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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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讲义及杂稿
《作者：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义及杂稿》是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讲演录、讲义及部分涉及魏晋时期历史的研究性杂稿，是一部系统的断代史之作。 《魏晋南北朝史讲义及杂稿》覆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问题、新发现：如民族以文化分而不是以血统分，陈朝是南方蛮族创立的朝代，东汉、孙吴和西晋的统治者属于同一个阶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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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考异[标点本]](/d/file/books/d91dd29f7e82193a2efb70be01c11940.jpg)
资治通鉴考异[标点本]
《作者：司马光》三十卷。宋司马光撰。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编辑《资治通鉴》时,使用了大量的古籍材料,一件事情往往有三四种不同的记载,传闻不实或记载不同的材料很多,哪些为真,哪些为伪,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颇费斟酌。所以,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对同一件史事的不同记载,进行详细的考证辨异,将经过考异辨误的可信的材料,用于《资治通鉴》一书中。随着《资治通鉴》的编成,对其所用材料的考异辨误也积蓄其多,于是,司马光将这些考异辨正按照《资治通鉴》一书的体例和内容顺序编成《资治通鉴考异》一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和《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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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纪事本末[标点本]](/d/file/books/f6c9c0961278a1047a0cf4d9dc34eb9f.jpg)
通鉴纪事本末[标点本]
《作者：袁枢》南宋袁框撰。42卷。纪事本末体通史。袁框喜诵《资治通鉴》。因苦其浩博,乃取材《通鉴》,汇列专题,总括为239事,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每事按照年代顺序,抄录成篇,起讫了然,颇便阅读。 每卷多分上下,合子卷共为82卷。计战国及秦3目,两汉43目,魏晋62目,南北朝43目,隋唐65目,五代23目。此书约于乾道年间编成,为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弥补了编年体支离及纪传 体重复之病。宋淳熙元年(1174年),杨万里曾为之作序。淳熙三年(1176年),初刊于严州郡学,为小字本。宋宝佑五年(1257年),于湖州重刻大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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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校注[标点本]](/d/file/books/c0d31d45f765124c5b87a5cb3eba39af.jpg)
战国策校注[标点本]
《作者：吴师道》 又称《战国策鲍注补正》。训诂著作。元吴师道著。10卷。吴氏认为鲍彪虽然纠正了一些高诱的伪漏,但并不尽善。便用姚宏续注与彪注参校,又杂引各书加以考正;其篇第注文,仍按鲍氏原貌,只在各条下面用“补曰”、“正曰”加以增补、订正;书前列出刘向、曾巩所校33篇486章的次序,以存古本原貌。吴氏在《自序》中举出鲍注的大纰缪共19条,评论都很精到;书中随文驳正的,也很有条理。这是《战国策》的最佳注本。有《四库备要》本。
![清波杂志[标点本]](/d/file/books/d4db54ac8afc250aefa958ed18dd6570.jpg)
![元史[四库本]](/d/file/books/16cd05c73eb0a5a228e6a14731264c8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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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火丹诀
中孚子按语：按《金火丹诀》题西凉致一子许信良著，乃同类阴阳法门之彼家丹法一脉。民国年间潇湘渔父常遵先为之校正，尚多缺字，以方圈代之。先师知非子得此抄本，皆为之补齐。此抄本转至余手，又依师传彼家法诀反复推敲，并参照所得坊间印本，校其疏漏，为之写定。常遵先校辞昧于南派同类阴阳龙虎丹法之传，虽未为允当，为存原貌，一仍其旧。又正宗彼家全诀必以清净入手，非常氏所云“含北派法”也。《金火丹诀》循《悟真篇》之家法而偏重“彼家”，可与崔公《入药镜》、吕祖《鼎器歌》、《真经歌》、《指玄篇》等同参，其功法不离“清净头，彼家尾”之大旨，应许为彼家丹法正宗功夫。今世传彼家丹法滥竽充数者甚伙，而得真诀者罕见。此派功夫历代相传，师法甚严，余为防同类阴阳之彼家丹法泯没，故发无缘大悲心将《金火丹诀》重加校正公诸于世，使世间知有双修法之真传，且更开示彼家丹法之诗诀云：“晦朔之间窥生机，月中探取真消息。欲得骊龙颔下珠，须借人间上天梯。”
风雅翼
古诗选本。十四卷。元刘履编纂。刘履字坦之,上虞(今属浙江)人,入明不仕,自号草泽闲民。洪武十六年(1383),诏求天下博学之士,浙江布政使强起至京师,授官,以老病辞。此书前八卷为“选诗”补注,取《文选》中诗加以删补训释,注释大多取于唐“五臣”旧注而断以己意。次为“选诗补遗”二卷,取散见于传记、诸子以及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的古歌谣词四十二首,以补《文选》选诗之缺。最后为“选诗续编”四卷,取唐宋以来诗词一百五十九首为《文选》嗣音。对于所选诗歌仿朱熹《诗集传》之体例详加笺注、串释、评论,为初学者提供了方便。刘氏论文受道学家影响很深,主理不主文,其取舍标准多从宋道学家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故多迂腐之见。如对杜甫“三吏”、“三别”作了这样的批评:“‘三吏’、‘三别’似出一时之笔,若此篇(指《垂老别》)‘牙齿存’、‘骨髓干’两语,也同‘眼枯见骨’,同一鄙俚。借此建安乐府中容或有之,终非雅韵,特以全篇可取者多,故存之。大抵此数篇用意太迫切,而乏简远之度。然其情周至,诵之终篇不厌,譬若《书》典谟之后,而有殷盘、周诰。盖至此时风气变移既久,而且不能不如此耳。”可见他虽也主张文艺作品可以批评现实,但反对态度激烈、用词尖刻。在风格上,刘氏偏爱雍容不迫、进退有度之作品,对朱熹诗歌赞扬备至,言其:“至义理精微处,则皆本于‘六经’、‘四书’者,又岂他人所能窥测哉!”从这些地方都可见编选者的“头巾气”、“道学气”。总的说来,此选本比较重视诗歌的社会内容,择选较精,故明初《沧海遗珍》的编选者沐昂说:“近代选古惟刘履……几无遗憾,则识有过人者矣。”(《沧海遗珍序》)此书在明代刊刻多次,初刻已不得见,但弘治、嘉靖刊本皆有流传,日本文政三年(1820)亦有刊本,可见明清两代流传之广。常见者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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