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 中华典藏网

宋代

书仪

《作者：司马光》十卷，宋司马光(1019－1086)撰。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后人称司马温公，陕州夏县涑水乡(现属山西夏县)人，着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创立涑水学派。平生着述颇丰，除《书仪》外，还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亦称《温国文正公文集》)、《通鉴考异》、《稽左录》、《家范》、《独乐园集》。宋以前以《书仪》为名研究《仪礼》者较多，司马光《书仪》之名，沿用旧称。《书仪》反对王安石“新学”，尽力尊崇郑玄注，不但对郑注之误少有驳正，并进行附会，不免显牵强。然全书诠释古礼非常详细，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相比，更为详确。朱熹评其“《祭礼》只是于温公《书仪》内少增损，”又说“二程与横渠(张载)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颇为准确。《四库全书总目》称之为“礼家之典型”亦不为过。司马光《书仪》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陈详道《礼书》代表了宋礼学研究之最高水平。版本有宋绍熙三年(1192)刊本、明刊本、学津讨源本、广东刊本、日本芳春楼刊本、清雍正元年(1723)汪亮采影宋刊本、同治七年(1868)江苏局刊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太平经国书

《作者：郑伯谦》十一卷,宋郑伯谦著。其书发挥《周礼》之义,取名《太平经国书》,意本刘歆以《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语”。首列四图:(1)《成周官制》;(2)《秦汉官制》;(3)《汉官制》;(4)《汉南北军》。其大意是将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统于太宰,故首冠四图。目有30:(1)教化;(2)奉天;(3)省官;(4)内治;(5)官吏;(6)宰相;(7)官民;(8)官刑;(9)揽权;(10)养民;(11)税赋;(12)节财;(13)保治;(14)考课;(15)宾祭;(16)相体;(17)内外;(18)官制;(19)臣职;(20)官民;(21)宫卫;(22)奉养;(23)祭享;(24)爱物;(25)医官;(26)盐酒;(27)理财;(28)内帑;(29)会计;(30)内治。其中内外、会计分上、下篇,共计32篇。全以《周官》制度类聚贯通,以问答体,推明建官的所以然。多用后代史事,证明古法之善。当时武统于文,相权极重,而此书《宰相》一篇还更欲重其权。宋人南渡之余,湖山歌午,不复措意中原,正宜进卧薪尝胆之戒,而书中《奉养》一篇,深斥汉文帝节俭为非。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其“毋乃当理宗信任贾似道时,曲学阿世以干进欤!”但其书对《周礼》与周、秦、汉三代官制等,又颇有发明。可资这方面研究的参考
左氏博议

《作者：吕祖谦》二十五卷。宋吕祖谦撰。此书又名《东莱左氏博议》或《东莱博议》。据吕氏《自序》，此书是其居东阳之武川时，与从学者议论《左传》之语及课试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旬储月积，浸就编帙。”可见此书乃属范文性质。书成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其门人张成招为之作注。全书收录论议一百六十八篇因为范文，故后世常以此书为教授生徒习作史论之课本。然其中亦不乏借古喻今、针砭时事之论。此书在宋时已有刻本，明代有十五卷之精选本，有二十卷之刊本，亦有十二卷之坊本。现存宋刘氏递修本、元麻沙本、元刻明修本、明弘治七年蔡绅刻本、明正德刘氏安正堂刻本、瞿氏清吟阁刻本、清《金华丛书》本。
春秋左氏传说

《作者：吕祖谦》二十卷。宋吕祖谦撰。吕氏一生研究《左传》，共着三书，一是《左氏类篇》(已佚)，二是《左氏博议》，三即此书。吕氏为宋代着名散文家，其治《左传》亦重其文史，此书卷首《看左氏规模》云：“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开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虽仍立足于《春秋》大义，但其偏重史实，较诸儒之拘于书例、变例，则稍胜一筹。吕氏之说《左传》，既称扬其能通过对史实之描述而明辨其是非曲直，“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但又批评“左氏虽才高识远，然不曾明理，溺于习俗之中，而不能于习俗之外别着一只眼，看此左氏纪述之失也。”吕氏对《左传》的批评，是基于《左传》解经的旧说。吕氏重文，故朱熹批评此书“遣辞命意，颇伤于巧”。《四库提要》为之辨云：“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吕氏论《左传》，要在明其如何申经之大义，与诸儒之治经传者无异。然吕氏之“巧”，则在其重视《左传》文字表达之技巧，此又与诸儒截然相别。吕氏不但重文，也重史。如卷二论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世，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又云：“以此知战国时已自有符命惑人了。虽左氏好说符怪，然战国之时，已自相传，如此便到得陈涉以符命惑乱一世，遂盛于王莽。”即是从历史之角度论《左氏》之失，远胜于诸儒之空谈。此书文体类似宋代散文家之史论，随事立论，随文解义。或一事一议，或总若干事而一论，均有感而发。现存清《通志堂经解》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左氏传续说

《作者：吕祖谦》十二卷。宋吕祖谦撰。此书是续《左氏传说》而作，以补《传说》之未及，故名为《续说》。此书为吕氏晚年所作，其体例一仍《传说》，亦随文解义，但其议论则稍不及《传说》之阔大。卷首《纲领》称“《左传》字字缜密”，“一部《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用底书”。又说：“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数句便是看《左传》纲领，盖此书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战国秦汉之初，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用，此所以最好看。看《左传》须是看得出人情物理。”又说：“《左传》一部三十卷，其大纲领只有三节，自第一卷至第三卷庄公九年齐桓初出时是一节。此一节霸业未兴，当时之权亦未尝专在一国。自庄公九年以后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节，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兴之际。……自召陵以后直至卷末又是一节……晋便失霸，诸侯遂无霸。自是以来，吴与越却以蛮夷主盟诸侯……此时都不成世界了，是末一节。”此说与陈傅良《春秋后传》之说大同而小异。吕氏批评《左传》有“三般病”，一是“左氏生于春秋，为习俗所移，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二是“又好以人事附会灾祥，夫礼义动作，古人固是于此见人吉凶，亦岂专系于此?”三是“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以今观之，吕氏所云《左传》之三般病，除第二种外，皆非其病。吕氏之论则是基于封建社会之伦理道德标准而发，故《四库提要》评此“三病”之说，认为“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此书久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除缺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外，余皆完帙。现存清《金华丛书》本。
三礼图集注

《作者：聂崇义》二十卷。宋聂崇义(生卒年不详)撰。崇义为河南洛阳人。学三礼，精礼学、五代汉乾祜中，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曾校定《公羊春秋》，后周显德中，迁为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是编以唐张镒等六家所撰为底本，相互考稽，辨正是非，总成一帙，成于建隆三年(962)。宋初表上于朝，太祖命尹拙、窦仪订正后颁行。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其中所述古制、前儒曾绘图以阐明之，疑为东汉侍中阮湛首创，其后郊法者代无乏人。崇义继承此法，书中亦就三《礼》古制，诸如宫室、宗庙、东服等之名数清式绘之以图以明义。然书中绘图与郑注之说相悖，故后儒时有相讥者。综观是书，都汇集诸家，秉承旧法，所绘之图亦非尽为杜撰，于礼制研究颇有可资之处。尤其综合六本衍出一家之学、成为“礼图”学派之宗。有《通志堂经解本》、清人钱曾影宋钞本。
诗传遗说

《作者：朱鉴》　(宋)朱鉴撰朱鉴,宋塾子,字子明,以荫补迪功郎。累迁湖广总领。宝庆间迁居建安之紫霞洲,建熹祠于所居之右。著有《朱文公易说》、《诗传遗说》等。《诗传遗说六卷》,《宋史·艺文志补》有著录。该书系宋理宗端平乙未年(1235),鉴以承议郎权知兴国军事时所作。因重刻朱子《集传》,而取文集语录所载论诗之语足与《集传》相发明者,汇而编之,故曰遗说。其书首纲领,次序辨、次六义,继之以风雅颂之论断,终之以逸诗诗谱叶韵之义。以朱子之说,明朱子未竟之义。今见《通志堂经解·诗》康熙本、同治本;《四库全书·经部诗类》; 《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
诗地理考

《作者：王应麟》宋王应麟撰,六卷。其书全录郑玄《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理志》、《水经注》及先儒之语中涉及《诗经》地名著作,荟萃成编,然采录遗失,皆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等。诗品(钟嵘撰) 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原名《诗评》。南朝梁代钟嵘著,共分为3卷。全书专论五言诗,论列了汉至梁各代部分诗人,计122位。为别其等第,分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位。每品中,所评作家一般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每品1卷,卷前各有序文,今人三序合一,称为“总论”或“诗品序”,序中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兴起、作用及表现手法,并对当时盛行的追求声律和堆砌典故的不良诗风进行了批评。正文对各作家品定等级,进行具体分析,说明他们在创作上与前代的承传关系、作品的风格与得失。因于品第外,略加评论诗的优劣,故原称《诗评》论诗主张表现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强调艺术感染力,提倡“风力”和自然,要求文质兼备,反对片面用典、声病之风,否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所品评的诗歌,比较重视作家自身的经历和政治环境对其作品的影响。所论颇有特见,对后代诗歌评论影响很大。因历史条件和当时风气的影响,在说明历史的继承性时有牵强之说,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品评亦有不当。日本对此作很为重视,今有日文等外文注释本名世。诗品(司空图撰) 又称《二十四诗品》。诗论。唐司空图撰。1卷。主要论述诗歌的风格,分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24品,每品各用四言韵语12句,描摹其特征。司空图在前人评诗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对诗歌风格区分更为细密,强调诗的风格意境,并用象征性的手法形容抽象的风格。所论强调韵味,崇尚冲淡、追慕玄远,表现出超脱现实的唯心主义文艺观点。其论诗方法对后世严羽、王士祯影响很大。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历代诗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郭绍虞集解本,与《续诗品注》合刊。
叶氏春秋传

《作者：叶梦得》二十卷。叶梦得撰。其平生着述颇多，除《春秋传》外，还着有《春秋考》、《春秋谳》、《春秋指要总例》、《石林春秋》、《石林居士建康集》、《石林词》、《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石林诗话》。叶梦得认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尽废三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力主《左氏》而轻《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失偏颇。故此书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相互发明。他评三传得失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传故也。”因而他要斟酌三家，以求史实与大义之契合。如隐五年《经》：“春，公矢鱼于棠”。《公羊》、《穀梁》作“观鱼”。《公羊》以远观为讥，《穀梁》以亲卑者之事为非正，而《左传》则训矢为陈，以陈鱼而观之为非礼。杜预《集解》亦云“书陈鱼以示非礼”。而孔颖达《五义》则调和三传之说，认为陈鱼是“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叶氏认为，“矢”字当从《左传》，且云“矢，射也。古者天子、诸侯将祭，必亲射牲，因而获禽亦以共祭。春，献鱼之节也。公将以盘游，盖托射以祭焉，以公为荒矣。于是公子驱谏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非其矢也。”’叶氏经文虽从《左传》，但解释则创新说，而其详于考证而少空谈。重视训诂和史实，正是叶氏治学之特点。此书于宋宁宗开禧中与《春秋考》、《春秋谳》一道，由梦得之孙叶筠刻于南剑州，此本今仍存，此外还有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春秋集注

《作者：张洽》十一卷。纲领一卷。张洽撰。张洽字元德，清江(今属江西)人，宋代着名经学家。张洽曾在朱熹门下研习六经传注，皆能究其指归。嘉定进士，历任袁州司理参军、知永新县、池州通判，皆有善政，官至着作佐郎。除此书外，张洽还着有《春秋集传》、《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皆佚。宋理宗知张洽家居着书，于是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张洽因此而升任知宝章阁。张洽《进书状》称：“于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会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可见此书是仿朱熹《四书集注》体例，旨在汇集诸家之说而斟酌发明。然通观其书，集解者多而发明者少。张洽为朱熹高足，其说亦多从朱子。如胡安国创“夏时冠周月”说，认为《春秋》经中如“春二月”、“夏五月”之记时，“春”“夏”为夏正，“二月”、“五月”为周正，朱熹曾反对此说，张氏捍卫朱子之说，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朱熹曾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又说：“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又说：“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得知他肚子里事?”(《朱子五经语类》)张洽继承朱子之说，认为：“《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明初科举，经义宗法程朱，乃以胡安国《春秋传》与此书同列于学官，作为解释程朱之说的权威。至永乐年间钦定《五经大全》，胡广等抄袭汪克宽《春秋纂疏》而为《春秋大全》，其说专主《胡传》，成为科场程式，此书遂被废弃。现存宋宝璠三年临江郡庠刻本、元延璠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务滋堂刻本。
春秋集解

《作者：苏辙》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春秋经解

《作者：孙觉》北宋孙觉据《左氏》、《公羊》、《榖梁》及历代诸儒所说之长,解《春秋》之义的著作。今本13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15卷不符。清纪昀等认为:王应麟在《玉海》中所载《春秋学纂》13卷,“注曰: 其说以《榖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分庄公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然则《春秋学纂》即《春秋经解》之别名” (《四库全书总目》) 。《春秋经解》力主抑霸尊王,认为: “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共赋之职不问,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乱礼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 (《春秋经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周麟之云: “莘老 (孙觉字) 发明圣人之奥,举《三传》以断得失,反复折中,著为通论” (《春秋经解·后跋》) 。邵辑说: “凡先儒之是者从之,非者折衷之,义例一定,凡目昭然,诚后学之指南也” (《春秋经解原序》) 。有《四库全书》本。
春秋集解

《作者：吕本中》三十卷。吕本中(1084－1145)撰。吕本中字居仁，原名吕大中，宋代着名诗人、理学家。吕本中北宋末官至祠部员外郎，南宋初赐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之“东莱先生”。吕本中以诗擅名，其诗颇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诗家多称之“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吕氏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童蒙训》、《师友渊源录》、《东莱诗集》、《紫微诗话》、《江西诗派宗社图》等书。此书乃自三传而下，集诸儒解经之说而为之。其所集诸儒，主要是陆淳、刘知几、孙复、孙觉、刘敞、苏辙、程颐、襄陵许氏、胡瑗数家。此书虽全无吕氏议论，但采择较精。朱熹曾说：“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此书旧刻题曰吕祖谦撰，误，《四库提要辨之甚详。然吕本中传林之奇，而林之奇则吕祖谦之师，二人亦有渊源。现存有康熙《通志常经解》本，乾隆本。
春秋传

《作者：刘敞》十五卷。刘敞撰。此书皆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以释《春秋》。其褒贬义例多采《公羊》、《穀梁》之说，《四库提要》批评其“不免于胶固”。此书所用经文杂采三传，不主一家，又以经传连书，不加区别，容易产生混淆。且主观随意，往往窜改三传字句。如《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后人一般认为此非孔子之评语。刘敞为了证明此乃孔子语，遂改为“讨贼则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首开宋代窜改经传之风。虽然如此，后人对刘敞的《春秋》经传之学仍推崇备至。此书所附清纳兰性德《序》称：“后林叶氏谓庆历间欧阳文忠公乃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刘原父虽出其后，以通经传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文。又曰，原文为《春秋》，知经而不废传，亦不尽泥传，据义考例以折衷之，经传更相发明，虽间有未然，而渊源已正。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刘以难入，或诋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彼盖不知经，无怪其然也。……晁公武谓刘氏《传》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类，皆古人所未言。诸公推服原父者若此。”此书当时未有刻本，最早的版本是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春秋意林

《作者：刘敞》二卷。宋刘敞撰。此书体裁类似经义、史论。所论虽为《春秋》经传，实则多寓借古喻今，针砭时事之意。故《四库提要》称此书“其间正名分、别嫌疑、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但此书艰涩难读。元吴莱《春秋意林后序》云：“刘子作《春秋权衡》，自称书成世无有能读者，至《意林》犹未脱稿，多遗阙。今观其书，或仅标经文数字，不置一词；或草草数言，文不相属，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条之下别标他目一两字，与本文迥不相关；或诘屈聱牙，猝难句读；或仅引其端而词如未毕。其为随笔札记，属稿未竟之书，显然可证。”此书于宋哲宗时被旨刊行，现存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乾隆聚珍版本、闽覆本等。
春秋或问

《作者：吕大圭》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吕大圭(生卒不详)撰。吕大圭字圭叔，号朴乡，南安(治今江西大余)人，宋代经学家。淳璠进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出知漳州军、节制左翼屯戍军马。未行，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元，令吕大圭署降表，大圭易服而逃入海，为蒲追杀。吕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集传》、《易经集解》、《学易管见》等书，皆散佚。此书在于申明《春秋集传》之旨。吕氏曾师从杨昭复，杨氏则为朱熹高足陈淳之弟子，故吕氏之学皆本朱熹而发明之。其弟子何梦申《跋》云吕“氏”盖本文公之说而发明之，有《五论》以开其端，有《集说》以详其义，又有《或问》以极其辩难之指归，而《春秋》之旨明句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论至先生而备。”此书体例仍以十二公排列，每公之下，撮其重要之事，以问答形式分条论说。于三传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于何休《解诂》，斥之尤力。书后附有《五论》，一是论孔子作《春秋》，二是辩褒贬之例，三是特笔，四是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是世变。此书由其弟子何梦申初刻于宋理宗宝璠二年(1254)，现存明隆庆元年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春秋集注

《作者：高闶》四十卷。高闶撰。高闶字抑崇，鄞(今浙江宁波)人，宋代着名经学家。高闶八岁即通经史大义，宋高宗绍兴初赐进士第，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时兴太学，闶奏宜先经术，高宗然之。南宋初学制多为其所创建，官至礼部侍郎。后因忤执政，一斥不复，家食累年，中寿而卒。学者称之“息斋先生”。此书为高氏晚年家居所着，大旨以程颐《春秋传》为本，故仍冠以程颐原序。其说则杂采唐宋诸家，以己意折衷，不复注明引者姓名。南宋古文大家楼钥《序》称：“自顷王荆公废《春秋》之学，公独耽玩遗经，专以程氏为本，又博采诸儒之说为之集注，其说粹然一出于正。”此书虽宗程颐，但却时有从违。如程颐据汉薄昭与淮南王书有“齐桓公弟”之语而谓公子纠为桓公弟，而高氏则依据三传、《史记》、《荀子》之文，谓公子纠为桓公之兄。但其大义则全主程氏。程氏《春秋传序》云：“后世以史观《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高氏发挥其说，认为孔子“惧先王经世之法坠地莫传，欲立为中制，俾万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托始于隐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后王，以周公之事业望鲁之子孙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万世通行之法也。”主旨虽谬，然于考证亦有所得。如解“向戌盟于刘”云：“凡因来聘而盟者，必在国内。刘，王畿也，岂有来聘鲁而远盟于刘者乎?盖下文有‘刘夏’，传者以为春夏之夏，与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文同，故误增‘于刘’二字耳。”其精辟若此。《四库提要》评其书“惟于地理少疏……然在宋代《春秋》诸家中，正大简严，实可与张洽相匹，非孙复、崔子方辈可几及”。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此书采取最多。此书最早为南宋刻本，但原书久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及各书所引高闶说中辑出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十四卷，《四库全书》编辑者因其篇页繁重，乃析为四十卷。现存清聚珍版本、闽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春秋说

《作者：洪咨夔》三十卷。洪咨夔撰。洪咨夔字舜俞，于潜(今浙江临安)人，宋代文学家、经学家。嘉定进士，历官端明殿学士，刑部尚书，宋理宗初，洪氏为考功员外郎，因忤权臣史弥远，又言李全必为国患，乃被罢官家居七年。在此期间，他“杜门深省，有感于圣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说》”。此书之宗旨在阐明《春秋》“奉天命而立人极”，“以天治人”的大义。洪氏认为，《周易》与《春秋》“在鲁皆所以司天人之契”，硬把《易》与《春秋》拉扯在一起。他又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纯粹是《剥》卦之演变，“以齐桓霸天下始末权之，每四十年当一爻，阴愈进则乱愈甚”。其说虽发前人之未发，但其谬亦过前人。洪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两汉诏今》、《平斋文集》、《平斋词》等书。此书原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其经文部分因《永乐大典》未录，则根据其说以推之，加案语附录其正文之后。其中尚缺僖公十四年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两部分。现存清洪氏刊本。
春秋传 [四库本]

《作者：胡安国》南宋初胡安国借《春秋》以托讽时事之书。30卷。“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朱子语录》曰: 《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 (《四库全书总目》) 。胡氏也自谓其著书目的,在于 “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 (胡安国《春秋传序》) 。明初定科举之制,要求士子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缺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书也。后洽《传》渐不引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 (《四库全书总目》)。皮锡瑞认为: 宋人治《春秋》者多,“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元、明用胡《传》取士,推之太高; 近人又诋之太过,而胡《传》卒废。平心而论,胡氏《春秋》大义本《孟子》,一字褒贬本《公》、《穀》,皆不得谓其非。而求之过深,务出《公》、《穀》两家之外;锻炼太刻,多存託讽时事之心。其书奏御经筵,原可藉以纳约。但尊王攘夷,虽《春秋》大义; 而王非唯诺趋伏之可尊,夷非一身两臂之可攘。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即宋太祖赵匡胤) 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 ( 《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 。有《四库全书》本。
尚书说

《作者：黄度》七卷。宋黄度撰。度字文叔，号遂初，两浙路新昌(今属浙江省)人。南宋政治家、经学家。绍兴间进士，宁宗时为御史，尝劾韩侂胄误国，又劾内侍杨舜卿、陈源，又奏吴曦必反，有直名，累官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卒谥宣献，《宋史》有传。度研治经学，用力甚勤，晚年犹着述不辍，所着《尚书说》之外，尚有《诗说》、《周礼说》，已失传。度注《尚书》，主要依据孔安国传，孔传虽系伪作，然于诸家《书》说为最古，度据之作注，远胜他人臆说。该书注重考据，兼及义理，于《禹贡》山川地理，尤重实地考察。是书张金吾《藏书志》、瞿氏《藏书楼目录》均有旧抄本，旧抄本注用大字，其注意犹未尽者，则以双行小字附注于下，明吕光洵、康顺之校刊是书，始改注为小字，并尽删附注。《通志堂经解》及《四库全书》本所据即吕、唐校本。现存版本有明万历三年(1575)吕光洵刻本，明十一世孙天球校刊本，《通志堂经解》本(中多脱文缺字)，黄氏家塾刻本(较通志堂本完善)，清道光九年(1829)重刊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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