承袭魏晋清谈演变而来,又是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旧自然说而加以创改。它虽主张“自然”而反对“名教”,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等人之佯狂任诞;亦不似旧自然说过于看重有形的生命,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与大自然合为一体。渊明之思想,实为“外儒内道”。在此以前,历代论陶者,多着眼于文学的批评,而较少侧重于其思想的探讨。本篇就魏晋时代之学术思潮的广度作探讨,从清谈内容的演变与陶氏家传之信仰立论,成一家之言,别开生面。但著者把渊明之思想归结为“外儒内道”,并誉之为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有的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本文有1945年9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单行本,今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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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译注
《作者：陆侃如》《文心雕龙》研究专著。陆侃如、牟世金合著,分上、下两册,由齐鲁书社出版。1962年陆侃如、牟世金合著了《文心雕龙选译》上下册,译注了《文心雕龙》25篇,后来牟世金以此为基础,补译全了其余25篇,对原来的译注也进行了修改,并重新撰写了引论和题解,遂成该著。本专著的注释综采国内外各家《文心雕龙》的译注本之长,准确、翔实。引文以有助于理解原著为主,也引证了部分与旧注不同或为其它注家所未曾引用过的资料。译文用直译方式,准确而流畅。每篇译注的前面都有一段“解题”,说明全篇的主旨。在全书之首的长篇引论,除按原书体系探讨了《文心雕龙》的基本内容外,还结合介绍在它的研究中存在的重大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者认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唯物思想基础之上的,“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正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以“论文叙笔”、“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这是其理论体系的概貌和基本特点。他们还认为《神思》篇提出的情与物、言与情、言与物三种关系是刘勰创作论的总纲,这个总纲既显示了创作论的理论体系,也符合以“衔华佩实”为主线的全书总的理论体系,而刘勰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则是批评论的基本观点,也是沿着“割情析采”这个全书理论体系的总纲而提出的。此外,著者在对全书的认真考察基础上,对研究中的许多分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此,专著是一部既有着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着广泛的普及性的《文心雕龙》译注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的《文心雕龙》读者当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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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话
《作者：吴恭亨》20世纪初吴恭亨(1857-1937,湖南慈利人,一生以游幕、教读为业)撰。是书系作者收辑和自撰的对联,并对其分类评品的专辑。全书分题署、庆贺、哀挽、杂缀、谐谑等5类,共14卷。其中一些内容涉及当时饮食风气和特色食物,如卷十二《杂缀二》有云:“湖南今日生活程度之高昂,客至,鱼、肉、豆腐、蛋四类必备物,恐万钱亦无几余。”卷十四《谐谑》中,述及湘军将领陈海鹏解甲后,养鸭于长沙新河,“座客常满”,以致有“欲吃新河鸭,须交陈海鹏”一联流传。另,此书还收入了作者为长沙饮和祥、天乐居、一枝香等酒楼餐馆拟作的对联;湖南人在上海所营桃源隐菜馆的对联,反映了其时长沙饮食业和湘菜流传上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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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考证
《作者：胡适》研究著作。胡适著。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旧红学批评总结,第二部分为关于《红楼梦》的考证。本书是五四运动后崛起的“新红学派”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开一代之风气,其观点对此后的“红学”研究影响较大。作者对旧红学“索隐派”进行了批评,称之为“附会的红学”,认为不应收罗零碎不相干的史事来附会小说情节,而应从著者的身世时代、版本源流等去研究。关于《红楼梦》的著者,胡适据有关史料,认为他是曹寅孙、曹頫子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去世后,《红楼梦》是隐去真事的自传,甄、贾宝玉即作者化身。关于版本,胡适介绍了戚蓼生序脂评抄本,以之与通行的程伟元刊本进行了比较,指出原书初仅八十回,著者未完成全书即去世,乾隆五十六年(1791)后始有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续作者为高鹗。在评价《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时,胡适称之为“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载民国十年(1921)亚东图书馆印行《胡适文存》卷三,近有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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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制度论
《作者：王国维》近人王国维撰。王氏自述撰是篇旨在考殷亡周兴之原因。认为周之所以兴,自制度始。并具体论证殷周制度之差异:其一为立子立嫡之制。殷制兄终弟及,殷以前无嫡庶之制,自周始舍弟传子,严嫡庶之分,定嫡长继统之制,所以“息争宁国”。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旋下及大夫以下,宗法及丧服之制由此形成。周代政治赖此宗法之制而益得巩固。其二为庙数之制。王氏考殷人祭法无远迩尊卑之分,周人立尊尊之统,以尊尊亲亲之义立庙制,尊卑分明。其三为同姓不婚制。周初多“异姓之国”,非宗法所能统,乃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实为周人用血缘宗法行施一统之策。以上三制不出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四纲。周代之所以能久兴不衰,就是用此四纲来维系的。此文对学术界影响较大。收入《观堂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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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故事
现代短篇小说集。郑振铎著。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12月初版。内收《自序》1篇，《猫》、《风波》、《书之幸运》、《淡漠》、《失去的兔》、《压岁钱》、《五老爹》、《王榆》、《三姑与三姑丈》、《春兰与秋菊》、《九叔》、《三年》、《五叔春荆》、《病室》等短篇小说14篇。1929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增补本，增收《元荫嫂的墓前》、《赵太太》等短篇小说2篇。本集所收的作品，绝大多数为作者旅居巴黎时所写成。它们透过对旧式家庭的描绘，或抒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情趣与悲苦，或记述了旧家庭的兴衰际遇，或表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欢离合。《风波》和《书之幸运》是姐妹篇。作品记述了仲清与宛眉夫妇间的龃龉。其中《风波》描写妻子宛眉沉溺于打牌，经常深夜才回家。丈夫因此感到非常孤独。虽几经规劝，妻子却依然如故;丈夫只得生活在叹息之中。《五老爹》通过“我”的回忆，描写一个落第秀才穷愁潦倒的一生。五老爹早年曾投考秀才，但不幸落第。此后他始终未能找到职业，只得寄人篱下，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当光”，不久便郁郁而死。《三年》是本集中较有影响的一篇。它描述了封建迷信对妇女的戕害。十七嫂在年幼时曾被算命先生判有“克父”之命。嫁到夫家后适逢家道兴盛，便受到婆婆的百般疼爱。不久公公病故，儿子又不幸夭亡。于是她被视为“灾星”，最后遭到丈夫的遗弃。这些作品虽然是写家庭的琐事，却仍不乏某种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述，这些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旧事的纪实”，“我写的是旧家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自序》)。本书在结集过程中，曾得到叶圣陶、老舍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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