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 中华典藏网

宋代

春秋集注

《作者：张洽》十一卷。纲领一卷。张洽撰。张洽字元德，清江(今属江西)人，宋代着名经学家。张洽曾在朱熹门下研习六经传注，皆能究其指归。嘉定进士，历任袁州司理参军、知永新县、池州通判，皆有善政，官至着作佐郎。除此书外，张洽还着有《春秋集传》、《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皆佚。宋理宗知张洽家居着书，于是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张洽因此而升任知宝章阁。张洽《进书状》称：“于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会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可见此书是仿朱熹《四书集注》体例，旨在汇集诸家之说而斟酌发明。然通观其书，集解者多而发明者少。张洽为朱熹高足，其说亦多从朱子。如胡安国创“夏时冠周月”说，认为《春秋》经中如“春二月”、“夏五月”之记时，“春”“夏”为夏正，“二月”、“五月”为周正，朱熹曾反对此说，张氏捍卫朱子之说，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朱熹曾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又说：“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又说：“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得知他肚子里事?”(《朱子五经语类》)张洽继承朱子之说，认为：“《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明初科举，经义宗法程朱，乃以胡安国《春秋传》与此书同列于学官，作为解释程朱之说的权威。至永乐年间钦定《五经大全》，胡广等抄袭汪克宽《春秋纂疏》而为《春秋大全》，其说专主《胡传》，成为科场程式，此书遂被废弃。现存宋宝璠三年临江郡庠刻本、元延璠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务滋堂刻本。
春秋集解

《作者：苏辙》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春秋经解

《作者：孙觉》北宋孙觉据《左氏》、《公羊》、《榖梁》及历代诸儒所说之长,解《春秋》之义的著作。今本13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15卷不符。清纪昀等认为:王应麟在《玉海》中所载《春秋学纂》13卷,“注曰: 其说以《榖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分庄公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然则《春秋学纂》即《春秋经解》之别名” (《四库全书总目》) 。《春秋经解》力主抑霸尊王,认为: “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共赋之职不问,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乱礼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 (《春秋经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周麟之云: “莘老 (孙觉字) 发明圣人之奥,举《三传》以断得失,反复折中,著为通论” (《春秋经解·后跋》) 。邵辑说: “凡先儒之是者从之,非者折衷之,义例一定,凡目昭然,诚后学之指南也” (《春秋经解原序》) 。有《四库全书》本。
春秋集解

《作者：吕本中》三十卷。吕本中(1084－1145)撰。吕本中字居仁，原名吕大中，宋代着名诗人、理学家。吕本中北宋末官至祠部员外郎，南宋初赐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之“东莱先生”。吕本中以诗擅名，其诗颇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诗家多称之“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吕氏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童蒙训》、《师友渊源录》、《东莱诗集》、《紫微诗话》、《江西诗派宗社图》等书。此书乃自三传而下，集诸儒解经之说而为之。其所集诸儒，主要是陆淳、刘知几、孙复、孙觉、刘敞、苏辙、程颐、襄陵许氏、胡瑗数家。此书虽全无吕氏议论，但采择较精。朱熹曾说：“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此书旧刻题曰吕祖谦撰，误，《四库提要辨之甚详。然吕本中传林之奇，而林之奇则吕祖谦之师，二人亦有渊源。现存有康熙《通志常经解》本，乾隆本。
春秋传

《作者：刘敞》十五卷。刘敞撰。此书皆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以释《春秋》。其褒贬义例多采《公羊》、《穀梁》之说，《四库提要》批评其“不免于胶固”。此书所用经文杂采三传，不主一家，又以经传连书，不加区别，容易产生混淆。且主观随意，往往窜改三传字句。如《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后人一般认为此非孔子之评语。刘敞为了证明此乃孔子语，遂改为“讨贼则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首开宋代窜改经传之风。虽然如此，后人对刘敞的《春秋》经传之学仍推崇备至。此书所附清纳兰性德《序》称：“后林叶氏谓庆历间欧阳文忠公乃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刘原父虽出其后，以通经传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文。又曰，原文为《春秋》，知经而不废传，亦不尽泥传，据义考例以折衷之，经传更相发明，虽间有未然，而渊源已正。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刘以难入，或诋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彼盖不知经，无怪其然也。……晁公武谓刘氏《传》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类，皆古人所未言。诸公推服原父者若此。”此书当时未有刻本，最早的版本是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春秋意林

《作者：刘敞》二卷。宋刘敞撰。此书体裁类似经义、史论。所论虽为《春秋》经传，实则多寓借古喻今，针砭时事之意。故《四库提要》称此书“其间正名分、别嫌疑、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但此书艰涩难读。元吴莱《春秋意林后序》云：“刘子作《春秋权衡》，自称书成世无有能读者，至《意林》犹未脱稿，多遗阙。今观其书，或仅标经文数字，不置一词；或草草数言，文不相属，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条之下别标他目一两字，与本文迥不相关；或诘屈聱牙，猝难句读；或仅引其端而词如未毕。其为随笔札记，属稿未竟之书，显然可证。”此书于宋哲宗时被旨刊行，现存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乾隆聚珍版本、闽覆本等。
春秋或问

《作者：吕大圭》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吕大圭(生卒不详)撰。吕大圭字圭叔，号朴乡，南安(治今江西大余)人，宋代经学家。淳璠进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出知漳州军、节制左翼屯戍军马。未行，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元，令吕大圭署降表，大圭易服而逃入海，为蒲追杀。吕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集传》、《易经集解》、《学易管见》等书，皆散佚。此书在于申明《春秋集传》之旨。吕氏曾师从杨昭复，杨氏则为朱熹高足陈淳之弟子，故吕氏之学皆本朱熹而发明之。其弟子何梦申《跋》云吕“氏”盖本文公之说而发明之，有《五论》以开其端，有《集说》以详其义，又有《或问》以极其辩难之指归，而《春秋》之旨明句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论至先生而备。”此书体例仍以十二公排列，每公之下，撮其重要之事，以问答形式分条论说。于三传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于何休《解诂》，斥之尤力。书后附有《五论》，一是论孔子作《春秋》，二是辩褒贬之例，三是特笔，四是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是世变。此书由其弟子何梦申初刻于宋理宗宝璠二年(1254)，现存明隆庆元年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春秋集注

《作者：高闶》四十卷。高闶撰。高闶字抑崇，鄞(今浙江宁波)人，宋代着名经学家。高闶八岁即通经史大义，宋高宗绍兴初赐进士第，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时兴太学，闶奏宜先经术，高宗然之。南宋初学制多为其所创建，官至礼部侍郎。后因忤执政，一斥不复，家食累年，中寿而卒。学者称之“息斋先生”。此书为高氏晚年家居所着，大旨以程颐《春秋传》为本，故仍冠以程颐原序。其说则杂采唐宋诸家，以己意折衷，不复注明引者姓名。南宋古文大家楼钥《序》称：“自顷王荆公废《春秋》之学，公独耽玩遗经，专以程氏为本，又博采诸儒之说为之集注，其说粹然一出于正。”此书虽宗程颐，但却时有从违。如程颐据汉薄昭与淮南王书有“齐桓公弟”之语而谓公子纠为桓公弟，而高氏则依据三传、《史记》、《荀子》之文，谓公子纠为桓公之兄。但其大义则全主程氏。程氏《春秋传序》云：“后世以史观《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高氏发挥其说，认为孔子“惧先王经世之法坠地莫传，欲立为中制，俾万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托始于隐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后王，以周公之事业望鲁之子孙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万世通行之法也。”主旨虽谬，然于考证亦有所得。如解“向戌盟于刘”云：“凡因来聘而盟者，必在国内。刘，王畿也，岂有来聘鲁而远盟于刘者乎?盖下文有‘刘夏’，传者以为春夏之夏，与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文同，故误增‘于刘’二字耳。”其精辟若此。《四库提要》评其书“惟于地理少疏……然在宋代《春秋》诸家中，正大简严，实可与张洽相匹，非孙复、崔子方辈可几及”。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此书采取最多。此书最早为南宋刻本，但原书久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及各书所引高闶说中辑出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十四卷，《四库全书》编辑者因其篇页繁重，乃析为四十卷。现存清聚珍版本、闽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春秋说

《作者：洪咨夔》三十卷。洪咨夔撰。洪咨夔字舜俞，于潜(今浙江临安)人，宋代文学家、经学家。嘉定进士，历官端明殿学士，刑部尚书，宋理宗初，洪氏为考功员外郎，因忤权臣史弥远，又言李全必为国患，乃被罢官家居七年。在此期间，他“杜门深省，有感于圣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说》”。此书之宗旨在阐明《春秋》“奉天命而立人极”，“以天治人”的大义。洪氏认为，《周易》与《春秋》“在鲁皆所以司天人之契”，硬把《易》与《春秋》拉扯在一起。他又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纯粹是《剥》卦之演变，“以齐桓霸天下始末权之，每四十年当一爻，阴愈进则乱愈甚”。其说虽发前人之未发，但其谬亦过前人。洪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两汉诏今》、《平斋文集》、《平斋词》等书。此书原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其经文部分因《永乐大典》未录，则根据其说以推之，加案语附录其正文之后。其中尚缺僖公十四年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两部分。现存清洪氏刊本。
春秋传 [四库本]

《作者：胡安国》南宋初胡安国借《春秋》以托讽时事之书。30卷。“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 《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 (《四库全书总目》) 。胡氏也自谓其著书目的,在于 “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 (胡安国《春秋传序》) 。明初定科举之制,要求士子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缺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书也。后洽《传》渐不引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 (《四库全书总目》)。皮锡瑞认为: 宋人治《春秋》者多,“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元、明用胡《传》取士,推之太高; 近人又诋之太过,而胡《传》卒废。平心而论,胡氏《春秋》大义本《孟子》,一字褒贬本《公》、《穀》,皆不得谓其非。而求之过深,务出《公》、《穀》两家之外;锻炼太刻,多存託讽时事之心。其书奏御经筵,原可藉以纳约。但尊王攘夷,虽《春秋》大义; 而王非唯诺趋伏之可尊,夷非一身两臂之可攘。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即宋太祖赵匡胤) 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 ( 《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 。有《四库全书》本。
尚书说

《作者：黄度》七卷。宋黄度撰。度字文叔，号遂初，两浙路新昌(今属浙江省)人。南宋政治家、经学家。绍兴间进士，宁宗时为御史，尝劾韩侂胄误国，又劾内侍杨舜卿、陈源，又奏吴曦必反，有直名，累官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卒谥宣献，《宋史》有传。度研治经学，用力甚勤，晚年犹着述不辍，所着《尚书说》之外，尚有《诗说》、《周礼说》，已失传。度注《尚书》，主要依据孔安国传，孔传虽系伪作，然于诸家《书》说为最古，度据之作注，远胜他人臆说。该书注重考据，兼及义理，于《禹贡》山川地理，尤重实地考察。是书张金吾《藏书志》、瞿氏《藏书楼目录》均有旧抄本，旧抄本注用大字，其注意犹未尽者，则以双行小字附注于下，明吕光洵、康顺之校刊是书，始改注为小字，并尽删附注。《通志堂经解》及《四库全书》本所据即吕、唐校本。现存版本有明万历三年(1575)吕光洵刻本，明十一世孙天球校刊本，《通志堂经解》本(中多脱文缺字)，黄氏家塾刻本(较通志堂本完善)，清道光九年(1829)重刊本等。
春秋经解

《作者：崔子方》十二卷。崔子方(生卒不详)撰。崔子方字彦直，又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之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并刻石于醉翁亭侧，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于哲宗时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着书者三十余年。崔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通观崔氏之学，要在明“日月之例。”其《春秋本例序》云：“《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以生也。着日以为详，着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着月焉，此例之常也。”此书之宗旨，据其《后序》称，乃因戚《左氏》不着日月之例，且考圣人之例亦大疏略；而《公》、《穀》虽“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所以“其辞至于乘乱而不可信。”因而此书重在阐发《春秋》一书的“日月之例”。其《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着来世惩劝，故辞之难明者着例以观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由于崔氏执着于“日月之例”这个虚妄的大前提，故虽亦能发“诸家所未发”，自成一家，但其“过泥”、“偏驳”乃至荒诞之处自所难免。现存有宋刻本，《四库》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
春秋左传要义

《作者：魏了翁》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此书亦其所辑《九经要义》之一。其体例亦同于诸经要义，乃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第。魏了翁《李明复春秋集义序》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此书对前人《左传》注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宋儒之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则多废杜氏之注与孔氏之疏。而此书之释经义，则尊杜非服而驳刘炫，俨然杜氏之忠臣。其训诂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如其释“口”，则引《说文》及《左传》昭七年所引《正考父鼎铭》以证孔疏之说；释“豭”则引《尔雅》等等。原书六十卷，后散佚，至明代已只存三十卷。现存有宋刻本。
西畴老人常言

《作者：何坦》也称《西畴常言》。一卷,宋何坦撰。此书分讲学、律己、应世、明道、莅官、原治、评古、用人、正弊九门,各门之下分条记事,间加评论。其书“大抵因旧说而衍之”(《四库全书总目》)。书中所论大抵精辟近理。如其《讲学篇》说性与天道子贡不得闻,而以后世学者窃袭陈言,自谓究理尽性为妄;《明道篇》谓儒者之待异端甚于拒寇敌,也都是有所感而发。至于其论心如槃水,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过之,则湛浊动于下,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挠动则浊起也,所见颇近于禅。又说孟子之辟杨、墨,深排峻拒,词费而力殆,收功甚少。其他如律己、应世、用人、正弊等篇,对于个人修养、治国安邦都有所论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版本主要有《百川学海》、宛委山堂《说郛》、《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本(作《西畴老人常言》)、商务印书馆《说郛》本(作《西畴堂言》)。
内外服制通释

《作者：车垓》七卷。宋车垓(生卒年不详)撰。垓字经臣，初名若绾，号双峰。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县尉，因年老未赴任，德祐二年卒。车垓及其从兄若水均受学于季父安行，行乃为朱熹门下陈埙之弟子。故车氏《通释》，据文公家礼而补其未完备之处。是书有图、有说、有名义、有提要，所有正服、义服、加服、降服均阐释明晰，条理井然。朱彝尊《经义考》称，“车氏书，余所储者，缺第八卷以后。卷八书目为三殇以次降服，应服期则殇者降服大功小功，应服在功而殇者降服小功，应服小功而殇者降服缌麻”。今从之。有续台州丛书本。
春秋尊王发微

《作者：孙复》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诗本义[四库本]

《作者：欧阳修》北宋欧阳修撰。全书十六卷,对《诗经》诸篇先以“论曰”为题,畅言前人之说,然后以“本义曰”表明作者对各诗主旨的看法。又以时世论、本末论以及豳、鲁、序三问阐述对个别诗篇及诗序的看法,书后并附《诗图总序》及《亡郑谱》以助对《诗经》的理解。伴随着北宋初期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表现在思想上即要求用新的义疏来阐释汉唐以来的诸经文本,《诗本义》即是第一部对《诗经》研究史上的《诗序》、《毛传》、《郑笺》进行大胆批评的著作。欧阳修自述“于《诗》常以《序》为证”,及“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之故,但并不全遵《诗序》,遇其“有小失”,便“随而正之”,并强调“惟《周南》、《召南》失者颇多”。对于毛、郑二家之说,既不妄加非议,又务求《诗经》本义,吸收其正确观点,纠正不足之处,并言“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对二家诗说进行了大胆指摘。这种对《诗序》、《毛传》以及《郑笺》敢于非议、指出其缺点的做法,动摇了《诗经》学上的汉学地位,为进一步探求《诗经》诸篇的本义,起了开拓作用。
诗补传

《作者：范处义》三十卷。范处义撰。范处义号逸斋，金华(今属浙江)人。南宋经学家。曾任殿中侍御史，除《诗补传》外，着有《解颐新语》等。范氏认为《诗序》是国史及作诗者之本意，有圣人之言，然而“其不通者辄欲废序，以就已说”(《自序》)，于是写了《诗补传》这部南宋尊序的代表作。《诗补传》，原称《逸斋诗补传》，全书共分三部分，正文之前有《序》、《诗补传篇目》、《明序篇》三篇，提出尊序的理由及《诗经》篇目的写作年代。说诗部分一诗一题，先释《诗序》，再释正文，注音夹于句中。《附说》部分对风、雅、颂的含义及《诗经》中的有关音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训释。如果说，南宋初期，郑樵是疑序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范氏则是尊序的代表，他认为“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明序篇》)。书中对《诗序》和《毛传》进行再解释，对我们理解传统的《诗经》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全书结构完整，脉络清楚，词气畅达，有许多地方已突破《毛传》的局限。对诗义的体会方面也有许多精微独到之处。为了维护《诗序》的权威，范氏引用了许多三家诗的资料加以对照，在客观上开了整理、研究三家诗的先声，宋末王应麟作《诗考》，清人范家相作《三家诗拾遗》，均受其影响。该书的局限也很明显，过分拘守《诗序》，没能作更多的开拓与探索，脱离文学说诗，强作解人，亦有不少错解文义的地方。此外在资料运用上也有失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引据《孔丛子》，既属伪书，牵合《春秋》，尤为旁义。矫枉过直，是也一瑕。”现存版本有《通志堂经解》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尚书全解

《作者：林之奇》四十卷。林之奇(1112－1176)撰。之奇字少颖，号拙斋，谥文昭，福建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宋经学家、文学家。绍兴进士，官至宗正丞。为官期间，朝廷欲令学者参用王安石《三经义说》，之奇斥其说为邪说异端，不可为训。事见《宋史·儒林传》。之奇平生着述颇丰，除《尚书全解》外，尚有《春秋周礼讲义》、《论语注》、《孟子讲义》、《杨子讲义》、《道山纪闻》、《拙斋集》、《观澜集》等。《尚书全解》又称《三山拙斋林先生尚书全解》。此书系之奇辞官家居期间，博考诸家《书》说编写而成。该书辨析前儒旧说之异同，贯穿史事，持论较为平正，见解亦有独到之处，足成一家之言，夏僎撰《尚书详解》，取于此书者颇多。书前有自序一篇，详述《尚书》始末，然多舛误，阎若璩诸人已有明辨。此书《宋史·艺文志》着录作五十八卷，原书自《洛诰》以下出于伪续，后经之奇孙耕以别本参校证验，厘定为四十卷。版本现存明天一阁抄本、清汲古阁抄本、传是楼抄本、《通志堂经解》本等。
毛诗集解

《作者：佚名》佚名编。(宋)李樗、(宋) 黄櫄撰,(宋) 吕祖谦释音李樗,字若林,闽县人。尝领乡贡。著《毛诗详解三十六卷》。黄櫄,字实夫,龙溪人,淳熙中以舍选入对,升进士两科。调南剑州教授,终宣教郎。著《诗解二十卷》、《总论一卷》。《毛诗集解四十二卷》集李樗、黄櫄两家诗解为一编,而附以李泳所订吕祖谦释音。泳,字深卿,始末未详,与樗、櫄皆闽人,此书有可能为建阳书肆所合编。樗为林之奇外兄,又为吕本中门人,其学问具有渊源。其书博取诸家,训释名物文义,末用己意为论断。櫄解体例也同。似乎相继而作,而稍稍补其缺漏。不相攻击,互相符合。如论诗序,樗取苏辙之说,以为毛公作而卫宏绩。櫄则用王安石等之说,以为非圣人不能作。所见迥然不同。櫄学虽少亚于樗,而其说实足以相辅。编此书者,惟音释取吕祖谦,而训释之文则置《读诗记》而取樗、櫄。此书今见《通志堂经解·诗》康熙本、同治本;《四库全书·经部诗类》;《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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