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润江

吴润江（1906～1979）广东开平人。为藏密红教十八代传人，贝雅达赖祖师之第三代传人。幼读经史子集，又习佉卢文于圣心书院。后经商，曾任英文日报翻译之职。民国十四、五年间（1925～1926）久病不愈，始归依佛教。二十年于南京佛教居士林受诺那呼图克图灌顶，修习红教无上瑜伽。此后乃积极弘扬藏密红教法门。尝编印大白伞盖佛母总持陀罗尼经，启发学人念观三昧，奠定广东藏密基础。大陆沦陷后，在香港九龙创建诺那精舍，为密教道场，并常来台湾及国外弘法。遗著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诺门普传真言、圣救度佛母修持法、佛教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等书。因宿根深厚，专精修行，蒙师授以金刚大阿闍黎位，即在内地四处弘法。抗战时期，生灵涂炭，乃发心长期修大超度法，度脱众生无数。后定居港澳，并赴各地传法，皈依弟子日众。中年曾莅台弘法；后又赴美、加弘化。晚年应星、马、菲、台弟子之请，数度往返各地弘法，法雨普施，功德广布，皈依弟子遍及各地。一九七九年圆寂于香港。上师承无上心法，毕生精勤修行，已臻炉火纯青之境。为人极慈蔼，日常以心法教诲弟子，于佛法之贡献至钜。着有《发菩提心义诀》等重要作品。

王锡

王锡， 唐佛教名人。初任河西观察使判官。吐蕃占领河西后,随敦煌大乘禅师摩诃衍那研习佛教禅宗教义,为敦煌汉藏僧俗等宣讲禅宗之道。791年至794年,被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召至藏区,随摩诃衍那在逻娑(今拉萨)、昌珠、琼结等地传授禅门,数年间使汉地禅宗风靡吐蕃。曾伴随摩诃衍那以顿门之见(顿悟)同吐蕃渐门之见(渐悟)进行长期辩论。返敦煌后,亲撰《顿悟大乘正理诀并序》详记此事,成为流传至今的珍贵敦煌文献。敦煌文献中还保存有他呈奏吐蕃赞普的两道表章,以佛理劝导赤松德赞“精修六度,拯拔四生”,对与唐息战睦好起了一定作用。

王一清

王一清，号体物子，明万历间道士。生卒年不详。少习儒学，但科举失败。因素喜读道家书，遂有绝尘之志，乃戴黄冠，游历东南各省，1590年入武当山。他在武当山“阅《道德经》八十余家注释”，认为那些注释“言多乖劣，罔合经旨，互有得失，罔见全书”，于是“折衷诸家之说，参之未发，直而注之，目曰《道德经释辞》”。其注写成之后，久未刊行。1597年春，王一清于京师白云观中遇宦官段某，与之谈道，段某遂拜王一清为师，乃出资刊行其《道德经释辞》一书。该书后被收入《道藏辑要》心集之中。

王罃

王罃[yīng]，生卒年不详。元末明初人,姓名见于《宁波府志》,为明永乐六年(1408)举人,明初曾任广东肇庆太守,事迹无考。

吴鹄

吴鹄,字斗文,清嘉庆前后邗江人。生卒年不详。生平履历不详。

乌玛斯伐蒂

乌玛斯伐蒂，印度耆那教学者。耆那教天衣派认为生活于公元135—219年;白衣派认为生活于公元8、9世纪;现学术界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5世纪。生于北印度尼耶戈罗迭伽。父名斯伐蒂,母名伐特希(一说名乌玛)。十多岁时加入耆那教僧团,四十余岁成为大教长,后领导教团达四十年,八十四岁逝世。据传有五百部著作,现仅存五部,其中以《谛义证得经》最为重要,为天衣、白衣两派共同承认的经典,被视为耆那教正统思想的权威著作。该经着重论述了耆那教的基本理论:命、非命、漏、缚、遮、灭、解脱等七谛。主张二元论,认为世界万物均由命(精神)与非命(物质)两大元素构成。命分两种:一种不受物质的束缚,已经得到解脱;一种受物质的束缚,遍存于各种动、植物乃至地、水、火、风等四大中,在三界中轮回不已。非命也分两种:一种是有定形的,由永恒而不可分割的极微与极微的复合体组成,由于极微与极微的复合体具有种种性状,从而组成纷繁的现实世界;另一种是不定形的,包括时间、空间、法(运动的条件)、非法(静止的条件),它们是命及有定形非命的活动条件与依据。该经认为“业”是一种特殊的、细微不可见的物质(非命)。它可以漏泄于潜藏在人肉体中的“命”上,这种作用称为“漏”。由于业有各种不同的种类,故漏泄在命上的业不但可以束缚命,并可决定该人的穷通寿天与生死轮回,这种作用称为“缚”。因此,为了得到“解脱”,首先必须防止业进一步漏泄到命上,这称为“遮”;其次还必须把已漏泄到命上、束缚着命的业清除掉,这称为“灭”。为了做到遮与灭,该经要求信徒必须具足正见、正知、正行等三宝,即必须坚定对耆那教教义的信仰,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此外,还要求必须遵守戒律、从事苦行、禁欲等各种修持,认为由此可以让命摆脱受物质束缚的状态,抵达不受物质束缚的解脱境地。经中并认为人的知识从其来源看可分作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两种。直接知识是已经摆脱了业的束缚的人不凭借任何媒介便可直接得到的知识,它主要指神秘主义的他心通及宗教的最高智慧——完全智。间接知识是指尚受业束缚的人通过某种媒介才得到的知识,即人们通过感官、通过师承等得到的知识。经中认为直接知识比间接知识更真实可靠,反映了在认识论方面的反理性主义倾向。其他作品有《论崇拜》、《抑制情欲》、《教义总集》等。

吴若准

吴若准，字子莱，号次平，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授户部河南司员外郎，升江南道监察御史。历任江西学政、太仆寺卿。其先世为钱塘（今杭州）人，高祖礼部主事吴之锜迁平湖。曾祖父嗣爵登雍正八年(1730)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祖父吴璥，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父元凯，字杜卿，生母亡故后，事继母以孝，嘉庆二十五年（1820）旌表“孝子”。

吴若准担任江南道御史、礼科给事中期间，体察民情，不畏强御，敢于直言。由于他上疏的奏折大多事实确凿、观点鲜明且切实可行，所以不少得到了皇帝的采纳。清咸丰年间邑人朱壬林所编《当湖文系初编》中收有吴若准《请查办州县信任漕胥滋事疏》《请饬议经费疏》。

《请饬议经费疏》上奏于清咸丰年间，当时清廷内忧（太平军起义）外患（鸦片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国库日空。针对这一情况，吴若准提出统筹经费收支的建议，认为：“穷变则通，事豫则立，与其支绌于临时，孰若绸缪于未雨。”“仰祈皇下饬下部臣速行筹及，或令廷臣会议，将现在每年出入定数若干，傥再加工饷格外需用若干，详细综核，并检查乾隆年间册档，核其进出多寡之数，比较盈虚，其无损于民、无害于事者，何源可开，何流可节，一一各抒所见，悉心讲求。”“如浮费所增，即为数纤微，亦从裁省。并谕知直省督抚同藩司，各就地方情形，逐事察看斟酌，自然之利可兴者则兴，无益之用可汰者则汰，一并妥议条款奏闻，以备采择。”

清《咸丰朝实录》中收有多条吴若准的奏折。或荐贤才，如《实录十四》中载：“兹据给事中吴若准奏。浙江省州县中，如段光清之循声卓著、素洽舆情，杨裕深之才具、开展明练，皆系出色之员。”或革积弊，如《实录四十一》中载：“御史吴若准奏请严禁差役积弊一摺。各省州县设有胥役，原为办公差遣之用。而蠹役即因之舞弊，假公济私，大为民害。如该御史所称，假催科为名，扰及保甲。复假办差为名，科敛钱文。至缉捕不力，豢盗分赃。及遇地方失事，诬扳良民，任意需索。似此种种积弊，若不严行申禁，何以靖闾阎而肃吏治。著各直省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查察。傥有前项各弊，立即严行惩办。如州县袒庇故纵，著即从严参处。”或弹劾地方官员隐匿实情，如《实录十》中载：“前据御史吴若准奏，江苏青浦县因征收钱粮，乡民聚众，将署知县余龙光咬伤耳鼻。旋调兵千余，前赴该县，与乡民对垒。首犯尚未拿获。该抚隐匿不奏，意存消弭等情。当交何桂清确查。是否该县余龙光贪酷激变，抑或刁民暋不畏法，并该抚有无回护之处，据实具奏。”

道光二十九年（1849），娄县（今上海松江）发生了一起震动省内外的“仓城血案”。娄县知县陈嘉勋因征收棉税，信用已退休的漕总赵静甫（后捐纳县丞，分发安徽，改名赵载昌，后又捏名赵涌），勒价征收，致使乡民不服。而县令任听喝打，造成乡民近百人毙命。血案发生时，松江知府也在城中，竟然不采取措施，形同木偶。后该官员等禀称“止以乡民图免钱粮，不服开导，恃众逞凶”为词，意图含混，避重就轻。时任江南监察御史的吴若准察知此事后，立即上奏《请查办州县信任漕胥滋事疏》，在奏折中他详述事件经过，并对闹事的百姓表示同情，“江苏娄邑七宝地方，其乡种木棉，向完白银每两需三洋，后递加至三洋五角。若照近日洋价核计，数已有五千二百五十文之多。上年木棉被灾，收成不及四成。详请之荒，俱系漕胥私卖公荒之地，仍丝毫未免，而其白银每两欲加至四洋。时因荒歉，大半无力完纳。”而漕胥上门催逼，激起民愤，到县衙论理。而赵静甫雇用仓内挑夫三百名，每名给钱二百文，手持扁担一根。时正值大雨，百姓在泥水中跪求。而赵静甫命令挑夫殴打请愿之百姓，当即打死在大堂上者就有17人。百姓无奈逃出衙门，打手在后面追殴，致死者近百人。吴若准最后写道：“如此荼毒民命，亟须彻底根究。应请饬交确查严办，务期水落石出，庶足以惩凶暴而重民生，为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圣鉴。”后来赵静甫匿于家中,终以恶疮溃烂而死。

吴若准平生学问淹博，尽管一生著述不多，但对《洛阳伽蓝记》一书研究颇深。其所著《洛阳伽蓝记集证》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洛阳伽蓝记》为北朝杨炫之所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掌故类笔记，成书于东魏武定五年（547）。该书与郦道元《水经注》一起，被认为是北朝文学的双璧；又与《水经注》《齐民要术》合称北魏三大奇书。以记述佛教伽蓝（寺宇）分布及其变迁为主线，“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吴若准跋）。在撰述中，杨衔之采用自注的方法处理材料，使作者的观点表达更为完整和清晰。对于《洛阳伽蓝记》自注，很长时期被人忽视，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时，总纂修纪昀认为该书本来“体例绝为明晰”，“可与郦道元的《水经注》肩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0，《地理类?古迹之属》），但不知何时将自注失落了。后清代考据家顾广圻（字千里）根据《史通?补注》提供的线索，“知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思适斋集》卷14）他原打算将注文与正文区分开来，可惜未能完成，并将此任托付给学者朱紫贵。但朱“从事经年，悉心推究，中间辍业，未有所成。”（《洛阳伽蓝记集证?朱紫贵序》）于是将顾广圻的观点又传给他的外甥吴若准。吴若准时正在研治《洛阳伽蓝记》一书，经此点拨，茅塞顿开，于道光十三年（1833）完成《洛阳伽蓝记集证》一书，将正文与自注区分开来，恢复了该书的原貌。他在自序中十分谦虚：“昔刘知几言炫之此记，定彼榛枯，列为子注，后人合并，不可复辨。暇日流览，意存复古，忘其浅陋，重为分析，古本既无由见，未必一如旧观，而纲目粗具。读是书者，或有取乎？”而朱紫贵则称“有功于古人匪浅也。”（同上）

《集证》一书刊行后，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时人李宗昉说：“至于标明子目，条列图引，体例所在。如秩如，实杨衔之之功臣，而刘知几之畏友也”（《闻妙香室文集》卷8），认为《集证》讨源振叶，厘定纲目，可释群疑。光绪二十九年（1903）李宝恂评价更高，“《洛阳伽蓝记》无好本，惟道光甲午吴氏若准刻本最善。”（说剑斋重刻《洛阳伽蓝记集证》跋）1937年，学者周延年研读《集证》之后认为：“要以清代钱塘吴若准所刊，章段分明，有荜路蓝缕之功。”（周延年《洛阳伽蓝记注本》跋）同时，此书也引起了非议。图书出版家张元济曾指出：“然仍有人议其不免混淆，未尽尘障。”（张宗祥：《洛阳伽监记合校》序，商务印书馆1930年合印本）咸丰年间，唐晏继吴若准之后，对该书重新进行认真梳理，完成《洛阳伽蓝记钩沉》一书。

从纪昀、顾广圻提出问题到吴若准、唐晏的力行，都需要非同凡响的见识和勇气。他们护惜古代著作，努力恢复其本来面目。尽管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洛阳伽蓝记》的编次准则、文章风格，领悟作者的别出心裁，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吴士连

吴士连，越南后黎朝(1428—1789)初年的史学家、儒学家。官至礼部右侍郎朝列大夫,国子监司业,兼史官修撰。尊崇孔子、朱熹等儒学家。认为“前圣之道,非孔子无以明,后圣之生,非孔子无以法。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认为朱子“承汉唐诸儒笺疏六经之后”,“其说也详,其旨也远,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为后学之矜式者也”(《大越史记全书·顺宗皇帝》)。所作史书《大越史记全书》,以儒家思想为准则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使该书成为一部渗透儒家思想的史学著作。

章德县祝里村人，属今河内直辖市彰美县（越南语：Chương Mỹ Huyện ）祝山乡，生卒年月无从查考。据《大越历朝登科录》（越南语：Đại Việt lịch triều đăng khoa lục ）记载，他活了九十八岁，曾参加过蓝山起义(越南语：Lam Sơn Khởi nghĩa 1418一1427年)，在黎太宗时代(1433一1442年)的壬戌大宝三年中进士。公元1459年，后黎仁宗被黎宜民所弑，吴士连对黎宜民加以拥护，获升为都御史。后黎圣宗取得帝位后，吴士连被贬。在此期间，吴士连博览群书。到公元1471年（洪德二年），获重新起用，担任礼部右侍郎、朝列大夫、国子监司业、史官等官职。与潘孚先同在文化和教育两个专门机构，即国子监和国史院中工作。

王褒

王褒(513—576)，西汉文学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时,应益州刺史王襄之使,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以宣风化;征至京师待诏,为宣帝作《圣主得贤臣颂》,擢为谏大夫。总结秦亡教训在于“灭《诗》、《书》,坏礼乐”,“处位而任政者,皆短于仁义,长于酷虐”,主张为政以进仁举贤为要(《全汉文·四子讲德论》)。认为君臣一体,明主贤臣缺一不可以治天下,“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盖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有君而无臣,《春秋》刺焉”(同上)。强调贤臣的作用,“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认为“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另一方面又强调君主求贤、知贤的重要,“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不遇明主,则“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饭牛”,故“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汉书·王褒传》卷六十四下)。反对求仙问道的迷信思想,认为 “遵游自然之势,恬淡无为之场,休征自至,寿考无疆,雍容垂拱,永永万年,何必偃卬诎信若彭祖,呴嘘吸呼如侨、松,眇然绝俗离世哉”(同上)。对当时奴隶遭受严酷待遇的处境亦有所揭示。在文学思想上,认为音乐歌赋有感化人民、移风易俗的作用,“夫乐者,感人密深而风移俗易”,强调其目的在于宣化君主之功德,“所以咏歌之者,美其君术明而臣道德也。君者中心,臣者外体。外体作,然后知心之好恶;臣下动,然后知君之节趋。好恶不形,则是非不分;节趋不立,则功名不宣”(《全汉文·四子讲德论》)。同时认为歌诗咏赋须中和感发而作,不可不宣善德,亦不可虚称滥誉,否则将致使王道伤败,“夫世衰道微,伪臣虚称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伤乎王道”,强调此乃“臣子于君父之常义”(同上)。善长辞赋,有《洞箫赋》等。原有集五卷,散佚。明人张溥辑有《王谏议集》一卷,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万天懿

万天懿，元魏译经居士。云中人，本姓拓跋。又称万俟氏，单称万氏。世居洛阳，故又为河南人。少曾出家，师事婆罗门。聪慧有志力，善梵书梵语，兼工咒术。迨入齐世，奉敕参与耶舍三藏译经。北齐河清年间（562～564），曾于邺都译出尊胜菩萨所问经一部。其余事迹及生卒年等不详。［历代三宝纪卷九、开元释教录卷七］

惟谨

惟谨，唐代僧。住慧日寺，文宗太和八年（834），从青龙寺东塔院法润阿阇梨受密教胎藏法。撰有大随求即得大陀罗尼明王忏悔法一卷、大毗卢遮那经阿阇梨真实智品中阿阇梨住阿字观门一卷，署名净影寺比绮院五部持念僧惟谨。［广大仪轨跋文、大日经传法次第记］

王起隆

王起隆，字季延，号止庵。秀水（今嘉兴）人。诸生。明末清初人，与陈继儒（眉公）、钱谦益等当时名流大德往还。有稿未刻，惟甲申后咏史诗一百五十首传于时。

悟开

悟开（？～1830）清代净土宗僧。苏州木渎人，俗姓张。字豁然，号水云道人。幼通经史之学，淡泊功名。家贫，遂弃儒从商。一日行商途中遇一僧度化，终归三宝，礼祥峰文公，更拜高旻如鉴和尚禀具足戒，参究有年，演法于荆南之显亲寺，后退隐于灵岩宝藏庵，自行化他，精进念佛，提撕后进。道光十年九月二十日示寂，年寿不详。著有净业知津、净业初学须知、念佛警策、十六观古道情等各一卷。［净土圣贤续录］

吴赞诚

吴赞诚（1823年—1884年），字存甫，号春帆，安徽省庐江县城关镇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咸丰元年（1851）以拔贡朝考知县分发广东，始令水安。以后，补德庆州、顺德、虎门同知，因镇压太平军升暑惠潮嘉道。同治（1862年）调天津制造局，补天津道，擢顺天府尹。光绪二年（1876年）任福建船政大臣，光绪四年（1878年）以光禄寺卿署福建巡抚兼理船政和台湾海防。他亲临台湾组织农耕、修路、设防，改善土著 生活；曾取道恒春，过红土嵌山，攀悬崖，越大溪，忍饥渴，径行三百里达卑南，恩泽和感化土著人；带病率部过瘴区越湿地，平定土著人叛乱；深入各地察民情，办防务，密切海岛与大陆的关系。光绪五年因病辞船政事务、巡抚开缺。光绪六年督办天津水师学堂。赞诚精通经史数理，思虑精密，办事坚韧耐劳，常自说：“天赋人以精神，原期有用，吾自分无安闲之福，苟有济于世，虽劳瘁奚辞。”他在赴台期间，积劳成疾，即患中风，回归后卧病三年，于光绪十年（1884）五月廿四日病逝。

物初大观

物初大观（1201～1268）宋代临济宗僧。浙江鄞县人，俗姓陆。号物初。为大慧宗杲之法孙，嗣北涧居简之法。南宋淳祐元年（1241）晋住浙江法相禅院，举扬禅法，其后转住象田兴教禅院、智门禅寺、教忠报国禅寺。景定四年（1263），住持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及六处道场，弘扬大慧下之临济禅，接化四方缁素。咸淳三年（1267）觉心居士再刊古尊宿语录、师为记总序。门人德溥编有物初和尚语录一卷，又集其诗文为物初剩语二十五卷。咸淳四年示寂，世寿六十八。［育王山志卷八、续传灯录卷三十五、五灯严统卷二十二］

无明慧性

无明慧性（1162—1237），禅宗临济宗杨岐派九世传人。号无明。俗姓李，达州巴渠（今四川宣汉东北）人。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祝发，束包南游。首谒佛照光，又造松源崇岳座下。出世蕲州资福寺，越两年，迁智度寺。后历住南康军庐山归宗能仁、开先华藏、栖贤宝觉、平江府阳山尊相、寿宁万岁等寺。有《无明慧性禅师语录》，收入《续藏经》。事见《语录》及所附颜汝勳撰《塔铭》。

汪启淑

汪启淑(1728—1799),字慎议,号秀峰,又号讱庵,自号印癖先生。安徽歙县人,久居杭州。官兵部郎中。嗜古有奇癖。好藏书,家有“开万楼”,藏书数千种。又有“飞鸿堂”,集蓄秦、汉迄宋、元及明、清印章数万钮。工诗,擅六书,爱考据,能篆刻。生平好交治印名手。编著甚多,辑各类印谱之数堪称前无古人。有《焠堂集》、《水曹清暇录》、《小粉场杂识》、《飞鸿堂印人传》、《飞鸿堂印谱》、《汉铜印丛》、《锦囊印林》、《秋室印焠》、《讱庵集古印存》、《临学山堂印谱》、《飞鸿堂秦汉印存》、《退斋印类》、《汉铜印原》、《袖珍印赏》、《静乐居印娱》、《秋室印剩》、《悔堂印外》、《安拙窝寄》、《归去来辞印谱》、《戒谣歌印谱》、《阴骘文印谱》、《黄杨印谱》、《听泉精舍印谱》、《居易庵印谱》、《印忆》、《印勺》、《西干十景印谱》等。

汪启淑自称“印癖先生”。他一生大量收藏汉魏晋唐乃至宋元明各代印章。大凡金、银、玉石、玛瑙、珊瑚、水晶、青蜜、蜡金、青田、昌化、铜瓷、象牙、黄杨、檀香、竹根等各种印章，一见辄收，多至数万枚。他还不惜破费钱财，刊刻《庵集古印存》24卷、《飞鸿堂印谱》4卷。一日，这位汪先生到好友钱泳的家中作客，忽然发现钱泳的案头有一枚铜印，上面刻有“杨恽”二字。汪启淑爱不释手，伸手向朋友索要。印章也是钱泳的心爱之物，钱婉言拒绝了。汪启淑为得到这枚小印，竟在钱泳脚下长跪不起。钱泳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只得将这枚铜印赠予汪启淑。

无见先睹

无见先睹（1265-1334），今浙江仙居人，俗姓叶，字无见。天资聪颖，好读书，过目不忘。二十（1285）出家，由杭州净慈寺僧人古田垕剃度，师承净慈寺方山文宝禅师。居天台山华顶峰高庵善悟（1074-1133，中国临济宗杨岐派高僧）修禅故址，时称‘高庵再来，钻研佛法，四十年（1294-1334）不下华顶。元统二年（1334）五月二日示寂，世寿七十，迁化火浴，凝舍利，成五彩，敕谥“真觉”。留有《无见先睹禅师语录》二卷行世。无见先睹一生致力于参悟佛法，对其生平，明代佛教史学家释明河（1588-1640）所著的《补续高僧传》，明末临济宗僧超永（生卒年不详）所著的《五灯全书》，明代无尽传灯（1554-1628）所著《天台山方外志》等古籍都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无明慧经

无明慧经（1548～1618）明代曹洞宗僧。抚州崇仁（江西崇仁）人，俗姓裴。字无明。夙有出家之志，至廪山从蕴空常忠（1514～1588）修法三年，得省后，隐遁于峨峰三年，一日，因移石，石坚不可举，极力推之，乃豁然大悟，偈呈常忠，甚得器识。然以体躯衰弱，耕作诵读，二十七岁始出家受具足戒，尔后二十四年未出峨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应乡邑之请住持宝方寺，自事作务，经数年殿宇一新。后南游参访云栖袾宏，又礼谒嵩山少林寺初祖达磨之塔，往京师拜谒达观，入五台山参礼瑞峰。回宝方寺后，以博山元来为首座开堂说法，大弘曹洞宗风，参道者颇多。万历三十六年，应请移至新城寿昌寺，仍不废劳务，常以偈颂法语应答参禅者。四十六年正月示寂，世寿七十一。法嗣有博山元来、晦台元镜、见如元谧、永觉元贤等。其中元贤编有无明慧经禅师语录四卷，并撰行业记。憨山德清撰有塔铭。［禅余外集卷二十四、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三、五灯严统卷十六、高僧摘要卷二、补续高僧传卷十六、禅林僧宝传卷十四］

吴山净端

吴山净端(1032—1103)，字明表，北宋高僧。俗姓丘，本贯湖州归安。受业吴山解空院，得法于临安龙华院齐岳禅师。一参宗匠，顿悟全机，解不存玄，见量颖脱。三千法席，众少投机，退隐本山。净端禅师言咏玄妙，于里中石壁间遗留诗颂颇多，皆如寒山拾得之流。

净端禅师道行深远，为世人所敬重。名相王安石通道德之学，出言为经，局贯九流，尤味禅悦，常见师偈颂，称之曰：“有本者如是尔。”吕惠卿留意内典，多所论著，天下缁衲鲜获印可，尝道过吴山，停舟相访，一语相契，谪居宣城，屡书招延，馆之数月。章惇神锋高峻，一世龙门，疏请传法灵山坟寺，奏赐命服，曲留累年。师与诸公谈道之际，不可少屈，飘如浮云，去来唯己，未尝肯以名位惜词色也。以三公之尊，重师如此，则其道行不言可信，而其高风遗韵流通后世为不诬矣。

净端禅师晚年自号安闲和尚，自置二陶器曰：“死则此埋之。”素无病恼，宋徽宗崇宁癸未十二月五日，忽谓寺众曰：“吾缘今日谢矣！”索浴书偈辞众，歌渔父词数声，一笑而化，即以陶器瘗于归云庵下。世寿七十四，僧腊四十九。师有《吴山净端禅师语录》传世，全书二卷，乃系师皎重编，明万历二十年（1592）刊行，又名《湖州吴山端禅师语录》，主要辑录净端住长兴寿圣寺、西余大觉寺、灵山孝感院诸上堂语及丰年词、打睡说、山居诗、十二时歌、渔父诗、赞净土等。

王子成

王子成，字庆之，自号极乐居士。金代人，生卒年不详。著有《礼念弥陀道场忏法》。赵秉文赞“未曾有也”。“极乐居士，是汝导师。当知此忏，诸资粮具”李纯甫认为“乃学佛之捷径”。明成化四年(1468)秋，宪宗皇帝为其父之丧，尝印《弥陀忏法》安于殡侧。近人顾净缘这样评价：“网落群籍，蔚为巨制，文义整瞻，靡所不包，千百年来，西方之教，至此又一集其大成焉。”此书也流传至高丽、日本。

吴克潜

吴克潜（1898－1991）浙江海宁人，幼承家学博览群书，27岁到上海行医并创办《医药新闻》报任主编。后应中国医学院之聘任教授兼教务长31岁任中华全国医药联合会执行委员兼学术委员。建国后历任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江苏省中医学会理事、顾问等职。擅长中医内、儿科主要著作有《吴氏儿科》、《古今医方集成》、《病源辞典》、《药性辞典》、《医药精华集》、《诊断学》、《吴克潜医案医话集》等桃李满天下，被载入中国医学史。

无幻性冲

无幻性冲，明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俗姓张,字古湛,号无幻。年四十二弃家为僧,师从无趣禅师,于径山为集《无趣语录》。后于吴江车溪庵开法二十余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受径山祖庭请,后以病返车溪。卒后葬于径山。著有《无幻禅师语录》。

惟净

惟净，北宋译经三藏。金陵（江苏江宁县南）人，俗姓李，南唐后主（李后主）李煜之甥。生卒年不详。七岁出家，十一岁诵法华经。太平兴国八年（983），朝廷为续译经之业，选拔五十名童子，师入选，专研梵章及梵经义理。岁余受度为僧，通达瑜伽秘密教、梵字本母、天竺音义、真言秘印，深究维摩、般若心经、因明论之精要。后任梵学笔受，赐紫衣及‘光梵大师’之号。大中祥符二年（1009）赐朝散大夫试光禄卿，遂专事译经，并于次年至天禧二年（1018），与施护、法护共译经十九部七十六卷；天禧三年至景祐四年（1037）与法护合译八部九十六卷。天圣三年（1025）与夏竦等撰新译经音义七十卷，五年（1027）与惠方等编天圣释教总录三卷。景祐二年（1035）与法护等共撰景祐天竺字源七卷。据传，于庆历三年（1043）曾奏请废止译经职，后不知所终。依成寻之参天台山记卷四熙宁五年十月条，可推知熙宁五年以前示寂，追谥为‘明教三藏’。［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卷四十四、卷四十五、宋会要稿卷二○○、释门正统卷四、补续高僧传卷一、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一］

王古

王古，宋代开封人。字敏仲。宋徽宗时为礼部侍郎，崇尚新法，唯与宰相蔡京不合，遂出知成都府，后复被贬为别驾。其居京师时，多与禅门耆宿道交。及游江西，复与黄龙、翠岩、晦堂、杨岐等诸师缔交，深契禅旨。其后又与杨杰共悟净土法门之胜义，博考诸经，遂撰往生净土传、直指净土决疑集各三卷，高倡禅净一致之旨。既离都，终日修观念佛，精进不息，遥追庐山高士之遗风。临终，不觉苦痛，满室生光明，端坐而逝，年寿不详。［见佛祖统纪二十八，庐山莲宗宝鉴四，元祐党人传卷四、宋元学案卷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