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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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热河志
《作者：和珅》一百二十卷。清和珅、梁国治纂修。和珅(1714－1799)，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乾隆三十四年(1769)袭轻车都尉世职，授三等侍卫，受高宗赏识。四十一年(1776)授户部侍郎，旋擢军机大臣，在任二十余年。历任步军统领，户、兵、吏部大臣，理藩院尚书。后晋文华殿大学士。曾充四库馆、国史馆正总裁。累封至一等公。嘉庆四年(1799)高宗死，为仁宗数二十大罪，赐死，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着有《嘉乐堂诗集》。梁国治(1723－1787)，字阶平，号瑶峰，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外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乾隆三十四年(1769)擢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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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湖广通志
《作者：迈柱》湖南、湖北合修省志。120卷，卷首1卷。清迈柱、魏廷珍修，夏力恕、柯煜编纂。迈柱，姓喜塔拉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由笔帖式授国子监助教，历官工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工部右侍郎、江西巡抚、湖广总督、吏部尚书、工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魏廷珍，直隶景州(今河北景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夏力恕，湖北孝感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柯煜字南陔，号实庵，浙江嘉善人，幼承家学，见多识广，康熙六十年进士，因磨勘除名，雍正元年(1723)复成进士，官湖广宜都知县，改衢州府教授，后充《明史》纂修官。是志上承《(康熙)湖广通志》，增康熙、雍正朝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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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门定制
道教斋醮科仪之章典。十卷。题道士吕元素集成，朱陵真隐胡湘龙编校。成书年代不详。撰者生平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该书十一卷。前五卷为南宋道士吕元素撰。元素作书于南宋孝宗时。后六卷为元素门人吕太换所补。太换作书于南宋宁宗时。据考证，该书第五卷中有大元国乡贯字样，殆元代刊刻，并有附益。本书卷首有淳熙戊申吕元素自序。其云至简易者道，而至详备者礼，凡人之所以事天者道也，因事天而起至诚之心者，有礼存焉，此圣人垂世立教之本旨也，然与繁简之间，当有所折衷而不可过也。又云道门斋醮简牍之设，古者止符篆朱章而已，其它表状、文移之属，皆为后世以人间礼兼考合经教而增益，设有定式，或者内容详备而失简易之旨，或失之卤莽而使敬事天者，无所考定，不惬其意，故校定编撰，略使适中，使人简易使用。卷六有自序言及校补情况和编校的目的，云定制遗于众醮奉道深信之士，因无善本考校自叹，但因师意不可辞，故爰加参考，与前五卷为全书云云。该书前五章所载皆斋醮中表状文牒及符箓，后五章兼录政和玉音长吟法事、短吟法事及道君自制道词等。每章、表、文、状、牒、简各有定式。如议全箓白简云：简箓功及幽冥不可具述，独张丽华尤为昭著。言诵经至九过，适当忏罪之时，遂简疏，则奏简当在功德成就之时明矣。近有方发奏之时，先取救苦符，尽焚以为亡者出离地狱，义有未安，盖抽魂自有文牒自简，当在传度时宣告，使亡者乘道场所作功德及愿持戒忏悔自新之力，然后奠简告下，十方赦罪释冤。自此方为出离地狱，上登朱宫尔。故经云：九幽地狱，众生闻北帝广为启请，心生悔过，愿求解脱，天尊方为说戒给符，此尤可处。又念咒篆符不为难事，但能篆二十面即可记忆，盖符咒意义相合故也。再如议表状：九皇请表，每位专奏一通，略入事言启事，以某月取某日某时设醮降真，以致望幸之意，不必全入愿意，其它众真中请状并土地三界等牒皆然。盖侍登坛行道，自有章词致祷尔，或醮事止作一通，请诸圣者止用请状为便，若表上列九皇号则不合格式。《道门定制》为宋以前道教斋醮科范之章本，是对宋以前紊乱醮科的审正。在道教科仪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该书收录于《正统道藏》正一部。
原道救世歌
洪秀全著。约一千一百字。1852年编入《太平诏书》刊行。洪氏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领袖、太平天国天王。广东花县人,出身农民家庭。早年入塾“熟读经史”。后作乡村塾师。因屡试不中,萌发反清思想。又受基督教教士所编《劝世良言》的影响,于1843年7月创立拜上帝会,宣传组织农民。1851年在花县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1853年3月攻下南京,定为都城,改名天京。1863年天京被困,次年6月洪氏病逝。主要著作有《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天条书》等。《原道救世歌》是太平天国重要文献之一。它以诗歌体的形式,向人们宣称“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并劝告人们要作正人,切戒淫乱、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为赌博“六不正”及吸洋烟、好酒、看风水等旧风习。警告统治者“顺天者存逆天亡”,“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聚党横行天不佑,罪恶贯盈祸自随”等。洪氏的救世之道的落脚点是在劝人为善、改邪归正上。他引进了一个西方的皇上帝,打掉了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帝王和其他精神偶像的威风,宣传“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的平等观念,对激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制度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不失为一支反封建的战歌。
史通通释
清人浦起龙撰。成书于乾隆十七年(1752)。以疏解唐人刘知几《史通》，故名。二十卷。一依刘书次序，采用随文作注、篇末按语形式，刊正字失、句违、节淆、简错，释解文义篇意，间驳正刘氏，虽病明人郭延年《史通评释》臆评、王惟俭《史通训诂》善匿，然阴用其说甚多。引据多详明，足称该洽。但有疏于考究、轻率臆改之处。有乾隆时求放心斋初刻本，刊印后浦氏多次修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王煦华校点本，系据初刊本最后一种印本排印，末附陈汉章《补释》、杨明照《通释补》及罗常培《史通增释序》。
日讲春秋解义
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圣谕广训
清圣祖著,清世宗训。一册,一卷。书前有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御序,同年武英殿刊印。原名“圣谕十六条”。清康熙帝撰写颁布。全面系统地宣扬封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以为约束臣民。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勤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追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雍正帝认为它“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皆己囊括无遗。为了进一步向百姓灌输封建道德，雍正于每条上加注释，改名为《圣谕广训》，并刊刻颁发，大力宣扬，各府州县学官，每月朔望两日，择地聚集士庶，宣读《圣谕广训》条文。在乡村除宣读外，还要用通俗语言解说，雍正帝希望以之“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器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室家和平”(《圣谕广训序》)。明确表明颁布和宣讲《圣谕广训》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秩序，使其成为清朝统治者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
峨眉山志
佛教史志。清蒋超撰。十八卷(馀志一卷)。成书于康熙十一年(1672)。是一部以记述峨眉山佛教事迹为主的志书。共分九个部分,分别叙述了峨眉山的地理概貌、山川形胜、风土人情以及佛教事迹等。所记名僧七十九人,道教人物二十四人。书中还收有历代文士游峨眉山的诗词及有关峨眉山的敕令、碑铭等资料,是研究峨眉山佛教史的重要资料。该书刻印于清康熙二十八年。道光十四年(1834)按原版印刷时,曾多处作了补刻(版存伏虎寺)。民国23年(1934),印光在原刻本的基础上,重修《峨眉山志》,改十八卷为八卷,全书体例也作了一定改动,并增加了清康熙十一年至民国初年峨眉山佛教的内容。1937年,此书与《普陀洛迦新志》、《清凉山志》、《九华山志》汇编,由弘化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