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两晋际之名僧与名士
释教在汉末传译渐广，其中朔佛、支谶共出《道行经》。支谶之后有支亮，亮之弟子支谦，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即《道行经》，而称曰《大明度无极》。其用字既全黜胡音，其义旨复颇仿《庄》《老》。《高僧传》曰：“孙权使支谦与韦昭共辅东宫”，言或非实。然名僧名士之相结合，当滥觞于斯日。其后《般若》大行于世，而僧人立身行事又在在与清谈者契合。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名僧风格，酷肖清流，宜佛教玄风，大振于华夏也。西晋支孝龙与阮庾等世称为八达。而东晋孙绰以七道人与七贤人相比拟，作《道贤论》。名人释子共入一流。世风之变，可知矣。本章约述两晋之际僧伽中名流事迹，附以当日有关之故实焉。
《般若经》之流传
《般若经》之翻译，汉晋最多。朔佛支谶所译为《小品》，支谦再译之，均有三十品。疑此即《祐录》著录僧会之《吴品》 （《祐录》谓此只十，疑误） 。朱士行得梵本九十章，后译出为《放光般若经》。西晋竺法护译《光赞般若》，乃《放光大品》之异译。又译《小品经》七卷 （《祐录》） ，在僧祐时已佚，不悉有若干品。晋惠帝世，卫士度有《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二卷。士度乃阙公则弟子，善文辞，作《八关斋忏文》 （《珠林》四十二引《冥祥记》） 。僧祐曰，众经录并云《道行经》二卷，卫士度略出，则是卫氏擅长文事，故略支谶之烦重译文为二卷也。东晋释道安在长安时，昙摩蜱竺念译有《般若经抄》 （一曰《长安品》） 。此中僧会法护之《小品》，卫士度之略出，均佚。罗什以前所译之《般若》，所知者尽于此矣。
支谶之《道行》，竺叔兰之《放光》，以及支谦之《明度无极》，当均流行于世。而竺法护所译《光赞》，据道安所记 （《祐录》七《合放光光赞序》） ，因其出在关西，遭晋世乱，沈没凉土。而“《放光》乃大行华京，息心居士，翕然传焉。”安公且曰：“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断绢写之 （指《放光》） 。持还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其行世如是。是故《光赞》人无知者。”支和上不知为何人，中山王亦未悉何指。刘曜刘岳石虎均曾有此号 （中山王岳见《僧传》十一） 。《光赞经》当时无人知，直至译后九十一年，经道安之表章，乃行于中夏。其本虽存，但《放光》有九十品，《光赞》仅存二十七品。据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则在当时已“残缺不具”矣 （上均见《祐录》） 。
自朱士行提倡《般若》以来，讫于罗什，当推《般若》为佛教义学之大宗。兹表列此时之中国《般若》学者如下。
朱士行 讲《道行》，求得《放光》胡本。
卫士度 略出《道行经》。
帛法祚 河内人，注《放光般若经》。
支孝龙 淮阳人，太安二年就竺叔兰写《放光经》五部，校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今写为二十卷。龙素乐无相，既得披阅，旬有余日，便就开讲。
中山支和上 写《放光经》。
康僧渊 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诵《放光》《道行》二般若。
支愍度 立心无义。
竺法雅 立格义，下详。当亦《般若》学者。
竺道潜 字法深，讲《大品》。
竺法蕴 善《放光》。
支 遁 字道林，善《道行经》。
于法开 讲《放光经》，与支道林争即色空义，下详。
释道安 讲大小品，详下章。
竺法太 讲《放光经》，与郗超论本无义。
竺僧敷 善大小品，并讲之，且有义疏。
释道立 善《放光经》，曾讲之。
于法道 讲《放光经》 （《高僧传·昙戒传》，《名僧传抄》同） 。
释慧远 亦《般若》学者，后详。
道仪尼 《比丘尼传》谓乃慧远之姑，诵《法华经》，讲《维摩》《小品》。
郗超 主支道林之即色空义。
庐江何默 主于法开义。
殷浩 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 （见《世说》） 。
北来道人《世说》载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
法威 支公讲《小品》，法威奉其师于法开之命攻难多番 （见《僧传》，《世说》亦载之） 。
及至罗什入长安，译《大品》 （《放光》之异译） 《小品》 （《道行》之异译） ，盛弘性空典籍，而《般若》之义更畅。同时四论始出，其研究继起，遂为《般若》宗之要典。自是谈者并证之于诸论，而法性宗义如日中天矣。
竺法护
竺昙摩罗刹 （亦作昙摩罗察） ，此云竺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故亦称支法护 （《祐录》九《大哀经记》） 。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故姓竺 （《开元录》） 。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常介于视听也。是时晋武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有六，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古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遂大赍胡本还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 （上见《祐录》） 。《安录》著录一百五十部。《祐录》捃摭群录，更得四部，考其存佚，计存者九十部 （但现行本实有九十五部） ，佚六十四部，应共一百五十四部。《房录》列二百一十部。《开元录》厘定为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年代久远，古籍残缺，无由详定。今仅就《祐录》所载经序，列护译经时地于下，其所出之最有关系者，亦略备矣。
晋武帝太始二年（公元266年）十一月八日，法护在长安青门内白马寺，口出《须真天子经》。传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泊、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 （《祐录》经记） 。是年即晋帝篡位之明年。在蜀亡后三年，吴亡前十四年。按僧祐言护自太始中至怀帝永嘉二年译经云云，又谓于晋武帝之末，隐居深山，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云云。本年护在青门内白马寺，岂惠怀帝世，护复另在青门外立寺耶？
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年），罽宾文士竺候征若携《修行道地经》至敦煌。月支竺法护究天竺语，又畅晋言，于此相值，共演之。其笔受者菩萨弟子法乘、月支法宝。贤者李应荣、承索乌子、剡迟时、通武、支晋、支晋宝等三十余人，咸共劝助。以太康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始讫。正书写者荣携业、侯无英也 （《出经后记》） 。
十月十四日，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美 （一作羌） 子侯，得梵书《不转退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 （《祐录》七《阿维越致遮经记》） 。此年护已能自译梵书为晋言，不须另有传言者矣。
晋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年）三月十日在长安说出《持心经》梵文授聂承远 （见《经记》） 。
八月十日，护手持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 （似系华人，因为护弟子，故姓竺） 。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等共劝助欢喜。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元年 （疑系九年，或谓元康元年） 。二月六日重覆。又元康元年长安孙伯虎写素解 （见《经记》） 。
是年于阗沙门祗多罗携《般若》胡本来。护公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聂承远笔受 （《祐录》七《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 。帛元信、沙门法度亦在。盖亦于长安译。是为《光赞般若》。惟出后并未大行 （《祐录》九《渐备经序》） 。按《祐录》云，晋世有祗多蜜，出《普门品》经一部。长房及《开元录》谓其译有《菩萨十住经》一卷、《大智度经》四卷等二十余部。但祗多罗与祗多蜜似为Gitamitra之对音。而《普门经》等又多见于法护录中，则诸经或祗多罗助译，而《大智度经》者，或即《光赞》之残卷欤？
晋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日，护于洛阳白马寺出《文殊师利净律经》，聂道真笔受。劝助刘元谋、傅公信、侯彦长等。十二月二日又在白马寺出《魔逆经》。笔受者聂道真，乃承远之子。写者折元显 （《祐录》七《经记》） 。
晋武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于洛阳写《正法华品》竟，时与清戒界节优婆塞张季博、董景玄、刘长武、长文等，手执经本，至白马寺与法护口校古训，讲出深义。以九月本斋 （谓布萨也） 十四日于东牛寺中施檀大会，讲诵此经。竟日尽夜，无不咸欢，重已校定 （见《经后记》） 。是晋初《法华经》已见重视矣。
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日，护手执胡本，口出《勇伏定经》，聂承远笔受 （《祐录》七《合首楞严经后记》） 。此经即《首楞严》。护公前此曾出之，首称阿难言 （即无“如是我闻”） ，本年更出之，故安公云更出《首楞严》 （上均见《祐录》二） 。按护公出经因先译不佳，因而再译，恐不只此经。如曾译《维摩诘经》，后因其烦重，出《删维摩诘经》 （又《祐录》谓聂承远因护译《超日明经》烦重，删正为二卷） 。
七月七日，护执胡本出如来《大哀经》，授承远、道真。八月二十三日讫。护亲自覆校 （见《经记》） ，是护公于华文已甚娴习矣。
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竺 （原文一作“昙”，似误） 法护于酒泉出《圣法印经》，弟子竺法首笔受。
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长安市西寺中出《渐备一切智德经》 （《祐录》七《渐备经序》） 。
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七月二十一日，护从罽宾沙门得《贤劫经》，手执口宣，时竺法首从洛寄来，笔受者赵文龙 （见《经记》） 。
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太岁在戊辰，五月本斋 （谓布萨之日） ，护在天水寺手执《普曜经》胡本，口译为晋言，沙门康殊、帛法巨 （此人亦见《渐备经序》） 笔受 （见《经记》） 。
《祐录》《僧传》云，护公于晋惠西奔，关中扰乱，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渑池遘疾而卒。查晋惠西奔在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其后四年乃怀帝永嘉二年，护尚在天水寺译经，自非死于惠帝之时。而洛都自元康以后，祸乱相寻 （永宁元年齐王冏与赵王伦等战于洛阳，明年长沙王乂又在洛与冏战，次年张方入洛，次年为永安元年，劫帝幸长安） ，元康七年护在长安，永康元年护不在洛阳，此后东都大乱，无东奔之理。且长安大乱，人民多避乱凉州，法护世居敦煌，似亦应西遁而不东迈。按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谓《光赞》“寝逸凉土”，则凉州或护晚年所在地，而所译诸经，多藏于彼处也。
西晋译经者，尚有多人 （据《开元录》洛阳有安法钦、法立、法炬，仓垣又有无叉罗、竺叔兰，广州有疆梁娄至，关中帛远，此外有聂承远、道真父子、支法度及若罗严共十一人） 。但护公实后世之所仰望。释道安《渐备经叙》曰：
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
法护于《法华》再经覆校，于《维摩》则更出删文，《首楞严三昧》译之两次。《光赞》乃《大品般若》，《渐备一切智德经》乃《华严》之《十地品》。皆中土佛学之要籍，晋世所风行者。护出《法华》时，康那律与张季博等已详研寻。东晋慧观自谓少习归一之言（见《祐录》八《法华宗要序》，法华主会三乘归一乘）。僧睿谓于此经，有搜研皓首，并未有窥其门者 （《祐录》八《法华后序》） 。支愍度谓《维摩》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标 （同书《合维摩经序》） 。支遁尝讲《首楞严》，并有人为之注 （《祐录》七，未详作者，《首楞严经注序》） 。支愍度亦有合本 （同处《合首楞严经记》） 。而《光赞》、《渐备》二经，道安为之极力表扬也。护公于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又其学大彰《方等》玄致，宜世人尊之，位在佛教玄学之首也。
法护习中华语言文字，支愍度称其“研几极玄” （合《维摩记》） 。其助手聂承远、道真父子、竺法首、谏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为后人所称美 （护公助手多有以玄学字为名者） 。或均中华学士，而与佛教名师接近者。《祐录》云：“护在长安，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可见其时虽常值变乱，亦颇有来从者。《祐录》并云：
时长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试护道德。伪往告急，求钱二十万。护未及答，乘年十三，侍在师侧。即语客曰：“和上意已相许矣。”客退。乘曰：“观此人神色，非实求钱，将以观和上道德何如耳。”护曰：“吾亦以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余口，诣护请受五戒，具谢求钱意。
查法护在太康五年译经，法乘笔受。《祐录》所载事或在此前。按晋时清谈家恒鄙薄钱财，盖宅心恬淡，不慕利禄也。《晋书·庾 传》曰：
时刘舆见任于越 （东海王） 。人士多为所构。惟 纵心事外，无迹可间 （ 时为越府军谘祭酒） 。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于 。而 乃颓然已醉，帻堕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曰：“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
《高僧传》称竺法乘幼而神悟超绝，悬鉴过人，后在敦煌立寺延学，使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 （乘后终于所住） 。孙绰《道贤论》，以佛家七道人比竹林七贤。而以乘比王濬冲。论曰：“法乘安丰，少有机悟之鉴，虽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颙亦为之赞传。刘宋宗少文与何承天书，称其神理风操 （《弘明集》） 。吾人今虽不悉乘之学行，然观于《祐录》所记之一事，轻视货财虽本佛陀之教，而其舍钱毫不吝惜 （按《高僧传》谓法护资财殷富，可见其非不蓄积，但旨在能舍也） ，则亦与庾子嵩有类似处矣。
竺法护所翻既多《方等》深经，什公以前僧人所研求之大乘要籍，类出其手。其弟子神理风操，亦为世所称美。故孙兴公《道贤论》以匹山巨源。论云：“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而支道林为之像赞云：“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穷谷，枯泉漱水。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倾拔玄致” （上见《僧传》） 。枯泉漱水事详《僧传》，乃护在长安与于法兰共隐山中事。
于法兰与于道邃
于法兰，高阳人。少有异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为业。研讽经典，以日兼夜。求法问道，必在众先。迄在冠年，风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远。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常居长安山寺 （《名僧传抄》目录称为长安山寺于法兰） 。与竺法护同隐 （《珠林》六十三引《冥祥记》） 。后闻江东山水，剡县最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嶀嵊，居于石城山足。时人以其风力比庾元规。孙绰《道贤论》以比阮嗣宗。论云：“兰公遗身高尚妙迹，迨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居剡少时，怆然叹曰：“大法虽兴，经道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也。”乃远适西域，欲求异闻。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沙门支遁追立像，赞曰：“于氏超世，综体玄旨，嘉遁山泽，仁感虎兕” （此事详《僧传》） 。
于道邃，敦煌人。年十六出家，事兰公为弟子。护公常称邃高简雅素。后与兰公俱过江。谢庆绪大加推重。性好山泽，在东多游履名山。为人不屑毁誉，未尝以尘迹经抱。后随兰适西域，于交阯遇疾而终，年三十一。郄超图写其形，支遁为著铭赞曰：“英英上人，识通理清。朗质玉莹，德音兰馨。”孙绰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骑之讥，邃有清冷之誉，何得为匹？”孙绰曰：“虽迹有洼隆，高风一也。”《喻道论》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谈者以方乐令。江南有于道邃，识者以对胜流。皆当时共所见闻，非同志之私誉也。” （按《弘明集·喻道论》无此语。宗少文答何承天书亦曰：孙以邃对胜流，谓庾文秉也。则上文实孙手笔）
晋人以于法兰比庾元规。支公称其综体玄旨。于道邃内外该览，善方药 （兰公弟子于法开亦妙通医法，名士殷浩亦解经脉） ，美书札 （支遁善草隶。沙门康昕康法识作王右军书，人莫之能别） ，洞谙殊俗，尤巧谈论。二僧固具清谈风格，故以其师生匹阮氏叔侄也。典午以来，国法严峻。文人学士，常犯忌讳，以至杀身。加以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是以士大夫跼迹全生，见几远害。或厉操幽栖，高情避世，是曰嘉遁。兰公师生性好山泉，多处岩壑。梁宝唱《名僧传》俱列之《隐道篇》 （宗性《名僧传抄》） 。则其受名流之推许也宜矣。又或佯狂放荡，宅心事外，是曰任达。则竺叔兰、支孝龙之行事，亦有相类者。
竺叔兰与支孝龙
竺法护出《光赞般若》后九年，无叉罗在仓垣与竺叔兰译出《放光经》。据经记云：“太安二年十一月，竺法寂至仓垣检取现品五部并胡本共竺叔兰考校书写，永安元年（公元402年）四月讫。但《僧传》谓太安二年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放光》五部，校写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今写为二十卷云。此与经记所言颇相似，疑《僧传》误以法寂为孝龙也。竺叔兰、支孝龙同为胡人 （叔兰，天竺人，祖父因国乱被害，其父奔晋，居于河南，生叔兰，详《高僧传》。孝龙为淮阳人，但亦似月支人之裔） ，似均染当时清谈风气，与名士交游。叔兰性嗜酒，饮至五六斗 （一作升） 方畅。一日卧于路旁，被拘送河南狱。时河南尹为乐广，乃清谈之领袖也。饮酒已醉，谓曰：“君侨客，何以学人饮酒？”叔兰曰：“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何问侨旧？”广又曰：“饮酒可尔，何以狂乱乎？”答曰：“民虽狂而不乱，犹府君虽醉而不狂。”广大笑 （事详《祐录》） 。
支孝龙少以风姿见重，加复神形卓荦，高论适时。常披味《小品》，以为心要。叔兰译出《放光》，龙披阅旬日，便就开讲 （《僧传》） 。慧皎传云：
陈留阮瞻，颍川庾 （原作凯） ，并结知音之友。世人呼为八达。时或嘲之曰：“大晋龙兴，天下为家。沙门何不全发肤，去袈裟，释胡服，被绫罗。”龙曰：“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彼谓我辱，我弃彼荣。故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矣。”其机辩适时，皆此类也。
陶靖节《群辅录》载董昶、王澄、阮瞻、庾 、谢鲲、胡毋辅之、沙门于法龙 （当即支孝龙） 、光逸，为八达。《晋书》胡毋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光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人叫，遂得入共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按王澄擢郭顺于寒悴之中，胡毋辅之引荐河南门卒王子博，与军士王尼共饮马厩，拔光逸于寒门 （均见《晋书》） 。则与沙门友善固无足怪。按邓粲《晋记》曰：“王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 （世说·简傲篇》注） 。然任达者要在心神悠然旨远，块然自足。支孝龙所谓“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者是也。王平子形甚散朗，内实劲侠 （《世说·谗险篇》及注刘琨告王澄语） ，则其心轻躁，非真能达者也。《僧传》云，晋孙绰作《支法龙赞》，曰：“小方易拟，大器难像。盘桓孝龙，克迈高广。物竞宗归，人思效仰。云泉弥漫，兰风帴响 （按帴与帾同，响应作蠁） 。”支氏为晋时名士推崇，亦已至矣。
帛法祖
当竺叔兰、支孝龙敷宣《般若》于河南，竺法护、帛法祖亦俱译经于关内，长安亦晋初佛教中心也。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父威达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发道心，启父出家，辞理切至，父不能夺。遂改服从道。祖才思俊彻，敏朗绝伦。诵经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坟索，多所该贯。乃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晨夜静，辄讲谈道德。于时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祖素常与祭酒王浮 （一云道士基公） 争邪正，浮屡屈，瞋而作《老子化胡经》，诬谤佛法。又祖常注《首楞严经》。并通胡语，曾译经。祖有弟法祚，亦出家，知名关陇，注《放光般若》，及著《显宗论》 （按《名僧传抄》谓法祖作《显宗论》，祖字乃祚之误） 。当时佛与道家已生争执，此论或系对此而发也。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张辅为秦州刺史，祖随之行。辅令祖反服，为己僚佐。祖不肯，由是结憾，并为管蕃所谗构，竟遇害。法祚亦为梁州刺史张光所杀 （光于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为梁州刺史） 。孙兴公《道贤论》以法祖匹嵇康。论云：“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锺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轻世招患，殆不异也。”
玄风之南渡
按正始之风至永嘉而炽盛。名俊辐凑，集于洛都，争谈虚玄无为之理，竞以清言放达相高尚。洛中自汉以来，已被佛化。西域人亦尝流寓洛阳，晋时且有入太学者 （据《辟雍碑》） 。《洛阳伽蓝记》谓晋时有佛寺四十二所。今日可考者，西晋时亦有十数。
白马寺 （《祐录》八《正法华经后记》）
东牛寺 （同上）
菩萨寺 （洛城西，见《祐录》七《道行经记》）
石塔寺 （《伽蓝记》光宝寺条）
愍怀太子浮图 （《水经·谷水注》）
满水寺 （《名僧传抄》）
磐鵄山寺 （去都百余里，见《僧传》十）
大市寺 （《僧传》十）
宫城西法始立寺 （《比丘尼传竺净检尼传》）
竹林寺 （同上）
当时竺法护、帛法祖、竺叔兰、支孝龙，后世名士均激赏其玄理风格。而兰与乐令酬对，龙共庾、阮交游。清谈佛子渐相接近，是不待至东晋而始然也。
两晋之际，释家具清谈者之风趣尤为显著。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胡人，语实中国。容止详正，志业弘深。诵《放光》《道行》二般若。晋成之世，与康法畅、支愍度俱过江。清约自处，常乞匄自资，人未之识。后因分卫之次，遇陈郡殷浩。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却辩俗书性情之义，自昼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观 （见《僧传》。《世说·文学篇》载之稍不同） 。渊目深而鼻高，丞相王导每调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 （《僧传》及《世说》并记之） 。后于豫章山立寺，名达成群 （按《开元录》称支愍度为豫章山沙门，则二人同过江，而又同居此山） 。庾公诸人 （按庾公恐指庾爰之，见《晋书·庾翼传》《范宣传》） ，常往看之 （《世说·栖逸篇》） 。渊以《持心梵天经》，空理幽远，遍加讲说。后卒于山寺 （《僧传》） 。
康法畅雅有才思，善为往复。著《人物》《始义》等论 （《三宝记》著录《人物始义论》一卷） 。论自叙其美云：“畅悟锐有神，才辞通辩。” （《世说·言语篇》注） 神悟辩才，当时清谈者所贵。而所著论亦题目时贤之作也。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元规谓畅曰：“此麈尾何以常在？”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常在。” （此疑用《须赖经》须赖答波斯匿王赠彩衣语。上引《世说·言语篇》、《高僧传》）
当时过江之外国名僧，尚有帛尸梨蜜多罗，时人呼为高座。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 （《世说》注引《高座别传》作大市） 。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太尉庾元规，光禄周伯仁，太常谢幼舆，廷尉桓茂伦，皆一代名士，见之终日累叹，披襟致契。大将军王处仲在南夏，闻王周诸公皆器重蜜，疑以为失鉴。及见蜜，乃欣振奔至，一面尽虔。周伯仁遇害，蜜往省其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陵云 （高座长于音声，其弟子觅历得其高声梵呗。《僧传·经师篇论》有云：“爰至晋世，有高座法师，初传觅历，今之行地印文是也。”《祐录》十二《法苑集》，著录《觅历高声梵记》，并注云呗出《须赖经》） 。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变。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其哀乐废兴，皆此类也。蜜性高简，不学晋语 （《世说·言语篇》高座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 。诸公与之语言，蜜虽因传译，而神领意得，顿在言前。莫不叹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咒术，所向皆验。初江东未有咒法，蜜译出《孔雀明王经》诸神咒。晋咸康中卒，春秋八十余。琅琊王珉师事于蜜，乃为之序。略曰：“汉世有金日 ，然日 之贤，尽于仁孝忠诚，德信纯至。非为明达足论，高座心造峰极，交俊以神，风领朗越，过之远矣。” （上略引《僧传》，亦间见《世说》及注） 谓“风领朗越” （《世说·赏誉篇》载周侯题目高座为朗卓。按器朗最为当时谈者所赏） 远过“仁孝忠诚”，好尚如斯，时风之转移，可以概见矣 （又《世说·赏誉篇》注引桓宣武称帛氏精神渊著，当年出伦。《僧传》载作精神著出当年。系误引） 。
魏世王、何谈玄，务为高远。王、何与嵇、阮，生年相若。辅嗣、平叔早死。后至晋初，叔夜、嗣宗作竹林之游 （竹林一语本见佛书。西晋洛都有竹林寺。但竹林高士与释教有无关系，无明文） 王戎少阮步兵二十年，竹林酣畅，亦预其末。戎于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为司徒，是时王衍为尚书令，乐广为河南尹，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惠帝元康元年 （《水经·谷水注》作七年） ，诸名士会于金谷之石崇别馆 （《世说·品藻篇》载崇序文。《类聚》九戴延之《西征记》云，金谷中庙贤达所集，是石崇居处） 。按其后王羲之为兰亭之集。《晋书》云，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亦见《世说·企羡篇》） 。则东晋名流，固许石季伦为清流巨子 （在此年前，崇为城阳太守，山涛曾两荐之。《书钞》六十五） 。季伦并奉佛甚至 （《弘明集·正诬论》） ，是则清谈极盛之时，释迦教化似已为中朝豪俊所熟知矣。至惠帝末年（公元306年），东海王越为太傅，尽辟诸名士，庾 、阮瞻、胡毋辅之、郭象、阮脩、王导、谢鲲 （幼舆） 、光逸、王承、卫玠之属以为参佐。庾亮 （元规） 被徵为掾，不就。桓彝 （茂伦） 少与庾深交，为周 （伯仁） 所重。 亦谓曾为越府参军 （《书钞》六九引臧荣绪《晋书》） 。庾 等多尚虚玄，纵酒放任。永嘉遂与正始尝相并论。旋婴世乱，名士相继渡江。玄风因之南徙。夫王导、庾亮、周 、桓彝，皆与高座道人终日累叹，披襟致契。诸公与高座均于世乱先后渡江，则其在中州当已与沙门友善也。按《高僧传》所据史料，多为南方著述，故仅于南渡后特详，而正史又缺载僧事，洛都名士与名僧之交情遂少可考。然吾人观西晋竺叔兰、支孝龙之风度，东晋康僧渊、帛高座等之事迹，则《老》《庄》清淡、佛教玄学之结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时，佛法或已间为学士所眷顾。及名士避世江东，亦遂与沙门往还 （支谦等在江南先已以玄与佛相牵附，当亦与此有影响） 。此乃奉行中朝之旧习，非全为南中新有之好尚也。《世说·文学篇》曰：“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 （嵇康作《声无哀乐论》） 、养生 （嵇康《养生论》） 、言尽意 （欧阳建作《言尽意论》） ，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则江左所谈名理，固来自中原也。《文学篇》又曰：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王苟子 （名修，字敬仁） ，《世说注》称其善言理，何晏、王弼，曾辩圣人无喜怒哀乐 （《魏志·锺会传》注） ，则江左僧俗所谈，且上接正始也。又《假谲篇》曰：“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 （下略） ”支愍度心无义，亦立于北方。则两晋之际，佛教玄理，固亦有南渡者矣。立识含义之于法开，缘会义之于道邃，幻化义之道一，亦俱在东晋初过江。河北释道安主性空，亦曾驻锡荆襄。而谓属本无异宗之竺法汰、竺法深，亦均原居中州者也 （诸宗义待下详） 。此中以竺法深尤见重于江左。
竺道潜
竺道潜，字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 （《世说·德行篇》注。但《僧传》曰：姓王，琅琊人，晋丞相武昌郡公之弟也。深公卒后，孝武下诏，谓其“弃宰相之荣”，可知深实出名族） 。年十八出家，约在惠帝泰安二年（公元303年）。永嘉初避乱过江，年只二十余。约成帝末年，隐居剡县山中，年已早过五十矣 （王导死于成帝咸康五年，庾亮死于六年，其后深东出） 。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卒于山中，年八十九 （《世说注》作“七十九”，上据《高僧传》） 。
法深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元真早有才解之誉。故孙绰赞曰：“索索虚徐 （一作 ） ，翳翳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矇。怀抱之内，豁尔每融。” （《僧传》） 据此则刘公者，亦西晋清谈之名士。按元魏太武帝毁法诏书，诋佛法为刘元真、吕伯疆所伪造 （《释老志》） ，则其地位可知。孙兴公赞其“谈能雕饰，照足开矇”，想能融合佛法玄理之甚有关系人物。故支道林与高丽道人书美竺法深，特标扬其为“中州刘公之弟子”。法深之学，内外俱瞻 （亦《僧传》引支道林书中语） ，盖均得之于元真。故《僧传》曰：“潜伏膺以后，剪削浮华，崇本务学，微言兴化，誉洽西朝也 （《世说·德行篇注》亦曰道徽高扇，誉播山东） 。年少 （《僧传》作“年二十四”。但其过江时年当只二十一） 讲《法华》 （竺法护于太康七年译《正法华经》） 、《大品》 （竺叔兰于元康元年译《放光经》） 。曾与桓彝之父颖 （《晋书》作“颢”） 为至交 （《世说·德行篇》“桓常侍语”注云：父颖，有高名。《晋书·彝传》：父颢，官至朗中） 。是亦西晋名士已与释子往还之确证也。
元嘉初，潜避乱过江。元明二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宁中，潜恒著屐至殿内，时人咸谓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及二帝升遐，王庾又薨，乃隐迹剡山，以避当世。追踪问道者，已复结侣山门。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有竺法义者，年十三 （《名僧传抄》作九） ，遇深公，便问“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公曰：“物鲜能行，是故寡言。”深见其幼而颖悟，劝令出家。义乃从深受学，游刃众典，尤善《法华》。又有竺法友，尝从深受《阿毗昙》，年二十四便能讲说。后于剡县城南立法华台。竺法蕴 （当即主心无义之温法师） 尤善《放光般若》，盖《法华大品》均深公擅美者也 （深弟子尚有康法识、竺法济） 。
至哀帝时，好重佛法，频遣两使，殷勤徵请。潜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即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上，并称善焉。于时会稽王昱作相，朝野以为至德。以潜是道俗标领，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顶戴兼常。迨昱即帝位，虔礼弥笃 （上见《僧传》。按传复言司空何次道师事深公云云，但何充卒于永和二年，赠司空，其礼事法深应在成帝世前） 。潜虽复从运东西，而素怀不乐。乃启还剡之 山，逍遥林阜，以毕余年。卒于宁康二年。孝武帝特下诏哀悼，赙钱十万，星驰驿送 （上节引《僧传》） 。
孙兴公《道贤论》以深公比刘伯伦。论云：“潜公道素渊重，有远大之量。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小。虽高栖之业，刘所不及，而旷大之体同焉。”《世说·轻诋篇》曰：“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言语篇》曰：“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深公胸中旷达，轩然远举，故兴公称其远大之量 （按《世说·德行篇》、《方正篇》俱载后来人多有道深公者，疑深公旷大任达，故细行处颇为人所疵议） 。《高僧传》曰：“支遁遣使求买 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亦见《世说·言语篇》）。其襟怀洒脱盖类此。支遁字道林，为清谈家所最倾倒 （《僧传·于法开传》记时人语曰：‘深量开思，林谈识记。’盖竺法深以远大之量见称，而支道林则善清谈，人所仰慕。开者于法开，识者康法识也） 。
支 遁
支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约生于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或在永嘉乱时，随家人迁居江左。《高僧传》曰：“遁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隐居余杭山，沈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经，卓焉独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 （《世说·言语篇注》引《高逸沙门传》与此略同） ，当为成帝咸康三年也（公元337年）。 （《支遁集·述怀诗》：“总角敦大道，弱冠弄双玄”） 或于此年后游京师。《世说·政事篇》载王濛、刘惔与林公共看何骠骑。按康帝即位（公元342年）以何充为骠骑将军，即其至京时事。当时已为名士所激赏。《高僧传》云：“王濛极重道林。尝曰：“造微之功，不减辅嗣。” （亦见《世说·赏誉篇》及注） 陈郡殷融 （浩之叔） 尝与卫玠交，谓其神情㑺彻，后进莫有继之者。及见遁，叹息以为重见若人 （《僧传》叙此二事于遁出家之前。岂遁于出家前，亦曾至建业耶？） 。王辅嗣、卫叔宝，魏晋玄谈之领袖也。支后还吴，立支山寺。据其《土山会集诗序》曰：“间与何骠骑期，当为合八关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吴县土山墓下。三日清晨为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肃穆，莫不静畅。至四日朝，众贤各去。”按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以何充领扬州刺史 （据帝纪） ，镇京口 （本传） ，则土山集会或约在此时。其后遁又入剡 （《僧传》） ，居 山。先在沃洲小岭，后移石城山，立栖光寺 （《世说·言语篇》注曰：支公书云， 山去会稽二百里。《名僧传钞》目录云：剡石城山寺支遁） 。《晋书》谓谢安未仕前“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 （见《谢安传》，《世说·赏誉篇注》。《续晋阳秋》云，初安家于会稽上虞县，优游山林） 永和中，王羲之为会稽内史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宴集于兰亭） 。《晋书》云：“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初遁在京师曾注《逍遥游》。及遁既将还剡，经由于郡。王羲之谓曰：“《逍遥篇》可得闻欤？”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绝 （详见《僧传》、《世说·文学篇》及注） 。羲之请其住灵嘉寺，意存相近。俄乃投迹剡山，立寺于沃洲小岭。后移石城。又曾出山阴，讲《维摩经》，许询为都讲。《世说·文学篇》谓讲时支公在会稽王斋头，疑是时简文亦在会稽也。简文帝昱固亦善清谈好名士者。穆帝升平二年（公元358年）前，谢万为吴兴太守 （据《晋书·穆帝本纪》） ，谢安亦随至郡中 （据《御览》七百一） 。三年，安因万黜废，始出仕。寻亦除吴兴太守 （约公元360年） ，作书招请林公 （书见《高僧传》） 。盖在康、穆二代（公元343至361年）。遁先在吴而后在剡，先是竺法深已在 山。同居之名僧不少 （如于法开、于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 。其时名僧名士，群集于东土，实极盛一时也。
至哀帝即位（公元362年），频遣使徵请 （《遁集·上皇帝书》云：“频奉明诏，使诣上京”） 遁出都止东安寺，讲《道行般若》。白黑钦崇，朝野悦服。太原王濛宿构精理，撰其才辞，往诣遁，作数百语。自谓遁莫能抗。遁徐曰：“贫道与君别来多年，君语了不长进。”濛惭而退焉。乃叹曰：“实纡钵之王、何也。” （《世说·文学篇》载之，惟缺末一句） 郗超问谢安：“林公谈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问何如殷浩。安曰：“亹亹论辩，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渊源实有惭德。”郗超后《与亲友书》云：“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师，涉将三载。乃上书 （见《支遁集》及《高僧传》） 求还东山，诏许之。资发极优厚（公元364年）。以太和元年（公元368年）闰四月四日卒于剡之石城山，年五十三 （《高僧传》曰：“卒于姚坞山中，或云终剡。”《世说·言语篇注》引《高逸沙门传》“年五十三终于洛阳。”《伤逝篇》注引《支遁传》“太和元年终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 。后高士戴逵行经遁墓，乃叹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运气俱尽耳。” （《僧传》） 王询《法师墓下诗序》曰：“余以宁康二年（公元374年）命驾之剡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其为时贤所惜如此 （《世说·伤逝篇》及注） 。
支公形貌丑异，而玄谈妙美 （《世说·容止篇注》，阮光禄曰：欲闻其言，恶见其面） 。养马放鹤，优游山水。善草隶，文翰冠世。时尚《庄》《老》，而道林谈《逍遥游》，标揭新理。通《渔夫》一篇，才藻俊拔 （《世说·文学篇》） 孙兴公《道贤论》以遁方向子期。论云：“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人异时，风好玄同矣。” （《僧传》并谓《喻道论》称美支道林。但文不见于《弘明集》所载论中） 一代名流如王洽 （与支论即色，见《祐录》十二） 。刘惔 （《世说·容止篇》等载刘与支交游事） ，殷浩 （《世说·文学篇》，载殷读《小品》，欲与支释其幽滞） ，许询 （曾为支都讲。二人关系杂见《世说》。询在永兴山阴立寺奉佛，详《建康实录》） ，郗超 （上详，支卒后超为序传） ，孙绰 （《世说·文学篇》绰与支见王羲之） ，王濛父子（子修，字敬仁。事杂见《世说》），袁弘 （为支作诔） ，王羲之，谢安 （上详） ，谢朗 （字长度，《世说·文学篇》，朗与支讲论，遂至相苦。亦见《晋书》本传） ，谢长遐 （见《僧传》。又《祐录》十二陆澄目录，有支《与谢长遐书》。长遐不知何人。疑即朗。长度实长遐之讹） ，均与为友 （《世说·轻诋篇》谓王坦之与支不相得，《品藻篇》坦之弟岏之亦轻林公。此外与支公友者有冯怀、刘系之、桓彦表等，见《世说》、《僧传》） 。《世说·雅量篇》云：
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僧传》载此，丽本作谢万石，诸本作安石。谢万字万石。《晋书》本传亦载此事，惟未言系送支道林。《世说》本条原注及《僧传》俱言系哀帝时林公去京事。但万石似已死于穆帝之世，或实安石事） 。
自佛教入中国后，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闻。西晋阮庾与孝龙为友，而东晋名士崇奉林公，可谓空前。此其故不在当时佛法兴隆。实则当代名僧，既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而“支子特秀，领握玄标，大业冲粹，神风清萧”， （《弘明集》《日烛》中语） 故名士乐与往还也。《世说·文学篇注》载支道林《逍遥论》曰：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䳛。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䳛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怏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文不但释《庄》具有新义，并实写清谈家之心胸，曲尽其妙。当时名士读此，必心心相印，故群加激扬。吾人今日三复斯文，而支公之气宇，及当世称赞之故，从可知矣。
东晋诸帝与佛法
《世说·方正篇》曰：“后来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谓曰：黄吻年少，勿为评论宿士。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门传》曰：晋元、明二帝游心虚玄，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王公、庾公倾心侧席，好同臭味也）元帝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至建业，名论素轻，吴人不附。乃用王导计，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 （《晋书·本纪》及《王导传》） 明帝钦贤爱客，雅好文辞 （《晋书·本纪》） 。当时北方大乱，流人渡江。偏安之局，自当抚恤新旧，结纳名士。而永嘉时，太傅越网罗清谈人物，旋遭变乱，余风被江左。《高逸沙门传》谓“元、明二帝游心虚玄，托情道味”，盖亦受时流好尚之影响。故元、明之世，一因玄风之南渡，一因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均敬礼名士，而清谈大盛。当时僧人如法深、道林均固名士之秀也。至若好尚佛法，则明帝尤为著称。习凿齿《致道安书》有曰：“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明帝手画佛像，在乐贤堂中 （堂在宫城西南角外。明帝为太子时所作。上见《弘明集》。参看《文选·头陀寺碑文》李注） 。按中国最初三大佛画家，顾恺之学出于卫协，协出于曹不兴，不兴谓因康僧会而信佛。明帝约与协同时，亦以佛画知名 （参看南齐谢赫《古画品录》） 。
至成帝世 （据《晋书》七十二《蔡谟传》，此事或在石勒死，虎即位之时） ，彭城王纮 （纮于咸和四年封彭城王，咸康八年薨） 上言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 （指苏峻之乱） ，而此堂犹存。宜敕著作，咸使作颂，帝下其议。蔡谟议曰：
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艺，聊因临时而画此像。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闻也。盗贼奔突，王都隳败，而此堂块然独存。斯神灵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歌颂之所先也。人臣睹物兴义，私作赋颂可也。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象之颂，于义有疑焉。
因谟之疏，而作颂之议遂寝。按谟之上书或在后赵王度以前，亦持理在华夷之辩，然未请禁断，如王度之言也。
成帝咸康五年七月，丞相王导薨，庾冰、何充辅政 （庾字季坚，充字次道） 。庾代帝作诏书，令沙门宜跪拜王者。诏谓佛教乃方外之事，应通之于神明，得之于胸怀，岂方内所体，而当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而何充素佞佛，乃与左右仆射等上书谏之。庾季坚又代下诏，谓不宜以殊俗参治，怪诞杂化，而卑高分定，乃体国之经也。何次道等复疏辩之。于是庾之义寝，沙门竟不致敬 （上见《弘明集》） 。沙门致敬，乃夷俗与华人体教冲突之一大事，以此次为其开端。
盖在成帝末年，王导逝世后，经康、穆二代，南朝佛教颇为消沉 （《弘明集·正诬论》引周嵩奉佛事。嵩卒于明帝太宁二年。疑《论》所谓诬佛者亦在成帝世） 。成康之际，竺法深、支道林相继隐迹东山。清谈之风，因桓温、殷浩之北伐，朝廷清谈者浸息。虽简文专总万机，殷浩参决朝政 （殷浩被废东阳乃读佛经，见《世说》。浩被废，迁东阳之信安，在今浙江衢州） 。然清流名士多居东土，而以王羲之、谢安为之首。逸少永和中在会稽，有终焉之志。谢安约于升平三年为吴兴太守，其致支遁书曰：“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及至哀帝，复崇佛法。深公、道林，复莅京邑。虽留驻不久，然废帝、简文之世 （简文为帝，亲临听经，见《高僧传》五） ，佛法清谈复极为时尚。溯自元、明重名理，而潜、遁见重。成帝之世清谈消歇，而名僧东下，清流之中心乃在会稽一带。及哀帝后，而佛法清言并盛于朝堂。由此而名僧名士中相互关系，益可见矣。至若孝武帝以后，则南方佛学受道安、罗什之影响。晋末道安弟子慧远，为国之望，当于后论及之。
名士与佛学
西晋名士之佛学，今不能详。东晋则士大夫颇见有佛教撰述。但《世说·文学篇》云：“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又云：“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 。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忭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盖当时人士侧重清谈，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佛理深微，一般学者未能具解。《世说》所言固美支公陈义之高。而名士之未能尽解佛理，亦可想见。当时人物精研佛典者，《世说·文学篇》谓有殷浩。
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 （原注云：《高逸沙门传》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所有不达，欲访之于遁。遂邂逅不遇，深以为恨。其为名识赏重如此之至焉。《语林》曰：浩于佛经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虚怀欲往。王右军驻之曰：“渊源思致渊富，既未易为敌。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复服从，亦名不益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林公亦以为然，遂止。）
《文学篇》又云：“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则渊源于佛典名相，初亦未能了然。其所签《小品》已不存，未悉亦悉关于名相否也。东晋名士，佛教著作《弘明集》载有孙绰之《喻道论》。论信报应之有徵，言圣人无杀心，谓牟尼为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而称佛乃无为而无不为之教。其言曰：“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弘明集》又载郗超之《奉法要》，详叙佛法之内容。其中于无我义仍指为非身。于空义则颇与支道林相合。但当于后言之。
按史载晋哀帝雅好服食 （终因中毒死，见《晋书·本纪》） 。简文帝见道士许迈 （《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 ，又曾事清水道师王濮阳 （《尼传·道容传》） 。王羲之亦奉天师道 （《晋书·本传》） 。而均优礼僧人。此固可见东晋佛道门户之见不深，无大抵触。实尤因当时名士好玄学，重清谈，认佛法玄妙之极，而名僧风度又常领袖群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