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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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
《作者：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是唐长孺先生关于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的经典著作，凝聚了其深厚的学术积淀与独到的史学见解。 唐长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尤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面造诣颇深。这部讲义以时间为脉络，系统梳理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历史演进。书中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变迁，如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南北朝的门阀政治、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等，清晰展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博弈及制度的传承与革新。 在社会经济层面，讲义分析了土地制度的演变，从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到均田制的推行与瓦解，揭示了农业经济发展的轨迹及社会结构的变动。同时，对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进程也有细致阐释，无论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与汉化，还是隋唐时期多民族政权的互动，都体现了文化与族群的交融共生。 此外，唐长孺注重从具体史料出发，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学术争议问题提出精辟见解，如对士族门阀衰落原因、唐代藩镇割据本质等问题的剖析，兼具学术深度与启发性。其论述逻辑严密、深入浅出，既适合专业研究者参考，也便于历史爱好者系统了解这一复杂而辉煌的历史阶段，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重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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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讲义
《作者：朱德熙》1982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朱德熙著。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讲授现代汉语语法学，所用讲义经多次修改补充后成此书。作者运用描写语言学的一般方法分析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基本构造。贯穿全书的3个基本点是:第一，划分词类的依据只能是词的分布，即词在句法结构中占据的语法位置，而不能是词的意义;第二，句子与词组，它们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句子只是独立的词组，这是汉语语法与印欧语语法的重大区别;第三，语法研究中形式和意义的分析应该是互相验证的。这部书以教材形式汇集了作者多年来对汉语语法的研究，突出的有: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的区分、语素“的”的分化、句法结构的同一性、“的”字结构组成的判断句、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含有介词“在”的连谓结构的分化、句法歧义分析。在这些研究中，利用句式间的变换关系对句法结构和词类做细微的观察与分析，是作者在语言学方法上的一大特色。中国专门的语法研究比西方晚了两千多年。尽力摆脱西方语法理论带来的消极影响甚至制约，以朴素的眼光去观察分析汉语，同时又吸收西方语法理论的真谛，这是只有不到100年历史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中心所在，也是这部书的出发点。这部专著代表了当代汉语语法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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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
《作者：冯友兰》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著。冯友兰著。分上、下两册，分别于1930、1934年由神州国光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主要版本有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部定大学用书”合订本、1961年中华书局重印本、《三松堂全集》本等。本书上、下两册各为一篇，各有16章，总计32章，约50万字。上册称孔丘到淮南王刘安为“子学时代”，第1、2两章阐述了哲学的内容、方法、哲学与中国义理之学、中国哲学的弱点等问题，论述了子学时代的开始和终结、子学时代(哲学)发达的原因等；在第3—16章中，论述了先秦儒、墨、道、法、名家及其他各家、秦汉之际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经历、政治、经济、哲学、逻辑等思想，阐述了各学派之间及各学派内部不同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传承关系。下册称董仲舒到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对董仲舒与今文经学、两汉之际谶纬之象数之学、古文经学与杨雄、王充、南北朝之玄学和佛学、隋唐之佛学等问题作了系统探讨。本书主要采用当时最新的史观和方法，是贯通先秦至清末的中国第一部哲学通史。有英文、日文译本，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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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史
《作者：陈柱》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上海书店重印。分5编11章。书中把我国文学从文体的角度分为6个时代：一曰骈散未分的时代，从虞、夏到秦汉之际是也。二曰骈文渐成时代，两汉是也。三曰骈文渐盛时代，汉魏之际是也。四曰骈文极盛时代，六朝初唐之际是也。五曰古文极盛时代，唐韩柳、宋欧苏等六家之时代是也。六曰八股文极盛时代，明清之世是也。这是从纵的方面来考察文体的变化。从横的方面来说，随着时代的不同，划分也就各异，如将战国时代的散文分为儒家孟荀之散文、道家应用之散文、杂家之散文等等；如将两汉时代的散文分为辞赋家之散文、经世家之散文、碑文家之散文等等；如将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散文，分为藻丽派、帖学家、 自然派、论难派、写景派等6派。至于什么叫“散文”，书中并未作出科学的明确的答复，只在第三编第一章总论中说，“六朝时之所谓文，犹今人所谓诗赋也；当时所谓笔，犹后人之所谓文也。广义言之，当时之所谓文者，犹后世所谓诗赋骈文也；当时所谓笔者，犹后世所谓散文也”。在第四编第一章第八节中说：“至六朝有文笔之分，则言情者属文，说理者属笔；文即诗赋骈文，笔即今之散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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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修辞讲话
《作者：吕叔湘》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著作。吕叔湘、朱德熙著。195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本书内容曾分篇连载于1951年6月6日至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青年文库”一种重新出版。全书约23万字，共分6讲:语法的基本知识、词汇、虚字、结构、表达和标点。第1讲阐述本书的语法体系，第2讲至第6讲为分门别类的关于语法、修辞和逻辑诸方面实际问题的分析。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普及汉语语法修辞知识，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提供一本教材或范本。内容着重分析语言文字使用中的实际问题，指出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一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因此未作理论上的系统论述，所用术语一般也不作定义，只是采用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通过举例加以说明。所征引的例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明确性，而且它们大都来自通行的报刊、课本和一般书籍以及学生作文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可接受性。此外，还附有练习题，亦便于教学和自学。本书只结合消极修辞讲语法，对积极修辞未作专门论述，可以说是一本从语用角度讨论语法问题的专门著作。以语言的病句为研讨的主要出发点，不仅在当时对语言规范化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作为普及性的著作，确有实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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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文选读
《作者：吕叔湘》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上海文光书店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全书从《世说新语》、《梦溪笔淡》、《老学庵笔记》等九种占籍中选录近百则。为什么要编著这样一本书?吕叔湘先生在序言中介绍说：“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是‘质胜，之文，风格较为朴质而自然，于语体较近，学习起来比较容易。”叶圣陶先生在荐序中评价，这个选本所选的，多半是记叙文，“内容富于兴味，风格又比较朴实而自然”，读者认真学习，不仅可以提高阅读水平，对写作也很有帮助。选文精当，是此书的一大特色；而选文后面的注释与讨论，则是此书的又一大特色。叶先生说吕叔湘先生真做到了“指导”，“处处不放松”，“使读者不但得到了解，并且观其会通”，读这样的书，“心胸常是活泼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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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法备考
《作者：杨应琚》杨应琚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编纂的谥法研究专著，为古代谥法制度的集大成文献。全书共六卷，分为三大部分：卷一《谥法》系统阐释谥号的定义与分类；卷二《谥法总论》梳理谥法源流与理论框架；卷三至六《谥法指实》按朝代辑录周代至明末的谥号实例，涵盖帝王、臣僚及特殊群体（如隐士、宦官），并附作者考辨按语。 杨应琚时任西宁道官员，以考据精审著称。此书首次系统整合上古至明代的谥法资料，被陈弘谋誉为“自有谥法以来，未有如此书之提要钩玄者”。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文献集成性，补全了历代谥法案例的缺漏；二是理论创新性，结合史实分析谥号授予逻辑；三是影响深远，成为清代谥法制度研究的基础，直接启发鲍康《皇朝谥法考》等后续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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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特手记
全名为《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是奥地利诗人、作家里尔克于20世纪初历时六年（1904-1910）完成的笔记体小说。小说叙述一个出生没落贵族、性情孤僻敏感的丹麦青年诗人的回忆与自白，某种程度上即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小说由七十一个没有连续情节、不讲时间顺序的笔记体断片构成，这些断片因为共同的主题——孤独、恐惧、疾病、死亡、爱、上帝、创造等，集中表达了里尔克终生关注的各种精神问题，在精神暗流上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有机整体，被誉为现代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先驱作品之一。
疑难急症简方
方书。清罗越峰辑。四卷。越峰,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幼承家训,素谙岐黄,学有渊源,行医历四十年。有感于疑难病症易为俗医所误,危急症不及延医,穷乡僻壤医药皆不易寻,乃广为搜辑各种急症简易之方。历十余年,将所得之方分别门类,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编辑成书。全书约十二万字。卷一为癫狗恶狗咬伤、毒蛇恶虫咬伤、食毒五伤等九类;卷二为胎、产、崩漏、吐血等二十四类; 卷三为中风、中气、泄泻、五淋等三十类;卷四为痘瘄、外科、杂症等七类。凡七十类。包括临床各科病症。所选方剂皆注明出处,方简实用,多系一、二味药物组成,药品易得,便于急救。卷四中药辨真假损益,论述有关药物辨别真伪法,对正确运用药物有一定帮助。可供临症参考。有光绪二十二年刊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九天上圣秘传金符经
九天上圣秘传金符经，撰人不详，似出于宋元间。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此经为选择日辰吉凶之书，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金符经》，言观星择日之术。谓天有九星（即妖星、或星、禾刀、煞贡、直星、卜木、角已、人专、立早），轮流值日。凡人家有起造、婚丧、迁徙、祭祀、出行等事，须慎择日辰，如遇吉星当值则万事如意，遇凶星则家破人亡。书中依六十甲子顺序排列每年十二月日历，标明每日当值星宿名称及所主吉凶。世人有事可查看日历，推算吉凶。 第二《诸葛先生万年出行图》，传为诸葛孔明所传。此图共三幅，皆为圆形日历表，标明一年十二月每日吉凶。人家行事可依此图选择吉日，回避凶煞之时。 第三，此书末杂抄短文数条，皆与推算日辰吉凶有关。
周易象旨决录
明熊过撰。七卷。《四库全书》本。此书大旨,颇取汉代《易》家重视《易》象之说,并对《周易》经传文字、音义多有考证辨析。《四库全书提要》指出:“是书据过《自序》,初名《易象旨》,后遂加‘决录’之名。案《三辅决录》,名始赵岐,而命名之义,古无传说。以意推之,盖定本之谓也。自序称：“初闻闽人蔡清善为《易》，购得其书，惟开陈宗义，不及象，于是稍记疑者为赘言。辛丑谪入滇，晤杨慎，劝成此书。”书主汉学，故以言象为主。所言皆于古有据。并据旧说证今文，证字一百零一，证音三十八，证句二十六，证脱字七十九，证衍文三十八，应移置的地方三十二，证旧以不误为误者三。所依据的有郭京所伪托之书，及吴澄所改本，但大多可信可据。
明末佛教研究
《明末佛教研究》所收四篇稿件，是对明末的居士佛教、禅、净、唯识，作了全面性的调查研究，所用的工力和时间，相当可观，对于资料的搜集、分类、研判，多半是在精读多读的方式下产生。明末佛教，在中国近代的佛教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上承宋元，下启清民，由宗派分张，而汇为全面的统一，不仅对教内主张“性相融会”、“禅教合一”以及禅净律密的不可分割，也对教外的儒道二教，采取融通的疏导态度。诸家所传的佛教本出同源，渐渐流布而开出大小、性相、显密、禅净、宗教的局面。到了明末的诸大师，都有敞开胸襟，容受一切佛法、等视各宗各派的伟大心量，姑不论性相能否融会，显密是否一源，台贤可否合流，儒释道三教宜否同解，而时代潮流之要求彼此容忍，相互尊重，乃是事实。是故明末诸大师在这一方面的努力，确有先驱思想的功劳。
根本大和尚真迹策子等目录
根本大和尚真迹策子等目录，一卷，日本禅证题记，编号二一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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