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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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详注
《作者：仇兆鳌》唐诗别集。原书24卷，通行本25卷。杜甫撰;清人仇兆鳌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仇兆鳌字沧柱，晚号知几子，淅江鄞县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自宋至清，注杜诗者号称千家，此书是作者在汇集各家的基础上，几经修改增补，前后用了20多年时间。作者在序中说：“臣于是集，矻矻穷年，先挈领提纲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楦酿丛脞，辩新说之穿凿支离。夫亦据孔孟之论诗者以解杜，而非敢凭臆见为揣测也。”因此它的注释体例是，先于每首诗各分段解释文义，而后征引典故，注释非常详尽。书前有自序和新、旧《唐书》杜甫传，年谱，凡例。书后又附录逸诗、文，历代铭、序、记，诸家咏杜、论杜等，收集资料颇为丰富。此书堪称历代注杜诗的总结，为研究杜诗者提供了不少方便。其缺点则是注解失之烦琐冗沓，加之观点陈腐，因而有时解诗穿凿附会，迂腐无聊;所引典故，摭拾类书，未加检寻，不乏错舛。“然援据繁富，而无千家注杜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局，可资考证者为多。”(《四库全书总目》)所以《四库全书》于众多清人注杜中只选此书收录。由于仇氏曾将此书进呈康熙皇帝，因此现存有恭楷缮写进呈本。刻本有康熙武林三余堂刻本和芸生堂刻本。1921年扫叶山房出翻印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排印本，收入《国学基本丛书简编》和《万有文库》。1955年上海古籍刊行社据《万有文库》本纸型重印。1979年中华书局对原书作了重大整理校正，标点排印。书后附校勘记及篇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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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遗音
《作者：华广生》清代民歌俗曲集。4卷。华广生辑。华广生，字春田，历城(今属山东)人。约生活于乾隆、嘉庆年间，生平不详。本书收辑当时流行的南北曲调，如《马头调》、《剪靛花》、《起字呀呀哟》、《八角鼓》、《南词》等等，总计780首，其中于《马头调》选录最多。卷4后附弹词《玉蜻蜓》9回。集中作品题材非常广泛，既有写男女恋情的，也有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既有写民俗风物的，也有抨击黑暗政治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糟粕。初刻于道光九年(1829)，卷首有高文德嘉庆四年(1799)序、无名氏序、陈燕序、吴淳道光九年序和华广生嘉庆九年自序。1959年至1962年之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本书与《挂枝儿》、《山歌》、《夹竹桃》、《霓裳续谱》合为《明清民歌时调丛书》分别排印出版，内部发行。本书之前增加了赵景深1959年所作序，对本书作了较为详细的评介。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以上5种书合为《明清民歌时调集》，公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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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综
《作者：朱彝尊》词选集。清人朱彝尊、汪森编。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浙派词人领袖。《词综》先由朱氏编选26卷，后又由其友人汪森增补10卷，共36卷，选辑唐、五代、宋、金、元词人659家，词2252首，蔚为大观。编者广采各种资料，搜罗宏富，有不少他本所未见收录的作品，给人以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之感。朱彝尊《发凡》说：“词至南宋始极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即姜夔)最为杰出。”汪森《序》说：“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两人都推崇姜夔为“正宗”。这种理论成为浙派词人的指导思想，在当时虽有纠正有明以来词坛流弊的作用，却又使词的创作走向重格律形式、轻思想内容的另一极端。所以近代词人文廷式批评说：“《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慢。”(《云起轩词抄序》)指出了《词综》对词的发展的不良作用。尽管如此，《词综》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词选本。此书在体例上能吸取前代词选之长，以时代先后为序，各家下有词人姓氏、籍贯及其著作，间附宋、元人评语。“其词名句读为他选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皆详考而订正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种认真求实的作风，为后人所推许。《词综》36卷本康熙三十年由裘抒楼刊行。另有《四部备要》本，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影印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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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纪事诗
《作者：叶昌炽》诗集。清叶昌炽(1848—1917)撰。七卷，一作六卷。昌炽字鞠常。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光绪进士，官侍读，督甘肃学政。学问渊博，尤长于金石、版本之学。著有《语石》、《石宝录》。叶氏以毕生精力笃攻坟典，广录博采，“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簿录、古今文集”中有关历代藏书家的资料，加以考订，而撰成此书。记录上起五代北宋，下迄清末一千一百余人。每纪一人则分事、诗二部分，每段故事中或记一人，或记数人，而冠以七言绝句一首。凡四百一十余首。所记除藏书部分外，还包括刻书、校书、抄书、读书、收书等各家事迹，亦有版本、目录、校勘、印刷方面史。此书不仅是藏书家之史诗，亦为书林掌故之汇萃。诗歌之功用，不仅抒情状物，咏史，而纪事亦更加广泛，是谓叶氏首创咏藏书之事功，诗纪不能不录，以备参谘。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江标刻六卷(未定稿)本，即《灵鹣阁丛书》本。一九五八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七卷定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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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水轩词筌
《作者：贺裳》词论著作。中国清代贺裳撰。裳字黄公，江南丹阳人，生卒年不详。工于词，著有《红牙词》1卷。《皱水轩词筌》共1卷，赖古堂集本为54则，今人唐圭璋又据《倚声集》、《词苑丛谈》、《昭代丛书》三书补遗13则，合之共67则。作者在论述中，能运用比较分析法，如将欧阳修词与范仲淹词相比较，秦观词与黄庭坚词相比较，将姜白石与张功甫的咏蟋蟀词相比较等，通过比较指出各自特色和得失。作者反对作词浅直、酸腐、怪诞、粗莽和涉于淫靡，指出“词虽宜于艳冶，亦不可流于秽亵”。对于“语淡而情浓，事浅而言深”的“风流蕴藉”之作，击节称赏为“真得词家三昧”。特别强调作词要写出真情、实境。他说：“作词不待用事，用之妥切，则语始有情。”“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词家须使读者如身履其地，亲见其人，方为蓬山顶上。”作者还认为词人创作时应如韩幹画马一般，“身作马形，凝思之极”，以求达到“形神俱似”的境界。本书有赖古常刊本，昭代丛书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词话丛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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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庵词话
《作者：李佳》清李佳撰。二卷。书末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六月作者跋语，谓为夏日消遣计，“检读各种诗馀，自录其有禆诵习者匝月，居然成帙，爰额曰《左庵词话》”。可知是书为读词随笔，卷上八十四则，卷下九十四则，共一百七十八则。内容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对历代词人、词集的评述、纪事，如认为宋代“东坡词最有新意，白石词最有雅意”。又谓元萨都剌词，“雁门诸作，多感慨苍莽之音，是咏古正格”。其纪事如卷上：“樊云门同年增祥，鄂中才人，诗文并皆佳妙。”辛丑(1901)四月，“予奉观詧长宝之命，云门以词送别，调寄《金缕曲》”云云。二是对词体、作法、音韵等方面的阐述，如云：“诗词之界，迥乎不同。意有词所应有而不宜用之诗，字有词所应用而亦不可用之诗。”又如云：“词贵有意，首尾一线穿成，非枝枝节节为之。其间再参以虚实、反正、开合、抑扬，自成合作。”此外对“词眼”、“警句”、“属对”、“音律”等皆有论述。三是记叙晚清词坛交游酬唱事迹，如卷下：“余来湘，喜遇张雨珊词人，思以所作就正。雨珊谦让未遑，曾谱《上林春慢》赠之”云云。又如云：“江陵金溎生同转武祥所著《粟香随笔》五种，多录朋辈诗词。”甲午(1894)游粤，“相与订交，下榻公之坡山精舍浃旬”。以及“郑叔问孝廉，与予为中表谊。人极风雅，所著《瘦碧词》得词家正宗。然鄙见以清空曲折为主，意趣不甚合”。此类词人交往逸事，为研究晚清词坛提供了有益的史料。是书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本，《词话丛编》据光绪本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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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室评词
《作者：梁启超》梁启超撰。由“乙卷”、“丙卷”、“丁卷”、“附录”四部分构成。历评两宋及清代词人近三十家。梁氏评词首重词中所表现的情感，尤推崇辛弃疾、蒋万里等抒发爱国情感的激楚悲壮之作。其对历代名家词抒情艺术的评点和论析，时见精彩，表现出评论者对词学的精深造诣。是书未单独刊行。唐圭璋由梁令娴所编《艺蘅馆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逸生校点本)辑出，收入新版《词话丛编》第五册。其后，陈少松增编为《梁启超词评辑要》(见南京师大《文教资料简报》1988年第一期)。所据资料除《艺蘅馆词选》外，还自梁氏《饮冰室诗话》、《王荆公》、《清代学术概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辛稼轩先生年谱》等论著及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择要辑录，故最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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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曲谱
《作者：王奕清》简称《曲谱》。由清代人王奕清等人奉康熙敕命，考寻旧调编辑而成，所以称为“钦定”曲谱。成书于清代康熙五十四年(1715)。全书分14卷。其中卷首刊载诸家理论，以及九宫谱定论。该书正文包括北曲谱4卷，以《太和正音谱》为底本，共收335个曲牌;南曲谱8卷，以沈璟的《南曲谱》为底本，收各调引子112支，过曲472支，慢词28支，近词37支，以及各调的尾声总论，共收811个曲牌。书后附有1卷刊载失宫犯调的曲谱，收引子8支，过曲42支。南、北曲谱都按宫调排列目次，对其中的每句曲均注明句式、四声和韵角，对旧谱中的错字误字，均加以更正，附注在后，而对于北曲中的入声字，则均注明宜作何声。南曲并点明板位的所在，体例比较完备。是为“使倚声者知别宫商，赴节者咸谐律吕。用以铺陈古迹，感动人心”的一部官方曲谱。该谱有清代康熙年间内府刻本;《四库全书》本;《扫叶山房》石印本;《万有文库》本等版本。<br/><br /> <br/><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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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斋词衷
《作者：邹祗谟》词话。一卷。清邹祗谟撰。邹祗谟,生于明崇祯年间，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晚年广为交际，与王士禛过从甚密。工词，有《丽农词》二卷。《远志斋词衷》共六十三则，着重论述词的体制、词牌、声韵以及风格特色诸方面，并对前人论词之语多所阐述。作者强调作词要求神似，说：“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宋词至白石、梅溪，始得个中妙谛。”主张咏古词须有寄托，说：“词至咏古，非惟著不得宋诗腐论，并著不得晚唐人翻案法。反复流连，别有寄托。”评价辛弃疾词也颇中肯，说：“稼轩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从南华冲虚得来。然作词之多，亦无如稼轩者。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词至稼轩，经子百家，驱斥如意。”对豪放词的态度与浙西词派的看法很不一样。此书有若干则论述诗词的不同特色，从体裁、格调、用韵等方面加以阐述，也颇有见解。其辨调名原起，认为“宋人词调不下千余，新度者即本词取句命名，余俱按谱填缀，若一一推凿，何能尽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词不已失传乎。且僻调甚多，安能一一傅会载籍。”“大率古人由词而制调，故命名多属本意。后人因调而填词，故赋寄率离原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都较有说服力。有《赐砚堂丛书》本、《词话丛钞》本。近人唐圭璋编入《词话丛编》，1986年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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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圃词说
《作者：田同之》清田同之撰，1卷。田氏论词之流变，宗王世贞正宗、变体之说，但他认为填词应各见性情，婉约是本色，豪放亦非不是本色，这就显得比较灵活了。他认为词中有诗人之词，有文人之词，有词人之词，有英雄之词，语多中肯。田氏对词的音律，也很重视，《词说》全文征引李清照《词论》，于“别是一家”之说是独有会心的，他认为词律较诗律倍难，强调“宫商调，阴阳谐”，于字的四声和调之宫商均加讲求。他以艳丽为词之本色，但又强调不应流入浅俚。于词之格调气度，追求神韵，所谓“以神气为主，取韵次之，镂金错彩其末也”，可见他论词颇受王士祯神韵说的影响。《西圃词说》在评论词人方面，间有不一致及错误之处。如他既称姜夔于南宋最为高洁，史达祖、高观国，张辑、蒋捷、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效仿姜，又称史达祖为南宋第一词人，这就不免矛盾。同时，强派吴文英为姜夔嫡派，也与实际不符，实际吴文英是心香周邦彦而自成一派，所以田氏之说不够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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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词品
《作者：杨夔生》词学论著。清杨夔生著。十二则。以“轻逸”、“绵邈”、“独造”、“凄紧”、“微婉”、“闲雅”、“高寒”、“澄澹”、“疏俊”、“孤瘦”、“精练”、“灵活”等审美范畴，概括词的审美意识。以“轻逸”为第一品：“悠悠长林，濛濛晓晖，天风徐来，一叶独飞。望之弥远，识之自微。疑蝶入梦，如花堕衣。幽弦再终，白云逾希。千里飘忽，鹤翅不肥。”另其描述：“万山巑巑，回风荡寒。”(《独造》)“落花醉枝，凄入燕心。”(《凄紧》)“卷帘缘阴，微雨思梦。”(《微婉》)“疏雨未歇，轻寒独知。”(《闲雅》)“矫矫独往，落落希踪。”(《高寒》)“渔舟往还，相忘千年。”(《澄澹》)“田家败篱，幽兰愈芬。”(《疏俊》)“怅焉独迈，憀予隐忧。”(《孤瘦》)“水为沉流，星无散芒。”(《精炼》)“四无人语，佛阁一铃。”(《灵活》)反映其注重孤苦凄然寂寞的词境。吴衡照撰《莲子居词话》和江顺诒辑《词学集成》均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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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词浅说
《作者：谢元淮》清谢元淮著。是书兼论词曲，而以词为主;论词又以词之声律为主。前人谓“词别是一家”，而谢元淮亦力主“守定词场疆界”。他说：“词之为体，上不可入诗，下不可入曲。要于诗与曲之间，自成一境。守定词场疆界，方称本色当行。至其宫调、格律、平仄、阴阳，尤当逐一讲求，以期完美。”作者还主张守律而不拘于律。鉴于时人填词不顾词律，作者着重论述了词的声律问题。他认为填词家应当遵用沈去矜词韵，不必旁及曲韵。填词除注重使用专为歌词而设的十七宫调外，还要严守四声，区分阴阳。“盖平声尚含蓄，上声促而未舒，去声往而不反，入声逼侧而调难自转。”倘用乖其法，则不易歌唱。因“词曲既播管弦，必高下抑扬，参差相错，引如贯珠，而后可入律吕。”这样，便可做到字字精切，声声轻圆，声文并茂。但作者又反对拘泥死法，主张“词禁诸条，亦须活着”。因为四声平仄呼吸阴阳，均有自然之妙。“大略阴平宜搭上声、阳平宜搭去声，不必拘泥死法”，此论极是。此外，作者还论述了南北声音之不同。他说：“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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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词话
《作者：毛奇龄》词学专著。二卷。清毛奇龄撰。成书于清初。多记明末清初词坛见闻,论述词韵和体制,间附自己所作词、以及同时诸人唱和的词。书中材料,大都是当时词坛实录,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如卷一云:“予少不检,曾以度曲知名,凡坊曲使人争相请教,且尝以己词令唱,故云间徐西厓赠词有云:‘晨消魂,一曲新词,雪儿争唱神仙句。’……皆是实赋。”卷二又云:“建平吴博士送予之江宁,有《念奴娇》词,尝藏之袖间。暨十年后重过其庐,出词读之,则已漫灭不可认矣。其词曰:‘五更初起,装成未,把酒送君烛下。挥手出门正月落,满屋光流如泻。此去江南,他时江北,回首无多话。驱车行矣,可怜独步归舍。 试看地荆榛,君今卜何处?能超罟获。无节望门去路远,天下朱家皆假。田舍粗安,壶浆堪掩,意气长相藉。天涯何限,一时去此秋夜。’”毛奇龄精通音韵、工于度曲,所以书中有许多关于词韵问题的论述,兼以具体例证,对于研究词的音韵颇有参考意义。卷一云:“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任意取押,虽与诗韵相去不远,然要是无限度者。予友沈子去矜,创为《词韵》,而家稚黄(毛先舒)取刻之,虽有功于词甚明,然反其古意。”随后,他举出苏轼《念奴娇》调与张孝祥《念奴娇》调,加以具体说明。《西河词话》还记载了笛色谱,如《锦缠道》、《普天乐》、《古轮台》、《尾声》等,因极少见于他书,故很可贵。该书的缺点在于,所记条目,不按时序,不分细目,颇难检索;同时,考证亦有失误之处,如云“宋末有安定郡王赵令畤者”,其“宋末”二字即不确。因为赵令畤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绍兴四年(1134年),并非“宋末”。有《西河合集》本、《词话丛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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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作者：周济》清周济撰，亦称《宋四家词选自序》。自“浙派”朱彝尊编的《词综》问世以后，“常派”张惠言曾编《词选》，以严拣精取、独立旗帜而称著。周济则继张惠言之后，编有《宋四家词选》，更进一步立派别作家数来取两宋词人作品，令人颇难理解。周氏这篇自序，发展了张氏《词选序》的看法，提出“词非寄托不入，非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申之，触类多通”的观点，这是常派论诗的见解。“入出”之说，在诗论、文论、画论中早就谈过，周氏移植于词论并予以阐发，表现了新义。他把填词家的思想修养、才识、艺术造诣和读者体会联系起来，强调了词的审美教育作用，这种观点是相当精辟的，它纠正了过去把词看作是“娱宾遣兴”的工具这一陈旧观念，故谭献赞周氏“入出”说是“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徒填词为然!”周济这篇序文，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作家创作时形象思维的过程和读者欣赏时的种种感受，对后代文学理论影响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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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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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益（1871年-1949年），名承祖，字子益，云南大理鹤庆人，是清末至民国年间著名的白族医学家。 彭子益生于官宦人家，幼受庭训，年长后结交当地名士，博学多闻，尤其喜爱医术。他不拜师，选择直接钻研中医经典著作，师从古圣先贤。凭借自身
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