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少虞

江少虞，生卒年不详，约公元一一三一年前后在世。字虞仲，常山人。约宋高宗绍兴初前后在世。第政和进士。为天台学官。寇至，守悴逃去，他独率弱卒坚守，射杀渠魁，贼遂溃。入为左朝请大夫。历建、饶、吉三州守，治状皆为第一。少虞著有事实类苑六十三卷，《四库总目》徽采极为浩博，良有益於史家。又有宋朝类要及杂著、经说、奏议百余篇，并行于世。江少虞一生著作颇丰有：《事实类苑》、《经说》、《奏议》、《宋朝类诏》等百余卷，而以《事实类苑》最为有名。

焦袁熹

焦袁熹(1661～1736年)，清学者。字广期。金山(今属江苏)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人。穿穴经传，于诸经注疏，皆有笔记。其说《易》，专主义理，说《礼》，推言礼意，而于《春秋》尤邃，独酌情理之平，立褒贬之准，谨持大义，刊削烦苛。性至孝，事亲著书，不求闻达。乡荐后，自以为自己“非用世材”，遂不会试。李光地、王顼龄俱以实学通经荐，以亲老固辞。后铨授山阳教谕，仍不赴。平生心师陆陇其，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门。参与纂辑《明史》，因持论与王鸿绪不合而辞去。曾自作《经生歌》云：“章句微细，必无豪贤，可哀载!说经铿铿，乃毕吾之余生。”(《清史列传·儒林传上二》)志不近名，学问笃实。著有《春秋阙如编》、《此木轩四书说》、《经说汇编》、《读四书注疏》、《太极图说就正编》、《太玄经解》、《潜虚解》、《九歌解》、《纪年略》、《经世辑论》、《杂著》、《谈佛秉赘语》、《尚志录》、《诗文集》二十余卷。

景星

景星，号讷庵,字德辉,元代人。以儒士保为杭州儒学训导,浙江余姚人。撰《四书集说启蒙》，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蒋义彬

蒋义彬，清代嘉庆年间人。撰有《千金裘》。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贾昌朝

贾昌朝（997年－1065年），北宋宰相、训诂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北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字子明,真定获鹿(今属河北)人。

北宋仁宗宰相贾昌朝出生之前，据说他母亲得一梦，梦中有一金甲神人送其一冠而去，梦醒以后，绘冠其形，有人认得，叫“貂蝉冠”，遂后生下贾昌朝。王安石后有《贾魏公挽辞》二首，其一写道：

天上貂蝉曾梦赐，归魂应侍紫阳宫。

正是说的此事。

其实在中国古代，大凡帝王将相、达官显宦之人的生生死死，总要被人罗织上许多虚幻缥缈的神异传说。由于貂尾和蝉羽都是古代王公显官冠上之饰物，在宋代也只有三公、亲王侍祠大朝会时，才有可能得赐貂蝉冠，故贾昌朝母梦貂蝉冠一事，也无非是说贾昌朝将来有富贵荣华的前程罢了。

贾昌朝，字子明，他出生的这一年，正好是真宗即位的咸平元年(998)。祖籍沧州南皮(今属河北)，后徙真定获鹿(今属河北)。自其父时始居开封，故其后人遂为开封人。

贾昌朝的曾祖父是后晋时的史官贾纬，官至给事中，其伯祖父贾琰入宋以后历主簿、通判，官至三司副使，故贾家算得上是官宦世家。但贾昌朝的父亲死的早，是他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在母亲的教诲下，贾昌朝自幼于经史、图纬、训诂之书无所不读，遂早成饱学，老师更称赞他学问淹贯，满腹珠玑，将来必有出息。真宗天禧二年(1018)，朝廷举行南郊大典，贾昌朝以布衣身份向真宗敬献贺词，得真宗称赏，亲自召见他并考试其词赋、策论等，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授常州晋陵县(治今江苏常州)主簿。这年他刚过20岁。

不久，贾昌朝又奉诏入京，赐对便殿，除授国子监说书。判国子监孙奭欲测试各学官的学术水平，便令他们各讲解一经，惟贾昌朝讲有师法。因得孙奭的赏识，称赞他博古通今，有真才实学，并亲自书写了路随和韦处厚两人传记赠送他，说：“你日后前途无量，当如二人。”并举荐他为颍川郡王(即赵德彝)院伴读。

继迁殿中丞，历知常州宜兴、开封东明(今属山东)两县。贾昌朝为政，以为民兴利除弊为首务，曾在宜兴境的交通要道上修筑长桥，以便商旅，为人称道。复被举荐入京，监京师广济仓。

孙奭这时任翰林侍读学士，以年老力辞，力荐贾昌朝代己。贾昌朝得以召试中书。尽管他学富五车，但参知政事陈尧佐却以其年纪尚轻，不能任侍经筵之职。孙奭认为用人不可限于年龄大小，并举太宗用晏殊、宋绶为知制诰，皆年未三十为例，极意相荐。最后，由于陈尧佐的阻抑，贾昌朝改任绵州(治今四川绵阳)通判。任满，监在京永济仓。明道元年(1032)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复任为国子监说书。

明道二年(1033)，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病卒，年仅13岁的仁宗即位，改元“景祐”。在宰相李迪、吕夷简等人的建议下，宋朝廷始设专为皇帝讲解经书史传、并备顾问应对的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获选，首任此职。他定期为仁宗讲解经史典籍，口讲指画，发蒙启蔽。于传注训诂，不泛泛而讲，着重讲说古代圣人治心守身经理天下之道，指物喻事，析毫解缕，言近旨远，文简义明。仁宗常常乐听不倦，有时还就其感兴趣的问题与贾昌朝展开讨论、辩难。贾昌朝则在每次进讲后，将与仁宗讨论的问题记录下来，后成一书，名为《迩英延义阁记注》，得仁宗称赏，加其官为直集贤院事。

景祐三年(1036)七月，京城太平兴国寺遭雷击被焚，朝廷要加以修复，贾昌朝遂上书引《易经》、《春秋经》进谏，他说：“《易经》云：‘洊游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近年以来，京师及各地寺观道庙不断遭到雷击焚毁，正是苍天以示警告，正需修身自省以为警戒，正宜力戒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认为当此之时，太平兴国寺亦不宜马上动工修复，当务之急是朝廷君臣，“侧身念愆”，检讨为政得失，兴利除弊，安国富民。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下诏停修太平兴国寺等庙观。

这时，又有西域僧人进京进献“佛骨”与铜像等。贾昌朝认为也不宜以其所献明示朝廷内外，但对西僧还是应该加以礼遇。仁宗听其议，对献宝僧人厚予赏赐而遣还。收藏真宗御制文集、御书的天章阁这时设置侍讲之职，仁宗亦首先任命贾昌朝。继迁尚书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倍受仁宗信任。

针对当时朝廷仪卫制度颇不健全划一的状况，贾昌朝先后提出整肃南郊卤簿、大驾卤簿、南郊大驾卤簿等建议，亦一一为仁宗采纳，下诏实行。

宋政府此时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西部边防之事。从景祐初年，宋朝西邻的党项族西夏政权不断派兵侵犯宋朝边地，且日甚一日。康定元年(1040)二月，党项首领元昊又率十万夏军大举入侵，相继攻陷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以及安远、塞门、永平等寨堡(今陕西安塞、子长县境)，直抵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下。宋延州守将范雍仓促布阵，狙击敌军。宋夏军队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西河口)一带展开决战，鏖战中，宋廷所派监军黄德和畏敌遁逃，致使军心涣散，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宋将刘平等人为夏军所擒，宋军损失惨重，关辅震动。仁宗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有人却诬告是刘平等人降敌，并建议族诛刘平之家。对此贾昌朝上书认为，刘平的事情还没有确实的消息，若刘平不是降敌，族诛其家岂不是造成冤案。他例举汉代武帝诛杀李陵其家、使李陵不得还的例子对仁宗加以劝谏。仁宗深以为然，对刘平等人及其家属作了慎重处理，仍擢贾昌朝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权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使，又权判吏部流内铨兼侍讲。河北发生旱荒，贾昌朝受命为河北体量安抚使，巡查河北各地，救恤饥民，回京后，他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制边之策》奏上，提出了“择守宰、习乡兵、治塘泊、纾徭役、缮甲垒”等建议，以加强宋朝北部边防，为仁宗嘉纳，下诏实行。

随后，贾昌朝得以接连升迁，先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权知开封府，又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判国子监，再擢为迩英阁侍讲。期间，他对宋朝面临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建议，为仁宗采纳。

宋代任官制度规定，铨选县令时，多依据官员的寄禄官和诸县规模大小，规定只有俸钱满12000贯才能得以举荐选任知县。贾昌朝认为，这种规定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干的官员出任地方官，是一种仅凭资历的选官办法。诸县规模不论大小，对于朝廷治理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若按原来的规定，小县永远选派不到有才干的官员，结果利少弊多，不利于这些地区的安定与发展。因此，他建议不论县之大小和官员的俸钱多少，应一律按实际需要选任官员，为仁宗首肯。

又如宋初以来，科举考试沿用唐朝以来的“公卷”之制，但由此产生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宋政府后来为了避免“公卷”制带来的弊害，曾相继实行了考生须在考试时，在试卷前填写家状，考卷封弥、誊录等制度，可是仍保留了“公卷”法。为了能有效地杜绝营私舞弊行为，贾昌朝提出了整顿科举制的建议，主张废除“公卷”制，亦得仁宗同意。

贾昌朝任职开封府时，有禁卫军士卒控告统军将帅在士兵中敛放高利贷，引起军中不安。贾昌朝便采取了惩办首恶，轻者教育，一般不问的政策，既制止了高利贷在军中的泛滥，又稳定了军心，很得仁宗称赏，同僚们也都钦佩他的智谋远虑。

自宋夏交战以来，宋朝的北邻契丹政权也虎视眈眈，对宋朝抱有觊觎之心，曾派人使宋，提出割地、增加岁贡等等苛刻要求。贾昌朝被仁宗任命为契丹使节的馆伴使，他据理反驳契丹政权的无理要求。但宋朝廷有人因此害怕得罪契丹，建议仁宗给契丹增加岁贡，并让其攻击西夏。仁宗对这一建议有些动心，欲答应契丹的要求。贾昌朝上书力加反对，认为决不能采取姑息政策。今契丹乘元昊叛宋而有求于宋，是为利而来，欲其出兵，必无希望。即使其出兵相助，将来宋朝也难满足其贪骛之心，必后患无穷。听他这么一说，仁宗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拒绝契丹方面的无理要求。

继之，针对当时边防削弱、用将不专等突出问题，贾昌朝又上疏说：“太祖初得天下，鉴于唐末五代以来方镇武臣、士兵牙校跋扈的弊端，收其精兵，夺其权力，当时皆以为万世之利。到太宗时期，用人多恩倖子弟，全无勋劳，沽名钓誉，坐得官爵，至于出师攻战，漠然不知。若边鄙无事，尚或消遥自如，但自从西夏入侵以来，兵不操练，将不得人，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师，故每战必败。这都是削弱方镇太过遗留下来的弊端。况且用亲旧、恩倖为将，他们素不知兵，一旦付予千万之人让其带领，无疑是驱其死地，这又是用亲旧、恩倖必然导致的弊端。”然后，他再上疏，详言备边六事：一曰驭将帅，二曰复土兵，三曰训营卒，四曰制远人，五曰绥蕃部，六曰谨觇候。所论多针贬时弊，令人耳目一新。

宋政府当时不仅面临着官吏冗杂、边防积弱的问题，还迫切需要解决冗费问题。为此贾昌朝也上书提出：全国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军旅，三分之一费在冗食。江淮每年运粮至京城达六百余万石，仅能充期月之用。从前的积蓄，不盈数载。故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倘有水旱军戎之急，则必无可奈何。于是他提出了“省冗费罢不急之需”的建议。仁宗即诏贾昌朝与三司(北宋的最高财政机构)合议，采取对策。最后，他们拟出了节省冗费的许多措施，由仁宗下诏实行，每年可节省钱上百万缗。

另外，针对当时官冗办事效率低的状况，贾昌朝还提出逐步采取措施使整个官员队伍年轻化的建议。他认为朝臣年至七旬，精力体力已经衰弱，不宜仍居位不退。凡年龄到70岁的人，宜依原来规定的制度退休致仕。若有特殊功绩而又有必要继任的可不拘此例。他还列举了朝臣中耄昏不堪任职者数人，请求仁宗令其致仕。针对当时人民负担过重、劳役频繁的状况，他上书说：“用兵以来，天下民力颇为困乏。请朝廷诏令各路转运使，凡今后赋税徭役的征派，不能允许按过去惯例折变、科率。需要科折的，必须奏明朝廷裁决。即使是奉圣旨或三司文移督办的赋役，假若于民不便的话，也须要再次奏明上闻。”对这些建议，仁宗也都一一采纳，下诏实行。

宋室宗亲、驸马都尉柴宗庆这时在郑州纵容部属扰害人民，被人弹劾，仁宗派人到郑州召其回京，柴宗庆则托疾不至。贾昌朝力言仁宗，终于将其召回，予以责斥。

庆历三年(1043)三月，贾昌朝由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擢任参知政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建言以朝廷重臣兼领各尚书六曹之政，遂命贾昌朝兼领农田事。次年九月，加官检校太傅，行工部侍郎，迁枢密使。庆历五年(1045)正月，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仍兼任枢密使，复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达到了其仕宦途中的顶峰。

还在康定初年的三川口之战中，宋将石元孙也同时被夏军所擒。当时传说他已经被杀，朝廷为此赠其忠正军节度使兼太傅之号，并录其子孙七人为官。但到庆历四年(1044)宋夏息战达成和约后，西夏政权放还以前所俘石元孙等人。石元孙等归朝后，即有谏官、御史上书，认为石元孙等军败不死，有辱国格，要求将他们斩杀以谢天下。对此，贾昌朝独持异议，他对仁宗说：“古代以来，将帅被俘，归回者多不死。如春秋时，晋国俘获楚将谷臣，楚国俘获晋将知螢，他们各自回国后，都没有被诛杀，古圣贤之举不可不鉴。”为此他还特别抄写了《魏书·于禁传》进献仁宗，重申说：“前代将帅兵败而还，圣明君主对之都不加罪。”仁宗终于被他说动，宽恕了石元孙等人，将他们贬置全州。

真宗后妃们死后，其神主都拊祭于奉慈庙，这时有司欲按礼仪制度将其升拊于祖庙。但在讨论真宗的三位后妃章献太后、章懿太后和章惠太后该升拊谁时，发生了分歧。仁宗的生母是章懿李太后;养母是章献刘太后，且垂帘听政;另章惠杨太后对仁宗也有抚育之恩，且更贤惠，有人母风范。仁宗也感到不好抉择，征询贾昌朝的意见。贾昌朝对仁宗说;“章献太后母仪天下，章懿太后诞育皇上，宜照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年间升拊元德皇后(即真宗生母)例，升拊章献、章懿两太后于太庙。章惠太后于皇上有慈保之恩，宜将其神主拊于奉慈庙如故。”仁宗非常赞赏他的议论，当即决定，将章献、章懿二后神主升拊于真宗庙。一场相持不下的争论才告结束。事后，仁宗以贾昌朝谋断有功，要加封其官，贾昌朝力辞不受。

自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和议以后，北边之事一时稍显缓和，贾昌朝遂对宰相兼任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任官体制提出异议。他认为，此种体制将使某些人的权力过重，不利于分权于下、集权于上的集权统治。因此他请求从他开始，废除宰相兼枢密使之制，主动要求解除枢密使之职。仁宗以其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建议。

庆历六年(1046)三月初一，发生日食。初十，京东路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境内又发生强烈地震，岠嵎山发生山崩，连海底也发出如雷声般的隆隆声，仁宗君臣认为是天降责于人间。仁宗对贾昌朝等辅臣说：“老天责降下来，朕愿承担全部罪责，但你们也要关心民间疾苦，要拿出安民利民的办法来。”贾昌朝忙上前奏道：“皇上有此言，足以消弭天变，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仁宗缓缓说道：“君主惧天而修德，也就是人臣畏法而自新呀。”

次年春，又发生干旱，仁宗避正寝，减膳，以应天变。贾昌朝也急忙引汉代故事，上表乞罢，仁宗自然不允。但参知政事吴育与贾昌朝有矛盾，几次当着仁宗的面与贾昌朝争论。这时恰发生知永静军向绶怀疑永静军通判江中立说自己的坏话，而以事诬告迫使其自杀的事件。向绶与贾昌朝关系密切，知审刑院高若讷依附贾昌朝偏袒向绶，故从轻定其罪，减死一等，流放南方。吴育因之力争此事。不久，高若讷擢任御史中丞，上书弹劾吴育，说大臣在朝堂发生廷争，极不严肃，故天旱不雨，要求仁宗须严厉申戒。因此，吴育罢参知政事之职，出知许州(治今河南许昌)。贾昌朝亦不自安，要求同罢，遂以武胜军节度使出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抚使(治今河北大名)。仁宗为了表示对他的格外情意，特赐其银饰肩舆。贾昌朝为相，仅两年又三个月。

庆历七年(1077)十一月，贝州(治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军校王则与州吏张峦、卜吉等人谋划，并派人联络德州(治今山东陵县)、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等地的力量，准备在庆历八年(1048)元旦同时发动武装起义，攻占大名府，然后向外发展。不料，王则手下的一名士卒潘方净却向贾昌朝告了密，王则的计划泄漏。

贾昌朝听说后，吃惊非常，急作部署。他先派人去逮捕王则，又调集军队准备围攻贝州。王则见事已至此，遂于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前单独起义，并攻占了贝州城。贾昌朝遂檄令高阳关路总管王信、大名府路钤辖郝质、真定府路钤辖孟元等，急将兵驰攻贝州，同时向宋朝廷作了报告。

宋仁宗接到贾昌朝的报告后，忙诏令从各地调十万禁军，开赴贝州，又令澶、孟、定诸州及真定府官军严加防守。由于事起仓促，众寡悬殊，敌强我弱，王则起义很快被镇压。事后，仁宗爵赏有功将官，尽管有人说，起义发生在贾昌朝治内，贾昌朝不应得爵赏，但仁宗还是赐赏于他山南东道节度使的称号。

河北发生旱疫，贾昌朝组织救恤，亲拟药方给散民间，使居民九十余万得活。又河北路与辽朝交界，辽朝方面此前曾收罗宋朝北逃的士卒，组织了一支专门的军队，名“投来南军”。但其中有些人又不堪辽朝统治者的压迫，复逃回宋朝。按宋朝制度规定，凡逃亡士卒又归来者皆判死罪，故逃回的士卒因怕官府侦知而到处藏匿，或者投入绿林江湖为盗。贾昌朝对此上书仁宗，建议废除原来的制度规定，赦免其逃亡之罪，允其自新、自食其力，甚或重新加以任用，以安抚人心。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于是逃归的人越来越多，并从中获得了辽朝方面许多情报，使辽朝也不敢再招纳宋朝逃亡士卒，最后干脆解散了“投来南军”。

在宋辽边界地区，还常有宋境边民因逃避宋朝的赋税，将毗邻边境的土地质卖于辽境居民，使辽朝的疆界自然侵入宋境。贾昌朝得知此种情况后，遂向朝廷建议立法，凡边民将地质卖的要按时赎回，田主无力赎回的允许别人赎买。此法定立以后，原来质卖的土地相继赎回，避免了辽朝侵犯宋界的问题。

三司使叶清臣欲擅自挪移动用河北路所存库钱，贾昌朝按规定不给，引起叶清臣的不满，遂在仁宗面前论劾贾昌朝，贾昌朝上疏自辩。最后，叶清臣被罢知河阳，贾昌朝也改徙郑州。在路过京城时，贾昌朝奉诏入觐，留任祥源观使，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观文殿大学士之设，自贾昌朝始。

在京城留住不到一年，贾昌朝仍求外补，复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出判郑州。他力辞仆射、侍中等官称，乃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母丧辞职。服除，移判许州(治今河南许昌)。

不久，仁宗又召贾昌朝入京，在迩英阁接见他，向他询问何谓“乾卦”。贾昌朝引《易经》文，以亢龙为戒，劝谏仁宗修德以避凶患，内以谦恭应物，外以刚健治理万机。同时，他又上书，认为自汉唐以来，皆置三辅以卫翼京师。宋朝都汴，而近京诸郡则隶属他路，与古人藩卫首都之意相去甚远，为此他提出置五辅郡拱卫京师的建议，主张析京东路之曹州，京西路之陈、许、滑、郑诸州皆隶归开封府，以四十二县划为京畿地区。并建议设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等职。仁宗赞赏他的提议，下诏实行。贾昌朝离京还归许州之时，仁宗特诏在京侍读官们在“资善堂”为他饯行，以示殊恩。

许州任满，贾昌朝受命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自庆历八年(1048)六月，黄河于商胡埽(位今河南濮阳东)决口以后，河患横行。仁宗诏廷臣集议治水之策。当时有两种主要主张，一是河渠司官员李仲昌等提出的纳河水入六塔河(位今河南清丰西南，宋人曾从濮阳开人工河过清丰，是为六塔河)的主张，一是贾昌朝提出的恢复横陇道(位今河南濮阳东)、引河水复故道的治水主张。当时宰相富弼等人都极力主张开修六塔河，贾昌朝的提议未被接受。但开修六塔河的计划最后也告失败。商胡决口塞而复决，河水漫患，尤其是滨、棣、德、博诸黄河下游州郡，受害最重，不仅民田被淹没，而且许多居民也被淹死。贾昌朝为此在境内想方设法赈济灾民，他以宽惠为治，使人皆乐安，仁宗特以其治水救灾有功，赐封许国公，加其官侍中。

嘉祐元年(1056)，枢密使王德用罢，贾昌朝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擢任枢密使，复进京任职，担负中枢决策之任。

贾昌朝任职京师的第二年，宰相文彦博上书要求辞职。围绕着宰相人选，宋廷高层展开了激烈地争夺。以前曾得罪过贾昌朝的一些人，担心贾昌朝代替文彦博为相，不利于自己，便明里暗里的散布流言，或上书仁宗，纷纷揭发贾昌朝的短处。

还在河决商胡之时，仁宗曾派宦官刘恢往河北受灾地区视察灾情。当刘恢使回，向仁宗汇报情况时，仁宗问他河决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时，刘恢回答说在赵征村。不料这一句话惹得仁宗大为不快。原来，赵征与仁宗的名讳赵祯音同，言河决赵征正犯了仁宗的大讳。所以不仅刘恢受到责罚，廷臣们更扩而大之，说成是贾昌朝指使刘恢故意所为。又说贾昌朝在私宅建豪华居室，室内专设置有招待宦官的客位。还说以前贾昌朝任侍讲、与崇政殿说书王宗道编修资善堂书籍时，名为编书，实为教授内侍。后贾昌朝任职枢密院、宦官有矫旨犯错时，枢密院也充耳不问、宽大释放等等。尽管这些指责后来经查并非事实，但偏听偏信的仁宗当时却皆信有其事，对贾昌朝疑虑重重，故嘉祐三年(1058)六月，贾昌朝即被罢枢密使之职，以镇安军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侍中兼景灵宫使的名号，复出判许州(治今河南许昌)。不久，再以保平军节度使、陕州大都督府长吏，徙任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

嘉祐八年(1063)，仁宗病卒，英宗即位，贾昌朝以前朝旧臣，徙凤翔节度使，加左仆射、凤翔尹，晋封魏国公。治平元年(1064)令以侍中守许州。贾昌朝还未赴任，便因病滞留京城，仍给予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的名号。次年七月病逝，享年68岁，谥曰文元，葬于许州阳翟县大儒乡之老茔。英宗亲书其碑额曰“大儒元老之碑”。

贾昌朝为政期间，惜才爱才，曾举荐范仲淹，又举荐王畴编修《唐书》，荐孙瑜为崇文馆检讨、同知礼仪院，荐郝氏为大名路钤辖等，故有知人之称。为学宏博善论，为文粹然有法，善字画。所著及主持编撰的著作有《群经音辨》10卷，《通纪》80卷，《国朝时令集解》12卷，《春秋要论》10卷，《太常新礼》40卷，《庆历祀仪》63卷，《庆历编敕》12卷及《总例》一卷，重修《庆历编敕》及《律学武学敕式》二卷，另有《奏议集》30卷，《文集》30卷。

姬文

姬文，清末民初人。撰有《市声》小说三十六卷。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纪容舒

纪容舒，生卒年不详，清直隶献县(今河北省献县)人。字迟叟，号竹厓。纪晓岚父亲。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举人，官至姚安府知府。通音律，尤精古韵。所著《唐韵考》五卷，取徐铉本《说文》所载音切，参伍钩稽，各归其部，以存孙愐《唐韵》之旧，用力甚勤。又经张文虎校订，补其失收音切四十四条，音切下失收字一百一十五;并疏其谬误，随条附案，至为精密。另有《玉台新詠考异》、《杜律疏》等书。 并传于世。(事迹见《大清畿辅先哲传》卷二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江东伟

江东伟（1584一?）约公元一六二一年前后在世,明文学家。字清来，号壶公。开化(今属浙江)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其友人但宗皋《芙蓉镜寓言序》称他“妙龄夺袍，早上孝廉船”，“偶然有托，遂绝公车想”。中举次年以足疾为由归里，闭门著述。钻研理学，“面壁九年”。但觉“支离附会，堕落坑堑中，疑团不破。”于是摒弃理学，并斥之曰：“吁嗟乎！道学家之作伪也，而容崖然，而口阚然。一则曰正心，再则曰诚意，诚意者，不过门面大话而已矣。”江—生推祟苏轼、徐渭等学者，搜集先秦以来天壤奇书，广泛采集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方面资料，取其所适合的内容。身处明末多事之秋，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他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道学的虚伪为“而容崖然，而口阚然。”所谓“正心”、“诚意”，“不过门面大话而已”(《芙蓉镜寓言序》)!著有《心经注》、《演连珠》、《净土诗》等。于笔记杂著用力最勤，著有《芙蓉镜寓言》、《芙蓉镜韵言》、《芙蓉镜卮言》、《芙蓉镜元言》、《芙蓉镜孟浪言》等。著述之余。江负薪于山，躬耕于田，对长辈尽孝，对兄弟友爱。时人称其：“满腹不合时宜”，“独行胸意，不刀腐头巾”。生平事迹散见其友人潘汝桢、但宗皋《芙蓉镜寓言序》。

解蒙

解蒙，元吉水(今属江西)人。字求我。一作字“来我”,盖字形相近而误。天历二年(1329)举人。与兄解子尚并以善《易》名于时。《易》学著述今存《易精蕴大义》十二卷(见《江西通志》、《经义考》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蒋元枢

蒋元枢（1738年—1781年），字仲升，号香巖，中国江苏常熟人，清朝官员，1775年由泉州厦门同知前往台湾担任台湾知府，期间并多身兼台湾道。蒋元枢出身常熟蒋氏望族，祖父蒋廷锡、父蒋溥均官至大学士。蒋元枢于乾隆三年四月十九日（1738年6月6日）出生。1759年蒋元枢高中举人，被派至闽省担任地方官。1775年他被朝廷派往台湾担任台湾知府，期间并多兼台湾道。任内于台湾建多处炮台，书院，与灯塔，并编修《台郡各建筑图说》。

蒋镛

蒋镛,字怿葊,湖北黄梅人。嘉庆进士,累官知县、知州、通判。1829年(清道光九年)撰成《澎湖续编》,为胡建伟《澎湖纪略》之续编。

江日升

江日升，约公元一六九二年前后在世，本姓林，原名佚，字敬夫，清代福建惠安县前型人。以江美鼇为寄父，改姓江，名日升，字东旭，称同安高浦人。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清圣祖康熙中前后在世。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解元。江日升对台湾郑氏事耳熟能详，康熙二十三年（1684）渡海来台湾，亲吊遗墟，归撰《东平纪略》及《台湾外记》十卷，记述郑成功四代反清兴衰遗事。还著有《台湾外记》三十卷，《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传于世。事迹被收录于《台湾历史人物小传：明清时期》第38页。

景方昶

景方昶[chǎng]（1866年－?），字旭初，号明久，贵州省兴义府兴义县人，清朝政治人物、进士出身。 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进士，二甲八十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六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官至湖南辰州府知府，赏二品衔。著有《知所贵斋札记》五卷、《金五京考》。

蒋师辙

蒋师辙（1847年－1904年），字绍由，一字遁庵，号颍香。江苏上元(今属南京市)人。其先世居溧阳，至高祖始迁上元。其父蒋永龄官山东霑化县知县，故随宦任所。同治间寓居归德，同治十二年(1873)选贡。光绪十七年(1891)举顺天乡试副榜。往来于河南、河北者十余年，曾主朐阳书院讲席。光绪二十四年始援例为安徽知州，时已年逾五十。二十五年署寿州，次年移凤阳，二十八年调桐城，二十九年，授无为州知州。仅七阅月，卒于任所。所至有政声，卒后，“民为巷哭罢市，建祠树碑，丧归奠送至数十百里”(邓嘉缉《蒋绍由墓志铭》)。蒋师辙年十四、五岁学为古近体诗，尤喜为词。与兄师轼(幼瞻)并有诗名。陈融《颙园诗话》云：“绍由同治戊辰(七年)客商丘，与兄又瞻、梁西桥、席星府倡和，有‘梁园四子’之目，后又为‘石城七子’之一。精说文，工书。”诗多作豪放语，词尤甚，不为格律所缚。自云其词“粗豪处正如健儿横长槊出入十万军中，飒爽酣战，无复纪律”(《青溪词钞·自序》)。曾行淦谓其“久以诗名于时。其词导源北宋，尤深入秦(少游)、柳(永)之室，言近而旨远，泠然而深于情。虽才气奔放间涉苏、辛之域，而无其粗豪之失”(《清溪词钞·序》)。邓嘉缉谓其“学涉多通，撰著凡十余种”(《墓志铭》)，多散佚。推《清溪诗选》二卷、《清溪词钞》一卷传世。生平事迹见邓嘉缉《蒋绍由墓志铭》(《续碑传集》卷四五)、陈融《颙园诗话》等。

著有《青溪诗选》三卷、《青溪词钞》等，修《临胊县志》、《鹿邑县志》、《江苏水利全书》、《江苏海塘志》等书，并曾因受台湾巡抚邵友濂之邀来到台湾，著《台游日记》一书记录此行。

姜南

姜南，字叔明，号蓉塘，生卒年月不详，浙江仁和人，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举人。著有《半村野人闲谈》、《学圃余力》、《抱璞筒记》、《风月堂杂识》、《投瓮随笔》等。《投瓮随笔》，一卷，收入乾隆年间吴省兰所编《艺海珠尘》及《说郛续》。该书体例与《风月堂杂识》相同，亦因人、因事立条，共三十七条。书中所述，臧否人物、品评诗文、抑扬吏治，并介绍了风土人情、典故奇闻等。

蒋一葵

蒋一葵，生卒年月不详，字仲舒，号石原，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早年家贫无书，四处借阅，并刻苦抄录。在京师时遍访荒台断碑,搜辑稗官野史中有关北京古迹、形胜、奇事之记载。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历官灵川知县、京师西城指挥使，四处访问古迹，并一一记录，官至南京刑部主事。有书斋曰“尧山堂”，万历二十五年（1597）刻有王崇庆《山海经释义》。作品有《尧山堂外纪》、《尧山堂偶隽》、《长安客话》。有人称他“其所著撰，琳琅脍炙人口”，是当世负有重名的骚人墨士。

蒋毓英

蒋毓英,字集公,生卒年月不详，本籍东北奉天,生于浙江诸暨。由监生康熙十八年（1679年）任升任福建泉州知府。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从泉州调升至台湾，担任台湾清治时期的首任知府。就任后,安抚土番,招集流亡,咨询疾苦,振兴文教,捐俸在台南府城东安坊、高雄左营等地,创办官办学校“社学”,后来成为文人结社集会的场所。台湾因得生聚教训,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恰逢清政府通令全国纂修地方志，蒋氏便与凤山知县杨芳生、诸罗知县季麒光合修《台湾府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完成初稿，后又不断增补，但未能及时刊印。四年后蒋氏升迁离台，此部地方志直到1985年才有大陆出版。蒋氏升按察副使,后于湖广，晋江等地担任地方官员，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卒。蒋毓英为清直隶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晚晴漕运改革发起人蒋攸铦之曾祖。蒋毓英为台湾的统一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因其功绩显赫载入史册。多年以后，康熙帝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绩。今台南市开基灵佑宫内仍供奉蒋毓英之禄位牌。

姜侠魂

姜侠魂（1884-1964），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别名姜抱忼、姜泣群（1914、1915年出版《民国野史》、《朝野新谭》、《虞初广志》等署名）。”

民初提倡国术不遗余力，曾主编《国技大观》（武术丛书），并撰有《风尘奇侠传》等武侠小说，多达数十种。一九一八年姜氏将已出版的《武侠大观》末回抽出，另广搜百余种正史、野史、笔记、掌故资料，特倩小说名家暨上海中华日报总编辑杨尘因合着《江湖廿四侠》；事经十年之久，修改八、九次之多，终成百二十回、逾百万言之煌煌钜构。

一九二八年《江湖廿四侠》由上海校经山房书局隆重出版，广邀当代名流助阵；计有张之江、戴传贤、潘公展、郑孝胥、包天笑、严独鹤等十三人为之题字题辞；并有孙玉声、陈公哲、周瘦鹃、卢伟昌等十五人为之作序；加以张冥飞批注、姜侠魂评点、文公直参校，其声势之大，自有武侠小说以来，向所未见！

姜氏在该书〈出版宣言〉中说：「侠魂不敏，鉴于吾国国势民情日就衰弱，曾于民国初年，以文艺之力鼓吹武侠，冀作精神教育之辅助。竭蹶从事十有余稔，此志未尝稍懈。几经搜集，得成《江湖廿四侠》百二十回；其第一回曾披露于民七出版《武侠大观》之末。」继而简述故事大要，分别介绍此书经纬、体用、立意、性质、取材、结构等等；以明末「复社」诸子及郑成功等历史人物为反清复明运动之「革命先觉」；以二十四侠为主角、十奇人为主中主、三十义士为主中宾，写明末清初五朝江湖侠义故事。正文前并附参考书目百余种，每回后更连载姜侠魂所作〈读武侠小说之人生观〉。

就闻见所及，迄今尚未有第二位武侠小说家是用这样虔诚而严谨的创作态度来对待其心血结晶的！此书为首度标明「历史武侠小说」者，正所谓「十年辛苦不寻常」！惟姜侠魂立意造奇，杨尘因生花妙笔，固足以彰显民族大义；但故事横跨清代康、雍、干、嘉、道五朝，亦难免后力不继。因而有文公直奋起萍水，再开「历史武侠」第二春。

姜侠魂：《江湖三十六侠》《武侠大观》、《风尘奇侠传》、《雍正一百零八侠》、《飞仙剑侠骇闻》、《关东红胡子》及《南北奇人传》等。

蒋良骐

蒋良骐（公元1723—1790年），清朝著名史学家，字千之，号瀛川，清广西全州县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为侍母回籍后应全州知州之请，参与纂修《全州志》。全志十二卷，设舆地、建置、学校、田赋、秩官、选举、人物、艺文八纲，六十八目，起复后，任国史馆纂修，编天命至雍正六朝史料，成《东华录》三十二卷，为研究清初历史重要资料。后历任御史、鸿胪寺少卿、太仆寺卿、通政使。

金盈之

金盈之。约公元一一二六年前后在世。宋代人。南渡后，官从政郎，衡州录事参军。著有《醉翁谈录》。生卒年月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庾季才

庾季才(公元515—603年)南北朝时方术家。字叔奕，新野(治所在河南省新野县) 人。八世祖随晋元帝过长江。庾季才幼时聪敏，通晓周易、占卜、玄象之术 南朝梁湘东王萧绎授职为外兵参军西台建、升迁为中书郎领太史，封宜昌县伯。江陵覆灭后，宇文泰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后补麟趾学士，迁稍伯大夫。宇文護执政，问季才祥瑞天道之事，季才劝其归政天子。后升迁为太史中大夫、封临颍县伯。北周宣帝继位后，加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隋文帝杨坚任丞相时，曾夜间召问季才天时人事。隋文帝开皇元年 (581)，授通直散骑常侍，隋文帝将迁都，前一天夜里才商定，第二天早，庾季才便上奏，龟兆有迁都之象，隋文帝惊叹，言“朕自今日以后信有大道 ” 开皇九年(589)，为均州刺史，后因其言乖谬，被免职归家，但凡有祥异之事常令人就其家询问。仁寿三年(603) 去世。著有《兰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 一百四十二卷、 《地形志》八十七卷。

静光禅师

静光禅师，清初医僧。居浙江萧山竹林寺,精妇科证治。尝与*轮应禅师考定《女科秘要》八卷,内容有脉法、调经及胎前、产后诸症治法。论证简要,每症后皆附若干治方。其书于乾隆(1736—1795)年间为寺外人所得,后收入《珍本医书集成》。又吴煜将此书与《女科秘旨》、《女科旨要》合刊称为《胎产新书》。

计有功

计有功，生卒年月不详,字敏夫，号灌园居士，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张浚从舅。宣和三年进士。绍兴六年，累官左承议郎，充行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张浚使其入朝奏事，加直秘阁，遣还。七年，献所著《晋鉴》，高宗称赏。以母老求返乡，升直徽猷阁，提点潼川路刑狱公事。二十八年，知眉州，移利州路转运判官，复知嘉州。计有功尝采摭唐代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或纪本事，或考作者世系爵里，或录佚诗，编为《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其收采之博，考据之详，于唐诗大有功劳(胡震亨《论唐诗纪事》)。是书今存明嘉靖二十四年刊本、《四库全书》本，巴蜀书社1989年出版有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全宋文》卷四二八三收有其文。事迹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陆心源《唐诗纪事跋》。

京房

京房（前77—前37年）西汉经学家，今文易“京氏学”的开创者，律学家。本姓李，字君明，推律自定爲京氏。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卒于汉元帝建昭二年。师从焦延寿习《易》，爲学尤精，其师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汉书·京房传》卷七十五)。元帝初元四年 (前45)，以孝廉爲郎。数上疏预言，解说灾异，并奏考功课吏法。建昭二年，以劾奏石显等专权，出爲魏郡太守。不久，下狱死。

其《易》学以 “通变”说《易》。承师说，“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爲候”(同上)，以卦爻配一年三百六十日，进一步发展了象数学。所谓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馀四卦，《震》、《离》、《兑》、《坎》，爲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 《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汉书·京房传》“孟康注”)。继续发挥了孟喜以阴阳卦爻配二十四节气法，将二十四节气分爲七十二候，“大抵辨三易，运五行，正四时，谨二十四气，志七十二候”(《京氏易传》卷下 “晁公武语)。

其学以“定人伦而明王道”爲宗旨。把八卦、五行与人伦纲常等揉合起来，认爲，“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京氏易传》卷下)，“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同上)。认爲通过八卦可以推测天象人事，“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八卦”(同上)，指出卦气和人世间治乱祸福相通相感。强调“变易”，认爲“天地若不变易，不能通气”，“阳入阴，阴入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内无不通也”，主张卜筮在于应变适宜，“卜筮非袭于吉，唯变所适，穷理尽性于兹矣”(同上)，因爲事物是相互转化的，“正盛则衰来，正衰则正来”，故卜筮目的不在于得吉。

时据灾异以推论政治得失。指出元帝之世，“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靁，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所有这些天灾人祸，是因爲元帝任用巧佞之臣宦官石显等人所致。强调 “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汉书·京房传》卷七十五)。建议元帝退姦邪之人，用考功课吏之法，举贤任能，“古者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同上)。认爲唯有阴阳得位，君臣相应，可“定难于草昧之世” ( 《京氏易传》)。

在乐律方面，根据八卦原理，将十二律扩展爲六十律，“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运用 “三分损益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下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全汉文》卷四十四)认爲“竹声不可以度调”，创“准”以定律，“准之状如瑟，长大而十三弦” (同上)。

授其学于殷嘉、姚平、乘弘，后皆爲郎、博士。《汉书·艺文志》著录《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今存《京氏易传》三卷，有《汉魏丛书》、《四库全书》等刊本。另外，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易京氏章句》一卷，孙堂 《汉魏二十一家易注》、黄奭《汉学堂丛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皆有辑录。

晏几道

晏几道（1038年5月29日—1110年）北宋著名词人。字叔原。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因是晏殊幼子，又著有《小山词》，故世称“晏小山”、“小晏”。他是晏殊的第七子，虽家世显赫，但个人仕途却一直不得意。曾做过颍昌许田镇的监官。崇宁四年(1105)间，又做过开封府推官，官位微贱。晏几道才华横溢、高傲不合时宜，加之官场失意，因而秉性颇怪，黄庭坚为《小山词》作序时，曾以之为“痴”：“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目。曰：‘仕官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乃共以为然。”正是由于他不肯依附“贵人之门”，所以其生活圈子中，多为挚友和歌儿舞女，作词“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小山词·自序》)。晏几道晚年，落魄穷愁，常“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同前)。晏几道之词显然受到晏殊的影响，但由于他的经历与其父截然不同，且多有“痴处”，所以其词在情感上更为深刻真挚，于艺术手法也更为细腻丰富，几乎每一首词都有其独特的境界，其名作《临江仙》便是代表：“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清人康有为评之为“纯是华严境界。”相比之下，晏几道比晏殊之词较为感伤，所写多饮酒听歌、离别相思，而身世之感见于言外，仿佛是沉吟自语。故而，华美多哀思，遂成其词特点。在词史上，“晏氏父子仍步温、韦，小晏精力尤胜”(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叙论》)，他以独具的艺术语言，去表达其情“痴”，无柳永之“俚俗”，亦无晏殊之华饰，其隐隐的真情诉说，在两宋词人中是罕有其匹的。但需说明的是，晏几道之词终未脱贵族公子和士大夫之圈子，伤心处过窄，所以王国维以为“小山矜贵有余，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人间词话》)。晏几道有《小山词》传世。研究资料可参见《宋史·晏殊传》(中华书局校点本)、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唐圭璋《全宋词·晏殊·晏几道词》(中华书局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