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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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译注
《作者：杨伯峻》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本书按照《论语》的篇次,逐章进行注释,并翻译为现代语体文。章节的分合,比较斟酌以往各家的异同后择善而从。文字的校定,广泛利用古今学者成果,取舍缜审。注释的重点是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诠释。于疑难之处,有简明的考证,或注明出处,或略举参考书籍,以便读者查究。译文在尽可能不走失原意并保持原来风格下力求流畅明白。古人言辞简略,有时为补足文意而于原文涵义之外增添的词句,加方括弧作为标志。译文参照严复在翻译西文时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采取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注意通俗化、大众化,充分照顾到专业工作者以外广大读者的阅读方便。书末附有《论语词典》。《词典》论“词”不论“字”,兼收近于“词”的“词组”;凡见于《论语》本文之词,不论基本词或派生词,习见义或罕见义,一律收录;词条按词头笔划为序排列;词目下,先释词义,再举例句;一词多义,分列义项;每词各义一般均标注出现次数;与“注释”交相为用,详于“注释”者,“词典”仅略言之,而“注释”未备者,“词典”则补充之。由于作者深厚的功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富有创造性的整理古籍新方法,达到了预期目标: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原著,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又为自学者提供了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阶梯。该书不但获得大陆众多读者的喜爱,而且受到港台及世界研习汉学者的欢迎,日本东京和京都的大学曾采用此书作为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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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谈
《作者：朱自清》朱自清(1898—1948)著。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朱氏字佩弦,江苏东海人。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江浙一带学校教书。1925年进清华大学任教,并开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1931年留学英国,翌年归国后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始与闻一多共事。1948年,为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宁可饿死,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表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义气节。他一生刻苦读书,勤奋写作,留下了约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论著。1940年在西南联大时,曾与叶圣陶合作撰写《精读指导举隅》和《粗读指导举隅》,专供当时中学国文教师掌握阅读指导方法参考使用。《经典常谈》则是作者力求概括而又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的尝试。经典,在这里是广认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计有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13篇。作者以青年和一般文化水平的人为读者对象,希望通过这种漫谈,达到“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的目的,所以在写作上,通俗化和反映新观点是其最大的特色。叶圣陶在该书的《重印序》中说:“假如把准备接触这些文化遗产的人作参观岩洞的游客,他就是给他们当个向导,先在洞外讲一番,让他们心中有个数,不至于进了洞去感到迷糊”,赞扬作者“可真是个好向导,自己在里边摸熟了,知道岩洞的成因和演变,因而能够按真际讲说……。求真而并非猎奇的游客自然欢迎这样的好向导”。非常形象准确地指出了该书的特点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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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
《作者：申培》一卷，旧题汉申培著。实为明代丰坊的伪作。何楷《诗世本古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都曾驳其书。此书之伪甚为明显，如《汉书·杜钦传》：“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后汉书·杨赐传》：“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注皆称为《鲁诗》说，此书则以为是“太姒思淑女”之作。《礼记·坊记》注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为是卫定姜作;《经典释文》注：“此是《鲁诗》”。而此书却采《毛诗》说以为庄姜送戴妫所作，申培著《鲁诗》，怎采《毛诗》为说?毛奇龄称此书与《子贡诗传》于嘉靖年间传至庐江郭相奎家,原是黄文裕秘阁石本,字用篆体,附以楷体今人,但后人均视为伪作。一是因为只有二十四篇,无卷次,与《艺文志》、《隋书》所载不同;二是与散见于其他书籍的鲁诗说多有不符之处。只是本书引述之处往往各有所本,说明作者还是有一定水平的。现存《明刻汉魏丛书》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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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通释
《作者：焦循》一卷,清焦循著。本书将《论语》的内容择出十五个专题,每题一篇进行通释。十五篇为:释一贯忠恕、释异端、释仁、释圣、释大、释学、释多、释知、释能、释权、释义、释礼、释据、释君子小人。该书认为,历代儒生释《论语》,多失孔子的本旨,而原因在“未尝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也”。此书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为主,“复以孟子之言参之”,“佐以《易》、《诗》、《春秋》、《礼记》之书,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扬雄、班固之说”(《前序》)。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仁恕是圣人之道的核心与全部内容,“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以此。故其道大,其事易。”今存《清代学术丛书》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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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释词
《作者：王引之》古汉语虚词著作。清王引之著。成书于嘉靖三年(1798),初刻于嘉靖二十四年(1819)。其“自序”云:“引之自庚戌岁入都,侍大人质问经义,始取《尚书》二十八篇䌷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鞠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后受其父启发,由《尚书》引申旁及于他书,“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成此书。凡十卷。收虚字二百五十(包括同义异形及同形异义者;自云一百六十,不包括同义异形者),按古声母喉、牙、舌、齿、唇之序编次。以研究经传中的虚字为主,以子书及其他古籍为辅。释义原则是:“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以解释特殊用法为主。释义时,先谈用法,后引书证,对不同用法一一辨析,追本溯源。全书体例严密,条理明晰,说解详备,引证详赡,多所创见。但收字少,取材过狭,常见用法解释不多。其释义缺漏较多,若干解释不确,对古书也偶有误解。增补之作有:清吴昌莹《经词衍释》、孙经世《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裴学海《经传释词正误》、黄侃《〈经传释词〉笺识》、俞敏《经传释词札记》等。中华书局1956年根据同治戊辰年(1868)成都书局本校勘标点排印出版,并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辨》、《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经传释词正误》。岳麓书社1984年排印,增黄侃、杨树达眉批370余条,附《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用王氏家刻本影印,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经传释词〉笺识》、《〈经传释词〉正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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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异义
《作者：许慎》《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东汉许慎著。《后汉书·儒林传》:“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其后,郑玄针对许慎,著《驳<五经异义>》。《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记与《隋书》同,但言许慎撰,郑玄驳,是将许、郑之书合而为一,以便观览。《宋书》不见著录,大约佚于唐代。清王复辑有《驳<五经异义>》,陈寿祺又著有《五经异义疏证》,皮锡瑞有《驳五经异义疏证》。许慎这部书是为利用经传、师说缘饰汉制,但许慎的古文经学家的身分,使这部书带有偏袒古文经学的倾向。如“田税”、“娶迎”诸条,许慎皆以汉制与古文经学之说相附会。“刑不上大夫”、“诸侯数目”诸条,又引《易》、《书》为说,论证古文经学为正解。今文经学说,则多被斥为异义。此书按经学问题分列条目,每条皆列明何为今文经学说,何为古文经学说。客观上保留了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材料,是研究汉代儒家经学最可靠的材料。清末经学大师廖平就是依据《五经异义》的材料,著成《今古学考》,提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区分的根本在礼制之说,解决了两千多年悬而未决的儒家今、古文经学区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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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正误
《作者：颜元》共6卷,清初哲学家颜元编,为读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的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今有《大学》、《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除注释外,多为批评程朱的内容。《四书正误》认为宋儒理学的“明理”,是“离了治情讲心性,离了平好恶讲治情,离了待人接物讲平好恶,所以为禅宗”(卷一)。脱离现实的理学是流入了佛教禅宗一路。“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之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卷六)。意谓理学之“理”并非儒家经典原义,而是源于佛教。认为“理”不过是事物的“条理”,“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卷六)。批评理学以作事会妨碍“存心”、“尽心”的明理工夫,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勇于任事,努力作事。“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见。若吾儒隐居求志,凡兵农礼乐,为君为相为百职,职掌机宜,哪一件不去理会……无志小儒、章句禅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卷三)，批评理学的“即物穷理”只是读书穷理,对与实际事物有关的学问则茫然无知。“自汉宋来,学字已误,况博乎!况问、思、辩、行乎……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也。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卷二)理学家只是“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大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卷四)。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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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章句集注 [四库本]](/d/file/books/ddabdf0161e589d7c4210cf2a2d35ad1.jpg)
四书章句集注 [四库本]
《作者：朱熹》又称 《四书集注》。训诂书。 19卷。 南宋朱熹著。 本书是 “四书” 的合编, 计 《大学章句》 1卷, 《中庸章句》 1卷, 《论语集注》 10卷,《孟子集注》7卷。《大学》、《中庸》原是 《礼记》中的篇目, 后各单行, 平列于 《论语》、 《孟子》, 称为 “四书”,始于朱熹。《大学》《中庸》的注解称 “章句”,多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论语》、《孟子》的注解称 “集注”,多引用二程及其门人的义理之说,偶尔还引用汉唐旧注。此书注重章句训诂,强调得于辞而能通其意,坚持先本之注疏, 以通其训诂,参之 《经典释文》, 以正其音读,然后再发挥义理。文字洗炼,简明精要,是朱熹的代表著作, 元明清三代列于学官, 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标准注本。今有中华书局1983年版《新编诸子集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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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通论辑本
《作者：姚际恒》姚际恒的礼记通论，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清初以来的各家书目、史志及地方志等，皆未见著录。独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加以著录，云「上中下三帖」，不注卷数。本书原本已亡佚，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曾引用三十馀万字。礼记通论此书曾引到诗经通论。诗经通论作於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可见本书成书年代更晚於诗经通论。杭氏续礼记集说云：「(姚氏)著九经通论，中有礼记通论，分上、中、下三帖。」(卷首，姓氏，页一○)这种编排方式，与传统按礼记四十九篇之顺序排列者不同。柳诒徵劬堂读书录云：「姚氏自以其意评判戴记各篇之高下，而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杭书所集姚氏之说，有所谓列上帖、列中帖、列下帖者。」(文澜学报第一卷一期)可知，姚氏通论分上、中、下帖是一种品评的等级。等级之高下，以是否能得儒学之真义为标准。有关大学、中庸部分，姚氏以二书皆禅学，应黜回礼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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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正义
《作者：刘宝楠》《论语》注释本。二十四卷。清刘宝楠撰。成书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论语正义》按照《论语》的编排体例进行注疏,《论语》共二十卷,其中《八佾》、《乡党》两篇多言礼乐制度,刘氏详疏,分《八佾》为两卷,分《乡党》为三卷,书后又疏何晏《论语序》一卷,所以多出四卷,一共二十四卷。刘氏父子认为南朝梁皇侃、北宋邢昺疏解《论语》,颇多芜陋,刘恭冕在《论语正义·后序》中说皇侃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道光八年(1828年)刘宝楠开始编撰自己的《论语》注本,他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作长篇,然后进行比较折衷。刘宝楠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专己之学,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在凡例上,经文注文都依从北宋邢昺疏本,注文讹错处多依从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本及后人校改。刘宝楠详采以往各家之说,列汉唐《石经》、《皇疏》及《经典释文》名本异文于疏中,又用何晏《论语集解》注,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并把清代对《论语》的考订训释加以汇编。在疏解体例上,刘宝楠也不墨守所谓“疏不破注”的积习,在《论语正义·凡例》上其子恭冕说:“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若说义二三,于义得合,悉为录之。”刘宝楠不空谈篇指章指,解说经义,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折衷大体得当。《论语正义》博取众家之长,考释详备,是当时注《论语》的最佳注本,也是公认的研究《论语》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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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要义
《作者：魏了翁》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宋史·儒林传》载了翁《九经要义》,明代已不全。《四库提要》著录《周易》、《尚书》、《仪礼》、《春秋》、《左传》四种,而《礼记》缺残。后阮元从宋刻影抄,并撰《提要》一篇进呈,原书三十三卷,失去一至二卷。始知尚存残本。此本光绪丙戌苏局用姚氏咫进斋所藏影宋抄本校刊。此书取有关《礼记》注疏,据事列类,摘取要义,删节注疏,存其简当,去其繁冗。每段之前,各有标目,以便观览理解。《礼记正义》疏文繁多义理丰富,但不易得其涯略,此书将其删汰过半,又甚精允,可作为研究《礼记正义》的精本。书中第五卷《王制》分上、下,实有三十四卷。今存本缺《曲礼》上、下两篇,故实存三十二卷。今存《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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