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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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
《作者：钱基博》钱基博著，1937至1938年间发表于《国命旬刊》,在《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中,钱基博将克氏兵法大旨概括为三点:(1)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2)战略无妨政略,外交以辅军事;(3)操纵敌国之舆论,以煽诱敌国之人心,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本书编译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山维兹军事思想之精粹，博引中国古代兵家典籍以印证，发其大义，明其蕴奥，乃钱氏论兵法之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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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
《作者：陈友松》本书为陈友松先生的英文博士论文，根据当时中国教育的现实，注重比较教育和教育经济的研究，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赏，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誉为“在教育学与经济学之边缘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工作。”此书为我国教育财政学的第一部专书，开拓了新领域。陈友松留学美国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比较教育和教育行政。他撰写的这本博士论文，对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经费筹措、分配和使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此书的完成有赖于大量的、翔实的第一手统计资料。在广泛征集材料过程中，他曾向哥大校友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提出要求，希望宋提供历年财政报告。宋慨允，装了一大木箱统计报表空运到美国供他使用。陈先生用三年时间发奋工作，得以优异成绩完成论文。为此他的导师杜威（教育家、哲学家）赞他为“东亚一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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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
《作者：柳诒徵》柳诒徵著。南京中山书局1932年出版。该书撰于1919—1921年间,时值“五四”前后的社会大变革,作者力图宣扬“文化救国”的匡时主张,认为“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全书共三编,第一编自远古以迄两汉,这时期是中华民族本着自己的创造力,将部族建设为国家,形成一个独立文化的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这时期是印度文明传入中国,和中国本土文化抵牾而融合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这时期是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寝,西方的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率相合汇时期。由于本书能以世界文化发展演化的眼光看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且又能列举大量参考书目,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故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反响。胡适称该书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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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作者：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学论著。郭沫若著。1930年出版。1947年上海群众出版社修订出版。自序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它为响导”。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本书系统地研究了先秦历史,从渔猎、畜牧、耕种、工艺、贸易等社会生产活动中,找出了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法律、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从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的产生与对立中,说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透过三皇五帝、唐虞禅让,大同之世等神话传说、结合考古资料,揭示了中国远古社会的风貌,从而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史学家描绘的古史系统。根据先秦社会的演进,推断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指出中国也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阶段。本书是第一本运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阐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史学著作,第一次提出中国经过奴隶制的论断,从而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本书存在着用恩格斯分析过的西方情况硬往中国古代资料上套的痕迹。在一些问题的论证上存在着严重偏差。如认定殷代为原始社会末期和金石并用时代;把《周易》当作殷末周初的作品,据以研究其时的社会状况;将《尚书·洪范》认成箕子所作,据以分析周初的思想;误信罗振玉的《殷文存》和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否定中国井田制度的存在,以及忽视两周社会的不平衡性,等。其中一些缺点已在其《古代社会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得到纠正。有些观点作者后来也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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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庄子天下篇疏记
《作者：钱基博》钱基博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 该书是《庄子·天下篇》的专门论疏,是王云五主编的“国学小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分叙目、本文、附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旨考论三部分。疏记本文又把《天下篇》分为四部分来解释,它们分别是:总论、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疏文中广征博引,对《天下篇》的文字和义理有详细的训诂和解释。 在《叙目》中,作者提出造此疏文的四个准则:一是“以子解子”,即以《老子》书解释《天下篇》中的老子言,以《公孙龙子》书解释《天下篇》中的公孙龙子言,以此类推。以明了《天下篇》作为周末学术史的地位。二是“稽流史汉”,即以《汉书·艺文志》为考证古代书籍流派演变的根据。三是“古训是式”,即以较早的训诂为根据。四是“多闻阙疑”,即对不十分清楚的文字义理,就存而不论,而不强以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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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作者：潘光旦》戏曲论著。潘光旦著。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著者受欧美“优生学”、“人才学”影响而对中国优伶所作出的一种研究。全书分为绪论、前论、本论三章。绪论扼要介绍以伶人作为人才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前论分成两节,一是介绍近代以前中国的伶人,二是介绍西洋伶人研究之一斑。本论部分为全书主体,计分“一般概念和一般假定”、“地理的分布”、“血缘的分布”、“阶级的分布”和“结论”五节。在地理分布一节中,著者梳理和分析了前代伶人零星分布的状况、近代伶人的分布和近代伶人的移植三个问题。“血缘的分布”一节则列举近代伶人十个血缘网络的家系,并对其作出叙述和辨析。在“阶级的分布”一节中,著者认为社会态度对伶人的地位影响甚大。全书对梅兰芳、孟小冬、高盛麟、马富禄、叶盛兰等名演员的族谱、家谱进行研究分析,并对从《史记》迄清代正史、野史中的伶人材料作了综合研究。资料广博,立论新颖,研究方法也新人耳目,对中国戏曲史研究颇有启发意义。书中有附录五则:“《系年小录》中伶人的详细籍贯”、“《京剧二百年史》中伶人的详细籍贯”、“六十二个移植的例子”、“马氏恩氏合系”和“不入血缘网的各家系”。书中有大量的伶人血缘网络图和伶人地理移植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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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作者：潘光旦》中国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研究中国传统家族的专著。1937年成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从家谱与人才之间的关系入手，即以明清两朝嘉兴地区的望族为研究对象，讨论嘉兴人才辈出与其地有名望的家族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以及望族在氏族通婚、存续时间等方面的特点。 该书的主体部分由3类图表构成，①作者从《嘉兴府志》《嘉禾征献录》以及大量嘉兴及其邻郡家谱、乡会试硃卷、年谱中钩稽出的嘉兴91个望族的血系分布图，并从4个方面叙述了这些望族的情况：氏族的由来；氏族的世数、人数等；与他族发生婚姻关系的次数；关于该族盛衰兴替的论证。②以第一类图为基础绘制的一张嘉兴望族之间血缘网络图，呈现出这些望族之间存在的婚姻关系。③这91个望族世泽流衍（世代相承的久远程度）情况的统计表。通过这些史料的整理和组织，作者认为嘉兴望族之间的血缘网是产生嘉兴人才的重要来源，这一论断的得出反映了潘光旦的优生学思想，即择优的婚姻选择有利于优良的才智、心理性情和特殊才能的遗传。 本书的研究方法在当时颇具开创性，即运用统计、图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传统望族的氏族结构、通婚状况、存续时间进行量化分析，从而直观地呈现出望族的形态和特征，是社会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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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通义
《作者：钱基博》《骈文通义》分五个部分，简述中国骈文之发展、演变。《骈文通义》认为文/言、文/词、文/笔之分有其必然性，经过文饰的文言是文明演进过程中天然形成的。文语二分，文逐渐独立于经子诸史之外，都是一种自然的演进。而且，钱基博将孔子所撰的《文言》视为“千古文章之祖”，并以孔子为界划分出孔子以前的“白话文学时期”和孔子之后的“文言文学时期”。那么，从口语转为文辞，逐渐加以文饰，并独立出“文”，恰恰是文明的上升演化的过程。他认为，孔子所撰的《文言》“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因此奠定了后来的骈文作为文统正宗的依据。明代以降人们将韩愈视为古文，而韩文在唐代仅仅是“笔”而已。直到近代以来桐城派自奉为文章之正轨，失去了文章真源的理解，骈文正宗的说法才受到压抑。另外，钱基博认为，从中西对比来看，骈文这种介于散文、韵文之间的文体，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文之用偶，出于天然”，骈文文体是文统所在，非骈不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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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
《作者：王治心》著名学者王治心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部学术著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界对中国宗教思想史作宏观研究的最系统的成就,以后将近50年间,在中国宗教学术的这一领域,一直没有任何新著能出其右。该书虽出于作者对宗教问题的体认和情感而反映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但却以客观冷静的学术态度,运用自远古至当代的大量丰富材料,简明扼要地梳理和评述了中国几千年间极其复杂纷乱的宗教思想。从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创世神话、巫觋卜筮说到三代的宗教思想,从 《中庸》、《楚辞》 中的宗教思想说到秦汉的谶纬迷信,从佛道的传布和争端说到唐代景教与回教的传入,从三教的关系说到明清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从太平天国的宗教说到民国以来的反宗教运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以十几万字的小篇幅叙述几千年诸多宗教的大历史的同时,作者还吸纳了当时新生不久而对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宗教学理论(如行动先于思想的宗教起源论),正视并回答了当时的许多学术和思想难题 (如中国是非宗教国还是多宗教国、宗教与科学和迷信的关系等等)。除了对中国宗教思想历史上的很多问题都有新颖独到的视野见解之外,作者在当时提出的某些观点 (如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宗教意识可归入宗教思想等等),甚至对20世纪即将结束时的中国宗教学术界来说,都是毫不陈旧而富于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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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讲义
《作者：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是游国恩1929—1933年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时撰写的讲义，内容是先秦两汉至南朝宋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义》首先探讨文学的疆界和起源。游先生对文学史范围的界定在不同的时期有些不同，对文学起源的看法则比后来通行的看法更为通达。《讲义》以“传信”为原则。由于中国文学历史很长，很多材料真假难辨，没有定论，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可靠，游先生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时代真伪均一一考证，梳理旧说，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老一代学人的优良学风和开拓精神，对文学史的创建功不可没。具体来说，如关于《诗经》，对其时代，“二南”“风雅颂”名称的释义，及地域、内容等均有精辟的论述；论证了自《史记》以来因袭的“孔子删诗”的错误；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详尽的分析：这些都是游先生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再如，《悲愤诗》是否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及《孔雀东南飞》的时代和作者，游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后多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定论。也有些问题，游先生的看法随着时间有些变化，如五言诗起源的时代，苏李诗、《柏梁台诗》的真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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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约制度
《作者：杨开道》社会学家杨开道著。1937年首印于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在书中，作者将中国农村组织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①周以前的传说时期；②秦汉以后的破坏时期；③北宋熙宁以后的补救时期。乡约产生于中国农村组织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通过对乡约在宋明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的流变分析，作者明确指出：赞赏吕氏乡约那种民约民治精神和朱熹对乡约的增补和完善，尤其是明代晚期通过陆世仪等人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结合，乡约为纲而虚，保甲、社仓、社学为目而实的设想；反对明清乡约由王阳明开启的那种官方主导，自上而下，强迫民众参加的做法，这种做法打掉士绅在乡约中主导地位，直接割裂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行其是，将乡约变成了宣讲圣谕的御用工具。 在《中国乡约制度》之前，杨开道发表了《中国农村组织史略》《乡约制度的研究》《吕新吾的乡甲约制度》等文，力图从对中国乡约传统的解读中，分析出民治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乡约是可以被现代农村组织借鉴的，“乡约发起的动机，完全合于现代地方共同社会的原理”，进而“由村自治而区自治，由区自治而县自治，由县自治而省自治，一步一步的上升，以完全民治的国家”。杨开道对乡约制度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但之后，杨开道对乡约制度能否在中国现代农村实施有了疑问，他的农村组织和农村自治理论，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西方社会自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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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
《作者：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作者钱基博，1935年版，书中考镜源流、缕述变迁、介绍版本，尤其可贵的是指出书的具体读法，对于传统文化爱好者阅读经典，具有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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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四讲
《作者：赵紫宸》《神学四讲》为赵紫宸最晚出版的神学思想论著，于1948年5月完成。该书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神学上创造论，道成肉身，救赎论及道德神学这四个基督教神学的重要话题。全书四章四万余字，分别论述创造，道成肉身，救赎及道德神学，被作者自喻为其系统神学著作之肇始，但其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再有著述问世，故成为研究作者后期较成熟之神学思想的重要作品。与作者前期的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相比较，该书在基督论和救赎论两章中的观点已有显著的转变，作者不再关注于耶稣的人格性和上帝的道德性拯救，而是肯定了耶稣首先作为一位先存永恒的神的道成肉身，并且极富创见地阐释了基督在世为人的神人两性，以及上帝透过其旨在对人实施救赎所必须的神与人两方面的同一，强调在得救问题上双方的价值与共同努力。而在道德论一章中，作者通过对基督之权能与人之归宿的诠释，系统地阐发了建立在上帝启示之上的基督教的道德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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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
《作者：游国恩》游国恩著，本书列为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之一,1968年初版,1972年二版。全书十八章,首章总论文学之范围及文学史,以后各章从中国文学起源的探讨开始,全面论述了未有文字时之初民文学、唐虞时代之文学、夏代文学、商代文学、周代文学等先秦文学,而对上古谣谚、《诗经》、楚辞的论述是本书的重点。这不仅因为在各体文学的起源中诗歌最早,而且先秦时代朝廷设采诗之官,掌采民间歌谣,藉以观风俗、知得失,“诗三百篇”即由此而来。著者紧扣先秦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详细阐述了《诗》之来源及《南》《风》《雅》《颂》,《诗》之时代背景及其艺术特征。著者特别专章论述了较少为文学史家注意的春秋战国时的杂歌诗,这些杂歌诗流行于鲁、齐、晋、楚、宋、吴诸侯各国之间,十九皆民歌,含有丰富的社会、政治、风俗、人情等内容,是《诗经》之外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著者还详细论述了楚辞兴盛的原因和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概括地总结了楚辞的文学渊源和现存作品所蕴含的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历史观念。全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是一本关于先秦文学的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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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
《作者：钱基博》钱基博著，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古文辞类篹》 清姚鼐选编。共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六百多篇,以《战国策》、《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明归有光、清方苞、刘大櫆的作品为多。全书按文章体裁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类前有小序,介绍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义、例,书中有评点,反映了桐城派坚持儒家传统、强调文章规范的文学主张。通行本有清康绍镛刊本、清吴启昌刊本、清李氏“求要堂”刊本,以及《四部备要》校刊本。这个小册子关于读这部古文选集的“分类读”、“分代分人读”、“分学读”的三种读法，特别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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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夜绵绵
《长夜》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她的后期作品之一，作品中并没有出现侦探的角色。吉卜赛庄，美丽宁静的山庄，却被传言是一所遭受了诅咒的住所。这里曾发生过诸多的不幸，没有人能逃过悲惨的命运。然而英俊潇洒的穷小子迈克尔还是一眼看中了这里。他奢望成为这里的主人。富家小姐艾丽在这里爱上了他，她是一个生而甜蜜的姑娘。他们像一对金童玉女，在这里结婚，在这里定居。然而最终艾丽死于意外，真凶让人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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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清薛凤祚译。薛凤祚字仪甫，淄川 (今山东淄博) 人。著有《圣学心传》、《两河清汇》、《历学会通》等。薛氏初从魏文魁习天文，主持旧学，后会穆尼阁，始改从西学。于南京协助穆尼阁编译，掌握了西方天文学计算方法。是书即薛凤祚所译穆尼阁推求日月交食之法。其间绘弧三角图三张，末绘日食食分一图。译于清初顺治朝，是较早介绍西方天文学到中国的专著之一。有《指海》本，《守山阁丛书》本。
图绘宝鉴
中国画史论著作。元代夏文彦撰。五卷。完成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次年刊行。主要版本有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刻本、明正德十四年(1519)苗增刻本、崇祯《津逮秘书》本、康熙三年(1664)刻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美术丛书》本、《画史丛书》本、《中国书画全书》本、中国书店影印本。本书卷一为叙论部分,引录唐宋时期《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等书中的论画内容,题:六法三品、三病、六要、六长、制作楷模、粉本、古今优劣、鉴赏、装褫书画定式、叙历代能画人名,汇画学之要纲。卷二至卷四,为三国至南宋时期多达一千三百位画家的小传,资料来源,以《宣和画谱》为主,并参补《图画见闻志》、《画鉴》、《画继》、《画继补遗》、《南渡七朝画史》、陈德辉《续画记》等书。卷五,为元代画家二百余人,其资料大多采自元人诗文集、笔记与铭刻,参以个人见闻,价值最显。《图绘宝鉴》是一部较为完备的中国绘画通史,明清以来影响甚大。虽多为采集前人画史著作,然删节能取其要,参融己意;搜罗广博,多有增补。由于编撰时间处于元代,保留了很多现今已经散佚的资料。不过夏文彦在编撰此书时,单纯以朝代为序,录完一书,再录一书。由于各书的体例不同,显得有些散乱。
宝葫芦的秘密
当代长篇童话。张天翼著。《中国少年报》于1956年10月4日至11月5日曾选载部分章节,翌年1月至4月号《人民文学》全文登完。1958年3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曾译成蒙古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分别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新疆青年出版社(1961年)、延边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外文出版社1959年7月、1960年9月先后出版了英文本和德文本。作品写一个不爱动脑筋、有贪图现成思想的孩子王葆,小时候听奶奶讲过宝葫芦的故事,故事中说那些人得到了宝葫芦,全过上了好日子。于是王葆很想也有一个这样的宝葫芦,代他做算术、替他种最好的向日葵、帮他做电磁起重机玩具等。后来他在梦中果然得到了一个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宝葫芦,他本想靠这个宝葫芦求得舒适、幸福和快乐,结果事与愿违,反而给他带来许多烦恼和痛苦,欲摆脱而不能。最后他决心把宝葫芦从怀里拿出来,把来龙去脉和盘告诉了老师、同学和家长,从而破了宝葫芦的魔法。作者通过这个梦幻故事向小读者揭示: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人们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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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记述838—847年唐代社会状况的旅行记。圆仁著。原书久佚，有多种抄本传世，现存最早抄本为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藏本。最早刊本为1907年日本国书刊行会排印本，此后又有多种印本。中国1936年出石印本。还有英、法、德、日等文字的译本。圆仁(794—864)，俗姓壬生氏，生于日本下野国都贺郡(今木县)，日本天台宗高僧。838年随遣唐使入唐，曾到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学习法华显教和真言密教，历时9年又7月。死后获日本清和天皇赐予慈觉大师谥号。著作还有《金刚顶经疏》、《显扬大戒论》、《入唐求法目录》、《在唐送进录》等十余种。本书共4卷，约8万字。第1卷述西渡入唐、扬州开元寺受学、经山东北上准备西行情况;第2卷述由山东经河北至五台山的情况;第3卷述在五台山受学及西去长安情况;第4卷述会昌灭佛及离开长安归国情况。全书记述自838年到847年间作者历经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区的见闻，涉及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中日关系等各方面，诸如关于唐代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地方行政、驿站交通、公文书简、风俗礼仪、地方粮价、佛教宗派、寺院法规、规模及经费开支、会昌灭佛等等，都有重要记述。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本学者称本书为“东洋学界至宝”。它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行记》一起，有“东方三大旅行记”之称，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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