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学说（三）
第一节 概论
嘉庆帝像
考证学启蒙于康熙初，年到乾隆时而大盛。由乾隆而嘉庆，由嘉庆而道光，这三朝一百多年，由政府的蓄意提倡，由利禄的有力驱使，加以二三宿学为之推动与宣扬，风气所播，上下成习，虽荒村学究，莫不谈经服古，这一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全面积。开山老祖为昆山顾氏，继续努力的有太原阎氏、德清胡氏，至长洲惠氏、婺源戴氏遂集此学之大成。这一学派人才太多，若是一一叙述，殊嫌重复，且有些于教育史上无大关系；所以我们抛开启蒙时期，逼直从全盛时期叙起。在全盛时期，也只取长洲惠氏及婺源戴氏两系为代表，嘉定王、钱二氏介于惠、戴两系之间，略与惠氏接近，合计十人，其余一概从略。惠氏一系，绝对墨守汉儒家法，对于宋、明理学——勿论程、朱，陆、王——一概攻击，可称作纯粹汉学家。戴氏一系，于汉学的成绩虽较惠系为大，但于理学只攻陆、王之空疏，并不反对程、朱，且对于朱子的渊博处表示相当的崇拜。尤其居考证学派的盟主地位的戴东原氏，于性理学且有崭新的发明，透彻的了解，力反宋、明理学家的陋说，而自辟一种“戴氏哲学”，影响于教育思想方面颇为伟大。这一学派虽自命为实学，其实大家的精神完全消磨在故纸堆中，于实际生活毫无关系。他们性情尚多耿介，行为亦多狷洁可风，虽多涉猎过政治生涯，但皆以讲学著述为本业，对于诱掖后进、鼓动风气，个个皆具有相当的热心，所以吾人也可以教育家称他们。至于他们一班人所贡献于教育上的，除戴氏外，没有什么教育理论，却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他们所研究的对象虽然不能纯属于科学，但他们确实采用了科学方法。这种方法的唯一条件要“客观”，在客观的条件之下，须有证据、有比较、有综合，才能由假说而成为定论；且要能自树立，能自辟新境，不为成见所拘，不为陈说所囿，才有价值。考证学派在学术方面所以奏空前的伟绩，全赖有这种方法与精神；这种方法与精神，实给予后来研究学问者以许多启示，与宋儒空谈“玩索”或“体验”者完全两样。
第二节 吴中惠氏
一 绪言
惠氏先代本为甘肃扶风人，在南宋初年，高宗南迁，居于浙江湖州；再传五代，又迁于吴县，遂为江苏籍了。他们屡代以经学名家，即取经术为教授，颇有汉代经师家的遗风。开始以经术教授者为朴庵先生，由朴庵先生一传到元龙，再传至天牧，三传至定宇，官阶以元龙、天牧二代为盛，而经学到定宇则更达于精深。朴庵名有声，尚为明时人，是一个岁贡生，以九经教授于乡里。元龙名周惕，一字研溪，已为清代人物了。他在清廷已取得庶吉士的资格，本可以位至列卿，只以不习满洲文，仅做了几任知县完事，可算倒霉。但以少传家学，长又师事徐坊、江琬诸人，又遍游四方，与当代名士往还，所以学术日进，很有著述。由元龙而传至其子若孙，则惠氏经师家之门户乃屹然高耸。
惠士奇像
二 惠士奇
士奇先生字天牧，自号半农居士，生于康熙十年，卒于乾隆六年，活了七十一岁（自公元1671-1741年）。十二岁便善诗，二十一岁补了博士弟子，三十八岁始成进士。在成进士以前，学问已有深造，凡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等书莫不博通。三十八岁以后，屡主文衡，而以在广东成绩最大，声名亦由此鹊起。拜广东督学之命，他已四十九岁。在广东提督学政任内，消极方面，以廉洁自誓；积极方面，以经学为提倡。提督学政的职权，在管理一省教育行政，兼司考试，而先生以提倡学术、奖掖后进、开化地方为己任，颇具教育家的精神。[1]到任之日，即颁布教条，以九经为主要教材，凡诸生来学能背诵五经及背写三礼、《左传》的，皆给以奖励。三年之后，粤东士子弃时文而专攻经术的日多，明学空疏之病为之一扫。在职六年，培养的人才不少，当地人士也至为感戴；所以于他离开广东之后，留下了不少的去后之思。
三 惠定宇
定宇先生名栋，号松崖，是天牧的次子，是惠氏家学之大成，是清代汉学家之泰斗。但仅以县学生员终老林泉，一生以私人讲学为业，门生弟子遍东南，又是一位纯粹的教育者。先生生于康熙三十六年，二十岁顷补了诸生，二十四岁随天牧于广东官所。天牧讲学粤中，门徒济济，而以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为高才生，称惠门四子。这四人与先生为莫逆交，但论到学问该洽，则皆自以为远不及，盖此时先生的学业已有很大的成就。惠氏屡代传经，家中藏书甚富。先生既生长在这饶有书味的家庭，而又天性笃志好学，所以有这样伟大的成功。在幼小时，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以及释、道二藏等书，无不窥阅，着意探讨；五十岁以后，才为专门的研究，以经术为本务。经术之中，以《易经》一门学力尤邃，所著《周易述》一书，尽三十年的精力，易稿四五次，犹不许为定本，这种研究的精神殊足以令吾人钦佩。惠氏虽以屡代科甲出身，两世入词馆，但天牧以晚年遭谗，罚令毁家修城；所以到先生时，家境已极贫寒了。先生虽“凝重敦朴”，或亦感于清廷之喜怒无常，所以不问世事，宁守淡泊，专门以著述讲学寄托其精神，较为闲逸。但他所讲为专门汉学，与汉代经师家的兴趣同样，全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平生著述颇多，虽对于古书的真伪若辨黑白，古书的意义有新解释，其探讨阐发之处，全具科学的精神；但对于学理方面绝少贡献，且评断是非，全以古今为标准，似若凡汉儒以上所说皆是对的，不免有些褊狭之见。但惠门弟子传其学业有成的很多，即王鸣盛、钱大昕、戴震诸人亦曾执经问难，则惠氏家学之影响于当代学风，盖亦不小。[2]先生一生未尝远离家乡，只晚年赴北京一次。及应两淮盐运使的聘请往邗上讲学一次。至乾隆二十年去世，享年六十有二岁。
南禅寺大殿
四 惠门弟子
惠氏受业弟子，以余萧客江声为最知名。余氏字仲林，别字古农，为吴县人。状貌奇伟，顶有二肉角，疏眉大眼，口侈多髯如革。性情亦极特别，负有奇才，而终身不得志。幼年受母氏的教育，以家贫不能买书，为一书店主人所赏识，赠以许多经史，因此更引起其读书的兴趣，闭户潜修，博览群书。年二十二岁，受业于松崖先生之门。后来设馆于同县朱氏之家，朱家藏书极富，因得遍读四部之书，学业由是益博。尝往元妙观阅道藏经，往南禅寺阅佛藏经，日夜诵习，精神亏损太甚，双目为之失明，然已著述不少了。目力既失，不复能著述，乃以经术教授乡里，闭目口授，门徒极盛，时人称为“盲先生”。
江氏字鳄涛，后改叔沄，与余氏为同乡。少时与其兄震沧同学。即对于《古文尚书》有怀疑，中年师事松崖先生，得读所著《古文尚书考》及阎氏《古文疏证》，乃知古文及孔传皆晋时人伪作。于是集汉儒诸家之说，成《尚书集注音疏》一书，其所发明往往为阎、惠二人所未及。性情耿介，不慕荣利，终身不为括帖事，以著述讲学老其身。在晚年，自以性情不与世俗合谐，取反背之义，自号艮庭，学者称艮庭先生。
第三节 江永（1681—1762）
清代考证学的盟主，应推婺源戴氏；而戴氏的学问多半出于其同乡江氏。清之江、戴，与汉之马、郑，同以师弟而皆为一代经师大儒，相距一千五百年间，而有此后先相辉映的一对人物表现于中国寰宇内，确是教育史上的一种特色，但江氏的学力超过于马氏，戴氏的学力亦超过于郑氏。戴氏不仅为一代经师，且富有创造的思想，于学理方面很多贡献；而江氏对于宋学亦有极深的渊源；他们实兼考据与义理为一的一代学术界的巨子，则前贤应当让后生了。
江氏名永，字慎修，是安徽婺人。平生著作满家，约计近二十种，凡有一百七八十卷。史称他“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于步算钟律声韵尤精”。（《先正事略》及戴震《江先生传》）先生对于周、秦以前的礼制，用力很深，仿照朱子《仪礼通传经解》编了一部《礼书纲目》，凡八十八卷。又集注了朱子的《近思录》十四卷，自谓此注是此录的牡钥。先生生长在朱子的原籍，对于本乡先贤不免有很深的印象，他平日未曾攻击过宋学，这两部书就是他的理学的表现，也许暗示自己为朱子的继述者，——我们在他自序这两部书里头的语气，可以发觉出来。
江永像
先生总算是一个贫穷的教育家。平生未曾有过政治生活，自二十一岁补县学生员，至六十二岁始充岁贡生，而竟以此终老。在诸生时代，即从事于私人讲学生活，于自己家乡私设讲坛，一面著书，一面授徒，既不问外事，而亦没有问事的机会。[3]终身在教育方面讨生活者垂六十年，开皖系学者之先河；至于性情的恬淡，行为的谨练，比较马氏诚超人一等。先生生于康熙二十年，死于乾隆二十七年，享有八十二岁的高龄。
第四节 戴东原（1723—1777）
一 生活小史
戴震像
戴氏名震，字东原，少于他的老师江氏四十一年，当他往从游时，江氏已是六十一岁的老人。戴氏与元和惠氏齐名，而其学力实超过于惠氏。[4]戴氏所生的环境远不及惠氏，惠氏世承家业，研究容易；戴氏的学业有同崛起，而成就这样的伟大，总算是豪杰之士了。戴氏又是个奇人，生到十岁才能言语，但一读书则过目不忘。善于推究，一字不得其义不肯放手，此时读《大学章句》，即以《大学》的作者一问难住了他的塾师。十六七岁即有志于圣贤之学业，已博通群经。但他所谓圣贤之学与宋儒不同，他是要从圣贤遗下来的制度名物里面去研究，以求所谓“圣贤之道”——关于这一点可从他的年谱及《郑学斋记》中看出来。[5]戴氏一生研讨与讲学，皆不超乎这条门径；不仅戴氏，凡清代考证学家也多半遵守这一门径。这是本期的一种特别学风，此时名物度数以及训诂、音韵等专门学科所以特放异彩，原因在此。他的考运不佳，二十九岁始补县学生，四十岁始领乡荐。领乡荐以后，屡次会试不中，直到五十三岁，蒙高宗的特视，许与会试中试者一体殿试，赐以同进士出身。但他的学问久已名满天下，在五十岁以前，即以举人的资格被召充四库馆的纂修官。成进士不久，以用心过度，积劳成病，乃于乾隆四十二年死于官所，享年仅五十五岁，可谓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戴氏除在京师四库馆当纂修官外，一生以讲学为业，凡北京、山西、扬州、邵武以及其家乡，皆有其讲学的踪迹。及门弟子较惠氏尤多，而以金坛段氏、高邮王氏为最著。一生著作宏富，以《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二书为发表其哲学思想的创作，关于他的教育理论我们也从这里面搜讨出来。
《孟子字义疏证》书影
二 性理新解
戴氏之所以伟大，不仅在其精审的考证，尤在于其创获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于其《原善》、《论性》、《孟子字义疏证》等篇中，及与当代学者往还的信札里面，反复辩说的很多；而以《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所说更为精粹。戴氏原来的意思是不满意于宋儒“理”字的解释，后因“理”字以溯及“性”字，再因“性”字以推广到“理”和“欲”字，于是“情”、“才”及“善”等类的字，凡关于千年来理学的公案，莫不重行解释一番，组成很自然的人生哲学。我们在此地，还是按照旧样，以“性”字为纲领，逐一叙述于下。他说：
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于是有人物之性。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事能无有失，则协于天地之德理至正也。理也者性之德也。（《原善》卷上）
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举凡既生以后，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为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中）
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乎天地鬼神。……是皆成性然也。（《义证》卷下）
戴震故居
由这三段话看来，凡人与物皆本阴阳五行以成，阴阳五行即天地。人物受生之初即有人物之性，性是与生俱来的。性是所以区别人与物或人与人之品类的命名，与人物的本身是同一的，非自别于人物而另有一物。人物有血气心知，即有血气心知之性，凡人物本身所有之内容即其人物之性。人生有“欲”，有“情”，有“知”，这三样全是人的本性。欲是性之“事”，表现于声色臭味。情由欲而生，也是性之“事”，发而为喜怒哀乐。知又名“觉”，是性之“能”，可以判断美丑是非。欲、情、知三样可归纳为事和能两种，这两种全是人的本性，是自然有的。欲和情是通于耳目百体的，知是通于心的。通于耳目百体者而能顺其自然，谓之“其事无失”；通于心者而能达于必然，谓之“其能无失”。事能没有差失，则可与天地之德相协和，谓之“性之德”，此即吾人所谓“理”。故理并非一种特殊东西，凡事物之有秩序、有条理者即谓之理。事能没有差失，即知、情、欲三样皆能得其中正而为有秩序的合于常道的表现时，则谓之合于理。凡事与能全是自然的，谓之血气心知之性，凡德是必然的，谓之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为血气心知之性的中正者，其实是一物。我们可列表于下：
血气心知之性既属于自然，内中所有情欲等事也是人生自然的。凡人生自然有的，必是人生之所需要的；凡人生所需要的，绝不可遏止或消灭，所以情欲不得谓之私，更不得谓之恶。吾人所以与禽兽不同的，有两种本能：一为“恕”，一为“节”。凡我所欲的，同时必要推及他人与我有同欲，谓之“恕”。既推及人与我有同欲必要节我之欲，以从人之欲，谓之“节”。既能恕，又能节，则情得其平，而社会得以安宁，是为依乎天理。[6]情欲既能依乎天理，“强恕而行”，“有节于内”，由“自然”以达于气，“必然”使人人各遂其欲，各得其情，此孟子之所谓“人之性善”，为戴氏所折中的。换一句话，凡情欲能与天下人共同的，则谓之善，吾人的情欲既能依照天理——既恕且节，必能够与天下共同。这种共同之心，就是人的本性，所以他又说：
第十二表 东原性理新解
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同也，性言乎成于人人之举凡自为，性其本也。所谓善无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原善》卷上）
人有天地之知，能践乎中正，其“自然”则协天地之顺，其“必然”则协天地之常。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材质所自然有节于内之为善也。（《读孟子论性》）
由这样看来，人性之所以为善，一方以它所具之情欲不是坏的，一方又有依照天理节制情欲的本能。不过吾人因所处环境不良，或材质较差，难免有任情纵欲的行为——过量的发泄；于自己有过量的发泄，于他人则有侵略的行动，这样才谓之恶了。所以“善”非别物，乃情欲之适当的发泄——依乎天理；“恶”非别物，乃情欲之过量的发泄——纵乎人欲。最良的教育，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与某某书》），使人人各遂其欲，各达其情；如有过量时则设法为之节制，以达到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程度。但节制时至多不过至于“寡”，切不能说“无”，更不可言“灭”。“无欲”与“灭欲”，是宋儒援释氏的陋说，违反人情，戕贼人生的意义，更非天理了。
欲与觉为性之事能，属于血气心知之性，一般人所谓“材质”。理为性之德，属于天地之性，一般人所谓“理义”。所以性之内容是包含材质与理义两种而言的，心要兼材质与理义才可以言人性之全——戴氏是这样主张的。所以他说，“古人言性，不离乎材质，而不遗理义”（《读孟子论性》）。戴氏言性多半折中孟子的说法，不仅对于宋儒的见解不肯同意，即对于告子与荀子二人的言论亦表示反对。他说：
戴震《水地记》书影
凡达乎《易》、《论语》、《孟子》之书者，性之说大致有三：以耳目百体之欲为说，谓理义从而治之也；以心之有觉为说，为其神冲虚自然，理欲皆后也；以理为说，谓有欲有觉，人之私也。（《原善》卷中）
由第一说，所以产生荀子的“性恶论”来；由第二说，所以产生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来；由第三说，则为宋儒“性即理”的根据。戴氏以为这三说全错了。材质由阴阳五行而成，即性所由别，乃性之事与能；离了材质就没性了。事能没有丧失其本然之德，即为理义，理义乃事能之中正者，材质之全德者，人心之同然者，遗了理义则性亦不全。所以必该两种，才可以言人性之全。告、荀二家之所以错，乃遗理义而主材质；宋儒之所以错，乃遗材质而主理义，均与孟子所说不合。
人性既然是善的，所有人类之性相同不相同呢？戴氏谓人性虽善，只能相似不能相同，不过人与人的差异较小，人与物的差异较大。所谓“人与物成性至殊，大共言之者也。人之性相近，习然后相远，大别言之也。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字义疏证》卷中）。人与物同由五行阴阳分之以成形，不过人类所禀是完全的，所以其性全；物类所禀不完全，所以其性限于一曲。但人性于全之中，也有智愚、厚薄、清浊的不等，往往限于一曲，不过可以由教育的力量，使不全者变而为全，此人类所以较所有其他有生之物为优秀。
总之，戴氏承认人性是善的，是包含材质与理义而得其全的。理义乃人性之“必然”，不是勉强加入的；情欲乃人性之“自然”，不可以罪恶看待的。理不是如宋儒所说，“具众理而应万事”之理，凡顺乎人情的就谓之理，凡事得其条理的就谓之理。理义为人心之所同然，但它是客观的判断，不是如宋儒以一己的意见为理。理亦不是与欲相对的，它是与欲并行的，欲之有节而得其中正者就谓之理。天理不是人欲的反面，它是自然的条理，它是顺乎人情的人欲，故人欲之顺者就是天理。由以上种种看来，戴氏所说虽有许多折中孟子的主张，但创获的地方却也不少，独辟新解，力反千年来宋、明理学的旧说。尤其对于“理”字的解释，特别新颖有力，推翻了宋儒“性即理”的口号，销毁了他们以“理”字为杀人的利器，打倒了千年来“天理”二字的权威，在性理方面，在伦理方面，放射一道解放的火花，使吾人读了顿时头脑一新。依他的解释，则人类才有生趣，才有情味。社会的维系不是理，亦不是法，全靠着人类生而有的同情心；所以他这种理论的价值，贡献于思想方面，影响于教育原理方面，比较他的考证学大得多了。
三 教育的意义
戴震手迹
戴氏把性的内容认识清楚了，于是由性以论教育；教育是救人性之偏失的。性之大别分事与能，事属于欲，能属于知。欲的偏失为放纵，知的偏失为愚昧；放纵由于私，愚昧由于蔽，这是人生两大毛病，人之所以不能尽其才，原因在此。所谓“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救欲的偏失，工夫在一“恕”字，引起其同情心，使他自节于内，由多欲变而为寡欲，由独享化而为共享。所谓“去私莫如强恕”（《原善》卷下），所谓“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为”（《读易系辞·论性》）。救知的偏失，工夫在一“牖”字，启发其心知，开通其愚昧，增益其德性，自能使愚者转变为明，柔者转变为强，所谓“解蔽莫如学”（《原善》卷下），所谓“惟善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疏证》卷上），所谓“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与某某书》）。但去私虽在强恕，却不是如宋儒以消极的工夫，克制人欲，他是要用积极的工夫，体其情以遂其欲，不过使人人得到一个正轨就行了。解蔽虽在学问，却不是如记问家只求强记，不求消化，一味生吞梗咽下去，他是要如孟子的培养工夫，逐渐培养，日长月益，自然能使愚者转明，曲者得全。所以他说：
苟知学问犹饮食，则贵其自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者也。（《字义疏证》卷上）
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学也，犹饮食不足以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与某某书》）
四 戴门弟子
段玉裁像
集清代考证学之大成的戴氏，及门弟子较惠氏的所造亦多宏达，如任大椿、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辈皆为一代硕学鸿儒，而以段、王为尤显著。段氏金坛人，名玉裁，字若膺，一字茂堂。十三岁为诸生，很受学使尹元孚的知遇，尹氏授以朱子《小学》，遂有志于学问。二十七岁成进士，二十九岁始在京师入戴氏之门，三十五岁与戴氏往山西，主讲寿阳书院。其后两拜知县，一在贵州玉屏县，计三年，一在四川巫山县，计九年。四十七岁以后，遂退居家乡，不复与问时事了，专门讲学著述以至老死。平生讲求古义，对于小学研究尤精，所著《说文解字注》一书，最为脍炙人口。段氏生于雍正十三年（西历1735年），享年八十有余。
王氏高邮人，名念孙，字怀祖，学者称石臞先生。生于乾隆九年，较段氏少九岁。他的父亲王安国，官至吏部尚书，以经学而为名臣；他的儿子王引之，屡官礼部尚书，又以名臣而为硕学；他自己亦以进士资格官至四品，学问精核且超过他的同门金坛段氏。王氏毕生以著述自娱，于音韵、小学及校雠等学无一不精专，创获之处尝为惠、戴二氏所未及。除汉学外，还工于河道水利，前后任治河工程者十余年，王氏可谓多才多艺之士了。一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享有九十岁的高龄。
第五节 王鸣盛与钱大昕
一 两人的传略
在考证学派中，于惠、戴二系外，有两人为我们所不能忽略者，一是王西庄，二是钱竹汀。此二人不仅为考证学派中的两个健将，且同属于极名贵而又很恬淡的教育学者，他们生平的一切，且处处有相同之点，真是学术史上的一种异观，令吾人有合叙的必要。
王鸣盛像
王氏名鸣盛，字风喈，晚号西庄，是江苏嘉定人。钱氏名大昕，字晓征，晚号竹汀，也是江苏嘉定人。王氏生于康熙五十九年，死于嘉庆二年，活了七十八岁；钱氏生于雍正四年，死于嘉庆九年，活了七十七岁，两人差不多完全同时，而享寿之大只相差一岁。他们生而颖悟，当儿童时皆有“神童”的称呼，皆以十余岁补诸生，皆以二十余岁领乡荐，唯成进士则钱氏较早于王氏者数年。他们的官阶同至三四品而止，且同居于清要的地位，同主过学政，不过王氏所主学的次数较钱氏稍短罢了。他们的学力差不多没有上下，但两相比较，则钱氏所得尤为该博。两人皆长于经史，除此以外，王氏兼工诗文，钱氏尤嗜金石文字。史称钱氏“博极群书，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且处处有创获，不似王氏一意以许、郑家法为满足，可知尤为健者，所以戴东原称他为当代学者中的第二人。
王鸣盛手札
二 两人的教育生活
王氏教育生活可分着两期：自三十九岁至四十一岁的三年间，为第一期，自四十三四岁以后，到老死为止，共三十余年，为第二期。第一期初在宫廷里面充日讲起居注，后来被派出京典试福建乡试，全属于国家教育生活。自典试福建还朝以后，大概有些恃才傲物，受人攻击，降了官阶，因此不免有些愤懑。不久，巧逢他的母亲死了，遂借故还乡，不复出山问世。母丧以后，迁居到苏州，以卖文为生，深自敛藏，不愿与当时贵人往还。但以其名位久张之故，四方学子前来受业的望风云集，而他的声望更高了。在此时期中，王氏一面著书，一面讲学，粹然为一代经师大老，而“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
钱氏教育生活亦可分着两期：自三十四岁至四十九岁为第一期，约十五年；自五十岁至老死为第二期，约三十年。前者属于国家教育生活，后者属于私人讲学生活。在第一期充过山东、湖南、浙江、河南四省乡试的主考官，充过会试的同考官，又充任广东省的学政，且教授过了皇子读书的。在第二期，历主过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的讲席，而以主讲紫阳的时期最长，有十六年之久。钱氏较王氏尤为淡泊，对于教育青年、启迪后进，具有十分的热心，归田三十年，门下之士积至二千人，讲席之盛可以想象了。
这两人虽有很长久的教育生活，究竟不是纯粹教育家。他们所讲授的不过只在考证学的范围里面，对于教育理论完全隔阂，如钱氏以小说为败坏风俗，以语录为辞气鄙倍这一类的话，尤为可笑。[7]他们即有理论，也极肤浅，这些地方似难与宋、明学者比较了。
钱大昕书法
本章参考书举要
（1）《汉学师承记》的各本传
（2）《先正事略》的各本传
（3）《耆献类征》的各本传
（4）《戴氏遗书》
（5）《高邮王氏遗书》
（6）《经韵楼集》
（7）《潜研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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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大昕《惠先生传》：“先生尝言汉蜀郡僻陋，有蛮夷风。文翁为蜀守，选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宽等东授七经，还以教授。其后司马相如、王褒、严尊、扬雄相继而起，文章冠天下。汉之蜀犹今之粤也，于是毅然以经学倡。”
[2] 王昶《惠先生墓志铭》：“先生生数千载后，思旁讯，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贤之微言大义，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可谓豪杰之士矣。”
《汉学师承记》卷一：“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3] 《先正事略》本传：“为诸生数十年，键户授徒，束修所入尽以购书。遂博通古今，尤专心于十三经注疏。自壮至老，丹黄不去手。”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
[5] 《东原文集·郑学斋记》：“不求诸前古贤圣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辞，然从后心相过心相遇。”《东原年谱》：“先生尝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言语。’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6]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恶既形，遂己之好恶，忘人之好恶，往往贼人以达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
[7] 《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于儿童妇女不识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反较之儒、释、道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则之日烦，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
《十驾斋养心录》卷十七《语录》：“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重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而儒家有鄙倍之辞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则有德不必有言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