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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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图
《作者：杨复》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宋杨复撰。杨复(生卒年不详)，字志仁，茂才，号信斋，福建福州人。受业于朱熹，颇有才智，考索最精，真德秀督闽，为其修建贵德堂，以供其着述讲学。除着有《仪礼图》、《仪礼旁通图》，还有《祭礼》、《家礼杂说附注》。严陵赵彦肃作《特牲》、《少牢》二礼图，问学于朱熹，朱熹认为应进一步作《冠》、《婚》图与堂室制度一并考证为好，杨复遂本师意，成此《仪礼图》、《仪礼旁通图》二书。《仪礼图》、《仪礼旁通图》，录十七篇经文，节取旧说，疏通其意，各详其仪节陈设的方位，系之以图。读《仪礼》者必明于古人宫室之制，然后所位所陈，揖让进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的《仪礼集释》与朱熹《仪礼经传统解》，均特出《释宫》一篇，以总挈大纲。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不用此方法，是随事立图，或纵或横，既无定向，或左或右，仅例一隅。与李如圭、朱熹《释宫》比，不免有无序及杂乱之感。个别图有与古制经的诠释不符，有例图少、颇显漏略者。然整体而言，《仪礼图》、《仪礼旁通图》除个别外，大部图皆依经绘象，可粗见古礼之梗概，于初学者多有裨益。此另辟治《仪礼》之新径，足资后代学者之借鉴。版本有：宋建安余民勤有堂刊本、日本宽政十一年刊本、明正德刊本、明嘉靖中吕楠刊本，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东阳卢氏等刻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元刻明印本、通志堂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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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要义
《作者：魏了翁》五十卷。宋魏了翁(1178－1237)撰。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大学生，佥书枢密院事。治学反对佛老学，推崇朱熹理学，独穷经古学，自为一家，为南宋名儒。开门授徒，学生争相报名。曾在靖州建鹤山书院。着有《九经要义》、《经外杂钞》、《师友雅言》、《鹤山全集》。《仪礼要义》是《九经要义》之一篇。《仪礼要义》每篇名物条目，以西汉郑玄、唐贾公彦《仪礼注疏》为主，并以保持《注疏》之原为宗，进行删繁取精，录于下方，体例与《周易要义》略同。《仪礼要义》可视为郑贾注疏之提要，为读郑贾注疏之门经，于初学者最为有功。版本有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徽州刊本；清补罗书屋抄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振绮堂景宋钞本；江苏局本；清初汲古阁钞本；《五经要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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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识误
《作者：张淳》三卷。宋张淳撰。张淳生卒年不详，字忠甫，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乾淳间大儒，与薛士龙、郑景望齐名，五试礼部而不中，被人荐之于朝，为人严谨深博，颇有才智。除《仪礼识误》外，还有《古礼》，已佚。乾道八年(1172)，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刊《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德明《释文》一卷，张淳为二书校定，将所改字句，汇为一编，而成此书。书中引据郑玄《仪礼注》有广顺三年(953)及显德六年(959)刊行监本，凉京(今河南开封)巾箱本，杭州细字本，严之重刊巾箱本，参以陆德明《释文》、唐贾公彦《疏》，核订异同，最为详审。张淳《仪礼识误》，将存古经汉注之讹文脱句，借以考识，使旧刻各本原已不传者，借以得见概略，对《仪礼》研究贡献颇大。《仪礼识误》颇得人们推重，后人有“南宋初治《仪礼》者莫如张忠甫”之语。《朱子语录》说：“《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近世永嘉张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又说：“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仪礼识误》不足在于：株守释文，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仪礼识误》《宋史·艺文志》载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三卷，《四库全书》馆臣载三卷。版本有：宋乾淳间武英聚珍板本，宋乾道刊本，闽覆聚珍本，杭州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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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释宫
《作者：李如圭》三十卷。宋李如圭撰。古代宫室，都有定制，《仪礼》时其载述颇详，然而随时代变迁，宫室定制各不相同，后世阅读《仪礼》亦不尽知古时登降之节、进退之序，故有考古礼者不明于古人宫室之制，即不能全明《仪礼》之说。而李如圭作《仪礼集释》，又作《仪礼释宫》，考古人宫室之制，以与《仪礼集释》相辅。《仪礼释宫》仿《尔雅·释宫》体例，逐条分析，各引经记，以《注》、《疏》参考证明，详加讨论，辨析详明，深得经意，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仪礼》古代宫室之研究，有一定的贡献。《朱子大全集》亦载《仪礼释宫》，与李如圭《仪礼释宫》大致相同，仅无序文，可能是《礼书》校定者认为是朱熹所着。亦有人将其编入《苏轼集》中。清儒编辑《四库全书》根据宋《宋中兴艺文志》确定为李如圭作，“诚治《仪礼》之圭臬也”。由于传本已佚，《仪礼释宫》是《四库全书》编纂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卷，以与《仪礼仪释》相附，其间字句与朱子本稍有不同。版本有宋刊本、乾隆间武英聚珍板本、守山阁本、《经苑》本、闽覆聚珍本、墨海金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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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缉
《作者：严粲》三十六卷。严粲撰。严粲字坦叔，邵武(今属福建)人。南宋经学家、文学家。曾任清湘令，有《诗集》一部。《诗缉》是南宋时代较有影响的尊序派的代表作之一，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并称“南宋说《诗》之善本”。正文之前有《诗缉目录》一卷，篇目下标明诗旨，附有林希逸序和《自序》二篇，另有《诗缉条例》若干，为阅读《诗缉》的指南。正文部分以毛诗为底本，对《诗序》和诗篇进行逐章逐节的诠释，诠释时先要言不烦地总结其大意，然后再对音训，词义和章旨进行解释，这种先概括要点的方法在《诗经》注本中并不多见，便于入门和学习，这是其能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该书的特色还有：其一，采集众说而又时出己意。如论述大小雅的区别问题，旧说着眼于政之大小，而他则认为：“雅之大小，特以其体之不同耳。盖优柔委曲，意在言外，风之体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也。纯乎雅之体者雅之大，杂乎风之体者雅之小。”发前人之未发，也更近情理。其二注重“以诗言诗”(林希逸序语)。严粲早有诗名，解诗主张“涵咏三百篇之性情，则悠然见诗人言外之趣”，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道：“凡若此类，皆深得诗人本意。至于音训疑似，各物异同，考证尤为精核，非空谈解经者可比也。”该书也有不足之处，从总体上看仍恪守“风雅正变”之说及旧的说诗体系，个别地方，还有讹误。《诗缉》影响较大，其说常为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及当代唐莫尧《诗经全译》等所引用。现存善本有《严氏诗缉》元刻本(残存二卷一册)，现藏北京图书馆。《诗缉》三十六卷十二册原题“朝奉大夫臣严粲撰”，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诗缉》三十六卷十六册，明赵藩刻本，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诗缉》三十六卷十二册，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外还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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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经传通解
《作者：朱熹》经学著作。南宋朱熹撰,黄榦、杨复续撰。37卷,续29卷。宋人多简称为《礼书》。此书初名《仪礼集传集注》,后改今名。为彻底搞清古礼并以为后世之鉴,朱熹对古礼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其法: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其他书传所载有关古礼者附于本经之下,并具列注疏及诸儒之说,寓作于述,勒为一编,即成此书。卷一至卷五为《家礼》,卷六至卷八为《乡礼》,卷九至卷十九为《学礼》,卷二十至卷二十三为《邦国礼》,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为《王朝礼》。初刊于嘉定十年(1217),时作者已卒。因前23卷是定稿,故改称今名;后14卷《王朝礼》是草稿,故仍用初名。以篇数计,全书共60篇,其中缺《书数》、《卜筮》二篇。《仪礼经传通解续》是此书的续作。朱熹整理古礼,尚有丧、祭二礼未及论次,因属弟子黄榦续成之。续作体例与朱氏原书不异。《续》之前16卷为《丧礼》,后13卷为《祭礼》。黄氏仅完成了《续》之前15卷,其余部分还是草稿,未及修订而卒。其后,朱熹另一弟子杨復据黄氏遗稿重加修订,方成完帙,故今本《续》之前15卷题黄榦撰,后14卷题杨復撰。变难读之《仪礼》为易晓,朱熹及其弟子实有开创之功。其后清人迭有著述,虽枝节不无胜处,而体例则一仿朱熹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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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书传 [四库本]](/d/file/books/e363b14f6873c2495ffc60ac3e7dede9.jpg)
东坡书传 [四库本]
《作者：苏轼》十三卷。宋苏轼撰。该书《四库全书总目》着录作十三卷，库书为二十卷，数目不合，《总目》着录有误(说见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东坡书传》又称《东坡先生书传》。据晁公武《读书志》，该书对王安石《书》说多所驳议。王书不传，难考苏、王之同异。苏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且长于议论，其书主要内容以阐释《尚书》义理为主，于兴衰治乱之理多所揭示，分析精辟；对名物制度也有所考据，句读也有独到之处。该书问世之后，在当时影响颇大，林之奇作《尚书全解》、蔡沈作《书集传》，于此书皆有所取。朱熹评价此书，以为是当时诸家《尚书》说解中最好的一种(见《朱子语录》)。唯该书考核水道，附益之以味别之说，颇遭后人非议。该书版本有明万历间刻本，明刻《两苏经解》本，明朱墨印本，《津逮秘书》零本，清顺治刊本，民国十一年(1922)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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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集说
《作者：敖继公》十七卷。宋敖继公撰。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今广东五华县)人，后居吴兴(浙江乌程县)。宋咸淳进士，对策忤时相，竟归而不仕；入元，赵孟頫尝从其受业。敖继公邃通经术，动循礼法，官信州教授。《仪礼集说》成于1301年，书前有自序，称郑玄《仪礼》注，糟粕多精华少，删去与经不符的，意义又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以自己见解。并怀疑《丧服》一篇违悖经义，非子夏作。郑注简约古奥，贾疏则繁，《仪礼集说》依《仪礼》十七篇各为一卷，对郑玄注都有所取，对不取的不攻驳。敖继公逐字逐句研求，务畅其旨，对《仪礼》有所发挥。卷未各附《正误》一篇，考辨字句颇详。《丧服》一篇以其兼《释记》文，作于《记》后，怀疑为郑玄散附《经记》之下，而设移其原秩序。《仪礼》十三篇之《记》，朱熹《经传通解》皆分属经文条条之下，敖继公则认为诸篇之《记》，有特为一条而发者，有兼有两条而发者，有兼为数条而发者，也有于《经礼》之见别见他《礼》而发者，故不移摘其文，恐失《记》之意。敖继公治学严谨，对前儒有所怀疑，既不废其言，又不发无据之言，对后世研究《仪礼》有参考价值。版本有元版大字本、陆有元刊元印本、元大德刻明修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明政化程敏政刊本；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元大德刻明修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修补本；清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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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集释
《作者：李如圭》南宋李如圭集郑注贾疏,于《仪礼》多有发明的著作。30卷。宋自熙宁 (1068—1077年) 以来,罢废《仪礼》,学者多不传。乾道(1165—1173年)年间,有张淳订其讹; 淳熙 (1174—1189年) 中李如圭复为之集释。李氏生南宋,曾与朱熹核定礼书,尚见古本。乃全录郑玄注,旁证博引,发郑注贾疏所未备,次第一如《仪礼》。又考论宫室之制,作《释宫》; 分别章句之旨,则有《纲目》。全书原17篇,首尾完具者15篇。《四库全书》以其文稍繁,分秩得30卷。其《乡射》、《大射》两篇,如圭释文已佚,乃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本,于经文多有改定,《仪礼》始得完备。其《释宫》则别为一书,《纲目》 已佚。有墨海金壶本、经苑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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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要义
《作者：魏了翁》十七卷，《序说》一卷。宋魏了翁撰。了翁贬居靖州时，着《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尚书要义》乃其中之一。《尚书》文词古奥，唐人已称该书“佶屈聱牙”，此书伪孔传随文作注，不少古词古义赖之以明，唐孔颖达依孔传作正义，虽诠释传文不肯与伪孔稍立同异，然原原本本，考据灿然。惜《正义》过于浩翰，学者难以卒业。了翁摘取注疏中精要之语，标以目次，便于检阅，使学者尽得《尚书》注疏之精华而不为其芜杂所烦扰。该书原为二十卷，《宋史·艺文志》着录。《总目》据浙江郑大节家藏本着录，作十七卷，称“原目二十卷，中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并佚，无别本可以校补，今亦姑仍其阙焉。”而文渊阁库书《提要》、文溯阁库书《提要》均称此书缺六卷，所缺者为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卷，《总目》但云缺三卷，与库书实有卷数不合。此书现有清震无咎斋抄本，存十五卷，所缺者与库书同，今藏北京图书馆，该馆另藏一种清抄本，《尚书要义》二十卷、《序说》一卷俱完好无缺，《故宫普通书目》着录江苏书局刊本，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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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仪
《作者：司马光》十卷，宋司马光(1019－1086)撰。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后人称司马温公，陕州夏县涑水乡(现属山西夏县)人，着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创立涑水学派。平生着述颇丰，除《书仪》外，还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亦称《温国文正公文集》)、《通鉴考异》、《稽左录》、《家范》、《独乐园集》。宋以前以《书仪》为名研究《仪礼》者较多，司马光《书仪》之名，沿用旧称。《书仪》反对王安石“新学”，尽力尊崇郑玄注，不但对郑注之误少有驳正，并进行附会，不免显牵强。然全书诠释古礼非常详细，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相比，更为详确。朱熹评其“《祭礼》只是于温公《书仪》内少增损，”又说“二程与横渠(张载)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颇为准确。《四库全书总目》称之为“礼家之典型”亦不为过。司马光《书仪》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陈详道《礼书》代表了宋礼学研究之最高水平。版本有宋绍熙三年(1192)刊本、明刊本、学津讨源本、广东刊本、日本芳春楼刊本、清雍正元年(1723)汪亮采影宋刊本、同治七年(1868)江苏局刊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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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国书
《作者：郑伯谦》十一卷,宋郑伯谦著。其书发挥《周礼》之义,取名《太平经国书》,意本刘歆以《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语”。首列四图:(1)《成周官制》;(2)《秦汉官制》;(3)《汉官制》;(4)《汉南北军》。其大意是将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统于太宰,故首冠四图。目有30:(1)教化;(2)奉天;(3)省官;(4)内治;(5)官吏;(6)宰相;(7)官民;(8)官刑;(9)揽权;(10)养民;(11)税赋;(12)节财;(13)保治;(14)考课;(15)宾祭;(16)相体;(17)内外;(18)官制;(19)臣职;(20)官民;(21)宫卫;(22)奉养;(23)祭享;(24)爱物;(25)医官;(26)盐酒;(27)理财;(28)内帑;(29)会计;(30)内治。其中内外、会计分上、下篇,共计32篇。全以《周官》制度类聚贯通,以问答体,推明建官的所以然。多用后代史事,证明古法之善。当时武统于文,相权极重,而此书《宰相》一篇还更欲重其权。宋人南渡之余,湖山歌午,不复措意中原,正宜进卧薪尝胆之戒,而书中《奉养》一篇,深斥汉文帝节俭为非。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其“毋乃当理宗信任贾似道时,曲学阿世以干进欤!”但其书对《周礼》与周、秦、汉三代官制等,又颇有发明。可资这方面研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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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博议
《作者：吕祖谦》二十五卷。宋吕祖谦撰。此书又名《东莱左氏博议》或《东莱博议》。据吕氏《自序》，此书是其居东阳之武川时，与从学者议论《左传》之语及课试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旬储月积，浸就编帙。”可见此书乃属范文性质。书成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其门人张成招为之作注。全书收录论议一百六十八篇因为范文，故后世常以此书为教授生徒习作史论之课本。然其中亦不乏借古喻今、针砭时事之论。此书在宋时已有刻本，明代有十五卷之精选本，有二十卷之刊本，亦有十二卷之坊本。现存宋刘氏递修本、元麻沙本、元刻明修本、明弘治七年蔡绅刻本、明正德刘氏安正堂刻本、瞿氏清吟阁刻本、清《金华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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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说
《作者：吕祖谦》二十卷。宋吕祖谦撰。吕氏一生研究《左传》，共着三书，一是《左氏类篇》(已佚)，二是《左氏博议》，三即此书。吕氏为宋代着名散文家，其治《左传》亦重其文史，此书卷首《看左氏规模》云：“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开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虽仍立足于《春秋》大义，但其偏重史实，较诸儒之拘于书例、变例，则稍胜一筹。吕氏之说《左传》，既称扬其能通过对史实之描述而明辨其是非曲直，“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但又批评“左氏虽才高识远，然不曾明理，溺于习俗之中，而不能于习俗之外别着一只眼，看此左氏纪述之失也。”吕氏对《左传》的批评，是基于《左传》解经的旧说。吕氏重文，故朱熹批评此书“遣辞命意，颇伤于巧”。《四库提要》为之辨云：“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余地耳。非谓巧于驰辨，或至颠倒是非也。”吕氏论《左传》，要在明其如何申经之大义，与诸儒之治经传者无异。然吕氏之“巧”，则在其重视《左传》文字表达之技巧，此又与诸儒截然相别。吕氏不但重文，也重史。如卷二论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世，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又云：“以此知战国时已自有符命惑人了。虽左氏好说符怪，然战国之时，已自相传，如此便到得陈涉以符命惑乱一世，遂盛于王莽。”即是从历史之角度论《左氏》之失，远胜于诸儒之空谈。此书文体类似宋代散文家之史论，随事立论，随文解义。或一事一议，或总若干事而一论，均有感而发。现存清《通志堂经解》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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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传续说
《作者：吕祖谦》十二卷。宋吕祖谦撰。此书是续《左氏传说》而作，以补《传说》之未及，故名为《续说》。此书为吕氏晚年所作，其体例一仍《传说》，亦随文解义，但其议论则稍不及《传说》之阔大。卷首《纲领》称“《左传》字字缜密”，“一部《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用底书”。又说：“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数句便是看《左传》纲领，盖此书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战国秦汉之初，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用，此所以最好看。看《左传》须是看得出人情物理。”又说：“《左传》一部三十卷，其大纲领只有三节，自第一卷至第三卷庄公九年齐桓初出时是一节。此一节霸业未兴，当时之权亦未尝专在一国。自庄公九年以后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节，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兴之际。……自召陵以后直至卷末又是一节……晋便失霸，诸侯遂无霸。自是以来，吴与越却以蛮夷主盟诸侯……此时都不成世界了，是末一节。”此说与陈傅良《春秋后传》之说大同而小异。吕氏批评《左传》有“三般病”，一是“左氏生于春秋，为习俗所移，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二是“又好以人事附会灾祥，夫礼义动作，古人固是于此见人吉凶，亦岂专系于此?”三是“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以今观之，吕氏所云《左传》之三般病，除第二种外，皆非其病。吕氏之论则是基于封建社会之伦理道德标准而发，故《四库提要》评此“三病”之说，认为“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此书久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除缺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外，余皆完帙。现存清《金华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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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图集注
《作者：聂崇义》二十卷。宋聂崇义(生卒年不详)撰。崇义为河南洛阳人。学三礼，精礼学、五代汉乾祜中，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曾校定《公羊春秋》，后周显德中，迁为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是编以唐张镒等六家所撰为底本，相互考稽，辨正是非，总成一帙，成于建隆三年(962)。宋初表上于朝，太祖命尹拙、窦仪订正后颁行。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其中所述古制、前儒曾绘图以阐明之，疑为东汉侍中阮湛首创，其后郊法者代无乏人。崇义继承此法，书中亦就三《礼》古制，诸如宫室、宗庙、东服等之名数清式绘之以图以明义。然书中绘图与郑注之说相悖，故后儒时有相讥者。综观是书，都汇集诸家，秉承旧法，所绘之图亦非尽为杜撰，于礼制研究颇有可资之处。尤其综合六本衍出一家之学、成为“礼图”学派之宗。有《通志堂经解本》、清人钱曾影宋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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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地理考
《作者：王应麟》宋王应麟撰,六卷。 其书全录郑玄《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理志》、《水经注》及先儒之语中涉及《诗经》地名著作,荟萃成编,然采录遗失,皆案而不断,故得失往 往并存。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等。 诗品(钟嵘撰) 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原名《诗评》。南朝梁代钟嵘著,共分为3卷。全书专论五言诗,论列了汉至梁各代部分诗人,计122位。为别其等第,分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位。每品中,所评作家一般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每品1卷,卷前各有序文,今人三序合一,称为“总论”或“诗品序”,序中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兴起、作用及表现手法,并对当时盛行的追求声律和堆砌典故的不良诗风进行了批评。正文对各作家品定等级,进行具体分析,说明他们在创作上与前代的承传关系、作品的风格与得失。因于品第外,略加评论诗的优劣,故原称《诗评》论诗主张表现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强调艺术感染力,提倡“风力”和自然,要求文质兼备,反对片面用典、声病之风,否定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所品评的诗歌,比较重视作家自身的经历和政 治环境对其作品的影响。所论颇有特见,对后代诗歌评论影响很大。因历史条件和当时风气的影响,在说明历史的继承性时有牵强之说,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品评亦有不当。 日本对此作很为重视,今有日文等外文注释本名世。 诗品(司空图撰) 又称《二十四诗品》。诗论。唐司空图撰。1卷。主要论述诗歌的风格,分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24品,每品各用四言韵语12句,描摹其特征。司空图在前人评诗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对诗歌风格区分更为细密,强调诗的风格意境,并用象征性的手法形容抽象的风格。所论强调韵味,崇尚冲淡、追慕玄远,表现出超脱现实的唯心主义文艺观点。其论诗方法对后世严羽、王士祯影响很大。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历代诗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郭绍虞集解本,与《续诗品注》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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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春秋传
《作者：叶梦得》二十卷。叶梦得撰。其平生着述颇多，除《春秋传》外，还着有《春秋考》、《春秋谳》、《春秋指要总例》、《石林春秋》、《石林居士建康集》、《石林词》、《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石林诗话》。叶梦得认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尽废三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力主《左氏》而轻《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失偏颇。故此书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相互发明。他评三传得失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传故也。”因而他要斟酌三家，以求史实与大义之契合。如隐五年《经》：“春，公矢鱼于棠”。《公羊》、《穀梁》作“观鱼”。《公羊》以远观为讥，《穀梁》以亲卑者之事为非正，而《左传》则训矢为陈，以陈鱼而观之为非礼。杜预《集解》亦云“书陈鱼以示非礼”。而孔颖达《五义》则调和三传之说，认为陈鱼是“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叶氏认为，“矢”字当从《左传》，且云“矢，射也。古者天子、诸侯将祭，必亲射牲，因而获禽亦以共祭。春，献鱼之节也。公将以盘游，盖托射以祭焉，以公为荒矣。于是公子驱谏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非其矢也。”’叶氏经文虽从《左传》，但解释则创新说，而其详于考证而少空谈。重视训诂和史实，正是叶氏治学之特点。此书于宋宁宗开禧中与《春秋考》、《春秋谳》一道，由梦得之孙叶筠刻于南剑州，此本今仍存，此外还有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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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集注
《作者：张洽》十一卷。纲领一卷。张洽撰。张洽字元德，清江(今属江西)人，宋代着名经学家。张洽曾在朱熹门下研习六经传注，皆能究其指归。嘉定进士，历任袁州司理参军、知永新县、池州通判，皆有善政，官至着作佐郎。除此书外，张洽还着有《春秋集传》、《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皆佚。宋理宗知张洽家居着书，于是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张洽因此而升任知宝章阁。张洽《进书状》称：“于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会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可见此书是仿朱熹《四书集注》体例，旨在汇集诸家之说而斟酌发明。然通观其书，集解者多而发明者少。张洽为朱熹高足，其说亦多从朱子。如胡安国创“夏时冠周月”说，认为《春秋》经中如“春二月”、“夏五月”之记时，“春”“夏”为夏正，“二月”、“五月”为周正，朱熹曾反对此说，张氏捍卫朱子之说，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朱熹曾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又说：“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又说：“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得知他肚子里事?”(《朱子五经语类》)张洽继承朱子之说，认为：“《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明初科举，经义宗法程朱，乃以胡安国《春秋传》与此书同列于学官，作为解释程朱之说的权威。至永乐年间钦定《五经大全》，胡广等抄袭汪克宽《春秋纂疏》而为《春秋大全》，其说专主《胡传》，成为科场程式，此书遂被废弃。现存宋宝璠三年临江郡庠刻本、元延璠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务滋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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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影集
明代文言传奇小说集。四卷二十篇。陶辅作于弘治初年,初刻于嘉靖初年,今存万历丙戌崔岂立重刊本。写刻,无图。卷首有张孟敬《花影集序》及作者《花影集引》,对本书各篇旨趣,以及作者情况、创作精神介绍甚详。据云,作者壮年时曾得《剪灯新话》、 《剪灯余话》、《效颦集》三书而读之, 感到“虽三家造理之不同,而各有所见,然皆吐心葩结精蕴,香色混眩,鬼幻百出,非浅学者所能至也。予不自揣,遂较三家得失之端,约繁补略,共为二十篇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剑农著。太平洋书店1930年出版。李氏又名剑生,号德生,湖南邵阳人。1913年赴英留学,1916年回国。致力于中国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该书原名为《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著者对1898—1928年间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各系军阀之间政治斗争作了精辟的分析。1946年补写了1840—1937年的中国政治斗争,改为现名出版。后作者又删去《导言》和最后一章,并略加校改,195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该书中,著者认为西方近代正值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中国则处于封闭落后之中,鸦片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而此后的政治变化,大致可分三个段落: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这是外力侵入,新思想酝酿的时期;第二阶段从甲午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是革命势力进展,满清皇位颠覆的时代;第三阶段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这是革命势力与满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的时代。全书分析中肯,比较注意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纷争角逐以及政治斗争的演变和分化,是这一领域较成功的著作。
罗氏识遗
十卷。北宋末南宋初罗璧(生卒年不详)撰。罗璧字子苍，自号默耕，新安(今属河南)人。生平事迹不详。据书中前定一条，引陈抟“寒在五更头”之谶语，称第五庚申后又十五年，北宋灭亡，可知此书成于南宋时期。书中又谓宋代文章多粹，自程颢、程颐发明孔孟之说，便觉欧、苏气象不长，又谓孔夫子之道至朱熹而集大成，诸家经解自朱熹断定，然后一出于正等等，可知罗璧是朱熹学说的忠实信徒、传布朱熹学说的学者。此书于经史百家、朝野遗闻等，无所不论，无所不考。大体说来，征索旧文，皆有依据，考据精核，颇多可取。但书中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如，论养老之制，谓《礼记》袒而割牲、执酱而馈等数语为委巷之谈，排诋经书，殊无忌惮。又谓公羊高、梁赤皆姓姜，亦属杜撰。又谓班史原于刘歆，引葛洪《西京杂记》后序为证，不知葛洪序谓刘歆有汉书一百卷者，自汉魏以来绝无是说，罗璧轻信伪书，尤为疏舛。此书虽少有错误，但多数皆有根据，足资参考。今传本不一，《四库全书》本作 《识遗》十卷，《学海类编》、《碧琳琅馆丛书》、《芋园丛书》本作《罗氏识遗》十卷，宛委山堂 《说郛》节选本作一卷，商务印书馆《说郛》本不分卷。
洛神传
大和中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憩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也邪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寄
黄书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一卷，收入《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臣》、《离合》等七篇论文，并附《后序》。作于1656年，是作者早年的政论著作。通过评述历史阐发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提出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解释仁义为“以仁爱人，不授以制而尽其私。以义制我，不私所爱而厚其疑”。(《任官》)仁义的最高意义便是维护民族利益，“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若不能保护民族的利益，便失去了仁义的真髓。“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后序》)指出“天下之势，有合者，有分者，有张者，有翕者”(《古仪》)，而没有万世一系的天下。强调天下不是一姓的私产，指责“秦私天下而力克举，宋私天下而力自诎”，是孤秦陋宋，导致了天下的祸乱。认为改朝换代是自然的事情，但不能容许他族入主华夏，“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原极》)，高度重视“夷夏之防”。指出要永保民族的利益，就必须公天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宰制》)。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此书与作者另一著作《噩梦》合编刊行。
中说
一名《文中子》。为隋末名儒王通子福郊、福畤仿《论语》体例，集通生前言论，以问答形式整理而成。今有宋阮逸注十卷本。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十篇。其哲学思想确认天、地、人为“三才”，“天者统元气焉”，“地者统元形焉”，“人者统元识焉”，但又相信“天神”、“地祇”的存在。认为治乱、穷达、凶吉都有命，“君子畏之”，又认为吉凶祸福，惟人自召，在人自取。矛盾之处很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明王道”，抨击现实社会暴政，依据孟子仁政学说，提出要统治者“遗身”(即至公无私)、“推诚”，盼望重建王道政治。主张儒、佛、道三教归一，但以儒家为主。并希望恢复分封制和井田制。王通在《中说》中提出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后人因其中所记王通门人多隋唐间大臣，年龄与事实不符，或疑其为伪作，虽不尽然，但其中有夸饰之词，则为事实。中统 元世祖年号(1260—1264)。凡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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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
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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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 是东汉卓越的医学家。他的《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视为经典，他被尊为医圣。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 (今河南邓州市)人。张仲景少好学善思，10岁时就读了不少的书，羡慕扁鹊的“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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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78年—139年），东汉著名辞赋家、文学家、科学家。《后汉书》有传。字平子。南阳郡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少时即善属文,西游三辅,作《温泉赋》;东入洛阳,观太学,问学于经学大师贾逵,遂通《五经》、六艺。永元(89—1
李达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东渡日本学习科学和实业。十月革命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5月参加组织中华留日学生
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