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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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豆集
《作者：周作人》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初版。收作者1936年下半年所写的散文33篇。周作人在《题记》中说：“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与中庸夹在一起”。《家之上下四旁》一文批评了中国的家庭关系及封建伦理中的孝道。《谈日本文化书》、《怀东京》、《东京的书店》等文叙写对东京的怀念，认为“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等文，介绍了鲁迅早期的情况，特别推重他“不求闻达”、“勤苦作事”的精神和“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以及“寄悲愤绝望于幽默”的创作特点。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周作人谈到了他创作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我所有的只有焦躁，这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但其不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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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茶随笔
《作者：周作人》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10月初版。收作者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间所写文章48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6年4月第2版校订重印，并据《苦雨斋序跋文》补入原本未收入的《苦茶随笔小引》一文，新编了索引。周作人在《后记》中说：“《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实在是彼劳无用的事。”“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在《论语小记》(初载1935年1月10日《水星》月刊第1卷第4期)一文中，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士与西方的隐士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宗教”的，前者则是“社会或政治”的，既是政治上失意后的退路，又是政治上新的进取的准备。并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在《关于写文章》(初载1935年3月2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4期)、《关于写文章二》等文中，作者针对有人批评他“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说：“我不想写祭器文章，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重申了“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在《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等文中，作者对朋友的死表示了深深的悼惜，认为“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在《日本管窥》(初载1935年5月13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等文中，周作人谈及日本问题，分析了日本国民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们“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书中还收有作者为俞平伯《古槐梦遇》、李广田《画廊集》等9本书所作的序跋，以及阅读《论语》、《东京散策记》等书所写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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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以前
《作者：周作人》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初版。收作者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所写散文33篇。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写文章虽说是聊以消遣，但意思却无不是真诚的”，“对于中国却是多少总有益的吧”。在《男人与女人》、《女人的禁忌》等文中，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以及对吸毒、嫖妓、赌博等腐败社会现象进行针砭批判。《雨的感想》是篇风物小品，作者用水墨画般的淡雅拙朴的笔致，为人们勾勒出一幅浙东水乡的秋雨泛舟图，再现了田园诗般的恬淡意境，是周作人后期闲适小品中罕见的佳作。在《文坛之外》中，作者概述了他自己几十年来写文章的态度。《明治文学的追忆》一文记述了作者涉猎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十堂笔谈》这组文章是对青年谈学习的，涉及汉字、国文、外语、国史、博物、医学、佛经、风土志等方面。书中还收有24首作于1937年11月至1943年10月的《苦茶庵打油诗》和《〈风雨后谈〉序》等8篇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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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竹杂记
《作者：周作人》随笔集。周作人著。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前有《小引》，后有《后记》，收文章49篇，多为读书随笔。如《谈金圣叹》、《读禁书》、《关于禽言》、《谈油炸鬼》、《说鬼》、《谈土拔鼠》、《关于活埋》、《情理》、《常识》、《谈文》、《再谈文》、《谈中小学》等等，都是很有名的随笔文字。其他读书札记也不少，如《 〈冬天的蝇〉》、《 〈醉余随笔〉》、《 〈煮药漫抄〉》、《 〈如梦录〉》、《 〈古南余话〉》《〈广东新语〉》、《〈我是猫〉》、《 〈日本话本〉》等等。《儿时的回忆》、《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一类的抒情文字，比较少见。在《小引》中，周作人说，《庆宝会稽续志》记载：“山阳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而《嘉泰会稽志》则云：“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周作人说：“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自30年代初始，周作人的随笔，多抄古书，如《夜读抄》、《苦茶随笔》中的文章，多如此。在《苦竹杂记后记》中，周作人引用给友人信中的文字，为自己辩解，并攻击左翼作家。他说：“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又说：“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不论怎样，躲入书斋，多抄古书，总是周作人落伍的一种表现。但《苦竹杂记》中这些札记式文字，确实写得极好，抄古书，能够随手征引、左右逢源。在30年代，随笔文字能写得如此之好，周作人却是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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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生活
《作者：周作人》现代评论集。周作人著。 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2月初版。收文章21篇，另有序文两篇。为1917至1926年间所作，除3篇文字外，其余大部分作于1924年以前。其中《人的文学》一文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他说，“我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大抵在这里边了，所以就题名曰《艺术与生活》。”并承认里面大部分文章有着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自序一》)。《艺术与生活》收录的大多是比较严肃的文章，态度也比较激进，为作者赢得了文坛的声誉。本书大致包括3方面内容：1、倡导“人的文学”，要求文学具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坚决反对阻碍人性向上发展的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要求普遍与真挚的平民文学精神。后来，为了防止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说教，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又把“人的文学”主张改称为“人生的艺术派” 2、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尺度广泛介绍欧洲和日本文学。特别钦佩从《圣经》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爱的福音”的文学。俄国作家注重人生，左拉的直面人生，都得到了他的称赞。他欣赏日本的诗歌与小说，要求中国人向日本学习，“创造的模拟”外国文化(《日本近三十 年小说之发达》)。3、积极宣传新村主义。本书集中反映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他提出比较系统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使刚刚起步的新文学具有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并启发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提出。由于人道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周作人在“五四”以后逐渐消退了对“人的文学”的巨大热情。但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某些文学主张和基本精神，对新文学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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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虎集
《作者：周作人》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册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19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76篇;下册1928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21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56篇;上下册共计收杂文132篇。1987年9月上海书店根据1936年6月第5版影印出版，并将上下册合订为一册。周作人在本书初版的《序》里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祖先崇拜》(初载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思想革命》、《罗素与国粹》、《重来》、《道学艺术家的两派》等文，批判了中国原始野蛮的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这些杂文都是声讨“非人的道德”的战斗檄文。《前门遇马记》(初载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期)、《南北》、《卧薪尝胆》、《养猪》等文，揭露新旧军阀的凶残暴虐，嘲弄和怒斥了助纣为虐的无耻文人，赞颂了英勇献身的民主战士，显示出战斗的杂文风格。收在《谈虎集》下册的《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裸体游行考订》等，具有反帝民族意识，对现实感应敏锐，笔锋犀利。矛头指向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反动喉舌《顺天时报》，指出“中国人的中国”不容日本的“支那通”来干涉。这些杂文与抗战时期作家的言行，有着明显的差别。《谈虎集》中还收有对各种时弊针砭的杂文，有对批评界的“人身攻击”和“隐恶扬善”行为而发的(《翻译与批评》)，有对资本家“掩耳盗铃”地“主张禁娼”的怪事而发的(《资本主义的禁娼》)。这些杂文的笔锋触及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剖析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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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园地
《作者：周作人》周作人著。北京晨报社1923年9月初版。为作者第一本散文集，收入文艺批评、杂感、小品等各类文章，分成三辑：第一辑《自己的园地》18篇，写于1922年1月至10月，多为阐述文艺主张及研究诗歌、神话、传说、谜语等文体的短论，亦有评介《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王尔德童话》等外国童话的小文;另外，《沉沦》批驳道学家对郁达夫小说《沉沦》的攻击，肯定它“是一件艺术的作品”，《情诗》赞扬了汪静之等“湖畔诗人”真挚的爱情的吟唱。阿英评曰：“《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学衡派’批评家的封建思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第二辑《绿洲十五篇》写于1923年1月至7月，是论及文艺与道德、儿童文学与科学小品等的随笔，也有一些评介中外文学名著的短文。第三辑《杂文二十篇》除杂谈文艺批评、地方文艺、儿童文学及评介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短论外，还包括三篇怀念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散文、几封致友人的书信和一组自述传性质的小品，末篇《寻路的人》代跋。虽则这本散文集多收文艺评论，但当时颇有人将它当作纯散文来读，认为“这本小品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东西。飘逸的语句，缜密的文思，很可开语体论文作家的先河。”(汤钟瑶《读了〈自己的园地〉》)郭沫若也撰文赞扬这些美文文字的清丽优雅，思想的明晰透彻，同时针对作者的文艺批评观提出过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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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的书
《作者：周作人》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 上海北新书局1925年12月初版，收作者1921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散文53篇，自序2篇，附录1篇。再版时又增入《若子的死》1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4年8月第8版校订重印，并新编了索引。其中《北京的茶食》(初载1924年3月18 日《晨报副刊》)、《故乡的野菜》(初载1924年4月5日《晨报副刊》)、《喝茶》(初载1924年12月19日《语丝》第7期)等文，都是周作人的得意之作，也最足以代表他记叙抒情性小品散文的特色。这几篇散文抒写生活中的趣味，显示了他对“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作者在文中用亲切的絮语、冲淡的文字酿造片刻的优游之境、陶然之境和梦似的诗境，求得精神上慰安。《怀旧》(初载1922年8月24日《晨报副刊》)、《怀旧之二》、《初恋》、《娱园》、《学校生活的一叶》等文，抒发了怀旧之思，其中穿插了许多回忆、联想、引证和议论。《蔼理斯的话》(初载1924年2月23日《晨报副刊》)、《上下身》、《净观》、《狗抓地毯》、《与友人论性道德书》等文，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施以猛烈攻击，提倡妇女解放和儿童解放，提倡新的性道德。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一文中，作者提出：“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他提倡以科学与艺术的教育，来改造愚弱的国民性。朱光潜认为：“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并说：“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清趣。”(《〈雨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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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故事
现代短篇小说集。郑振铎著。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12月初版。内收《自序》1篇，《猫》、《风波》、《书之幸运》、《淡漠》、《失去的兔》、《压岁钱》、《五老爹》、《王榆》、《三姑与三姑丈》、《春兰与秋菊》、《九叔》、《三年》、《五叔春荆》、《病室》等短篇小说14篇。1929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增补本，增收《元荫嫂的墓前》、《赵太太》等短篇小说2篇。本集所收的作品，绝大多数为作者旅居巴黎时所写成。它们透过对旧式家庭的描绘，或抒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情趣与悲苦，或记述了旧家庭的兴衰际遇，或表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欢离合。《风波》和《书之幸运》是姐妹篇。作品记述了仲清与宛眉夫妇间的龃龉。其中《风波》描写妻子宛眉沉溺于打牌，经常深夜才回家。丈夫因此感到非常孤独。虽几经规劝，妻子却依然如故;丈夫只得生活在叹息之中。《五老爹》通过“我”的回忆，描写一个落第秀才穷愁潦倒的一生。五老爹早年曾投考秀才，但不幸落第。此后他始终未能找到职业，只得寄人篱下，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当光”，不久便郁郁而死。《三年》是本集中较有影响的一篇。它描述了封建迷信对妇女的戕害。十七嫂在年幼时曾被算命先生判有“克父”之命。嫁到夫家后适逢家道兴盛，便受到婆婆的百般疼爱。不久公公病故，儿子又不幸夭亡。于是她被视为“灾星”，最后遭到丈夫的遗弃。这些作品虽然是写家庭的琐事，却仍不乏某种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述，这些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旧事的纪实”，“我写的是旧家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自序》)。本书在结集过程中，曾得到叶圣陶、老舍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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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心》是20世纪国学大师顾随学问与人生的巅峰之作，由国学大家叶嘉莹精准详实地记录，并珍藏了六十多年才公之于世。这部著作把中西文化熔于一炉，把学问与人生融会贯通，把人生、文章融为一体，把学文与学道、作文与做人放在同一高度，使读者不仅在学问、写作、知识等方面得到启示，也可以在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等方面得到裨益。它是情与理的有机结合，蕴含着现实的人生哲理，洋溢着诱人的艺术魅力，闪烁着生活智慧的火花。在博大的中国文脉中，传承古典文化的精华，启迪当下生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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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原署“晋人李春芳编次”。明本《海刚峰居官公案》署“晋人义斋李春芳编次”，故此书伪托其名。六十回。内容不同于明本公案小说，是以海瑞为主线贯串始终，具有完整连续情节的长篇小说。书中描写了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他为举子时寄寓张老儿豆腐店中，很同情张老儿的遭遇，帮他对付严嵩家奴严二的高利贷盘剥和敲诈。在任淳安知县时，他当众指斥国公张志伯借巡查各省钱粮之名，到处索贿受贿的行为。在刑部主事任上，他上疏参奏国贼严嵩，责打他四十大板，惩治了这个专权肆横的奸臣。在任历城知县时，他访得大土豪严嵩干儿子刘东雄，劣迹昭著，予以正法。最后写到海瑞的死，海瑞对夫人说：“吾自出仕以来，历任封疆，却未曾受民间一丝一线;今有红袍一件，贮于箱中，倘我死后，当以此袍为殓，亦表我生平之耿介也。”小说“大红袍”即由此得名。书中叙述的故事大多是民间传说故事和作者的虚构，许多人物历史上虽实有其人，而事迹与史实却大相径庭。小说突出了海瑞与严嵩的斗争，但文学成就不高，缺乏历史真实性和思想深度，语言也较粗疏驳杂。有嘉庆十八年(1813)二经楼刊本、道光二年(1822)书业堂刊本、道光二十年聚星堂刊本、经国堂刊本、同治六年(1867)聚盛堂刊本和上海达文书局排印本等。近有1984年北京宝文堂书店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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