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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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集成
《作者：江顺诒》清江顺诒辑。八卷。卷首有铁岭宗山序和自撰“凡例”九则。序称此辑“寻源竟委，审律考音，取诸说之异同得失，旁通曲证，折衷一是。所以存前人之正轨，示后进之准则”。是书经宗山参订，条分缕析，分列子目，卷一曰源、卷二曰体、卷三曰音、卷四曰韵、卷五曰派、卷六曰法、卷七曰境、卷八曰品。末有附录四则。书中引录前人词论，倘需全编登载始能得其旨趣者，皆全编过录。如卷八采录郭频伽《词品》十二则、杨伯夔《续词品》十二则以及江顺诒《续词品》二十则。对各家词序，则择要摘录，以见各序之长。如卷一徐鼒《水云楼词序》、卷六吴谷人《露蝉词序》和诸迟菊《词综续编序》等。该书所辑，间有己论，并用案语标出，以示区别。如卷一录张惠言《词选·序论》。诒案：“此论高出流辈，发前人所未发。”又如卷二录杜文澜《词律校勘记序》。诒案：“万氏有功于词学，杜氏又为万氏之功臣。虽其书知声而不知音，然舍此别无可遵之谱，则校勘之不可少也明矣。”所案也能自成一则。是书有光绪七年(1881)刊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据以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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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品
《作者：郭麐》一卷。清郭麐撰。本编探索词之体貌，分十二品：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各系以韵语十二句，全仿司空图《诗品》之体例。论文名品，始于钟嵘，原以定其主旨，品其先贤。图之所为，则就诗之品格而言。本书效法钟嵘《诗品》，其间有全袭旧名者，如委曲、含蓄之类;有字异而实同者，如易纤秾为秾艳，悲慨为感慨之类;亦有并为一品，如雄浑豪放，合为雄放。故有无此书，不足为轻重。但在当时却颇受重视。此书虽把各种艺术风格相提并论，但是偏重幽秀委曲，秾艳的感情色彩相当浓厚，此正体现了浙派论词崇尚雅正清空的基本观点。《词品》寥寥数语，附载于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之中。江顺治《词学集成》卷八也录入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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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林正韵
《作者：戈载》三卷。清戈载编。明清之际，词韵分合之争，与词韵之作，一时俱盛。戈氏谓“古无词韵，古人之词，即词韵也”。是书即取唐宋人词，博考互证，又广稽韵书，裁酌繁简而成。其撰述目的，“非敢正古人之讹，实欲正今人之谬”，对于以前各种词韵之误，多所纠弹。分为十九韵部，前十四部为舒声韵。因词之押韵允许平上去三声通押，故是书将平上去三声合并于一部，每部中又分为平仄两声，仄声中再分上、去声；凡入声作平声或上、去声者，则附载于某部。入声因在词中不与舒声相混，故另列五部入声韵。十九韵部无韵目，但在每一部中均标明该部所包《广韵》之韵部，如第一部包括“平声东冬钟、上声董肿、去声送宋用”。韵部及每部内的小韵(即同音字组)的排列，基本与《广韵》一系韵书的排列同。每一小韵之首字，用〔 〕标出，并注明反切。反切多依《集韵》，韵字下无注释。书前有“发凡”一卷，简述编是书之目的、经过，该书之简况，词韵与诗韵、曲韵之差别等，举例甚详。王鹏运跋谓：“《文会堂》、《学宋斋》诸家强作解事，未足依据。戈氏书最晚出，而最精核，可谓前无古人矣。”但王氏对是书亦有所批评，云：“宝士著书，动谓宋词失韵，余谓执韵以绳今人之不知宫调者则可，若以绳宋人，似尚隔一尘也。”本书初刻于道光元年(1821)，全书收韵字一万二千九百九十九字。清人词韵之学，至戈氏而总其成。但尚有偏颇失当之处，罗常培曾拟为之重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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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论
《作者：张祥龄》清代词话著作。1卷。张祥龄撰。10则。张祥龄论词强调文章气运，认为诗至唐末已经作尽，所以文人才变化诗体以求发展，才有词的产生。而词体本身的发展又如春、夏、秋、冬一样，经过萌芽、发展、繁盛阶段，然后萧条冷落，最终又以元曲继之。这是从一种文体的兴衰废替立论的见解。他又重视作家天然才质的区别，“能疏宕者不能密丽，能密丽者不能疏宕”，是丹非朱，并非确论。他提倡讽世寓托，认为“词主谲谏，与诗同流”，但是又反对张惠言的胶柱鼓瑟，穿凿附会的作法。此外，他还提倡气骨，而并不摒弃绮语;反对雕凿，而又指斥鄙俚，这些意见都比较圆通，体现了他论词“不问人论何如，自叩用工甘苦”的基本立场。本书有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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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律
《作者：万树》词论。清人万树撰。二十卷。树字花农，一字红友，别号山翁，江苏宜兴人。国子监生。康熙间在广东作两广总督幕友。多才多艺，怀才不遇，死于归途。著有杂剧、传奇二十余种。此编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内容为取宋元名作排比求倚声度曲之律。唐宋以来，倚声度曲之法久已失传，此书据名作一字一句求之，得其八九。自《草堂诗余》以小令、中调、长调分别列目，旧谱因之以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然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及六十字两体，分别列入小令与中调，显然不宜。收唐、宋、元词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余体，纠正《啸余谱》及《填词图谱》之误，以及诸家词集之舛异。“作于宫谱失传之后，振兴词学，独辟康庄，嘉惠后者甚厚。”(杜文澜《词律续说》)唯编者疏于考证，书中脱漏错误诚所不免。自序及《发凡》中言之甚详，后人亦有所校订。此编在清代词坛影响甚大，词家多奉为圭臬。研究与校勘、补续者亦大有人在。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四库全书》本 光绪二年(1876)刻本，中华书局铅印本。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光绪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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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带阁注楚辞
《作者：蒋骥》《楚辞》研究著作。6卷。清代蒋骥撰。此书卷首有屈原传记及楚辞地图，另附《楚辞余论》2卷、《楚辞说韵》1卷。正文6卷为屈原作品，对《楚辞章句》自《九辩》以下概删。以“二招”为屈原作品，认为“二司命”和“二湘”是同类神，故将《大司命》、《少司命》合为一篇，《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以《九歌》为9篇，加其它各篇，以就《汉书·艺文志》谓屈赋25篇之数。此点不可取，书中亦不无穿凿附会，但其“征实之谈，终胜悬断”(《四库全书总目》)。《楚辞余论》2卷，上卷除通论《楚辞》外，尚论及《离骚》、《九歌》、《天问》;下卷论《九章》以下6篇，其驳正旧注之失、考征典故异闻，时有精深之见。《楚辞说韵》1卷，论楚声音韵。版本方面有清康熙年间武进蒋氏山带阁刻本和雍正刻本，通行本有50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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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雨斋词话
《作者：陈廷焯》词话著作，清陈廷焯撰。陈廷焯(1853～1892)，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作者论词大旨，宗常州词派张惠言。常州词派的词学观点为反对浙派尖新小巧、轻佻浮滑而无所寄托的词风，主张“温柔敦厚”。陈氏论词的主要精神也是如此。他在书中卷1特别突出地提出了“沉郁”二字作为词论核心。所谓“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其含义有二，一为要求比兴寄托、微言大义。“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二为要求词的风格含蓄、沉稳。陈氏还提出了“顿挫”一词与“沉郁”互补。谓二者统一则“词中三昧尽矣”。并以此衡文，品评周邦彦、冯延已、王沂孙诸家。并多次强调“温厚”，如卷8云：“温厚和平，诗词一本也。”作者的词论既有以诗教评词，提高词的地位与格调的意义，又有限制词的风格多样化的弊病。《白雨斋词话》原为10卷，今本只存8卷。由其门人许正诗整理刊刻。许正诗原刻本成于光绪二十年(1894)，后附《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钞》各1卷。此后又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上海开明书店本及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维沫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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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谱
《作者：赵执信》诗话著作。清赵执信撰。此书分前、后、续谱，故亦称《声调三谱》。有合为一卷者，或分为三卷者，亦有以前后谱为一卷、续谱为一卷者，但于内容均无大出入。唐代律体盛行之后，古诗写作便产生一个避免律调的问题。对古诗声调的注意，始于明人。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说》云：“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后谢榛《四溟诗话》、胡应麟《诗薮》等亦有议及者。清初钱谦益、冯班、吴伟业、王士禛等人，继续探讨这一问题。据说赵执信曾向王士禛讨教古诗声调问题，不得其详，于是独自钻研，从唐代大家名作入手，“发愤三、四月”(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终于悟出古诗与律诗在声调上的区别，著成此书。赵谱一出，又推动王士禛门生整理出《王文简古诗声调谱》(文简为王士禛谥号)、《律诗定体》等作，从此开了论诗谈声调的风气：“自渔洋、秋谷之书行，此说几于家喻户晓矣。”(梁章钜《退庵随笔》)赵谱所论，大抵以三平为正格，又多采冯班之说。后翁方纲、翟翚、许印芳、吴绍灿、董文焕等对此书所论又有所驳正，使这一项研究更趋精密。有《清诗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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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词随笔
《作者：沈祥龙》晚清沈祥龙撰，1 卷。沈氏述词之源，亦主诗余之说， 又说出于古乐府，他要求词应“发乎 情，止乎礼义”，这是力图提高词的 地位，把词从末技小道提高到正统 文学同等的地位上来，沈氏的动机 是好的，但他从合乎礼仪的封建诗 教立场上讲话，未免保守。对婉约、豪放二派，他认为二 者均不可偏废，贵在施之得宜，根 本在表现情致，情致不同，风格当 然就各异了，此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沈氏对词还要求雅，这与宋末以 来论词求雅的趋势完全一致。就词 的整体上说，沈氏虽然认为婉约、 豪放均不可废，却终归要求清空妥 溜，自然本色。他心目中对豪放词 并不那么提倡。沈氏于词的具体做法上论之甚 多，他认为词当多用比兴，借景寄 情，借物寓意，这才能达到低回要 眇，隐然动人心的效果。所谓意余 于辞，含蓄蕴藉，既是词之要诀， 亦是词之妙境。有 《乐志簃集》 本，今收入 《词话丛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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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龙录
《作者：赵执信》诗话著作。清赵执信撰。此书一卷，书题得名于首则记载：王士禛、赵执信和洪昇三人谈龙论诗，王士禛本于“神韵”说的立场，不同意洪昇“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的见解，主张“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者耳”。赵执信左袒洪昇，强调须有完龙在握：“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此处表明赵执信论诗与“神韵”说的分歧所在：王喜轻逸，赵重质实;王擅长即小见大，赵主张以大概小。二人之诗观，形同水火。赵执信服膺冯班、吴乔，书中自记曾三客吴门，遍求吴乔之《围炉诗话》而不得。吴乔的“诗中须有人在”一语，成为《谈龙录》批评王士禛的主要出发点。如指出王士禛《南海集》中诗多矫情，谓“清新俊逸”的诗风易流于“涂饰”。又谓时人(暗指王士禛)虽反对明七子的着唐人之优孟衣冠，但自己又穿上了宋人的优孟衣冠，所申均系“诗中须有人”之意。《谈龙录》批评王士禛，除了诗学观点对立的原因之外，还由于两人之间的私事诟厉。因此，《谈龙录》在记事议论之馀还夹带攻讦语调，颇有碍其立论的客观性。如他一面承认王为大家，以朱彝尊与之并立，但又不无微词，批评“朱贪多，王爱好”，以致遭到后世的讥议。有《清诗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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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殿
《作者：洪昇》传奇剧本。清初洪昇作。初名《沉香亭》,继改称《舞霓裳》,至三稿始定今名。剧本取材于杨贵妃与唐玄宗的历史故事。杨玉环册封为贵妃后,专幸夺宠,唐玄宗荒淫无度,朝政腐败,安禄山反叛,唐玄宗携杨贵妃逃入四川,行至马嵬,六军不肯前进,唐玄宗被迫杀了杨国忠,让杨贵妃自缢,反叛平息后,唐玄宗对贵妃思念不已,方士在蓬莱仙班觅得贵妃之魂,又用法术架起仙桥让唐玄宗飞上月宫,与贵妃团圆。剧中歌颂唐玄宗与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揭露了他们的荒淫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的社会现实。剧作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结合起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场面壮阔,情节曲折,曲词清丽典雅,富有抒情色彩,剧中前后两折,宫调决不重复,遣词用韵,字字审慎。吴舒凫说: “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长生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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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村曲话
《作者：李调元》古典戏曲论著。2卷。清人李调元著。这部论著上卷重在议论元代作家、作品，下卷重在议论明、清作家、作品，但多摘引前人的论述以表达自己的戏曲见解，其中作者亦有不少发挥。在上卷中他高度赞扬了《西厢记》的艺术成就，认为其“宜乎为北曲压卷也”。他认为《琵琶记》“体贴人情，描写物态，皆有生气，且有裨风教，宜乎冠绝诸南曲”。这些评论都体现了李调元的识见。下卷中，在评论明、清人作品时他指出：“曲不欲多，白尤不欲多骈偶”。“曲始于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盖作曲自有一番才料，其修饰词章，填塞故实，了无干涉也。”他指出“自梁伯龙出，始为工丽滥觞”。他批评吴音一派“竟为剿袭”，“不惟曲家本色语全无，即人间一种真情话，亦不可得”。他还记录了李渔、洪昇、孔尚任剧作在当时盛行的情况。对同时代的曲作，他以为蒋士铨曲“为近时第一”。他的这些见解都有可取之处。《雨村曲话》曾收入清乾隆时李调元自己辑刻的《函海》，此本在清代嘉庆、道光、光绪年间都曾一再校刊。另外又有清末无名氏《曲话三种》所录抄本。《曲苑》、《重订曲苑》、《增补曲苑》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本皆源于《函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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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村词话
《作者：李调元》清代词话著作。4卷。李调元撰。李调元著此词话的目的很明确，他在自序中说：“存前人之是，正所以正今人之非”，“择其可学者取以为法，其不可学者取以为鉴”。古为今用，以利于时人创作，态度是可取的。全书杂评前人词作优劣，间亦辨证字句讹误出处，阐述其大意。李调元论词推重南宋，盛称姜夔、史达祖、李清照，并为史达祖作“摘句图”，录数十首。他虽以婉约为宗，但也重视豪宕有寄兴的作品。如说张元幹“平生忠义，见于‘梦绕神州路’”一词;说辛弃疾词“肝胆激烈，有奇气”;评刘克庄〔满江红〕12首，“悲壮激烈，有敲碎唾壶，旁若无人之意，南渡后诸贤皆不及”。李调元也反对南宋词人的率易不经，对辛派词人豪放而有时流于粗略的毛病给予批评。《雨村词话》系杂感式的随笔，没有提出系统明确的理论观点，引用原作大多没有详细核实，以至有不少讹误失考之处，如说〔玉楼春〕“来如春梦几多时”2句为欧阳修现成对句，说程垓为苏轼中表兄弟之类。本书有《函海》本，唐圭璋据以编入《词话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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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同窗琴书记
《作者：佚名》用泉州话演述流行于闽南的两大民间文学之一的仙伯英台故事。越州诸暨县南庄富翁，为掌中珠女儿英台择婿，特开放花园，求牡丹花诗为唯一条件。有一青年交出牡丹诗，英台却拒之且不能回诗。因而发愤读书，扮男装携书僮（亦女扮男装）登程，路上遇梁仙伯同乡东庄人，亦将前去杭州跟孙先生读书，倍感亲密。失怙的山伯先提议结义为兄弟。这可证明假装成功，但究竟是女儿身的英台未免处处露出破绽，被呆头呆脑的山伯点出尴尬的场面不止一次，英台终投降在送仙伯回乡路上戏鸳鸯时提出家乡有一妹可以许字，约二八、三七、四六──十日内在家乡见面，收山伯琴书为聘礼。仙伯合计二八、三七、四六为三十天，回到家乡时，英台已由其父纳同乡富家马俊厚聘了。仙伯病倒，幸得塾师大学士孙卓保荐仙伯为越州府知府，封英台为守礼恭人，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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