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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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微先生北征录
《作者:华岳》又名《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论述抗金备战问题的兵书。南宋华岳撰。12卷。今存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刊本。该书主要由《平戎十策》和《治安药石》两部分组成。作者面对宋金对峙、征战不休的局面,既不同意主战派逞忿出兵,也不同意主和派偏安江南。他主张在内政不修,国力不足时,切忌与强大的敌国硬拼。因而建议以“和议”为缓兵之计,积蓄实力,拣选贤才,重赏功臣,抚慰民心,并针对女真铁骑横冲直撞的特点,具体提出了以车御骑,以弩陷骑等制骑战术。由于作者身遭厄运,书中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并没有被宋朝廷所采纳,其书也被淹没三四百年。但至清代被重新搜寻到以后,仍受到兵学界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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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
《作者:黄石公》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亦称《黄石公记》、《黄石公三略》。相传其源出于姜太公姜尚,经黄石公推演并授给张良,故旧题黄石公撰;《隋书·经籍志》称“下邳神人撰”,均不可考。约为秦汉之间的作品。所谓《三略》,意为上、中、下三卷韬略,共3800余字。今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三略》是一部从政治与军事关系上论述战胜攻取的兵书。“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在政治上,它强调以“道”、“德”、“仁”、“义”、“礼”治国,要求明君得人心,选贤才,“赏禄有功,通志于众”。在军事上,它认为从事战争要从保民的目的出发,“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救天下之祸”,“以义 除不义”。它还认为:“将者,国之命也。”要求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以身先人”,重赏将士,严明号令,确保机密,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三略》对将帅、士兵和民众的各自作用作了中肯的论述,指出“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庶民者,国之本”,“以弱胜强者,民也”。《三略》上中两卷是对前人兵法《军谶》、《军势》的征引与发挥,下卷则是作者自己的论述。该书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对后世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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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公问对
《作者:李靖》三卷一万馀字,世传为唐代军事家李靖所著。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李问对》。古代著名兵书。《宋史·艺文志》载李靖所著兵书有《六军镜》等七种九卷,但无《李卫公问对》。宋神宗时因“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于熙宁二年(1069)诏令枢密院校正。元丰三年(1080)诏定《武经七书》方见有《问对》。因书名晚见,宋人始有怀疑,何薳、陈师道、邵博等认为是阮逸伪撰,《四库全书总目》承其说。今人考证《问对》在所谓“阮逸拟作”时间前十年已收入《武经七书》,故阮逸伪作不可信。其内容应为唐代旧传,熙宁二年校书时编定问世。该书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就兵法的问答。所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其不少论点颇有创见。全书极力强调要把握作战的主动权,“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对如何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则重点从“奇正”关系着手,结合“虚实”、“主客”、“攻守”等问题进行讨论。其分析紧扣对立双方的转化这一关键,“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奇,奇亦正”。而用兵奇正的变化可导致兵力部署上的虚实转化,亦可导致形势上的主客转化。上述观点表明李靖对孙吴之说的继承与发展。他对攻守关系也有极精到的论述,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两者目的一致,“归乎胜而已”。故不能“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书中还详细地述说了他所创制的“六花阵”法。对士卒的教战问题亦有所讨论。《李卫公问对》以丰富的内容和精辟的见解,使其能在众多兵学著作中脱颖而出,位列于《武经》,成为兵家必读之书。宋人评述曰:“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戴少望《将鉴论断》)它在古代兵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李卫公问对》现存有宋刊《五经七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四库全书》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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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钤经
《作者:许洞》我国古代兵书。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许洞历时4年于景德元年(1004年)撰成,共20卷,210篇,论述了210个问题。该书现存明嘉靖刊本及清代《四库全书》等刊刻本。 《虎钤经》的主旨是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并兼及风角占候、 人马医护等内容。许洞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应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要求将帅应“观彼动静”而灵活用兵,做到“以虚含变应敌”。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有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他还认为,要取胜须“以粮储为本,谋略为器”。 未战之前要“先谋”: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陈,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既战之后,一要善于“夺恃”,包括夺气、夺隘、夺勇等;二要善于“袭虚”,以佯动、诱敌击其虚;三要“任势”,乘机击敌懈怠,设伏击敌不意,乘胜扩张战果等。书中还强调“逆用古法”,“利在变通之机”。书中汇集的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其中许多为过去兵书所少有。此外,该书还汇集了不少阵法并创造了诸如飞鹗、长虹等 阵。该书在体例上,分类编排,按类阐述,为后世许多兵书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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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效新书
《作者:戚继光》中国古代军事、武术典籍。戚继光著。新版本由马明达点校,中国武术协会审定,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朝鲜以此书为基础编写了《武艺图谱通志》;日本除平山行藏翻印外,改名《武术早学》· 《军法兵记》· 《兵法奥义书》于江户时代出版。本书除卷首、附录,共18卷,约18万字。卷首有《或问》篇,阐述兵法、武艺之概要;卷1论述选兵、授器、束伍;卷2论述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款;卷3论述临阵连坐军法;卷4论述谕兵紧要禁令;卷5论述教官兵法令禁约;卷6论述比较武艺赏罚;卷7论述行营野营军令禁约;卷8论述操练营阵旗鼓;卷9论述出征起程在途行营;卷10论述长兵短用法;卷11论述狼筅、藤牌用法;卷12论述短兵长用法;卷13论述射法;卷14介绍拳经捷要;卷15论述布城诸器图;卷16论述旌旗金鼓图;卷17论述守哨;卷18论述治水兵。每卷各附图说明,其中长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经等篇记述了长枪、藤牌、狼筅、棍、钯、弓矢、拳法等武术,收录了“杨家梨花枪”(六合八母枪),俞大猷《剑经》等。本书是中国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颁布的第一批待整理古籍之一,并纳入中华武术文库古籍部。书中论述的军事、体育理论和实践,对研究古代军事史、武术史,练兵习武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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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阴经
《作者:李筌》全名《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名《太白阴符》、《阴符太白阴经》,中国古代兵书。李筌撰。10卷,约2万余字。现存平津馆影宋抄本、明汲古阁抄本、清内府抄本等。《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多种丛书收录。《四库全书》本为8卷本。李筌,中国唐代学者,号少室山达观子,里籍生卒年均不详。官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等。唐代宗时任河东节度使都虞侯,后入山访道,不知所终。著有《孙子注》等10余种兵书,多已亡佚。本书分人谋、杂仪、战具、预备、阵图、祭文、捷书、药方、杂占、遁甲、杂式等篇,思想内容较丰富。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的谋划、士兵勇怯、君主仁义及国家富强,而不靠阴阳鬼神。强调将帅用兵须团结内部,选拔人材,利用地形,发动政治攻势,提出了人无勇怯,勇怯形成于后天的思想。书中还综合前代兵书典籍及有关著作对军仪典礼、攻防战具、粮秣屯田、阵法队形、公文程式、人马医护等分别做了详细记述,推导出“方营图”、“风后握奇垒图”、“偃月营图”等阵图。所论不乏新意,颇为杜佑《通典》所推重。文中贯穿着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不仅具有军事学价值,也有重要的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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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法
《作者:司马穰苴》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原为西周时有关军礼、军法的汇集。战国时,齐威王令人追述整理,并将春秋时齐国大司马田穰苴研究兵法的文字加了进去,“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故该书写成于战国中期。《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礼类,曰:“《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后内容多有散失。至隋仅存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三卷,齐将司马穰苴撰。”两《唐书》、《宋史》俱从《隋书》所录。宋代官修“武经”,将《司马法》收入《武经七书》,内容为一卷五篇(一为三卷五篇)。其篇目名称也非专名,仅选该篇第一句为题,即: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清人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司马法》对战争持“慎战”的观点,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治军方面重视“以仁为本”,“以礼为固”,强调军礼军法的执行,所谓“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动兵之前强调多方谋划,充分准备,提出“五虑”、“阜财”、“右兵”等。战术运用上则要“筹以轻重”,因时、因地、因敌而灵活多变。《司马法》还保存有部分春秋以前的军事思想和用兵原则,如“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等。《司马法》成书后即为兵家所重视,“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司马迁评价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之后,曹操、杜预、李靖等亦多引《司马法》论兵。现存有日本藏宋刻《武经七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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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胡治兵语录
《作者:蔡锷》中国近代语录体兵书。蔡锷辑。191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石印本。1917年上海振武书局铅版印行。蔡锷(1882—1916),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11年在云南发动反清起义,1915年又参加护国战争。翌年病逝于日本。一生潜心军事研究,编撰有《军国民篇》、《五省边防计划》等多部军事著作。1911年初调任云南新军协统时,为加强新军教育,摘录曾国藩、胡林翼论兵言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共1.4万多字,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章,每章后附按语。蔡锷在序言和按语中,阐发了对选将、用人、治军、作战等军事问题的主张和观点。认为选将要慎重,为将要智勇兼备;能耐劳苦,赏罚分明;练兵要严格要求,申明号令;兵机讲究持重稳慎,简练慎出;战法重奇正,强调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制定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主张中国对外敌作战,宜采取诱敌深入战略,“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1924年蒋介石曾将本书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作为黄埔军校学员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作为八路军将士军事读物;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又重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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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
《作者:尉缭》中国古代兵书。战国时期军事家尉缭著。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编入《武经七书》,作为武学必读的军事教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杂家《尉缭》29篇,并注“六国时”三字,另著录兵形势家有《尉缭》31篇。今本共5卷24篇: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武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尉缭子》将战争分为“挟义而战”的义战与“争私结怨”的非义战两种,赞成“诛暴乱、禁不义也”之义战,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之非义战,指出杀害无辜,滥施武力是强盗的行径。认为将帅应有良好的品德,“勤劳之师,将必从己先。故暑不立盖,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险,将必下步。”(《战威》篇)“凡将,理官也”,应“不私于一人”(《将理》篇),公正地处置各种事情。指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兵谈》篇)是将帅应具有的素质,而“心狂”、“耳聋”、“目盲”则是为将者的弊病,应加以避免。主张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战威》篇),认为只有“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重刑令》篇),才能使军队“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制谈》篇)。《尉缭子》的武德思想是以“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是反对“卜筮”、“祷词”等迷信做法而重视人的因素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具体表现。此书集先秦法兵家之大成,被后人称誉为“不在孙武之下”的兵书名著,在军人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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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
《作者:吕尚》《六韬》是中国古代兵书。相传为周初吕尚(姜太公)作,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作品。现存六卷, 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故名。该书重视武器和战法的革新,主张分进合击,阐述了步、车、骑各兵种的运用及其协同问题,并记述了古代军事秘密通信制度。《六韬·王翼第十八》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军队最古老的“司令部”的组织和任务分工。该篇所论述的司令部的18项工作,除“术士”一项外,其它诸项仍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篇首详述的“凡举兵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纪纲”的选拔司令部人才的重要性和条件,至今对我亦有明显的指导价值。《六韬》被列为宋神宗时颁布的《武经七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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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
《作者:孙武》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春秋末年齐人孙武编撰的我国古代一部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共十三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共约五千九百字。该书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和最有影响的兵书。书中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均有系统而精辟的论述。作者认为,战争是国家大事,必须认真研究。他提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要素:道——对人民有无恩信,即战争与民心向背的关系;天——是否上知天时;地——是否下知地利;将——能否委贤任能;法——是否法律严明。在这里,他把“道”,亦即政治列为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他还认为战略战术在战争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而提出两条指导原则:①实行速决进攻的运动战,反对域塞战。②争取主动,使敌人陷入被动;消除自己的弱点,使敌人陷入被动;消除自己的弱点,造成敌人的弱点。总之,该书对于军事领域里的许多基本矛盾,都进行了很好的论证。它不但为我国历代军事家所推崇,而且也深得世界各国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和崇高评价,被誉为“东方兵学之鼻祖”,影响极为深远。自古以来,该书版本不下五十余种,主要有曹操、杜佑等十一家注。现存重要的版本有南宋宁宗时刊刻的《十一家注孙子》三卷足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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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译注
《作者:黄石公》又名《黄石公素书》,旧题黄石公著,宋张商英注。后人经考证,认为此书乃张商英所伪撰。全书一卷六篇,篇目及内容是:《原始章第一》,论述有志于天下者首先要取得统治天下权力的政治主张及思想体系,“道不可以无始”;《正道章第二》,论述任人用人都要用人中之俊,人中之豪,人中之杰,“道不可以非正”;《求人之志章第三》,论述了帝王、将相和谋臣的安身立命都应吸取前人经验和教训,“志不以妄求”;《本德宗道章第四》,基本内容为15术,是对为政于天下的帝王、将相、谋臣的针砭之术。所谓本德宗道,最根本的要取得统治天下的权力以及治理天下的政道,“本、宗不可以离道德。”《道义章第五》,基本内容为48宜,其涵义是应临机制敌、临敌应变,而且在当时要符合一定思想标准,这样才能昭信义于天下。《安礼章第六》,主要讲53条事理与自然之理,有理就有礼,有礼就更有理,“理”指治理国家、军队的事理与自然之理的“治理”。全书围绕“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展开论述,主张“潜居抱道,以待其时”。此书十分重视谋略的制定,指出:“长莫于博谋”、“阴谋外泄者败”、“患在不预定谋”。此书是一本针砭封建王朝的统治术、用人术、理财术的著作,虽可能系张商英所伪撰,但其中不乏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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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家注孙子
《作者:佚名》军事理论书。分上、中、下3卷。亦名《孙子注解》、《孙子集注》、《校定注释孙子十三篇》、《孙子十家注》、《十家会注》等。春秋孙武撰,三国魏曹操等注,宋吉天保辑。武有《孙子兵法》、操有《曹操集》,均已著录;吉天保生平无考。是书除照录《孙子兵法》原文外,所收注家有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晳、张预、贾林、梅尧臣、陈皥、孟氏、何氏等11家。一说“郑友贤撰——说三十则。盖本有十家注,友贤辑且补之,为十一家也。”余嘉锡《四库全书辩证》则谓:“自曹操至何氏,实十一家,郑友贤谓之十家者,盖注中引及杜佑,乃《通典》之说,佑本不注《孙子》,去佑不数,则十家耳。《书目》谓并友贤十一家者,误也。”《辩证》之说为是。是书本着“注不破经”的原则,对原文详加注解,且举出大量战例加以解说,亦有为注作注者,并多有阐发。如注“兵者,诡道也”句:曹云“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云“军不厌诈”;梅云“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王云“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张云“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故曳柴扬尘,栾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壅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是书系各家军事思想的汇集,对研究古代军事思想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曾有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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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枕
《草枕》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创作的中篇散文体小说。作品讲述一位青年画工为逃避现实世界,远离闹市隐居山村,追寻“非人情”美感而经历的一段旅程。 作者把《草枕》的主要舞台设在山中温泉即那古井温泉,并把它描绘成脱离尘俗的“非人情”的天地,如绕过好几道险峻的山道才能抵达的目的地,山道旁边散开着油菜花、蒲公英、山樱花,没有船无法到达的地方等等。这样的外部格局的设定,如同桃花源与世隔绝的世界,即夏目漱石的“非人情”天地。同时,作者还把“非人情”天地中所有登场人物都塑造成近似于“非人情”的人物形象。譬如,山崖茶馆的老太太、女主人公那美、观海寺的大辙法师、理发馆的师傅等等。作者如此处心积虑地设定与布置,其目的是把画家的“非人情”之旅描绘成“脱离世俗烦恼的超然心境”(《草枕》)的旅行。夏目漱石为了达到此目的,使用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引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诗境。 该小说虽然以叙事为主,但意蕴深刻,对于研究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特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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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一说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前551年9月28日)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其远祖
孟子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人。幼年丧父,母教极严,家境贫困。长大后,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的门人,是孔
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 是东汉卓越的医学家。他的《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视为经典,他被尊为医圣。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 (今河南邓州市)人。张仲景少好学善思,10岁时就读了不少的书,羡慕扁鹊的“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