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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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名表
《作者：胡松》四卷。明胡松(生卒年不详)编。胡松字汝茂。滁州 (安徽) 人。约嘉靖二十二年(1543)前后在世。嘉靖八年 (1529)进士，历知东平州，迁山西提学副使，累官吏部尚书。《明史》胡松本传载，胡松曾辑古名臣奏章，终未见其本。本书乃胡松督学山西时选为士子程式之书。虽所录均各集所有，无奇秘未睹之篇，但去取恰当审慎。卷首自序称：“是学也，昉于汉魏六朝，盛于隋唐，而极于宋。其体不能尽同，然其意同于宣上德而达下情，明己志而述物则。其后相沿日下，竞趋新巧，争尚衍博，往往贪用事而晦其意，务属词而灭其质。盖四六之本意失之远矣。”其言甚为明切，说中了这一文体的特质。胡松此编，挽颓波而归之雅，于当时有功于骈体，于今却有讽于官场文章。此书有 《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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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蜀艺文志
《作者：周复俊》地方诗文总集。六十四卷。明周复浚编纂。周复浚字子吁，昆山(今属江苏)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兼副都御史。周氏曾官四川按察副使，以为宋代所编《成都文类》所收未备，故重编蜀中文献，广收博采有关当地之诗文，自汉魏以降，止于明。三至二十四卷为诗，其他为文。包括风谣、楚辞、都邑、城郭、楼阁、宫苑、江山、学校、陵庙、亭馆、寺观、怀古、纪行、时序、题咏、赠送、杂赋、道释、哀挽等类，分类极为不伦。所录并非全部为蜀人作品，其他流寓在蜀如杜甫等人有关蜀地诗作也在采录之列。此编本为《四川总志》艺文之部，故明嘉靖刊本附“总志”以行，前有巡按四川监察御史谢瑜重修《四川总志》序，又有嘉靖二十一年(1542)周复浚后序，后总志散佚不传，而艺文志则独自刊刻行世。嘉靖中有两种刊本，一为大字本，一为嘉靖谭言蔼所刊小字本。另有万历间刊本，题杨慎所编，杨慎序谓此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受四川巡抚刘东阜(大谟)委托而编纂，仅用二十八日即完成，以详远略近，同时年近大老之作概不收录，有集盛行于世者(如杜甫、苏轼)百取其一。以杨氏所述体例，揆之此书亦大体相合。可知两者本为一书。因杨慎以待罪之身，故嘉靖时刊刻不便署名，至万历刊刻方恢复其编纂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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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轩集
《作者：王行》十四卷。明王行(1331—1395)撰。王行，字止仲，长洲 (今江苏吴县)人。少授徒于城北齐门。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后馆凉国公蓝玉家。蓝玉荐之太祖朱元璋，得召见。蓝玉诛，王行亦坐死。事迹具载 《明史·文苑传》。著有 《樯园集》、《四六札子》、《止仲词稿》、《通意宜资》等。王行死后，其作收于孙肯集内，直至弘治四年(1491)才由张习刻印别行。前有洪武二十四年(1391)金文征序，张习跋及杜琼撰写的传、邹亮的传跋。是集凡十四卷。王行善文，其文踔厉风发，纵横跌宕，极尽驰骋，颇肖其为人。其诗亦清刚肃爽，清新可诵，王行亦善山水，时人称之为王泼墨。在北郭十子之中 (案 《明史·文苑传》载，王行与高启、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号北郭十友，亦曰十才子)，与高启称为劲敌。就文论文，不能不推一代奇才。有两淮马裕家藏本。是集被收入 《四库全书》，此外还有多种抄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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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稿
《作者：朱右》元末明初文别集。朱右著。今存有明初刻本，计11卷。卷1骚赋，卷2、卷3杂著，卷4、卷5序，卷6、卷7记，卷8、卷9铭赞题跋，卷10哀诔，卷11樱宁子传。首有题序7篇，除宋濂序外，其余皆作于元季，有至元五年的李孝光序，至正四年的危素序，至正十四年的倪中序，至正二十年的刘仁本、杨翮序以及未署年代的张天英序。《四库全书》所收《白云稿》仅5卷，《四库全书总目》说：“《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传仅存五卷，杂文之后仅有琴操而无诗，检勘诸本并同，无可校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后五卷尝得内阁本一过眼，恨未抄成足本，则彝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由此可知，明初刻本四库馆臣亦未见。《白云稿》原本11卷，非10卷，且11卷本亦无诗。魏仲远《敦交集》、曹学佺《明兴诗选》录有朱右一些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朱右为文特点尚较为公允：“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尝选韩柳欧阳曾三苏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实权舆于此。其格律渊源，悉出于是。故所作类多修洁自好，不为支蔓之词，亦不为艰深之语，虽谨守规程，罕能变化，未免意言并尽，而较诸野调芜词，驰骋自喜，终不知先民矩矱为何物者，有上下床之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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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集
《作者：唐桂芳》七卷。明唐桂芳(约1360前后在世)撰。唐桂芳，一名仲，字仲实，号白云，又号三峰，安徽歙县人，生卒年不详。少从洪焱祖学。弱冠为明道书院司训。元至正中，用荐授福建建宁路崇安县教谕。再任广东南雄路学正，以忧归。明太祖定安徽徽州(今歙县等地)，召对称旨，命之仕，以瞽废辞。寻摄紫阳书院山长。卒年七十三。著有《武夷小稿》、《白云集略》。据《明史·艺文志》载，唐桂芳有《白云集略》四十卷，今已不传。此集是从程敏政所编《唐氏三先生集》中录出的。凡七卷。其诗文在当时已颇有盛名。其文以气为主。集中有《与陈浩书》，称其尝慕苏老泉闭户探颐，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笔源源，而无艰险窘迫态。认识到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是苏老泉家传法。由此可以见其宗尚所在。故所作之文较为开爽，绝无晦涩之病。诗亦清谐婉丽，出语惊人，而声调格律，铿锵浏亮，如《送杨君济赴广西幕宪》中“江天露洗星辰湿，海岛风清瘴雨低”等诗句，流畅圆美，颇合雅音。由于集中所载之诗文(如《重修兴安府孔子庙记》、《赠汪德元序》、《黄宪佥唱酬诗序》等)涉及很多明建国前之事，故对研究明建国之前的历史，颇有助益。是集收入《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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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江集
《作者：赵宽》明代诗文别集。赵宽(字栗夫，号半江)著。初由赵宽邑人王思诚在正德间刊刻，凡12卷。前有正德十年(1515)王守仁序、正德十一年费宏序。王守仁序中叹惜其遗稿散佚。嘉靖末在三江毛太史故第发现赵宽手稿1册，其子赵禴掇拾补辑，重刻为15卷本，凡诗8卷、文7卷，并增有嘉靖四十年(1561)徐师曾等序。今存有此刻本。《四库全书》存目著录的即是嘉靖刻本。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评其人说：“栗夫少有声场屋，会试出吴文定(宽)之门，开榜日颇以吴士为嫌，主司召试诗赋，下笔数千言，葩藻夺目，论者乃服。”陈田《明诗纪事》评其诗说：“栗夫集名半江，邵文敬(珪)亦名半江，诗品略相似。”其诗文创作皆有台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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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书志
《作者：高儒》私人藏书目录。二十卷。明高儒撰。成书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字子醇,号百川子。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明弘治嘉靖间。涿州(今河北涿县)人。父亲高荣,字邦庆,家多藏书。高儒的武艺老师是折桂,字天香,别号月蜜,乃文武全才。高儒在父亲、老师的教育和影响下,虽跻身戎伍,却颇好读书,并锐意访求图书。或抄之于士大夫,或购之于市肆。经辛勤搜求,图书大增,连床插架,难于检阅,故十分重视整理和编目,认为“书无目,犹兵无统驭,政无教令,聚散无稽矣。”遂启家中先世之藏,发自己数年之积,开始编纂《百川书志》。经过六年努力,三易其稿,此书乃成。本书共著录图书二千多种,近万卷,分经史子集四志九十三类:经志十六类:易、书、诗、礼、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经总、仪注、小学、道学、乐、蒙求。史志二十一类:正史、编年、起居注、杂史、史钞、故事、御记、史评、传记、职官、地理、法令、时令、目录、姓谱、史咏、谱牒、文史、野史、外史、小史。子志三十类: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兵家、小说家、德行家、崇正家、政教家、隐家、格物家、翰墨家、农家、医家、卫生术、房中术、卜筮家、历数家、五行家、阴阳家、占梦术、刑法家、神仙家、佛家、杂艺术、子钞、类书。集志二十六类:秦汉六朝文、唐文、宋文、元文、圣朝御制文、睿制文、名臣文、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诗、元诗、圣朝御诗集、睿制诗集、名臣诗集、诏制、奏议、启制、对偶、歌词、词曲、文史、总集、别集、唱和、纪迹、杂集。本书体例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志没有大序,但各类所著录图书之下均有小序即简明解题,或记撰人小传,或详篇数,或详该书艺术、使用价值,或撰校勘得失、内容介绍,或记著述起止时间,从不同角度予以题解,言简意赅,使用甚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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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苏斋类集
《作者：袁宗道》诗文别集。二十二卷。明袁宗道撰。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前后刊刻。《白苏斋类集》按文体编次，前有姚士麟《白苏斋类集序》一篇。正集包括古诗类二卷，今体三卷，绝句一卷，馆阁文类二卷，序类二卷，志状祭文类三卷，记类一卷，笺牍类二卷，说书类三卷，杂说类三卷，共计二十二卷。袁宗道的诗歌清润和雅，平稳清秀，很接近白居易、苏东坡那种平易畅达的风格。集中诗歌的数量不及散文多，成就也不及散文高。他的文章有一种温文典雅，雍容和平的气度，有较强的馆阁气，这同他供职翰林院不无关系。他的诗文求新求异，不落旧套，给人以清新和煦之感。但由于他受禅学影响较深，所以其作品常表现出一种与世无争的淡远情趣。总的说来袁宗道的文学成就不及他的二弟袁宏道和三弟袁中道。《白苏斋集》曾刊刻多次。袁宗道在世时已有刻印，他逝世后书坊又陆续刻印过。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刘氏嘉业堂藏书《白苏斋类集》二十二卷，应是袁宗道最早最完全的诗文刻本，此书每卷前有“弟宏道、中道参校”的字样，当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或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前后的刻本。《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都著录袁宗道《白苏斋类稿》二十四卷，但此本未传。明天启、崇祯年间也有刻本。清光绪七年(1881年)公安继善堂重刻本《白苏斋类集》为十八卷，封面题为《白苏斋集》，有光绪七年袁照跋，此本与嘉业堂藏本略有出入。后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钱伯城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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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漳浦文选
《作者：黄道周》本书（三册四七○面二八二、○○○字）分六卷，黄道周撰。道周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天启二年，第进士，选庶吉士；历编修，监修国史实录。崇祯间，初以右中允疏救故相钱龙鍚及上「小人勿用」疏、嗣以少詹事劾杨嗣昌夺情忤旨，前后削籍、贬官、遣戍；后复官，致仕归。弘光南都建国，以少宰召，晋秩尚书。时马、阮乱政，自请祭禹陵出。南都陷，舟次桐庐遇唐王，与郑鸿逵奉主福州；遂以武英殿大学士，首政府。嗣愤二郑不出师，请督师行边。进次婺源明堂里，军溃被执；至金陵，抗节迫害。本书就福州陈寿祺编「黄漳浦集」录其有关史事遗著，酌为编次：卷一为祟祯年间所上奏疏，卷二为弘光、窿武间所上奏疏，卷三为弘光、隆武间所上笺、表及马思文皇帝所拟诏、制、诰、谕，卷四为代思文皇帝所拟书稿及自与各方往来函札，卷五为序、记、传、碑与墓志，卷六为记南都事之「兴元纪略」及「三事纪略」等专著。书末，并刊原集卷首载黄氏传记、逸事、蔡夫人行状及有关遗著之文，作为「附录一」；原集另载庄起俦撰「漳浦黄先生年谱」，作为「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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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闾集
《作者：贺钦》明代诗文别集。贺钦(字克恭)著。贺钦子贺士谘所编。先有嘉靖九年(1530)阴成文的刻本,卷内题“后学兵部主事海盐郑晓参定,后学兵部主事常郡唐顺之重校”。集前有嘉靖八年李承勋序。凡9卷。前3卷为言行录,4至7卷为存稿,皆杂文,第8卷为奏稿,第9卷为诗稿。其集之所以称《医闾》,因钦常读书于医闾山,自号医闾山人,故以名集。继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齐宗道刻本。《四库全书》著录即以此刻本为底本。另有明抄本行世。《四库全书》馆臣评其集说:“钦之学出于陈献章,然献章之学主静悟,钦之学则期以反身实践,能补苴其师之所编。尝言为学不在求之高远,在主静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录言行,皆平易质朴,非高谈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诸奏疏,亦无不通达治理,确然可见诸施行。在讲学诸人之中,独为笃实而纯正。文章虽多信笔挥洒,不甚修词,而仁义之言,蔼然可见,固不必以工拙论也。”(《四库全书总目》卷171)可见其诗文的文学价值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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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文纪
《作者：梅鼎祚》十卷。明梅鼎祚编。梅鼎祚仿冯惟讷《古诗纪》之意，辑陈、隋以前之文为 《文纪》，此为其一。此编于酬答之文，参错附录，及误载前代册诰，与诸编略同，而体例尤为琐碎。如：永明五年九月诏，乃《齐书》撮叙其事，而以为诏词;高祖与周盘龙第二敕，明帝手诏王思远，乃只常言五字，只可存为故实，不应以文章目之;按编例，无姓名之文应附于末，而鱼腹侯子响还本奏独列于前; 代拟诸作，例归执笔人，而褚渊 《禅齐诏》，江淹《筑垒教》却未画一;曹景宗《与弟义宗书》、沈约《答陆厥乐蔼书》，犹言人虽入宋，事关齐代;宋顺帝 《答诛黄回诏》，则 《宋文纪》已自为一编，却又隔代阑入此编;刘虬《答萧子良书》已见二卷，又见六卷，等等，失检尤甚。书中如高祖 《与王彦之书》，尺牍误以为世祖; 崔觉 《与妹书》，尺牍误以为崔恭祖，对此间有小小驳正。但如黄回一人，隔数页而重注;曹虎一人，前注见北魏，而卷七又别出曹虎之名，且详注其爵里，矛盾者正复不少。由此，清《四库全书》编撰者仅以其为一代之文、且与他编形成体系，而收其于集部。此书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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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纪
《作者：梅鼎祚》八卷。明梅鼎祚编。梅鼎祚仿冯惟讷《古诗纪》之意，辑陈、隋以前之文，编为《文纪》，此为其终。南北至隋一统，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而人沿旧习，风尚各异，乃至著作之林不名一格;终其一代，竟不能自为体裁。传奇至唐已为盛极，而仁寿、大业距离最近，遗篇琐语，真赝相参，故此编最为糅杂。书中如《隋遗录》、《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大业拾遗记》，皆出依托，而《王度古镜记》尤为迂怪不经。此等搜神、异苑、睽车、夷坚一类之书，亦竟收载乃自秽其书。又如甲秀堂帖载炀帝跋曹子建墨迹，唐以来收藏赏鉴皆所未闻; 而词旨凡庸，显出其后，却一概阑入，未免失于鉴裁。至于唐高祖、太宗、褚亮、李靖、陈叔达、温大雅、魏徵诸人，不系于隋，毋庸置论，乃以其文作于隋末，遂而兼收。而李德林代静帝之诏作于周时、颜之推请考乐之奏上于梁代，此前各集文随人编，此集则人随文列，若文帝复姓令之误采史文，李德林之《修定五礼诏》题为文帝，祖君彦之《移郡县书》、与《袁子干书》，魏徵《与郇王庆书》，皆题为李密，孔德绍《遗秦王书》题为窦建德;以及罪蜀王秀文已见卷一，又见卷二，戴逵《皇太子箴》已见卷五，又见卷七而诸集之通病，不在所论。书中卷八之末载梁神洊等十二人(时代均不详)，缘在梅鼎祚 《隋文纪》 以此为终，遂附于此。据 《千顷堂书目》载，梅鼎祚所编尚有 《三国文纪》、《东晋文纪》、《后陈文纪》、《三国》、《东晋》未见其本;“后陈”则未知为何代，疑传写有误，且亦未见其本。统观《文纪》所录，虽抵牾疏漏卷卷有之，然上起古初，下究八代，旁搜博采，荟合成编，使唐以前之文章源委相承，粲然可考，实为艺苑之大观，其功亦不为过掩。此书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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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文纪
《作者：梅鼎祚》二十四卷。明梅鼎祚编。明冯惟讷曾辑陈、隋以前之诗以成《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梅鼎祚仿其意而辑陈、隋以前之文，编为 《文纪》，此为其一。此编则一以 《史记》、《汉书》为主，而杂采他书附益之。所据根本，较诸子杂言犹为典实。所收于班、马二史之外者，亦藉以参校是非，不至如《皇霸文纪》之滥。诸如《飞燕奏笺》，《成帝答诏》，《张良四皓往返书》，《孔臧与弟子书》，《东方朔宝瓮铭》，《李陵、苏武往返书》，《刘向上关尹子》、《子华子》、《於陵子奏》，《扬雄润州牧箴》，《卓文君、司马相如诔》诸篇，依托显然者，皆能辨之。其他如《西京杂记》、《东方朔别传》、《搜神记》、《博物志》，《佛藏辨正论》所载诸篇，及 《孔安国尚书序》，《孔衍家语序》等文，虽未一一厘正，但所漏甚微。唯《新书》节录数篇，则 《新语》、《春秋繁露》之类，以例推之，当亦收入，却弃之未载;《列女传》及扬雄诸赋并节录其序，以例推之，其他亦将多不胜收。此见殊无义例。其于诏制既以各帝分编，又往往随事附各篇之后，端绪庞杂，于编次之体亦显乖谬。此书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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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纪
《作者：梅鼎祚》十八卷。明梅鼎祚编。梅鼎祚仿冯惟讷《古诗纪》之意，辑陈、隋以前之文为《文纪》，此为其一。此编上承魏、晋，下启齐、梁，其间清俊之体犹存，纂组之风渐盛，居文质升降之关;虽涉雕华，未全绮靡。观此编所录，可见风气转移，日趋日变之端倪，缘故。其编纂之体，略同汉、晋文纪。中间如庐山公九锡文和香方之类，巨细兼收，意取全备。犹之䱇表、头责子羽文诸作，咸登前牒，不能以芜累为讥;唯宋公册封九锡禅代诸文，既为晋人所撰，自当附之于晋纪，而移入此编，乃体例乖误。又如司马越女铭词，虽发自宋年，而撰自晋代，亦不应附入此编。另者，梅鼎祚所辑《文纪》十余种，其版行者，自 《皇霸文纪》至《西晋文纪》而止。梅鼎祚殁后，应天巡按御史张煊、宁国府知府周维新始为次第开雕。而此集先成，故卷首独有其二人之序。此书有 《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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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衡
《作者：程敏政》文总集。明程敏政辑。九十八卷。敏政有《篁墩集》已著录。是集乃奉敕撰拟，凡七十六万四千余字。卷首有敏政自序。正文含诏、制、诰 、谥册文、遣祭文一卷，赋、骚各一卷，乐章、琴操等一卷，表牋一卷，奏议三卷，议一卷，论二卷，说一卷，解一卷，辨二卷，原一卷，箴、铭二卷，颂二卷，赞一卷七，策题、问对各一卷，书四卷，记九卷，序七卷，跋、题跋五卷，杂著七卷，传五卷，行状一卷，碑五卷，神道碑十二卷，墓碑三卷，墓志、墓志铭八卷，墓表四卷，哀诔、哀辞、祭文各一卷，字说一卷，补缺二卷。收明太祖，《开科举诏》、宋濂《琅琊游记》、吴纳《文章辨体序题》、苏伯衡《空同子瞽说》、王祎《洛书辨》、方希古(即方孝孺)《民政论》等由明初至弘治期间的散文。悉从《玉台新咏》之例，题作者姓名。唯方孝孺因避靖难文禁，而隐其名，书其字。虽编纂中有一篇占一卷，选文亦非全为当时名篇，而名篇又未尽选入等不合体例，不甚完美之处，然基本反映出明初散文创作成就较高时期，宋濂、刘基等作家作品注意反映现实，传记富于特征，小品精悍警厉，游记清越幽秀之特点;亦反映出台阁派作品表面雍容华贵，实际内容贫乏，散文创作处于低潮时期之情况。故是集特为明初至弘治间颇为重要之选本。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四部丛刊》本，收一百卷，题目作《皇明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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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惠栋撰。八卷。搜集自汉至三国时期孟 喜、虞翻、京房、荀爽等人的《易》说,“采辑遗闻,钩稽考 证,使学者多略见汉儒之门径”(《四库全书总目》卷六 《经部》易类六)。汉儒治《易》多讲阴阳灾异,以卦象配 自然、人事。《经训堂丛书》本。此书大旨,乃追考汉《易》学说,掇拾其余绪,陈述其要例。全书所考,凡孟喜《易》二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二卷(干宝《易》附见)、郑玄《易》一卷、荀爽《易》一卷;末一卷为惠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四库全书提要》指出:“其以虞翻次孟喜者,以《翻别传》自称五世传孟氏《易》;以郑玄次京房者,以《后汉书》称玄通京氏《易》也;
致身录
《致身录》是建文传说中出亡一节的重要文本,此书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前后流传于吴中,作者史仲彬,自陈为建文帝时翰林学士.其书以第一人称讲述靖难间作者亲历,亲见之事.依其述,史仲彬于洪武时为惩治贪官事告御状,得到朱元璋的赏识,"命主政户部"但被推辞.建文帝授其明经出身,命为翰林院侍书,从此为官直到燕王陷南京,参与了建文帝一朝的重大事件.建文帝改定官制,他上书谏言;《致身录》之说历来争议极大。疑托名史仲彬所著的伪书。
春秋繁露译注
十七卷,汉董仲舒著。《汉书·董仲舒》载其“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宋代有四种本子,多少不一。至明楼郁,乃定为十七卷,八十二篇,缺三篇,实七十九篇。颜师古注以《竹林》、《玉杯》、《蕃露》都是书名,而今《春秋繁露》中有《竹林》、《玉杯》,故《崇文总目》、程大昌等都有怀疑、攻驳之论。但大多数认为,其书基本可信是董仲舒所作。书中以孔子为素王,《春秋》为一王大法;提出三统、三世诸说;对《春秋》笔削褒贬,微言大义探讨极多;借阴阳五行论说《春秋》灾异,建构天人感应的学说;借解释“春王正月”,论证君权神授与大一统等等,较为全面论说了《公羊》学的基本理论。是汉代《公羊》学派的重要代表作,对其后的《公羊》学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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